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郑州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诗的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怅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掬心自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溪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首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堕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56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47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税务局长，或者党委书记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郑州的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47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屁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屁，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那些侯门深似海、豪族目无人的达官高宦，将他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我们这位诗人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溪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被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地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来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的。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壈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专区。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招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肥地美，是著名的怀山药、怀地黄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读不大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被山挡住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余，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不同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余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余演员，唱到投入时，来劲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为之潸然泪下。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7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臭狗屎文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深中肯綮的论述。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万为可畏者也。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词，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纯系扯淡，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肉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骚的诗篇。中国旧时文人，说句不当的话，其实是顶没起子的。第一，无一不是削尖脑袋想当官，第二，无一不是拉帮结伙搞圈子。

这种劣根性，也仍是今日许多文人的痼疾。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洪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鸡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为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顶戴花翎，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籍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万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须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您的人却做得怎么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我在文坛厮混大半辈子，目睹那些大师、亚大师、准大师、候补大师，有时比小人还要小人、比败类还败类的。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商隐幼而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旧唐书》）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本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旧唐书·本传》）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47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坎壈”，以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固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缩微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部《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唯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近人钱锺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有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宋·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宋·计有功《唐诗记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宋·许恺《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所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明·胡应麟《诗薮》）

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明·周珽《唐诗选脉笺释》）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而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18岁，大和二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26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工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连续电视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设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以今观古，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因此，要求一个18岁至26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蹈规循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被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者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晼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清·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掺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没有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当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得到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过的。因为，那个肉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名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晼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商隐为什么要婉拒，遂有这封表态的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一个把性和泄欲画等号，把性和生殖画等号的文人，你能指望他写出比三级片更高一点的性文学吗？唯其如此，把爱写得那么奇丽，把情写得那么深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才在这首回眸一生的《锦瑟》中，写出来千古传唱的深情来。

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18岁（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27岁（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家分手，走自己的路。从而铸下难以挽回，后悔莫及的大错。或许他想活得更好，或许他想把握自己，或许他想决绝而出，或许他想远走高飞……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并且做了他家的女婿。但在当时朝廷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这种背叛是被整个社会视作不齿的。于是，这位领衔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成为被唾弃、被卑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做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代李涪《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人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观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代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集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感到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一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文宗大和二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

大和七年（834），23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

大和八年（835），24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

大和九年（836），25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

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

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

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

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

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

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

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宗郢幕。

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宗郢调回长安，幕散。

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

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的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47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