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国哈佛大学聘请清朝官员戈鲲化开设中文课，堪称中美交流的另一序幕，而戈鲲化也因此成为走上哈佛讲台的第一个中国人。请看：
我们不易设身处地感受他穿清官朝服昂首阔步走在哈佛园中时心中有无历史使命的负担，但一定能移情想像：他病卧酷寒的异国，命在旦夕，抛下言语不通的妻子儿女，该是多么的悲怆……
中美百年文化交流的先声，多以耶鲁毕业生容闳为依归，而未能意识到美国知识界向我们求教也已长达120余年，1879年哈佛曾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先生，当为中美交流的另一序幕。哈佛大学在美国是最先创立、最负盛名的大学，1636年成立。哈佛由传统的学院发展为现代大学，是在艾列特校长上任后，始分文理、法、商、医学院，学生和教职员都多了三五倍，校务蒸蒸日上，尤其校内不少教授都醉心东方思想艺术，外加与华通商传教者骤增，外交更是另项考虑因素。
开设中文课是基于商业和外交的考虑
波士顿一位热心的商人鼐德于1877年2月22日给艾列特校长写信，提醒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和外交利益正不断增长，牛津及耶鲁大学已开中文课，哈佛也应速设中文课。校长复信立表校董赞赏，又经商会支持，3月10日后，由杜德维主办募款，迪赛尔等反复努力就捐得8750元，到年底12月7日，终有了1万元基金去敦请教师。
千选万选终于寻得1835年出生的饱学之士戈鲲化。他是微州（今安徽歙县)人，曾供职清朝湘军任文书约6年，再到驻沪美国领馆做译文抄写和翻译教员；迁居宁波有15年，始终任职英国驻宁领馆为翻译，也教英法人士学中文。跟他学过中文的杜德维大力推荐戈鲲化给校长，强调戈鲲化长期与外国人共事，开明又有评议改进之论，熟稔外人心态习俗，远较其余高深学者析理清楚，人又机智幽默，并可能在留美教学期间，编写有助中美外交的著作，期以导引益发友好的关系。杜德维还为哈佛校长，替这首位华人教师作了非正式的课程规划，以备参考：教课以南京话（南方官话)为准，戈鲲化计划选用威妥玛1867年编的课本《语言自迩集》作教材，这书虽是以京片子发音写的，但他很熟练可将发音调整无甚困难，开课以三四人小班制为主，若人数多再加开班。
每回我到哈佛校史档案部，带上馆员送来的白棉手套，小心翼翼地静读这些在戈鲲化姓名下，依编年序次排列的档案和手稿，心存感激地缅怀他们120年前探勘中国文化的恳切，不厌其烦地辩论，协商教学招生安排，由寄编好的中英教材，集资记录，甄选答约……杜德维、鼐与校长留下了厚厚实实的一匣见证，1879年，戈鲲化来哈佛这年最厚。
墨色依然的合同，不显百年沧桑
最使人悸动的是那墨色依然鲜明的台词，由当时东三省奉天营口东北90里的牛庄领事鼐德代表，中英对照写着："立合同议据——大美国驻答牛庄领事官鼐德代哈佛书院山长等与寓居宁波之大清知府衔候选同知戈鲲化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一、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延请戈鲲化在书院教习官话3年为期，自1879年9月初一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每月洋钱200元正。
二、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戈鲲化携带一妻二子住上等舱位载至干姆白理嗤城又带一仆住于下舱路间，除沽酒之外所有一切船钱房钱车钱及应用行李等费均有书院给发，俟3年满后仍照此式送回上海。
三、戈鲲化如3年之内病故应将其妻仆人，全数送回上海，一切盘川戈姓不须花费。
四、山长言定画押之时先支1月200元以此合同作为收钱之据，一到干姆白理嗤再支200元，自开馆日起至1年后即1880年9月初一，按月扣除100元连接4个月除清。
五、戈鲲化言定哈佛书院课程学生多寡教法章程均候山长主裁。
六、每月200元戈鲲化一切花费，此外各项杂用概不得向山长另支。
七、合同内200元，作为戈鲲化一切花费，此外各项杂用概不得向山长另支。今将合同缮就英汉文合璧一式三纸在大美国驻沪总领事衙门当堂画押盖印各执一纸存照。1879年5月26日。
读着读着正奇怪戈先生怎么重男轻女，难道女儿只能住下舱或者留在家乡？再翻阅下去，果然寻出在这5页淡灰蓝横条的合同之下，又另夹半页信纸大小的补页，上书中文：
"兹再议定又加叁女住上等舱位又加一仆妇住下舱其章程与第二款同惟叁年后仍然现在所搭捷径之船送回上海。又照1879年6月26"
与那3页中文配合横写英文，一样用无名指甲大小的楷书工整地在一边直行以毛笔书写，两人签名处皆盖有美国上海领事馆的钢印，英文较占页，故多两页，仅继续横写英文，留白一半，此一合约，纸质虽有三道摺痕，却完好如初，比信纸长宽各加一寸，也厚一倍，比起同一档中其他纸页的碎落剥蚀，丝毫不显百年沧桑。
在课堂穿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
依约他与妻儿及一女佣和一位女翻译，乘葛兰芬勒斯号先到纽约再接到麻州剑桥，路上花了3周，7月15日由上海起程，8月8日抵哈佛大学，还比预期早了点儿，所以为他一家准备的屋子——剑桥街717号（其实校长的通信讨论仍进行中)，尚未安顿。
这位由东方来的清朝官员，即成各报争相刊载的轰动热潮。当时美国东半部华人，据估在1870年不过400人；10年间也不过3000人，尤其没有见过高深又有学问的士绅。哈佛请了在纽约、新港都有分店的华伦照相馆，为他一家照了8张相，3张相戈先生均着朝服，想必是符合他大清知府衔候选同知身份的，皮衣露衬白皮毛的边，看得出足以抵得住东北的风寒，还挂着串朝珠；第四张是由他右侧后方角度照的，清瘦的他背后垂着细长及腰的辫子明晰可见；第五张穿长袍短马褂换戴瓜皮帽，右手持摺扇；另3张拍他的两男三女，其中两张几乎相同，两个儿子14岁和12岁，衣着似父亲，3个女儿褂子都绲大襟，宽宽长长的圆领，最小的两女孩约5岁和2岁都戴金锁片，2岁那个总不定，照出来一片模糊。
相片登在the daily graphic, harvard register, boston book bulletin, boston daily advertiser等几家报纸，都加炫人耳目的报道：对这位45岁温文尔雅举止巍然的教师，怀着无限期待，把他所教的官话，详介说明是官方使用，也普及在商用，特别是宁沪以北的港口如天津、芝罘（指山东福山县，因明代设烽堠防海，故又名烟名)、牛庄等地通行，但福、广、厦门、汕头、台湾则听不懂。
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教材是篇小说。他在哈佛的开馆授徒，不限本校（哈佛大学向耶鲁及欧洲有汉学研究的大学都招生，包含来自耶鲁留美学生)大学部学生，任何有兴趣由第二手资料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
他每周上课5天，在课堂穿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有时为教授们如知交拉丁文教授刘恩等特别开诗文讲授，有时应邀到教授俱乐部赴宴演讲。1880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中，他是瞩目的校长上宾。不幸于合同届满的1882年，在2月14日因重感冒和肺炎不治去世；校方虽请韦门、闵纳医生主治，并有几位医学院学生照料，仍药石罔效。
抛下妻儿，病逝于异国
2月18日艾列特校长为戈先生在校内亚培顿教学追思，典礼之后，棺柩循序跟着校长和他白衣戴孝的长子伯甫，和女儿南兰、南芳、南叶均未详载)。
出席者有容宏和使馆官吏、杜德维和鼐德、校董胡波和刘恩教授以及无数悲悯的师生——由神学院艾佛瑞教授主祭，随后由杜德维护送遗眷及遗体归葬。
报端亦连日追忆。戈鲲化虽只教了5位学生，但成绩斐然，他的不生已能在中国立业。校长会同几位教授如刘恩、华理士、杜德维等联名，在5月13日boston daily advertiser呼吁募款成立基金会（经营5000元)，对他妻儿抚恤教育（每月汇300美元)，于是全家由旧金山而横滨，原路返回上海定居，并期教育其子女到能自立。
几度查阅他的档案，看到他在1880年出生而后夭折的幼子相片，看到船票账单打折后费212块半美元、医生处方收费单，还有杜德维运棺处理的收据，实在也够令我在寂静的阅览室中，噙泪俯仰唏嘘悲叹不已。
苍天无语，惜乎他在美除了中英教材《华质英文》几首诗外，也未写其他著作——未出国前著有《人寿果》、《人寿堂诗钞》——据沈津先生指出珍藏在他主管之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纵使因著作难访，我们不易设身处地去感受他穿清官朝服昂首阔步走在哈佛园中时，心中有无历史使命的负担，但一定能移情想像：他病卧酷寒的异国，命在旦夕，抛下言语不通的妻儿子女，该是多么的悲怆……
他的际遇和这张哈佛百年档案中绝无仅有的中文合同，比起其他华工契约，要扣路费，每月7至16美元，工作从天明起，到日暮止，再甭提西部华工所受的私刑惨案——无异是天壤之别。
四海为家难能随遇而安，在离散中总有牺牲，文化也在流徙中传扬。在哈佛所开的中文课虽暂偃旗息鼓，实为赵元任、杨联陛、赵如兰诸位在哈佛的教学开出先河，1879年为此准备的中文书就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先驱，发展到如今美国各大学不用说，较大一点的中学都开设中文和中国文化课程。文化交锋实前人种树之荫。网络哈佛——哈佛大学纪行
在美国文化科技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哈佛大学的作用与其历史地位，是举世公任的。历史及现代的美国哲人精英，无不出身于剑桥城的哈佛大学。游走于闻名于世的哈佛校园和哈佛广场，你会感到强烈的学术气息和求知的压力，亦能体会到自由奔放的哈佛校风，给她的学子所带来的那种无法比拟的自豪和骄傲。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未名湖和三角地……
应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yenching instituteof harvard university)和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的邀请，前往美国的东部文化名城波士顿，在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燕京大会堂作有关华文网络文学的演讲。第一天刚到的时候，中午由北美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的理事长张凤女士和她的先生黄教授请吃饭，张凤为北美文笔活跃的名作家，人如其文，娇美聪颖，待人热情诚恳，现任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毕业于台湾师大历史系，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硕士，著有、等著作。其夫婿黄教授任教哈佛化学系，是著名化学家，为人敦厚直率，对张凤的文学创作支持不怠，夫妇相濡与共，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
晚上由专程从纽约赶来的北美作协会长、副董事长马克任先生和哈佛大学东亚系李欧樊教授等做东，在中国城请吃海鲜大参，菜色之丰盛，味道之香美，令人对波士顿的龙虾海味终生难忘……
在近代人类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世纪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科技进步，产生一个工业的革命，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如十八世纪末的蒸气机的发明，推出了十九世纪的工业飞速发展；十九世纪末的汽车的发明，又带来了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当今天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一个新兴和巨大的高科技全方位的信息革命，已渗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网际网路（internet)。
目前全世界每天上电脑网络的人有上亿人次，每天又以百万人次地增长，其中以中文为媒介的网络读者就有数千万人以上，电子网络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便捷最有效的传播媒体之一。由此可见，它拥有任何一种平面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庞大的读者群。今天在国外，特别是北美地区，中文电脑网络杂志已成为传播华文文学创作的最佳途境，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作用，成为北美华人，特别是知识份子阶层汲取中华文化的主要渠道。
在美国文化科技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哈佛大学的作用与其历史地位，是举世公任的。历史及现代的美国哲人精英，无不出身于剑桥城的哈佛大学。游走于闻名于世的哈佛校园和哈佛广场，你会感到强烈的学术气息和求知的压力，亦能体会到自由奔放的哈佛校风，给她的学子所带来的那种无法比拟的自豪和骄傲。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未名湖和三角地……
当我的引言人耶鲁大学教授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向大会介绍我的履历时，幽默地说：有关少君的介绍，太长了……他自己只写了三十四个字。我说：我怎么敢在哈佛大学介绍自己太多，在和哈佛的北大校友涛碰面时，我们回忆起二十年前在北大读书时，我和他一起去找当时在北大访问的杜维明教授聊文化哲学，二三个小时后，他问我听懂多少，我说很少，他说他听懂了。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能上哈佛而我不能。所以我在美国是为五流的公司打工，读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工作，来一流大学演讲。听众大笑。
主持会议的杜维明教授，是我最早的启蒙导师之一，第一次赐教时我只有十八岁，但对我以后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他现在是享誉世界的儒学大师，早年曾任教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莱加大，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造诣极深，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百年来第一位系主任，并兼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的"文化中国"论说，在学术界影响极大，近年来常常被有关国家邀请讲学，是哈佛大学地位崇高的教授。
