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炉”之一，热浪滚滚，令人难以忍受。国防部大礼堂里，早被反共战争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军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显得烦躁不安。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不会是孤立、偶然的“意外现象”，而是有着种种社会条件并蕴含着客观必然性的“合理产物”。湖南和平解放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它从1948年秋冬开始酝酿？不能不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争斗了20余年的国共两党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其力量强弱已互换角色，战略决战一触即发
时至1948年秋，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命运之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发展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至365万人，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占优势，但机动兵力却只有170万人，被迫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继而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再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华东五大战区的部分大中城市等有限区域内。而人民解放军则日益强大，越战越勇，已由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人，而且大多能用于机动作战，已经掌握厂战争的主动权。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已不可避免，而且一触即发。
***当然明白这一点。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为期7天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军事负责人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瞵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华东“剿总”总司令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的代表沈策，以及余锦源等20余名军长，共计120余人。
七八月的南京，是中同有名的“火炉”之一，热浪滚滚，令人难以忍受。国防部大礼堂里，早被反共战争弄得焦头烂额的国军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显得烦躁不安。
会议由***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7月27日，会议开幕。***首先发表讲话，总结了军事失败的原因，把罪责完全归咎为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旧死、指挥无能。他感慨地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干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将军们屏声息气，鸦雀无声，***那口浙江官话显得格外洪亮。最后，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地警告大家；“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没有想到，他这句警告不幸而被言中，这次会议竟成为国民党在南京乃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面军事会议，***自己和他的儿子蒋**后来都殒命孤岛，其尸骨至今不能葬回故土。
***讲完离开后，国防部长何应钦接着作了军事形势报告。谁知报告还没有讲完，会场就炸开了锅。有的说：“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么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它，现在共产党都发展成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还怎样打下去？”有的则大骂陈诚，说：“陈辞修（陈诚字辞修）太可恶，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胡说什么3个月5个月解决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
***知道这种情况后，气得满脸红涨。他身着笔挺的五星上将军服，挂着他自己发给自己的中华民国最高勋章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赠给他的一枚勋章，气势汹汹地又一次来到会上讲话。他说：“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该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会议再进行讨论，大家虽然不敢随便发牢骚了，但除了叫苦叫难叫危险、要钱要物要番号之外，就是提不出什么像样的对策。到了会议的第7天，也是最后一天，经参谋总长顾祝同提议，总算形成了一个战略方案，其中心内容是：实行战略收缩，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将原有的小兵团归并为几个强大的机动兵团，部署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以防止共军南渡长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同时，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但是，***又不甘心从东北和华北退出，仍命卫立煌和傅**继续坚守待机；并因担心桂系过于强大，拒绝了李宗仁关于将黄淮平原划为一个战区并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的建议，而分设华东、华中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意欲互为犄角，而事实上两个“剿总”互不服气、互不支援。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决战、各个击破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
就在国民党、***苦心构思战略收缩，重点防御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的思维机器也正在高速运转着，一个空前的战略大构想正在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可北岸的一个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里逐渐形成。
1948年9月8日至13日。西柏坡，这个在中国地图上不大容易找到的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一个小村庄，此时正在召开一个极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室就是中央机关的小食堂。参加会议的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10名重要负责干部，都围着餐桌坐在破旧的长条凳上。“秋老虎”还在施威。许多人解开外衣的扣子，有的还不时地扇一扇蒲扇。但是，在以***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捷报频传，大家的心里好像流进了一股股清泉，有无法形容的痛快，脸上充满了豪情。
***扳着指头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97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94个旅（师）。往后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8个旅（师），一年消灭它近100个旅（师），5年歼敌500个旅（师），也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风趣地说：“同***的这场战争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真是伟大的预言大师，他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学、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大家无不为之深深地折服。
最后，在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了会议总结。他左手插腰，右手操起红蓝铅笔在全国地图的上半部分有力地画了一个大圆圈，充满信心地宣布：“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各战略区要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这就是决战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召开的高层决策会议：一个要退而结网，寻机反扑；一个要传檄击鼓，决战决胜。火药味十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这将是国共两党的命运之战，最后一战，其结局必将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抉择！
€€二、***和桂系都紧盯着湖南，企图将湖南变成其“南朝”的桥头堡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与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江西6省为邻，因大部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省名。又因湘江为其境内最大河流而简称“湘”。全省东、南、西三面为山地、丘陵，中北部低缓，略成一个以洞庭湖为中心的马蹄形盆地。境内及其省界地区有南岳衡山、雪峰山、武陵山、九岭山、武功山、罗霄山（中段为井冈山）、南岭等名山大岭；有湘、沅、资、澧4条河流和800里洞庭湖，她北制荆楚，东连赣西，西接川贵，南屏两广，在南半个中国处于中心位置，乃南征西讨的必争之地，历来为兵家所重视。跨入近代以来，三湘大地更是风云激荡，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角斗场，群雄并起，烽火连天。
