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96级北大中文系

作者简介：

张岩，男，在北大中文系就读期间，发表过近十万字的作品，业余时间喜欢交友和打篮球。

人格的魅力源于品格的力量，北大人宽容豁达，淡泊明志，以天下为已任，让人总感觉到"北大人"年青着！青春着！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我们北大人的为人处事充分地显示了我们人格的力量，我在燕园学习了四年，发现不管是：七一辈的学者还是各系别的校友们，都继承和发扬着北大精神。在生活上他们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勤奋谦虚，快乐自信，在工作上，既脚踏实地，又超越身我，善于跟别人合作，对待人生中的名利淡然处之，重宁静以达到致远。

下面是我为一个刚入北大的同窗所写的为人处事规划。

€€1.严己是富，宽人是福

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从古至今，纵观成大事者，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严于律已的典范。时刻注意检查自己的品行，持之以恒，从点滴做起，从小处做起，严格要求自己，为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品格基础。

我们北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放纵还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我们羡慕那些积极进取、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强者，同时，我们对那些放纵自己、无所作为的颓废之士要加以批评和唾弃。

北大人无论是做学问也好，做人也好，不管外界如何，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具有吸引力，即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未放纵过自己。一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说："在人和人的接触中，有时候最容易做的是小事，因为它无处不在；最难做到的也是小事，因为它很琐碎。譬如，随口答应别人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可随即就忘了，别人却常常惦记着，寄厚望于你；约好的"时间，也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迟到几十分钟，甚至个把小时，也不大在意。这些虽然事小，但却都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怎样要求别人，怎样要求自己，这是一个做人的态度与原则问题。人在交往中产生矛盾恩怨，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总有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原因。解决矛盾，克服缺点错误，需要从自己和别人两方面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只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矛盾和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甚至有时候会更加使矛盾激化。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古人教给我们：与人相处有了矛盾，只有消除怨恨，才能为你的人生之路扫清不该有的障碍。只有对自己严格，在责人之前先责己，把矛盾解决好，才会"身正"、"令行"。

从蔡元培的身上，我们可以领悟到，严于律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至国家君臣，小至布衣百姓，发生矛盾以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雅量，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隔阂怨恨就会越积越深，以至矛盾激化，关系破裂，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专责己者兼可成人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责己就是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和活的榜样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会心悦诚服，教育批评才起作用。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误。只有自身正，其令才会得以行，如果自身都不能正，去教育别人，谁会听呢？

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不仅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还因为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稷违反诸葛亮的调度，行动失败，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又上书检讨自己"授任无方"、用人不当的过失，自贬三级。

这种具有感召力的人格均是从严于律己而出的。我们北大人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全面，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蔡元培认为："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的，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做到。因此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他的优点和进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唯恐损害别人为善的积极性。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

当今的社会中，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多；批评别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遗余力，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纠缠过去的恩怨是非；批评自己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北大人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别人，鼓励、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这样，不但自己和别人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形成积极健康的良好风气。

谦逊，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家名士常以谦谦君子来自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人谦逊平和，宽容大度，很受学生们爱戴。冯友兰曾这样评价他：

"胸怀阔然，彻视无问，测其蕴，则浩平苦沧澳之无际"。

足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北大人身上的体现，在蔡元培先生身上的体现。

有些年轻人认为，做一番大事业要轰轰烈烈，而不能拘泥于小节。不拘小节，可能是一种"豪放洒脱"，但在做人的原则上小处也是不可随便的。

蔡元培曾这样告诉他的弟子们："君子当众人所惊之事，略一动容，才干碍于礼义上些许，便鄂然变色、若触大刑宪然，惧大防之不可溃，而微端之不可开也。"这是先人留下的为人之路。他举例说：一坪绿地，鲜嫩可爱。有走路的人，为少绕几步，省些脚力，便从草坪上斜插过去，踩出一道小径。后来的人也跟着他的脚印踩过，时间一长，竟踩出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路。这些，是"君子"所不为的。

其实，我们北大人一向认为，小处随便，决不是什么无伤大雅、无足轻重的，到头来出现不可估量后果的例子比比皆是。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空中爆炸，宇航员命丧太空，是由于机身上一道焊缝没有焊好。前不久美国潜艇浮出水面时撞翻日本渔船，造成船毁人亡，是由于潜艇上的操作人员一个漫不经心的操作失误。日常生活中，有人从高层住宅上随手扔下一个酒瓶，结果将恰从楼下经过的行人砸死。一家度假村没在一种玻璃门上做警示标记，结果让奔跑的小孩一头撞上，受到重伤。据说世界上许多森林大火，也往往是有人乱扔烟头造成的……

北大人从道德的角度劝人不要忽视小处的修养。今天，除道德外，还有法制。一旦因为我们的"小过失"而引发了大祸，那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也有一些"小事"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甚至也不算上是多严重的道德问题。比如，坐地铁在座位上跷二郎腿，让站着的乘客别扭；开会迟到；雨天开快车，溅行人一身水；打公用电话时堡电话粥，不顾后面有人等；消防队救火时围观挡道；嚼完口香糖乱吐；在公共场所乱叫乱喊……这些举止，给他人添不便，惹他人不痛快，自己又怎能心安理得，毫无惭意？假如他人也如此待你，你作何感想？人人都这样"不拘小节"，社会还能有何文明可言呢？

从小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修养与品质，是做人的一个入口同时也是缺口。虽然时代已到今日"后工业社会"、数字时代，e-时代，但人性的这些"一念之差"的毛病并未根除，我们应该以古为镜，检点自己，应该注重一些社会道德，做一个有品质的人。

北大的学生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些行事随便的人，常常在一处墙角小便，秽气冲天。于佑任老先生看不下去了，就写了一纸"不可随处小便"，张贴于墙角。刚贴上没多久，浆糊都没干，这纸条就不翼而飞——原来于老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有一人极其敬慕于老先生的墨迹，便把这纸条揭了去，重新剪裁婊糊后挂于中堂，日"小处不可随便"，以时时自警而自励。

而蔡元培又为一代代北大人做出了"但微端之不可开"的榜样。

蔡元培先生虽然个人生活极其俭朴，对于学生们，总是乐于周济帮助。可对于亲朋好友，却又是另一番情况。

有一位马姓亲戚，幼年丧父，虽与先生仅是远房表亲，但先生仍资助他的生活、学习，直到他顺利地从北大俄语系毕业。

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见识，他总是固执地认为：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因此，凡是北大的学生来找他帮忙，他永远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千方百计将对方安置在最为适合的位置。而当有亲戚来找他谋事，他虽也尽力帮助，但他为之联系的，大多是办事员、小科员一类的闲职，从不肯委以重任。夫人对此不以为然，常劝他：我家亲戚中，虽无经天纬地之才，但也都是读书人家出身，十几人中，总归能有一两个能干得力的吧，为什么你一个都不肯重用，老是要得罪人呢？蔡先生听后，每每一声不吭，但事后总是依然固我，不改初衷。

微小之处不放纵自己，谨慎处之，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不正之风击倒的。北大之风之所以"正"而且"大"，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人格中，有一种光明正大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内涵。

海是宽广的，做人应该有海一样的胸怀，可以纳百川之水。这也是北大人倡导的一种精神：宽厚平和虚怀若谷。

古人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有容德乃大。""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从社会生活实践来看，宽容大度确实是人在实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素质。

蔡元培不止一次地告诫青年人：做人，首先要宽以待人。反之，以敌视的眼光看人，对周围的人戒备森严，心胸窄小，处处提防，不能宽大为怀的人，必然会因孤独而陷于忧郁和痛苦之中。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能主动为他人着想，肯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肯定讨人喜欢，被人接纳，受人尊重，因而能更多地体验成功的喜悦。

宽以待人，就是在人际交往中有较强的相容度。相容就是宽厚、容忍、心胸宽广、忍耐性强。人们往往把宽广的胸怀比作大海，能广纳百川之细流，也不拒暴雨和冰雹。也有人把忍耐性比作弹簧，具有能伸能曲的韧性。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就应在平时待人以宽。"就是说，相容能接纳。团结更多的人，在顺利的时候共奋斗，在困难的时候共患难，进而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创造更多的成功的机会。反之，相容度低，则会使人疏远，减少合作力量，人为地增加成功的阻力。

一个人若能宽以待人，那他在生活中肯定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件事情，你自己不能接受，不愿意做，别人也一定不愿接受、不愿意做。记住这些教诲是大有神益的，它可以避免提出人们难以接受的要求，避免由此而来的难堪局面。推己及人，是以自己为标尺，衡量言行举止能否为人所接受，其依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用角色互换的方法，假设自己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想想对一个行为或言论的反映、感觉如何，才能理解他人，体谅他人。这样，便会自觉地宽以待人了。

蔡元培很推崇唐代文学家韩愈所说的话："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古代有修养的人，一待人很宽厚，而要求自己则十分严格和全面。只有严于律己，才能更有感召力和吸引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日常生活中，以礼待人，遵守信约，多为他人着想，遇到危险时勇敢无畏，挺身而出，发生摩擦冲突时主动退让。"礼让三分"，宽容让人。

宽以待人，还要对他人的毁誉有一个良好的处理态度。

蔡元培先生曾经对青年人说过这样一席话："人家的毁誉，不必计较。"的确，在人生旅途上，人们经常会遇到毁誉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毁誉，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水平。历来高尚的人都主张要注意个人品行和道德的修养，注意声誉。

一个人的声名往往容易毁于其他人的议论里。"人言可畏"，蔡元培先生主张用"不必计较"来对待毁坏人名声的"人言"，要求人们不必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没有事实根据的人言，不会长久站得住脚，毁人名声的人也许得逞于一时，但终会败露，一个人的品行是客观存在的，它最有说服力。俗语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古人也说："人言不足恤。"对待毁人名声的流言蜚语，无言是最好的轻蔑，"模糊"些可以省却许多解释和精力。对于那些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不负责任的"人言"，只当耳旁风，就像鲁迅先生对待这种"人言"一样，连眼球都不转一转！"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行动将"人言"打个粉碎。还是蔡元培先生说得好："是毁是誉，无甚价值，脑因人毁誉而忧喜。"因"毁"而忧会失去信心，为"誉"赔会停步不前。与其因毁而忧，不如自强不息，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与其因誉而喜，不如谨慎谦虚，不骄不躁，更上一层楼。先哲们谆谆教诲我们：不为己忧，不为物喜。是我们做人处事应该牢牢记住的。

我们北大人也正是懂得了这个道理，活中加以运用，使自己的人生得到了升华，人生价值也随之有了高度和韵味。

摒弃狭隘，忍小谋大

宽容是一种品质，是做人的一种风范。与之相反的，人之所以不能达到宽容做人，正是因为有狭隘的存在。人难免狭隘，这是大多数人的通病，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对症下药，治好这一病。

北大一学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市场上，果贩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客人。

"这水果这么烂，一斤也要卖50元吗？"客拿着一个水果左看右看。

"我这水果是很不错的，不然你去别家比较比较。"

客人说："一斤40元，不然我不买。"

小贩还是微笑地说："先生，一斤卖你40元，对刚刚向我买的人怎么交代呢？"

"可是，你的水果这么烂。"

