服装店里很冷清，陈道生乡下的表弟何桂泉走进服装店的时候，于文英正在阅读一份过期的报纸，报纸上生意兴隆改革的形势一片大好，见有人进来，于文英起身招呼，她热情过分地指着货架上的衣服介绍说，“这款米灰色夹克挺适合你的，刚从苏州国营厂进的，都是真货，假一罚十！”何桂泉放下手中的一只疲惫的红冠公鸡，又将肩上的一个装化肥的口袋垛到收银台上，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我找陈道生。”
陈道生收到了于文英打来的传呼赶到店里，表弟何桂泉先是拎起公鸡，又将半口袋田里刚收下的豇豆和花生递到陈道生手里，两人点了烟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今年的收成，何桂泉就直接切入主题，他这次来是想要回去年服装店开业借给陈道生的一千二百块钱。“实在不好意思，我被那个臭婊子讹了。”何桂泉不安地搓着一双粗糙的手，目光很游离，他说自己跟镇上的一个美容院的女人好上了，打光棍三十六年了，能有个女人跟自己嘘寒问暖，就一心想跟她过后半辈子，可那位脸上长有雀斑的女人前些天突然告诉何桂泉自己怀孕了，要他给两千块钱打胎，不然就告他强奸罪，何桂泉实在想不通一个那么温柔妩媚的女人一眨眼就翻脸不认人了。说到这里，何桂泉将烟头狠狠踩在脚下，用球鞋的底踩了个稀烂，仿佛踩烂的是女人的脑袋，“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真该把天下的婊子通通枪毙掉！”陈道生听着这些话就像自己被枪毙了一样，肝脑涂地，天崩地裂，他情绪很烦躁地说，“你不勾引人家，人家怎么会向你狮子大开口？你别说这些了，钱我马上就给你！”于文英从柜台里抽屉里搜索了半天只摸出了三百多块钱，陈道生这次主动地对于文英说，“小于，你再借点钱给我，让我表弟赶紧回去吧！”陈道生让何桂泉跟于文英去拿钱，自已留在了店里。走出店门后，何桂泉又折回头对陈道生说了一句，“表哥，我也劝你一句，炸药能碰，臭婊子不能碰！”
陈道生站在店铺的衣服之间，像被人抽了一耳光，脸都青了。外面的阳光很好。
也许真的应验了“天无绝人之路”，表弟何桂泉要钱的这天下午，“道生服装店”的生意居然出奇地好，市肉联厂老干部科两位衣衫整齐的中年人一口气要买二十八件“竹青牌”秋装夹克衫，陈道生像受了意外打击一样不敢相信，“二十八件？你们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他竖起那双夸张的小耳朵等待着错误答案，可那位衣衫整齐牙齿不太整齐的中年人说，“没错，是二十八件。”中年人稀松的牙齿间吐出的却是非常严谨的文字，他说秋风一起，离休老厂长以渡过江扛过枪的资历建议老干部科必须在道生服装店买“竹青牌”夹克衫作为“重阳节”离退休干部的福利，此举一出，得到了全体离退休干部的一致拥护，他们认为全市简直买不到一件真货，四里河服装一条街等于就是伪劣服装的集散地，部分离退休干部像小偷踩点一样跑遍了全市才摸清了只有道生服装店的衣服质优价廉，在国有企业度日如年的岁月里，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来说，添置一件衣服就如同树立一种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应该要能与他们相守一生。他们说只要质量，不要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于文英弯下腰在柜台下面翻夹克，陈道生激动得在店里盲目地乱转，店里只进了十五件，快半个月了，一件都没卖出去，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大笔买卖，陈道生颇有点把“丫环当小姐嫁出去”的光荣。肉联厂老干部科的两位中年人丢下了二十八件衣服的货款一千九百四十二块钱，说，“越快越好，老干部得罪不起！”陈道生收了钱说明天立即向上海调货，三天后送到厂里。
