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义之剑”

保卫大武汉之战，先后支持了四个月以上，比起保卫大上海来多了一个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广州的一天，当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主要的原因，自当归功于民气、士气的旺盛。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不能忘记的，便是苏联的顾问团在帮助我们策划，更有苏联的飞机和义勇队在帮助我们守卫上空，并配合着前线作战。

苏联曾以sb轰炸机和e-15与e-16战斗机源源向我补充，详细的数目可惜我不知道。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的人受了伤，更有不少的人牺牲了。详细的人数可惜我也不知道。

苏联朋友是不喜欢自我宣传的，他们决不象美国那样，把“援助”、“救济”等字样刻在自己的额头上。苏联义勇队，生活纪律特别严，他们是在飞机的银翼下过着天幕生活的。无论星期或节日，决不到市面上招摇。象后来的美国兵那样旁若无人地四处胡闹，坐着吉普车乱撞，乱拉女人，那更是无法联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抗战前期苏联朋友曾经帮了我们许多的大忙，而且，为了保卫大武汉，更有过不少的义勇队为我们把性命牺牲了。

当时苏联未同日本宣战，故援助的情形不愿公开。反动派是讳莫如深的，更乐得有所借口了。反动派从来不曾把苏联援助的情形发表过。平时把苏联顾问团和义勇队，当成间谍一样监视着，一些照拂顾问团和义勇队的人们，大抵都是“统”字号的朋友。他们有时还在小圈子里面放些谰言对苏联诬蔑。他们昧着良心这样说：苏联送来的飞机并不是好飞机，派来的人员也并不是好人员，苏联把我们中国当作战地演习。

但大家总还记得吧，在二次大战中，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大将崔可夫[1]将军，扭转了欧洲战场的胜负，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回国之前是在中国充任过总顾问的。我们能说这是苏联派来的不好的人员吗？

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自看见的一次来说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的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报。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dog fighting），怕应该称为“鹰斗战”（eagle-fighting）吧。忽然有的放出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足有三十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热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是击落了敌机二十一架，我方损失五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九十二艘，炸毁了十六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没有参预过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能知其详。我希望参预过的朋友们能够把详细的情形报导出来，让全中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些“正义之剑”，更拿来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比较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民也应该是一把“正义之剑”，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

二　四巨头会议

武汉要陷落是早在预料中的。但在武汉陷落之前四日华南重镇广州突然毫无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敌人仅有三千人，而我守军十师，一夜之间，闻风逃遁，真真是无上的耻辱。这儿不是***先生生聚教训了多年的地方吗？这儿不是革命的发祥地吗？蟠踞在人民头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们，平时作威作福，蹂躏人权，战时鹤唳风声，抱头鼠窜。他们的罪恶深重，难道还不应该上二十四次的绞刑架吗？然而那些“将军”们、大员们却依然延年益寿，直到今天，还在剿民的破阵里呜喑叱咤呢！

广州的失陷，使已经动摇着的武汉更加动摇了起来，毫无疑问对于进攻武汉的敌人则更给予了刺激和鼓舞。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了十二个师团，连后方兵力共有二十五个师团，人数在一百万左右。前线补充五六次，伤亡二十余万，费时四个多月。敌人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的，侵占广州的消息，难道还不促使他们更要加上火力，作疯狂的比赛吗？在那最后的几天，特别对于我们撤退的车船频加空袭，’那便是疯狂比赛的最具体的表现了。

开往长江和湘江上游的船只在那几天接连被炸，载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的新升隆号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离开武汉之后，在当天便遇难，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这样，不用说使得武汉三镇，特别是一些中下层被留下的公务人员，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飞机可坐的，可用不着耽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车可坐。再次便须得坐卡车，坐轮船。卡车和轮船的目标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无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回避水路，虽然水上的船已经很少，能够坐船也要算是万幸了。