"不会的，如果是很完美的，可能一斤就要卖100元了。"小贩依然微笑着。

不论客人的态度如何，小贩依然面微笑，而且笑得像第一次那样亲切。

客人虽然嫌东嫌西，最后还是以一斤50元买了。

有人问小贩何以能始终面带笑容，小贩笑着说：

"只有想买货的人才会指出货如何不好。如果我不接受他的意见，用几句话把他顶撞回去，他就不会成为我的顾客。"

小贩完全不在乎别人批评他的水果，并且一点也不生气，不让狭隘来扰乱方寸，不只是修养好而已，也是对自己的水果大有信心的缘故。我们在生活中却真的不如这个小贩，平常有人说我们两句，我们就已经气在心里口难开，更不用说微笑以对了。而且生活中批评指责我们的，往往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和最好的朋友。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良药虽苦，却是治病的根本；如果没有"苦口"之"良药"，我们这种狭隘之病如何会好起来呢？这里有一剂"良方"正是对"症"所下之"药"。

备受北大师生推崇的一位教授指出：我们若是把目光只放在眼前，那么未来就难以掌握，我们若是想获得长久的快乐，那么就要忍受暂时的痛苦。没有痛苦的。没有痛苦的衬托，快乐也就不会那么明显易见。

大多数人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未来，只是在想眼前，结果便与快乐无缘。事实上人世间一切有意义的事若想成功，那就必须忍受一时的痛苦。你必须熬过眼前的恐怖或引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或标准而把目光放在未来。本来任何事都不会使我们痛苦；而真正使我们痛苦的是对于痛苦的恐怖；同样的道理，也没有任何事会使我们快乐，而真正能使我们快乐的是我们对于快乐的把握。任何事都不能影响我们，真正影响我们的乃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如果你自信你会拥有快乐，那你肯定会尽一切努力摒屏痛苦，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快乐。"这是北大的一位学生的话。

"若结果是痛苦的，我会竭力避开眼前的快乐；若结果是快乐的话，我会百般忍耐暂时的痛苦。"

"把你的目光放远大些，没有哪个人或企业是因为短视而成功的。也没有哪个人是因为快乐而放弃自己的。"

人生要想永远快乐，必须作一项重要的决定，就是善用人生所给你的一切。如果你确实明白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你真愿意奋力去做、如果你知道什么方法有效、如果你能适时调整做法并好好运用上天给你的天赋，那么人生就没有任何做不到的事。北大人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生活、学习、工作中超出他人，步步领先的。

生活中，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去忍一时，才会有更多的快乐在后面等着你。

如果能忍这一时，能将痛苦思一忍，能将小事忍一忍，那么就不会有"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样的失败之事了。

蔡元培曾为说服他的学生养成"忍"的习惯而举了张飞之死的例子。《三国演义》中说张飞闻知关羽被东吴所害，下令军中，限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次日，帐下两员末将范疆、张达，报告张飞，三日内办妥白旗白甲有困难，须宽限方可。张飞大怒，让武士将二人绑在树上，各鞭五十。打得二人满口出血。鞭毕，张飞手指二人："到时一定要做完，不然，就杀你二人示众！"范疆、张达受此刑责，心生仇恨，便于当夜，趁张飞大醉在床，将张飞一刀刺死。时年55岁的张将军，就这样因一件小事而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值与不值，后人自有评论，只希望大家以此为鉴，该忍则忍，保全大局。既然木已成舟又何必再去做那些图一时痛快而损害了长远利益？

北大一学者说过："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的效果都是零。批评就像家鸽，最后总是飞回家里。我们想指责或纠正的对象，他们会为自己辩解，甚至反过来攻击我们。"

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人与生俱来的表达情感方法。一个人在这世上，难免会遇到令人高兴或气愤的事。兴奋的事可以使人心情愉快，精神奋发，并使生活充满无限的希望。而令人气愤的事往往就会使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很可能使人丧失理智，做出不可收拾的不良举动。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气上心头时，意气用事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不论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总是超出人所能想象的，在这个时候，即使平常说话非常谨慎的人，也会因丧失考虑而祸从口出。

然而，尽管生气是人之常情，但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若能高高兴兴地过一生，那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我们应尽量以愉快的心清，来处理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即使一旦发怒，最好能尽量忍在心里，不要爆发，用理智来抑制激情，才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发怒不但会破坏好心清，还会使人失去理智，冲动做事，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北大人深请其中道理，在他们的生活里，激情是在理智的控制之下的。他们的宽容的为人方式，宽阔的胸襟，也正是在这种理智的修炼下才得以产生的。

€€2.勤以通幽，奋以向上活到老，学到老——孜孜不倦的季羡林先生

常言道；活到老，学到老。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在实践着这句话。师旷劝学是古话，我们无法目睹，而我们北大人的这种学风，却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但可以亲见，而且还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对心灵的震憾。

北大一教授曾讲过"江郎才尽"的故事来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并警示他的学生要有不停学习的精神。"江郎才尽"的故事，是讲述南北朝时期，梁朝有个金紫光禄大夫中字叫作江淹的人的故事。江淹年轻时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负有盛誉的作家，中年为官以后，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了郭璞，从此后，江淹再写诗、文便再也没有优美的句子了。因而后世便有了"江郎才尽"的成语。

虽然，这只是传说的梦呓而已，但江郎做官以后，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不认真学习，恐怕是他在文坛上从此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纵观古今中外，人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往往比壮年老年时期要多得多的大有人在。苏东坡少时文章议论纵横飞动，冠绝一世。而进人中年后，便逐渐委顿了。这些例子，说明人只有学习不停，才会才华不尽。勤学不辍，就不用怕"江郎才尽"。

王国维根据自身的经验对古诗词立了有名的"三境界说，"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葛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又安），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这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比照这"三种世界"季羡林先生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季羡林先生曾评价自己说：

我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里"混"。这是通俗的说法。用文雅而又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则是"谋生"。这也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忆过去60年的学术生涯，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迷惑与信心并举，勤奋与机遇同存。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对有志于学的青年们，估计不会没有用处的。这就是"一拍即合"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一生所学时，季老说：

特点只有一个字，这就是：杂。我认为，对"杂"或者"杂家"应该有一个细致的分析，不能笼统一概而论。从宏观上来看，有两种"杂"：一种是杂中有重点，一种是没有重点，一路杂下去，最终杂不出任何成果来。所谓重点，就是我毕生倾全力以赴、楔而不舍地研究的课题。我在研究这些课题之余，为了换一换脑筋，涉猎一些重点课题以外的领域。间有所获，也写成了文章。我在科学研究方面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尝试了很多研究领域，成了一名"杂家"。

既然讲到杂，就必须指出究竞亲到什么程度，否则头绪纷繁，怎一个"杂"字了得！

根据我自己还有一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①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②吐火罗文；

③印度古代文学；

④印度佛教史；

⑤中国佛教史；

⑥中亚佛教史；

⑦唐史；

⑧中印文化交流史；

⑨中外文化交流史；

⑩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德国及西方文学；

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要而言之，在这个发展的社会里，只有不断地学习，人才能够适应潮流，才能够更好地生活。

季羡林先生具有超人的治学禀赋，学识广博，刚刚提过的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就可以证明。季老的学识不但广而且还深，可谓边活边学，不言放弃。拿他研究的《浮屠与佛》来说，从1947年用汉、英两种文字发表此文，其中有些问题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感觉不太满意。直到1989年，历时40年，不断搜集资料，又写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直至解决了那些问题。

季羡林先生这种坚持学习的精神，在他60年的学习和研究中从未间断过，在其研究吐火罗文的历史过程中，便可见一斑。他自述其研究过程为：

统观我在将近60年中学习和研究吐火罗文的历史过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在德国哥廷根的学习阶段；

（2）回国后长达30多年的藕断丝连的阶段；

（3）80年代初接受李遇春先生所托从事在新疆焉者新发现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缩写为msn）的解读和翻译工作的阶段。

现分述如下：

（1）这一阶段，我在《学术回忆录》"吐火罗文的学习"一节中已经做了相当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2）1946年回国以后，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我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一点点资料，根本谈不到什么研究。五六十年代，在"极左"思想肆虐的时期，有"海外关系"，人人色变。我基本上断绝了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联系。偶尔有海外同行寄来吐火罗文研究的专著或者论文，我连回信都不敢写。我已下定了决心，同吐火罗文研究断绝关系。但是，在思想中，有时对吐火罗文还有点恋旧之感，形成"藕断丝连"的尴尬局面。

（3）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李遇春馆长亲自携带着1975年在新疆焉者新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共44张，两面书写，合88页，请我解读。我既喜且忧。喜的是同吐火罗文这一位久违久违的老朋友又见面了。忧的是，自己多少年来已同老友分手，它对我已十分陌生，我害怕自己完成不了这一个任务。总之，我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任务。从那以后，我对吐火罗文的热情又点燃了起来，在众多的写作和研究任务中，吐火罗文的研究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在1983年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发表我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地转写、翻译和注释。到了写这一篇"总结"的时候，1997年12月，我对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所应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一部完整的英译本，1998年上半年即可在德国出版，协助我工作的是德国学者prof.werner winter和法国学者georges pin-alut。这一部书将是世界上第一部规模这样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有重大的意义。我60年来的吐火罗文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也就可以说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时至今日，这位耄耄老人依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不断学习、进步，真可谓是"活到老，学到老"，为我们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也为我们北大的"勤奋"之校风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学习途径之一的今天，社会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你不学习，你不及时让自己"升级"，那你就会被时代的竞争淘汰出局。

北大人正是在时代的要求下不断努力，使自己"升级"，适应社会的发展，时刻不停，想到学习，马上行动。所以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勤奋造就天才。在北大人眼里，这是不变的真理。在沈从文身上，在季羡林的身上，在无数的成功人的身上，这一真理被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米开朗基罗，他60岁的时候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强壮结实了，但他仍然在大理石上飞快地舞动着雕刻刀，石头的碎屑四处飞溅，他在一刻钟内完成的工作量比3个强壮的小伙子一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都大。没有亲眼见过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他工作起来真是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简直让人担心他会把整块石头击得粉碎。他的雕刻刀每砍一下，就会有三四指厚的石头碎片掉落。很多人都知道，做雕刻工作，一刀下去即使只是多削一根头发的厚度都不行，所以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的工作方式简直会彻底毁掉手中的作品，因为石头不像泥土或石膏那样可以重新补上。

而米开朗基罗则这样评价过另一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拉斐尔："他是有史以来最美丽的灵魂之一，他的成就更多地是得自于他的勤奋，而不是他的天才。"当有人问拉斐尔怎么能创造出这么多奇迹一般完美的作品时，拉斐尔回答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从不要忽视任何事情。"这位艺术家去世的时候，整个罗马为之悲痛不已，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为之哭泣。拉斐尔终年38岁，但他竞然留下了287幅绘画作品，500多张素描。其中一些绘画一张价值连城。对那些懒惰散漫。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多好的教训啊！

