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总得有人来评，没有评论就没有反响，没有反响，无疑就等于婴儿一生下来就夭折了，这是写书人的悲哀。

写书人是历来重视书评的。但是他们的心态又是各不相同，有的人真诚地希望通过书评，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不足，以期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有的人则希望通过名人的评，把自己捧上天去，以实现名利双收。在当今社会，前一种人日渐少矣；后一种人则趋之若鹜。我认识一位老兄，国语水平大概只有初中程度，楞是出了一本书。他给某“评论家”送了一个红包，作“读书费”，请他写了一篇序。他问我，书中哪些文章最好，我说有一篇最好。他急不可耐地追问道：“哪篇？”我说是序。他一听，几乎气晕过去。评书人评书的目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通过评书，引领文学发展的方向；有的是为了奖掖后进，培育文坛新秀；有的则是挥舞评论的大棒，去作残酷的棒杀。更多的则是沽名钓誉、大捞钱财。上面提到的给那位老兄作序的评论家就是冲钱而去的，所以，尽管文章写的不怎么样，还是说了个天花乱坠。更可悲的是，当前，又有一些人为了抬高自己，大捞钞票，不惜丧心病狂地大批大师，如批鲁迅、老舍、钱钟书；他们对已故大师可以倾巢出动，联手胡批，等到他们名扬四海、大把钞票捞到之后，不管读者怎么骂娘，他们则全然不顾了。

写书评是需要比写书人更高的修养和学识的。没有修养，会利令智昏；没有学识，就没有真知灼见。让没有修养的人来评书，要么把你“捧”杀，要么把你“棒”杀，写书人终将“死路一条”。没有学识，把你乱评一气，让你和你的作品人不是人，鬼不是鬼，惨不忍睹。宋人“方仲永”是被捧杀的，今天的“韩仲永”也难逃被捧杀厄运。被棒杀的更是不乏其人。当年，汪静之出了一本书，叫《惠的风》，一些封建的卫道士们就挥舞着评论的大棒，想致作者和作品以死地。即便“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都被视为“轻薄”和“堕落”。汪静之是幸运的，因为有鲁迅等真正的评论家。鲁迅先生也利用书评作武器，向那些封建的卫道士发起了反攻：“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飘，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就会’飘‘以至于’飘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又何有于《惠的风》？”试想，若没有鲁迅先生对青年的爱护，对优秀作品的赏识，以及对棒杀者的有力反击，中国诗坛能有汪静之这颗灿烂之星吗？

我们需要文学大师，同样也需要评论大师。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没有前苏联文学的繁荣；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昌盛。他们手中没有大棒，也没有“喇叭”，他们有的是渊深的理论和战斗的勇气。他们是护花的使者，是开路的先锋，精神的斗士，他们代表了文学前进的正确方向。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