我们政治部的几位高级人员，周公是有汽车的，我是有汽车的。我的车子可供我和愈之撤退时的使用。贺衷寒是有汽车的，但他的汽车先送了家眷。他原来的预定是率领残余的部员全部坐船。船是太古公司[2]的一只小火轮，已经最后一次开往上游去了，目的地是宜昌。但由市政府、政治部，国际宣传处和其它的机关，联合出了重价包了它，要它开到沙市之后，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船回武汉时是二十三日的下午，准备在二十四日夜间再最后一次撤离武汉。然而我们政治部里却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这样：本来决定坐船的贺衷寒，临时生了变动，怎么也不肯坐船。贺衷寒是党国要人，他要顾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残留的部员们一听说秘书长不坐船，便象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带领的一样，全部哗噪了起来。

——秘书长不坐船，我们也不坐船！

——秘书长怕危险，我们就不怕危险？

——秘书长的命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为了这件事，竟使副部长召开了一次“四巨头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

贺衷寒倒很坦白，他不仅坚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张大家都不坐船。他说：他的小汽车已经叫人由长沙开回来了。坐船实在很危险，遇炸无法可逃。坐车虽然也一样危险，但是还有可逃之路。

这点道理谁都是知道的。但事到临危，那里去找车子呢？不仅人须撤退，而且还有些笨重的公物。

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愈之和我答应改来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车留下来，让给贺衷寒的随从秘书易来安坐。——这部车子，在逃难途中，倒救了白崇禧[3]的命。白崇禧在汉宜公路上逃命的时候，一部小汽车和一部指挥车都抛了锚，结果是把两部车子丢了，挤掉了易来安（大概挤到贺衷寒的车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车子。这是周公后来告诉我的。汉宜公路上的狼狈情形，可惜我们失掉了观光的机会。

三　昧着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还是到三井洋行办公。在这一天的清早我替《扫荡报》写了一篇准备明天见报的最后的社论。

当时武汉的报都先后转移阵地，停刊了，就只有《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准备出到最后一天为止。这都是周公的意见，《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自然没有问题，《扫荡报》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部，也得服从副部长的命令。要出到最后为止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机器和铅字，但为了表示中国人的不屈服，这牺牲是不能放在打算里面的。何况在当时机器和铅字也没有办法运走！因此，倒给了《扫荡报》一个光荣的报国机会。这个最反动的报纸，从它的创刊一直到改名为《和平日报》的今日，值得夸奖的表现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在平时是不欢迎我们的文字的，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谁也不愿意替它写东西。但在这光荣表现的一次上，却连写社论的人都跑光了，乐得我来承乏。其实贺衷寒也尽可以写的，想来是静不下来，不能执笔了。

虽然承乏地写了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这篇文字收录在《羽书集》里面），在我却并不是怎样光荣的事。认真说，我也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的市民。

文章写得很勉强。

分明是保卫战没有做好，弄得来只好抛掉武汉三镇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没有尽心力去保守祖国的疆土，没有决心和敌人拚命，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

我象传声筒一样也传播了“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的乡村与民心”，传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话是多么响亮呀，但我敢于保证那些话里面有一分一厘的诚意吗？

广州的突然沦陷，分明大大地影响了我们，而我偏说是“保卫武汉的持久战使敌人发生了焦躁，敌人是在更加紧地向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们自己呢，更亏我说得出“愈益增加了我们的敌忾，愈益团结了我们的内部，愈益鼓舞了我们的百粤健儿”，而且我还敢于“坚决地相信，华南的战局今后是要完全改变形势的”。

说得真是好听：“武汉临到垂危，但于整个战局也无多大影响！”

说得真是好听：“一方面既尽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尽了减轻牺牲、保全实力、掩护后方的能事！”

说得真是好听：“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的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

说得真是好听：“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玛德里[4]，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5]！”

说得真是好听：“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调来高呼：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哼！这那里是郭沫若在做文章，而是***在做文章呀！骗！骗！骗！帮忙尽心尽力的骗！骗到了武汉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骗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但这，在我是甘心的吗？

不妨让我再说一遍吧，我做第三厅厅长，根本就是不愿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为了抗战，为了争取那一人戴着抗战的帽子，就是昧着良心也只好委屈委屈，这倒不仅是我一个人，不仅是在写这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时候了！