达·芬奇是个乐现开朗、干劲十足而热情洋溢的人。他刚刚破晓就法工作。直到工作室里黑得看不见，才离开画布去吃饭休息。

鲁本斯成为著名画家并变得富有以后，一位炼丹师想劝说他一起把普通的金属炼成金子，这位炼丹师说这是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但鲁本斯回答他说："你晚了二十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指着自己的画布和画笔，又说："我碰过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英国画家密莱司在画画的时候心无旁骛，仿佛置身于世界之外。"我实际上比任何一位在田野里耕耘的农夫都更累更苦，"有时他这样说，"我对所有年轻人的忠告是：'去工作！'他们不可能都是天才，但是他们都能够工作。不工作的话，即使是天赋极高、绝顶聪明的人也不会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我从来不建议别人去当一名艺术家。如果一个孩子具有成为真正艺术家的天赋，即使没有人去劝导他，他也一定会成为艺术家的。很多人把他们的孩子带到我这里，他们问我是否觉得应该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画家。我总是这样回答：'当然不。'但是，不管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想当什么，他都必须从小一步一步坚持不懈地努力，要研究所有的细枝末节、边边角角，对于一些基本的东西任何地方都不能忽略。不管这些琐屑的工作多么乏味，我们都需要彻底全面地了解这些工作的方方面面。"

"每天都要完成一些工作。"似乎特纳也很认同这一座右铭。特纳经常引用老师对他的劝告，他的老师约舒亚·雷诺德常说："那些想要超过别人的人，每时每刻都必须努力，不管愿不愿意。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娱乐，只有艰苦的工作。"确实是艰苦的工作，但是对特纳而言是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为他带来了丰厚回报。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因为他的智慧使这个世界得到好处，因为他的爱国热忱使国家受益，因为他的善心使邻居们获得益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在他的生命中一分钟都没有虚度。

彼得大帝作为俄国王位的继任者，也是通过艰辛的努力才真正得到自己的王位。他比其他的王室成员更经常地换下宫廷服装，穿上工作服。他看到西欧文明的成果在俄国几乎不为人知，感到痛心疾首，他下定决心进行自我教育，要提高自己国民的素质，26岁那年，其他的王子们正是耽于玩乐的年龄时，他开始周游各国，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向这些国家中优秀的人们学习。在荷兰，他自愿为一位造船师当学徒。在英国，他在造纸厂、磨房、制表厂和其他工厂里干活。他不仅仔细地观察，而且像普通工人一样干活并拿到工资。

在伊斯提亚铸铁厂，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怎样冶炼金属，最后一天他铸造了18普特的铁，把自己的名字铸在了上面。其他一些陪同他出访的俄国贵族子弟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干这样的苦活，当然最后他们也不得不背运煤块和拉动风箱。他问工头穆勒，普通的铁匠每铸一普特的铁可以得到多少报酬。"3个戈比。"穆勒回答说。但是工头付给彼得大帝18个金币。"你的金币自己留着吧，"彼得说，"我并没有比普通的工人干更多的活，你给别人多少就给我多少吧！我想买一双鞋，我的鞋实在不能穿了。"实际上他脚上穿的鞋已经补过一次了，现在又满是破洞。

他对新鞋很满意，说："这是我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彼得大帝铸造的一根铁棒现在还在穆勒的伊斯提亚铸铁厂展示，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一根保存在匹兹堡的国家珍奇博物馆，作为对亲自参加工作的这位伟大国王的纪念。这对每个俄国人都是很有启发的：国家要想永远地繁荣下去，不管是农民还是沙皇，都需要像彼得大帝这样辛勤地工作。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如果你觉得"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地得到"，那可真是太不幸了。

你应该尽快放弃这种错觉，一定要意识到只有勤勉的工作才会使你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在有助于成功的所有因素中，勤勉的工作总是最有效的。

即便有过人的才干，如果不采取任何有价值的实际行动，最终也会一事无成。

在任何的知识领域，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或者哪一种文学作品，或者哪一种艺术流派，其创造者没有经过长期艰苦的创作就获得了流芳百世的名声。天才需要勤奋，就像勤奋成就天才一样。

这个世界上留存下来的辉煌业绩和杰出成就无一例外都得自于勤勉的工作，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作品，不管是诗人还是艺术家。

季羡林在他的论述中提到天才这一问题时说：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十年浩劫"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我至令不懂。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意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广）。我认为，才（才能），我觉得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坐等什么事情发生"，就好像等着月光变成银子一样渺茫。希望宇宙中发生奇迹，能够取代自然法则的作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些想法往往是懒惰者的借口，是缺乏长远规划者的托辞。

"有时候人们觉得我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天赋，但据我所知，所谓的天赋不过就是努力工作而已。"

沈从文说："努力工作使我取得了现在的成就。在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哪一天不在辛勤地工作。"

在工作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在北大，有很多长寿的教授，他们在谈到他们长寿的秘诀时说过这样的话：很早就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会带给你很多回报。年轻人总觉得休息就是所有努力的终止，但是我发现，最好的休息是改变工作方式。如果因为看书和思考时间太久而脑子昏昏沉沉的，那就最好走出去到阳光灿烂的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尽量地锻炼锻炼身体。这样，精神很快就会平静下来。要知道，自然的努力是无止境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脏也不会停止跳动。一旦大自然伟大的活动有一刻停止，人就会死去。要尽量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在工作的时候也模仿大自然的方式，所获得的回报就是良好的睡眠、健康的消化功能，使身体的各个器官也都保持在最好的状态。请相信，这就是勤奋工作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回报。"

沈从文曾举过爱迪生的例子来告诫青年们说："他从来没有一天是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在应该睡觉的时候他读书读到深夜。他不喜欢看小说或者惊险刺激的西部故事，他看的书是关于机械、化学和电学的，并且他熟练地掌握了这些知识。除了工作之外，读书也只能是抽时间，他非常注意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所以，如果他没有在睡觉的话，就可以说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

很多传统说法中包含了永恒的智慧。从早到晚，不管阴天还是晴大，也不管我们身体如何——可能会牙疼、头疼或者心脏出现毛病——我们每天都必须到达指定的地方，并开始做安排给我们的工作。沈从文以他的勤勉刻苦而闻名。他始终非常勤奋，从不拖延时间或者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而他的行动一贯非常准时。

他刚开始在北大旁听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他下定决心不放松自己的努力，直到最后成功。"如果不用，我就会生锈。"这句话适用于铁，同样也适用于人。勤奋才是天才产生的摇篮。

勤奋不仅造就了天才，也成就了天才的成功之路。因为每一个"天才"都知道，勤奋的作用，都知道只有勤奋，才会使自己由"穷"变"富"。

€€3.谦和虚心，不骄不躁

钱玄同（1887～1939年）中国著名语言文学家、文学家。名夏，后名玄同，字德潜，浙江吴兴（今湖洲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炳麟。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汉字拼音方案。著有《文字学音篇》以及《重论以仿古文学问题》等论文。就是这样一位大教授，却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锡予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钱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谦虚、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以谦和、虚心立足于治学，不耻下问的典范——钱玄同先生，他一生可谓建树卓著，但却有着谦恭质朴、如大地一般的胸怀，他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涵义，在他的治学、治人、做人的一生中，我们学到的，是终生受益的美好品德。

北大是广博的，在她的怀抱中，你可以畅行于知识的天空，你可以任游于学习的海洋，没有人会阻碍你，相反，会有更多的人帮助你。这样的胸怀，培养出的后人，当然也是胸襟宽广，如大地般宽厚的人物。

谦恭质朴，胸如大地——杨晦

有一些人，由于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而名扬四海，受人崇敬，被人爱戴，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却丝毫无异于常人，甚至表现出布衣百姓所特有的那种单纯、憨厚、谦恭乃至羞涩。

杨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学者这样回忆：

我知道杨晦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这个名字是与几位成就斐然的著名学者同时闯入我的眼帘的，他们是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等。他是解放初期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我读高中时，念的就是这套课本。一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那一期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这一期刊物还发表了朱自清的几封书信，其中一封是致杨晦的，那是在杨晦50寿辰时，朱自清写给他的祝寿信。这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从信中看，他们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不久前朱自清才得知杨晦就是自己的同学杨慧修。朱自清在信中对杨晦的文学成就和文笔颇多称赞，并回忆了当年在北大红楼同窗时的情景，几笔便勾勒出了杨晦青年时代的形象和风采。

1953年秋，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系的主任就是杨晦先生，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平凡和朴实。他似乎同我想像中的那位著名作家、学者和"五四"运动中的闯将相去甚远，他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长者。然而，他却又总是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常是穿了一身极普通的旧友布制服，到了冷天，他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旧粗呢衣服，戴一顶东北人通常戴的那种大皮帽。他那一张清瘦的脸和直立着的灰白半长头发，总使我想起鲁迅，仿佛那也是这样的一副平和的面孔，只是多了几根胡须。他说话时一口浓重的东北辽阳腔，很随便，还时常夹带着一些劳动群众的口语，全没有咬文嚼字的斯文。他时常伸出手，连续地去搔抓那头上二寸长的华发，动作迅速，举止粗犷，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似乎是同他的身份不太协调的。然而，这却表现出他是一个平凡和朴实的人，一个全然没架子、极容易接近的长辈。

我听到过不少关于杨晦先生的故事，有些还带有传奇的色彩。喜欢寻根问底的同学常去查找各种资料，去探寻这些传说的可靠根据，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对他的经历逐渐了解的。这种查阅旧资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在继续着，因而对他的了解也逐渐深化着。

杨晦于1899年出生在辽宁辽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杨兴柜，字慧修，由于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才改名杨晦。他的身上一直保存着农民的粗犷与淳厚，犹如关东大地那样丰腴而质朴。冬天里他戴的那一顶长毛大皮帽，像一个小筐似的扣在头上，这样的装束使他酷似一个同土地紧密联系着的东北老乡，而不像一个斯文人。而这些，又是同他那朴实淳厚的思想和格调想谐趣的，毫无做作和矫饰的样子。

来到北大以后，他便兢兢业业于培养新中国语言文学人材的工作了，虽然他被选为全国文协委员和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经常参加文艺界的得要会议，报刊上常常能够见到他的名字，但他却很少再写文章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似乎沉默很久了，以至使许多青年人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到办教育事业上，为办好名牌系，他甘愿默默地奉献着。

在北大中文系教师中，他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授，他老是出现在同学们中间，有时还到学生宿舍里坐坐，这是同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很有些不同的。他是平易近人、不拘礼节的，因而大家也愿意到他家里去。学生们一批批地到他家里，常常剥夺了他做学问和休息的时间，有时甚至延误他用餐。

他是很谦逊的，这谦逊和那朴实在他身上相得益彰，构成了他的完美性格。每到"五四"青年节，总是有些校内校外的人去访问他，我们也在那个日子去找他，请他谈谈五四运动的情况。他讲时，总是去讲***、蔡元培。陈**，也讲鲁迅，讲当时北大的情况，而对他自己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为却只字不提。其实，在一引进历史书和回忆的文字中，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还总想知道得更详细，更具体。而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仿佛那是微不足道的情况。他只是说用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伟大。"

是的，他的谦恭与质朴也将如他所说，将越来越伟大。

€€4.快乐自信，笑对人生快乐为人生真谛——吴福辉

在学习上，我们是勤奋耕耘，在生活上我们是笑对人生，快乐而又自信。

吴福辉生于沪地，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却是久居东北而熏染出来的纯粹北方男子的豪气，内心率直，喜纵情谈笑。20年教鞭粉笔生涯，使他对年轻人更是情有独钟，兴奋所至，虽竟日倾谈而不倦。慨言一生憾事，是未能终身为人者师。他始终对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老行当像有一份浓厚的留恋之情。

