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脖儿对我说：“你要是不打架，也不骂人，我可以跟你玩儿。”

我看看长脖儿，他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当时我正在巷子口“傻站着”。我家是新搬到向阳院家属区的，所有的东西对于我都很陌生，也没人跟我玩，我十分孤独和压抑。今天是星期天，刚才有一帮孩子就从我面前跑过去，每个人都看了我一眼，但没有人理睬我，所以我也没有贸然跟他们打招呼。

我一副愣生生的姿态。

这帮家伙跑过去几分钟后，长脖儿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他远远地盯了我一阵，就向我走过来。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外号叫“长脖儿”，只觉得这家伙瘦得很，身体好像不太好。

我此时除了孤独和陌生，根本没有要和谁打架的意思，也没兴趣骂人。因此他那句话说得有点儿让我摸不着头脑。我正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他又说：“我叫韩长生，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我可以跟你玩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王干。”

我和长脖儿就这样认识了，并且成了朋友。我家住在二巷，他家在三巷。上学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号叫“长脖儿”。其实他的脖子并不比别人长很多，只是因为细，才显得长的。和他成了朋友之后，我才明白长脖儿第一次跟我搭话说的那句话的意思。那句话的潜台词是等我们成了朋友我不能欺负他，他已经被别人欺负惯了，向阳院的孩子没有不欺负他的。

起初我是十分重视他的，整个上午我对他言听计从，他说玩什么我就玩什么。

我俩先在巷子里玩摸墙跑，又玩踢瓦片，还玩了些别的，都是他提议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女孩子爱玩的，长脖儿玩得十分兴奋，我只是一直陪他。

长脖儿得意极了，他说：“我是三代单传，知道不？三代单传。”

我不知道啥是“三代单传”，就很敬仰地望着他的脸。

长脖儿解释说：“三代单传，就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哥儿一个，没有哥哥弟弟。”

“哦。”我点点头，明白了，“三代单传”原来就是没有哥哥和弟弟。

“这很不容易。”长脖儿补充说。

是不容易，当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呢。我就有弟弟，还有妹妹，上面还有个哥哥。

长脖儿又说：“我有一个姐姐。”

“有姐姐还算单传哪？”我觉得他的“三代单传”的说法有浮夸的成分。

“女的不算！”长脖儿使劲摇了下头，“姐姐妹妹都不算数，她们迟早都是要嫁掉的，男孩儿才算数。”

这个道理我倒是早就明白。

这天上午临近尾声的时候，我提议去“开路灯”。长脖儿有些犹豫，但又很快同意了，他不想在我这个新来者面前现出胆小。

我俩先是在马路边捡了一块石子，兜在衣襟里，然后看看四下没什么人，就照准小街边的路灯猛击，这就叫“开”。

要开中路灯并不容易，因为路灯都很高。长脖儿劲小，石子都掷不到路灯的高度。

我俩正开得起劲，巷子口出来个老头儿，大喝一声，抡着拐棍就向我俩冲来。我俩吓得“嗷”一声就往巷子里钻。

老头儿当然追不上我们，我俩很快就逃出了险地。长脖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埋怨我不该出这个主意。“这多危险。”他说。我发现长脖儿讲话的语音特别标准，差不多全是老师说的那种“书面语”。

我说：“这还叫危险？有一次我把一个家伙的铃铛盖儿给拧了，那家伙骑着车追了我好几个巷子，那才叫好玩呢。”

长脖儿听得眼都直了。我更加来劲地说：“开路灯最好用弹弓，特准，一下一个。特别是到晚上，路灯亮了，‘啪’，一家伙，路灯就灭了，底下一片黑，谁也看不见你，你就能趁机跑开。”

长脖儿很羡慕地听我说着，忽然又很快地跟我告辞，说：“我得回家了，否则我姐要骂我了。”

我进了新学校，插在四年级二班，班主任是个女的，说话声音特别细。在办公室她先提问了我几个问题，除了父母姓名之外，我差不多都答错了。我看出她不太满意，眉头有点皱，但还是很耐心地领我去了教室，给我安排了座位。

我首先观察了班里所有的人，看明白所有男生的胳膊都不比我粗，个子也都不比我大多少，只有一个胖墩的胳膊明显比我粗，不过这样的家伙没什么力气。另外还有一个男生个子比我高，但他细长，脸也白，也不足惧。至于女生嘛，自然更不在话下。

