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我的家里还有四个热水瓶呢，我怎么也不该忘记它们。

别看我们家穷，我的父亲却有一个很高级的习惯，喝茶。我从小就知道一样东西，叫茶叶末子。我的父亲一直喝茶叶末子，那些因为破碎而剩在最后的粉状的茶叶。

喝茶就少不了热水。我们家有四个热水瓶。不要小看了这四个热水瓶子，它们对我们家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家的基本局面就是由这四个热水瓶确定的。有时候，我们家很像一个高级的研究院，聚集了许多探讨问题的年轻人；有时候呢，我们家干脆就是一个茶馆。无论是研究院还是茶馆，它的主人都是我的父亲。父亲的助手则是四个热水瓶。

热水瓶离不开水，还是先说水吧。兴化是水乡，到处都是水。大部分人家都是临水而住的，要不屋前是河，要不窗后是河。可我们家却从来也没有在河边居住过，为什么呢？这就和学校的选址有关了。学校必须离河流远一点，越远越好。这样安全些。

这样一来我们家用水就不方便了。照理说挑水这样的事情应当由我的父亲去做，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母亲承担下来了。母亲终究是教师，她做不出“挑”这样的动作，她就买了两个水桶，一手一个提。到我十岁之后，父亲发话了，改成我和我的二姐两个人抬。

父亲在做什么呢？看书。他守着他的四个热水瓶，看书。实在没书看了，他就搞科研。这个读私塾出身的中年男人利用“文革”期间的闲暇自习起了数学和物理。在这里我要说一说“文革”。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文革”就是武斗，“文革”就是打砸抢，没错。可是，相对于漫长的政治运动，武斗和打砸抢毕竟是短暂的，比武斗和打砸抢更加恐怖的是对人的废弃。废弃，懂的吧，你就像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永远被撂在那儿了。父亲从1957年就被撂在那儿了。他也有他的日子，他也要活人的，这就比承受批斗和打砸抢困难一点了。他的选择是搞科研。研究来研究去，出成果了，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他这个语文老师来了一个华丽转身，一边教高中语文，一边教高中物理。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

关于我父亲，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个出生于1934年的人被战乱和动荡耽搁了。他的身上有恐怖的、令人窒息的学究气，凡是他没有弄明白的问题，他可以不吃，不睡，成仙了一样。他喜欢想。对着他的茶杯，要不对着他的四个热水瓶，空想。他是我们家的爱因斯坦、霍金和居里夫人。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从来没有做出什么成就，但是，他对科学的狂热与执着丝毫也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寡言，偏执，睿智。在他自学光学的时候，我的家里到处挂满了光学线路图。他在墙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瞳孔里全是宇宙。陪伴他的就是那四个热水瓶。

毫无疑问，他老人家对我很失望，也可以说很绝望。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或数学家，他认为“那些人”是“真正有用”的人。小说家是“没本事”的。小说家没有“硬实力”，小说家更没有“真学问”。小说家都是“虚的”。很抱歉，我对物理和数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我身上的偏执很像他。成家之后，我也不做家务，我也喜欢空想，我也可以没日没夜地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死心眼。我们还有外人所不能了解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都骄傲。

有一年的冬天，年逾七旬的母亲和年逾七旬的父亲拌嘴了，母亲眼泪汪汪地来到我的面前，她告状来了。她老人家指责我的父亲，说“老东西阴险”，说“我都七十多岁了，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实说，母亲作为一个小学老师，抱歉了，亲爱的母亲——你“至今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你是不可能了解父亲的。父亲怎么会阴险呢？不，一点也不。外人不了解他，那是因为他简单。人们不愿意相信另一个人会如此简单——他只对他有兴趣的事情有兴趣。