这天下午的生意让陈道生净赚了二百六十块钱利润，都快够付一个月房租了，这让陈道生对服装店的未来迅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象，他甚至想到了排队买夹克情景，想到了于文英反复数钞票的姿势，可他没想到国有企业越来越少，没想到为老干部买服装当福利的好事也注定了与日俱减。
晚上七点多钟，店铺打烊了，陈道生怀揣着飞来横财的良好心情回到76号大院，一进院门，气氛不大对头，院子里昏暗的灯光下攒动着许多脑袋，错综复杂的声音像从一个坏了的音箱里发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但他还是准确地听到了老婆钱家珍嚷着，“你妈才是婊子，你才是婊子养的！”脑袋一阵骚动，接着就听到了有塑料盆和痰盂被踢翻的声音，陈道生走上前的时候，洪阿宝已经死死攥住了钱家珍的手腕，钱家珍的手里举着一把菜刀。
钱家珍见陈道生挤了进来，立即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她抱着陈道生腿，哭得喘不过气来，“人家爬在我头上撒尿拉屎，你死哪儿去了？”
吴奶奶指着站在一边发愣的胡连河老婆韦秀兰数落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说话要有分寸，长牙不是为了嚼舌根的。”
韦秀兰说钱家珍是婊子养的。
在菜市口杀猪的胡连河见陈道生气得浑身发抖，脸上的肌肉机械地抽搐着，就抬手给了老婆韦秀兰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这个烂舌根的贱女人，以后再敢乱说我非打断你腿。”韦秀兰捂着脸哭了起来，胡连河对陈道生说，“道生，我家女人不是人，你多包涵一些！”边说边将韦秀兰拎小鸡一样地拎回自己的屋里。
大家都劝陈道生不要往心里去，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王奎还说了一句比较有水平的话，你跟韦秀兰计较就是拿她的愚蠢惩罚自己。
晚上院子里本来是很安静的，做了一天小买卖的下岗工人们都各自在家里就着花生米喝两杯火烧刀子酒或喝稀饭咽馍头，他们的身体像腌罗卜干一样软塌塌的，说闲话也就如同下酒菜一样提神，胡连河一身猪肉的腥味，但他的饭桌上没有半星猪肉，他要老婆韦秀兰将卖剩下的半爿猪肝炒了下酒，老婆不干，所以就着花生米和腌咸菜喝酒的胡连河这个晚上很烦躁，吃饭时韦秀兰说起了小莉被抓的事，两人就小莉是主动卖淫还是被引诱上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杀猪的胡连河嗓门大，韦秀兰据理力争，胡连河将酒杯狠狠地垛在黑乎乎的桌上，“你他妈的说小莉贱，这话传出去，一院子人都跟着背上黑锅，明明是那个狗日的孟老板坑了她嘛！”韦秀兰嚷着说，“小莉就是贱，她妈钱家珍就是婊子养的。”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的钱家珍一听了这话，一头撞开门冲进去，薅住韦秀兰枯燥的头发往院子里拽，这一拽就拽出了一院子的人。
钱家珍母亲是民国年间双河市“百乐门歌舞厅”的舞女，与职业妓女还是不太一样，但舞女在身份上仍属于风尘女子，要说有多么纯洁高贵，谁也不敢相信。舞女与妓女就像小偷和强盗，他们至少是邻居关系，所以一个小偷嘲笑一个强盗贪得无厌是很滑稽的。
钱家珍母亲本也是良家女子，为生活所迫走进了“百乐门”，后来给警察署的一个二级警督做小，生下了钱家珍，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包二奶的警督被人民政府拉到四里河的河滩上枪毙了，母亲也在两年后抑郁而死，钱家珍是被箍桶的外公养大的。钱家珍没见过父亲，对母亲的记忆也相当模糊，她与父母之间只剩下一些概念性的联系，成份也随外公定了个城市平民，尽管如此，母亲舞女的名声就像是一块烂疮结成的疤，剜也剜不掉，毕竟舞女是一个令祖宗八代也抬不起头来的难堪职业。小莉被抓，韦秀兰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还定性为婊子，很不厚道，而把小莉被抓又牵扯成是婊子一脉相承的基因遗传，这就有些恶毒了。