肉麻当有趣地我们不知道喊了多少万声的“最高领袖”呀！喊一声“领袖”立一次正，更不知道立了多少万次的正呀！今天回忆起来，我不仅该向全国的同胞、向全武汉的市民告罪，就是向自己的喉咙和两只腿也该得告罪的。

四　西崽典型

每逢星期一的下午，照例是要召开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这是由三厅和国际宣传处联合举行，地点便在怡和街的国际宣传处。那也是一座敌产，有楼，是双开间前后两进。这儿在前不知道是日本人的什么公司，就在楼下左侧的后厅里，经常开会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还剩下一座美国制的大保险箱，因为没有钥匙，始终没有打开过。

二十四这一天适逢是星期一，在怡和街召开了一次最后的招待会。我和愈之都去参加了。这一次到的外国记者特别多，他们是以送葬的意义来参加的。因为他们都没有逃走的必要，只消安安稳稳地睡他一晚上，便要看到“改朝换代”的压轴戏了。

平常在这会上，主要是由军令部的人来报告军事消息，但在这一天却根本没有人来。军事消息事实上也无须乎再报告了。大家都是知道的：敌人在北战场占领了信阳、黄岗，先头部队逼近了黄陂；在南战场占领了阳新、大冶，正向咸宁挺进；武汉已经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下了。一点也没有问题，今天的“青天白日”明天便要换成“清早的太阳”。

吴国桢是当时的汉口市长，自然轮到他来替武汉三镇发丧。照例是那一套骗人的话；

——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我们的最高的战略是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保卫大武汉的长期战中，我们于人口的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做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的建设。我们现在要转移阵地了。我们放弃城市，转移到四周作战，正是依从了我们最高的战略，争取了主动的地位。我们是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的，战争的时间愈延长愈于我们有利；战场的面积愈扩大愈于我们有利。委员长早就说过“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之乡村与民心”，最近又有明白表示：“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是坚决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这就是所谓抗战八股，他说的和我说的，完全是一模一样。但外国记者们却不大满意这一套，而另外提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问到广州沦陷了，失掉了一个主要的国际交通路线，是不是会影响抗战？

他们问到朱总司令为何来武汉？来了为何又去了？

他们问到武汉撤守，炸毁敌产的预定计划是不是要实施？

前二个问题是照着八股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吐露了一个大受欢迎的消息。吴国桢很郑重地说，自然是用英文说的：经过几次的磋商，最高当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决定，尊重国际友人的意见，为保全市面的安宁，汉口市的敌产，不施行炸毁了。

外国记者们不期然地欢呼了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这真是出乎意外！要炸毁敌产，有些外国的外交官在出面干涉，我是知道的。结果我们必然会屈服，我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洋记者们听到这个消息而那样欢迎，我却根本没有料到。是意识到帝国主义的胜利吗？但至少失掉了看火烧罗马时的奈罗皇帝[6]的快乐吧？

招待会完结了，记者们也先后散了。吴国桢走到那个大保险箱旁边，细细地端详起来。董显光非常高兴地走去向着他道谢并道喜：“今天成绩满好，大成功！大成功！全仰仗你这位大市长！”

吴国桢也很得意地谦逊着：“这要感谢老头子，不然我们今天不会使得他们满足的。”忽然话头一转指着了保险箱：这个“塞胡特”（英文safety，就是保险箱）打开了吗？

——“那里，简直没有办法！”董显光摊着两只手表明真是没有办法的那样说，但突然意识到我们还在面前，似乎有点不大自然地又和我们拉起手来：“羡慕得很呢，你们今晚上就上船了吗？啊，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老头子还不走啦！啊，再见，再见！古德拜（英文good-bye）！法惠尔（英文farewell）！……亚丢（英文adieu）！……”

五　朝鲜义勇队

从国宣处出来之后，愈之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和我分了手。我们约好了回头在鄱阳街聚齐，只等天黑，便一同上船。我趁着有这一段空闲时间，便坐着小汽车在汉口市上巡视了一趟。