父亲热衷于科学是一个假象。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社会和人文，但是，“出身”“反右”和“文革”严重挫伤了他，也彻底耽搁了他。他只能把他满怀的、不可阻挡的生命能量与才智转移到该死的物理和数学上。他喜欢鲁迅，喜欢胡适，喜欢金圣叹，喜欢林肯，喜欢马丁·路德·金。对了，他喜欢曹雪芹，喜欢晴雯（我的二姐就叫“飞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他喜欢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我迷上了李商隐，父亲一看到我的书就把脑袋转过去了。李商隐是他一生的痛。

我年轻的时候父亲一直阻止我写作，他是怕。他怕我成为“右派”。与其做了“右派”之后再一次回到乡下自学物理和数学，不如一开始就读物理和数学。

每天起床之后，母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烧水。因为家里有炭炉子，四个热水瓶每时每刻都被我的母亲灌得满满的。故事来了。我想说，不是因为父亲的亲和力，而是因为热水和热水瓶，我们家的客人多了。我喜欢家里头有客人，客人一到，家里凝重的气氛即刻就松懈下来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父亲的气场，他沉思的模样让我的家里死气沉沉，他的瞳孔里只有宇宙。

很不幸，我的儿子也不喜欢我的气场。我坐在电脑面前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家里头死气沉沉。历史就是这样，它要循环，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愿意看见我父亲永远也不能聚焦的目光，我想我的目光在我儿子的眼里也是一样的——他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客人来了，父亲也会活跃。父亲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庄稼人，但是，他对农业真的很在行。《玉米》和《平原》发表之后，不少读者惊讶于我的农业知识。我能知道多少呢？都是跟他聊天聊来的。谜底是这样的——遇到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就给父亲打电话。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父亲的帮助，《玉米》和《平原》都不会是这样。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喜欢听父亲和别人聊天。父亲的话不多，却总是说得恰到好处。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孩子的一生其实就在父亲的嘴里，尤其是男孩。父亲在无意间不停地强化什么，孩子最后就真的成了什么。

四个热水瓶始终在那里，坏了一个，我的母亲就会补充一个。情况越来越好，大约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家的情形慢慢地变了，由天然的农民“茶馆”变成了“知青俱乐部”。那些操着好听的、不同的外地口音的知青时常聚集在我的家里，当然了，他们是为了一本叫《收获》的杂志来的。他们有些人喝茶，有时候甚至就是一碗水。他们和我的父亲聊，他们也自己聊——世界一下子大了，是语言把世界撑开的，孩子的想象力在越来越大的世界面前匍匐前行。我的内心对远方充满了热切的遐想，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

女人们都是不喝水的。无论是女性的庄稼人还是女知青，母亲总是把她们带进房里。所谓“房里”，就是卧室。她们大多坐在床上。女人的话总是很有玄机，里头有许多开关。她们认定了我听不懂，从来也不避讳我。其实呢，我懂。在我做了父亲之后，我时刻提醒自己，永远不要低估了孩子。这句话也可以从孩子的身上延伸开来，演变为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永远都不要低估你的读者和你的听众。无论是艺术还是政治，自作聪明都是表达的死穴。

写到这里我必然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家没有那四个热水瓶，我们家没有变成农民的“茶馆”，没有变成“知青俱乐部”，我的童年和少年是怎样的呢？这个是不好假设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童年与少年非常幸运，在那样一个闭塞的年代，我们家的四个热水瓶给我带来了开放。这里头有生活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于广阔和未知的热切与冥想。

我爱热水瓶么？不，不爱。我痛恨它们。某一年的冬天，我的母亲去了一趟县城，当她回家的时候，她把热水瓶的一种新用法给带回来了。城里人为了节省早饭的时间，他们在前一天的晚上就把稀饭煮到半熟，然后装进热水瓶里。第二天的上午，只要像倒开水一样把稀饭倒在碗里，一顿早饭就解决了。方便倒是方便的。可我还是想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项发明想想吧，稀饭在热水瓶里被泡了一整夜，米和汤的形状都消失了，都稠在一块儿了，还稀稀拉拉的。确切地说，像屎。味道古怪极了。

想起第二天的一大早就要吃屎，我躺在床上，愁都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