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过了秭归以后，没两点钟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轮的终点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见了有好些外国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仿佛而全身涂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触角挺出着的，不用说是在照片和图画中所认识的军舰，更不用说都是外国人的军舰，那儿插的旗帜有些是画一个太阳，有些是像一个“米”字。初从山里出来的人仿佛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这儿可不就是尼罗河、恒河吗？……中国的干城们，一遇着国内有异己者出现，立刻便要提刀上马的，对于这些有触角的水栖物，他们是没有看见的吗？……中国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内好撑船”，好撑外国人的兵船。……）

这些所谓“幼稚”的感慨在胸里萦回着的时候，却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

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成了虾蟹。在船后的统舱里，虽然选着了靠着北侧的上层铺位，时而从那圆窗眼中去窥觑船外的风光，然而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记得船过了鹦鹉洲之后，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战役时赫赫有名的龟山和蛇山，曾经特别跑到船尾上的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却没有看见可以称为“山”的甚么存在。这也是难怪的，因为在初出夔门的人，他的观念中的山是海拔几千丈的峨眉、雪岭、邛崃、青城；像在汉阳江边踞立着、在武昌城里匍匐着的那些营养不良的爬虫，夸张一点说，实在是要用显微镜来才可以看得见的。它们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们的环境生得太好了的缘故。

船过了汉阳，横陈在汉水和长江合流处的东北角上，革命战役时冯国璋所留下的德政——并无必要地所烧毁了的汉口市上的几千家民房的遗址——在脑中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叠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码头时客栈的接客先生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先生们之勇猛，真是足以惊人。在船离岸还有三二尺远时，他们便争先恐后地跳上了船来，手里各各拿着一面小旗子，口里不断地叫着。他们和争着要涌下船去的乘客，在狭凑的舱口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涡。那俨然是两队排球选手的龙骧虎斗，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为了被人争夺着的皮球。

汉口的江心是陈列着有好几艘外国军舰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没有怎样的发作了。只记得同路的一位比较老成的人说过一句也算“幽默”的话：

——“外国人真是热诚，要远远地来替我们举行观舰式。”

在汉口的客栈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门车站，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和火车见面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论理应该有些新奇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搜索，所能记忆的却只是过磅时的麻烦，车站上的杂沓，车厢中的污秽。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车行中所接触到的窗外的自然。

车入河南境内以后，车道两侧所能望见的大抵是衰黄的枯草。间或有些毫无草木的砂丘。听人说那些砂丘是北风由蒙古的沙漠地里卷来的，可于一夜之间积成，也可于一夜之间被风吹去。得着那些见闻，在当时竟感伤得涔过一些眼泪。

——（这儿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吗？怎么竟这样地萧条，这样地凄凉，这样地行将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时令的交冬诚然是助长了这些令人幻灭的景象，然而中国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实。封建制度下的农业文明早经超过了它的极致点，原始的旧式的耕种法在长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几无余剩了，即使没有带着沙粒来的蒙古风，土壤本身是已经在向着沙漠进军的。

北地的建筑在初出夔门的人看来也不免要唤起坟墓的联想。夔门以内因为多山多木，建筑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坟墓是用砖土。因此，北地的多用砖土造成的农家或村落，便只好像是坟墓或坟墓的集团了。

——（沙漠化的进行曲，坟墓的进行曲，颓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呜，呜，呜呜……火车驮着满载的骷髅在铁轨上痛哭。）

路过黄河桥的时候是在夜间，窗外缤纷地已经在下着初雪。曾把车窗略略向上推起，借着铁桥上的电灯光，俯瞰过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经激减了的黄河。时间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见了那滔滔荡荡的浊浪，或许也可以鼓动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桥下的旷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湿润的黄土。有些水脉东鳞西爪地像蚯蚓一样在那里蜿蜒着。

我们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车，和往北京的清华学生的一批分了手。在保定的客栈里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无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专往天津的火车出发。这一趟的车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动起来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骆驼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车站上接受了由吴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栈的招单，六个人把行李票交给了那接客先生。他要替我们雇东洋车教我们先往客栈里去。六个人不约而同地觉得这好像是一场骗局，谁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说：要等行李一道是还要等好一会儿的。但我们总不理会他，总说要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们没可奈何。

客栈所接着的客不仅我们六个人，等了怕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骡马大车上所堆积的行李，几乎有车站的屋檐一样的高。行李积齐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们雇东洋车，但我们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议的结果是大家来坐在那大车上的行李堆上，我们要死守我们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总不能抵敌过我们六个人啦。攀着大车的轮子，更脱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头，六个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顶。

接客先生和御者并坐在御者台上，骡马走动起来了。

嗗吒，嗗吒，嗗吒，六个活的行李在骡车顶上颠簸着，成为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宿在天津市一条很长的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栈。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个字）和客栈的名字我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在楼上开了邻接着的大小的两室，我和一位比较意气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这一个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间。当晚两个人把夜饭吃了之后，便跑到一家戏园里去听了一晚的京戏。去的时候坐的东洋车是客栈替我们讲好了价钱的，回来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戏园门便跨上车，叫拉回客栈。原来天津的东洋车是要先讲好价钱的，回到客栈照着去时的车价给钱时，车夫们哗噪起来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杠，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车钱。