我的讲题是，由于是最新的研究命题，吸引了许多研究学者的兴趣，连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樊先生都饶有兴致，表示也要上网写小说。我带来的几十本新出版的书，被抢购一空。望着台下坐着的名家学者，不但有哈佛及耶鲁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研究生，还有专程从台湾赶来同堂演讲的名小说家朱天文，诗人陈克华等……心虚，但还是要讲下去……
网络开始于美国，在6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部为了预防核灾难建立了互联网络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其中arpa是美国国防部先进技术研究项目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的缩写·。建立起来的这种互联网络是一个分布式的多路由选择连接，并没有中枢机构，也没有一个唯一的最高集中领导机构，而是由多个相互联结的网络中心组合而成的。70年代到80年代，互联网络得到扩展，主要应用于科研、教育和政府部门，并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互联网络。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互联网络迅速向商业化、社会化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类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从事网络商贸活动已成为普遍潮流。商业既然产生，文化自然也已形成，网络文化在这种无中心随机连接的物理链路中出现了"资源共享，言论自由"的人文要求是毫不出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布式运算使多媒体服务成为可能，多路由选择使无限连接扩展成为现实。诱人的网络环境，使文学的载体得到改革，可以在信息传达方面助内容一臂之力。
由于电脑网络系统最早是由美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发出来的，美国的大学是除政府之外的第一批用户。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留学生赴美加学习，自然也就成为这种先进的传播手段的受惠者之一。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思国怀乡深情中应运而生。每期周刊在星期五编定後，通过无所不达的网际网络internet传送到全球各国数万订户，成为众多华裔家庭周末必读的"精神美餐"。从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的第一篇留学生小说《奋斗与平等》到后来连载十四期的《回国求职随笔》，都在留学生和华人社会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如果你问在美、加、澳、日留学的近二十万中国留学生，大概几乎没有人会说他没看过这份杂志。其影响力超过任何一种中文媒体。从九三年起，由遍布世界各国各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的综合性中文电子文学杂志如潮水般涌现。美国的《新大陆》、《威斯康星大学通讯》、《布法罗人》和《未名》，加拿大的《新语丝》、《联谊通讯》、《红河谷》和《窗口》，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瑞典的《北极光》和《隆德华人》，丹麦的《美人鱼》，荷兰的《郁金香》，日本的《东北风》等等。
网络文学大概有三种内容：一是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和web交互作用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存在于网络，其代表有联手小说、多媒体剧本等形式。另外一种，只是把传统媒体的文学作品电子化放上网络而已，比如大量的小说收藏站点。最后一种，就是以传统的创作手法而只为网络创作的作品，这类东西最多，也最能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的个人站点都有这一类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就放上网，既满足发表欲望，而且，当发现有人来看时，心理还会自我安慰地想：起码现在有人在看，或者这样比出一本被丢在书店角落里蒙满灰尘的书强。这种文学创作，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地下文学"，但是有着以往地下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流传，只要你能做足够多的宣传。这体现了网络文学创作独特的价值观：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可以向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绪。网络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虚拟世界，未可断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着进入网络，却是不争的事实。人群的网络聚集已经构成社会性活动，而网络一旦作为人类社会性的一种活动场所，就必不可少地相应产生了依附于网络之上的技术、艺术和哲学。技术构成了网络的运作，艺术反映了人类网络生活的精神层面，而哲学是网络存在意义形而上的表达。文学作为最平民化的艺术形式，是网络艺术活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
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但给那些以笔吃饭的传统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与冲击，同时也给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学创作的游戏规则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在大陆作协一九九八年十月招开的"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中，当笔者将北美读者早已习惯的网络文学介绍给国内的作家时，他们听到后的第一个反映就是：稿费该怎样算？版权该如何保护？——由此可见，网络文学给人们所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牵联着著如法律、责任以及观念等许许多多的问题。严格地说，它是涉及了本世纪末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正是因为网络文学所具有的重大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使其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越书本和报纸杂志的阅读和普及，它对社会的政治文经济和文化教育将显示出日益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
同台和我一起演讲的朱天文，出身于文学世家，说起她就令人想起其父朱西宁和其妹朱天心、朱天衣，在台湾早在七十年代她就名震文坛，她的《荒人手记》曾获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大奖。已出版几十部小说及电影剧本。但说起文学她依然热情不减当年，对世纪末的台湾文学，有一套她自己的见解。目前美国有几所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都将她的小说列入课本。我们会上会下谈了许多，相约台北再见。
哈佛之行，不但使我见到了杜维明、马克任、郑愁予、余**、李欧樊、张凤等先生旧识，也结识了许多新师益友，如诗人陈克华、孟浪、贝岭，作家刘安诺、龚则蕴、王正军、林眉、王申培等，及赵如兰、郑达等教授学者。会后，北美作协纽英伦分会宴请与会者，大家互致珍重，别情依依，大有相见恨晚，离别难舍之情。翻开《辞海》，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定义："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文学的社会意义毫无疑问也是网络文学的社会意义。探讨网络文学的起源、特点、问题和发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实在网络上，其文化交流过程形成的文学，已经隐然成为一种和书本文学相呼应的网络文学系统。哈佛大学虽然极重传统，但她也乐于接受新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一百多年来，她始终使自己立身于世界教育的顶峰中而不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吧。走过哈佛，我不由地想起了海峡两岸的北大台大，回头看看这些名校所走出来的人和所发生过的历史，不禁感叹大学对人一生所起到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啊。回首问刚刚五岁的女儿，将来读书要学什么？哈佛！回答毫不犹豫，令人不无鼓舞。
离开哈佛，一股新鲜的轻柔之风起于网络，不管人们是否有所察觉，它已经盘旋在我们的鬓发之际，翻飞于我们的衣裾之间，温柔却又坚定，凛冽却又清新。迎风，我已无言。彩虹架到哈佛耶鲁——记俞敏洪校长在哈佛耶鲁俞敏洪不仅是一个人，便是一尊神，他的经历和举动改变了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新东方"就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冉冉升起。
向中国留学生发表回国创业主题演讲
应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于2000年5月21日及5月24日，分别在耶鲁和哈佛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了题为："中国发展现状与留学生的历史机遇"的演讲。演讲在两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
北京新东方学校从1993年底成立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急需留学人才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每年培训人数成倍增长。1999年学生总数达到十万人次，2000年有望突破十五万，直逼二十万。新东方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出国英语考试及英语学习培训基地。在北美及世界各地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新东方的学员。在这样的背景下，俞敏洪校长的哈佛耶鲁之行，不仅有意义，而且简直是新东方的责任。此行的哈佛耶鲁演讲会，赴会者中，将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为赶来重温他们的老师俞敏洪的课堂风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归国创业和就业越来越成为海外学子们最关注的前途和人生方向，成为留学生中间越来越风行的首选目标。最近两年来突然出现的哈佛等名牌学校的mba纷纷回国创办自己的高科技公司，带来了大量的风险资金和更为重要的管理经验，就是经济环球化及新经济条件下留学生回国追求人生梦想的一个最新现象。
中国急需高级人才、人才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新东方校长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哈佛耶鲁的讲台上，向求学海外的广大新东方学员、及全体中国留学生自信而豪迈地发出了"努力学习、及时回国、人生辉煌就在中国"这样的豪迈呼声。
众多名牌大学留学生云集哈佛耶鲁
俞校长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出席者中还有附近的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tuftsuniversity的中国留学生。哈佛大学学生会主席说，在他的记忆中，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活动，这是出席人数最踊跃，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在耶鲁大学演讲时，闻讯赶来参加俞敏洪演讲会的学生，有来自纽约大学（nyu·、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思大学（dartmouth)以及几位前来联络演讲事宜的哈佛学生。这些栖身于世界名校的留学生们听说昔日的老师来到自己身边，或只是为了面晤这为中国留学传奇人物，急切驱车几百英里赶来。在哈佛大学，还有好几位外国学生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
中国留学生回国发展意愿强烈
在两所学校的演讲结束后，俞校长及同行的徐小平副校长回答了两所大学中国学生的提问。留学生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新东方现状、国内经济发展势态以及回国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位博士生当即提出与新东方合作办学的设想；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一位公共管理硕士表示六月份即将回国希望新东方为他联系国内的发展机会；出席哈佛大学演讲会的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波士顿地区某著名大学教授的jameswang先生，当即把自己构想已久的一套创业计划拿出来，请俞校长考虑协助与合作的问题。哈佛大学物理系一位美国硕士研究生，在演讲结束后，向徐小平副校长表示要来新东方教书，并留下了简历。（在本书截稿时，该学生已经飞赴新东方，开始了他在新东方的暑期英语教学交流工作·。
钱永强成长启示录