湖南的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在***的“南朝”棋局中，不可能没有湖南这个桥头堡。而湘桂地理相连，桂系也一直将湖南视为其势力范围，决不愿放弃湖南。无论是南屏广西，还是北出中原，湖南都是它的一线阵地。因此，蒋、桂之间为控制湖南的明争暗斗也就不可避免。在国民党新军阀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弁石羽翼未丰，只能实行分权，成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4个权力很大的政治分会。桂系利用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特权，曾先后决定鲁涤乎、何键为湖南省主席，意欲使其成为桂系在湖南的代理人。但事与愿违。鲁、何权衡利弊，还是倒向了实力更强大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派出嫡系将领张治中，薛岳，吴奇伟主政湖南。对此，桂系莫可奈何，但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4月，***又任命长沙“马日事变”时任何键35军教导团团长的铁杆反共分子王东原为湖南省主席，桂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正东原果然不负蒋委员长的厚望，大力贯彻***的独裁、内战方针，实行三项反共措施：其一，清查户口，整顿保甲，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强化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础。其二，恢复征兵、军洲，扩充反动武装。1946年10月***下令恢复征兵、军训后，湖南当年就征兵35700人；并在“寓兵于农”的口号下成立了72个国民训练队，在“寓兵于学”的口号下抽派40余名军官对青年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其三，大举清乡，“围剿”革命武装，还成立了“湘鄂川黔统一剿匪指挥部”，大力“围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从而更加强化了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使湖南的共产党人及其地下斗争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也使得桂系争夺湖南的野心受到进一步的扼制。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任何野心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曾几何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的嫡系部队迅速、大量地被消耗，***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而直到南京解放，桂系的实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特别是后来得到了美国的垂注，其地位迅速上升。于是，桂系野心再度膨胀，企图甩开***，大干一番，建立桂系的“南朝”王国。为此，它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的手里夺回湖南，其办法倒没有什么创新，还是通过拉拢湘籍高官，使其成为桂系的代理人，从而达到间接控制湖南的目的。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一般湖南人的心目中处于“家长”的地位。由于程与桂系有历史恩怨，不可能使程成为桂系的代理人。这一点，桂系人物心里都清楚，对他都不抱什么侈望。但出于政治需要，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在表面上还得注意尊重程潜，而不去得罪他。甚至在1948年4月副总统竞选中，李宗仁还与程潜达成了“攻守同盟”的口头协议。当***提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为国民党惟一的副总统候选人时，李宗仁和程潜都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第二轮选举后，当***令程潜“自动”放弃竞选而将票改投孙科时，程严词拒绝，愤而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跟着声明放弃竞选。这也是一次配合，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相互利用。
说到桂系所信赖的湖南人，当首推刘斐。刘早年在桂系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共事多年，特别是住在1936年“两广事件”中，刘为桂系出谋劝策，使桂系避免了一场大难。1948年秋，刘辞去国防部参谋次长职务后，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马上跑到刘家看望他，说***可能已经搞不下去了，他李宗仁可能接班，诚请刘斐先不要离开南京，有事好商量。刘说自己八次辞职终获批准，急需回湘休息一下再说，由国防部长外放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得知刘斐回到了长沙，就天天打电话来，要刘去武汉谈谈。见面后，白与刘无话不谈，包括桂系的“家务事”，还请刘回湘担任省主席，刘婉言谢绝。
还有一个湘籍高官颇得桂系信任，就是唐星。唐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军校的入伍生部副部长兼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在“两广事件”中，他以参谋本部中将高参的名义，协助参谋总长程潜妥善处理事件，照顾了桂系的利益，被桂系视为朋友。抗战时期李宗仁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时，白崇禧极力拉唐去5战区担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鲁苏皖豫边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与桂系绍成了深厚的关系。所以，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后，又邀请唐星任总参议。后也曾建议由唐取代程潜当湖南省主席。
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湖南争夺过来、控制起来，与广西打成一片。当然，桂系的动机是一回事，而实际效果又是另一回事。
€€三、迎接湖南解放：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在行动
就在***和桂系暗地争夺湖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在高度关注着湖南的动向。
湖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的国门而清政府懵于外事之际，魏源首先提出“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新论，开一代风气。洪秀全的2万太平军攻入湖南，数月后即壮大为10万大军。中日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发展，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湘籍维新志士名扬全国。在***领导的贤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党人是一支重要力量，武昌起义后湖南率先响应并成立军政府。
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湖南人民更是一直走在斗争的前列。***、李达、何叔衡、蔡和森积极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10月建立起第一个省支部（湖南支部）。从此，湖南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北伐军入湘后的短短几个月，全省农协会员猛增到五六百万之多。***背叛革命后，湖南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奋起反击，相继爆发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和平江起义等大小63次起义，建立起湘鄂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4块革命根据地。
抗战时期，中共在湖南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的极大限制，到抗战胜利时全省仅有党员约700人。但是，这是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力量，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全省的党组织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47年12月，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1600多人。其中，湘潭县中共地下组织发展到8个区委、49个支部，共有党员1235名。到1948年10月，又发展到约2000人。为了迎接解放，湖南的共产党人在省工委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城市，他们广泛发动工人、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开展民主运动和经济斗争。省工委在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以主要精力领导了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湖南大学成立了中共支部，学生运动十分活跃。1947年5月22日，在中共湖大支部的组织下，2000多名湖大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举行了反内战大游行。随后，湖大支部又派人与湘雅医学院和明德、清华、一中、兑泽、岳麓、长师、衡湘、***等校学生联络，于6月2日联合举行了有3000多学生参加的集会游行。省主席王东原怕把事态闹大，急派秘书长刘公武与教育厅长王凤喈出面接见学生代表，被迫答应向行政院转达学生的意见，井保证省府今后不再派军警包围学校，在农村，湖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和发展游击武装，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10月27日夜，桂东沙田进步青年郭名善等，在中共党员李康寿（又名唐瑞）的指导和协助下率领67名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袭击汝城县集龙墟警察所，缴获步枪30支，建立了桂东游击队，其后与北江第一支队一道返回桂东，开辟湘南游击区，并一度攻占桂东沙田等地，使部队迅速扩大到200多人。
