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那时是怎样的情形了,只还记得那是师范入学不久后班里的一次迎新会,是晚上在教室里,课桌在教室中央拼在一起,全班同学围着拼成的大桌子坐。那时大家互相还比较陌生,聚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尽快地熟悉起来。
就是在这次聚会上,昝田丰做出了第一个让大家颇费琢磨的举动,那个举动后来一直让好多同学记下并思考了好多年。
那次聚会的程序很简单,也很自由。不过是按照当时坐着的顺序挨个站起来先自我介绍,然后再随便出一个小节目,唱个歌,朗诵首诗或讲个笑话什么的都行。轮到昝田丰时,他站起来,先自庄严了脸色,简单地几句自我介绍后,说要给大家唱一段京剧,然后就是他下面这一大段话:
“在我唱京剧之前,我先向大家讲一讲我父亲。我从小就喜欢京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在京剧上造诣很深,他在京剧团呆过,后来回了家,我从小就跟他学唱京剧。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人,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京剧,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今天不唱了,以后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好好地唱一段。”
他说到这里时,大家先是一愣,不明白所以,他从一站起身脸然就非常庄重,所说的话决没有一句是假话的意思,可是他先主动说要给大家唱一段京剧,怎么在介绍一番他的父亲之后又主动说不唱了,以后再唱呢?但大家一愣之后谁也没有细想,却起着哄一阵乱嚷:
“不行,不行!说了唱怎么能不唱?”
昝田丰却坚决推说今天嗓子不好以后再唱。闹嚷了一阵后,大家仍然逼他,他似是被逼不过了,突然猛地做了一个动作,腿向后一撤来一个弓步,左手臂抬起到胸前,右手臂向身后伸展,亮相一般,然后张开嘴,似乎要唱,大家立刻安静等他唱。
但他终于没有唱,只张着嘴,又闭上,那拉开的亮相的架子后来有人回忆起来并不像京剧的架子。大家见到了这个份上也不再逼他,他就坐下了。
当初并没有人觉得什么,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是在以后。在以后的日子里,三年的师范生活,没有人听到过昝田丰唱过半句京剧,连平时哼也没有哼过。而且看到他那样子,也不像是会唱什么京剧。他此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而且从熟悉他的同乡的嘴里知道,好像他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在京剧团呆过的人,也不是什么京剧爱好者,更别提“造诣很深”。
师范二年级时,有一次联欢会,大家恶作剧般地逼他唱京剧,说他曾答应的现在要还债。他被逼不过,又是拉了一下上次那个“弓步亮相”架子,嘴一张,但仍没有出声。这一次大家哄然一笑了事。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那次的一大段话是不是在凭空编造,如果是的话,我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编造那些话?
但我相信,他的那个异常的举动,一定是有含义的。
在师范的三年中,昝田丰一直是班干部,一年级任纪律委员,二年级任团支书,三年级任班长。同样让人想不通的是,他虽然历任了三年的班干部,但在同学们眼里好像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到毕业时留给大家的形象倒还没有一名普通同学鲜明。奇怪的是,毕业后,却反而是他的形象在大家的记忆里留得最久。随着时间流逝,同学们的形象在各自的心里日渐淡漠,而他却反而越来越多地被人记起来,我遇到好多同学,相互谈起这些来,都很有同感。
他工作能力不高,也可以说是很低,他能师范三年历任班干部且职位步步升高完全是因为他对工作的“笃诚”。我们那时候还只会用“工作态度极认真”来评价他,后来才明白,虽然年纪不大,又是学生,但他那时确实可说是一种“笃诚”。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他的年岁偏大,比班平均年龄大三岁。入学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这“大三岁”当上的纪律委员。