俞敏洪校长飞赴哈佛耶鲁大学演讲的起因，是去耶鲁大学参加耶鲁工商管理硕士、前新东方教师钱永强的毕业典礼。钱永强的人生轨迹，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留学生的发展模式：他在北方工业大学毕业后，为出国留学来新东方参加托福gre考试，考试完毕暂时放弃了出国计划，就留在新东方执教长达五年。虽然没有出国，新东方的事业已经使他在事业与理想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感。在新东方的教学工作，使他积累了充分的工作经验和一定的资金。他感到继续前进需要进一步的深造，以不断迎接人生新的挑战。通过激烈的竞争，钱永强在大学毕业工作五年之后，钱永强于1997年夏天赴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攻读mba。在耶鲁学习的最后一年，钱永强两次专程飞赴北京，与新东方学校商谈回学校工作、开创新东方新事业的大计。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不到一个星期，钱永强已经出现在新东方的办公室里，开始撰写他的人生和事业新的章节。留在美国的，是华尔街几个十几万美元的高薪工作，以及他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的年轻妻子。
钱永强的成长留给我们的启示是：
1.只要努力得当，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通过出国之路，已经可以在国内寻求到充分的个人财富；
2.只要奋斗有方，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经过国内的名牌学校，已经可以在国内获得傲人的个人成就；
3.只要耐得寂寞，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马上出国深造，而在国内某个特定领域积累工作经验，对于留学方向以及留学之后的终身事业和成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4.只要雄心勃勃，当代中国青年，在达到一定的基本条件后，其实都可以向着世界名校冲刺，获得最一流的教育，交接最一流的人群，追求最一流的前途；
5.只要胸怀大志，当代中国青年，未必一定要毕业后留美国寻找美元和机会。立即回国追逐和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才是未来留学生应该追求的主要目标；
6.只要目光远大，当代中国青年，任何时候出国都可以，世界作为你发展的舞台其实永远对你敞开，而不必非要迫不及待，把出国当作一个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缩短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留学生的历史责任，也是历史机遇
曾几何时，"放弃国外轿车洋房回国"的故事还做为稀有事物被人们传说，而今天的留学生，对于国外优厚的报酬和迷人的生活环境，在尊重它的同时而大批大批回到国内。因为他们相信在日益腾飞的华夏热土上，留学生拥有了比留在国外谋生更好的人生机遇。在许多物质环境和社会文明的方面，中国和美国相比显然还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有才能、有理想、有抱负的新一代留学生来说，正是这种差距，才是使他们回国发展的热血沸腾、使他们的雄心壮志冲入云霄的原因。因为，拉近这个差距，是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填补这个差距，是有志之人创立伟大事业的最佳机会。拥有中国文化背景和西方现代观念的留学生，是未来中国成功的骄子。时代大势，识者昌，误者衰。这是俞敏洪在两校的演讲传递的特别清晰的信息。这样的宣誓，也从心灵深处，给留学生的回国天平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新东方校长此行感受最深的是，由于海外留学生普遍对于国内的发展感到强烈兴趣和关注，回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留学运动发展主流。国内各级政府和各界力量应该努力为他们的回归继续创造机会。而在其中，民间力量的主动贡献，是及其重要的一个推动。北京市政府最近推出的留学生归国政策，可以说是国内最优惠的人才吸引措施。同时，留学生回国需要微观而具体的帮助，比如职业介绍机构、创业辅助机构（就工商注册手续一项，留学生可能就最愿意由商业中介机构的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适合留学生居住的住房中介机构、国际小学或双语学校等。这些机构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留学生回国热潮的全面升温。
新东方留学生归国成功故事
在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俞敏洪特别回顾了新东方留学生群体回国创业的过程与经验。新东方从1995年底开始吸收留学生回国。最先回国的，是俞敏洪在北大的同事、留学加拿大的徐小平。半年后俞敏洪的北大同班同学王强回国。徐小平回国，开创了新东方留学咨询业务，为无数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基于留学目标的人生设计与策划，使得许多在艰难中奋斗的学生获得了成功。王强回国，开创了新东方英语口语教学和基础英语的新局面，为中国人开口说英语，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方法。随着徐小平、王强的成功，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包凡一、法学博士何庆权、英国访问学者胡敏等人纷纷投入新东方的事业，把新东方当作追求个人事业理想的终身发展之地。留学生的加盟，使得新东方的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力量。九六年以来，新东方的学生人数每年都成倍增加，与大批留学生加盟新东方所带来的磁场效应是分不开的。新东方校长以新东方留学生归国成功的例子现身说法，给哈佛与耶鲁的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耶鲁大学吃中餐有感
初到耶鲁，钱永强就急切地带领俞敏洪一行去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小镇新开的一家中餐馆吃饭。这是一家巨大的中餐自助餐，里面中国美食五光十色，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令人食指大。钱永强说中国学生经常来这里思念家乡，满足口福，纽黑文地区的中餐馆经常满座的是中国留学生。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徐小平副校长感慨万分：当年留学生的思乡方式是自己做点中国菜，很少有人把餐馆作为自己的厨房。那时的留学生经济拮据，有奖学金的人也极其"小气"，因为在国内平均工资几十人民币的岁月里，海外留学生自然和国内的贫穷感受是息息相通的。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留学生出国，背后有繁荣的祖国撑腰，有着富裕起来的家庭亲友的支持，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留学生的精神心态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感叹之下，早年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小平同志不觉已把耶鲁自助餐吃饱三次。
纽约与中国留学生邂逅
新东方的学员有多少？新东方在海外留学生中间的影响有多大？在两次演讲中间的五月二十三日，俞校长一行抽空去纽约观光，在纽约的中国城，俞老师走进一家中餐馆正要吃饭，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学生模样的顾客同时站了起来，看着俞敏洪说：你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学员！海外留学生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新东方学员，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用"桃李满天下"形容新东方的事业，可谓名至实归。这样的新东方，自然在留学生回国的事业上能够做出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新东方学校：出国求学的桥梁，回国发展的彩虹
俞敏洪校长在哈佛耶鲁两校的演讲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新东方正在从出国深造的桥梁，变为海外学子回国发展的彩虹。此次演讲还是一个历史转折，象征着中国的留学生事业已经开始从"送出去"正在向"请回来"转折。
新东方正在继续为中国的未来培养大批留学生。从哈佛耶鲁回来，俞敏洪校长更加强烈地认为，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就应该树立将来学成回国的战略目标，立下回国创业的大志，保持回国发展的线索。这样在出国之后，就不会流于平庸、就不会迷失人生方向、就不会失去国内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和日益繁荣，学成回国很快就会变成留学生的主流选择。向新东方学员激情宣传这个思想，鼓动学生确立这个人生大方向、大目标，是新东方过去一直追求的价值，更会成为今后越来越明确的新东方基本指导精神之一。
历史造就了新东方。新东方成为党和国家开放的留学政策下的具体服务提供者。现在，时代再次向新东方提出要求，让新东方同时承担起吸引人才回国的历史重任。新东方可以为留学生大规模回国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以俞敏洪校长在创办新东方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声誉、他给千千万万留学生心中留下的独特个人魅力、新东方留学生归国群体的表率作用、新东方学校对当代留学生的强大影响等因素。新东方将使留学生回国发展的势头更上一层楼。附：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
北京"新东方"学校招生报名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交通为之堵塞。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新东方"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在校园附近卖烧饼的都成了万元户。
据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新东方"学员。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从"新东方"走出来的人说，不管遭遇多大的失败，不管如何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要走进"新东方"，就会亢奋和激动，就会重新获得斗志和自信。
"新东方"校长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在俞敏洪的办公室里，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那是俞敏洪在江苏省江阴农村的老家。1980年，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走进了北京大学校门。他拍下这张照片，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1992年，已经在北大当了7年英语教师的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出国留学，而"托福"考试拿了高分的他办理签证时，却一次次被拒签。
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俞敏洪说，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
"免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俞敏洪在中关村一所中学租了一间教室，没想到，只有50个座位的教室一下涌来了300多人，讲台只好搬到学校操场上。
在操场昏暗的灯光下，俞敏洪走上讲台。他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演讲，他旁征博引的风趣幽默，他记忆词汇的独特方法与技巧，令听讲者耳目一新。站在寒风中，俞敏洪激情洋溢地讲了两个小时，学员们情绪高涨地听了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
当俞敏洪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的眼睛潮湿了。他第一次在心里反问自己：出国难道是惟一的选择？我到底需要什么？
前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这年寒假，他在北京图书馆举办英语学习方法讲座，能坐1000多人的大礼堂一下涌来了3000多人，窗台上、走廊上、走廊外的台阶上，挤满了前来听课的人。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课，俞敏洪将讲座临时改到礼堂外。他站在台阶的一个垃圾桶上，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一位学员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
1993年，俞敏洪又办起了"gre"辅导班，英语四级、六级辅导班，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这年的11月16日，他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前挂上了"新东方学校"的牌子。
一批又一批怀抱出国梦的学员走进"新东方"。他们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俞敏洪创造的"激情式教学"还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听过"新东方"课的学员，都会记得一个寓言——
在静谧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狮子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追上跑得更快的羚羊。这时，一只羚羊也在夕阳下沉思：明天当太阳升起，我要奔跑，以逃脱跑得最快的狮子。