特区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法租界已经戒严了，不能进去。绕道驶向日本租界。沿途所经过的所谓华界的市面是很凄凉的，差不多家家都关门闭户，只剩下一些饮食店还在半开门。车子绝了迹，但奇怪的是有好些黄包车被抛弃在街头，没有人照料。这光景使我闷了一下，我开始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但略一回想，也就立地了然了。这是有人在拉夫，把一些黄包车夫，不是拉走了，便是骇跑了。这样一领悟使我立地联想到“七七”献金时，很多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们热烈献金的盛况。才仅仅三个半月啦，保卫大武汉的成绩就是这样了！

日本租界更仿佛是一片墓地，这里原本预定炸毁，居民都老早搬空了。但惹人注目的是在街道的墙壁上，或在马路的正中，用沥青粗大地写着日本文的标语：“兵士在前方流血，财阀在后方享乐”，或“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勋章〔日本天皇曾用这种勋章奖赏日军侵华将领。□，日本汉字，即鸱、猫头鹰，用以比喻勇将。〕”。这些还是我昨天拟好的文句，而今天已经爬上了墙壁，爬上了水塔，横陈在马路的当中了。

这是应该向朝鲜义勇队的朋友们致谢的。他们在这快要撤守的前几天被动员了起来，担任了这项工作。根据三厅所颁发的《对敌标语口号集》和临时由我所拟具的若干条，尽可能地在汉口市上涂写。就靠着这些朋友们的认真工作，就我所亲自见到的，他们的的确确是把汉口全市造成了一座精神堡垒了。

这话倒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故意地夸夸其谈，而是有着事实的根据的。后来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得以知道敌人在占领武汉后，特为这些标语大伤脑筋。他们整整花了三天工夫来洗刷那些标语！但写在街头的尽管洗得干净，印进脑子里的未必便洗得干净。

我的车子在经过后城马路的时候，写标语的人还在继续着工作。他们三五成群地有的扛着沥青或油漆，有的扛着梯子，勤勤恳恳地在那儿争取时间——工作。

我得承认，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幕，然而也是我最感惭愧的一幕。那些都是朝鲜义勇队的朋友，明明白白地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里面。我们中国应该是有不少懂日本文的人才的，留学过日本的学生，起码总怕有好几十万吧？然而在这武汉临危的时候，替我们写对敌标语的，却只有这些朝鲜的朋友们！

朝鲜义勇队的组织，在初是属于政治部第二厅，归康泽管辖的。在武汉要撤守的时候，暂时又拨归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去了。但我们是可以间接指挥的。组织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他们的小党派很多，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但他们是膺受着亡国的惨痛的，流亡到中国来从事抗日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上，与其说为了帮忙我们，倒无宁是克尽他们的天职，因此，一般地说来，他们的爱国情绪，比起我们受足了买办教育熏陶的中国人，实在是要高超得不知道多少倍。因此，参加这义勇队的朋友们，尽管受着康泽、贺衷寒的控制，而在爱国行动的表现上是脱离了一切的羁绊的。

在汉口市巡视了一会之后，回到鄱阳街，愈之先坐在那儿等着了。周公因为事情忙，关照过吃饭时不要等他。我同愈之便草率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饭后再到三井洋行去，总务厅的人们已经在搬动行李，准备上船了。

我们想找贺衷寒，向他告别，但找他不着。他往那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在七点钟的时候，周公却赶了来，和大家握了手。

我们于是便赶向码头，开始了不宜见天日的逃亡之路。

六　报应昭彰

上了船，坐的自然是头等。大餐间里的辉煌的电灯和布置，使得我有点眩目。在把房间看好了之后，我仍然走到舱外来，在甲板上站着，向空漠中了望。

天空是一片墨黑，武汉三镇鸦鹊无声，长江在混茫中吐着冷气。这就是武汉三镇将临末日的景象。感触是有点茫然的。——在这儿不知不觉地便呆了八、九个月，忙也忙过一些时，但却忙了个什么来呢？不完全是一片空洞吗？

