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坦噶尼喀湖东面的班图部落里，最主要的建筑物是“伊旺赞”即“男人屋”。赫顿・韦伯斯特对这种建筑物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间12×18英尺长对的屋子，有一扇门，被烟熏黑的屋顶低而平，没有烟囱。靠墙放着一条高高的歪斜的长凳，上面铺着牛皮，男人们就在上面午睡。几只大鼓挂在角落里，圆木在地上燃烧着。男孩子们到了8岁左右就要离开母亲来到这里。从此他们就在这里睡觉、吃饭，度过他们的成熟期。白天或夜晚都会有男人在屋前跳舞，这里是他们闲聊和娱乐的中心，也是他们来往的会客厅。

赫顿・韦伯斯特和海里希・舒尔茨对男性社会的传统作过研究，强调过奇妙的性对抗。韦伯斯特写道：“由于这些信念而产生了许多荒谬和稀奇古怪的禁忌，以回避因触及性问题而造成的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危险。建造男人屋是为了使两性更为安全地永远分开，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各民族中都可找到。”

舒尔茨对精神分析的理论一无所知，他的说法是女人为男人所占有并成为他们的累赘。男人天生爱好群居，并希望与自己同等的人结成伙伴来摆脱与世隔绝的婚后小天地。

男人屋在整个美拉尼西亚都能找到。在那里男人屋既是俱乐部，也是祭祖的中心，里面保存着装饰用的头盖骨和人骨。在波利尼西亚，男人屋由贵族占领。在马来西亚，武士占绝对优势，达雅克人便利用男人屋作为放置人头战利品的仓库。在所罗门群岛男人屋里保存着独木舟。在非洲，有些仪式如割礼，就在男人屋里举行。

马格莱特・米德描述道：“新几内亚的乞姆布利族的男人屋就设在湖边。每一部落有一个，总共十五个，全部悬在高高的支架上，就象一只只长腿的鸟。楼板由结实的粘土装成，每一边都有凸出的平台，共三十英尺长，每一端都有细长的尖形高塔，主支杆向中心弯曲，象一轮新月。盖着树叶的人字形屋顶上雕刻着一张巨大的涂着红色的白色的面孔。新屋尖塔由柳条制成，用柳条编制的鸟置放在尖塔顶上。当尖顶上的树叶落完后，就用木鸟来代替柳条编的鸟。木鸟的翅膀从空心的人体中穿出。男人屋对面住着几户人家，被称为女人屋。”

男孩子在8～12岁之间就要刺花，由母亲的舅舅刺在男孩背上。然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隐居和进行各种仪式之后，男孩就要离开双亲去男人屋度过大部分日子，在那里男孩学习吹长笛、雕刻、制作假面具和参加精心编制的假面仪式。象征性的割取人头是乞姆布利族生活的一个部分，每个男孩都被期望在其童年杀死一个战俘，父亲握着他那持着长予的手向战俘刺去，让后者的鲜血溅到屋外直立的石头（生殖器的形象）上面。米德对这群人进行过研究，认为虽然表面的形式依然存在，但真正的男性统治和性对抗却在削弱。

然而在新几内的拉脱缪尔族的男性会社及其活动中，男女间的性对抗形式却非常奇特。这里的礼堂有20英尺长，顶端也有人字形的尖塔。里面，从支柱间透过的光束使人联想起阴沉沉的教堂。会社富有宗教色彩，这里严禁擦地板和损坏木制件，人们不准直穿楼房，也不可走正门或后门，只可从边门出去。这里既是会议场所和社交中心，也是举行仪式的地方，活动中充满暴力和残杀的狂热。人们无休无止地自吹自擂、插科打诨，自欺欺人地相互炫耀自己精美的图腾纹章。有时，一群人声称要强奸另一群人并表演起一场性爱的哑剧。礼堂里是严禁妇女进入的，但男人在这里制作面具和礼仪用的器具，举行仪式，演奏乐器，举办活动。女人在外面可以听到各种神秘而美妙的乐声。有时人群会跑出屋外并在广场上跳舞，此时女人们就是观众。

