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

我到现在还是相信，我这个提示是十分切当。

“留声机器”不消说是一个比喻，这里所含的意义用在现在就是“辩证的唯物论”。

留声机器所发的声音是从客观来的，客观上有这种声音，它和它接近了，便发出这种声音。有这种客观才有这种反映。

这种反映在人的方面便是意识，就是客观规定意识，不是意识规定客观。

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的时代，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存在。

中国现在的文艺青年呢？老实说，没有一个是出身无产阶级的。文艺青年们的意识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甚么？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观的个人主义。

不把这种意识形态克服了，中国的文艺青年们是走不到革命文艺这条道路上来的。

所以我说：“你们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有产者的意识），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吧！”

但这儿含有必经的战斗过程！

一　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

二　他要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三　他要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并且再生产地增长巩固这新得的意识形态。

这种种过程刚好象留声机器的摄音、发音的过程一样，所以我借来做了比喻。

文艺青年们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就是说，应该克服自己旧有的个人主义，而来参加集体的社会运动。

这儿有一个辩证的唯物论是文艺青年们应该获得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叫他们当一个留声机器！！！

二

自己的一句话发生出自己来注释的必要，这是因为李初梨同志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上关说了我几句。

我现在老实不客气把初梨同志的关说抄录在下面：——

“……我要对于《创造月刊》上麦克昂君所作的《英雄树》关说几句。自郭沫若氏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以来，中国文坛上关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颇有所见，不过他们都象嘴巴里含得有甚么东西一样，半吞不吐，总哼不出一个所以然。麦君这篇文章在我们革命文学进展的途上可算一篇划期的议论。不过它中间有一段我以为是不十分妥当的地方。或者麦君有一片苦心想为中国的文艺青年留一条生路。但我觉得这反害了他们，而且对于革命文学的将来恐怕会发生不好的影响。他说：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

“‘第二，要你无我，

“‘第三，要你能活动。

“‘…………………………’”

我以为“当一个留声机器”是文艺青年最宜切戒的态度，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

我现在把这段文章删改如下，商之麦君以为如何：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意识）；

“第二，要你无我（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

“第三，要你能活动（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三

这儿所说的那种声音是那大地最深处的雷鸣“gonnon-baudon”（工农一暴动）。

这是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四

从整个来说，初梨同志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篇文章真可以算是：

“在我们革命文学进展的途上一篇划期的议论”。

我这并不是要互相标榜，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我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我们的表示上来说：我们同一是辩证的唯物论者，我们同一是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

更从我们的生活上说来：我们同一是小有产阶级的分子，克服了旧社会的观念形态，而战取了辩证唯物论。

我所晓得的两三年前的初梨不是一个颇带颓废色彩的诗人吗？

我自己在几年前更几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冬烘头脑。

我们同样的从小有产者意识的茧壳中蜕化了出来，在反动派的无耻的中伤者或许会说我们是投机，但这是我们光荣的奋斗过程，我们光荣的发展。

不夸张的说一句话，就是：

我们当了留声机器了！！！

五

“当留声机器”并不是甚么耻辱的事情。客观有甚么存在，我们发出甚么声音。

这是我们求真理的态度。

真理是主观的判断，但是是主观的内容和客观的现实完全一致了的一种判断。

留声机器是真理的象征。

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追求真理。

在有产者或者小有产者的我们的敌人，他们或者会骂我们是marx-engels（马克思、***）的留声机器吧？这个我是乐于承受的，凡是一个辩证的唯物论者都应该是乐于承受的。不过我们始终忘不了的就是要在这个比喻中加添一个发展的意义。我们当marx、engels的留声机器，并不是完全如字义上的要摄取他们的声音，是要摄取他们的精神，以他们的精神为精神而向前发展。

marx-engels的精神是甚么？

他们就是当过了留声机器。

他们在年青的时候都是“少年黑格尔”派[2]的国家主义者，是唯心论的学徒。marx在主持“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时报》）笔政的时候做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3]。他说这种思想传染到民间我们还可以用屠杀的手段了之，但一传染到我们的精神上来，便成为精神的锁链，我们非把自己消灭是无法炮制的。——这等于在说：凡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不遭屠杀，便应该自杀的一样。那时候，你看，他的小有产者的意识发展到了甚么程度！