1947年12月，中共湘潭特区工委也建立了一支地下游击武装即湘潭县武工队，张鹏飞任队长，特区工委军事委员胡佑生（次年2月任湘潭县工委书记）任政委。1948年1月22日夜，武工队袭击了吟江警察所和古塘桥警察所，缴获15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资，随后在湘中地区转战游击。
1948年夏，省工委总结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及其经验教训，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决定将全省分为三线进行领导：第一线，主要在湘南组织发动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第二线，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发动农民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积极进行武装斗争准备；第三线，在城市发展党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从此，省工委及所属各级组织思路更加清晰，各方面的斗争协调发展、互相配合，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烽火在湘南、湘中，湘西广大地区熊熊燃烧起来，从而对蒋桂争夺湖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种种情况表明，湖南将日益成为各种势力的聚集点，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将不可避免。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程潜回到了湖南。
在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中，湖南和平起义开始酝酿……
€€四、程潜在就职演说中声称“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并请准在湖南建立5个“国防师”
国民党在它自己挑起的反共内战中连连败北面临总崩溃，为了粉饰其独裁形象，欺骗国内外舆论，抓取政治上的“救命稻草”，孤立共产党，争取更多的美援，并最终扭转其败局，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以完成所谓的“政治改革”，“总统”的宝座***是坐定了的，尽管他在开始提名时也曾假惺惺地提出首届总统应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他无意参选，但别人心里都有数，谁也不敢奢望。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表示可以增加“临时条款”以赋予“总统”更大实权时，***便欣然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顺利当选。然而，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却热闹起来了。他本来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可新得美国支持的政敌李宗仁偏偏不买账，蒋氏亲自出面“劝退”也竟遭拒绝。报名参选副总统的程潜也坚决不干。这令习惯于个人说了算的蒋总裁大伤脑筋。更窝火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亲自出马劝孙科退出竞选。***只好违心地放弃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主意，同意连署提名的做法，让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和莫德惠、徐傅霖6人共同竞选。第一轮选举开票，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于右任得493票，莫德惠得218票，徐傅霖得214票，无人过半数。依法进入第二轮选举的李、孙、程，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名次依然未变。在最后第四轮选举中，尽管***倾力为孙科拉票，但最后还是李宗仁以微弱多数击败孙科而当选副总统。这就大大激化了国民党各派系特别是蒋桂之间的矛盾。为了报复，更为了防止李宗仁和白崇禧搞到一起危及他的地位，“国大”收场刚刚才1个月，即5月31日，***便急忙以总统身份发布命令，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而将其外放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其实，抗战一来，***一直是以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法来对付桂系的。白崇禧到南京当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即去徐州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白任国防部长，李就到北平就任行辕主任。现在李来白去，自不准理解，但对白崇禧来说，利益攸关，自不能这么超脱，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后来桂系的另一首领黄绍竑前去开导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下台，让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数利吗？”白崇禧这才接受新的任命。
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忧虑：武汉乃九省通衢的战略重镇，与南京和广西都只有一省之隔，如果白崇禧到武汉后将湖北、湖南、广西连成一片，加上当上了副总统的李宗徒刑：在中央撑腰，他们一旦反蒋，后果不堪设想。此时，他又不由得想起1929年的“湘案”和蒋桂战争。北伐战争中，桂系军队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打败唐生智以后，收编了唐的部队，桂军更是膨胀起夹。在国民党新军阀对北洋老军阀的“第二次北伐”结束时，白崇禧盘踞华北，李宗仁驻守两湖，李济深和黄绍竑则分别镇守广东、广西，俨然形成一个长蛇阵，南北呼应，大有吞噬南京之势。桂系还自恃实力，联络反蒋派“逼宫”，迫蒋下野，使蒋丢了面子。蒋复职后，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研究裁兵计划，桂系又与冯玉样、阎锡山联合抗旨。更可气的是，桂系竟借武汉政治分会之名制造“湘案”，擅自将听命于***的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鲁涤平撤职，换上自己相中的35军军长何键，公然与***对抗。于是，蒋于1929年3月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提出临时动议，发布对桂系的讨伐令。他通过封高官、送重金等手段进行一番分化之后，很快将桂系打败。但两年后，佳系又借各派反蒋力量东山再起。而在如今这场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中，惟独桂系仍完整地保存着，雄踞华中，每每想到这些，***就感到身边好像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担心它随时都会爆炸。***心里清楚，在他与桂系的争夺中，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桂系将湖南视为其连接广西的“生命通道”，时刻觊觎着湖南；而他***则要掐断桂系向外扩张的“咽喉”，也必须控制湖南。1929年蒋桂战争时如此，时至1948年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重要，所以在派谁主湘的问题上十分考究，迟迟下不了决心。李默庵、黄杰等人跃跃欲试，争着要当那个省主席。这些黄埔生忠诚无虞，但名望不够，在此党国存亡之秋，恐难以服众，也难以镇住那块藏龙卧虎之地。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程潜“尚可”。以程的资望，别人谁也无话可说。更重要的是他与新桂系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不可能与李、白同心协力，可在鄂桂之间插上一个楔子，有效地防止“湘桂一体”。这样，既安慰了程潜，又牵制了桂系，真是一举两得。主意已定，***便于1948年6月21日发布命令，任命程潜为湖南省主席，8月4日，又正式发表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及湘鄂川黔边区。***当然也没有忘记，他自己也曾于1927年春设计谋害程潜，导致蒋程兵戎相见，程必怀恨在心，所以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将自己的黄埔系亲信将领李默庵、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等“推荐”给程潜，让李默庵担任绥署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驻常德），黄杰当绥署副主任兼第4编练区司令（驻衡阳），刘膺古为绥署副主任，刘嘉树当绥署参谋长，杨继荣当绥署高参，用以牵制程潜。