男性的性欲、男孩子入会以及割取人头作为战利品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在乞姆布利族中，年轻人在刺杀被绑的俘虏时，最初是由他的舅舅帮他举起长矛的。在入会议式中，男孩在背上刺花时发出刺耳的尖叫，长锣的敲打声淹没了他们的喊叫。他们被浇淋冰水，口中被插入一根鱼骨头以检查他们是否吃过禁食，而实际上这只不过使口腔受到损伤而已。显然，在入会期间，男孩们被称为“会员的妻子，其阴茎可被玩弄”。如同格里高里・巴特桑所总结的那样，所有会社最终“要是吸收具有男子汉气质的新会员入社，但看来入会的第一步却是迫使这些新会员的举止要象个女人。”在这方面，莱昂纳尔・奥维西对现代某些类型的同性恋的评论是恰当的：“从同性恋角度来看，男子汉对更多女人气的同类的吸引力是什么？这里，性的成分还是主要的，但在两者之间，力量的成分还是超过了从属的成分……选择的对象是一个男人，但要选一个更象女人的男人。另外，如果力量是强壮的，就可制服弱小的同类以补偿其男性的不足。同性恋者把阴茎探入男性的口腔或肛门，但一般都拒绝做相反的角色。他要弱小的一方作出牺牲，自身却拒绝从属于他人，这样他不仅在性欲上满足了自己，而且通过迫使同类扮演女人而使其失去的男子汉气质得到了增强。”因此，看来把年轻的男孩作为兽欲的对象对及试图把他们转化成女性的努力，都促使老武士增强了对力量的渴望和对成熟的男性竞争者所怀有的敌意，最后，他们虽然将男孩带入了男人群并加强了彼此的联盟，但同时这也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女人照样行。

割取人头原先是一种表示相互间地位的活动，被允许去杀人的男人穿戴一种特制的狐皮围裙。袭击归来时，武士们在礼堂外面把人头放置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直立的石头上。“竖立一块石头”，这句话就是交合用语。这里可以引用巴特桑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割取人头是整个部落的骄傲，而与此有关的是财产，繁殖力和男性的性行为。”我们则用“权力”代替“繁殖力”，认为这里的性行为就是同性恋。

我们所叙述的这类文化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情结，其中包括男女两性隔离、男孩入会时受到的性虐待及武士们常用人头战利品来表示力量的虐待心理。从深度分析，这就是“生殖器崇拜阶段”。我们已指出，这是青年男性的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男性认识了自己的生殖器并由于无意识的阉割恐惧感而厌恶女性。用欧内斯特・琼斯的话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到神经过敏的男孩对阉割的概念不仅仅是切割，而是打开一个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阴门‘伤口’理论。”我们已引用过原始神话中出现的伤口理论。现代的的儿童成长史说明，生殖器崇拜阶段包括男性器官的比较、撒尿竞赛等等。一个自恋者最容易变成同性恋者，因此，生殖器的概念是与性冲动联系在一处的。

原始文化中出现畏惧女性的例证来自太平洋的两个区域。勃劳尼斯拉・马林诺夫斯基叙述的一个故事是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告诉他的。提供消息给他的人认为其他部落的女性对男性怀有敌意并且是危险的。当这些妇女在山药地劳动时，有陌生人走过，她们抓住这个陌生人，猥亵他的性器官并施以奸淫。马林诺夫斯基从未找到这种行为的第一手证据，但每个人都对他传说这个故事。比尔・奎因报导说在斐济岛也流传着关于一个外乡人被女人抓住而加以奸淫的故事。既然谁也无法提供这些女强奸犯的直接证据，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仅是男人因惧怕女人而编造的故事。在美国这样的主题也出现在虚构的小说章节中，有一个年轻的佣人被坐在汽车中的几个女人带走，到了汽车旅馆中施以暴行和奸淫。为了以相反的形式表现这种恐惧，我们找到了人类学家维壳多利拍摄的有关原始游牧部落的图片，图中上上下下都表现了男人对奴隶的暴行和对妇女的奸淫。令人惊奇的是在近代，西奥多・莱克也重复讲过原始游牧部落的情况。看来即使是男性分析家对其同类的这种幻想也很难想象。当然，在战争期间或因青少年犯罪对一个不幸的女性进行轮奸，则反映了群体对生殖器崇拜和畏惧妇女的另一种敌意的表示方式。

也许把男性组织说成是“同性恋组织”会遭到反对。在战争中，在男性战友之间编造过许多罗曼蒂克的故事。强健的男子汉被送入社会，反复灌输了令人迷惑的兽性教育。人种学所举的事实是令人惊异的：如果一群人中的大多数只是象征性或消极性的同性恋者，这种公开的行为就足以证明这类人只是为了拒绝女性而进行的同性恋。

