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朝向院子开着,庭院深处还未见晨光。我的头上,是陈旧的天幕,星星嵌在上面,东方已经出现了白色的光斑。如行刑般冷酷的早晨。院子就像是空气的呼喊,静默没有回声。院子很窄,不会有平静的沉默。院子里的沉默是竖直的,就像是管道。
在地下室,面食店的小伙计把沉重的面团弄掉下来,每次都像是最后一次。
我不想再生活在这里,我感到窒息。没有梦或是没有醒来的那种极度的疲惫时,我才可能入睡,而且,比起跟朋友们在一起,远离朋友们的生活是更加无法想象的。我咬着手指,拔着头发,用纸牌占卜,我并没能让时间消逝,只能让它苟延残喘。
我想一个人出去,带着我的行李箱,把支票簿装在小铁盒里挂在脖子上。我的行李箱侧面光滑得像人的脸颊,它经历过很多风吹、很多手触摸,贴满了宾馆和车站的标签,画满了海关的各色粉笔标记,底色已经因为汗水、海水和呕吐物而变蓝,古龙水瓶在箱子里面碎掉染出了一块红色。不幸的是,我不能逃离这座城市,就像我不能逃离自己的身体。我只能在学校的风雨操场散步,图庭上城区平整的草坪,郊区的公共汽车,像是阳台上的一盆花一样小得荒谬的花园,还有歌剧院后面的耕种农田的气息。柱廊下面,集市中间,白菜的味道给比彻姆【1】的艺术带来一种独特的香气……
在我身后,我听见人们自娱自乐的声音。在那些人之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抛开他的消遣,去追随今天早上的那个征兆?今早我似乎是被强迫着去解读这个征兆。在那些人之中,难道没有一个人也想要离开?或者至少,和我一起懊悔没有离开?或是通过编造一个匿名的玩笑来安慰我?可能是报纸上的一则小启事?
我转过身去:那是一个穿着橘黄色长裙,系着金色带子的女人,她裸露着黄褐色的修长的手臂,手臂上有手镯一样的文身。那是奥萝尔。我认出了她,因为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我曾在巴黎的“小事公园”看到她在如雨倾泻的花木园景下跳舞。而且,在《尚流》杂志的封面上,出现过《奥萝尔喂美洲狮》《我们走不稳,奥萝尔如何搁脚》,索引上写着:伯灵顿拱廊街的一颗黑钻石。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惹人喜欢。她言语简洁,惜字如金,好像是习惯了节省气息。她现在正被一群年轻人围在中间。她和他们一样高,有着和他们一样的窄胯、短发和小头,她的眼睛和他们的眼睛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她自己说过:“女人们就是短腿的女奴,当她们面对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们的眼睛刚好在他的唇的位置,他的目光看向她的贴身衣物,这很严肃吗?”
奥萝尔不穿贴身衣物,这就剥夺了我们窥视的乐趣,但是我们被剥夺的乐趣只有这一种。
今晚那里有几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在她们面前,奥萝尔失去了自信。她不喜欢她们的目光,她把自己的金色凉鞋里的赤脚藏在了长裙下面,她把胸针上移,收了收露肩的领口。
其他所有的女人正相反,她们非常自信地走到她面前,吻她的手,她们妆容精致的美丽脸庞像是糖果一样,她们把脸靠在她的肩膀上,给她讲一些隐晦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将军,有电影导演,有仆人,有自杀的人,有供应商,还有贩卖可可的商人。这期间,罗杰一直坐在钢琴旁弹奏着《帕西法尔》,时而扭动腰部发力。我很困。我非常疲惫,以至待在那里说“我累了”竟成为一种休息。话语开始不清了。我走到餐厅。盘子里还有几块干巴巴的三明治,边角已经变硬了,就像是没贴好的邮票。还有烟灰、瓶塞,瓶子里的酒所剩无几,客人们的胡须不可阻挡地重新长了出来。人们手里发黏,脸部不适。
我又回到了我的窗前。现在街是蓝色的,异常寒冷。在屋檐下,弯成s形的过道里,一个女人正踏着缝纫机,试着用一个褶皱来阻止黑夜的散去。
我感觉到一个尖尖的下巴探进了我的肩膀,我感到一个鼓胀的乳房抵在我的背上,呼吸着新一天的空气,这空气终于被公园里的叶子清洗过,又带上了它们的味道重新送了回来。
“多么美好的生活啊!”奥萝尔说。
我答道:“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说了什么。我已经没有力气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我喜欢还是讨厌奥萝尔,我也没有兴趣去调整声音或表现殷勤,甚至不去想展现魅力或是睁开眼睛。
奥萝尔说:
“我们在谁家?”
