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形势，《人民文学》不得不在八月号上刊出一封工会工作者的来信，对《改选》进行批评。但那意见却是这样的——

“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力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狠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因为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

这“批评”竟要求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岂不是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于是，在反右时被看中、成为“左派金棍子”、后升为“***”之一的姚**，跳出来“批判”了。《人民文学》七月革新，被指斥为“毒草”专号。对《改选》，另有一位文学界内“懂艺术”的权威人士，“揭露”它思想上“隐含敌意”。在那个各单位按比例抓“右派”的特定年代，对于一名刚出世的年轻业余作者，如此“罪状”足以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的指向，并非仅限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殃及着一大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辑和刊物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刊物上，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文章《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

“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企图的。我们看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当代人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

***在提出“百花齐放”时就曾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改选》的遭遇，就是明证之一。

如今看来，马前卒所“揭示”的李国文之创作意图，倒也所言不谬。他呼唤珍惜的，正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他暴露贬斥的，正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员领导者”。

这样的题旨，不仅在当时可谓用心良苦，而且至今仍然值得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