想起了朱总司令临走时的气概和他所给我的诗。他是那样坚毅地回到前线去了。他是有把握的，而且能有把握。他能够“支持华北抗战”，也一定能够“收复中原”。但是，我们呢？我自己呢？能有把握吗？能“去支持南天”吗？在不自由的天地里谁能够保定：我们不又是由空洞走向空洞？

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的面前，使我不能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

茫然了一会，又回到舱里去，索性蒙着头睡了。

船本是预定在九、十点钟开的，为了要等待一些要人，一直等到了清早四点钟，要人们却一个也没有来。自然是害怕水上的危险，而改走了旱路了。这倒也值得感谢，使我对着那垂危的都市又多陪了一夜。

到了四点钟毕竟开船了，天还没有亮。在汉口的东北角上已经隐隐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了。

船走得很慢，在本身的载重之外还拖了一个很大的拖驳。天大亮的时候到了簰洲——在地图上长江在大转弯的那个地方。我又站在甲板上了望。东北角的天际遥遥地冒起了浓重的烟峰。那一定是大武汉的一部分在被焚烧了。

淋漓的血景又在眼前展开着，然而是更遥远而模糊了。

坐在船上认真说倒顶舒服，尤其坐沙龙的人天天顿顿都是西餐，应时还有茶点，那简直是如登天堂了。我和愈之在船上要算是最高级的人，市政府有一位会计科长，算占第三位。要人们都没有来，因此我和愈之也就成为了船上的大总统和副总统了。说句老实话，自有生以来，实在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安富尊荣。不仅本部的总务厅要把我们奉为上司，就是别的机关的人们见到我们也好象必恭必敬，俨然下属。

船既走得慢，因为拖着庞大的拖驳，害怕搁浅，晚上不敢行驶。因此，不仅白天过得很安稳，在晚上睡觉是尤其安稳了。

难道就没有敌机来空袭吗？有是有的，每天白天都有一二架凌空而来，盘旋而去，但却不肯投弹。这是因为船上插着英国旗吧。再则日本人的情报异常灵敏，他一定早已知道要人们都不敢坐船，而剩下来坐船的人是值不得一炸的了。

但总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吧？比如每天不能看报，得不到任何消息，总是烦闷的吧？——多谢操心，这样的缺憾却一点也没有。那位市政府的会计科长带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据说是公物。我们把它摆在大餐间里面，随时开收，全世界的消息都是可以收听到的。

时节是季秋，正是天高气爽的时候，而又连日快晴。两岸的风物都历历如画，连新升隆号和其它炸毁了的船只还抛弃在沿岸，我们都可以看见。何曾有丝毫的危险呢？连自己都有点难乎为情了，在国难期中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汉口是一天一天地远了。平常由汉口到沙市是只要两天的，但我们的船却费了四天四夜。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假使长久地这样过活下去，谁还能想到抗战呢？生活太好的人不想抗战，谁能怪得他们？

然而，对于我们，这一对暴发的大总统和副总统，昭彰的报应出现了。船上既少运动，而又吃得太好，吃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到达沙市的时候，不期然地，都把肚子——吃坏了。

[1]崔可夫（в.и.чуиков，1900—1982），抗战期间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军事顾问。一九四二年回国后任苏军第六十四、六十二集团军司令，第八集团军司令等职。

[2]英国轮船公司。

[3]白崇禧，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等职。

[4]佛朗哥（f.franco，1892—1975），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一九三六年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动叛乱，一九三八年攻下首都马德里，次年建立法西斯政权。

[5]一八一二年法国拿破仑一世以五十万军队进攻俄国。俄军放弃莫斯科，实行战略退却。法军深入俄国国土后，受到俄国军民的抗击围困，陷于绝境，被迫撤离莫斯科。俄军乘势反击，法军仅剩二万余人逃出俄国。

[6]奈罗（c.c.nero，37—68），通译尼禄，古罗马皇帝。暴君。公元六四年曾唆使纵火焚烧罗马城以供其观赏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