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这身军装谁都没逼我，是我自愿的，非常自愿。
至于入伍动机，纯洁那是肯定的，但暂时我还不想说这些。
现在我想说的是当初，当初若不是疯狂膜拜“涅”乐队饮弹自尽的主唱科特·科本、疯狂组建非全球巡演不可的“破茧”乐队；若不是拉我们皮条那疯狂肥胖女儿的厉声尖叫，教学楼面朝阳光那扇疯狂墙壁上张贴的“勒令退学”告示；若不是老爷子脚上疯狂坚硬的军警靴还有他裤腰里那条疯狂并且柔中有刚的警用皮带，鬼才知道我今天这身军装会套在哪个的身上。
18岁之前，我从未想过去中国军队服役。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战争电影，《野战排》和《第一滴血》什么的。战斗场面越火爆、房屋炸倒得越多、人死得越遍地都是，我就越拍手叫好。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兵一贯多年的光辉形象才没有对我产生过诱惑，更不用说激起我崇拜与效仿的欲望了。如你所知，战争电影美国人拍得最棒。在美国大兵的衬托下，中国大兵的言行举止就不仅特别傻，而且还特别假了。爱做高大全的动作倒也算了，说起话来还跟领导讲话似的。缺乏最基本的智慧和幽默感，僵硬又空洞。那时我想，这辈子不当兵就算了，否则就到美国当雇佣兵去。威风八面、雄霸天下，谁不服气就灭谁。没准儿哪天中美两国又在朝鲜半岛打起仗来，我就掉转枪口，当一名光荣的叛徒。
除了爱看战争影片，那时我还特别喜欢玩带战争背景的电子游戏。一种名叫“埃及战争”的游戏，我玩得最为老道，一枚币杀到关底。这在我的同学包括游戏厅老板看来，是挺辉煌挺脸面也挺牛b的事情。我常常为此沾沾自喜，认定自己就是被埋没的军事天才，而我的父母却从不这样想。
父母万分反对我的爱好。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担心的并不是电影里面的打打杀杀或者游戏机里荷枪实弹的火拼会使我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心狠手辣的黑道首领，他们担心的只是我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只有爱好课本上的知识才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除此之外的任何爱好都可以用贬义词形容。他们歪曲了真理，却还觉得自己的担心很智慧很远见：如果不爱好课本上的知识，你怎么可能会好好学习呢？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你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的将来你怎么可能会被社会重视呢？如果将来的将来你不被社会重视，那么将来的将来的将来你怎么可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呢……我没他们的头大，大脑容积也比不上他们。所以，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如此多想。
只有悲观消极的厌世主义者才会有长远打算，乐观豁达的人们大都不会在乎这些。那时候我还没听人说过“过一天赚一天”这句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对口出此语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过一天赚一天”才算是真正的智慧与远见，没听说过有人已经活到200岁。
我14岁生日那天，老爷子忘记送我礼物，却没有忘记对我施肥。他说绝不许我再看战争片，绝不许我再走进游戏厅的大门。妈妈在那天送了我一把价格不菲的吉他，还有几本《跟我学吉他》之类的16开大书。与老爷子的高压政策相比，女人更聪明。我想妈妈一定是受了“大禹治水”的启迪。事后证明，女人的聪明不过是孕育了更大的愚蠢。至于这个愚蠢到底有多大，三言两语实在是没法儿说清楚，慢慢往下看你就明白了。
从那儿以后，我体会到琴声的美妙，再也不旷课去游戏厅也不再看战争电影了。经常是还没放学就提前跑回了家，闷在屋里叮叮咚咚地弹琴。最初的时候，我弹贝多芬的《致爱丽斯》，还有《爱的罗曼史》《梁祝》《绿袖子》之类的独奏曲。现在我必须得老实承认，这些乐曲很动听。而当时我却没这么认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中了哪门子的邪，在一本挺光艳的有声杂志上看到了“涅”乐队和主唱科特·科本饮弹自尽的故事之后，就开始对贝多芬之流弃如敝履、恨之入骨了。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本挺光艳的杂志不但把科本说得很英雄很英雄，而且附送了一张科本怀抱婴儿的黑白海报，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于是我就把海报贴在了床头，觉得自己比那些在床头张贴装腔作势的港台明星的家伙，有知识有品位多了。那本光艳杂志不但附送海报，还附送了一盘磁带，同时还刊登了那首著名的《女孩》和弦。磁带刚听一半，激动人心的音乐就令我热血沸腾了。我随音乐节奏挥舞着拳头，对着墙壁说他妈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歌曲原来还可以这么唱。那瞬间，我坚定地认为自己觉悟了，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理解了音乐功能、领悟了音乐艺术的巨大魅力。我按照书上标注的和弦把《女孩》弹了一遍，像科本一样跟着和弦忧伤又肆意地边弹琴边叫喊。一首歌唱完，大汗淋漓。那感觉已不是别样的快乐别样的舒服了。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未经历过如此般的痛快和欢畅。
此后，我开始留意街头的音像店。只要里面有带科本头像的磁带，或者是磁带封面设计得比较奇怪，我都会把它们买下。反反复复地听，一遍又一遍。渐渐地，我学会了“扒带”。任何一首歌只要听上三遍，我就可以把乐曲的吉他和弦扒下来自己弹唱了。同时，我还学会了创造和弦、学会跟着和弦走向哼几句旋律、学会把自己在课堂上写的胡言乱语套进旋律。于是，一首又一首版权归我所有的原创歌曲就产生了。
当然，我不会忘记在歌唱间隙像科本一样嘟囔出“shit”或者“ you”，还像科本一样穿起带斑马条纹的“海魂衫”，牛仔裤上也割出了破洞。但我却没有像科本那样在一首歌唱完之后把手里的木琴愤怒地摔在地上，摔个粉碎。尽管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摔琴欲望。那时候如果你敢答应说给我买把新琴，我想我当场就会摔给你看。我的变化令爸爸妈妈感到了伤心。屡次劝说无效，他们就懒得理我了。孤独随之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