他们在初都是和几年前的我们一样。

但到后来他们被驱逐到法兰西，被驱逐到英国。他们和法国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思想家接触了，和英国的产业工人的生活接触了，也从事了实际工作，他们才克服了自己的有产者意识，而战取了革命的辩证唯物论。

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他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的，只是很切当地把现实的种种真实的关系反映了出来。

更肤浅地说，他们的一贯的各种学说，也大都是以前或者当时的各家学说的辩证的统一和发展。

所以浅见的无政府主义者流惯爱骂他们是剽窃者——这真是道破了他们求真理的态度。

我们就是要继续他们的这种态度而向前发展。

六

从整个说来，初梨和我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是前面所引的关于我的几句说话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没有甚么龃龉。

不过我们在当不当一个留声机器的这个判断上，我们的概念各有不同。

初梨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从他全文的意义上看来，我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他反对以表现或者描写革命事实为革命文学的，所以他以为“当一个留声机器是文艺青年最宜切戒的态度”（他的解释是把留声机器当成了客观描写）。

他说：“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的表现，毋宁说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

所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要把文学当成生活意志的要求诉诸实践。

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现自我。

他是说的积极一方面，我是消极一方面的说教。

他说：“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

所以他的“不当一个留声机器”正是不要去表现（客观的描写）社会生活。

但是我的“当一个留声机器”也正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

我是说的积极的一方面，他是消极一方面的说教。

我们只是在用语的概念上稍有不同。

七

本来譬语的含义是容易发生两面性的，这正是容易引人误会的地方。初梨是把我误会了。但是初梨假使更恳切地把我的《英雄树》多看两遍，他或许不会生出这样的误会吧。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个信条绝对不会“害了”文艺青年们，对于革命文学的将来也绝对不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中国文艺青年们的思想是些甚么？

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初梨已经把它解剖得血淋漓地，把它的心肝五脏都评检出来了。[4]

但是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我相信他们是不自觉，或者有一部分是觉悟而未彻底。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我现在且举一派积极的有意识的反革命派的革命文学观来检点一下吧。

研究系的文学小丑徐志摩——他和他第x次的爱人听说在上海串演过一次“小放牛”[5]，不消说他演的是小丑——在他和某女士合译的小说《玛丽玛丽》[6]上，他明目张胆地说：

“现代是感情作用生铁门笃儿主义打倒一切的时代，为要逢迎贫民主义（？）劳民主义（？）起见，谁敢不呐喊一声‘到民间去’。写书的人伏在书台上冥想穷人饿人破人（？）败人（？）的生活，虽则他们的想象（应该作‘想象力’，不然不通——郭注）正许穷得连穷都不能想象，他们恨不能拿缝穷婆（？）的脏布来替代纸，拿眼泪与唾沫来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们对时代的精神的同情。”[7]

你看他，这是多么可怜的一种王婆骂街或者小丑式的表白！

对于一种敌对的对象他没有能力去把握它，也没有能力根本地去克服它，只是放开喉嗓破口大骂。这是他们“诗人的灵性的晶球”[8]的反射呀！你看到他这个“灵性晶球”的丑态了么？甚么叫“贫民主义”、“劳民主义”、“破人”、“败人”、“缝穷婆”？一塌糊涂，结果这是一片“脏布”——比“脏布”也还要不如吧！

中国的文艺青年一多半是这样。他们惯会发挥他们的比“脏布”还要不如的“灵性晶球”，弄得一个“天花乱坠”——“天花”者自然发生的痘疮也。你还要叫他“不要当一个留声机器”吗？

他就是不愿意“当一个留声机器”了。他有他的“灵性晶球”——尊贵的自我——要表现，甚么“穷人、饿人、破人、败人的生活”值得他去“想象”呢？

他自己会唱小丑，那里会来“当个留声机器”！

象徐志摩这类有意识的反革命派——不仅在文学上是反革命，他所有一切的思想行动都是反革命，我没有工夫来罗列——我本用不着向他说教，不过还有些不自觉的文艺青年公然四脚四肘地在替他捧场，说他是“一手奠定中国文坛的健将”；你看这位小丑多么神气！这些捧脚的青年是多么可悯呢！