吴福辉戏称自己和钱理群是"末班车上的乘客"。他不会忘记1978年在东北某市的郊区，参加"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的情景。最后一场现代文学卷答毕，他满身冷汗，几乎瘫倒在那里。为了这一刻，他已等待了多年。39岁的他，清醒然而却是痛苦地意识到，这是命运女神赐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倘若失之交臂，那将意味着他终生在文学圈外挣扎，永无见天日之时。"我蹒跚走过的路会通向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殿堂吗？"他一次次地问自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北大，对他们这一代特殊的群体而言，不仅是一种辉煌、一种光荣、一种凯旋，更是一次拯救、一次裁判、一次炼狱般的考验。进入北大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几位同窗，几乎都有着相似的履历：都做过无数年的文学梦，都以为此生已与文学无缘了，都突然地为这个"文学之神"的降临而久久后怕，不敢想象他们是怎样侥幸才"赶上末班车"的；3年读书，辛苦倍尝，战战兢兢，害怕考试，害怕学位答辩，害怕论文不被采用，怕这怕那，他们已经过了那种可以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他们已不会潇洒，也不敢潇洒了。年近不惑，他的心里，满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望发奋3年，修成正果。

吴福辉自称并不幽默，但对于幽默文字却能够心领神会。他所涉足的领域，本是相当广泛的，从作品鉴赏到作家综论和文学流派的客观描述，从资料的辑佚到相遇时，则焕发出一种特殊的才情，目光炯炯，感觉敏锐而充盈。讽刺小说可以说是吴福辉倾注心力最多并始终光致不减的话题。但是，他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却个个是令人心怵的人物，其中有具有"冰山风格"的小说名家沙汀，有30年代便饮誉文坛的"最大的笑匠"张天翼，更有被尊为"文化昆仑"的学识渊博的讽刺家钱钟书先生。每一位都具备丰厚幽深的底蕴，有研究者文阔驰聘的空间，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严峻的考验。但是吴福辉凭着自己的深厚功力，驾驭起这个题目来却是游刃有余。在那篇论沙汀的文章结尾，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把探讨"诗与喜剧的艺术特质"称为"愉快的工作"。吴福辉被评论界称为"讽刺艺术的鉴赏家"。他含英咀华，尤其擅长于从蕴藉深厚的艺术品里悟出个中真味，弹拨出像外之旨，音外之韵。这品鉴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应得自于他的人生阅历。在一篇分析沙汀的文章中，他曾写道："热情单纯如水一样清浅的青少年，骤然间很难全部领会沙汀的作品，可是，凡亲历过生活的磨难已经在社会的阴暗面之前沉思起来，而又仍旧保持着活力的人，却特别地感受到他的小说回味无穷。"这是夫子自道。

北大对这批"老童生"而言，已经不复是花前月下。湖光塔影般的浪漫情怀，但是由于紧迫意识所焕发出来的激情，却一点也不比弱冠小生逊色。虽然历史造就了畸形的一代，在谈及北大师友时，吴老谈到不幸之中有幸运，他们得以最后见到老一辈学人的风采，一睹大家学为人的风范。第一批光彩照人的硕儒大师，他们有幸得以聆听最后的教诲。他们客串听林庚先生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看他满黑板的漂亮潇洒的书法，到川岛先生家去问他同鲁迅的轶事，然后起劲地与比他们小十几岁的本科生一块奔教室抢座位，以便听到吴组湘先生场场爆满的小说史课。旧事重忆，吴福辉显得有点兴奋，两眼放光，先自开怀大笑了。谈及学友钱理群、赵国、凌宇、温儒敏等人，他更是神采飞扬，其中趣谈不可胜记。他与钱理群同年，皆以鼾声响亮持久而闻名，每逢学术会议便同居一室，两"鼾"无猜，怡然两得。这些同窗，都经历过人世沧桑，故格外珍惜彼此的友情。王瑶的弟子群内部之团结，陈容之强大，在文学批评界早有定评。他们互相汲取，也相互竞争；相互呼就，也互相激发；虽各具风格，却相处无间。吴福辉坦言，在"偷取"他的几位杰出的同窗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文字的独特叙述风采方面，他差不多是个成功者。

有人说："人到中年才开始学术生涯而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几乎可比拟为沙粒在蚌壳里磨滚成珍珠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痛苦，也充满诱惑。吴福辉感到这一代人的尴尬处境，但这种清醒并未使他局促不安，反而使他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先天的历史枷锁套结在他们的心灵之上，那上面磨硕着他们整个青春岁月。但是这一代人是不知道什么是怨尤的。他们将苦难视为赐予，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他们更珍惜也更反思这个年代曾给予他们的一切。吴福辉的身上，正是折射出这一代人敢与命运抗争的坚韧和勇敢，这是一场颇具悲剧色彩的较量。"戴上枷锁的笑"，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绝妙的比喻。但新时期的学人身上普遍存在批判情绪和对思想命题的关注，在吴福辉身上并不强烈。尽管他对现实的文化关怀的介人意识也相当强烈，但他努力保持一种平和温厚的鉴赏心境，一种洗雪过的空静的精神。他的平和正反映着他中年后自信的心态。生命在一点点地消逝，而思想却仍在激剧地运转，他在内心渴望并幻想过一种无忧无虑、闲心读闲书的真正修闲自在的文人生活。

吴福辉，身为经历过四年特殊的年代的一位北大学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他人无法体会的艰辛与坎坷。但他同时又拥有着超人的乐观与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内心率真，常纵情谈笑，在自强、自信的人生中寻找快乐之源。这是一种做人的本质，也是一笔财富。笑对人生，快乐生活的吴福辉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快乐做人的启示，让我们共同领略和学习吧。

谁都喜欢快乐，都希望自己每一天都快乐。而快乐却并不这样想，它只对应该快乐的人情有独钟，而对那些失去自信。没有自我的人，它是绝对不予理睬的。只有自信的人，才有可能快乐。这是北大人的观念，也是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

自信，才会快乐

北大人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认为要快乐，首先要改变错误的观念，人们往往非常顾忌自己的缺点，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是个无用之人，就像童话故事中的"丑小鸭。"

还有位北大学生这样举例说：假定某一个人有良好的家庭、优秀的学历与高尚的职业，一切生活都非常顺利，那么真可谓是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了。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不过是高中毕业，服务于一家小企业，他和前者比较起来，似乎相差悬殊，然而只要你的想法稍微转变一下，你会发现他也可以改善目前的颓势，并且从获得许多好处。

诚然，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往往会对他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全部，只要你稍微改变自己的想法，随时就会有一条大道展开在你面前。因此，你要学习适时纠正自己的想法与观念。

大企业与小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待遇上也许有所不同：大企业的福利制度和员工宿舍都较周全，生活环境也很好，置身此企业范围，便可受到充分保护。由于身受此种优惠的待遇，不有人萌生离职的念头。但是，为了维持这样安定的工作与生活，常常要极力压抑自己，"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在这方面，中小企业的从业人员，就不需受到此种约束，而能够自由自在去过自己的生活，如此，也就有了开发自我的能力与积极参与挑战的机会。

所以，只要能够改变观念和想法，你的立场和情况自然就有天壤之别。

"冷静分析一下自己现今所处的情况，并且细心列举出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来，这样你就可以发现自己过去不曾注意到的优点了。"北大人如此说。

假如你过去天天生活在愁苦中的话，现在还有改变方式的机会，只要你立刻纠正自己的观念，你的生活就会有180度的转变。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讲述过信心带给人类的力量的影响。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信念就是截然不同，而我们现在对自我评断的信念往往就支配了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相信美妙，未来就会过着美妙的日子；如果我们自行设限，转瞬之间那些限制就在眼前。所以，若我们相信有可能会成真的事，它就必会如你所思。有些人虽有热情，但对自己的能力怀疑或期许不高，因而从未采取实际行动。但成功者不然，他知道所追求的并且相信能够获得，他们有足够的自信让自己成功。自信犹如汽油，推动你的人生之车驶向卓越之境。

在考入北大之后，吴福辉格外珍惜来之不易机会，满怀感激地踏上这条布满荆棘却是钟情已久的文学研究之路。对于一个40多岁才起步的研究者而言，他所承受的信心、学识、精力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此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想到已是人到中年，他便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冲动。然而，光有冲动是不够的，内心根深蒂固的空虚感使他在初期也曾步履维艰。而对自我的超越，是一个研究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促进持优胜的研究心理，不比研究本身更重要。由"我怎么赶得上别人"到"你也不比别人差多少"获得这个意识，吴福辉身上的能量似乎有了新的释放口。他外表温和，甚至有些柔弱，而内在的浙东先民遗留给他的倔强需要激发和调动。过去，他习惯于顺从接纳他人的观点。如今，他动辄常起反叛之心，这给他带来从未有过的"独立"的畅快。他天性豁达，现在更加小心地维护它，在众多英才行列中奋争才会不使自己萎缩，他不再相信"宁为牛头，不为凤尾"的虚假的自信哲学。"我珍视健全的学术自信心。"他说。也正是这种自信，使他稳下阵脚，埋头苦干，终于打出一方天地，作出一番不逊于同侪的成绩。也正是缘于这种自信，才奠定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独树一帜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理想。

成功，永远是美丽的。成功的快乐，永远只属于那些获得成功的人。你自信吗？你就会有成功的机会，你就会有快乐的源泉。

€€5.独僻蹊径，超越自我

我们北大人勤奋、快乐、自信，同时还超越自我，邹衡就是我们北大人值得骄傲的一个典型。

推翻历史三千载——超越自我的邹衡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人，就是他自己。

超越自我，突破自我首先表现出对现实自我的不满足而力求改变的内在动因。事物的变化周期，无论反映在日常中，还是个人发展上，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序列，一种像四季一样变化着的系统。生活的车好像未曾有一日停止，但却有周期的演替，当旧的一轮周期寿终正寝时，新一轮周期也就负起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种周期已经完成，我们应做好准备，着手应付即将出现的新的无序和混乱，不能在"完成"之后止步不前，躺在成绩上睡大觉。过去已成陈迹，而未来尚不确定，惟有认真把握现在。如果不能继续突破自我，继续推进事业发展，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已经取得的一切，就将慢慢地被断送掉。"成功"、"完成"或许只是形式和原则上的过渡，更艰苦的工作又摆在眼前，我们要突破自满的藩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成功需要创造力。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虽然不会担太大的风险，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只有突破思维定势，不断超越，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你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创造力属于那些具有要求自己更进一步习惯的人，它会使你产生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也会产生使你立即改正错误的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你紧紧抓住成功的机遇。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刻过一枚印章，曰"胆敢独造"，表明他在艺术上的宏大气魄，柳亚子先生也有过"推翻历史三千载"的豪句。在学术研究中，何尝不需要这种气魄、这种胆略？"搞学术要有自己的分析，要敢于提出挑战"，这是邹先生的气派。正是这种敢于挑战的"狂妄之气"，使他面对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李济等大师而毫无惧色，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考古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的成功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就是突破前人案臼、勇于独造的历史。