比尔・奎因说了斐济岛民集体手淫的情况。盖扎・洛海姆有更多的证据，在澳在利亚中部手淫方式是相互比较生殖器的勃起。有人说：“你的阴茎大得象一条神话的龙。也有人会羞怯地说：‘我的阴茎小，而你的大得象一棵桉树。’另一种同性恋的例子与战争有关。为报血仇出发讨伐敌人前，有的部落里的人相互手淫来刺激自己。而在有的部落中，男孩入会后，他未来的丈人与他搞同性恋，并把他称为妻子。”

洛海姆指出：“生殖器崇拜阶段是把重点放在男性生殖器而排斥女性的，在这个阶段中，男人是社会的基础，老人是人群的典范，他是生殖器的保护人。”他还说，“孩子发现了阴道便认为是缺少了阴茎。因此在阉割的情结与生殖器的形成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在入会议式中的牛吼乐器很明显是被当作他们的一位祖先马尔朋卡的阴茎。

在美拉尼西亚的各种文化中，还有在南美，仪式中使用的牛吼乐器，长笛或喇叭状小号都禁忌妇女使用，因为这些乐器代表着男性的祖先，很明显，这些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当我们到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马来库拉岛时，发现他们的同性恋完全是一种公开的文化现象。这里使男性的生殖器变成畸形有两种方式：一种仅仅是切开包皮，另一种是全部切割并取掉，然后用棕桐叶包扎生殖器，一直到它变得胀大为止，端头用树皮布带束住，使睾丸悬着（在新几内亚，阴茎的包扎布有时可做得长达几英尺）。描述这种处理男性生殖器方法的约翰・莱亚德认为生殖器是力的中心，切割后必须受到保护，因为这象征着精神生活的再生。很清楚，同性恋者对生殖器的赞美是生殖器阶段的基本倾向。

还有一种风俗是带领男情侣。在某一群体中，成年人是保护人，他主持入会仪式。莱亚德说：“在另一群体中，男孩用树皮布带作为成年人的标志之前，他不可带男情侣，但他自己对年长者需充当这样的角色，只有在他束上树皮带后拥有带有男情侣的特权。很明显，有时男孩子在割礼前，隶属于某一成年人。”这个男孩子到处陪伴着他的“丈夫”。据说有些马来库拉人宁愿鸡奸，而不喜欢异性恋。

另有一群马来库拉人不搞鸡奸而在入会期间对男孩们设下一连串的“骗局”，其中一种是用叶子包住男孩的生殖器，直到胀大为止，他们睡成一排，胀大的生殖器在身体上拖得很长，男孩们被迫摸假阴茎。在入会阶段结束时，一个人会者爬上男人屋的屋顶，大声呼唤暴死的鬼魂归来与新入会者性交。

莱亚德写道：“根据当地人对这种情况的描述看来，割礼和同性恋都是男人抑制女人最神圣的表示方式。”

胀大阴茎的骗局被认为是通过父亲传递神圣和权势的象征。马来库拉人的文化中还包括男人屋中常规的隔离。女人是不准与男人同吃的，而且只有男人被允许献祭公猪。男人不可吃母猪肉，因为母猪是雌的。另外，女人被认为没有灵魂。马来库拉人是凶猛的斗士，过去还吃人，其性格与变态心理有关。

在新几内亚西南的卡拉基部落中，虽然不施行割礼，但牛吼乐器被当作生殖器标志。卡拉基人喜爱割取人头，当入侵者击毙俘虏时，他就要叫喊：“牛吼乐器与你交配了！”食人者带着面颊被啃过的人头回来。卡拉基人也同样举行入会议式，入会时，男孩子们列队通过村落，并被鞭挞，然后移交给将对他们进行鸡奸的会员。约有一年时间，每一男孩都要听凭来自他自己部落的另一部分人员的使唤。

割取人头这一特点与男性对女性的拒绝隔离有关，这种习俗分布甚广。从心理学方面来看，割取人头象征性地取代阉割并与年轻人在受割礼和入会时因受到的性袭击而产生的矛盾心理有关。在实际战争中，男人受阉割而获得权势，因此，他们往往怀有失望意地寻求力量以及追求同性恋中的情冲动。在埃塞俄比亚的盖拉族以及其他部落中，男人不完全入会，在他割下另一男性睾丸并把它带回家时就可以结婚了。有些迹象证明，割取人头完全可以替代阉割。在马来西亚，当男人在结婚前必须带一颗人头回家。

