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者每爱说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国家的，他们连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没有分析得清楚，所以我才做了《不读书好求甚解》来指摘这种纰缪，叙述马克思主义并非否认国家。
出乎意外的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1]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克[2]骂列宁的话来骂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而他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这样一来，简直把他们所极端反对的马克思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伯特金[3]去了。我觉得有点过于滑稽，而且作者的态度也太不客气，所以我至今还没有答复。
最近郭心崧[4]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叫着《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独立青年》[5]第三期）评我的《不读书好求甚解》。他也是反驳我的，不过他的态度比较尚不失为讨论的态度，所以我这个“卖淫妇”要借这个机会再来“饶舌”一次。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四期。
心崧先生说，马克思是否认国家的，因为***说过“如果没有抑压阶级之必要的时候……国家权力渐次归于无用而终于死灭。”——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他全文的结穴。
〔注〕“死灭”这个字在原文为einschlafen，我看还是译成“永眠”的好。因为下文另外有一个absterben，要这才好译成“死灭”。河上肇博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推移之过程》第三节曾引用过这几句话，但这两个字的位置前后弄颠倒了。
现刻我要来批判他这两句话的价值了。
第一，国家终会归于死灭的话，我在《不读书好求甚解》中已经说过。我说“共产主义如果到了完成的时候……国家这个制度的确是有消灭的可能性的。然而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共产主义者正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组织新国家，何能说共产主义是否认国家的呢？”这可以看出我那篇文章所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可不可以永存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未完成之前马克思承不承认国家的问题。心崧先生把我那几句话完全抹杀了，专门在做共产主义完成以后的文章，这可以说是文不对题，而且是“匿证佯争”（petitio principii）的诡辩。
第二，国家终会归于死灭的话，是一个社会进化的公例，凡是社会科学家都承认这个公例，并不是***一个人的主张，也并不能引为马克思否认国家的罪状。“否认”是根本推翻，“死灭”是自行蜕化。心崧先生所引的***那几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是“国家不是‘废止’了的，是死灭了的”（derstaat wird nieht abgeschafft， erstirbtab. duehring’s um-waelzung der wissenschaft， s. 302，verl. v. dietz， 1921）。心崧先生该是见到的吧？
这儿abgeschafft（废止）一字，在***原文是打了引用号的。***的原书本是为反驳duehring[6]氏而作，正是因为有人误解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国家，所以***才有这几句文章。下文还有一句是“所谓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国家在今明两日之内立当废止的话，由此可以评定”。（hieran ebenfallsdie farderung der sogenannten
anarchisten， der staatsolle von heu’e auf m orgen abgeschafft werden.）（前书302—303页）。以表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我们所争的也就在这一点。
要主张“废止”（abschaffen）才可以说是“否认”（vernei-nen），只承认“死灭”（absterben）那只是国家要自行“永眠（einschlafen），并不是马克思要“否认”它，也并不是马克思能够“否认”它的。要说***说过国家是终会死灭的便是马克思“否认”国家，那么谁说人是终会“死灭”的，你可以说甚么人都是“否认”人的存在的吗？地球快要到冰化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是终会“死灭”的，你可以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一切科学家都是“否认”人类的存在的吗？我想就是小学校的生徒也断不会这样说的，然而心崧先生偏说***说国家是终会死灭的，所以马克思是否认国家。这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吗？
总上所论，我敢于断定：心崧先生那篇驳我的文章完全不合逻辑。而我说“‘工人无祖国’这句话的本意在马克思自己本是用来表示他并非否认国家”，这样一个解释，对于“祖师的主义”（这五个字是心崧先生有意用来奚落我的，不过象马克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师”也当之无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惭！）不能说是“不忠实”。
1926年3月9日
[1]作者原注：此人乃李芾甘，即今之巴金。
[2]考茨克（k·kautsky，1854—1938），通译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出版《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3]克鲁伯特金（п. a. kроопоткин，1842—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著有《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等。
[4]郭心崧（1897—？），字仲岳，浙江平阳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参事、邮政总局局长。
[5]月刊，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编，一九二六年一月由《孤军》更名而来，一九二六年八月停刊。
[6]即杜林（k·e · duhring，
1833—1921），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