邹先生既服膺权威，又不怕权威，不但不怕现代的权威，而且不怕古代的权威。80年代，根据对山西南部曲沃县晋国遗址的深入发掘与周密论证，他大胆地作出晋国不在太原而在天马——曲村的结论。这一论断非同小可。晋都位于太原之说，早在东汉的班固郑玄时期就已经确定，以后诸朝都沿用此说，故后来有晋词之建立，于是以讹传讹，穿凿附会，几成定论。而邹衡竟敢对班固提出异议，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是的，只有邹衡有如此胆量。15年来，以邹先生为首的考古学者，以文献记载为线索，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经过周密调查和大规模发掘，证实了先生的论断，终于使这个埋没近两千年的晋国古都重见天日，堪称中国学术界一大盛事。

关于夏文化的论争可以说是邹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夏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大题目，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否定夏文化；而在国内，对于夏文化的具体地域和时期也存在着重大分歧。1977年，邹先生石破天惊，首次诊断偃师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全部是夏文化，顿时掀起学术界一场轩然大波，一时对手如林，非议频出。然而，在经历了国内外学术界十几年的"围剿"之后，先生的诊断仍"我自岿然不动"，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天垮下来我也不怕，我希望别人都反对我。"邹先生对笔者这样说的时候，是那样的自信，那样坚定，因为他握住了真理。他独创了辉煌的历史。

不因循守旧，不拜倒在权威脚下，大胆否定前人旧说，这只是邹衡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学者，他也不惮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抛弃自己学说中的错误。超越别人诚然不易，超越自己则更难。

他说："搞学术没有不犯错误的，要勇于修正错误，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

几十年来，邹先生在燕园悉心耕耘，诲人不倦，培养了大批考古界的俊才，有许多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现任北大考古系主任兼赛克勤博物馆馆长李伯谦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如今，他带着5个博士生，数目之多在北大也是屈指可数。

"润物细无声"，"桃李满天下"，这是先生应该引以骄傲和自慰的。学海无涯。后继有人，这是邹先生之大幸，也是学术之大幸。

邹衡是北大毕业的考古学家。他的身上，拥有着北大人的良好品格和做人的准则：勇于进取不断超越自我。他敢于突破前人的束缚，发扬创新精神，站在时代的前沿，走创新之路，在他的求索之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北大人的人格缩影。

我们北大人敢于蔑视权威，敢于挑战传统，不怕责难，突破定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终成大我。

€€6.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陈岱孙

一方面我们创新去大胆地超越自我，一方面我们更重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1953年秋，根据陈岱孙本人的志愿，高等教育部派他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的生涯。

北京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陈岱孙先生所专长的财政学在经济系不是最主要的课程。为了教学工作需要，他放弃了从事已久的"财政学"和"经济学概论"的教学工作，而专攻经学史的研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独立编写的《经济学史讲义》一书，印发给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师生使用，使师生受益匪浅。他讲授的"经济学说史"课程，深入浅出，有理有据，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教学效果一贯优异，深得同学们的好评。

陈岱孙教授开始担任经济系的系主任后，尽管工作繁忙，准时上下课的优良作风却是始终如一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击北京，教室的屋檐被震毁，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将课堂搬到了露天，并讲足了课时。

陈岱孙教授对如何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他一向主张，要想培养出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从而具备广博而精深的学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1957年，陈岱孙与同仁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共同提，出提案，要求在大学里开设人口学课程和人口学专业。50年代末，当马寅初的人口论受到批判时，陈岱孙深为同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岱孙教授再次焕发出生命活力。除了继续给经济系学生开设经济学说史课程外，他还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给他们以悉心的指导。

在日常教学中，他不仅教学认真，而且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思想品德。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针对同学们存在的思想情况，陈岱孙十分强调地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他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经济建设。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把它作为教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出了原理和方法，但是并没有穷尽真理发展的长河。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刚刚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前途无限的新学科"。

在认清我国经济学教学的现状后，陈岱孙教授指出，经济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他认为，大学经济系应该培养科学人才，而不是培养技术人才。在大学里应该实行学分制以利于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主张应该增强课程设置，充实教学内容，以便学生们系统而全面地掌握有关学科的知识。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把课程讲活讲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

在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上，陈岱孙教授也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建议。他认为，作为一名研究生必须具备"坚实的专业必备的基础、深入的专门知识，有一定创造性的专题研究成果"。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陈岱孙教授还十分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努力做好"帮、传、带"。由于他的耐心指导，他所领导的经济学说史教学小组中的中、青年教师成长很快。他十分关心北大经济系教师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的过问和关怀之下，经过教师们的辛勤工作，北大经济系成为全国在这个学科领域的重要教学基地。每当教师们出版专著，他都给撰写序言，充分评析该书的优点和缺点，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书稿的高度理论概括，而且对读者如何理解该书也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捷径。为了迅速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外文水平，陈岱孙教授经常挤出时间来教英文，既讲解英文原著，又进行辅导，使教师们的英文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陈岱孙教授有求必应和不遗余力地为中、青年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深得教师们的敬仰和感动。在陈岱孙教授身上体现了一代著名学者的高风亮节的品质和做人风范，颇值得后来学人的学习。

由于陈岱孙教授在我国经济学界所处的举足轻重地位，经常有些学生和校外人士仰慕陈岱孙教授的大名，将论文直接寄给他，请求陈岱孙教授审阅和提意见。陈教授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总是尽量抽出一些时间，认真地审阅，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对于论文中的任何可取之处他都充分肯定，对于其中的缺点和错误也都加以指正。例如：有位同学论文中的观点和某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就建议该同学去看一看那个经济学家的著作。

无论大事小事，他都本着认真态度去做。他曾为论文中的某些知识性错误加以改正。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在论文中认为在英语里"郁闷的科学"已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绰号，陈岱孙教授便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绰号的来历，认为那个教授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

陈岱孙教授将自己的毕业心血献给了经济学，献给了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听取群众意见。脚踏实地，在北大长达31年的教育生涯中，追求真理，为北大经济系的发展与壮大，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卓绝贡献。

陈岱孙先生毕生研究经济，他脚踏实地，追求真理，走着自己的路。他一生信奉踏踏实实地追求真理的信条，为真理而言，不讲违心话。他的一生看似平凡，但在平凡中却蕴含着一种伟大。这种治学严谨、踏实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值得我们品味和学习的。

€€7.寻找合作的伴侣，扬起成功的风帆

精诚协作，水到渠成——与人快乐的朱光潜

朱光潜，中国著名的美学大师。在中国美学的发展道路上，占有"中梁砥柱"的地位。他在生活中，非常注重与别人相处、合作。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同时在他的著作里，也大有显现。

"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位，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业，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这个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饮食暧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人之所以高贵于兽者在他的心灵。

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学问、艺术、道德几乎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这就是说有无价值，就看他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圈子'，这圈子就是他所常亲近的人围成的，他跳来跳去，常跳不出这圈子……"

在日常生活中，朱光潜虽然也是从这个圈子跳到那个圈子，但他却时刻体现着一种"幸福"的境界。

有一次，他在和他的弟子谈论到做人的品质时，他曾告诫他的弟子说：

"一个人做人应该进究，把人与人的关系调处适宜。也就是传统的'人化道德'。唯有善于与他人相处，承认他人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才能为别人所理解和接受。"

他的弟子谨记其教诲，并把它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弥漫开来，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

为人处世，交友待物，无不影响着人生的快乐内涵。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懂得处友，就懂得处人；懂得处人，就懂得做人。"朱光潜先生告诉我做人要学会合作，与人共事。

团结就是力量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我们是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会人类这种以群为居住特点的生存空间内，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他的一生的。无论什么事，只有团结起来，才是明智之举。不但中国近代历史给了我们这种启示，就是千百年来民间最淳朴的教育方式也无不体现着这种道理：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十双筷子，就会牢牢抱成一团。只有团结，才更有力量。

人际关系对于个人，无论在事业上、生活上亦或学业上皆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朱光潜曾这样论述这个问题：假如你拥有众多的朋友，与朋友之间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你便可以通过这些朋友的力量来协助你解决难题。人，是不可能拒绝朋友而独自过着闭门自守的生活的。假如是这样，生活实在无乐趣可言，而且很多需要帮助的困难就无法解决。毕竟，这是一个合作的社会，个人的学识与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依助他人的学识及力量方能完成任务。在这世上，有不少人并非很有才华，但他们却有一个无形的资产——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因为这无形的资产，使他在各方面各领域都能平步青云。

中关村在国人乃至整个世界的耳朵里，都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关村是一个象征，她象征着中国的信息产业，象征着高科技、先进的管理、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迅速积累的财富；中关村是一个传奇，从1984年到1998年，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在中关村白手闯天下，创下了一年销售逾千亿的经济奇迹；在与ibm、微软等超级巨头的对抗中，中关村越来越强"。的确，在当今这样一个神奇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所创造的正是一个个神话！而且这些神话的书写者，正是那些被人们称为"知识英雄"的人：他们来自北大，他们来自清华，他们来自社会；他们不仅拥有知识，而且非常善于动用知识去创造神奇。

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在这50个人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人格魁力和传奇故事。但他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创业之初都非常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渴望认知做到。今天，面对辉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团结协作，围绕一个目标去做事。

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和做的：

王选（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软件是一个集体性的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

"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

"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人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荣之（同创公司总裁）：

"同创在做一个木盆。我们不会有更多的条件，有更多的长板，我们都很笨，但我们勤劳，很团结。我们在一起做一个大木盆虽然每块木板都很短，但合起来直径很大盛水自然比木桶多。"

"木盆难做，难在所需的木板多，难在形成合力，精诚团结；难在大家把同创认为是一个名词，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同创的意思就是一帮短板子共同合在一起，盛更多的水。"

许志平（师腾公司总经理）：

"我们总以为聪明人凑在一起，肯定会更聪明。其实，一群聪明人凑在一起，还不如一傻子加一个聪明人凑在一起。因为，聪明人都坚持人人平等，坚持都是革命同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形成合力，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内耗。"

张旋龙（方正香港上市公司总裁兼执行董事）：

"我认为与他人合作主要有两个要领：一是不要等到人家成功了，再去和人家谈合作；二是自己不懂，要相信别人。我完全相信王选的技术。自己不懂又不相信人家，那还能做什么？很多领导不懂，又不愿意相信别人，肯定不行。"

"还有一种情形更糟，就是不懂还要装懂。"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的高度分化和交叉是需要科学家密切协作的，而社会领域则不需要。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无数企业家的成功谋略都证明合作精神、善于用人、团结人是至关重要的。对大亚湾健风集团和美国、日本、东南亚、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大企业家共82人调查表明，这82人中，没有一个是寡头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是由人创造的，他们十分重视合作，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尽管用人的原则、方式差异很大。他们今日的成功，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北大一讲师曾指出：成功者的道路有千千万万，但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能够较清晰地认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了解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角色，并善于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不仅与同伴合作密切，与他的父母和老师也愉快相处。对于教师的不同意见，他们有较强的独立性，附和教师意见的只占8.78%，能以相对温和的态度接受老师意见的只占72.30%。由此可见，团结协作是许多成功人士的共同特性。

朱光潜曾提醒这样的人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生活在人群中，需要生活在人与人之间。这就需要与人交往，而谁又愿意与自私的人交往呢？