副总统没选上，行辕主任的职位又被取消，降职安置为绥署主任。程潜感到莫大的屈辱，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人们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往往喜欢从历史中找到注解和慰藉。程潜也不伊外，此时，他整天足不出户，沉醉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程潜，名月如，字颂云，1882年3月31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长连冲一个还算殷实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正值清朝末年，社会黑暗。其父曾受人欺侮，败了官司，在程潜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发愤自强的种子。1898年6月，程潜赴行应试，考中秀才，然而面对戊戌维新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程潜忧愤不已，决定弃文习武。190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又由学堂推荐并故清政府练兵处选中，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社会的黑暗和国家的落后，不断激起程潜的忧国忧民之心和革命反清的热情。他到日本不久，即与黄兴、宋教仁等湖南革命志土联系，于1904年12月组织革命同志会，次年8月加入刚刚创立几天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受同盟会的委托，程潜毕业回国后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任起义部队武汉前线龟山炮兵指挥官，参加了革命党人的武昌保卫战。袁世凯篡权后，他被推为扩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战争中，他又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1922年陈炯明叛乱，程潜和国民党另一元老居正登上永丰舰，侍从***左右，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说。平叛后，程被***任命为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长，受命指挥军事。后又兼任灿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是日本土官学校毕业的醴陵人李明灏，陈明仁、李默庵、刘堪、刘嘉树、宋希濂、邓文仪、李铁军、李文、丁德隆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们的学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他历任第6军军长、第2方面军总指挥、参谋总长、第1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武汉行营（随后改为行辕）主任。“唉，流水落花春去也！”程潜紧锁着眉头，凝望着自己当大本营军政部长时英俊、威武的的留影，发出深深的叹息……
“颂公，肖作霖来了，正在客厅等候。”夫人郭冀青走进书房，轻声地说。
肖作霖，湖南涟源人，黄埔军校毕业，本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要角（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曾在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属下任民训处少将处长兼《阵中日报》社长、军管区参谋长，后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高参，行政院国民兵司中将司长等职。程竞选副总统，肖是其助选团成员之一，并特别卖力。此时来得正好，程潜正想找人聊聊，宣泄一下心中的烦闷。
“作霖，这么早来，有什么书吗？”程潜强装笑颜地问道。
肖作霖起身说：“听说总统要颂公去当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特来祝贺。”
“这几天，我在想，我已经老了，再当那个官有什么意思？你看吧，以后蒋桂之争会越来越激烈，和共产党再打下去也只会越来越糟，在这个局势下面，我还是退出的好。你说呢？”程认真地看着肖作霖。
肖说：“我以为不然。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现在看来，这个‘绥署主任’也许要好过那个‘副总统’。因为副总统不过虚有其名，而绥署主任则有自己的地盘，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扎扎实实打好自己的基础，以图进一步的发展。”
程潜苦笑一声：“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能指望什么大的作为呵！”
“那可不一定。您刚才不是说了嘛，蒋桂之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也可以说将会两败俱伤。到那个时候，就得有人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您程颂公。如果在您的主持下，再搞一次国共合作，两党不打内战，实行共同执政，和平竞赛，国民党反倒会振作起来呢。如果成功的话，岂不是您颂公对党（国民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个重大贡献嘛！”
“你的想象力倒是蛮丰富的嘛！可是，你要知道，我现在可是没有一兵一卒呵。”
“这是劣势，也是优势。正因为您没有个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人家才不会担心被您吃掉。您用您的人格实行领导，这是您真正的优势。”接着，肖作霖将湘籍将领聚会拥程的情况作了汇报。
昨天晚上，肖作霖出面邀请湘籍将领李默庵、黄杰、陈明仁，刘嘉树、王劲修，杨继荣等到陈明仁的家里，议论形势。虽然这些人都各有打算，但都感到***这个惟一的靠山已经靠不住了，前途堪虞，都想寻找新的出路，寻找多条出路，所以对“应变”都很感兴趣，都愿意聚集在程潜的旗下。因而肖作霖一提出“团结拥程，回乡应变”的倡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广泛响应，最后决定以拜把的方式秘密结盟，并写了一个金兰谱式的贴子，表示一致拥程。肖又说，不但湘籍黄埔系将领拥程，而且在南京的大多数湘籍知名人士也都表示支持，还听说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也对颂公有好感。
经肖作霖这么一说，程潜的信心陡然增加了不少，眉脸舒展开来，露出了几分笑容。他转念一想，有湖南作基地。总比一无所有的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吧。程潜决定接受***的新任命。1948年7月17日，程潜终于偕夫人郭冀青离开南京港，踏上了西去的路途，于7月24日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市。同行抵达的有绥署高官李默庵、黄杰、刘嘉树、杨继荣和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民政厅长邓飞黄、省建设厅长黄恢先、省府委员戴季韬、陆瑞荣等10多人。
但程潜清楚地知道，此番回湘任职，正处于***、桂系、共产党三种势力的夹缝之中，并将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不啻为风口浪尖弄潮，弄得不好，就会船翻人亡。夹缝之中求生存、求应变，程潜决心运用自己几十年的从政经验，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自己一生中最复杂、最严峻的这次考验和挑战。他压抑已久的战斗激情又燃烧起来了，对湖南这块“应变”基地越发觉得可亲可爱。甫抵长沙，他顾不上旅途劳顿，不去休息，立即直奔省府大礼堂，向早巳聚集一堂的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发表施政演说。
我这次回湖南，许多人把我比着“家长”来当家，使我很不安，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多少老兄弟、小兄弟正在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痛苦、满足他们的愿望呢？我想来想去，无论我是不是“家长”，湖南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得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
几句开场白显得亲切、自然，台下气氛顿时热烈起来。然而，他讲着讲着，激动起来，丢开省府秘书长邓介松为他准备的强调和平民主的稿子，重弹起“戡乱救国”的老调来，对中国共产党大加污蔑之词：
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剿匪，国家元气大伤，几近民穷财尽。但共匪根本不顾国计民生，好乱成性，毫不悔过，非闹到亡国灭种不止。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侥幸求免，惟有与共匪去拼命搏斗，才有生存的希望。
最后，他更是慷慨激昂地“放大炮”：
我程颂云今年已经六十有七了，但是，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我纵然活到一百岁，也还有勇气与他们拼命。现在，我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了，大家也就不用再怕共产党了。因为我们有实力、有办法对付他们。我相信，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来就统统丢到湘江河里去喂鱼。
程潜的这番激烈言辞，当即引起了台下听者的议论。以黄杰、刘嘉树、杨继荣为代表的右翼官员感到备受鼓舞，不时地点头称快。而邓介松、肖作霖等左翼幕僚和在座的进步人士则大失所望，大惑不解，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程潜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散会后，邓介松、肖作霖马上找到程潜，试探性反映说，“颂公今天的讲话，许多人听了很失望，也等于自己划地为牢，今后恐怕不好回旋哩。”
程潜却不以为然，轻松地向后拢了拢头发，自信地说：“现在形势尚难预料，‘和平’与‘剿共’一样也少不得，只有两样货色齐备，才能进退自如。须知南京也在听我讲话呵！”
邓、肖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微微地摇摇头，又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对程潜的老到世故又有了新的认识。
8月10日，程潜在省政府宣誓就职，又在报亡公开发表由他亲自审定的大肆诋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告全省同胞书》，昭示程潜为首的湖南当局决心在三湘四水与共军决斗一番。这其中的真真假假，也许只有程潜自己心知肚明。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内心的矛盾还是透过他忽左忽右的行动充分表现出来了。9月16日，程潜下令撤销了专门反共的省、市、县“戡乱委员会”，以此向共产党作出“转变”的姿态。但仅隔半个月，即9月30日，他又手书“戡乱建国五项公约”，即“一、以精诚团结捍卫国家；二、以公正廉明改良政治；三、以精忠勇敢整训军队；四、以勤俭朴实建立经济；五、以刚中乾健剿灭共匪。”以此向***示忠，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程潜都不甚满意，又都抱有希望，都将他列为争取的对象。应该承认，他的“变脸戏”演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此刻，程潜暂不用扫心共产党，也不用担心南京政府，而最为关心、最感紧迫的是扩充实力和消除政敌。以张炯为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党团势力，以原省督、现任参议长赵恒惕为核心的部分参议员和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等并不甘心拥程，甚至暗中作梗，使程潜感到处境艰难，必欲去之而后快。为此，他和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商议，决定利用二邓和cc系有联系的条件，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排除政敌。