“我不知道……我们被朋友们带到这里,香槟太甜热……走吧……门在哪儿?”
“啊!”她狂热地喊道,“简单地生活,合理地生活,和自身与世界和谐相处,希腊人的平衡,快乐……”
听到这些蠢话,我清醒过来。我的神经里充满力量,肌肉却并不配合,我恼怒地起身。我想去问她为什么这样奇装异服地出来,为什么她像茨冈人那样在外面露宿,而不是像所有人一样住在房子里,我想要用鞋跟去踩踏她金色凉鞋里完美的双脚、想要扼住她的脖子。我想到了流动商贩们在雨里,在警察眼皮底下的各种劳作,我想到了街头艺人,我想到了瑞士的邪教与艺术的视野。只有贬低她、羞辱她,才能让我平静下来。
“你会做一字马吗?”
“当然会。”
她固定好两个椅子,然后开始劈开双腿。
这太过分了。我冲向她,去扼住她。我用尽全力扼住她强有力的脖子,但是她微笑着把从下巴到肩膀的肌肉拉得很紧,以至我不得不气喘吁吁地放手。
她大笑,我狂怒。
“走吧,”我说,“我把你送回去。”
奥萝尔像上马车那样坐上了出租车。车子缓慢地行驶着。奥萝尔在黑暗中沉默着,交叉着双腿,手托着下巴。
我冷静下来,善意地想着:“实际上,她异乎寻常地简化了自己。在她轻薄的嘴唇里不会说出谎言也不会夸大其词,她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她的手不会做任何无用的动作。她清晰地支配着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在开动着一台有着强大而精巧的齿轮的精密机器,把那些击垮我们的疲惫一一击碎,她的身体,即便到了这个时间,各种器官依然无休止地运行着。”
我想要她那种和谐的完美,她毫无矛盾的内在生活,她没有关节炎的关节,她没有老茧的脚,她没有酸痛的腰。
如果我问她:“既然你确信第二天不会头痛,是什么让你在想犯错的时候而不犯错?”她会回答:“我的卫生习惯。”
突然之间奥萝尔喊道: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一个人!”
她哭了。
哭泣扭曲了她肌肉紧实的身体,用力地摇晃着她。她手指上突出的神经就像钢丝一样,我试着去抓住她的手指,但是她的手指牢牢地扣在眼睛上,扣在像铁甲一样坚硬而突起的额头上。她的热泪落在了我的手上,我试着温柔地对她,但是我的温柔始终无处安放。我只有任由她哭泣。
她哭着。
她想过简单的生活,就是这样。
奥萝尔住在河边。先是荒地,而后是一条工人聚居的街道,一家红色门面的小店里,留声机还在隐隐地发出声音。一个铁栅栏,一条石板路,两边是果园。晨起看到的独特风景。
奥萝尔点燃了一根火柴。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放着行李箱与盒子,上面用黑字写着:上、下、p.&o.、舱房。地上堆放着许多书,一张矮床,床上没有床单,铺着紫貂皮,放着一把笤帚。
我们从那里走进了工作室。黑暗中透出四点光亮:奥萝尔次第打开了四盏煤气灯,火苗像是蓝色的蝴蝶。前两盏灯打开的时候,四面墙壁靠近起来,墙体变得清晰,展现出整个房间的轮廓。
后两盏灯打开的时候,原本只留在墙角的黑暗消失了,升到了天花板上,眼睛可以追踪到它。在二十英尺高的墙壁上,伸展出浮雕的拱形,支撑着玻璃穹顶。
奥萝尔给炉子通了火。微光在地板上延展,最后停在远处一面镜子上。房间一览无余。在柱脚上随处散落着一些生着蜡黄色铜锈的古董模型。最里面是一个讲坛。
这是乔治四世统治末期起改变用途的一个审讯厅。在门上还写着“公众入口”“嫌犯”“公诉人”“检察总长”。法官位子的穹顶下,是当地人制作的阿波罗雕塑,在雕塑的脚边,是一架机械钢琴。除了两个沙发、祷告席、深褐色的搁脚凳、绘着几何图形的赞比西河布料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家具。
“这就是我的房子,”奥萝尔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箱子。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些石膏像、我的裙子和枪之外,我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以前在波特曼广场有一个大房子,房子里有家具,有宾客,有端着托盘呈递物品的仆人们。我不是一个控制欲强的人,我什么也没有留住。我很穷。我逐渐地摆脱了我们喜欢的事物强加给我们的所有关联,我们喜欢物品,是因为物品的美,因为其价值,或是因为我们赋予它们的各种回忆。”
“现在呢?”