反对过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居然成为辩证唯物论的始祖，这些不自觉的青年我相信他们总不会永远不自觉吧。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永远这样。

辩证唯物论这种思想只愁青年们不肯接近，或者不能接近，只要他们接近了，那便要同一切的金属遇着水银一样，立地要成为amalgan（汞合金），立地要互相锻合。

我们值得来宣传，值得来向他们说教的也就在这一点呀！所以我要叫他们：

“当一个留声机器！”

这是对于他们没有“害”的——或许有生命的危险，——对于革命文学的将来也绝对不会有甚么“不好的影响”呀。

八

假使要主张“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这反转有危险，反转有不好的影响。

中国人是惯会断章取义或者望文生训的。结果是：——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

那必要条件是：

第一，要自己发出声音；

第二，要发现自我；

第三，要你能潜静。

这在思想的线索上是必然，在文字的技巧上也是必然。

不信就把我前几年的几句话引来看看吧。我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做的《批评与梦》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象留声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

——《文艺论集》

你看这是多么十足的一个小有产者意识的表白！他们这些小有产者就是不愿意当留声机器了，你还要叫他们“不当留声机器”吗？

但我自己是已经忏悔了。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儿分僭妄。

……………………

在大多数的人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

……………………

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

——《文艺论集序》1925年6月

这是一个小有产者方向转换的过程：

第一，他是接触了悲惨社会，获得了宁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为大众人请命的新观念；

第二，他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觉得在资本制度之下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思想是僭妄；

第三，他获得了新的观念，便向新思想、新文艺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

他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

从“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转换到“当一个留声机器”！！！

九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这在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十足或者尚未完全aufheben（扬弃）的人是十分中听的一个标语。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个去管那“穷人、饿人、破人、败人”的悲诉呢！……

我要说我自己的话，——我是超乎一切的，——那有甚么穷富的界限？——那有甚么革命不革命的分别？——说革命文学的都是投机分子，对于贫苦民众的逢迎！……

我们只要美，只要美，第三个只要美。……

这是“不当留声机器”的时候可以发出来的声音。这是多么危险呢！

不消说初梨的用语原来不是这样的解释，但在我们惯会寻章摘句、望文生训的中国人，的确是容易发生误解的。

不错，“在现在的文坛只有创造社能够自己批判”，所以我也不惮烦地来自己批判一次。

“大地的最深处有极猛烈的雷鸣。

“那是——gonnon——gonnon——gonnon

——baudon——baudon——baudon。

青年们，你们应该还是去接近那种声音，你们谦谦恭恭的去接近，不要把自我的意识太强调了，你们自然会获得那种声音而发出那种声音。

更具体的说：青年们，中国的文艺青年们！你们都是大小资产阶级的少爷公子，你们不想觉悟则已，你们如想觉悟，那吗你们请去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那你们总会发现出你们以往的思想的错误，你们会翻然豹变，而获得一个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成为未来社会的斗士。

我最后再来高呼一声：

“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克服你们快要被扬弃的资产阶级意识！）当一个留声机器吧！（战取辩证的唯物论！）”

1928年2月2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文化批判》第三期。

[1]李初梨，又名楚离，一九〇〇年生，四川江津人。作家，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其所撰《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第二期。

[2]又称“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马克思和***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3]指《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马克思***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卷第134页。

[4]指李初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文化批判》第二号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对“趣味文学”的批评。

[5]研究系又称“宪法研究会”。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进行政治活动。机关刊物有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主要成员。早年曾为《晨报》编辑副刊，但并非研究系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七年他与陆小曼曾在上海串演过一次京剧《玉堂春》。

[6]英国作家占姆士·司蒂芬士（james tephens）著，徐志摩、沈性仁合译，新月书店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

[7]语见徐志摩为《玛丽玛丽》译本所写的《序》。“生铁门笃儿”为英文sentimental的音译，意思是“感伤的”。“生铁门笃儿主义”即感伤主义。

[8]语见徐志摩为《玛丽玛丽》译本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