第一个进攻的目标是省党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对***唯命是从，对程潜割每有不敬，傲慢而又低能，全靠喽罗支持，省党部社会处长刘修如、书记长朱有为、地政局长肖训等与邓介松、邓飞黄等原都是改组派成员，二邓利用这种历史关系先后说服他们，使张成为孤家寡人。他既不能指挥部属，又不愿改变立场，只得走人。程潜于1948年10月11日取而代之，宣布党部人事一律不动，并将私章交给书记长朱有为，朱喜出望外，其他干部也都跟着弃旧迎新。
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与程潜本是留日同学，程潜任湘军总司令时，赵是旅长、师长。后为争个人地位，两人反目成仇，成为政敌。这次程潜回湘，赵口头上也说拥程，实际上心里很不舒服，正伺机而动。二邓首先说服副议长唐伯球转向支持程潜，然后放出风声：“冤家路窄，赵将不得好死。”赵听后寝食不安。一天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来到赵宅，提出必要时可派半个班来警卫赵的安全。赵顿生恐惧，忙说“不要”，并由此认定程潜要派兵来软禁自己，故赶紧称病离开长沙赴上海“休养”，旋即提出辞职。12月，参议会改选。在省主席程漕的操纵下，程内定的人选唐伯球顺利当选议长，唐生智的同乡故旧席楚林当选副议长。
长沙警备区司令蒋伏生，在听说程潜配班子排除湖南原任要员时，曾扬言要发动几千在乡军人列车站挡驾。程潜的卧榻旁边岂能有这等凶神伴睡！于是，程接受肖作霖的建议，先电请国防部将衡阳警备司令部升格为臀备区，得到批准后，方才调蒋伏生为该区司令，并继续保留其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之职。长沙警备区司令的要职由程的学生刘进继任。
经过一番纵横捭阖的斗争，排除异己的目的已经达到，程潜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省党部，省参议院、省保安司令部、长沙警备司令部等主要机关及秘书、财政、民政等要害部门统统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成了湖南名副其实的“家长”。
与此同时，程潜对征兵扩军极感兴趣，也抓得很紧很紧，分秒必争。早在南京他决定接受新命之时，即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获准在湖南建立5个“国防师”。回到湖南后程潜即抓紧落实编训工作。到11月上旬，绥署2个军6个师的人员编制全部发表，湖南、江西各驻1个军。驻湖南的为第102军，军长成刚，上半年即征集新兵3万余名，并按本省下半年征兵计划继续征集新兵，由绥署副主任兼国防部陆军第4编练区司令黄杰组织编训。下辖3个师，其师长和集训地点分别为：第62师在醴陵、株洲一带，师长夏日长，232师位于湘西，师长康朴；314师在临湘、岳阳一带，师长陈达。
这期间，绥署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通过关系，将自己的老部队、当时只有1个整师的第14军（军长张际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张国斌）从湖北调到湖南，由绥署直接指挥。12月初，国防部又发表第323师编制，任命汤季楠为师长，补齐了程潜请准的5个师额度（1949年3月，第323师改为第93师，隶属于第14军）。尔后又从湖北调来杜鼎的第100军，名为绥署指挥，实为黄杰控制。即使不算100军，驻湘“国军”也有2个军5个师之众。
1948年10月，程潜在长沙主持召开了绥署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兵役、保安21条提案。此后，湖南军管区更是加紧征兵。
此外，程潜还将原来的省保安大队扩编为3个旅，每旅辖3个团。1948年11月8日召开的全省保安工作会议，又对名目繁多的各县自卫队、警察局、保安队等地方武装的整训和维持治安问题作了规定，并强调各县县长兼任自卫队队长。
短短几个月，扩充这么多军队，程潜意欲何为？自从1929年***和桂系不择手段将程潜的起家本钱第6军搞散后，程潜再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以后虽然官也做得不小，但什么“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主任”、“行辕主任”，有时形同傀儡，感到窝囊透了。切身的经历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有自己的军事实力，才是真老板，说话有人听；否则，只能是个帮工仔，放屁都不响。所以在程潜看来，无论是“剿共”，还是“联共”，都必须有自己的实力基础。说白了，程潜急剧征兵扩军，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提高自己的地位。至于如何“应变”，程潜心里并没有谱，或者说还来不及想那么多。但他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先打好实力基础，再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因此，程潜心目中的“应变”，或口头表达的“应变”，其含义前后是不一致的，有着极大的差别。
（关于这一点，程的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后来谈子自己的看法：
程潜回到湖南，究竟有什么打算？单纯争夺地盘准备割据吗？当然不是的。倾向革命准备起义吗？也不是的。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往何处去？他心中实在无数。
程潜在建军戡乱期间，言论文字之间也间有“和平”二字，但他所谓“和平”，意义前后完全不同。前期的和平，见之干他自己在1948年8月亲笔写的告湖南民众书，列举四纲十六目，大谈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同年10月1日，还提出戡乱建国五项公约，以“剿灭共匪”为职志。这是那一时期“和平”的解释。以后讲的“和平”，则含有靠拢中共、反对内战的意思，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含义日益明显。）
（长沙起义的另一重要谋士，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后来也谈了自己对程潜“应变”的看法，认为：
他（指程潜）始终有着两种打算：第一种是想走中共的路线，第二种是想走台湾的路线。他留着李默庵、刘嘉树、杨继荣等，并与之亲密无间，就是在第一条路走不通时留着走第二条路的资本。）
尽管对于程潜的“应变”动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说法，但征兵扩军的客观效果却是不容否定的。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征兵催粮，使得饱受战争苦难和连续两年水灾的湖南人民更加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更使得湖南上空战云密布，共产党人倍加警惕，进步人士深深忧虑：湖南向何处去？
€€五、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及其班底作了全面分析，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
湖南向何处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社会要解放，人民要翻身，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全国都一样，湖南也不例外。对于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湖南地下党人来说，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配合好正在向南推进的人民解放战争，以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实现湖南的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即周里，化名“唐光前”）近来反复思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周礼，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1934年红军长征以后，一直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当过中共酃县县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1945年10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恢复，由周礼任书记，刘亚球（组织部长）、罗正坤（宣传部长）、刘鼎等任委员。为了避开特务的搜捕，省工委机关的地址不得不经常变动。最先设在地下党员张友初的家里，不久迁到三角塘28号（现长沙市北二马路八中附近）一个缝纫铺子里，而周礼居住的地址更是频繁更换。程潜回湘之前，周在社会名流曹伯闻的掩护下，住在孤儿院。不久，曹被柳森等地方恶势力排斥，不当孤儿院长了，周又经地下党员曹治阳的介绍住进了思想进步的省卫生处长龙伯坚的家里。随后，龙安排周礼扔任卫生处视察（不到差），地下党员常吉云（周礼夫人）、李峰到卫生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有了正式的社会职业。又由于龙的关系，周礼住进了肺痨医院附近麻园岭的一栋房屋，在这里设立了省工委的联络据点。
程潜回到湖南以后，中共湖南省工委对其动向极为关注。8月初，周礼即在麻园岭自己的宿舍里召开省工委会议，专题研究争取程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为了应付特务和察的突然搜查，大家围坐在一个麻将桌旁，桌上摆上了麻将，以便出现情况时进行掩护。会议开了大半夜，周礼和刘亚球、罗正坤、刘鼎等都作了发言，全面分析了程潜的历史情况和现实处境：程潜是子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军政要职，在国民党内有相当的影响，如能争败过来，对于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加速湖南乃至全国的解放进程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程潜虽也积极反共，但他有一定的正义感，早年追随***投身民主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战时期又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关系不坏，而且与***，新桂系历史恩怨颇深；这次又由武汉行辕主任降为绥署主任兼省主席，成为蒋桂斗争的牺牲品，还时时受到白崇员的压力和***黄埔系将领的监控，他心里不会没有反感情绪。最后大家认为，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程潜及其左右内心的矛盾和动摇必然加剧，善于随机应变的程潜是有可能被争取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精神，决定加强对国民党湖南当局特别是程潜的统战工作，并成立一个军事策反小组。那么，由谁来负责呢？大家一致认为，这项工作事关大局，风险很大。只有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并且有阻有识、善于随机应变的优秀党风，方能胜任。大家比来比去，最后觉得余志宏是最合适的人选，决定把这副重担交给他。