"新东方"的老师告诉他们的学生："无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你要做的，就是奔跑！"
俞敏洪还告诉他的学生："虽然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出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
于是，便有了"新东方"独特的校训：艰苦奋斗，奋发进取，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这个时候的俞敏洪，已不是那个只想赚点钱就出国留学的俞敏洪，他终于在绝望的大山中砍出了一块希望的石头。1995年，从全国各地走进"新东方"的学员达到了一万多人，他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大学生们称为出国留学考试的"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他办的"托福"班，"gre"班，四、六级英语考级辅导班声名远播。俞敏洪获得了他从未敢想过的成功。
也就在这时，一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机会来到了眼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席西奥多，愿意推荐俞敏洪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学习。是去？是留？充满诱惑的机会将俞敏洪推到了选择的路口。
俞敏洪决定留下来。
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受害者们汇聚新东方，掀起一场学习的革命1995年圣诞节前夕，在美国波士顿通往新泽西州的公路上，俞敏洪驾着车在暴风雪中艰难地前行。
这是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一大早，当地的广播电视就叮嘱人们不要出行。可是俞敏洪一天也不愿等待，他向朋友借了一辆车上路了。他急切地要去见一个人，这就是曾跟他一起在北大英语系执教，当时在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任软件工程师的王强。
俞敏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在加拿大，他也是这样急切地寻找着一个人，那就是曾在北大团委任文化部长的徐小平。他在温哥华找到了徐小平。在徐小平温馨而又舒适的家里，他俩喝着老黄酒，酣畅淋漓地谈了4天4夜。
俞敏洪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他讲的最多的还是"新东方"。他讲创办"新东方"的艰辛和成功，讲"新东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开放的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新东方"将为他们架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4天4夜的促膝长谈，徐小平激动不已也感慨不已，他没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多年苦苦追求的成功，俞敏洪却在国内实现了，他从成功的俞敏洪身上看到了充满希望的中国。他激动地举起酒杯对俞敏洪说："哥们儿，我跟你回去！"
顶着暴风雪开了8个多小时，俞敏洪终于在深夜找到了王强的家。又是几天几夜把盏长谈，王强也下了回国的决心。
从加拿大温哥华到多伦多，从美国波士顿到新泽西、芝加哥，再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俞敏洪横穿北美大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对他的朋友们，对从新东方出去的留学生们讲祖国的变化，讲他的"新东方"。
俞敏洪刚结束他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回到北京，徐小平就从加拿大飞回来了。不久，王强、包凡一、杜子华、何庆权、胡敏也回来了……"新东方"迅速聚集起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俞敏洪的远见卓识带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的革命。
这些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品尝过中国传统英语教学的苦果，遭遇过语言交流中南辕北辙的尴尬。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他们知道，交流、学以致用才是学习语言的目的。而语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如果只懂得它的语言，而不懂得它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交流的隔膜和尴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王强推出了他的美国口语教学法，总结出了学习美国口语的6大技巧。
杜子华则开创了中国首家英语电影听说班，为准备出国的留学生找到了一条培训口语、听力和语感，了解西方文化和生活的最佳途径。他还开办了tse考试辅导班，治疗英语语言疾病的语音提高班，在强调运用语言功能的同时，将东西方文化巧妙地交融在一起。
常常为国内满街的英语病句脸红的包凡一，创办了英语写作中心。他还和何庆权合作编写了《留学书信写作指南》，指导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把自己推销出去，努力进入国外一流大学。
1999年，当国人大多不知"雅思"为何物时，胡敏创办了雅思考试培训部，为去英联邦国家留学的学生进行英国"托福"培训。如今，新东方雅思考试培训部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雅思考试培训基地。
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徐小平办起了新东方出国留学咨询处，为找不到人生定位的青年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使许多处在迷惘中的青年找到了方向，获得了成功。
这场学习的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传统教学观念的冲击和反思，它还带来了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俞敏洪的"激情式教学"；王强的"美语思维"课；江博的"英语教学麦当劳模式"；杨继在教学中对表演艺术的引进；宋昊创造的极具特色和魅力的"宋氏教学语言"……
这一切，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使"新东方"成为一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活力和魅力的地方。
俞敏洪计划每年去国外10所大学演讲。送走了10余万学子的新东方，如今推出"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
"新东方"帮助许许多多年轻人圆了出国求学梦。据不完全统计，自1993年以来，从"新东方"走出去的留学生超过了10万人，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出国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迈向理想的一级阶梯。成功的人生需要策划和设计。
杨杨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国外做过3年商务代表，回国后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做投资顾问。想去美国留学的愿望使她走进了"新东方"。不久，杨杨收到了美国一所不知名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专业是妇女研究。虽然她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却又没有决心放弃。徐小平分析了她的情况后说，你有多年在商务领域工作的经历，有优秀的托福和gmat成绩，这就是你的优势，你应该争取去哈佛大学读mba，而不应该去一所三流的学校读一个你不感兴趣的专业。你已经赢得了人生成功的平台，下一步就看你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展翅高飞了。
一番分析，如醍醐灌顶。为出国而出国的杨杨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今年6月，杨杨一脸喜气地来告诉徐小平，她被哈佛大学录取了。
"新东方"帮助学生进行人生策划和设计，鼓励他们向世界名校冲刺，争取一流的教育，结交一流的人群，追求一流的前途。
7年殚精竭虑，"新东方"已由一个小小的"托福"班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出国英语考试及英语学习培训基地。8月中旬，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网站开通。9月10日，新东方在上海、广州两地办的分校同时挂牌。新东方要为未来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具有高素质的留学生。
早在打开国门的时候，***就充满睿智地说过，送出去10个留学生，回来一个就是成功。今天，当中国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时，她多么渴望学业有成的学子早日回家。
为了实现"新东方"的"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今年5月，俞敏洪和徐小平开始了他们的美国之旅。他们一路走，一路将这些信息告诉所到之处的中国留学生。
5月21日和24日，俞敏洪应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邀请，分别在这两所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发展现状与留学生的历史机遇"的演讲。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了，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讯后也纷纷赶来了。
俞敏洪向他们介绍近几年国内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述一个个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故事，讲中国的开放政策给中国留学生带来的历史机遇。他说，曾几何时，"放弃国外轿车洋房回国"的故事还作为稀有事物被人们传说，可在今天，已有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纷纷回到了国内，因为他们知道，学有所成后未必一定要留在美国寻找美元和机会。中国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努力学习、及时回国，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只要努力，在国内也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俞敏洪的演讲打动了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的心。哈佛大学一位公共管理硕士一直下不了回国的决心，听了演讲后，他激动地对俞敏洪说，没想到国内发展这么快，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6月份我就回去。并希望俞敏洪为他联系国内的发展机会。
刚刚拿到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mba毕业证书的钱永强也正面临着走与留的选择。出国前，他曾就读"新东方"，他从发展壮大起来的"新东方"看到了中国开放的脚步。他终于下了回国的决心。现在，钱永强已是"联想新东方教育在线"的总经理，并已成为"新东方"讲授gre逻辑的明星教师。
这两年，俞敏洪多次到海外考察，他强烈地感受到留学生对国内发展的关注和犹豫不决的徘徊。他们需要及时知道国内的信息，需要在徘徊时，有人坚定他们的信心。俞敏洪觉得，为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架起了一座桥梁的"新东方"，有责任成为海外学子回国发展的彩虹。
"新东方"制定了"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他们建起了海外留学生人才库，为回国发展的留学生牵线搭桥。他们计划每年分期分批邀请留学生回国考察，由"新东方"提供往返机票。俞敏洪计划每年去国外10所大学演讲，讲中国的机会，讲留学生的历史机遇。他们鼓励一批批来"新东方"学习、准备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树立将来学成回国的战略目标，寻找回国发展的线索，抓住回国发展的机遇。
10月下旬，俞敏洪又将开始他的加拿大之行。
开放的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人从"新东方"走向世界，也将会有更多的人在"彩虹"的牵引下回到中国。史蒂夫·鲍尔默哈佛演讲实录
2000年9月21日
