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中，他仿佛回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临江残冬里去了。也许儿时的印象，往往铭刻得最深。尽管自己已近晚年，一旦陷入往事的回忆里，童年时残留下的色彩，仍是那样鲜明。

他在记忆的幻境里慢慢地向前走去，似乎遥远的地方，谁在唤他的小名：“柱儿，柱儿！”

“我来啦！我来啦！”满街的冰溜子，韩潮走不快，毡靴里的靰鞡草也没楦好，跑快了直打滑。不过，他辨认出来了：这一带还是老城，老式的房子，老式的街道。好像此刻正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他被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前流动。那些老字号他是熟悉的，那些幌子他是认识的，甚至马路两边影影幢幢的嘎斯灯光里的摊贩，卖香果鲜货的、卖卤肉烧鸡的、镶牙拔牙的、算命看相的、卖耗子药的、西洋景里看大姑娘洗澡的、买一送一大减价吹洋鼓洋号的……这一切他也是挺亲切的。

天那么冷，嗖嗖的小风朝骨头缝里钻。大家缩着脖子、揣着手在马路上匆匆行走。穿棉袍的、穿老羊皮的、穿马褂的、穿小袄大裤裆朝鲜服的、穿大氅的，你挤我，我挤你，那热腾腾的羊汤、血肠、酸菜白肉、灌肠包的雾气弥漫着，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柱儿，柱儿！”

“你在哪儿啊？伙计！”

“小兄弟，去八道街咋走？”

“快跑吧！警察抓国兵喽……”

于是，大家慌慌张张跑动起来了，过了黑魆魆的铁路地道，就是新市区了。街道，房屋，商号，铺面，俄国味越来越浓，老城那种酸菜汤味，泔水味，被白俄的廉价香水味、狐臭味代替了。

那年代，新市区是白俄麇集的天下。

“韩潮，韩潮！”还有人在远处叫喊。

叫他的人声音变了，好像是地下党的哪一个同志？他穿的不是毡疙瘩，而是从破烂市弄来的旧马靴，咯吱咯吱地在马路上走着。

夜色愈来愈重，这倒使他便于隐蔽，但是，满街都是白俄和他们的后代，他又觉得自己反而显得突出了。那时节，临江的白俄可真多啊！

那些在栅栏里面紧紧拥抱的情侣，那些喝得烂醉的酒鬼，那些拉着手风琴的流浪汉，那些在教堂里唱圣诗的善男信女，那些地下室餐厅里戴白帽的侍者，那些爱嗑瓜子的白俄娘儿们，那些卖笑的姑娘，那些舞厅里的洋琴鬼……哦！韩潮在记忆里越走越远了。

“你这个小兔崽子，王八羔子……”女人们在打情骂俏。

除了“兔”和“八”这两个字，稍稍带一点俄语“p”的卷舌音外，在临江住久了的白俄，都会用挺流利的中国话骂人。

韩潮顺着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走，那里的雪踩得不实，咯吱咯吱的马靴声，再加上噗哧噗哧的踩雪声，肯定会把刘大巴掌的侦缉队惊动的。

“韩潮，韩潮！”

“轻点，你这个混蛋——”

突然，一个香喷喷、涂着口红、画着黑眼圈的白俄“姑娘”拦住他：“哎，穿马靴的小伙子，忙什么？走，到我家去！”

“躲开我！”

“别走，我让你开开洋荤！”她纠缠着。

“滚——”

这时，他瞅见他六指师傅从小巷子里被人拳打脚踢地撵出来——又没钱逛窑子了。这个建造花园街五号的能工巧匠，已经成了被梅毒和吗啡折磨得不人不鬼的躯壳。

“师傅，你怎么又来八道街？”

这一条明晃晃照如白昼的巷子，有白俄妓院、土耳其浴室、日本窑子、按摩院、赌场、抽大烟和扎吗啡的小乐园，不论谁掉进这腐蚀心灵的染缸里，都注定了毁灭的命运。师傅抬起那张因梅毒升天而变得畸形的脸，终于认出了自己徒弟的那一对浑浊的眼珠，呆滞地盯着韩潮。

传过来远处的谈话声：“盯住那个穿大马靴的！”

“别让他跑了！”

韩潮必须马上离开：“师傅，我有急事——”

“你去吧！柱，而今你成人啦，好好干……”虽说他只不过比死人多口气，但在徒弟面前，他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前辈身分，竟忘了刚才的狼狈相，居然一本正经地谆谆教导着。

他一直记得这位师傅，使他从破土动工挖第一锹土开始，直到今天和花园街五号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不知是梦？是幻觉？还是遐想？韩潮继续在这似乎真实、又似乎缥缈的境界里徜徉着，一会儿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会儿是干活的小半拉子，然后又意识到自己是坐在花房里藤椅上闭目养神的市委书记。