“现在我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坐在箱子上,和自己面对面。”
“奥萝尔,你美得像是别人的女人,你确实不属于任何人吗?”
“没有任何人应该走进我的生活。”
“你喜欢你的身体吗?”
“它是托付给我保存的一样东西。我不会在里面放入思想,也不会放入不洁的食物。我照顾它,我尊敬它,我给它穿简单的衣服……我口渴了。”
她从靠墙的地上拿起一瓶有澳洲勃艮第之称的“香贝丹-大树”,自己灌了满满一杯。
奥萝尔又一次激怒了我:
“你应该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你有韵律感,有体操一样的动作,你喝满满一杯维希矿泉水?我憎恨这种对好情绪的挑战,憎恨社会上的清教徒化和异教徒的复兴。”
“你弄错了。我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我是一个喜欢粗野生活的加拿大女人。”
“你这样多久了?”
“一直如此。我记不起第一次跳舞,第一次拿起一把枪……但是今晚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疲倦。吉娜在戏剧结束后把我带到了遇见你的地方。我很后悔。我非常累。我像一个蹩脚的跑步者一样看着自己还剩下的路,我犹豫了。那一幕幕发生的事情吞没了我的生命力。你看见了我在车里的样子……我很脆弱,很容易激动……你看到了这一切……很好笑……”
早晨的睡眠会让她恢复过来。但是她求我不要留下她一个人,让我陪她一起上楼,说她要洗个澡。
我见习了简单的生活。
门的上面有一小段楼梯:“上诉法院法官衣帽寄存处”。我们走了进去,那是一间浴室。
她喊道:
“入浴了,奥萝尔!……”
她以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脱去了衣服,进入水中,涂着香皂,让水在她身上流淌着。完美的身体。背部的肌肉如象牙球一样在褐色的紧致的皮肤下面滚动着,结实又珍贵的皮肤,像是制作早期飞艇气囊的丝绸。人们很容易看清她的肌肉,就像在解剖台上一样,肌肉以树形图的形式覆盖住了我们的器官。她弓着的腰上有细小的水流流过,乳房挺起,因为长期跳舞,她没有任何多余的重量,她双腿修长,脚踝伸展着,大腿内侧没有脂肪,膝关节灵活地弯曲着。
“走吧,奥萝尔,出浴了!”
她这样跟自己说话,就像她对衣服、对物品说话一样。(她解释说,那是所有孤独者的习惯,他们几个月不会见到同类,却需要人类的声音,就像是当作所有其他声音的定音笛一样。)
她擦拭着自己,毫不吝惜地把脸一直搓出血色。没有脂粉,没有香水。
“你笑什么?”
“我是第一次,”我说,“因为想到胸衣,想到假领子或是系纽扣的低筒靴而感到好笑……”
房间里有一种清洗过的肉体、香皂、酒精和水蒸气的美好气味。奥萝尔打开了五斗橱,里面像棱镜析出的光的色彩一样,按照色系排列着丝带和披肩。她穿上一件中国的薄纱斗篷,走下楼到工作室里来。
煤气灯蝴蝶般的火焰退回到它们的蛹里。奥萝尔把自己裹在羊毛毯子里,躺在地上扔着的垫子上。而后她确认了一下她的左轮手枪在自己的长枕下。她的赤裸的手臂和肩膀从临时的床铺里伸出来。从她蓬乱的头发里,可以看见她挺直的鼻子,还可以看见她的眼睛。而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我从她的工作室出来,想去马车夫们休息的咖啡店里喝一杯咖啡。
我回到了奥萝尔那里。
我的工作结束了,我回到了河流经过的那个街区,北部海上的气流阻断了烟雾向西的游走,压低了海鸥的飞行,抑制了传向古城区的裸露的河沙的味道。我走的那些街道是模糊不清的,两侧还有水流经过,已经带着农田的味道,确定是通往乡间。
“你和我一起到城外来。”奥萝尔说,“我教你像我们这些野人一样生活。你所需要的在餐馆吃午饭时间,我们正赤身在河里,或者我们会在树林里奔跑。夏夜里我还会带你去奥利维宾馆的露台上露宿,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月亮下面的水晶宫像是红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你的身体会更好,再也不会偏头痛。你再也不会脱发,也不会像法国男人那样,渴望着朋友们的情妇。”
出租车停在了路中间。就像是抛锚了一样。但是司机并没有说什么冒犯的话,也没有打开引擎盖查看。他帮我打开门,我到了。我答应7点钟到达埃平森林,我已经在这里。
