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肠炎近来成为了相当时髦的名词。国民党某“党要”曾把中共问题比为盲肠炎，要开刀。[1]民社党某“新贵”也曾把该党的革新派比为盲肠炎，也要开刀。[2]其实这两位摩登大夫对于医理病理，实在是外行得很。盲肠炎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险症，虽然可以死人，死亡率是很小的。治盲肠炎的方法也不必一定要开刀，用消炎性的内科治疗，也还是可以收到效果。乱下诊断，乱开刀，对于医道固然外行，对于政治也同样外行。

但我这儿所提出来的“盲肠炎”却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医案了。我得声明，我并不是对于前两位大夫的蹈袭，当然我也并不想争这优先权，说他们是对于我的蹈袭。一句话归总：我们是两不相干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创世纪》月刊创刊号。一九五八年编入《沫若文集》第十卷时，加有作者题注：“这篇题记原是初版《盲肠炎》的序。《水平线下》那一部分剔开了，已编入自传性质的文字里面。”

我虽然也学过几年的医学，但我是学而未成。我对于医理病理认真说也并不怎么内行，而对于政治倒老老实实是充分外行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把盲肠炎来比譬了资本主义，在今天看起来，实在并不十分妥当。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的阶程，比如鸡蛋有壳，蚕蛹之有茧那样；待鸡蛋孵成了鸡，蚕蛹化成了蛾，则壳与茧必被打破，资本主义也必被扬弃而已。

中国的资本主义过了时，发育得很不顺畅，一出马便呈现出病态。它是先天不足，而又外感频袭，而外感在今天却更加严重了。这个营养不良的小囝是长不成器的。假使再让我用医学的智识来做比譬的话，我倒要把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强大的一个资本主义比成恶性的癌，不仅是我们，就是全世界的健全组织都是在被它侵蚀着的。

我们今天倒要防御这个癌，隔离这个癌，割掉这个癌，然后一切的生机才能有保障。故在今天倒不是向自己的盲肠炎开刀的问题，而是向癌肿开刀的问题了。癌肿是有窜走络（metastase）的，中国今天的买办官僚资本，事实上就是那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窜走络。这个窜走络如不除尽，中国本身的民族资本或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是没有方法进展的。不，危险比这更大，会要闹到全殖民地化的地步。故我们今天的问题，倒不是怕受“共管”，而是由“共管”化而为单管了。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所给予的迫切课题，美国的华莱士[3]已经告诉了我们：就是对于杜鲁门主义[4]的毫不犹豫的斗争。

我这部医案对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病情虽然已经不切合，但大体上的处方是没有错的。医生医病也有养病的一段期间，在病情诊断不能十分确定时，要有一段期间来静观病情的发展。我们要算又静观了二十多年，不，事实上自己就是病人，在病苦中苦斗了二十多年，病情今天是明朗化了。翻翻以往的病历，于豫后的工作倒也是不无裨补的。

在我自己尤其值得提起的，是这部书在我的精神发展上表示着转捩点的一个里程碑。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这一年也正是***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执行其历史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年，中国在那时更明确地迈出了她的反帝反封建的健步。

我在那时候，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当我的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在这儿所收的属于《水平线下》的一部分，便是代表着转换过程中的写作。但这个转换起了更大的质变，便是使我自己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我的文艺生活更确确实实地告了一个段落。尔来二十年，无论在写作上或生活上和所谓“纯文艺”实在是愈隔愈远，这如用今天最时髦的纯文艺家的话来说，便是我失掉了“写作的马达”[5]。但我是心甘情愿，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我自己在这儿可以公开的宣布：我要取消掉我这个“文艺家”或“作家”的头衔。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当为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既不长于“写作”，那就不应该滥竽作家，世间上也尽有的是“有理想，站得住的作家”，他们是具有着“写作的马达”的。不过那样的作家似乎也可怜得很，虽然雄赳赳地发动着“马达”，在高喝着“中国文艺往那里走？”“绝不宜受党派风气所左右！”然而那“马达”却是躲在一个党派的尾巴毛里面的。何必躲躲闪闪呢？你有的是“写作的马达”，就让你的“马达”去“写作”好了。你是第三种人的复活[6]，你的高论，仅仅是“为写作而写作”而已，装腔作势是多余的。

在今天的中国值得“毛骨竦然”的事遍地皆是，而那位高喝着“中国文艺往那走”的“作家”，对于“文丐”们“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却“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竦然”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些“文丐”们该拿来剿灭吧？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张寿筵”的目的一半也就是要使这种人的“毛骨竦然”一下的，今天可以说是收到实效了。据“毛骨竦然”家说：“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7]，那吗这老头子似乎也就值得“令人毛骨竦然”了。他是一个老牌文艺家，为什么竟写“原子问题”，而不写《差半车麦秸》[8]呢？

我的见解倒是很平凡而简单的：不做“文艺家”不要紧，我们总得要做“人”；写不出“伟作”可以和萧伯纳相比的也不要紧，总要对得起每天给我们饭吃的老百姓。谁要“毛骨竦然”，多让他“毛骨竦然”一下。认真说，也就为了这个目的，我把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清算，这部《盲肠炎》，里面包含着《水平线下》，再度提供出来。二十多年前我也是喊过“为写作而写作”过来的人，我可以斗胆的骂我自己：那只是幼稚的梦呓而已。

我自己还没有资格充当“平民化的向日葵”，当然更没有资格和那些自命为“贵族化的芝兰”，“并肩而立”。但我想，那生在山野中的芝兰如果有知，怕已经在抗议吧。到底是那一位帮闲专家把我“贵族化”了呀？

我是自甘于“水平线下”的，二十多年前的志愿是这样，二十多年后的志愿也依然是这样。

1947年5月19日

[1]陈立夫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与中央社记者谈话，将解决中共问题比之为“治盲肠炎”，并说：“如证明其确将危及生命，自当施用手术，加以割除。”

[2]民社党，系“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前身为中国国家社会党，一九三四年成立，以张君勱为首。一九四六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该党新晋常委蒋匀田曾在一次讲话中将党内的革新派比作盲肠炎，要开刀。

[3]华莱士（h·a·wallace， 1888—1965），美国农业问题专家。在罗斯福总统任内为农业部长。1940年任副总统。1944年6月访苏联后曾来中国访间。杜鲁门任总统后，华莱士继续主张罗斯福的睦邻外交，公开反对杜鲁门政府的反苏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

[4]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新殖民主义纲领。

[5]作者原注：自“写作的马达”以下的引用语，具见《大公报》五月五日社评《中国文艺界往哪里走？》。原文未署名，作者不知何许人。

[6]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即杜衡）在《现代》、《读书杂志》等刊物上，宣扬“文艺自由”论，自称是超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上海《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界往那里走？》的论调与胡秋原、苏汶如出一辙，故称它是“第三种人的复活”。

[7]萧伯纳（g·b·shaw，1856—1950），爱尔兰人，生于都柏林。英国剧作家。著有《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魔鬼的门徒》等。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国在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北端比基尼珊瑚岛水面试验第五颗原子弹，威胁世界和平，次日正是萧伯纳九十寿辰，他写信给报社，抗议美国的试验。

[8]短篇小说，姚雪垠著。内容写一农民游击队员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成长。初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香港《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