我的同桌是个不好看也不难看的女生。上课，她打开作业本，我看见她的本子上有两道错题，被老师打着大红“×”，我心里挺舒服。

下课时，我一个人到外面玩，看他们做游戏。一般情况下，班里来了新生，总会有好多人围上来提各式各样的问题，但今天没人跟我来这一套，同学们都冷眼看看我就去玩他们自己的。我心想这学校的家伙们都挺□（sóng）包的。

我觉得挺没意思。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长脖儿，他就在四年级三班。

长脖儿正被一个男生用手拧着耳朵牵着走，疼得咧着嘴。我走过去，那家伙看了看我，然后放了长脖儿走开了。长脖儿高兴地迎上来，捂着耳朵，问我在哪班，我说就这班。长脖儿十分高兴地说咱俩班挨着。

我问长脖儿那个拧他耳朵的家伙是谁，长脖儿说叫猫子，跟他一个班，这人特坏。

长脖儿又说：“他是个笨蛋，考试老不及格，老师没事儿就呲儿（cīr）他。”

我说：“挨呲儿的人倒也不一定就是笨蛋。”

长脖儿说：“但他是，他又笨又坏，我老想揍他一顿，又怕打不过他。”

我说：“往后我替你揍他一顿。”

长脖儿立刻兴奋起来。

我问：“他在这学校有没有哥哥什么的。”

长脖儿说：“没有，只有个姐姐，在五年级。”

我说：“那没问题，不在话下。”

对女生，我最爱说“不在话下”。

放学时，长脖儿在门口等着我一块儿走。路上，有人冲我们嚷：“哟，长脖儿，跟新来的好上啦？”

长脖儿挺□地说：“我、我俩住得近。”

我问长脖儿：“他们怎么喊你长脖儿？”

长脖儿缩了缩脖子说：“他们随便瞎叫，嘿，外号。”然后，又无所谓地补上一句，“这学校的人都有外号，连老师也有。”

我立刻来了兴趣：“那你说我们老师叫什么？”

长脖儿说：“你们老师讲话声音细，叫小鸡。”

我说：“对。”

长脖儿又卖弄地说：“我们老师叫河马，嘴大，人胖。教导主任叫大马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还是我姐姐她们那时候传下来的呢。”

我乐得手舞足蹈，看来这个学校也跟我原来的学校一模一样。

没几天我就在新学校混熟了，男生们不再排斥我，我已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玩了。女生们仍然对我有些好奇，因为这几天老师一共在课上提问我四次，四次我都答错了。

同桌叫马小红，对我已没有了戒心。马小红说：“老师提问你的题，连我都知道。”

我说：“这没办法，我是中‘***’的流毒太深。”

这句话，不只一个老师这样说过我。那时候，人们最常用的话就是“中什么什么的流毒太深”。过去是说“你中封、资、修的流毒”，如果加上“太深”，就说明你不可救药了。

打倒“***”以后，人们最常说的就是“中‘***’的流毒”了。我哥哥说，连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

我不再孤单了，但我没有疏远长脖儿。长脖儿一下课就到我们班门口来找我，有了我，再没人敢来拧他的耳朵了。虽然我也有些看不起长脖儿，但我还是挺喜欢他，尤其是喜欢他一开口就说“书面语”。

长脖儿为了感谢我对他的友好，也为了巩固我们的友谊，邀请我去他家里玩儿。

长脖儿家与我家一样，两间房，一间住父母，一间是他跟他姐姐住。

我一进长脖儿的卧室就觉得不一般，他和他姐姐的床是上下结构。嘿，有意思。我说：“这好玩，爬上爬下。”

长脖儿住上床，我一夸，他更来劲，“蹭”一下就蹿上了床，敏捷得像只猴子，然后招手让我也上去。我抓住床栏，也想像长脖儿那样一蹿，却远不及长脖儿利落，还差点儿摔一家伙。我挺感慨，这真是熟能生巧，你看长脖儿在这件事上就是比我强。

我和长脖儿坐在床上，让小腿搭拉下来悠荡着。长脖儿说：“这就叫高高在上。”

