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花园街上，决找不到五号门牌。正如在电话簿上，找不到市委书记韩潮家的电话号码一样。五号院的大门，是在晨光公园里面开着的。当然，安全是有了，但离群索居的味道，也是相当浓的。现在，那扇总是紧闭着的大门居然敞开，而且还停放着一辆陌生的轿车。

市委书记家里的客人是有限的，一般的平头百姓，或是普通干部，通常都被警卫在一百米外挡了驾；而有资格进五号院的，自然是临江市的一些头面人物了。

韩潮正纳闷着，轿车在飞蹦的鸽群簇拥下，开进院里。他即使展开最丰富的想象力，也万万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竟是一个黄头发、蓝灰色眼珠、高鼻梁的外国人。他走下车时，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差点没脱口叫出声来：“天！这不是那个被活活掐死的康德拉季耶夫又回到人间来了么？”

历史当然不会倒转，死去近半个世纪的那个白俄侨民协会主席，一个据说有伯爵头衔的富翁，自然是不会复活的。那么，这位不速之客是谁？和韩潮记忆里的伯爵惟妙惟肖，不但外貌酷似，神态相仿，甚至那种没落衰微的贵族气质，也一模一样。要不是存在着漫长的时间差距，和活生生的现实感，我们的市委书记肯定认为自己背晦倒霉，大白天碰见鬼了。

韩潮马上想起，这人大概就是刘钊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过的，来临江旅游的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了。

他应该是伯爵的孙子。

可外国人的年龄不太好估，究竟是四十几，还是五十几？韩潮拿不准。他发现，洋人在壮年到暮年这个阶段上的差别，不像中国人明显。在咱们这块宝地上，只要年岁一过半百，很像秋后的庄稼，一天一个成色，老起来可快了。

可不么？连当年那个国高生、警察局长的少爷、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劳改农场戴过脚镣的刘钊，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也都五十出头了。

“是他，是这个该死的不管部长引鬼上门，把洋人领到院子里来的。怪不得他不早不晚，偏偏今天要我去视察沿江新村……”

人到了怕老的年纪，往往最忌讳别人把他当作老糊涂，明里暗里地作弄。只是到了老得不行的时候，才会甘心受人糊弄，或者竟不觉得糊弄为糊弄，甚至于已经口歪眼斜、言辞不利了，马屁精恭维几句“老骥伏枥”、“洞察秋毫”之类的话，居然还认为自己精神矍铄、头脑清醒哩。这样的人韩潮见识得多了去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别人摆脱不掉、可又不能不敬重的负担。该死的刘钊竟会用这种糊弄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他恼火，他烦躁，他甚至有点恨刘钊这个混账……想到这里，韩潮真想在门口台阶上回过头来，对草坪上站着的老外和陪同者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

倘若眼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年浩劫前，当他还担当公安局长的时候，这位火暴神，这位雷公菩萨，肯定会像非洲丛林里的雄狮那样怒吼起来的。然而现在，不知怎么搞的，连发脾气的劲头都不如早先了。虽然肝火旺，动不动生气光火，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德，但是一个汉子，能够爆发出雷霆万钧的怒火，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啊！

老了，力不从心了。省委的话说得既客气，又婉转，完全考虑到老同志的感情和心理。但是，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总不能把接力棒老是捏在自己手里，不往下传递呀！那岂不是要惹得看台上的观众起哄么？

可是，让我们市委书记踌躇的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刘钊。这个毫不买账的家伙，像阿拉伯神话里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妖魔，变得愈来愈不可忽视。大伙儿的意见，社会上的舆论，家庭里的赞成票，好像应该挑选刘钊才是。然而，老市长许杰——哦，让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他从五十年代由临江市调省工作以后，始终关怀着临江市的五十万人民啊！——在病榻上给韩潮打来电话，再明确不过地举荐了市委常委、第一副市长丁晓。

“你看，是否以姓氏笔画为序？如何？”

你可以想象，韩潮该多么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