今天的因特网，可以说是愚笨而瘦小的客户对机灵而有学问的服务器说话，明天的因特网应该是机灵的客户对机灵的服务器说话。我喜欢把聪明的客户端，而不是愚笨的客户端放在口袋里，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目前的客户端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有人照顾，要有人及时告知他们，为他们安装最新的软件——在座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关键是如何对下一代因特网上软件的定义作出新的诠释。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组织一场关于个人电脑方面的知识竞赛。个人电脑的发明大约是19到20年以前的事情。你大概会说计算机的历史可能更长，但是个人电脑的历史大概就是20年左右。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个人电脑总是在根据市场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机会而不断地变化和改造着自己。个人电脑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编写程序的工具。当人们需要个人电脑时，它是处理工具、分析工具、教育工具，后来成为播放音乐、看录象、发送电子邮件和连接网络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通用性的设备，人们在其中安装了不同的应用程序，但是它的定义和灵魂并没有改变。我提到这些，因为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未来的因特网是很重要的。因特网将如何变化，保持它的灵活性？它需要什么样的新技术？因为从信息技术方面看，未来20年的革命，将围绕"个人电脑+网络+无数新颖而令人惊奇的设备"这个主题。个人电脑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称为"摩尔定律"的法则驱动着。这个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的奠基人高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高登·摩尔认为，处理器的能力每一年半的时间就会翻一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十年以后这个曲线的走向。通过我们的分析、实验室工作和英特尔的研究，我们发现摩尔定律在过去的十年里并没有放慢速度——摩尔定律的十年。有了摩尔定律，我们可以将处理能力转换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电波，在过去的20年里，个人电脑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廉价、快捷和优秀。如果我们仍然沿用20年前的低速设备，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图形用户界面和其它令人惊异的东西，个人电脑也不会象今天这样成功。然而，今天，摩尔定律将要运用到一个新的方向，它正在被运用到传播领域中。因特网为什么会存在？带宽为什么会被拓展来联系世界各地的人们？因为人们以新的方式将微处理器的能力应用到了电子通信领域，我们看到使用费用的降低和世界各地的联通。这种处理器的能力将被应用到新的设备中：小型的手持设备。就象我手上刚巧拿到的东西一样。这玩意儿比四年前我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的功能都要强大。我可以留下语音笔记（对机器说·"你好，我是史蒂夫，我正在哈佛大学，请留言给我。"我可以将录音回放，可以将百科全书、我家人的照片、我的日程表、电子邮件放在里面，甚至装上完全版的因特网浏览器，而且屏幕尺寸刚好够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奇迹。摩尔定律给了我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机会，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处理器的能力。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同时我们也在谈论摩尔定律运用的新领域。以在座的各位为代表、遍及全球的一代人，将是第一代这样的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因特网是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猜，在这张幻灯片上的我就是人们所说的"baby ballmer"。我生于1956年，我长大之后个人电脑才出现。在我的印象中，电脑就是长长的纸条和捧着一沓卡片来回地跑。甚至在我的阅历中，也看到了随着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我的孩子，他们年龄还小，属于基本上认为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一代人。我四岁的小儿子对我说："爸爸，我想上网"好吧，我们去！"我承认，我还是先审阅了一下这个网站。我是他的"私人内容顾问"，无论如何，也许不是你们这一代，而是我孩子这一代人，也许会认为下一代因特网是理所应当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谈论下一代因特网，其实使用者适应所使用工具的方式，恰恰改变了工具本身。当个人电脑还是少量生产、用途单一、并且只有技术专家才可以使用的机器时，它的定义并没有得到扩展。成千上万每天使用因特网的用户的介入，为技术的改进创造了某种条件。因特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座的大都是技术人才，如果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是否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还会象现在这样吗？或者你们认为10年之后的因特网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猜，在座的人中有大多数会回答"不同"。不错，这很有帮助。第二个问题是：与现在相比，10年后的因特网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了解这样的不同，并为此投入你们的精力、了不起的创造力、最好的主意，帮助塑造未来的因特网，这就是下一代因特网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机会，也是为微软和全球众多的企业提供的机会。我们思考未来10年将发生的转变，我不知道它是否会在一年、三年或五年内发生，但我确信它会在10年内发生。我相信将要发生的一些基本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变化，我回顾了个人电脑在最初10年内的发展变化。目前的因特网，大家通常一次只能访问一个站点，而且并没有什么范例说明若干网站之间的协同工作。如果我们回到个人电脑最初的年代，并没有什么范例能告诉我们不同的应用程序如何在机器里面协同工作。我们一次只能执行一种程序，而且这些程序之间不能对话。我们现在也只能逐个地浏览网站。只要设想一下，你现在需要从四个不同网站上收集信息，并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设想一下你可以创造能够与其它网站实现交流的网站；设想一下你是用户，又不想记住20个不同的上网密码。如果因特网变成用户的一个整合使用体验，结果又会怎样？这就是我们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
设想一下，你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用于航班订座。这是个很不错的例子。你要设计这样一个网站，当你订了机票之后，它能在你远方父母的日历上标明你回家的日子。比如，你将于9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回到家中，假如你的航班延误了，能不能设法告知你的父母，你将稍后回家呢？是否有办法让你的父母告诉你："如果在周日，请传呼我或给我打手机，如果在周一，请到办公室找我"？也许你可能会说，每个网站都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把这些网站整合起来的模式并不存在。所以，我们正构想一种称做xml的标准，作为基础，来整合所有的网站，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下面谈我们认为的第二个不同点。今天的因特网，可以说是愚笨而瘦小的客户对机灵而有学问的服务器说话，明天的因特网应该是机灵的客户对机灵的服务器说话。我喜欢把聪明的客户端，而不是愚笨的客户端放在口袋里，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目前的客户端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有人照顾，要有人及时告知他们，为他们安装最新的软件-在座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关键是如何对下一代因特网上软件的定义作出新的诠释。软件将演变成服务，软件会自我维护，自我更新，在未来10年内将成为现实的宽带因特网上，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动的。今天，因特网应用的99%都是通过个人电脑实现的。个人电脑将继续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设备，但是10之内，你的电视机也将成为接入因特网的工具，还有你的移动电话。我在设想这样一种图景：周末，我在家中观看篮球比赛，当时正在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有我喜欢的奥尼尔参加。我的块头和他差不多。我对电视机大声叫喊道："比尔，你在看比赛吗？"我的电视机配有语音识别装置，网络回应："比尔？他指的是谁？——比尔·盖茨！"网络说："查看好友名单，把他选为短信息的收件人。""比尔·盖茨"，于是比尔在家里听到了声音。他容许我在周末打扰他。"比尔，你在看奥尼尔的比赛吗？"10年内，所有这些都会在因特网上实现。一句话，这些都是在谈对新型用户界面的需求。今天的因特网界面就是浏览器，它的功能还不象别的个人电脑应用程序那样丰富，也没有自然语言界面和语音识别。这种技术将使用户界面变得更加灵活，从移动电话到电视机和个人电脑。我们将有全新的用户体验，全新的用户界面。我们刚刚把微软研究院的创院院长李开复请到了西雅图总部，他实际上将作为新型用户体验部门的开发负责人，将各种元素集合起来。
最后一点，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们建立网站的方式必须改变。建立网站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事。要让网站吸引更多的访问者更加困难。我们需要提供工具，使新时代的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创建、剥离和运行变得更加容易。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刚刚谈到了旅行，现在说说医疗保健方面的例子。我并不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但是知道美国的医疗系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如果我家住西雅图，但是不幸在旧金山患病，当地的医护人员是根本无法阅读我的医疗记录的。也许你们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美国，真是一团糟。如何去解决呢？答案当然是下一代因特网。我必须把我的医疗档案放在网上，并且告诉医生如何进入、查看。"但是，我今天只是摔断了腿，所以你只能看有关我的腿的内容，而不是我的心脏或者我的脑袋，今天只看腿。"你对这些信息保留隐私权。在下一代因特网的新世界中，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在保证适当的安全等的前提下分享共有信息。
在这个世界中，我注意到了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革的事例。如果你想一想我刚才描述的下一代因特网在工作中的能力，它可以做的事就更多了。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使用纸张，台下在座的各位几乎每个人都拿着纸，用来作记录。我们不仅需要无纸办公室，还需要无纸学校。10年之后，我们不是带着这样的笔记本，而是手里一个类似写字板、带着计算机屏幕的东西，它看起来象个普通的笔记本，通过无线方式与高速因特网相连。你不仅能够记笔记，而且能够用我们称之为写字板电脑（tablet pc·的下一代设备浏览因特网，屏幕又大又清晰，谁还愿意带着纸到处走？我为所有的纸张制造商感到遗憾。我本人非常喜爱读书，但是我的孙子们可能会认为屏幕就是书，因为他们无论在工作场所、学校还是在家，都是从那里阅读东西。
今天的因特网是了解消费者反馈的方法之一。全世界每天有大约2500万人次访问microot.com网站，我可以非常精确地告诉大家，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关心什么、对订购什么产品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适当的形式排列，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类似的数字反馈循环将继续得到改善。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企业内，甚至存在于高校里。如果大家真正地花精力收集研究项目所需的资料，可以到因特网上搜索。但是如果为建立新一代因特网而搜寻所有的资料、信息和建议，你们想从包括微软在内的大多数机构的行政部门的办公桌上寻找资料的话就相当麻烦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家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些关于电视方面将出现的变化，但是还有更多。我们甚至今年就能推出一种新技术：你在家里看电视，觉得口渴，于是按下暂停键，休息五分钟，取一些冷饮，然后再回来，接着看，而所有的节目都会从你离开的那一点重新开始。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因为你的电视机连接了一个硬盘，在你离开期间所有的节目都被存储到了硬盘上面，然后回放给你观看。它能够让电视暂停五分钟，让你录象和回放。这只是我们电视体验方面变革的开始。我们在谈论一种成为数码存储器的东西，实际上，1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你一生所有的日常生活录象资料通过连网，存储在价格不超过150美元的装置里。你一生的情况都可以用一种可以查询的格式存储，你会发现很多一生只出现一次的画面。你一生的图象、喜爱的音乐，还有你的照片，都能以电子手段存储和再现。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如何改变。昨天晚上，我和来自教育部的副部长韦钰女士共进晚餐。我们在谈话中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改善远程教育。你怎样才能让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学生听到清华校园里最棒的讲座，如何能让一个因为工作繁忙而拉下课程的学生赶上进度，继续从学习中得到益处，这还要花费大量的努力。如何才能让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大家是否想到10年之后的情形？所有的这些幻灯片将以电子形式，通过大会堂无线设备传送到大家的写字板电脑上，大家可以坐在那里，在幻灯片上作注解、记笔记，这就是大家通常的工作方式。大家收集资料、写文章、与其他同学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将从根本上转变到电子的方式上。微软为这种转变所开发的软件平台，就是.net平台。net平台跨越许多新型设备，具有新的用户体验，它还有新型的编程指导功能，帮助大家创造可以相互协同工作的xml程序。将出现一系列新型服务，它们可以在客户端或服务器上运行，也可以在因特网上运行。大家可以在网上存储信息，并不一定要在你们的校园网上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而是遍布世界各地。