长脖儿的屋里有一股雪花膏的馨香味，长脖儿说这全是他姐姐的东西。长脖儿告诉我他姐姐就要高中毕业了。

提起姐姐，长脖儿赶紧从床上溜下来，也让我下来。他说他姐姐不准他除了睡觉乱上床的。他姐姐马上要放学了，看见了准骂他。

我跳下来，忽然发现长脖儿姐姐的床头挂着帘子，我知道这是睡觉时遮挡用的。我家，我跟弟弟、妹妹在一屋睡，我们的床是平摆的，我跟弟弟睡一个大床，妹妹自己睡一个小床，妹妹从去年就拉了个帘子与我们隔开了。

我问长脖儿：“你和姐姐一上一下，还用得着帘子？”

长脖儿说原本不用的，有一天他睡不着觉，就抓着床沿往下看，被他姐姐骂了一句，第二天她就挂上了帘子。

长脖儿把帘子拉开，说：“你看，一拉上，跟一个小屋似的，里面干什么也看不见。”

长脖儿姐姐的床上散发着一种特殊好闻的味道。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长脖儿身上有时总好像有一种挺好闻的味道，原来是他跟姐姐住一屋，身上也带上了这屋的味道。

门一响，长脖儿的姐姐放学回来了。我一看见长脖儿的姐姐便局促不安浑身不自在，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很少见。

我家搬来以后，我有好几次在巷子口看见一个特别好看特别干净的女生背着书包骑着车子过去，有好几天我都在那个时间到巷子口去磨蹭，没想到她竟是长脖儿的姐姐！

长脖儿这家伙能有这么好看的姐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长脖儿的姐姐对我很友好，微笑着看我，还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脸立刻红了，心里十分担心她会识破我曾躲在巷口看她。我赶紧回答：“我叫王干。”

“王干？这名字不一般，是哪个‘干’字？”

我说：“干架的干。”我心里慌极了，来不及选择词句。

长脖儿姐姐笑出声来，说：“好，干架的干。不过，可别跟我小弟干架呀，看你长得这么五大三粗的身体多棒。哎，你跟我小弟做好朋友吧，要是有人欺负他，你就帮他。”

我说：“行。谁欺负他我就揍谁。”

长脖儿在一边听了，特别高兴，他对他姐姐说：“姐姐，我说的就是他。我们班猫子老拧我耳朵，有王干跟我玩，猫子不敢拧我了。”

长脖儿的姐姐两眼好看得放光，她轻柔地摸了下我的头。

这一摸，真让我有点儿飘飘然。我说：“往后我得揍猫子一顿。”

长脖儿的姐姐说：“只要他不再欺负小弟，就不要打他，还是不打架为好。”

我发现长脖儿的姐姐说话也是说“书面语”，长脖儿肯定是跟她学的。

这一年我们的作业忽然多起来，据说是因为要恢复什么“高考”了。

上大学这种事情离我很遥远，可以不考虑，但现实问题是作业不好应付了。每天下午放学，老师都留好多作业让我们回家去做，这是个麻烦，因为在学校做作业我可以抄，可到家里做就没地方去抄了。语文还好办，不就是写字造句吗，比如“因为所以”，我可以说“我因为饿了，所以就吃饭”；比如“迅雷不及掩耳”，我可以说“下雨了，天上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再比如“火烧眉毛”，我可以说“我用火烧你的眉毛”。可是算术就难了，十道题我有八道不会做。

幸好长脖儿来解了围，他邀我每天放学之后去他家里写作业，说是他姐姐说的，让我们互相帮助，在一起玩也在一起写作业。长脖儿这家伙要是他姐姐不发话，他才不敢邀请我每天去写作业呢。

我明白长脖儿的姐姐是为她弟弟着想。长脖儿跟我好，既解决了没有伴儿玩的问题，又有了个保镖。但我仍然非常高兴，我心里甭提多么愿意去长脖儿家了。

我问长脖儿：“你姐叫啥？”

长脖儿说：“韩娟。”

瞧，多么好听的名字！

长脖儿和他姐姐的卧室里已经多了一个小书桌，原本这屋里只有他姐一个书桌的。还有两个凳子。书桌上放了两块水果糖，韩娟说每人可以吃一块。那时候，水果糖也是很好吃的零食呢。

韩娟的学校与我们学校基本上是相同时间放学的，韩娟也有很多的作业呢，听说她要考大学。

有长脖儿我俩在屋里写作业，韩娟当然没法学习了，我俩话声不断，总有话说。但韩娟早已有了自己的计划，她抱着书包去了长脖儿父母的屋里。他父母还没有下班，就是下了班此时也是在厨房里。这说明长脖儿在家里受到十分的重视，他姐肯为他做出多么大的牺牲。而我在家里，凡事没一个人肯给我让步，哥哥从工厂回来有时还搧我耳光。我知道这当然都是“三代单传”给长脖儿带来的好处。