那是一个九月的晚上,有些清凉。在柔软的土壤上,高大的山毛榉安睡着,它们的影子或是人们的农事似乎都没有使它有负重之感(英国的农事会让人感到负重吗?)。在河面上,不再听见留声机沙沙作响。黄鹿在最初的晨雾里吃着草。
奥萝尔承诺七点到这里。但她也许依靠太阳引路,而且会以云为借口,就像她的姐妹们用堵车来解释迟到的原因。
突然,树枝响动,像是一只鹿经过一样,几乎没有什么重量作用在树枝上。我转过身,那是奥萝尔。奥萝尔跑向我,她像胜利女神那样,穿着宽大的裙子,腰间系着绳子。她手中拿着一个手提包,法文中叫作“手提公文箱”。她踮着脚跑步,步伐均匀,在胯部的推动下很好地保持着平衡。在离我三十步的地方,她放慢了脚步,她如明月般的脸开始变得清晰,凸起的两颊把她的脸水平地分成两个部分,中间短短的鼻子挺起,像警犬的鼻子一样动着。她的奔跑逐渐慢下来,到我面前时已经开始步行。她把公文箱放到地上,两手握住我的手臂。
“你来太好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奥萝尔?”
“昨晚开始。我露天睡在星空下面。离开剧院后,吉娜开车把我送到这里,我下了车。我一直走到里士满公园的空心橡树那里,我躺在草丛中,吃了野苹果,透过树枝望着伦敦。今早我从村子里下来,我在那里给你打了电话。”
“你这样穿衣服,会被逮捕的,奥萝尔。”
“守林人是一个朋友。我想你也要把衣服脱下来?”
我拒绝了。她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一个屋顶盖着干橡树枝的小茅屋。她蹲在我面前,点燃了炉火。她把油锅放在两块石头上,开始做培根蛋。我完全不习惯看着她这样,膝盖上是土,满手是油,非常脏,却非常自然。撩起的裙子让我在她的光滑的、肌肉紧致的两腿间看到了初升的绯红色的太阳。男人的天性使我觉得这些性感的部位十分隐秘而又令人想入非非。
我不得不向奥萝尔屈服,我脱下了袜子,摘掉了假领子。她朝我看了一眼,我摘掉了背带。现在轮到我脱衣服,我的脖子上还留着假领子的红色勒痕,我的腿上还有吊袜带留下的青印。我被青草燃烧的烟熏得看不清,像是被图瓦雷克族剥了皮的戴着军帽的将军,我一丝不挂,但是头顶上还有橡树枝叶。
野鸽子掠过天空。奥萝尔拿起我的手杖,瞄准它们,做出一箭双雕的样子,但是鸟儿们继续飞着,急着在黑夜到来之前飞到纳尔逊纪念碑那里。
“我出生在加拿大的湖上,”奥萝尔说,“男人们在湖上用假饵苍蝇捕到粗壮的鲑鱼,他们在鱼鳃上打一棍后,会两人一起把鱼带回家。女人们很乐意在白色欧石楠花丛中委身于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变穷了。我的财产没几年就已经花光,它给我们带来了经历和快乐。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他们是威斯特摩兰人。我的母亲生得极美。我没太见过她。她有着世界上最小的脚(她的鞋子我连大脚趾都放不进),她头发乌黑,有着《纪念品》杂志【2】上小说女主人公一样的面容。‘就像湖上的浪花,她的发带刚刚在她额头的沙滩上消逝。’华兹华斯的诗里这样咏叹。她在旅游季节来到伦敦时,令所有人心醉,但是她爱我的父亲。他决定在加拿大定居的时候,她追随他到了加拿大。她几乎一直卧床生活,很年轻时便去世了。
“我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野外生活的兴趣。他任我爬树,攀岩,我在悬崖上的鸟巢里掏出海鸥蛋,在悬崖下的海边捡贝壳。我总是陪他去打猎。从我小时候起他就把我放到马背上。我像猎狗一样跟着他。我所受的教育也确实就是猎狗的教育。我学着通过味道来鉴别城市,通过足迹来判断人,学着观察形势,学着在最危险的地方追捕猎物。在寒冬里,我会跳进齐腰的水里去找鸭子,它们先是被击落,然后又掉进池塘里。我现在还能看见我父亲在岸上等着我,他穿着格子裤,歪戴绒帽,拿着他那把带音栓的捕鸭猎枪,他在他的白胡子里微笑着。”
我很冷,但是今晚我想待在这里,我脱下了城市男人的衣服,简单生活健康而有益。我放弃了梅费尔区的房间,和这个时间人们正在给我准备着的冒着热气的洗澡水,我的上过浆的清新的睡衣在床上展开着等着我。我更放弃了肩部加固的衣服,放弃了柔顺的头发和谈话的精神。我不需要月末的工资,也不需要老年的退休。我不再有任何需要,不再对任何人有所期待,社会的动荡也不会让我觉得害怕,我蔑视那些需要看电影和开胃酒的工人。我现在仅有一身两百零八块骨头。我在大地上,我能最先感受到地面的引力流,是我燃烧着空气中所有的氧气。我答应奥萝尔,要身体健康,思想单纯,顺应大地的法则而生存。
“晚安,孩子,”她说,“愿上帝保护你!”