睡了三四个小时，周礼爬起床来，揉揉布满血丝的双眼，披上衬衫来到户外，几缕晨风吹来，顿感格外清爽。凝望着远方，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佩戴高度近视眼镜，温文尔雅的年轻知识分子形象，他就是余志宏。余志宏虽然三十才出头，却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也是湖南醴陵人，1916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著名的中山大学。在中大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进步教授李达、王亚南。后来，余又成为王的姨妹夫，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余志宏到王亚南任所长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47年1月，王又利用自己与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亲戚关系，介绍余志宏回长沙工作，王东原给了他一个省府专员的头衔，实际负责筹办一个杂志（后因内战爆发而没有出成）。省工委全面考察了余志宏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于1947年5月由周礼书记到余家亲自为其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余志宏便在省工委书记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余志宏才气横溢，思维敏捷，很快取得了省主席王东原的信任，先是安排到省参议会工作，随即调任省府秘书到王公馆办公。每当王东原有重要宾客来访，多让余志宏作记录。余志宏借机掌握许多重要情况，及时向周礼作出汇报。王东原调任湖北省主席后，余志宏遵照省工委的指示，离开省府到湖南大学当讲师……想到这里，周礼满意地笑了。
事不宜迟，周礼抓紧洗漱、吃完早餐后，便换上“视察”的装束出门了。沿着湘雅路向下走了一段，来到北门外一条曲折的街道“文昌阁”。他假装脱鞋倒沙子，往后看了没有盯梢的“尾巴”，才直奔24号楼上。余志宏为了掩护开展地下斗争，让夫人李文锦带着2个孩子和1个外甥由醴陵来到长沙。居住在北门外铁佛东街，考虑到一个地方住久了不安全，便于1948年6月份搬来文昌阁24号楼上。这是一个小套间，前后2问房都是卧室，而后房又兼作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室。
作为全国“四大火炉”之一，8月的长沙真是热得无处可藏，路旁的树叶都烤得干蔫着。当周礼来到余志宏的家里时，早已是满头大汗。余志宏立即放下手中的报纸，迎上前去，激动地说：“唐先生，你来了。这么热的天，看把你热的！”说着，顺手递过一把蒲扇。此时，李文锦熟练地提起针线篮坐到门外，一边纳鞋底，一边放风。
周礼坐定以后，便一边扇风，一边说：“最近从报上看到什么消息了吗？”
“看到了，征兵征粮，戡乱建闲，程潜喊的凶着哩！我听说，他的秘书长邓介松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着重强调和平民主的，他弃之不用，这里面必有文章，很值得我们研究。”
“看来，你很注意观察和思考，这很好。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了解情况，分析问题。”接着，周礼向余志宏介绍了程潜及其重要僚属的情况，详细地传达了省工委关于争取程潜及其班底的斗争策略。
余志宏说：“组织上的分析很有道理，决策很正确，我完全拥护，我最近也听到程潜的幕僚霹出‘应变’的口风，产生过争取的念头，但因掌握的情况不多，考虑不成熟，所以还没有向组织汇报我的想法。现在昕你这么一说，思路就清晰多了。请组织交给我任务吧！”
周礼微笑着，打心眼里欣赏这位年轻地下工作者的忠诚和精明，充满信任地说：“省工委经过认真研究衡量，认为你能力强，又在王东原那里做过秘书，积累一定的经验，决定让你站到策反工作的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跟程潜及其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余志宏马上站起来，坚决地表示。“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周礼满意地点点头，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礼最后郑重地交待说：“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遇事一定要尽可能想得周到细致一些。首先要想办法接触程潜身边的亲信，做好他们的工作，逼过他们去影响程潜。工作既要大胆，又要慎之又慎。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不与其他人发生横向联系。遇到难题我们再商量吧。”
望着周礼渐渐远去的背影，咀嚼着刚才的谈话。余志宏不禁心潮澎湃。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望，和对解放的憧憬，汇聚在一起，给了他完成任务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六、余志宏选择省府顾问方叔章为突破口，扩大关系圈
周礼走后，余志宏陷入了沉思：自己已经离开了省政府，又跟程潜素无接触，与他身边的那些主要官员也几无渊源，怎样才能做他的策反工作？几天来，余志宏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反复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什么捷径来。最后决定还是从自己熟悉而且思想进步的知名人士入手，先找湖南大学的李达教授。
李达也是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8月回国，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秋退出共产党后，北伐时期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并代理总教官职务，以后长期在白区担任大学教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出版过《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别说在湖南，就是在全国，李达教授也是思想界和教育界屈指可数的社会名人。余志宏早年在中山大学上学时，就仰慕李教授的品德和才华，加上同乡关系，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师生之谊。现在同校执教，而且政治观点接近，所以谈话很投机，没有什么拘束。谈到当前形势时，李教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义愤填膺，对共产党的胜利毫不怀疑，同时对湖南面临着的战争破坏感到忧虑。余志宏表示深有同感，并希望李教授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将程潜往和平道路上引。李达摸着下颌略为思索了一下说，自己和程潜也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与省府顾问方叔章倒有些交往，可以鼓动方去做程潜及其周围人的工作。余志宏高兴而诚恳地说：“这是一个好途径。为了湖南3000万人民的和平、安宁，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仰仗您老，还请多多帮助和指教。”
从李宅出来，又一个名字跳进了余志宏的脑海，他就是同行好友王学膺老师。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思想进步，正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啸苏先生也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人，余志宏来到王宅，从王老先生的谈话中进一步了解到：方叔章不仅现任省府顾问，而且是程潜的旧部，程任天水行营主任时的秘书处长，与程的关系相当深厚。他在程潜面前，既是诗友，又是清客，见面可以不经通报，无话不谈。他胸境开阔，对时局亦有清醒的认识，与王啸苏交情非浅。通过王氏父子的介绍，余志宏结识了方叔章。
方叔章住在长沙市河西凤凰山桃子湖，离湖南大学校舍很近，余志宏经常在夜晚去拜访他。一次，方、余二人畅谈中外历史，讨论兴衰存亡之道。方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看国民党已经人心丧尽，败局无可挽回，就像一个病入膏育的人——只能是挨一天算一天了。”
“那么，作为湖南的‘家长’，程颂公又对时局作何观感和应对呢？”见方叔章谈得坦率，余志宏顺势问道。
方叔章双手一摊，诚恳地说，“这就叫‘当局着迷，旁观者清’。颂公对局势可以说是若明若暗，我自己也似懂非懂。还请余先生多多指教。”
“指教不敢当，”余志宏觉得方叔章衷言可信，于是一面谦逊地说道，一面从小提包里拿出***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几本小册子递给方：“这几本书，您老不妨拿去看一看，一定大有裨益。”
方叔章接过书，迅速地扫视一眼封面，再郑重地看着余志宏，高兴地说：“谢谢，谢谢！还请余先生多来指教。”
余志宏懂得：做地下工作，尤其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平时必须善于隐蔽身份，但必要时又必需大胆表明身份，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他在尔后与方的交往中，经过对方叔章的人品和政治思想作出全面评估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向方仔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两人的思想观点越来越接近，关系越来越融洽。至此，余志宏明确提出：请方劝说程潜认清形势，毅然投向人民，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方叔章满口答应。
€€七、余志宏写信请回程潜族弟程星龄协作军事策反工作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余志宏感到心情舒畅。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决心以此为基础，继续扩大战果，开辟新的工作渠道。很快，他又认识了新化籍进步人士马子谷。马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和省府秘书长程星龄都跟中共地下党员杨潮关系密切，因杨于1945年暴露身份而受到牵连，马被躯遵出闽回长沙闲居，程被***下令逮捕并囚禁于台湾。马子谷谈到，程星龄已由程潜、刘斐、许孝炎等保释出采，可以自由行动，想回湖南。余志宏在闽时也认识程星龄，知道他是程潜的族弟，是一个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经马这么一提醒，顿觉眼前一亮；要是能把他请回来，对做程潜的工作必将十分有利。想到这里，余志宏相兴奋，马上向周礼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周非常赞成，指示余抓紧实施。这时，恰好有地下党员、中山大学司学何之光要去台湾省亲，余志宏立即修书一封托何带往。信中扼要地分析了形势，催请程星龄速回长沙有所作为。