长脖儿学习也不特别棒，但应付作业还行。我和长脖儿不是一个班，作业不全一样，但大同小异。长脖儿这家伙对写作业很有耐心，作业相同我就抄他的，不一样的作业，他就先替我做一遍，然后我再抄。有时候我俩都不会做的题，他就去问他姐姐。这可真不错，我再也不用为作业发愁了。

每次做完了作业，长脖儿的姐姐就过来，拿起我们的作业本做一番检查，没错了才放我们出去玩。

时间不长，我的作业本上就满是对号了。

那一阵子，全国上下没有比对教育更重视的了，连我爸都重视起来了。我爸看我的作业本一天天干净整齐起来，对我也有了笑模样。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讲话也开始喜欢运用“书面语”，造句水平也有了提高，比如“因为所以”，我会说“因为我和韩长生是好朋友，所以有了困难就互相帮助”。老师表扬了我，同时指出，不是好朋友有了困难也应该互相帮助。

我心里不服，要不是好朋友谁肯互相帮助？不过老师这是在表扬我，我就没有反驳。

有一天，韩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按时放学，我和长脖儿在小书桌上写作业，我觉得隔壁屋里没有韩娟便显得空落落的，作业写得也没心思。我停了笔，说先不写了，先玩会儿吧。

长脖儿忽然来了主意，压低声说：“咱们来翻我姐姐的东西。”

我说：“你姐知道了还不骂咱们？”

“没事儿，翻完再原样放好，我姐不会发现。”

长脖儿说他以前就翻过他姐的东西，他姐一次也不知道。

我们开始翻韩娟的东西。起初我对这游戏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这样的游戏远没有开路灯刺激有趣。

但是一翻，我的好奇心和快乐感便被调动起来了。

我们先是翻韩娟梳妆盒里的小零碎，那时候还不时兴什么化妆品，梳妆盒里只有雪花膏搽手油梳子卡子红头绳之类很简单的几样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好闻的味道。

梳妆盒里有一个粉底带小黄花的塑料发卡，那时候刚刚流行发卡。长脖儿拿过发卡在头上比画着戴上，对着镜子照照，做个鬼脸，嘻嘻笑。我抢过发卡戴在自己头上，哎哟，这发卡上集中了这屋里的所有的好闻的味道，我的心有些发飘，不知道是这发卡上的气味真的特别浓，还是我太过敏。

长脖儿又拿起一个小圆铁盒摆弄着，对我解释说这是胭脂，搽红脸蛋用的，不知是谁给他姐姐的，但他一次也没见他姐姐搽过。

翻过了梳妆盒，长脖儿又打开了韩娟的小衣箱，里面衣服并不多，而且每一件我们都见韩娟穿过。我们正要罢手，忽然长脖儿有了新发现，他手往衣服底下一伸，拽出一个粉白色的奇特的物件来。

我俩都不认得，这东西像口罩，可又是两个口罩连在一起，形状也不方正。“这是什么？”我问。

长脖儿也挠头。

我接过来，仔细看看，仍是摸不着头脑。

到底长脖儿有见识，他脸色忽然神秘起来，两只手在左右两胸上一捂，小声说：“快放下，可能是这个。”

我明白了，脸“刷”地红了，像是触犯了什么似的，忙不迭将手里的物件扔在衣箱里。

长脖儿赶快把它塞到箱底，匆忙整理好，盖紧箱盖。

我的心“冬冬”地跳了起来。长脖儿倒是比较镇定，他趴在我耳边小声说：“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扒床沿儿往下偷看，看见姐姐穿着内衣在床上拿这个往这里比，嗯，那时候姐姐还没有挂帘子，后来她挂起了帘子。”