我还想重点说明用户体验的几点问题。首先是（应用程序·自如地跨越不同设备工作的重要性。有一个理念，我们称之为信息助理，这个工具帮助大家管理来自下一代因特网的大量信息。你们每天要接收多少封电子邮件？我要收到大约100封，而且希望不要那么多。现在连阅读邮件都变得很困难，何况我还要接电话和即时讯息。我们需要这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管理通知和讯息，查找我们需要的信息。通过神奇的xml技术，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设计用户界面，一个可以灵活处理呈现的信息的界面，帮助用户获得更多的信息。当你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书写今天的备忘录时，为什么不能让界面有这样的功能：当它发现有"哈佛大学"的字样时，会询问你是否希望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浏览一下？你希望到哈佛读书吗？你想看一看清华学生的照片吗？这是因为界面要有智能，不仅对内容本身，而且要了解内容的背景含义。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称为"smart tags"（智能标记·的技术，是下一代因特网体验的组成部分。关于这种设备，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而且相信这对微软，对现在与未来的整个产业，都是自然的演进趋势。如果大家从技术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个人电脑是由硬件和可编程的界面构成，是存储信息的地方，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将信息剪贴在一处，呈现在用户界面上。如果大家思考一下下一代的因特网，它同样建立在平台的基础上，包括多种设备，装有一系列可以在网络上运行的服务程序，可以用我先前提到过的xml灵巧格式存储信息。在界面风格向导的积极参与下，你可以从多个网站上组合所需的信息。
我们无法预见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上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我们将要处理的问题在复杂程度上是空前的。无论是对微软，还是对于其它的企业，要解决未来因特网发展的问题，就必须与高校进行紧密而深入的合作。目前，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大约6000位研究人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但是我们明白，自己还是只能做很小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我们需要与各地的大学建立联系和合作。
我们正在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一些基础研究项目，我们正在致力研究对于下一代因特网至关重要的问题：多媒体、用户界面、自然语言等。有一些是全球各地通用的，但也有一些是特别针对中文语言的，而且必须由我们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完成。下面，我打算请我的一些同事上台来演示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掌声·
谢谢大家。我希望上面的演示能够让大家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正从事的研究项目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关于下一代因特网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下一代因特网的真正的领袖，就是在座的诸位。今天的学生将成为明天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去发掘下一代因特网的体验。你们将改变世界的未来，改变商务模式，政府管理模式，做学问、研究的模式，还有其它的模式。你们将帮助推广那些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象的技术。如果让我为大家提出一个如何当个优秀研究人员的建议，那就是先想想明天的技术可能是什么样的。受到明天可能出现的事物的鼓舞，做一些将来有所成就的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从今天能够做到的事情入手，也许你们可以在明年、后年获大后年让梦想成为现实。我把自己关于下一代因特网的见解告诉大家，但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做一个研究人员，头脑中有这种预见，把它表述出来，然后再非常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当代文化的危机
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哈佛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wadham) 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即贫困化的现在用神圣过去的诱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来；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批评语言的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上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c.s. 刘易斯和 e.m.w. 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beano annual)取代《贝奥沃夫》（beowulf)，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凝聚一个民族的除了文化还能是什么呢？
不会是地理，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香港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你仍然可以是英国人。也不会是政治的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阶级合作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阶级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随随便便地横穿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除了这些因素，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
凡此种种，无不与英国文学研究有关。亚瑟·奎勒-卡奇深知这一点，1916年他在剑桥大学讲过这样的话："在座的人年龄还小，没有几个会记得弗里曼的《诺曼人的征服》（norman conquest)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对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早期或八十年代晚期，这些著作好像拨开了云雾，让我们从文学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光辉地位。"（1)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焦虑，担心自己原来是个杂种民族。如果想得到这样一份响当当的遗产，就会情不自禁地把现代英国文学研究朝后推向盎格鲁-撤克逊时代，那时候还有粗犷的大丈夫生机。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希望像从前那样茹毛饮血、充满"生机"吗？以前有一个反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人曾经在牛津说："英国学派会成长起来，但不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人文学科中汲取语言的养份，应该从茹毛饮血时期的哥特人和盎格鲁-撤克逊人中汲取养份。我们要把文艺复兴倒转过来。"（2)"种族性"并不是通过综合技术才进入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它一开始就占据着根本的位置。英国文学研究肇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当时已经显示出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种学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比较语文学，在语言中寻找种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规律。所谓的古英语成了今日牛津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要求对古英语的实际意义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是我们父辈们的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结果。牛津大学的瓦尔特·雷利爵士曾经非常客气地说："我想率领百名教授的一队人马向一百名德国佬的教授发起挑战。他们的死对人类有好处。"（3)人道主义成了他后来治学的看家标记。应该说，雷利比他的大部分同仁开明许多。
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国文学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语文牍在（爱尔兰的)克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区畅行无阻，不过，这种信心十足的霸权也包含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因为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研究所持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发现蕴藏丰富的民族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英语体验方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当然，你们可以用"英联邦文学"这类荒谬的东西竭力关照所有这些作品。"第三世界研究"是"英联邦文学"的更精密的理论变种，如今已经不再那么精确。人的话语现在明显处于多元状态，而且由于人的定义本来要求人具有单一的本质，所以这种多元状况实际上愈发让人难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卒子们所追求的奥秘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进行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这在一定程度是一种语话移置，令人沮丧地表征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我们经受的危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危机。学术圈外的人士根本不会搭理我们谈论的是能指还是象征，是编码还是惯例；文学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上议院里的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下的统治制度既需要这样的文学观念，又使它聚讼纷纭。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也因此亲近了抽象的政治统一性的那个客观对应物，我们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国家公民共享此物。说到这里，我想附带坦白一句，我也相信共同人性，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把人性看作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观点相异的那些人来说，当前对这种文学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示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如果连唯物主义者的脏手也能抓住价值，那么，这场游戏肯定没戏了。无疑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上展开了一场像病毒一样可怕的混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文明的死亡。这场争斗的关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反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进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论依据。这个问题比讨论我们对《马尔顿之战》（the battle of maldon)的反应到底是快感还是无聊要严肃得多。