记得入学第一天,我和几个新来的同学在宿舍一边收拾床铺一边互相询问姓名,一个年纪较大的老师进来了,说一声“同学们好”,之后,指着跟在身后的一个青年说:“介绍一下,这是田丰,大家有事可以找他。”这老师大概很忙,说完就走了。于是闹了个小小的误会,这个“田丰”被我们误认为是班主任了,他长得很“老相”,看上去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而我们那时才十六七岁。跟他说话时便语气极尊重,直到有同学称他一声“田老师”时,他才赶紧解释说他也是同学。不过是比我们早到了一天而已,而且不姓田姓昝,叫“昝田丰”。大家便一阵发笑,误会也解除了。后来私下里有人说当初真的没有看出来他也是同学,他确实像是一个老师,说的人指的是他的“老相”和“没有稚气”。
一星期后,成立班委会,班主任,就是那位将“田丰”介绍给大家的老师,慧眼识人地指定昝田丰做了纪律委员。他当从宣布的理由是:田丰同学比大家大两岁。
于是昝田丰就以极认真的形象上场了。不知为什么,他对工作那么笃诚,却并没给人以“热情”的印象。
纪律委员的主要工作是记考勤和监察自习课,第二步是向班主任汇报结果。最初的一段时间,我们班的纪律好极了看着外班同学的自由状况我们真眼热。但一学期下来,昝田丰将同学得罪了个遍,除了我可以算是他的朋友外,其余同学包括班长在内都成了他的对立面。
第二学期,昝田丰一如既往。又一学期干下来后,尽管他工作再笃诚,我们班的纪律却糟得厉害,因为大家存心跟他作对。班主任知道这种情况,找他谈了话,第二年他便不再担任纪律委员了。
在这第一年里,他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一次是我想到他的年龄比我大三岁,我是八岁上学,在闲聊中又了解到他没有留过级,那么推算起来他就是十一岁上学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晚才上学?”
“不晚,我八岁上学。”
“笑话!我八岁上的学,你比我大三岁。”
“我……中途辍过三年学。”
“为什么?”
“有病。”
“什么病要三年的时间?”我不怎么相信。
“就是有病!那时候我小,忘记了是什么病。”
这一次的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它之所以留给我较深的记忆是因为后来我知道他骗了我,已经忘记了后来是在什么情形下偶然听到他的一个同乡讲,原来他现在的父母是他的养父、养母,实际是他的姨父、姨母,他是十一岁上过继给姨父姨母的,姨父姨母没有男孩。问起他那么大还过继给别人的原因,却主要不是为了给姨家承继香火,而是因为他的亲父母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姨父母的家庭成份是贫农。算一算年代,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吧。
我明白了他中途辍学的原因,我们小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许多地方的大队和学校是不准地主的孩子上学的,有的地方竟这样实行了好几年。他那时还没有过继给他的姨家。
可是我们上师范时已是八十年代了,我不明白他当初就是对我讲了实话又有什么妨碍呢?那时是早已打破了“唯成份论”的了。我们班同学中就有地主成份的呀,丝毫没有什么影响。
我又明白了,每次填表时,为什么他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写的“贫农”那两个字,看去总是极鲜明地比其它的字写得规矩而郑重,我以前还总暗笑他呢。
对我讲他故事的他那个同乡,是一个多嘴的同乡,他告诉我昝田丰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在村里很窝囊很鄙视的人,“文化大革命”中在村里扫了十年街掏了十年厕所……
第二件事在入学三四个月之后吧,一天黄昏我俩散步闲聊,我说起入学第一天同学们将他误认是老师的笑话,说起那个同学叫他为“田老师”。
我说:“我们那时真的认为你是老师呢,姓田名丰。你的名字容易让人误解,你的姓很少见。”
他说:“我不怎么喜欢我的名字。”
我说:“你的名字不难听嘛。”
他说:“带点剥削阶级色彩。”
“田……丰,田地……丰富。”我扑哧一笑。
他却郑重地说:“我本来想改名的。”
“改叫什么?为什么不改?”我不是关心,而是好奇。
“我早就想改,上初中时改了一下,但因为人们对原来的名字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承认我的新名字,没有改成,只好还叫旧名字。后来考上师范,想趁到新学校新环境这个机会再改一次,可是没想到还是没改成。”
“为什么又没改成?”
他似是有些不想说,又似是有些想说,“因为……和别人重名。”
“和谁重名,你要改的名字是什么?”