历史已跨入21世纪，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精诚团结，在共同的大目标下努力把事情做好。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靠竞争取胜的社会，但社会需要的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竞争，但不是相互残杀，而是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们的国家才能有希望，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北大的一位教授说："企业需要发展，不能单靠某个人，只有依靠集体，个人才能创造出成绩。"不仅企业如此，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都离不开合作，像足球赛、篮球赛、排球赛等各种比赛项目，都要求队员们保持彼此之间的良好协作。音乐伴奏也是如此，只有配合默契，方能奏出优美的乐曲。

作为21世纪的年轻人，一定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通过群体性的活动培养自己的协作意识。如果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就放弃自私自利的狭隘思想，培养合作精神，增强团体意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将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其中原因之一。

和谐地与人共处

人与人相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人本来就是群居动物；人与人相处能够美好而又和谐，却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三教九流，人也各异。惟有和谐相处，生活才会美好。正如美学中所认为的那样：和谐是美的最高境界。是大人的做人观点之。

21世纪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合作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手段。因为科学知识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不可能再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每个人都要借助他人的智慧完成自己人生的超越，于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与挑战，也充满了合作与快乐。

合作不仅使科学王国不再壁垒森严，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的经济疆界。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21世纪将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至少不再有我们通常所知的一国的经济。留存在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化的科学与技术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国境线，许多大公司开始做出跨国性联姻，财力物力与人力的重新组合，导致了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必将使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造福于人类。

其实，不仅是现代人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在几十年前美学家朱光潜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处中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高尚的道德水准，使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事来。

朱光潜曾举过闻一多的例子。而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来清华大学执教前，在与人交往方面则走过弯路，受过挫折。闻一多1925年5月回国，暑假后即来北京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开始时热情极高，全力以赴地于工作。但由于他只有诗人的热情，没有行政工作者的练达，很快就遭到了中伤和诽谤。他于是"愤而南归"，连衣物、书籍都没有带走。

1927年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聘他去担任外文系主任。但他还是不能适应环境，不久又离开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挂着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

我战着风涛，

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

1932年秋，闻一多应清华之聘，来校任中文系教授。这时他的思想感情十分痛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现在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1933年春，应届毕业年级请他为纪念册题词，他竟以《败》为题，信笔挥就了一篇文字。

随后，总结过去"败"的经验教训和任教的需要，闻一多决心改走一条学者的道路，他把它叫做"向内走的道路"。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决心在这方面有一番作为和突破，他说："……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我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祸而非祸。"于是，他在教学之余，便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完成他那庞大的计划，过起"隐士"的生活来。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还勉强可以依靠治学和做"隐士"逃避人际关系的话，这种办法在21世纪的今天则寸步难行，根本行不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学习：内在财富》）指出："学会共处"是对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21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这个时代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做人命题。这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共同工作。

在北大，学会合作，与人共处有着深刻的内涵。学会共处，首先要了解自身，发现他人优点，尊重他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本身的多样性、共同性及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正所谓"设身处地"。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人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大家庭的时代风尚、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已、毫不利已、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在北大，新生人校，无论是校长、院长、教授还是讲师、高一界的师兄、师姐，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和你平等地对话，主动与你交流，把你融人集体之中。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赖性。学校开设的诸种科目，无论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是为了传递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增进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了解，认识各自的文化特性和共同价值。了解自己是认识他人的起点和基础，正所谓"设身处地"。同时，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注重从了解他人、他国、他民族的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自己，认识本国、本民族，这种了解和认识，始自家庭，及于学校，延至社会，推而广之于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及其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并从这种深人的了解之中，培养人类的尊严感、责任心、同情心和对于祖国、同胞和人类的爱心。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关心，学会分享，学会合作。仁爱，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直是相传千年的社会理念；"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更成为我国多民族社会大家庭的时代风尚、社会至上的价值观念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在法律规范内的公平竞争，利用其有利于发挥个人首创精神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更要发扬和倡导先人后已、毫不利已、互相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学会共处，就要学会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平等对话是互相尊重的体现，相互交流是彼此了解的前提，而这正是人际。国际和谐共处的基础。在北大，新生人校，无论是校长、院长、教授还是讲师、高一界的师兄、师姐，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和你平等地对话，主动与你交流，把你融人集体之中。

学会共处就是要学会用和平的、对话的、协商的、非暴力的方法处理矛盾，解决冲突，这对于人际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同样适用。学会共处，不只是学习一种社会关系，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到当代世界倡导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无不指明了学会与自然"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也包括了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念的习惯和养成。

作为年轻人学会共处，主要不是从书本中学习，它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参与目标一致的社会活动，学会在各种"磨合"之中找到新的认同，确立新的共识，并从中获得实际的体验。

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

朱光潜在谈到人与人合作的问题时曾说：

"交友是一件寻常事，人人都有朋友；交友却也不是一件易事，很少人有真正的朋友。势利之交固然破裂，就是道义之交也有时不免闹意气之争。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颖诸人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倾轧便是好例。他们个个都是好人，彼此珍惜互相间的友谊，而结果闹成和市俗人一般的翻云覆雨。交友之难，从此可见。从前人谈交友的话说得很多。例如'朋友有信'，'久而敬之'，'君子之交淡如水'，视朋友须如自己，要急难相助，须知护友之短，像孔子不假盖于怪吝的朋友；要劝说规过，但'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这些话都是说起来颇容易，做起来颇难。许多人都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很少人真正会和人做朋友。"

选择你的朋友，对你的将来，对你的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一定要慎重。这是北大前辈的劝诫，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善于与人合作，才能成就大事业

与人交往时要克服过于"率真"的毛病

1928年，大散文家沈从文被当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为该校讲师。沈从文时年26岁，学历却只是小学文化，当他带一身泥土气，闯入十里洋场的上海后，时间不长，即以一手灵气飘逸的散文而误惊文坛，当时已颇有名气。

但是，名气不是胆气，在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除原班生外，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很多。面对台下满堂坐着的渴盼知识的济济学子，这位大作家竟整整呆了10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开始讲课了，而原先准备好的要讲授一个课时的内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地10分钟就讲完了，离下课时间还早呢！但他没有天南地北地瞎扯来硬撑"面子"，而是老老实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于是，这老实的、可爱的坦言"害怕"，引起全堂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胡适知道后，评价这次讲课时，对沈从文在第一次上课的失败中能坦言"害怕"，认为是"成功"的，值得赞赏！

沈从文的这种率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有一些北大老学究——比如熊十力和梁漱滨所表现出来的"率真"显得明显不合事宜，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力戒和克服。

从为人行事上讲，熊十力和梁漱滨一样，都合于儒者和佛家"知"与"行"合一的道路，有所信必能行，行与信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从生活上讲，熊、梁二先生都走的是佛家的一路。熊十力的衣着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高筒的，十足的憎式。生活十分简朴，房间除板床、旧被褥、书架和书外，余物不多，吃穿用总在凑合之度。熊十力对外表不甚重视，打扮起来也是超凡脱俗。他平时直立不喜坐，冬不御裘，御裘则病。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时，他总是穿着一条中式布裤，上身光着。见客也是如此，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这样，毫无局促之态。

大半因信而诚之人多有率真，过于率真则行事在常人眼中看来有些怪，熊十力也属此怪人之列。比如他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不好多上课，在北大时，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下天。他不喜人打扰，30年代初住沙滩银问路西时，常有人无故打扰。他便关上门，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凡看见此条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不喜交往，人际关系仅在少数朋友和弟子的圈子内。据说对弟子，他要求很严，极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对于个别器重的弟子，就更不客气了，他必定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其实，他对任何人都一样。比如居正（字觉生），是革命元老，也是熊十力的朋友，但熊十力对他与学生一样，觉得不对就骂。又如陈明枢，是熊在内学院的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陈当了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他去广东，他不去；送钱，他不受，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送，他接受了。

克服"率真"，融入社会，绝不是为了随波逐流不要人格。

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而且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才引进北大的。

陈衡哲秉性刚柔并济，有两件事在北大享有盛名。其一，陈衡哲对自己的入室弟子必进行人格教育。最常说的是："你不要怕人恨你，恨是不要紧的，人家了解之后，就不会恨了。但你绝不可让人'看不起'，那可能会糟透了！"其二，陈衡哲不怕汪精卫的压力，支持丈夫与之相抗，任叔永在北平时任管理美国庚子赔款退偿事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恪尽职守。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多次想挪用此笔款项，是以威逼任叔永。陈衡哲知道后，对丈夫说："我非牝鸡司晨，也不怕人恨。应本责任与道义立场来说话，纽约所存庚款，谁也不许移拿借用，我们宁可让人恨，不可让社会人士看不起。"

这种性格给她曾经惹出一场风波。日本人进逼华北之后，任叔永和她二人就先行转移入四川。任氏名重一时，被聘为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也被聘为教授。但陈氏一向对四川军阀的糜烂生活不满。一次，四川某将军邀请任氏夫妇参加家宴，一进客厅就发现妻妾成群，环伺于侧。陈衡哲立时心中反感起来，没想到饭后，将军又请她登榻烧两口玩玩，陈氏顿时心头火起，当即拒绝，转身而去。回家之后，她越想越不对，觉得妇女在四川之地位实在太低，于是提笔而成几篇文章，寄给胡适《独立评论》发表。结果在四川军阀中引发轩然大波，立时逼得她夫妇二人离开川大。

陈氏的刚强品格让同事们无不佩服，解放后她留在上海，帮助人民政府管理教育，成绩很大，至今为人传诵。

竞争时不忘合作

竞争是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人争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竞争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所在。可以说，竞争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完成一项工作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竞争者与合作者作为竞争与合作的主体及对象与竞争合作相伴而生相伴而灭。

合作与竞争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实不然，合作与竞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合作与竞争，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几乎同时出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合作与竟争不仅没有削弱，消亡，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合作与竞争的趋势在增强。而且，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不断拓展，交往的不断扩大，人与自然斗争的不断深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合作与竞争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征途中，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已经超乎了人的想像，通讯、交通等的发展使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空前容易，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抑或是具体的个人之间，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则将大幅提高。实际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人类最优秀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而随着人们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那种一人打天下的思想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封闭的个人和孤立的企业所能够成就的"大业"将不复存在，合作与团队精神将变得空前重要。缺乏合作精神的人将不可能成就事业，更不可能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强者。我们只有承认个人智能的局限性、任得自我封闭的危害性、明确合作精神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有效地以合作伙伴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增强自身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应付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

团结合作，谱写时代新篇章。

每个人的能力都有一定限度，善于与人合作的人，能够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达到自己原本达不到的目的。

清末名商胡雪岩，自己不甚读书识字，但他却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了一套哲学，归纳起来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善于观察人的心理，把士、农、工、商等阶层的人都拢集起来，以自己的钱业优势，与这些人协同作业。由于他长袖善舞，所以别的人也为他的行为所打动，对他产生了信任。他与漕帮协作，及时完成了粮食上交的任务。与王有龄合作，王有龄有了钱在官场上混，胡雪岩也有了机会在商场上发达。如此种种的互惠合作，使胡雪岩这样一个小学徒工变成了一个执江南半壁钱业之牛耳的巨商。