我像犯了错误似的不敢再接长脖儿的话茬儿，长脖儿也觉得我们有失光明。我俩赶紧坐下老老实实地写作业。

过了一会儿，韩娟回来了，我俩不敢抬头看她，韩娟跟我俩说话，我俩只是胡乱地应着。我十分担心她会发觉我们偷翻过她的东西，如果让她知道，那我可是没脸再见她了。

所幸韩娟并没察觉有什么异常，喝了杯水就去隔壁屋里学习去了。我的心这才松弛下来。

这天我和长脖儿的作业写得一塌糊涂。有两道算术题长脖儿不会做，但也没有勇气去问他姐姐。

我真的是快要变成好学生了。

有一次，校长问我们老师，班里有没有后进生变先进的典型，老师就把我的名字提出来说王干从前是个后进生，现在转变了，作业完成得很好。听说在原来的学校老打架，现在也不打了，尽管还算不上先进，但是很有发展。校长要我们老师重视我，看能不能培养出个典型来。

那时候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过来不久，全国都在“拨乱反正”，教育战线也要“拨乱反正”，全中国的学校都在抓“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前面说过，我中“***”的流毒是很深的，打架骂人捣乱什么都行，就是学习不行，是最让老师失望的学生。我的迅速转变让老师非常高兴，现在连校长也重视了，我们老师就更高兴了。她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勉励了我一番。

过了几天，老师还到我家进行了一次家访，对我父亲讲了我的转变，希望家长大力配合让我好上加好，成为一名好学生。

老师走后，我爸高兴坏了，连看我的眼神都是笑的了。做饭的时候，爸吩咐妈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没提有弟弟妹妹的份儿。

老师了解到我常跟长脖儿在一起玩，天天一块儿做作业。长脖儿在学校应该算是好学生的，他最听老师话，从不惹老师着急，不骂人不打架，所以他在老师眼里一直是个好学生。

我们老师跟长脖儿的老师一商量，便发掘出更大的意义来了，不但我是“后进变先进”，而且长脖儿是在“帮助带动后进同学转变成先进”，这在思想意义上可就更加积极和深刻了。

第二天，老师就把我和长脖儿一起叫到办公室，仍然是表扬加勉励，再加督促，希望我们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老师还一星期两三次在班里向同学们公开表扬我。嘿，这下我可要红起来了，我可要当好学生了。

我自己当然不肯辜负老师的希望，于是在各方面积极努力，除了坚决不打架不骂人不开路灯不干坏事之外，比如劳动课，比如大扫除，我都十分积极肯干，不怕脏不怕累。咱力气有的是，干的活儿比谁都多。再比如上体育课，我只要不再捣乱，以我的体格，那肯定是个棒运动员了。

这些进步，老师全看在眼里乐在心上，老师私下里对我说要是照这样发展，我很快就能够加入少先队了。

那时候少先队的组织刚刚恢复，只有一部分好学生才能加入，差等生是绝无入队资格的。可不像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是少先队员，叫做“先入队后教育”。那时候是“先教育”，变好了才能入队的，让我们每一个差生都有个努力方向。

我听了老师的许诺，真是高兴万分。我虽然一直是个坏学生，可心里也是非常盼望能加入少先队的。

但是就在我蒸蒸日上的时候，期末考试到了。这是学年末的终考，那时只考语文算术两科，我两科考了99分，语文63分，算术36分。

老师对我失望得无精打采，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她。老师第二天就把我找了去，问我：“这些日子你进步很大，作业一次也没错过，怎么到了考试又不行了？”

我说：“一考试我全忘了。”

老师叹了口气，但仍鼓励我继续努力，并且说我还是有进步的，语文不是及格了吗？过去我连语文也是30多分呢。

很快就放暑假了。

暑假里我天天去找长脖儿学习。不几天我俩便把老师留的作业全部完成了，并且经过韩娟验收都合格。

这天下起了雨，雨不大，零零落落地下了一阵。我实在坐不住了，就悄悄对长脖儿说：“这下雨天，去偷瓜最好。”

长脖儿吓了一跳：“让老师知道咋办？”

我说：“咱俩谁也不说出去，没人知道。”

长脖儿说：“要是被看瓜人逮着呢？”

我气得嘴一歪：“你真是笨得可以，我偷瓜还从来没让人逮着过。”

长脖儿开始动心了，我又激励了他一番，终于让他下了决心。

于是我俩骗韩娟说出去玩一会儿，韩娟问下雨了去哪里玩？我说去我家里玩，韩娟就没拦我们。

外面雨点下得十分零落，我俩就没有拿雨具，再说手里拎把伞什么的也不符合偷瓜人的身份。长脖儿有点担心雨会不会大起来，我保证说决不会大，长脖儿这才放了心跟我走。其实我心里巴不得雨大起来呢，雨大才好行动。