“昝征。”他说,从他的语气和神色看他对这个名字很满意也很憧憬。
“昝征?没有重名啊,咱们学校哪有叫昝征的?连姓昝的也没有嘛。”我不解了。
“唉,”他叹口气,“是一个老师,叫李征。”
“李征?”这个老师我知道,教我们邻班的数学。我已经有一点明白了,但更多的是觉得不可思议,“你的姓又不和他一样,这有什么妨碍?”
“不,也许人家会介意。我一入学,正要改的时候,知道了邻班老师叫李征,所以才没改。幸亏知道了,否则万一闹出什么误会就不好了。”
“会有什么误会!而且就算是他介意又怎么样?他又不教你,能怎么样你?”我对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都有些气愤了。
“话怎么能这样说?!”他严肃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他心里反而在认为我不可思议。
而且在这次散步之后他好几次反复叮嘱我,不要将他曾想改名的事讲给别人。
第二学年,班主任考虑到他实在不适合任纪律委员了,可是他对工作的“笃诚”又确实让班主任想起来就感动不已,所以班主任在免去他的纪律委员之后又任命他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
他和同学的矛盾全部是由工作引起的,像他这样的人是极少因为私事和别人闹矛盾的,所以他的纪律委员卸任后不久,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便明显改善。团支书的工作主要是团组织管理,与同学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他在第一学年的生活应该说是很平静的,对团的工作仍然像任纪律委员一样地尽心尽力,班主任很满意,同学们也喜欢。
但在第二学年将结束时,却又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忘记的事情。
那时上级来了个号召,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学校给了每班一个名额。我们班大家暗暗地评比了每一个人的条件,最后一致认为这个唯一的名额非昝田丰莫属。第一他对工作的“笃诚”是人所共知的,同学们自认为在这点上谁也不能“望其项背”。对工作的“笃诚”就足见对党的忠诚。第二是他的年岁比较大,思想成熟,适合发展为党员。第三他现任的职务也比其他同学“靠党更近”。
连昝田丰自己也对此不疑有它了。他甚至已私下里对我说,如果这次他真的能入了党,光荣地成为党的儿子,他要在宣誓的第二天请假回家,将这个喜讯去告诉他的父亲。
我看着他郑重而充满幸福憧憬的脸色,心里想他急着告诉的是他的养父还是父亲呢?但我没有问。我的眼胶出现一个佝偻着腰持一柄粪勺(虽然我知道他的父亲其实早已经不再掏全村的厕所)的老人,满是皱纹的腰瘦削得可怜,他的儿子站在他面前,流着欢喜的眼泪报告他自己入党了……我想象不出那将是怎样的一副情景!
但班主任迟迟没有找他谈话,当大家终于有些狐疑时,传来消息说班主任已经暗里找过人谈话了,是一个他很宠爱的女同学是一个很可爱很好看很温柔的女孩,在同学中也很有人缘。大家对班主任的做法感到有点过于神秘,但也没有人说什么对这个女孩的人选大家很容易就接受了。直到临近宣誓的一天,班主任才在班上宣布,同学们也没觉得什么。只有些人稍稍为昝田丰感到一点遗憾,不是“不平”只是遗憾。
也确实,如果没有昝田丰的话,对那个女孩的入选同学们不会有丝毫的异议。说心里话,连我也这样认为。
那个女孩宣誓的那天,晚上,昝田丰第一次逃了自习。他在一个小酒馆里度过了一个难受的晚上,晚自习散了很长时间后他才摇晃着回来。我和他不住一个宿舍,但那天我见他没有回来很不放心,在他的宿舍里等他。他酒气冲天地拉住我的手,要我陪他去操场上走走。
一到操场他就“呜呜”地哭了。他的哭声异常让人伤感,我被感染得想安慰他几句都想不起说什么了,只是跟着他叹气,他说了好多话,他说他多想入党呵多想啊,他说他对党多么忠诚咕嘟,他说他拼命地工作呵拼命呵,他说他得罪了那么多人他不怕呵,他说他的父亲等着他入党的好消息,他说他父亲曾经连想也不敢想他能入党,他说他父亲后来盼望他入党比盼什么都盼望呵。
我说:“还有以后呢,好好地干,以后。”
他说:“整个师范期间就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这一届就发展这一批。而到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我很难……”他没有说下去。
我多少明白一点他要说的意思。
我说:“当初同学们不该和你作对的。”
他说:“我不怪同学们。我知道我工作能力低,工作方法不当,越努力反而越将事情搞糟。可我只能这样做,我不能不努力呀!”