自己力早是有限，这不单是胡雪岩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只要有心与人合作，善假于物，那就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且能互惠互利，让合作的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每年的秋季，大雁由北向南以v字形状长途迁徙。雁在飞行时，v字形的形状基本不变，但头雁却是经常替换的。头雁对雁群的飞行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头雁在前开路，它的身体和展开的羽翼在冲破阻力时，能使它左右两边形成真空。其他的雁在它的左右两边的真空区域飞行，就等于乘坐一辆已经开动的列车，自己无需再费太大的力气克服阻力。这样，成群的雁以可字形飞行，就比一只雁单独飞行要省力，也就能飞得更远。

人只要相互合作，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只要你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做好准备，只要你能包容他人，你就有可能在与他人的协作中实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理想。

有一句名言："帮助别人往上爬的人，会爬得最高。"如果你帮助另一个孩子上了果树，你因此也就得到了你想尝到的果实，而且你越是善于帮助别人，你能尝到的果实就越多。

但是有些年轻人却信奉另外的一种哲学。他们认为，财富总是有一定的限度，你有了，我就没有了。

这是一种享受财富的哲学而不是一种创造财富的哲学。财富创造来固然是为了分享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财富的创造。

同样大的一块蛋糕，分的人越多，自然每个人分到口的就越少。如果这样斤斤计较，我们就会相信享受财富的哲学，我们就会去争抢食物。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联手制作蛋糕，那么，只要蛋糕能不断地往大处做，我们就不会为眼下分到的蛋糕太小而倍感不平了。因为我们知道，蛋糕还在不断做大，眼前少一块儿，随后随时可以再弥补过来。而且，只要联合起来，把蛋糕做大了，根本不用发愁能否分到蛋糕。

过去农村闭塞，获取财富极端困难。一生中难得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盆儿一罐。所以那时农村分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兄弟姑嫂为了一个小怕、一张小凳子，便会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财哲学。

后来人们走出来了，兄弟姊妹都往城里跑，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回过头来，发现各自留在家里的亲眷根本犯不着为一些鸡毛蒜皮儿的事生气。相反，嫂子留在家里，周子弟弟的地不妨代种一下，父母留在家里，小孙子小外孙也不妨照看一下。相互帮助，尽量解除出门在外的人的后顾之忧。反过来，出门人也会感谢老家亲戚的互相体谅和帮助。一种新哲学也就诞生了，这种哲学就是：你好，我也好，协作起来更好。

遗憾的是，有些大学毕业生，大概是在校园待久了，居然信奉这样的哲学：你必须践踏别人，利用别人。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拥有的资源不愿意与人分享，反过来，又想利用别人的资源，又不好意思张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一种大的障碍，绝对不利于个人的成就与发展。

王选教授非常重视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他经常对学生讲，美国华人中流传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中国人的作风。"下围棋"方式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打桥牌"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下家，防住上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

王选教授认为，他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了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氛围。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

怎样使这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坚持下去，让未来5年内扩充到1000人的方正研究院里的优秀年轻人创造奇迹，是王选现在思考最多、最感兴趣做的"一个重大的实验"。

王选教授说："软件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教授指出：北大人才济济，但有分量的、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与北大的人才优势很不相称，究其原因，团队精神不够和管理较弱恐怕是原因之一。其实这是北大的老问题了，1923年底，当时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以，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指出了北大能够兴旺的两大原因：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接着又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特点，因此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技术学科领域内，对工业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大多是一个大集体中的很多小组协同攻关完成的，这一趋势今后将更加明显，上述两个缺点将使北大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失掉机会，并严重滑坡。美国大学的榜样给我很多启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ac项目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mac即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缩写，该项目预见了未来大批用户通过网络共享计算机信息的前景。麻省理工学院对参加mac项目的人员的要求是：有才华的（talented）、专心致志的（dedicated）和忠于该项目的（loyal to the project）。这三点要求也成为我在从事激光照排系统中组织队伍时努力追求的标准。斯坦福大学50年代从事的'集成系统'项目更是集合了该校几个系共三百多人协同攻关。1976北大七四八工程会战组'成立之始，我们就强调了团队精神，并努力加以实践；今天北大方正企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与团队精神的结合'和'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与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结合'，北大方正的几百位中层干部正在大力实践和发扬这种精神。"

培育团队精神的关键是技术带头人和骨干，要使方正的事业与一批骨干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并使大家通过实践懂得。只有靠几个研究室的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开发人员的通力合作，靠研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紧密配合，方正才能成为信息产业某一领域的龙头老大，才能进人发达国家的市场。

有幸的是，王选教授认为现在方正研究院已经具有必要的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研究院年轻一代在继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年轻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尽管部分国人的确有王选教授所说的"打麻将"的劣习，但是，北大学子还是一向注重团结协作的。

1981年3月20日晚，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男排，北大学子在欢庆胜利之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新一代人呐喊出了蕴藏已久的心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北大八〇级学生在离开母校前夕捐款建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该石碑现安置于北大第一教学楼西南侧的树丛之中。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沉甸甸的心声，是北大人那种"经久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进发与闪射。这心声，既表达了北大人对中华民族的建设和改革的期望与信心；又蕴含了北大人对自身在新的时代所应肩负的职责的认识与准备，以及应采取的新行为的定位。

每年的"一二·九"歌咏比赛已成了北大的一道特色风景线，新一代的北大人用歌声来回顾历史。而在赛前，同学们自觉地参加一次次枯燥的训练。以实际行动体现着"团结"与"合作"的精神。为迎接百年校庆，北大人又通过"北大与北大人，北大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等系列讲座，在更深更新的意义上审视自己的历史。1997年，当北大学子再次回忆起昔日燕京大学学生发出的"同胞们，团结起来！"的呐喊声时，又有四位老人踏进了北大校园，与北大学子共同追述那段用生命与鲜血谱写的悲壮的历程。昔日，中华学子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暴行；如今，北大人也正以"团结合作"之精神，谱写改革开放时代新篇章。

€€8.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赵园

常人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而事实上，常人最难拥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眼看着身边的人住别墅、开汽车，常听别人侃侃而谈高档消费，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志向和信念，我想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保持淡泊的心态的。而在北大，却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为学术而奋斗，让眼花缭乱的世界在他们的面前引退了。他们勤恳，他们甘于寂寞，他们以罕见的执着和坚定，使学术的光芒显得灿烂而澄澈。赵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赵园，女，1945年2月生，河南尉氏人。师从王瑶、乐黛云，1981年在北大中文系获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大一学者这样评价她：

赵园常说自己的"老"。但是她凌厉的谈锋，时而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笑，使你觉得，她所谓的"老"，或许更指一种境界。在这个字的庇护下，她可以更加坦然地摒弃浮躁的心态，摒弃虚夸，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不再易受外界的纷扰，"老"使得她游离于"圈子"之外，更以平常心来面对学术与人生，她甚至淡漠于别人的评论。"我清晰地体验着发生在自己这里的衰老过程，觉察到生命由体内的流逝，甚至听到了生命流逝中那些细碎的声音"。对于一个刚刚五十出头的人来说，"衰老"这个词尚显得滑稽，可是这种渐入老境的心态，对于学术上如日中天的学者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它使她得到了摆脱的借口，心灵更加自由，无所羁绊，空前从容。如果你在她的文体当中读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品评，读出了删繁就简如三秋树的表达背后所蕴涵的洗尽铅华之美，那么，你会觉得，"老"给赵园带来的可绝不仅仅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或者恰恰是相反也未可知。赵园自己，也时常"害怕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自得其乐、无不满不平、持论公允稳健"的蔼然长者。几年前有人在文章中称赵园为"旧式的女性批评家"，想到自己在所谓新人眼里，已是"过时人物"，她不禁失笑，彼时的心境，似乎听到谈论另一个人，漠不关心，不妨随喜一乐。"老"来恰然，不乏幽然，总不会持起袖口来干仗。

赵园又可算得是研究所里最坦然的。她的不加掩饰不留余地的直率，有时候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语句的斩截率真与文丛的曲折掩映成了有趣的对照。生活中的赵园，对师，对友，总是任性而为，出话无忌。对颇具师道尊严的王瑶先生，她也不一味恭顺，有时甚至不惮顶撞。即使在纪念王瑶先生的文章中，她也不忘指摘他的震怒中所显露出的"旧式"的"病态自尊"。这就是赵园，不隐讳，不造作，在艰涩沉重的文体后面，你倾听的是真实的"独语"，不必担心受欺骗。她可能故意遗漏某些片段，但凡她所叙述的，决没有煽情般的夸张，也没有着意编撰的轶事传奇。学者的散文，也不善于吹"肥皂泡"，读后，别是一种风味，似与时下的文风不同。无病的呻吟，在她是不可饶恕的。

在纯粹思辨的世界之中，女子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也许从生理学上得到某种牵强的解释。而学术在研究中的女性倾向，却是所有女子者之大忌。而赵园却是例外的处之泰然的一个。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女性风格，但是也决不回避、隐藏她不欣赏的，只是那种故作粗矿的"假小子"的习气。然而在赵园的学术世界里，并不缺少思辩。虽然完备的、体系化的训练并不具备，但她在大学时代所积攒下来的哲学养料，却实在使她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在赵园的著作中，你也许一点儿也嗅不到有"女性标记"的某些气味。她的文风，犀利、斩截、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顾影自怜；她的论断，精警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独具方家慧眼；她的选题视野广阔，自辟蹊径，其深度与广度均令人望而却步。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得以在众多男子所"盘踞"的学术天地中卓然不群，独树一帜。

她写道："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整个文学时代；力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控录这个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而事实上，赵园一直在寻求对自己终极能力的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于陌生的表述，她尤为一心向往这的，是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惟及将认识理论化的能力。她力图达到"生命的深"。

赵国戏称自己是"邂逅学术"的。所谓"邂逅"者，不期而遇也，选择了学术，选择了书斋生活，在她是偶然而幸运的。枯寂与清贫，确也是书斋生活必然的伴生物，但她并不打算用安贫乐道、献身学术之类冠皇的话来自慰或是解嘲。她相信她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必有人做的，其价值无须特别论证。多少年来，因为弄学术，她已经习惯了听取满腔同情的半悲悯半慨叹的评语：太清苦了。每逢这时候，她真想仿庄惠之辩反问一句："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是的，学术给予她的，是不受纷扰的一份宁静，她在学术中清晰地体验到生命力的扩张与延伸，"激情迸发时任激情迸发，平静淡薄中写平静淡漠的文字"，她甚至对上苍的安排心存着深深的感激。自然，书斋生活之中也有不可弥补的缺撼。整日安坐在书房的一隅。沉溺于思考与表达，对于活泼的生命，"永远地丧失了游戏的态度，永远地丧失了悠悠恰然，以至于迟钝了对四季流转、寒暑交替的感觉"，竟至于"一年年地忽略了初春时柳梢那烟似的鹅黄，到瞥见枝头翠色欲滴，才照例地惊然一惊"。书斋是纠缠她的矛盾与迷惑的所在，她有时竟不可抑制地压倦，强烈地向往她不曾拥有的生活，在投入与逃避、兴奋与疲备之间游荡，既惧怕喧嚣又不耐沉寂，这是她初期常有的状态。她曾不无神往地叹道过"我哪怕是一个健壮的村姑呢"，我听得出神往后面的怅恫与苍凉。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空旷的天地间独行的旅人，永在途中，注定了漂泊，体味着"孤独者的甜蜜与惆怅"。