钱家珍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从没做过风尘女子，她过于激烈的反应是必然的。钱家珍哭得很伤心，陈道生也气得脸色乌紫，尽管他们两口子嗑嗑碰碰打打闹闹这么多年，但在这件事上，陈道生还是坚定地站在老婆的立场上，并且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勇气，他给钱家珍倒了一碗糖水，说，“韦秀兰要是再敢这样说，我就告她诽谤罪！”钱家珍接过碗一口气喝下去，又抹了抹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你今天还像个男人的样子！”这话是表扬，但陈道生听起来很别扭，好像他从来就不是男人。
76号大院里的人是没有节假日的，他们最休闲的时光是在吃过晚饭后的一两个小时，喝得微熏的男人们会趿着鞋捧一缸子茶水串门，他们围坐在晕黄的灯光下抽着劣质香烟，将一天所见所闻汇集起来，相互发布信息，所有的信息经过他们穷困潦倒的心理过滤后，就会变成一种牢骚，比如说卖卤鸭的洪阿宝实在接受不了一个开小轿车的女人要吃鸭脖子，说什么鸭肉就像男人肥厚的屁股，不中看也不中用；蹬三轮的王奎横穿闹市区经常被交警逮住罚款扣车，他就买一包五块钱的“双鱼”香烟塞给交警，然后放车走人，他不说自己违规和贿赂，却说警察太黑了；修鞋补车胎的刘德贵说一个牵着一条卷毛狗的肥胖女人不要三天就来换一次鞋掌，皮包里掏出的全是一百一张的老人头，每次钉鞋掌还非要打二毛钱的折扣，那张涂得红红的嘴就像刚刚喝过人血。那时候陈道生总是不说话，等到大家发泄完了的时候，他会说一句，“人心不古，苍天有眼，谁都做不了圣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还是有的，屈原不就跳江了？”陈道生在76号大院里是最有文化的人，他读书的时候会背许多诗词和文言文，只是从来不说，说了也没意思，偶尔冒出一两句，听的人像听葡萄牙语一样稀里糊涂。茶喝淡了，烟抽麻木了，有人打起了哈欠，少数人还流下了口水，各自回家睡觉。一晚上的聊天就像憋急了一天的尿彻底尿光了一样轻松。
不过，今天晚上，没人再有心思闲聊，他们陆续钻进陈道生家里，除了不咸不淡地安慰几句钱家珍，说得最多的就是，“刘思昌什么时候把小莉救出来？”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下岗工人们，以前见过最有本事的人是车间主任和厂长，车间主任和厂长们在双河机械厂合资后也全都倒台了，如今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世上最有能耐的人就是从76号大院走出去的刘思昌。陈道生枯坐在尴尬而焦虑空气中，脚底抽筋，这种重复的关心与重复的打击是一样的，每个人在关心的时候，就等于把小莉那些见不得人的画面和细节重新想象和复习一遍，而那些画面及任何一个相关细节都足以让陈道生再去寻找那根上吊的绳子。陈道生不能流露出他内心被千刀万剐的血腥，就只好故作平静地说，“只有确定了小莉是被骗的，是无罪的，刘思昌才能救出来。”这样的话等于是掩饰，只要案子没宣判，陈道生就必须认定女儿无罪，这是一种虚弱而又顽固的意志，在坚持与动摇的分裂状态中，支撑着陈道生熬过一个个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大院里的男人都没把陈道生的话当真，他们说，“道生，你也不要扳死理，只要刘思昌能把爆竹弄湿了，弄假了，让它炸不响，小莉一回来，什么事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大伙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小莉有罪的默认，只不过是他们愿意宽恕罢了，这让陈道生有些把老鼠药当巧克力吃下去的痛苦。王奎蹬了一天三轮的鞋子很臭，他脱下一只来拿在手倒出里面的一粒沙子，臭气混合着烟草味钻进鼻子里，这让坐在他身边的刘德贵打了一个喷嚏，王奎套上前面开了口子的军用球鞋，对陈道生说，“小莉一放出来，你得给她找个事做做，摆个地摊也行，在市面上浪迟早要出事。”陈道生说，“我想让她去店里卖货。”刘德贵父亲刘四爷进来喊他回家，说孙子刘小贵尿床了，临走时，刘四爷对陈道生说，“我老了，耳朵也聋，问不了事，要是刘思昌不帮忙的话，我去找他，这小王八羔子八岁那年偷我家锅里的鸡腿肉被我当场揪住了耳朵。”