她独自睡去,开启了这场夜之旅,就像开启了一场我们可以不必返回的危险行动。我已经听到铜管乐队的声音,纯净的空气使我沉醉,这是我第一次露宿。
我在星光下咽峡炎突然发作。奥萝尔在工作室的炉子上给我煮了药茶。而后她跟我讲起她的故事:
“我1909年秋天从亚丁到了印度。我们把海上行程分成了十二段,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白铁一样的海面上,孟买向我展露出它砖红的模样。天空就像是丝质的华盖,左右延伸向工厂的烟囱,延伸到象岛。烟柱停在天空,就像水中的螺旋波纹。
“我在印度半岛停留了半年。我想要孤身一人,想在干燥的空气中奔跑,在地势低处的旅居无法满足这些想法。河流就像是会产生腐蚀作用的泥潭,港口极易令人消沉。我很想去克什米尔,然后到西藏。我到了斯利那加的一个部分,湖上游的地区,那里有好多松树。我们越往上走,气温就越低。土著人走着走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不得不拿鞭子把他们唤醒。我们在冰里挖出台阶,一直向上爬着……”
奥萝尔用手指着工作室的玻璃窗,短短几小时的夜即将从那里降临。而后她的手放回到我的手中。为什么她需要我的手?她的手可以在冰上挖出台阶,她用手绞弄钱币,像绞弄棉花糖一样。还有她的脚,从来没有穿过便鞋以外的鞋子,曾经行走在令人刺痛的雪上,走在索马里兰的红沙上,曾在加蓬踏破蚂蚁的地下王国宫殿,在夜里,这些蚂蚁努力地挖掘着大地。
在她的身体上,曾经经历过霜打、盐渍、雨淋、泥污、汗浸,也经历过淋浴沐洗和香水喷洒。铁、铅、石头都曾在上面留下过伤痕。我抱着她的圆头,她的头像街砖一样坚硬,浓密的头发也完全不会减轻这种触感。抚摸她繁密的短发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她的头发先是用理发剪分了层次,然后在后颈处突然用推子推光。我的手指在她大理石般的前额上,而后在她如卵石一样凸出的脸颊上摩擦着。她说话的时候,我就以把玩她的手臂和双腿为乐。她的肌肉无声地移动着。
奥萝尔满身都是伤痕。我逐一指给她看,她给我逐一解释。这个,是被津巴布韦的牛踩到了,那里,是在卡罗来纳,她冒险地跟马儿一起双连跳,最后在马儿身下只有等死。头上的那个小洞,是在奥林匹亚掉进了陷阱底下。
那么多的事故,却没有什么冒险。经过那么多海难,却依然热爱航船、启程,以及自己的一生——如果生活是在移动中。没有任何习惯。只有一些厨房秘方,以及几条健康建议。因为没有肉的餐食和没有暖气的房间而丧失了勇气。无限的善意,默默地做出了善举。她所受的基本教育是人们从未教过我的,我们也不会在任何一本书上看到。最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这种快乐似乎是取自空气中的氧气,再现着周围的一切。这种快乐比任何附庸风雅、爱情或恶行都更加吸引人。她的灵魂和身体与枪管一样得到清洗,乐于助人的双手,像精力转换器一样的仁慈宽厚的心,大地上温柔的果实,我的猎物,一时捕获的珍贵的小兽,奥萝尔……
奥萝尔在达利奇租了一个工具库,用来存放她的马具、打猎和捕鱼的用具。她还有几个兽头存放在科文特公园的一个动物标本工匠那里。但是她真正的财富,她的猎枪,都存放在肯特。
这是些笨重的东西,简单地裹在旧布里,已经生了锈。但是奥萝尔逐渐松开绑带的时候,这武器又变得闪闪发光随时可用。奥萝尔把一支霍兰德&霍兰德16毫米口径短枪稳稳地放在食指上。枪管是蓝色的。不用时螺丝松动,指甲碰到时它们会转动起来。这支枪的两面各有一个烟柱形的设计,轮廓中先是一个马鞍枪的圆枪托,从这个枪托又引出笔直的枪管。她的腰间挎着沉重的像尖头鸡蛋一样的批甲弹。
“这是我的最爱,一支10毫米口径的沃拉斯顿枪,这是为了追捕大型猎物而准备的,”奥萝尔说,“它来自x少校的售卖……这把枪是我的伙伴,一位亲切的伙伴。我们用这把枪打河马,就像打兔子一样容易。”
而后她又拿起内击猎枪,从准星缺口抚摸到枪托。