他那声音里的苦处,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明白。
第二天班主任知道了他酗酒,立刻找了他,严厉地批评了他。他那一次也对班主任哭了,而且哭着讲了他在操场上对我讲的那一番“多么想入党呵”的话,班主任立刻极为严肃地给他讲了两多小时的道理,要他端正态度,要他认识到“入党不是多么想的问题,而且要从行动上去争取!”并且告诫他不要因为此番没有入党而背思想包袱。
其实班主任根本不必要跟他讲两个小时,他在向班主任讲完那番“多么想入党”的话之后内心的苦闷得到了一丝宣泄便马上明白了自己的失态。从班主任那里回来,他很快找到我,忧心忡忡,那焦虑的神态都让我很可怜他了。
“怎么办呢?”他说,他向我叙述完班主任与他谈话的经过,像是求助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万一班主任以为我是在讨伐他,或者认为我那么卖力地工作怀着个人目的,那……”
我赶紧安慰:“不会,谁都会明白你只是因为心里太难过才说那番话。”
他紧提着心,仍然说:“唉,我真笨,真该死,这回可能完了……”
一连三天他向班主任写了三次检讨书,每次都长达十几页,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又发誓般对以后做了保证。
不知道是班主任被他的至诚检讨所打动,还是压根就没有怪他,后来班主任仍然像以前一样对待他,特别是交给他什么工作时仍然还那么信任。
三个月之后,他才对此事渐渐释然。但我看他仍然有时显出好像在担心什么“风吹草动”的神色,他的这个毛病一直带到了毕业。
或许是留恋的缘故,现在回忆起师范生活来,觉得那时过得那么快。
转眼,师范的最后一年到了。在这一年里,昝田丰当上了班长。
以他的工作能力是根本干不了班长的,他之所以能荣任班长是因为到了师范三年级我们班的班长人选发生了困难。在可以胜任班长的较有组织能力的十几个人中,有几个在拼命学习,准备毕业之后去报考大学,这几个人的脑瓜都很聪明,不满意将来的中师学历,他们的是死活不肯担任班里的什么工作的,认为那将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另几个有的贪玩不愿当既费心又要约束自己的班干部;有的“看破红尘”像和尚尼姑的当然不适合当干部,特别是当班长;还有两三个女同学当个普通班委还可以,当班长嘛至少是缺少声威。这样算来算去就只有昝田丰,他虽然工作能力低但工作笃诚且无论怎样却也有了两年做干部的经验。班主任当时一定是这样想:这至少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物,能让人放心嘛。
昝田丰便做了我们师范最后一年的班长。这一年他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比第一年小得多了,旦毕竟有了两年经验,虽说确实是缺少做班长的组织能力和魄力,但稳妥则是有余了。况且他自从“向班主任哭诉”那一次之后所形成的总在担心着什么风吹草动的神色,更是让班主任放心得厉害。
连同学们都佩服班主任多少还是有些英明的。
师范三年级,班里少有的平静。
从入学到三年级转眼就到了毕业。毕业前夕,同学们秘密传开了消息:学校要从毕业生里留一批在学校工作,每个毕业班都分配了名额。
谁都明白“留校”就意味着人生的旅途将通往城市而不必回到偏僻艰苦的乡村小学。所以一段时间里同学中沸沸扬扬,更有一部分同学使出浑身的解数向那几个可怜的名额扑击。沸沸扬扬中,消息不再是消息,秘密不再是秘密,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关于留校以及名额之争的事情,大家对内幕的了解不亚于学校几个专管此事的“上层人物”。
而昝田丰就是在这时做了在师范三年中的最后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这次让人瞠目得一时都想不起该骂他一句“大傻帽”!