程星龄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省安溪县长，莆田县长，天水行营参事，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程星龄到过解放区，见过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将领，由衷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英勇奋斗精神。在台囚禁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厌恶。所以，当他接到余志宏的信后，便毫不犹豫地于1948年8月下旬举家迁回长沙，居住在南门外小林子冲邬家庄。
甫卸行装，程星龄即去晋见族兄程潜，但程潜只是随便问了问台湾的风土人情，并没有提出要族弟到省府工作的意思。显然，这时程潜的心思还没有放在“和平”上，不但用不上这个族弟，而且还怕惹上共产党的嫌疑。
由于程星龄与地下党有过较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受了斗争的考验，中共湖南省工委已经将其视为党的可信任的朋友。所以他回长两天后，余志宏即陪同“唐先生”（周礼）来到邬家庄，同程星龄会面。经余志宏介绍后，唐先生跟程星龄紧紧地握手，坦率地说：“我们早巳知道，程先生是一位胸怀正气、通晓时事的有识之士，我们为结识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今天的形势你也清楚，为了使湖南人民少受损失，我们共产党人希望湖南能和平解放，希望你能利用自己与颂公的宗族关系，多做颂公的工作，为家乡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程星龄由衷地说：“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做颂公的工作，我义不容辞。只是这些年来，我与他在政治观点上不无差异，关系也疏远了。所以要做工作，还得慢慢创造条件。请你们放心，我会尽力的，并随时与你们保持联系，”余志宏提出：程先生现在还没有找到公开职业，可否暂时到妙高峰中学，把我兼任的课程担负起来，以便掩护工作。程星龄愉快地答应了，井表示谢意。
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经余志宏和程星龄、马子谷策划、串联，组织了时事座谈会，邀请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3人参加，大致每周举行一次，轮流在蒋，唐、刘3家聚餐讨论。蒋昆后来又介绍市政府主任秘书王伯庸参加。座谈会一直坚持到1948年底。通过这种活动，地下党随时了解程潜周围乃至程潜的政治态度，并给以施加积极的影响。
入秋以来，人民解放战争以大大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向前发展着。9月16日至24日，陈毅、粟裕带领导的华东野战军速决济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更是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作为程潜主要幕僚的肖作霖，邓介松等，对“戡乱剿共”早巳动摇了决心，如果说他们的“应变准备”原来包含着在国共两党之间脚踏两只船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风派策略”的话，那么现在，原本踏在国民党破船上的那只脚也正迅速地移向共产党的新船。但他们苦于与共产党没有任何渊源，无从联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猛然想起了程星龄，马上联想到他在福建时的共党嫌疑，推测其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甚至想象到他这次从台湾回到长沙说不定就是共产党的主意。于是，向程潜建议，把程星龄拉进省政府。
作为国民党元老级军政要员，程潜此时思想正处于剧烈的矛盾和波动之中，其政治心理的天平正由主要应付国民党南京政府倾斜到如何尽快与共产党联系上来。所以。他决定采纳肖作霖和邓介松的建议，拟以应付物资供应困难为由，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以程星龄为主任委员。
10月下旬，肖作霖、邓介松专程拜访了程星龄，含蓄地提出希望程星龄重新出山的意见，程星龄表示有合适的工作不妨一试。于是，程星龄随他俩来到省政府。程潜问候了几句，便开门见山地提出让程星龄担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星龄诚恳地说：“对颂公的信任和关怀，我是感激不尽的。但蒋总统对我这个人很厌恶，您是知道的，这样做会不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程潜略为犹豫了一下，一扬手大声说：“他现在管不了这些了！”随即下达了任职手令。
€€八、组织“时事座谈会”扩大影响，绥署秘书长、省府秘书长、省保安副司令、长沙市长等高官成了“清客”
程星龄到省政府就职后，很快把家搬进市商会寄居。周礼和余志宏又一起去看望他。程星龄淡到：程潜至今尚未明确谈到向中共靠拢的打算，但肖作霖、邓介松却流露过这种想法。这个信息引起了周礼和余志宏的极大兴趣。
11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大战即将爆发。在这种背景下，省府顾问方叔章在桃子湖私宅举行了一次讨论时局的家宴。应邀赴宴的有：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程虽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和方叔章的常客余志宏。肖作霖以前没见过李达，只知道他是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人物，还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心中早有景仰之情。在肖作霖的心目中，李达一定是一位身着西服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翩翩学者，可是当方叔章介绍到李达时，肖作霖不禁吃了一惊：只见李达穿着布衣布鞋，憨厚可掬，除了其双眼放射出思想和知识的光芒，简直是个乡下佬！大家寒喧了几句之后，便很，快转入对时局的讨论，中心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整个上午，伍薏农、邓介松和肖阼霖说的最多，程星龄、肖敏颂和余志宏不时插上几句。李达则沉默寡言，有时笑笑，不谈什么。
大家谈兴未尽，午饭后又继续讨论。伍薏农直截了当地问肖作霖、邓介松持什么态度。邓说：“我们是要和的，内战实在打不得了。”伍又问程潜是何想法，肖作霖说：“他也倾向于主和这一面，不过还有不少的顾虑。”
这时，李达笑了笑，系统发表了他的意见：“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内战的确是打不得了。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也只好打，现在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打下去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使它灭亡得更快更彻底，和倒可以使它保留一些利益，保留长一些时候。”
他接着回顾了国共合作的历史，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国民党也才有希望。***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颂云先生是一贯追随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元老，难道连这种大趋势都看不清楚，还要逆潮流而动吗？”最后，他还深入剖析了湖南当前的形势，直率地指出：“***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会在撤退时路过湖南作短暂的停留，湖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希望颂云先生能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李达教授精辟的分析、大胆的预言和坦诚的劝告，令人钦佩，也令人感奋。肖作霖、邓介松和程星龄随即向程潜汇报了座谈情况，程潜不时地点点头，最后说：“以后这样的活动，你们参加一点也好。”
[肖作霖后来回忆起这次宴会时说道：
我和邓（介松）始终与地下党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受到人心大势的影响，愿意顺应党的要求行事，并且认为竟会无所不在，可能我们身边就有共产党员，对我们的作为是不会不知道的。这次去方家同李达他们座谈，也不知道实际上即是和地下党直接有关。直到解放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一次唐生智列武汉同邓介松和我去看望李达时，李在东湖游艇上说及那次聚会，是出自地下党的意图，通过他来和我们发生联系的，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了准确地把握程潜的思想脉搏，时隔不久，余志宏又请方叔章来到省府与程潜面谈。这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程潜心情不错，正在书房踱步，寻句觅诗。忽见诗友来到，十分高兴，连忙拱拳相迎：“你看看，我作诗，你这位诗友就不请自来，莫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么！哈哈哈哈……”
“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就让我先睹为快吧。”方叔章边说边走向摆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台。
不想程潜却以手拦住，并示意他坐下，发出感慨说，“刚写了一句，就怎么也接不下去了。看来这战云压头心不宁，我真是‘搜尽枯肠无半句’。算啦，咱们今天不谈诗了，好吧？还是把你在外边听到的最新消息跟我说说吧。”
“最新消息当然有，但引些小道消息又有多少用！大路消息，共产党节节胜利，锐不可当，你不比我清楚得多？现在的关键是走哪条道路，是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不计后果抵抗到底，或者去香港、台湾？”方叔章见程潜默默不语，正在认真倾听，便特地下党的意思并揉进自己的想法因势利导地倒了出来：“颂公，你是我的老上级，现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再说半句留半句了。讲老实话，***的四五百万军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难有招架之力，白崇禧那点人马还能经得了几下？再要和共产党打下去，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一一自不量力。你一家10多口，又只有那么一点钱，去美国生少恐怕连房子都租不起，去香港也花不了多久；台湾更是去不得，你跟***、李宗仁、白崇禧都搞不来。你今后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投降吧？投降我是不干的！”程潜的面部表情已经“由晴转阴”，其内心正在进行痛苦的较量。自古忠臣事一主，饱读儒家诗书的他一直固守着这一传统信条，并把它同人格原则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要他背蒋而去，这不是陷程某于不忠不义而成为千夫所指么！