好像有人给他讲过，或者，是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倘若一个人总是爱回忆自己的过去，丧钟实际上已经开始敲响了。

是这样吗？“过甚其词！我还偏要回忆，偏要……”

他又回到记忆中的临江新市区的教堂街，那些戴着白帽、穿着黑袍的嬷嬷，那些虔诚地画着十字祷告的老毛子，那些伸着手讨钱的穷白俄，以及那些他至今也弄不懂属于哪些教派的圆顶、尖顶、方顶建筑的教堂，都在那残冬淡薄的阳光下醒来了。谁知道是俄国人的什么节日呢？教堂顶楼的钟声，此起彼落地响着。在他残留的印象里，从一进入雪花飘飘的初冬，直到来年开江化冻，什么受难节啊、复活节啊、降灵节啊、圣诞节啊，还有犹太教的逾越节啊，一个接着一个。那烤面包、煮肉汤、煎牛排的气味，那伏特加和俄斯克酒的气味，混合着月桂叶和洋葱头的气味，整个冬天都在街筒子里弥漫着。

在钟声里，在东正教洋葱头似的圆顶教堂拖长的阴影里，高大魁伟、但胡子已经斑白的康德拉季耶夫，一位真正的贵族（他祖辈都是沙皇宫廷的侍卫）、临江市的侨民领袖、在日本人经营的正金银行里存了许多黄金的富翁，又一次扮演了新郎的脚色。其实，他给身旁年轻貌美的新娘当教父倒更相宜些。他挽着这位罗曼诺夫王朝的后裔，一位虽然有高贵身分、但却没有财产的新娘，在围观人或嫉恨或羡慕的眼光下，在神父祝福的祷告声中，走出教堂庭院，登上马车，回到花园街五号。

这幢漂亮房子，就是伯爵为她卡德林娜建造的。至今，顶楼尖端的石块上，还有用花体俄文字母镌刻下的她的芳名和建造年代。不过，吕莎养的鸽子，屙了许多粪在上面，看不清楚了，虽然那曾经是显赫高贵的东西，现在谁还记得呢？

韩潮好像又一次被夹在人群里，跟随着那辆马车奔跑着。一路上，只见站在后座的伯爵前妻的儿子，叫做贝希科夫的臭虫，大把大把地往马路上撒铜板，叮叮当当地响着，滚着。满街的人蜂拥地推搡着、叫喊着、追逐着、捡着、抢着，形成一股喧腾的人流，使得上了年岁的新郎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谁也不相信委琐的、丑陋的、人人憎恶的贝希科夫，会是仪表堂堂的伯爵康德拉季耶夫的儿子；而且更不能相信毫无作为、毫无出息，如同奴仆一样谦卑忠诚于老子的臭虫，会在他父亲结婚这一天，离开了花园街五号，一去不回。在这之前，他以不使年轻的新娘难堪为理由，先把老婆孩子送到上海去了。贝希科夫走后，曾给他老子拍来一份长长的电报，好像是说，请他原谅不能和他一起在沉船上淹死，也请他原谅在生存竞争中，所谓信义、公正、情谊、伦理，统统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而存在着的。原来，臭虫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压榨他老子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压榨修花园街五号的韩潮和那些师傅们。现在，他连他亲生老子也不放过，那些存在银行里的金银珠宝，早被他巧妙地、不露声色地转移走了。留给新婚伯爵的是一堆天文数字的废卢布和实在搬不走的财产。

于是，这位最富有的白俄，被他阴谋家儿子算计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给临江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他逃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来到异乡的土地上，就为了挥霍金钱，就为了娶王朝后裔，就为了盖花园街五号，就为了打台球，就为了最后被勒死在顶楼里，这样，他才功德圆满，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那个具有强烈色彩的场面，在韩潮脑海里涌了过来……

刘大巴掌，那个剽悍的、杀人不眨眼的胡子，伸出两只简直像蒲扇似的大手，掐住了伯爵的脖子，让能够讲点俄语的六指师傅把话翻译过去：“把黄的、白的拿出来，我饶你命！”

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已是破落户，但决不承认自己不是富翁。那种贵族的尊严，有钱人的气派，甚至在被勒得透不出气、脸涨得像猪肝、眼珠凸出、嘴角滴血的时候，也决不相信自己早已没落衰微，早已不是爵爷。当刘大巴掌的手稍微松一松的那一瞬间，他还含含糊糊地呓语：“给我……拿法国……陈年白兰地来！”

可见，一个时代的终止，落在了硬是不正视新的现实、偏要抱残守缺的人的头上，是充满了悲剧性的。

贝希科夫，那个残暴阴险的吸血鬼，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应该说，是他搞的家庭政变，把他老子提前送进了天国，而自己却得到了解脱，这种结果，也真是严酷无情啊！

在那样一个金钱世界里，两代人这样地交替，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