学校给我们班三个留校名额,其中两个被“使出浑身解数者”得到。而我们的班主任,这次竟“良心发现”将另一个名额给了昝田丰,也许班主任是确实被他的忠实和笃诚所感动吧。
没有异议。在全校十几个留校名额中昝田丰也许是唯一没有异议的名额。
然而在班主任私下里昝田丰谈话,告知他已将其中一名额给了他之后的第三天,昝田丰却去找班主任表示他不要这个名额,他毕业要回家乡。昝田丰是在这喜忧参半的三天里慎重考虑之后做出这个决定的。班主任被他这做法弄得莫名、惊诧,在一连询问了几句而他的回答坚决而清晰之后,班主任终于相信了自己的耳朵,他很恼火,生气地问:
“为什么!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昝田丰用了一个小时向班主任讲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说心里话,师范三年,他只有此时对班主任不是怕而是感激。或许是将要离校的缘故,他那从一入学起就莫名其妙在内心形成的对班主任的一种说不出的“怕”的感觉,以及后来发展到的“担心风吹草动”,在这毕业前夕终于得到解除了。而此时的班主任,确是真的令人感激。他的心里感到一种宝贵的坦然,他这三年笃诚的工作没有白干!
他毫不保留地向班主任讲了他一定要回到家乡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双目已近失明的女孩,是他初中的同学,那女孩的眼睛得了一种病一直治不好,已快失明了,她早已退学了。他在半年之前已决定娶她,并且他的父亲支持他。那个女孩曾经对他很好,在别人都对他不好时她曾经一直对他很好。
我是全校除了班主任之外知道他这个情况的第二人。他只对班主任和我讲了这些,并且一再嘱咐不要讲出去。所以后来在全校传开了他拒绝留校名额的“壮举”之一,谁也不明白原因,大家都以为他精神出了毛病。原本,当他那么笃诚地为班主任也为同学们工作时,大家猜想一定是为了什么,诸如“留校”之类的个人目的,然而现在他将那“目的”拒绝了,使得大家无法解释了。
只有班主任和我明白。我找昝田丰,要和他谈一谈。
“田丰,咱们是朋友,所以说话不绕弯。你知不知道留校对于咱们做学生的来说意味着什么?”
“知道。留在城市,不再回偏僻的乡村。”
“不对,”我说,“它意味着从乡村走向城市!”
昝田丰抬起眼看着我:“我明白。”
我说:“而我们作为农村的孩子,走向城市或许是我们家族几代人的愿望。我并不是庸俗地说城市绝对比农村多么好,我说的是一种愿望。”
“我明白。”
“千载难逢的机遇。”我说。
“我明白。可我不能,她已近双目失明……”
“你们相互之间已有什么承诺吗?我可一次也没听你讲过。”
“没有承诺。但我每次回家都去看她,每次看她她都很高兴,她也许已猜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就为这个?放弃那千载难逢的机遇?”
“她曾经对我很好,别人都对我不好的时候她对我很好,后来上初中,她也对我很好,那时她的眼睛还没有坏。”
我说,自觉理由并不充足,但还须说:
“其实,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长大了,应该成熟地想一想,那时候很小,有些事不必当真的……”
“话怎么这样说!”他不待我说完便打断我,满面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他这不屑地一眼看得我好心惊好惭愧,我想,他在师范的三年里,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次不屑地看一个人。而他这不屑,我知道不是针对我的“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不屑我的那句话。
我不能再劝他什么了,他那不屑的一眼让我失去了所有的勇气。任何一个人,在那样不屑的一眼之下,也不会再自以为是地劝说他什么。我只能说,那个将要失明的女孩会很幸福。
就这样,昝田丰拒绝了留校。由于大家都不知道他和那个女孩的故事。所以他在师范这最后的一举便又在同学们的心里留下一个谜。
就要毕业的那几天,大家互相填写纪念册。
昝田丰没备纪念册,也不请谁写什么。别人拿纪念册请他写时,他也不写留言,只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签名。签名时,他一律在“昝田丰”的旁边画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昝征”。然后对大家说:
“以后要是给我写信,就写昝征,毕业后我就要改名了,叫昝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