根据托尼・索尔尼尔对巴布亚人的考察，今天在一些部落中，仍有与上述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一片沼泽地居住的马布亚部落之中，仍盛行割取人头的习俗。直到几年以前，男人和女人仍分开住在棚屋中――“女人住在悬得非常高的树上小屋内，男人居住在低处长方形的大屋中。男人与女人从不往来，他们只在灌木丛中相遇。”两性完全隔离，甚至连吃饭都不在一起。阿斯马特人也建了很大的男人屋，许多仪礼都在里面举办。割取人头是中心活动。男人在未取回人头之前是不能结婚的。当生下儿子时就必须去割取另一颗人头，如果做父亲的不用这种方式支撑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势，他的孩子就不会强壮，甚至活不下来。有些部落对这种规矩给予一定的宽限，他们可有孩子而无须去割取人头，但在入会前至少需割取一颗人头。阿斯玛特人从被杀害的斗士的头颅中取得力量，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抓住敌人，割取和留下他们的头颅。

在巴布亚族中，性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通过性器官来转移的。在入会仪式中，男孩们把割下的头颅放在两腿之间，以使睾丸可触及头颅。在盾牌上人像的两腿之间都有头颅。用整段树根雕刻的祖先图像中也出现男性生殖器的形象：一段留在树干上的树根就象被刺穿的翅膀，这种图像在人物胸膛上可看到，它象征着精力充沛。在阿斯马特语言中，图腾的翅膀与精力充沛是同一个词，因此在这种文化中，他们通过割下敌人的头颅寻求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把储藏在敌人头颅中的性功能传递给胜利者和他们的孩子。有关男性群体的同性恋，索尔尼尔没告诉我们什么，但过去两性的严格分隔说明排斥妇女是巴布亚族生殖器情结的一个部分。

在欧洲的条顿族部落中，割取人头、生殖器崇拜与战争中的施虐、受虐狂是连在一起的。公元前两千年，瑞士有一块岩石上刻着男性人像，其生殖器几乎都呈勃起的状态，其中有些情景是一对格斗士用斧相互攻击，两个勇士都有一个胀大的阴茎。近代史上的条顿族是提着头颅并以一种与毛利族相同的性狂乱去格斗。凯尔特族也是如此。在意大利阿尔卑斯的卡莫里山谷中的雕刻记录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男子的高度文化，也有许多男子形象和格斗的情景，其中两个斗士的生殖器也呈勃起状态。

19世纪在塞尔维亚也兴起阉割。塞尔维亚的文化仍相当原始。在一段庆贺基督得胜的民谣“鲁卡斯”（lukas）中写道，这位英雄有个习惯就是割取所有被他击败的敌人的“生命之根”（阴茎），因为他认为这么干才能征服对方，也意味着对方的力量和意志由此转移和自己。

总之，早斯文化的迹象表明，生殖器崇拜阶段就是同性恋者和崇拜阴茎者对妇女潜意识的拒绝以及强烈的受虐――施虐狂热的结合体。所有这一切渗透于男子的入会仪式与战争中。

一种理想化的阶段在希腊文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可在议会背后看到男人屋。哲学家和诗人的男情侣反映了原始入会中的鸡奸情况。从公元前17世纪的碑文中可看到，英雄与他的男情侣之间的关系具有宗教特色并通过入会仪式而神圣化。

在这方面，早期的传教士汤姆士・威廉有趣地叙述了斐济岛发生的事件。“人们把自己奉献给战争事业。他们采用的方式很奇特，如制定结婚契约。而订了契约后的男人就被称为夫妻，以示他们之间紧密的军事联盟。通过契约，两个宣誓为共同的目的而战斗，遇到危难相互支持和保护，如需要便一起去献身。”虽然同性恋的情况未被专门提及，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它的存在，尤其是在任何一方可以结婚前，这种契约必须正式解除。斐济的文化是强壮的男性文化――类似生殖器的石头用于宗教仪式中，另外，他们建造男人屋。年轻人被训练成苛刻的性虐待狂模式。威廉牧师认为年轻人被怂恿去打自己的母亲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对抗女性的决心。

再回到希腊，西奥格尼斯告诉我们，英雄狄奥克莱斯与他的男情侣一起投入战斗，在危难时刻用盾牌去保护他，使他免于一死，而自己却倒下了。普卢塔克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色萨利人反抗埃雷特里亚的战争中，有一个叫做克利奥马库斯的骑士，此人勇气非凡，要求第一个向敌人冲锋。他问他的男情侣是否要亲眼目睹这场战斗。年轻人愿意与他同往，并拥抱和亲吻了他。于是，克利奥马库斯整好头盔，带色萨利最好的士兵，心中充满着勇士的欢乐，投入了战斗。而对方的士兵却在混乱中溃逃而去。”