方叔章看清了程潜的隐衷，一鼓作气地发起连续攻击：“‘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你说你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是讲和，又不是投降。”
方叔章这一招果然管用，将程潜封建愚忠思想的防堤打开了一个缺口，新思想的洪流开始涌进他的心田，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面前，他开蚰退却突围、寻找生路了：“讲和，说得好听，现在共产党势头正劲，肯跟你讲和吗？要讲和，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着吗？”
方叔章心里暗自庆幸，口头问程措是不是下了决心。程潜笑着说：“既然你这个大顾问说我只有这一条道，我还能怎么办呢？”
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方叔章知道程潜虽然没有最后下决心，但已经有了重要转变，于是提醒他说：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但至少与共产党有联系。现在他回到了长沙，并担任了省物委会主任，何不由近而远呢？程潜会意地点点头。
送走方叔章，程潜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为什么我身边的这些官员，像方叔章、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共产党呢？为什么抗战结束以来短短二三年时间国民党由强变弱土崩瓦解，而共产党却由弱变强节节胜利呢？他联想到国共两党二三十年来的种种言行，渐渐地感到真理和群众似乎都在共产党一边，今天这种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想到这些，程潜反觉得轻松多了，走和平道路的决心也大了一些。
为了便于决策和指挥，提高办事效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决定和平大计，程潜作出决定，于1948年12月设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核心机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其成员全由支持和平起义的官员担任，以肖作霖为主任，程星龄为副主任兼政务组长，张严佛为副主任兼军务组长，仇硕夫为副主任兼党务组长。
一转眼，继辽沈战役之后。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又即将结束，胜败已定，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蒋性之间的矛盾更加白热化。1948年12月25日，桂系的重要首领白崇禧向***发出要求“和平解决”共党问题的电报，并指使其控制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发出“政治解决”的通电，同时派李书城前往湖南联络，以便采取一致行动，向***“逼宫”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12月31日深夜，程潜急忙将程星龄召进省府，摈退左右，首先直率地说：“局势发展得很快；看来***很快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临渴掘井，得早做准备。现在，李书城（老同盟会员，武昌首义时任民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已经携带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报，来到长沙征求我的意见，你看怎么办？”说着将电稿递给程星龄，接着又说：“老蒋经过这几大战役，精锐之师丧失殆尽，败局已定。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倡言和平，显然是想逼蒋下野，由桂系取而代之，然后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之目的。桂军虽然尚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蒋军相比。因此，我看桂系的如意算盘也许是南柯一梦而已。”
程星龄表示完全同意程潜的分析，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强烈愿望。白崇禧想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必将获得人民的拥护，在倒蒋之后，如果与中共和谈不成，重启战端，势必遭到广大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现在颂公可以附和白（崇禧）的和平倡议，一旦他自食其言，不与中共谈判，或假借和谈拖延时间，导致和谈不成，再以兵戌相见，就让他自作自受。颂公则坚持和平到底，树一帜，定会别有天地。”
程星龄经过“杨潮事件”的磨难，变得更加成熟老练，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保护自己了，他的意思已非常明确，但就是要程潜亲口说出来。程潜当然领会，于是郑重其事地说，“星龄，你不是外人，我请你到省政府来，就是要请你为我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刻帮帮我。你在福建的事我知道，还是保你出来的，那也不是个坏事。我想问问你，如果我想脱离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联合，你能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感到，既然程潜敞开了心扉，自己与程潜之间再没有必要隔着一层窗户纸了，因而坦率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在福建时确实与共产党有些交往，这次从台湾回湖南就是共产党的朋友去倌催回来的。回到长沙后，与他们已有些接触，只是觉得时机不到，还没有向您提及。今天，您已经把话说列这里，我当然愿意效力。”
程潜听了非常高兴，拍着程星龄的肩膀说：“好，我的决心定了，你就全权代表我和共产党联系吧。”
程星龄点了一下头，将目光在这位族兄脸上采回扫视，最后得出了结论：程潜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已经开始同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拉开距离，从陈腐的封建君臣观念中挣脱出来，要与共产党接触的愿望是真诚可信的。但是，程星龄知道，情况是极其复杂的，等待他的将是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因而又说；“此事风险极大，关系列我们的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所以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联络，别人都不得参与。以后未到火候，颂公与左右交谈也只谈和平，不涉联共。”
程潜痛快地一挥手：“好，就照你说的办。”尽管口里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并没有这么“痛快”，而且他心目中的“联共”与程星龄讲的“联共”也有很大的差别，他是“联共”，而不是“投共”，是要通过“联共”，摆脱蒋、桂的控制，使湖南变成非“红”非“白”的“绿地”，以此在全国独树一帜。
程星龄站起来正准备出门，又回头对程潜说：“颂公。您还是写封亲笔信给***，把李书城来长沙串联的事告诉他吧。”
程潜不解地笑问：“李书城与我们无怨无仇，告什么密呢，休还怕***不知道？”
程星龄笑道：“这样，蒋总统对您就放心了，刘嘉树，杨继荣他们不就不会生疑了吗？”
“看来，你这些年是越发长进啦！”程潜说着，拿出纸笔，“沙沙沙”写出一信，第二天即让杨继荣拿信前往南京去了。
程潜思想开始转变，行动上也有了进步的表示。如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放言论自由等。特别是扣留军粮和扣留中央银行湖南分行经理两件事，更是使南京政府大为恼火。
南京政府一向把湖南当作军粮库，每年索缴1000万担以上。这不但使湖南农民不堪重负，而且使湖南财政捉襟见肘。程潜主政湘事后，对此很不满意。他新成立了省经济委员会，授意采取“装聋作哑”、“借故拖延”等策略，抗缴南京政府分派给湖南的军粮任务。省经委则把扣留的军粮，除了解决本省党政军民供应外，还卖了部分给广东、湖北等省，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事惹恼了南京，***亲自发电责令程潜去南京见他。
程潜的对策是以高调代替缴粮。他在抵达南京机场时，一本正经地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于挽救时局的问题，我只有‘剿匪到底’4个字可以奉告。”在与***面谈时，他又“诚恳”地说：“新建5个师需用大批粮食，加之湖南去年又遭灾歉收，所以，公粮任务大部尚未收缴，让总统操心了。但我们正在想办法，一定按期完成缴粮任务。”
程潜说得有理有据，***不好再发作。但他心中颇有疑团，于是派出中央粮食部几位委员随程回湘坐地收粮。
催粮官员催了多次，省田粮处长蒋固总是百般搪塞，就是不发粮食。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粮食部官员忍无司忍，气冲冲地硬拉着蒋固来到省主席办公室，要求当面解决。当蒋固再次解释“粮食确实收不上来”时，“钦差”们声色俱厉、毫无礼貌地大声嚷道，“胡说！程主席和黄杰将军不是曾经下达提前征兵和限期完成征粮任务的紧急命令吗？你们不中用，难道堂堂省主席的命令也不中用么？”
程潜当即拉下脸来回敬道：“我们都不中用，你们几个委员中推选一位中用的来干好了。”说完摆手：“送客！”
这期间，还有一件令程潜挠头的事，就是“湖南分行事件”。那是10月底的一个深夜，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急匆匆来找邓介松，神秘地说：“辛蘅若在我家喝酒时，亲口向我透露，中央银行要把贮存在湖南分行的2万两黄金和几十万两白银全部运往上海。”程潜得报后，气愤地说：“这些都是湖南的民脂民膏，决不能让运走。”随即授意工商界将分行包围，邓介松和唐伯球、财政厅长李锐一起出面，当众封存了全部金银。但是，没想到这个措施也不起作用，两天后侦知被封存的金银还是被湖南分行经理辛蘅若偷运出省了。
程潜昕了报告更是火冒三丈，立即以长沙绥署主任的身份电令江西省政府将正在南昌的辛蘅若截住，解回长沙并关押起来。但金银已被运往上海。南京总行要求放辛，程潜不予理睬。
这些冲突，部分起因干程潜的和平反蒋思想，其结果又加深了程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同时也为中共湖南省委进一步了解程潜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