像迄今为止的许多人类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统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价值为其行为签名放行，但是据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寻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动摇，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商品生产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难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从恩师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得到提示，为走出绝境指出了一条绝对大胆的途径：忘掉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清规戒律，承认上帝——或上层建筑——已经死了，至于自己的价值，就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就在那个无限增殖的冲突和主宰之网上，尼采名之曰权力意志。这种策略指望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的行为矛盾——事实和价值、修辞和现实、实际行为和口头言说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根源。但是这样做的确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付出太大的代价，要求它忘记文化不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这一矛盾几乎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法人身份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共同历史被简化为永远现时的消费欲望，他们就不再像有责任心的公民那样行事。所以，必须用传统工业或宗主国战争的形式综合制造那种法人身份意识。如果允许推倒和击碎一切的商品形式侵入教育领域，就需要更大声地坚持基本原则，既定规范，不变标准。越是将媒体商品化，就越发觉得需要诗歌为尼尔逊勋爵说些琅琅上口的漂亮话。越是剥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就越会想到保存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在所有这些方面，无政府和专制制度、金钱和形上学、交换价值和绝对价值，都既是陌生人又是亲兄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如胶似漆的密友。同样，曾经和抽空社会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政治形式串通一气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自己促成的社会惨相面前露出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的样子，为绝对价值的丧失而悲痛不已。当然，如果他们能够跨过教会执事常有的怀疑主义而终于对洗礼盘之类的东西确信不疑的话，或许会帮助他们追求到绝对价值。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不管私下里多么想做但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必须凑合着用那个宗教的代用品，即常说的文化。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这些日子／承蒙诸位光临坎布里奇，分享我们的知识和文化生活。庆祝哈佛大学悠久的、不平凡的历史，殊感荣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曾、为哈佛大学的发展而工作一就像你们的前辈在约翰·哈佛和拉德克利夫时代所作的那样。你们的光临使我们感到更加充实，我，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谢意。哈佛350周年（1636-1986)校庆讲话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经过三个半世纪，经历了财富的得而复失、公司的兴而复亡、政党的盛而复衰，而这个古老的学校却能历久常新。朋友们为之骄傲，挑剔者为之头痛。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学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甚至是整个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
这些日子，承蒙诸位光临坎布里奇，分享我们的知识和文化生活，庆祝哈佛大学悠久的、不平凡的历史，殊感荣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曾为哈佛大学的发展而工作，就像你们的前辈在约翰·哈佛和拉德克利夫时代所作的那样。你们的光临使我们感到更加充实，我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谢意。
我早就希望有这么一天来回顾哈佛的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为有益的了。不论我个人有啥过错，我能从我的前任那里发现更加严重的过错。为了说明这一点，只须回顾一下当初哈佛学院最早的校长纳撒尼尔·伊顿夫妇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了。伊顿先生用一根胡桃树棍差点把一位教师打死，伊顿夫人居然往学生吃的玉米粥里掺羊粪蛋。他们的行径，使他们在上任一年后就被革职了，学院也被迫关闭了近12个月。今天，所有抱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教职员工和对学校食堂伙食嗤之以鼻的学生都该记住这件事，要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幸而，在这一不光彩的开端以后，哈佛稳步前进了。经过三个半世纪，经历了财富的得而复失、公司的兴而复亡、政党的盛而复衰，而这个古老的学校却能历久常新。朋友们为之骄傲，挑剔者为之头痛。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学校是美国高等教育甚至是整个美国的一个重要力量。
从我们上一次聚会庆祝哈佛建校30o周年纪念日起，50年过去了。人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今后几十年内，几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动荡会改变哈佛、美国和整个地球。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没有多大可能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和妇女对于更多机会的要求、医疗保健的巨大变化、技术的急速发展都不会吞没美国。最重要的危险，仍然是对知识的极端重要性估计不足。
在所有因素中，正是知识改变了哈佛和其它大学的面貌。从上次世界大战开始，并在战后继续发展的电子学和生物工艺学的进步，各行各业的精通业务，政策分析的运用和现代医学的革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专门知识和新的发明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
由于大学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大学比50年前我们的前任所想象的要更为重要。幸而，美国的大学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迎接了这一挑战，有利的环境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大学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还由于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为了逃避欧洲的政治迫害而跑到美国而得到了加强，美国的大学还得到了世界上最繁荣经济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院。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它国家里，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的指令下运行。
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的权力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过他人的动力。我们在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进行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不同阶层服务、为广大的个性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课程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
因此，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庆祝美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诞辰的最好时刻。也是庆祝美国教育取得伟大成绩的最好时刻。但我们的学校当初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本能地感到一阵异样的疼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种下了月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问一问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削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为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
为了寻找使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入手。学校的成功和繁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并不总是令人欢迎的。当学校的影响和最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不断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近几年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多证据，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试图使教授们参加秘密的研究工作，并对我们作出种种限制，以避免我们的科学发明落于敌人之手。商人寻求与我们的科学家建立关系，以帮助他们开发新的产品。社会活动家敦促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力、尊严和威望同种族隔离等罪恶与不公正作斗争。公众指望我们利用我们的财富和影响力来帮助解决地方问题。
在回答这些要求的时候，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是什么。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常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的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
来自大学外部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当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时，国家自然希望能确保大学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大学已经被规定禁止种族歧视，推进正当活动，保证对研究基金的使用进行说明，保证残废人的入学权利，控制学生的入学分数，等等。
所有这些规定都出于很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里根年代使我们暂免于受更多规定的束缚，但诱使未来政府颁发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然大量存在。例如，当权者计划使毕业生的数量与国家的需要协调一致；对学校的发展计划和新设施的建立进行审查以避免重复和浪费；制订详细的规则来检查大学的体育比赛；制订防止学生得到不公正的分数和入学遭到招生办公室不合理拒绝的保护性条款；等等。
在考虑这些规定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大学必须是对公众负责的，不断增加的规则正在威胁使我们的大学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特色各异、地方自治和竞争中繁荣起来的。而规章制度则意味着千篇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把我们周围一直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外兄弟院校发展的那种制度的危险就越大。