钱家珍跟韦秀兰打架的这天夜里，陈道生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他躺在黑暗中如同飘浮在漆黑无边的大海上，后半夜一声火车汽笛尖叫，居然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从他的后心穿透前胸，恍惚中他又像是浸泡在血红的海水里，全身湿透了，散发着死鱼的腥味，心宽体胖的钱家珍打着很不均匀的呼噜，喉咙像一截生锈的自来水管吐着气泡。这种荒谬的感觉纠缠着陈道生的神经，他在一种绝望和恐惧中辗转反侧，院子里不知谁家拉响了门拴，窗外隐约看见石榴树伸出的枝叶在晨风中摇晃，天亮了，陈道生坐了起来，可脑袋如同一颗笨重的炸弹扛在肩上，很沉。
一大早，他跑到秦大爷小卖部给刘思昌打公用电话。刘思昌在电话里声音激动地对陈道生说，“我正要打传呼给你，你赶紧过来，事情搞定了！”陈道生扔下话筒就跑，话筒在木质柜台上打了一个滚，像是被摔疼了，冒出“嘟、嘟、嘟”的怪叫声，秦大爷对着陈道生远去的后脑勺喊了一声，“道生！”陈道生停住，转过脑袋正对着杂货铺的柜台喊着，“秦大爷，有什么事吗？”秦大爷摆摆手，“没事，没事！你走吧！”陈道生拔腿就跑，跑到巷子的半途，又折了回来，他抹着头上的汗，丢下三毛钱，“对不起，忘了给电话费了。”
陈道生喘着粗气一头撞进刘思昌铺着墨绿色地毯的办公室时，刘思昌正在地毯上走来走去，他的皮鞋踩在地毯上无声无息，只是平光镜后面的眼睛通红，似乎也是一夜没睡。刘思昌锃亮的皮鞋在地毯中央的巨大的牡丹花瓣边缘停住，花瓣边缘就像被虫子咬掉了一块，花就有些残缺。刘思昌和陈道生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上一夜没睡，总算搞定了！”陈道生对搞定的理解相当简单，“公安什么时候放小莉？”
刘思昌将陈道生拉到棕色的沙发上并肩坐在一起，穿着白衬衫的秘书小张泡好了一杯茶送了进来，他严谨的白色袖口随茶杯一起伸向陈道生的怀里，“请喝茶！”陈道生接过上面印有几杆竹子的白瓷茶杯，都忘了说声谢谢，他的目光停留在刘思昌的脸上，他想从刘思昌的表情中找到小莉回家的具体日期。
刘思昌给陈道生点上烟，两条平行的烟雾在吞吐几个来回后就混为一团不分彼此了，就像他们的兄弟情谊。刘思昌将跷起的腿放回来，说话也就如他笔直的裤缝一样鲜明而突出，“道生，市委郭书记的秘书小周昨天夜里两点半钟的时候才告诉我，郭书记已经在我报上去的申诉材料上批示了，态度非常明确，小周说郭书记批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外商的利益，此案是否存在小题大做，是否有借题发挥的故意？建议政法委过问此案，查清真相，立即放人！’你看，这可是郭书记的亲笔批示。”说着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有郭书记批示的申诉材料复印件递给陈道生，陈道生望着郭书记龙飞凤舞的批示，手指抽风，泪水夺眶而出，他仰起头，灰紫的嘴唇蠕动着，“小莉呀，终于有人为你做主了！”
刘思昌的大哥大又响了，铃声炒豆子一样，很脆。刘思昌拿起老板桌上的大哥大出门去接，他似乎不愿打断陈道生心情，也似乎不便让他听到电话内容，反正走出去时，随手关上了门。进来的时候，刘思昌见陈道生脸上已风干了泪水，就对他说，“刚才市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书记虽然批了条子，要放人，还得放点血，你不要紧张，不是动刀子放血，也就是拿些钱打点打点，这是道上的规矩，你在公司也干过几个月，你亲眼看到，我们没有哪一件事不是靠钱铺路的。”