河马,是泡在三角洲泥潭里的大肚子们,鳄鱼圆软的小肚子就像圆生菜,狒狒用和脸颊一样颜色的屁股坐着,棕熊的脚掌比蜂蜜更加美味可口,鬣狗就像是装满了骸骨的袋子,这些,都曾死在奥萝尔的手中,死在10毫米口径的枪下,我喜欢这些吗?
不。刚好相反。
那个晚上,也是最后的一晚,开始是很美好的。我和奥萝尔在格拉斯屋街老谢泼德餐厅吃晚餐。我喜欢那里厚重的桌子、低矮的天花板、吐司叉子和冷餐台上点缀着的放在生姜色淡啤酒瓶里的黄水仙。客人们分坐在小格子间里,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萨金特【3】的引人注目的秃顶和罗杰·弗莱【4】蓬乱的头发。
奥萝尔向我解释她如何在阿比西尼亚、在东非、在尼日利亚打猎。那是些简单的人,“沉默而强壮的人”,他们设陷阱捕猎,他们是一些孤独者,捕猎的时候干脆,粗鲁,毫无畏惧。当象牙还是一种贸易,没有成为一种生死游戏的代价时,他们便“属于在非洲流汗的伟大种族”。那是一些把性命握在手里的人,他们和死亡只隔了一支猎枪的距离,他们不到一分钟便可以装好子弹。他们是猎兽的人,他们吃自己杀死的东西——这也是捕猎的理由——没有杀死任何猎物,他们便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奥萝尔蔑视那个富有的年轻人,今天带着六十个脚夫从蒙巴萨出发,到狩猎区进行容易而安全的狩猎。
奥萝尔的讲述让我变得麻木。已经九点多,小酒馆就像是纳尔逊时代的平底船,已经关上了舷窗一样的百叶窗。我们吃着奶酪火锅,喝着波尔图甜葡萄酒。
我就这样随她的讲述到了难以通行的、有损健康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必须先扔掉任何无用的物品,而后脚夫们突然一阵怪痛,而后朋友们被发光的苍蝇杀死……
我想着:“这样不平凡的几年过去,奥萝尔有一天也会这样把我留在遥远之地,一个人回去,或是明天早上,她会不会把我丢在一张长椅上?一切皆有可能。实际上我对极端的冒险几乎没有兴趣。”
又一杯果味波尔图。
“不,奥萝尔不会影响到我。她使我开心,仅此而已。她会离开我,我会一个人带着自己弥勒佛般的脂肪睡去。”
我们离开了餐厅。奥萝尔建议到皇家咖啡馆喝一杯。按照惯例,到了晚饭后在那里喝苦艾酒的时间。在镶金和红色法兰绒装饰的拱顶底下,在无数的落地镜和壁柱旁,伯曼方头雪茄刺激的烟味让人性开始慢慢地物化。身着卡其色衣服、带着波兰口音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情妇、他们的姐妹玩着多米诺骨牌。我认出了基督教青年会几个粗暴的女人,我曾在木版画展览上遇见过她们。被军事动员的学校里的音乐家们在远处准备着巡回宣传。犹太人临时警察戴着袖章,夹鼻眼镜的链条挂在招风耳上,等待着爬上探照灯的时间。
艺术给战争带来的只是一种有条件的依靠。当皇家美术学院狂热地在参谋部作画的时候,中立派带着思想中沉重的反战情绪致力于军车的管理。
丹尼尔来到我们桌旁。
“蒙特鸠依今晚请吃夜宵。他让我告诉你,他打了电话给你没有人听,他想让你把奥萝尔带去,他想认识奥萝尔。”
蒙特鸠依,或更确切地说是埃伦森(达尼尔说,是诺曼底的古老家族),是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他在奥尔巴尼有一间亚当斯风格的公寓,里面有蓝色背景的静物画(静物已经暴力致死)【5】,有用孔戴画的黑缎包饰的扶手椅,有树叶厚薄的乌木漆贴饰橱柜。他很乐意在戏剧演出之后请大家喝一杯。
“我不会去蒙特鸠依家,”奥萝尔说,“他是个危险的男人。他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你说话的方式像是威斯敏斯特大主教。”
“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请我去他家。我从来不想去那里。就算这是出于我的无礼……”
我耸了耸肩。