规定越来越多的前景是与大量令人烦恼的问题相关连的。许多人对于主要研究性大学的影响和威望不断提高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你们毫无疑问已经在最近的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了关于你们母校的一些报道。照片很漂亮，文章的调子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然而，读一下内容，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的是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上毕业生的数量。我猜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暗自庆幸自己能与这样一个受到尊敬的学校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的真正贡献作了歪曲的图画。
我们都能够了解哈佛成就的本来面后。除去偶尔的科学突破外，人们从那些在大量的书籍和无数逐步增长知识的学生中间辛勤劳动的学者身上看不到多少戏剧性的东西。用想象代替这种现实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当人们读到有关哈佛文凭的金钱价值，哈佛基金的不断膨胀，老校友网的无形影响的报道时，羡慕和尊敬很容易变成妒忌和仇恨。
这种看法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国家现在在资助科学发明和学生助学金方面起的作用如此重要，已使危险无限地增大了。认识到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对于大学是很慷慨的，这使得学校的活动更多地依靠学校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哈佛和其它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他们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我们的繁荣越来越依靠于社会各方面对我们的态度。正如我们从近几年来几个事件中所了解到的，对研究性大学的优越和骄傲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导致立法团体和行政机构的敌对行动。
虽然在我们校门外的危险已经够大的了，但很可能更大的危险将来自我们学校内部的紧张局势。洛厄尔校长在1936年曾就这一危险评论说："如果我对历史没有搞错的话，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在自寻灭亡，这时魔鬼就会趁虚而人，从而将其置于死地。"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警告，密切注意那些妨碍我们履行职责的矛盾和压力。
一般人在列举成功学校的弱点时，首先强调骄傲的危险是很时髦的。然而，在所有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骄傲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处在最后一位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里，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从没有这么多的人决心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寻找问题，则确有一些问题是更需我们所注意的。
一个问题是大学在确定重大项目和限制发展上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可以理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越来越重要，其用途也成倍增长，富有勉力的机会不断出现。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以自主权而昌盛，因而新的学科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仍然保持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
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管理。有如此之多的研究项目需要关心，如此之多的必需的会面，如此之多的地方会出问题，如此之多的活动要求经费，解决这些问题足以耗尽最有才能的管理者的聪明才智。而有经验的管理者必须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大学所绝不能做的。由学校的性质所决定，大多数官员是从教员中挑选出来的，由于缺乏管理艺术的训练，这些学术领导人很容易被行政事务所吞没，而几乎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改进教育和为开拓性研究创造机会。因此，我们可能陷入一种最可悲的境地，根据他们的学术经历而任命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校长为此感到苦恼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已轮到学院院长、系主任和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了。
在座的很多听众很快就会认识到，大学的不断扩大需要不遗余力地寻求基金。在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学校代表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这种压力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能应付各种烦恼的好脾气的管理者。在第一流的运动竞赛中，这种压力经常变为对运动员进行丢人的剥削。在科学方面，财政压力迫使学校进入工业公司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其中一些需要保密或附有其他限制，这将危及自由、公开的研究环境。在我们这些在学术园地中耕耘的劳动者看来，我们高尚的目的使我们使用的这些方法合理化了。劳伦斯主教在为哈佛集资时曾经说过："当你在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事业时，你就不能顾虑重重。"而在那些不具有这位主教的热情的校外人士看来，这种狂热的追求基金更加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即学校只不过是另一个为自己追求特殊利益的合法组织而已。
教师在为发展自己的系和保持自己的研究中心而奋斗时，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筹集资金和行政事务的苦役。但对很多教授来说，更加束缚他们的是由于社会对专业知识的急需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各种机会：提供咨询服务，为政府服务，为大会作报告，为感兴趣的公众介绍某一个知识领域，等等。这些机会对于专业学院如文理学院的教师都是大量存在的。逐步渐进地，不知不觉地，这些校外活动成了许多教授寻求刺激和变化，提高地位和金钱收入的最大来源。
这些活动并不是完全有害的。教授们与他们感兴趣的人和事相接触可以解决一些有价值的实际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只知道纸上谈兵，但这些活动终究占去了为实现学校更为主要的目的而必须花费的时间。
在未来50年内，以上所述的压力和诱惑都不会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知识总量的不断增长，学者们会发现将更难以集中精力于他们的研究领域。社会将不断需要新的专门知识，校外机会将会增加。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活动，将更加需要教师们对学校管理的支持。
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我们会如何回答呢？我不知道，对此也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知识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长时，教员们将更难以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难道我们能希望教授们不受这个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吗？这一代学者是随着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我们对现存制度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我们不应指望他们有着他们的前辈和在其他行业中存在着的那种忠诚。相反，在这个鼓励成功和生活多样化的世界影响下，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
不管这种预测是否现实，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金钱虽然十分重要，但影响学校的关键要素将是时间。
时间的效能不是能明显看出来的。例如，我们通过细心的观察会发现，把每一分钟都用于学习的学生常常成绩非但不能提高，反而会下降。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参加很多有兴趣的活动常常能够使他们改进工作的质量。但我们也同样清楚，一旦校外活动的负担到达某一个极限点，校内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几年内，这种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越来越多的教员将超过这一极限。
如果以上情况发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其影响可能不会很快显示出来。学术成果的数量可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讲座仍然是有竞争和有内容的。但由于不被打扰的学术研究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将越来越缺乏广度和深度，并且将过多地依靠助手的工作。教师和学生的课外接触机会也将减少，这些接触虽然看起来是可有可无的，但却可能为青年学生在大学中的生活留下最值得记忆和最关键的一刻。教师也将没有时间去认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无从了解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改进他们的学习。我们已经不能充分地了解教学大纲的完成情况，更不用说进行足够的系统的工作去改进了。我们对学生入学时的聪明过人谈得很多，对他们入校后进步了多少却知之甚少。无怪乎外界总是用粗俗的词语来形容大学教育而忽略其真正的意义。
现在，你们已经对我们的成功带来的大量问题听得很多了。这些问题与过去50年大学所克服的那些挑战大不相同。我们已无法依赖我们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力量来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描述的那些危险正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展望未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把一件事牢记在心：我所描述的危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由于对大学的本来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而造成的，而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研究性大学来考虑问题，因此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一些人则为了达到一些看起来更为紧迫的目的而将大学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在很多时候，新的环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威胁我们的基本价值了，而我们自己却一无所知。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清楚大学一直完成得很好的职责和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条件。
尤其是，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服务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阅历可以锻炼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时达到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予学生的真正贡献，而不是闪闪发光的学校牌子，或其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了说明基本目的的崇高价值，让我引用治厄尔校长的另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讲演。虽然洛厄尔对于哈佛将来所面临的重大事件和变化并不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更多，但他确实知道哈佛真正的生命之源是什么。他说：
"学生们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冲击着陆地。有时候是静静地，有时候则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物，它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变化，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