半路上长脖儿有过一次动摇，他说：“王干，我们这是去偷东西呀，这不是成了贼吗？”

我说：“嗤！偷瓜偷枣不算贼，逮着挨顿王八捶！你要是胆小不敢去就直说，我自己去。你就是太胆小，怪不得连女生也瞧不起你。”

长脖儿有一个同桌，学习好长得也漂亮，与长脖儿相处得很融洽，不像别的男女同桌老吵嘴打架或是互不理睬。但有一次我和长脖儿在街上碰上这个同桌，长脖儿跟她打了个招呼，她却装作没听见扭头过去了。长脖儿说是因为有我的缘故，我说是人家看不起他，长脖儿被我气得够呛。

现在我又旧事重提，长脖儿的脸红到脖根，说：“谁胆小？走，不就是偷瓜吗？走！”

乡村的瓜地离县城挺远，我俩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看见一片瓜地，掩映在大片的庄稼地里。这时天上的雨点已经有些密了。

我带着长脖儿远远地绕瓜地转了一圈儿，侦察好了地形。我看了看长脖儿，这家伙脸色泛黄，走路软塌塌的，眼睛左右张望，十分紧张，有点草木皆兵的架式。这个样子去偷瓜，准得让人逮住。

我只好对他说：“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吧，我自己进瓜地。”

长脖儿如遇大赦般地点头称是，并且说：“对，就是打仗，也得有接应部队。”

对于我来讲，偷一次瓜可比做一回作业容易多了。我猫着腰顺玉米地钻过去，到了瓜地边，趴在地上听听动静，然后学着电影上解放军的动作匍匐前进，进了瓜地。

那时候瓜地里大多种的是打瓜和菜瓜，菜瓜远不及打瓜好吃，我们偷瓜都是偷打瓜。这打瓜跟西瓜差不多，其实也是西瓜的一个品种，只是比现今的优良品种个头小。偷，当然要拣大个的来偷啦。这片瓜地的瓜种得真不错，大个的长得有足球那么大。我很兴奋。

偷瓜是个利落活儿，拖泥带水可不行。一转眼间，我便摘下了三个大打瓜，马上倒退着往回爬。

这么大个的打瓜，一般人偷时只能弄走两个。我的技术比一般人高，左右手各拎一个，嘴里还能再叼一个。要不伙伴们怎么都佩服我呢！

关键是摘瓜时一定要选瓜蒂粗壮结实的来摘，瓜上要留一截瓜蒂，这样才能将这么个圆球拎在手上和叼在嘴里。

我警觉地爬出瓜地，刚爬起身，便觉出有些异样，远处玉米叶子响得不一般。

我迅速来到长脖儿接应我的地点，把嘴里的瓜交给长脖儿，长脖儿已经紧张得像只白天出洞的老鼠。

我低声说：“快跑，有人追来了。”

长脖儿随着我的话音腿一软扑通就坐在了地上，我气得踢了他一脚：“快跑！”

长脖儿跌跌撞撞跟着我跑，这时后面玉米地里的响动大起来了，显然是来人一见我们跑起来便不再潜行，也撒开腿来追了。

我和长脖儿屁滚尿流地跑，专拣庄稼茂密的地块钻。长脖儿吓得要死，大口大口喘着气，但跑得并不比我慢。

后面追的是一个看瓜的老头儿，他一边追一边骂。我不住地嘱咐长脖儿千万别回头，免得让他看清我们的脸。

看瓜老头儿当然没有我们跑得快，但却有点穷追不舍的架式，追了我们好几块庄稼地。幸好后来雨大起来了，老头儿才放弃了追捕。

我听着后面的响动没了，松了口气，对长脖儿说：“行啦，我们胜利了。”

长脖儿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带着哭音说：“你不是说你从来没让人逮着过吗？”

我说：“是啊，逮是没逮着过，不过挨追还是常挨的，只要你跑得快，万无一失。”