无与伦比的人们总是匪夷所思的。我知道奥萝尔会去蒙特鸠依家。她想去那里。她会去那里,就像有人邀请的时候,她会去任何一个地方。就像她在城市里却为森林欢庆,就像她在卡尔顿酒店吃饭,却说她喜欢在两块石头上烧煮食物,就像她会出于附庸风雅、出于害羞而赤身裸体,就像她说已经在生活中引入了秩序,她的生活却只是没有条理的、笨拙的、混乱的。如果规则只是为了通向一些女人的荒唐而转瞬即逝的存在,那么规则的设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会在邮轮上、在音乐厅里、在慈善演出时遇到这些女人,而她们至少有一些优点:天真,堕落,或是愚蠢?
我知道,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蒙特鸠依的晚会不是专为奥萝尔而准备的,也不会专为他喜好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准备。但是她必须亲自去那里,才会知道那里没有水牛,只有粗野的人。
“有一辆出租车在等我,”弗莱德说,“我把你们送到那里。”
蒙特鸠依亲自给我们开门。他庞大的身躯在前厅黄色的壁纸上清晰显现。他带着好奇和恐惧打开了门,就好像害怕会因他对你的好奇心而被打一个耳光。(他偶有到我家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走了。”而后他站在门槛上,直到我问他:“那就关门吧,你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他于是害羞地开始了他的冒险。)他的眼里只有奥萝尔,无视我和弗莱德的存在,他亲热地接待着我们的朋友:
“奥萝尔,终于来我家了。”
他牵起她的两个手腕,抚摸着,把她带到黑色流苏的灯笼下,带着他独有的厚颜无耻脱去了奥莱尔肩上的衣服。
“您真美啊!”
在圆形的客厅里,八个人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亲切的布尔什维克非正式官员格林费尔德,因弗内斯公爵夫人,一个叫作俾斯麦的荷兰人,吉娜,还有几位演员。
蒙特鸠依挽着奥萝尔的手臂,尴尬地笑着,给她倒酒,让她坐在公爵夫人旁边。我不喜欢蒙特鸠依。我在回想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与有着恐惧爱好的人交往时,就回溯到了他这里。我不想描述他那令人恼怒的内心细节。从门旋钮的小钳子、绿色的烛台到刻着箴言的玻璃,一切都很完美。在房间的一角,为了方便跳舞,人们把工作台推到了一边。工作台上还堆放着各种文件:《联盟信贷》《法兰西银行贷款》《非常支出》。部长的所有工作都在那里,杂乱地摆在夜来香和照片的中间。但是借助他对数字的天分和他瞬间的努力,蒙特鸠依在一个晚上就能为他的上司把前一天的质询或会议内容整理清楚。
“我们没法把您灌醉,奥萝尔。但是您向我保证一定要尝尝我特地为您准备的这个。”
他兴奋地拿着一瓶四种液体混合在一起的酒,走到壁炉旁边,壁炉的光照亮了他奇怪的脸,他的大头和灰色的头发。
弗莱德坐在钢琴前。格林费尔德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普希金,朗诵起来:
“别相信他,”蒙特鸠依说,“他不了解俄国人。”
公爵夫人,在她的长柄眼镜后面用冷淡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她有着五十岁左右美国人的枯竭的青春,精致的双脚,白发,玉齿。她穿着护士服式长裙,前额上挂着一个红宝石大十字架。
奥萝尔忧郁地消遣着。她在钢琴旁边陪着弗莱德。我想靠近她,也去唱希区柯克的《穿戴整齐却不知去哪儿》。他创作了这首歌,却在扶手椅上睡着了,说自己并不知此事。奥萝尔恼怒地转向我。在一个转角沙发上,蒙特鸠依正在和公爵夫人笑声聊天,笑得喘不过气来。
“奥萝尔要跳舞。”他突然站起来喊道。
然后他把奥萝尔拉到客厅中间。
“瞧,奥萝尔,我要为您做一张挂毯,一张绣着花朵的挂毯,一张缀着珍珠的挂毯,一张配得起您的美貌和优雅的挂毯……”