人到中年，便很容易为"宿命"的意念所缠绕，是的，由事后看来，那些当时短促之间所作的抉择，是决定了人生不可逆转的航向，怎样刻骨铭心地塑造了人的整个灵魂禀性，想来是令人惊诧莫名的。1964年、1978年两次鬼使神差跌跌撞撞地踏入北大，在赵园，正是这样的宿命，无从诠解。如果说她是在躁动。浪漫，而不无忧伤困惑的革命激情中度过了好几个难以忘怀的"前文革时代"，那么当1978年重回燕园，在而立之年又漫步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的时候，她的心境却带上了某种苍凉的紧迫的意味。对赵园而言，北大更犹如乡土，它不是那种可以无所牵系地走出世界，它在记忆的深处潜伏着，偶一提起，便会兀自怦然心动，在北大90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魁力》中，她写了《属于我的北大》。北大在她心目中，是三四挚友的神奇而持久的遇合，是王瑶先生充满睿智与才情的暖而大的客厅，是师友间的纵情谈笑，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也许正是由于离开了燕园，她才能以更超然的眼光来瞩望它、思念它、品味它——内心里聆听乡土的声音。

这就是北大的一员，在她的身上，散发着北大的气息——一种幽幽的清香能润时间的长河，能育岁月的花草，能结芬芳的天下桃李，平淡却又平凡。淡然中透着对人生的追求和执着，平平实实的生活体现着做人的真谛。平和的心态中蕴育着高远之志，清晰、坚定，没有华丽的色彩和修饰，也没有浮华的声音与场面，有的只是坚定的心和明确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北大所蕴育出来的人物的特别之处吧。

赵园，这位北大的、杰出女学者以其独具特色的笔触赢得了一片天空。而这一切，是源于她的明志，在去尽浮躁，洗却铅华之后，能够保持真我之志，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术和人上，心静如镜，寻找着自己的志向和心灵家园。她的真风流出自真内涵。这也正是北大人的独具魅力之处。

有志者，事竟成。足可以见"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了，只有明确了你的志向，你才可能选择你的道路，而后开始你人生的旅途。如果一个人无"志"，就像航海没有航灯一样，最终只能在大海中摸索，甚至会被海浪湮没。人要立志，更要明志。我们北大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我们做人人的时候应该借鉴的。不但立志、明志，而且还决不"失志"。

做人，首先要淡泊明志

马寅初先生便是这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失志"的典型。50年代毕业于北大生物系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居乃琥曾回忆说：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马老早年留学回国，就拒绝种种升官发财的机会，到北大执教。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断发表文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四大家族"并针涎时弊，成为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唯马首是瞻"的"民主斗士"。马老从1955年起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正确主张，并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但却遭到错误的批判，马老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毅然于1960年1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更可看出马老的"志"有多坚。马寅初先生早在1914年～1927年就在北大任教，1919年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6月1日，69岁的马寅初先生从浙江来到北京，出任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天，北大师生在民主广场上举行欢迎马老就职的集会。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介绍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和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作风的广在30年后的1981年在马老重新得到肯定的时候，人们看到为坚持真理，马老竟付出了20年的代价。

早在解放初期，马寅初就十分重视对国家经济综合平衡的研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科学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口激增千万的尖锐矛盾使马寅初感到不安。他得出结论：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以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着想。在当时，这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人"了，因为那个年代还在强调"人多力量大"。

直至1957年4月初，马寅初谈了人口问题。接着又在北大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6月，马寅初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成为一篇《新人口论》，选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而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马寅初呼吁："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会棘手，愈难解决。"很可惜，这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寅初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出发，在他费尽心血的《新人口论》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人口的问题的实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并且指出：

"如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10年以后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奖达9亿8千万，50年将增加到26亿。""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接着，他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三条根本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日质量。并且，马寅初在控制人口问题上提出了定期普查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提倡晚恋晚婚晚育、避孕等具体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和远见卓识很快被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结果是，错批一个人，多增3亿人。

1957年10月二4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不许左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文章责难马寅初："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康生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中当着马寅初的面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遭到口诛笔伐。北大校刊和学报接连发表了18篇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大肆批评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批马文章。憨直忠厚的马寅初仍抱着科学态度保持着平静的心态，矢志不谕。阅读批判他的文章，写大字报进行辩论。他表示，在人口的问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寅初为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不但没有屈服，而且更加不断向前。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暴力屈服、批判者们投降。他没有投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

马寅初还在一次批判他的会上表示："说我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凭良心说我至今还弄不通。批判我见物不见人，我更搞不通。我的人口论，既重视客观规律，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只见物不见人。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痛苦。"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便再次加码。

由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落入康生手中。康生对当时的北大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左派进攻，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大字报一直贴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左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底到1960年1月中旬，北大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甚至马寅初在校的住宅燕南园63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召开了3次，还精心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从此，马寅初从一位正直进步的民主战士，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

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要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

他还说："我是根据***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大胆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的。我勇于更正错误，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北大人，他体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北大精神。明确志向，为理想而斗争，为正义和真理而奋斗，做人应该有如此的品格。

去尽浮云，洗却铅华，保持真我

我们北大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北大人有自己的风格。第一代北大人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自己的风格，我们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优良的品质在我们身上一代代星火相传。

在一篇回忆儒敏的文章里，曾这样描写他的处事和为人：

"这是镜春园内一处极平静的住宅，深秋之时繁华落尽，一片萧索。满院的秋菊，柘荣交偃仰俯卧，一任天然。主人的天性，恐怕是爱花的，可是于修剪经营之事似不经意。窗前几丛竹子长得尤其盛大，隔着窗户看去，竹影婆婆，很有一点韵致。主人蔼蔼如也，与他叙谈的时候，他的语调始终舒缓平和，即使激动时也绝不高亢，正可谓温文儒雅，名实相符。怪不得有位同窗说，与温老师一度闲谈一身浮躁之气便扫荡殆尽，他的沉重的气质，别是一种不露痕迹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去尽的浮躁之后的一种沉静，洗去铅华之后的一种力量吧。

自从1978年进入北大，20个寒暑交替。从年方而立到知天命之年，他把人生最浓重的一笔写在了北大。北大，几乎意味着他的一切，这并不夸张。"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摊开两手，很率真地笑着。他并非故作谦逊避让之语，对于一个将身心性命都融入北大的人来说，想置身事外，心静如水地梳理于北大的种种思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年中，他划过了青年到中年一段深刻的轨迹。他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足以彪炳汗青的大功业，可是，在这里，生命的历练，学术的创造，信仰的抉择，一天天地走向丰满成熟，对此，他不能不对北大怀着深深的感激。"北大给予我的很多，我回报北大的太少"，这是他的心里话。温儒敏对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人生与学术取向有着很清醒很客观的认识。他的童年，经历了崭新的中国的洗礼。中学时代，又怀着近乎朝圣者的忠诚与理想主义，经历着一次次运动，经历着饥饿、狂热、疑惑和对知识的渴求。

高中时负复他乡，在那间用两块丰钱租来的潮湿发霉的小屋里，他编织着文学之梦，乐此不疲，身心俱醉。"读书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超越"。那一代人，对于艰难，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坚强的抗御力与容纳力。当时他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悲壮的预想，在这种昂扬的精神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颗向往的。就是凭着这一腔执着，他们透视过时代的艰辛，走着自己平常而又伟大的路。"现在的年轻朋友往往用更现实而怀疑的眼光去看我们那一代的单纯与理想主义。不管怎样，我确实是在理想的激励之下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发奋读书的，那时我很充实。"他执着地坚信，"富足，可能销蚀人的意志，助长惰性"，"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在这一代人身上实践着，不仅是身行，而且还有心灵。就是凭着这种洗去铅华和浮躁的沉静与安然，他们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但对于那一代的理想主义，却不能置微词，而始终怀着由衷的崇敬。

温儒敏不无调侃地说，大学时代对于未来生活所有的梦想，不外乎一间书房，几册书，一架收音机而已。由现在看来，这三样东西颇富象征色彩：书房，代表着必要的生存空间；书籍，代表着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创造；收音机，则昭示着他们对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的心态。这三大件，不客气地说，几乎成为现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欢愉与痛苦的根源。他们在痛苦中磨练着自己，锻造着沉静的灵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但也正是由于生存空间的熏陶，他们对于现实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敏感，即使蜗居书室的冷静的学者也不例外。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感，在某些现代青年看来近乎虚妄而幼稚，可这种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根深蒂固，几乎同对于磨难生活的隐忍宽容的态度一起，成为他们的第二种本能。对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使命感决定了他们的独特的学术取向——学术与生命，在他们那里合二为一水乳交融。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他们的"辽阔"，而温儒敏们却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学术固然要求纯粹，但纯粹并不完全等于超然的技术操作。他们在其中贯注了深切的历史责任，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人格。也代表了北大人的理想与人格。

温儒敏说他最难忘的是导师王瑶先生，忘不了导师对他的学术生涯一次次的引导与教诲。他尤其感铭于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对他的勉励，劝他振作精神，埋头著述，不必东张西望。"在弥留之际，他对人生对死亡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没有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同鲁迅一样，是很人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预感到死神的将到，也还是对于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有信心。他同样不愿将恶劣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他喜欢一个人漫步，沉浸在一种静美空灵的境界中，与湖光林色融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北大极普通，就如同他自己的一部分；北大又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落，挥之不去的自由的学术空气，精神的富足，雍容廓大的气象，在中国，具有这种气质的学府无疑是可贵的。温儒敏说："北大学风的存在，对于中国是一种幸运，很难得，应该珍惜。"自1996年秋开办以来，来自不同的领域、持不同观点的学人纷纷登坛亮相，在此切磋砒确，交相辉映，在燕园引起不少的轰动，对于年轻学者的学术创造，他总是坦言："我可能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我赞成他们的存在。"

在王瑶的弟子身上，我们不仅仅看到钱理群的激越冲动，将生命体验注人学术；赵园的妙悟，以直观驾驭纷给；再如吴福辉的机智细腻，陈平原的才气横溢，温儒敏的稳健严整，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学者的活泼多姿的气象。可是他们共同烙守着王瑶先生的治学风范，同时又都保存着一腔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用一颗真诚而宁静的心去面对学术，面对纷繁的社会，坚定地走着前进的路。

时逢百年校庆，温儒敏不能不生出万千感慨。北大赋予他学术灵魂，给了他梦想和幸福，但是北大并非完美无缺，在现实的浇铸之下，他和北大一起，有着并不平坦的过去。他并非没有遗憾，但他一如既往地以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去面对生命与学术。他处世和平，而决不苟从，待人老成，却不世故，于圆通之中自有板眼。而今，他已50岁，他达观知命，淡泊名利，自信而且从容。他仿佛进人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已发表专著4部，论文百余篇，洋洋百万言，其中《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两书，被学术界誉为新时期以来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坚强而有创见"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大学指定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而且在异国引起反响。除了写书教书，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当过中文系主任，近来又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他说，因为自己大认真，不见得合适"当官"，何况行政事务对于自己做学问有太多耽搁。然而学校指派自己做，没二话可说，即使对个人的学问有些损失，也得认真去做。这是一种责任感。他对自己并不满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学术无止境，事业无止境。对于北大，对于自己，他在沉静的审视中寄予着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