陈道生就是因为看不惯欧亚公司拎着钱袋子搞批文、送礼、请人喝酒、洗澡、找小姐才辞职的，可他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逃犯一样，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回请客送钱的事轮到他头上了，陈道生僵硬地坐在上午阳光清晰的光线中，如同面对一道很难下手的选择题，拿钱铺路既不愿意，也没钱；不拿钱小莉就放不出来，放不出来，就是真的有罪，他和76号大院的所有人都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陈道生脸上一片麻木，内心里却有两个人在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气息奄奄，而且分不出胜负。
刘思昌站在墙边的一张巨大的的中国地图面前，目光集中在地图的下方，他用几秒钟的时间穿越了地图上几千公里的土地，然后他的手指和目光一起停留在一个叫“雅昆”的地方，那里四季雨水充沛绿树浓荫，在双河秋风瑟瑟的日子里，那里焦阳似火，汗水如注。刘思昌身上有些热了，他转过头看陈道生正沉沦于浮想联翩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走过来说，“要是我手头转得开，我就代你垫付了，云南的一笔玉器生意占用了全部的流动资金，还有几票水泥、钢材、大理石的货款被几家国营单位拖住不付，我要是不打点，拖到下个世纪付款也难说。他妈的，这世道，只有见死不救的，没有见钱不要的。”
陈道生绝望的脑袋僵硬地转动了一下，目光很陌生地盯住刘思昌，“市委书记批条子也要钱吗？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都戴大盖帽的吗，他们也要钱？都是共产党员，怎么会要钱呢？”
刘思昌失控地笑出声来，“我说道生呀，你是真不懂呢，还是装糊涂呢？你在我公司做过，我什么时候给共青团员送过钱，什么时候给平头百姓送过钱？为人民服务是要收服务费的，你还真以为焦裕禄活在谁的心中？我告诉你吧，焦裕禄只活在他老婆儿子的心中。那一次，我让你陪开源石化的裘处长洗澡按摩，你不干，二十万的钢材生意不就泡汤了，裘处长是正处级干部，站在党旗下，举过拳头，赌过咒，发过誓，又有什么用呢？”
刘思昌的话像是用高压水龙头冲刷着泥泞的路面，将陈道生内心冲洗得一清二白，他糊涂了几十年的混沌的思想被掀开了天窗，阳光从外面射进来，他感到头晕目眩。陈道生揉着刺痛的眼睛，问，“要送多少钱？”
刘思昌轻描淡写地说，“你去送钱给市委郭书记肯定不会收，我送去也不会收，只要给周秘书送足就行了，怎么处理，他是会按规矩办的，还有公检法的朋友，人家帮忙，不表示一下，是说不过去的，八九万块钱是要花的。”刘思昌说八九万块钱就像到他店里买衣服让人还三五块钱价一样轻松。
陈道生触电似地全身抽筋，脑子里嗡嗡地飞舞着有毒的黄蜂，生疼。他摊开空荡荡的双手，手心里都是汗，“思昌，我哪有这么多钱？服装店一万三千块钱起家有一万块是借的，生意又不好，把我家里连人带家当卖了也不值八九万呀！”
刘思昌很仔细地将烟灰弹进烟缸里，说，“你不要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是我的钱全被套住了，不然一分钱不让你掏。现在出路有两条，一是你找亲戚街坊们去借足铺路的钱，二是你投三十万进来，算是跟我合伙做生意，等过几天我去云南把缅玉坯料发过来后，再卖到上海华云珠宝行，不出一个月，净赚十万利润。跟你说实话，这次我投了两百七十万做这笔买卖。不过，你到哪儿借这三十万呢？我都借不到。”他拍了拍陈道生松懈的肩头，说，“第二条路肯定走不通，你还是回去借几万块钱，趁热打铁，赶紧把小莉的事解决了，要是差个一两万，我帮你想办法补上。”
陈道生脑子很乱，他说，“思昌，真是给你添大麻烦了，我回去再找老街坊们合计合计吧！”
陈道生离开刘思昌办公室的时候，大街上的阳光如面粉一样稠密，陈道生被阳光包裹着，透不过气来。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与陈道生一样的人在光天化日下走投无路，阳光比黑暗更加让人恐惧。
有风从头顶上掠过，陈道生的头发和阳光一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