他摇摇晃晃,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弄乱了花瓶,还把花扔到了地上。
一切都在旋转。一切仍都在我的记忆中旋转。格林费尔德红棕色的胡子,蒙特鸠依苍白的脸,还有奥萝尔,尤其是奥萝尔,在四个莲花灯笼之间脱下了衣服,伸展手臂,汗水涔涔,像魔鬼附身一样,从房间的一端到另一端疯狂地跳跃着,以机器的速度转动着,在我们视网膜上留下了一个印度画上千手千脚的形象。她倒在了地上。蒙特鸠依蹲在她旁边,用手帕给她擦着额头。他附身向她,闭上眼睛帮她透气。我看见他正中间的血管突起,他的脖子在领子里面鼓胀起来。他的头靠得越来越近,而后又退回来,接着,他丧失了控制力,把自己的唇落在了奥萝尔的唇上。奥萝尔颤抖着,她睁开眼睛,站起身来,以拳击运动员的速度,一拳打在蒙特鸠依的下巴上,让他一直滚到壁炉柴架那里。
蒙特鸠依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一瓶薄荷甜酒在地板上流出一片碧绿色。
“奥萝尔展开了屠杀。”弗莱德在钢琴前非常平静地说。
我试着介入其中。
“你,不要管我,”奥萝尔说,“我恨你。”
在我们任何人能够做出反应之前,奥萝尔从底楼小花园的窗子跳出去,消失了。
我走进工作室的时候,奥萝尔坐在床上,两手托着下巴,手肘支在并拢的膝盖上。她没有转头看我,我径直走向她,迎着她的目光的方向。但是她的目光穿过了我,定在了墙上。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颤抖着。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不想再见到你。请你走开。”
我坐了下来。
“走开。”
我起身。
她变得温和些,把手伸给我。
“坐吧。我只想告诉你最好今后都留我一个人。你对我没有什么用。我不想多说了。”
她用雨伞的尖头穿过凉鞋的皮带。
“我开始收集我所有甘愿辛苦劳作的果实。我不是尼姑,我需要创立规则并且观察它。对于我这种野生的存在来说,拒绝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你没有见证过这场漫长的努力,是不会明白的……像昨晚那样的晚会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
泪水从她的脸上滚落下来。我想说……但是她打断了我,起身带上一层紫罗兰色的面纱。
一大片乌云里透出落日的光。开始打雷了。出租车往来穿梭,像疯了一样。
当我们离开她所在的街区时,人们正往回走。奥萝尔停了下来,把她的手放到我的手上。我们之间有着一层面纱的距离,那么决绝。
奥萝尔颤抖着。
“你会原谅我吗,奥萝尔?”
奥萝尔做了一个模糊的手势,我理解为:
“那不是你的错。”
她招手。19路公交车驯服地停在人行道边上,停在她的面前。她登上双层公交车的顶层,就像移动的舞台上的横幅帷幕。
站牌上写着她可以一直坐到伊斯林顿。
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只有在晚饭后才会有真正的悲伤。
1916年
【1】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1879—1961),英国指挥家,曾创办伦敦爱乐乐团、皇家爱乐乐团等多个英国乐团。
【2】the keepsake,1828—1857年间刊行的英国文学杂志,插图精良,主要读者为年轻女性。
【3】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美国画家,长期旅居欧洲。
【4】罗杰·艾略特·弗莱(roger eliot fry,1866—1934),英国画家、艺术评论家。
【5】此处为作者的文字游戏。“静物画”法语为“la nature morte”,直译为“死亡的自然”,因此后面标注(暴力致死),以嘲讽蒙特鸠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