长脖儿后悔得无以复加。

我给长脖儿的那个打瓜，他早扔掉了，我骂了他两声笨蛋。这时雨已经很大了，长脖儿也没心思吃瓜，一门心思要回家。

我觉得这大雨下着在野地里玩儿挺不错的，找棵大树底下一躲，一边吃瓜一边躲雨多美呀。可我拗不过长脖儿，这家伙已经掉眼泪了。

我舍不得手里的两个瓜，又不敢这样拎回家去，就用拳头砸开，与长脖儿一人一个一边走一边捧着吃。

我们回到家时，雨已经大得哗哗地像瓢泼一样，我俩早已成了落汤鸡，长脖儿冷得嘴唇直哆嗦。

我们一跑进长脖儿家门，韩娟就开始大惊小怪起来。她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惊叫着把长脖儿拉在屋子中央，也不顾长脖儿的抗议三下两下扯掉了长脖儿身上所有的衣服。长脖儿赤条条地站在他姐姐面前，用手紧捂着羞处。

韩娟紧接着抓过一条干毛巾狠劲地在长脖儿的瘦身子上上下乱擦，对长脖儿的抗议毫不理会。她迅速把长脖儿的身体擦干，累得额上冒出汗珠，红润好看的脸上面色严峻。

她扔下毛巾，又把长脖儿一下子抱起来，放在她的床上，也不再嫌长脖儿脏，拉开自己的被子把长脖儿整个儿一裹，用手按住不许他动弹。然后才顾得上厉声喝问：“说，去了哪里？”

长脖儿说：“去……去野地里玩了。”

“啊？”韩娟拉长声一声叫，气得声音里带了哭腔，“下着雨你去野地里玩？这雨一淋，你肯定要感冒。你这个病秧子，一感冒就闹肺炎，那怎么办？看我不告诉爸打死你。”

韩娟急得掉了眼泪。她闹了一阵儿，见我仍是一身精湿地站在一旁，就缓了口气，问我：“你要不要把身体擦一擦，换件干衣服？”

我赶忙说：“不用不用。”

韩娟说：“这样会感冒的。”

我说：“不会，让雨浇一家伙就感冒？没有的事。”

韩娟便作罢了。我知道她决不会像对待长脖儿那样给我扯下衣服来擦。韩娟又去大惊小怪地对长脖儿进行照料，我觉得没趣，就告辞回家了。

我出了长脖儿家，跑在雨里，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有一种说不出的应该算是遗憾的东西。我有点想入非非，我想要是韩娟也给我扯下衣服，也给我用干毛巾擦……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长脖儿他果然感冒了，并且被他姐说中，果然得了肺炎，住院输液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好转。

待他出院，我去他家看他，见他又瘦了一圈。他见了我很高兴，给我讲在医院的见闻。

可我俩没说上一会儿，韩娟就好声好气地对我说长脖儿刚出院需要安静休息，让我先回家，过些天再来玩。我只好告辞了，我和长脖儿都有点不情愿。

过了些天长脖儿完全好了，可是我却没法再去找他玩。因为我爸不让我去找长脖儿了，说我要去就揍死我。

原来韩娟找我爸告了我的状，说我带着长脖儿不学好，去偷瓜，带累长脖儿得了肺炎，让我爸管教管教我。韩娟说以后我还可以去她家写作业，但是最好不要再带着长脖儿满处去玩。

我爸揍了我一顿。暑假作业已经写完了，我自然是不能再到长脖儿家去了。但是我不恨韩娟，虽然她告我的状，让我挨了揍，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点儿也不恨她。我想我应该恨她，可我就是恨不起来。

我只是怪长脖儿，这家伙不该招认我们偷瓜的事。

总得有伴来玩，我很快就加入到向阳院众多的孩子的队伍里。他们很欢迎我，都对我说早就该跟长脖儿掰，那家人护犊子，你碰长脖儿一下，他妈准找你家去告状，他姐更厉害。

我们在街上玩时，长脖儿有时远远地站在巷口看我们，很寂寞的样子，可他不敢过来跟我们玩。我和长脖儿很快疏远了。

暑假开学以后，我们上了五年级。我和长脖儿没能续上友谊，我也不再去他家做作业。我的作业又开始错得一塌糊涂。又到考试的时候，我的语文也不及格了，老师于是对我彻底失望了。

我又成了没有希望的差等生。

韩娟考上了大学，去一座大城市上学。放假的时候回来，我偶尔碰到她在小街上走过，我不好意思正面看她，她也就没跟我打招呼，匆匆地走过去。我偷偷地看她，见她比过去更漂亮了，衣服穿得也有点儿大城市的洋气劲儿，不像小县城的姑娘们那么土。

说心里话，我挺后悔那次偷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