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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家的老八 第一卷 第十三章

虽然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偏差,但是对于方苞李辰还是很佩服德。刚才方苞那番话已经让李辰很是佩服了,现在的读书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士农工商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而方苞却认为工商平等,用繁荣商业来减轻国家对农业的依赖。这让作为现代人的李辰很是佩服,虽然方苞所说有棋局限性,但是无可否认,方苞的想法是正确的,是大有可为的。

方苞所想和李辰将来要做的有共同之处,李辰便试探的问道:“方先生,刚才听了您的一番话我感触颇大。按照方先生所说主张工商平等,您觉得这些在我大清又实现的可能吗?”

方苞正在和康熙闲聊,见一旁的李辰开口询问。方苞这才打量起李辰来,李辰不过七八岁,衣着华丽,清秀的脸庞一爽明亮的眼神不时射出道道亮光,让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这让深谙相术的方苞甚感惊奇,心中暗道好一副王者之气啊。

方苞听到李辰的询问,笑了笑说道:“小阿哥说的很对,就像刚才所说要想实现工商平等很难,士农工商这种印象已经久远。所以想消除这种影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老夫虽然是一介书生,不识谷米,但是却也读过不少杂书。方才已经说过,有宋一朝,虽然丢掉大半江山,而且年年要向西夏、契丹岁贡,但是大宋经济却很发达。这里面可以说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出于这点考虑,老夫才认为要兴商。”

方苞看了看众人,接着说道:“我也认为大清应重视商人。士农工商从何而来?士为何排第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立德于心,建功于世,宣德功于言,泽被后人。

农为何排第二:“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尤其在农业为主的国家。

工为何排第三:“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借助工具可以提高效率。

商为何排第四:商是互通有无的,必依赖他人而后能行。只可少数参与,如果大家都去经商,都去依赖他人,则无人可以依赖了。商的地位排在末尾,有不禁止又不提倡的深意。”

听了方苞的一番言论,康熙疑惑道:“商人逐利,如果人人都想从商,那么社会的风气就会慢慢向利而转换,商人为了利益耍些手段做些不光彩的事是常有的。如果逐利只是囿于一小部分“社会底层”的商人中,那么危害极小;若是全民从商,则风气将极度败坏。先生认为如何?”

李辰在旁边听了康熙的话想起了后世的华夏。随着改革开放这股春风,新世纪华夏的现状是“商士工农”。士,当然是公务员,但是这个“士”往往还兼着“商”。按古代的理解,士的行为标准是文采风流、品行高尚,而如今的士却是“当官不发财,打死都不来”,正是为利所乱。商,不断的创造着道德标准的新低,不断的追求着利益,从炒房团到毒奶粉,从楼脆脆到地沟油,竭尽其所能。

中国当年是“十亿人民九亿商”,现在是“士也是商、农也是商、工也是商、商也是商”,到处洋溢着逐利的氛围,到处散发着铜臭味。登上了社会顶端的商,正裹挟着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潮,席卷了每一个人,也许20年前,缺斤短两的行为也会令一个小商贩无地自容,现在的商人则理直气壮的以便宜来解释为何出售地沟油了。

商很重要,他是将商品发散到各地的一个枢纽,他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纽带,但是,将商放到社会第一阶层,却是十分不理智的。也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商至上,为什么没有道德败坏如此呢?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是“民(士商)工农”,有民作为社会的主人,管辖着各级各层。而不受限制的商,将会是一个社会的巨大苦难的根源。如果造不出“民”这个阶层,还是回归“士农工商”的模式吧。虽然说法有些投机取巧,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过分的重视商业也是不理智的。

听到康熙的疑问,方苞解释道:“诚如圣上所言,商人的发展要有一个度。这个度由朝廷把握,如果过分的重视商业很可能会发生圣上所说的那样,但是同样的,如果过分注重农业而歧视商业,却也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草民认为朝廷在重视农业的同时还应重视商业,起码不歧视商业。现如今商业发展阻力重重,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上税太多,各级官府层层剥削,这让商人很难发展壮大。”

要说刚才还是惊讶的时候现在听了方苞的话李辰已经疑惑了,莫非面前这哥们也是穿越来的。按照现如今的读书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才对啊,可是方苞这个怪胎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在古代,商人也不是一直处于被打压。举例吧,商朝重视商业的发展,商民重视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的都城已经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夏商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

两汉:商业呈现空前繁荣局面。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如长安有东、西九市,市内商肆整齐有序;各民族之间贸易繁荣;货币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到汉武帝时通用五铢钱;一些名都大邑相当繁荣,除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当时称为“五都”。各地较小的都会,更是不胜枚举。

隋唐:发达的水陆交通,商人足迹遍布全国;统一货币,隋朝仍用五铢钱,唐高祖时废五铢钱,统一使用开元通宝,它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城市经济发达,管理严格、规范,市内有邸店和柜坊,市场的买卖有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有“日中为市”的规定,唐中期以后出现了夜市;城市兴旺,长安和洛阳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唐中期以后,长江流域的成都和扬州成为东西两个中心,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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