在底比斯，有300人神圣军团里通行着鸡奸，而在克里特和斯巴达，这是年长的武士训练年轻人的正规步骤。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生殖器崇拜阶段的个人生活中延长是儿时文化的遗迹。在历史上保留如此之久的生殖器社会形式，只是儿时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对两性关系继续发生有害的影响。这种退化的影响一直在实际战争中发生作用。马格鲁斯・希尔施费尔德的评论是：“事实上，参战乃至军训都造成凶残的，兽性的性刺激和同性恋的发生……理想的士兵――优秀的低级军官对他的下级是性虐待狂，而对他的上级则是性受虐狂。”同性恋与性欲之间的关系在纳粹冲锋队的队员中间最为明显，这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典型。

旧大陆和太洋洲至今仍有男性社会对抗女性的事例。有趣的是，这种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南美。从前，有一群奥纳人住在火地岛。在那里，“雅赫冈”是神话中的人物，也是一种普遍的会社名。岛民们都是猎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保留一种最简单的物质文化形态，就象他们在大洋洲的伙伴一样习惯于建造会社所需要的男人屋。在那里，秘密入会仪式将持续两年。男孩们被强制性地坐在一种夹紧的座位上，成人们把尖刺扎进他们的肉体。成年人还化装涂抹，带上各种鬼怪的假面具，使男孩们惊恐不已。随之，发生了类似性袭击的行为。男孩们在成为秘密会社成员的同时得学会识别假面者。那些假面者赤身裸体，身上抹着红色和白色的斑点，头上戴着遮住脸部的高高的圆锥形头饰。他们有时也会去吓唬妇女。

神话中有一则荒谬的、正好与此相反的故事。古时候，在“雅赫冈”中，妇女们完全占统治地位。她们坐在独木舟的船首上，把男人赶到船尾，并命令他们烧火、整理兽皮和带孩子。妇女建造纪念屋，她们到处流浪，每到一处都要举办礼仪。她们告诉男人们她们在寻找一种强有力的妇女精神。“塔洛瓦”是妇女们希望引入纪念屋的精灵。最后，她们来到一个叫做地狱口的地方，她们在那里带上假面具并化装涂抹，高声大叫，声称自己是各种幽灵以恐吓男人们，使得可怜的男人们惊慌失措地逃入棚屋。这时她们即声称“塔洛瓦”已被找到，她将从地狱口出来。然而，有一天，一个出色的猎人在日出时突然出现，使一些脱下假面具，洗去化装的妇女们大为吃惊。游戏达到了高潮，最后发生了一场战斗。战斗中，妇女们全被击败，并变成各种动物和禽鸟。从那以后，男人们接管了举行仪礼的主持权并去恐吓妇女。但无法证明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或妇女曾在早期文化中占过统治地位。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整个神话中似乎都是男性敌意和忧虑的投射。最形象化的是地狱口，从地狱口出现了令人胆颤心惊的女精灵。很明显，这是女性生殖器形象，围绕着这一形象，产生了妇女统治的幻想。

有关奥纳人的传说也与此相似。在这个部落中，只有妇女知道巫术的秘密。她们有专有的小屋，男人不敢进去。到达青春期的姑娘们受到训练，学习巫术，学习如何使每个让她们不快的男人生病，甚至死亡。

保尔・雷第指出远在比利时东北地区也可找到类似的神幻故事。在那里，配有乐器的约鲁帕雷舞对妇女是禁忌的。这种舞蹈有时用长五至十英尺的喇叭配乐。这种乐器象征着男性祖先的生殖器，因此，配乐舞蹈是男性会社的基础。这足以证明默德卢祖讲的神话是一个幻想。默德卢祖讲了一个有关原始母系社会的神话。妇女把一切工作都交给她们的配偶去做，而自己却在俱乐部吹着管乐。有一次，男人发现了她们的行为，抢走了她们的长笛，从此，男人就占了上风。

总之，崇拜生殖器的男性群体代表了幼稚的、潜意识的对女性的拒绝，以建立一种自我满足的男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人专心于事务，包括男性性欲上的癖好，特别是敌对地寻求权力。我们已看出，这些崇拜者采取了各种形式并持有不同的理论。然而，某些早期文化已发展成与马那理论有关的思想意识，以便为自己对妇女不公正的态度寻找理由。这些崇拜者从单调的巫术阶段发展到具有影响的厌女癖阶段，这种影响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