第二天到军医学校去报到，一位只有三十来往岁的年青的校长，穿的是军服，在会客室中接见了我们。校长的态度是和易近人的，听说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记得他姓李。他对我们说，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内便要到齐，到齐后要复试一次，便正式开学。所说的话不外就是这些。事实上在四五天后学校也果然复试了一次，但我在未经复试之前，早就发生了离开天津的念头了。

我自己本来没有学医的意志，我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医人，也不曾想过要借医业来糊口。那样踏实的想头，在当时的我，是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门以内时只因为对于现状不满，天天在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但要离开四川却难得有那样的机会。要自费出门，家庭的经济状态是不许可的，年纪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远离，因此在中学校的五年和高等学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烦闷的时代。已经进了高等而犹决意投考了同等学校的军医，只是视为一种方便。那是因为医学校是官费，连旅费也不让你自己出一个钱，好借此以离开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见得比四川进步得怎样。而在种种的观感上，反在不识不知之间引起了对于故乡的孺慕。故乡是要更美丽一点，故乡更少外来的刺激，故乡似乎更可以有为。而在根本上使我动摇了的，尤其是对于学校本身的不满。

在未开始复试之前，对于学校的情形也略略调查了一下。据见闻所得，知道在革命以前学校里的教习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后大多是用的本校的毕业生和少数的东西洋留学生了。但那些先生们在当时的中国的医学界上却大多是没有名望的。青年人最重虚荣，我，品评一个学校的高下是以外国教习的有无多寡为标准。连中学校的物理化学都须得聘请外国教习，至少也得用外国教本。一座堂皇的军医学校竟没有一名外国教习，竟没有一位大有名声的中国教员，这还成什么学校呢？幼稚得可怜的我，就因为这样一点无聊的虚荣便看轻了那座学校。

我想离开天津，是想往北京去。因为我的大哥橙坞那时住在北京，在替川边经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这样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觉得一到北京总会有更好的出路了。

——（我何必一定要学医，更何必一定要学军医？军医的前途顶高不只是中少将级的军医总监吗？学医，又何必一定要在这儿？……）

存着走的心事但也还在游移的时候，学校举行复试了。百无准备地也跟着大家去应试。人材不可谓不济济，二十几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学方面的题目已经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终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国文题，叫做

——“拓都与么匿”。

这五个字实在令我摩不着头脑。我自己不记得糊里糊涂地写了些什么东西去缴了卷。在出场后谁都在叫苦，说莫名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孙山，被送回故乡去没有面目见人。

——“拓都与么匿”！

这样神妙的几个字，我想就是现在的读者，能够懂得的怕也不会有好几个罢？但在我们四川的六个人中有一个人却是懂到了。他对我们说：

——“这是total and unit的对译，是严几道的译语。”

这个人的姓名我忘记了，他是在四川六个人中考第一名的人。他曾经读过严几道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说：“拓都大约是指社会，么匿是指个人。”我的妈！这样伟大的一个难题，实在足以把人难倒。这同时也逼得我这个“么匿”没有胆量等待揭晓，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号——便乘着火车要赶往北京去了。

在天津车站上为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个人，他是凄凄凉凉地怕要被送回四川。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们是很难堪啦。”

——“万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来罢。在北京总会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没落第，你又怎样呢？”

——“我是决不想再回来的。”

——“我们还有毕业文凭啦，万一学校不肯退还，又怎样呢？”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中学毕业文凭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邮送到了学校的，假使文凭被学校扣留了，要想考别的学校却是一件难事。

——“请你临机应变地替我帮一下忙，我们随后时常通信啦。”

就这样拜托了熊君，把天津那个“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后去了。

在北京的正阳门车站下车，有从四川跟着大哥一道进京的跟人来迎接着我。我才知道大哥并不在北京。他是在夏天往日本、朝鲜等地漫游去了，一直还没有回来。同时那跟人又给了我一个注意，说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时，定要叫我就在车站上更换一下。那时我是照着我们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蓝色的华丝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鸡血红的银绸夹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质的大襟马褂。他对我说：北京人穿衣，穿棉袍就敞穿棉袍，穿夹衫就敞穿夹衫，夹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伧”。听了他的话向周围看时，的确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顿时便感觉着了所谓“寒伧”的意义了。照着他的劝说，在车站上真个把穿法改换了一番，然而“寒伧”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约是因为冷的缘故罢，衣袖之长几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马褂又都是对襟，我的大襟马褂，短袖长袍，是怎么也没法改换过来的。忽尔间才觉悟到在天津看戏时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剧之所以失败的来由。

我被引到的是住在吹帚胡同的一位同乡京官的寓所。京官是同县的举人，也是在日本留过几个月学的，在做着高等审判厅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就寄寓在他那儿，是在正院外的一座南屋子里面。一列三间，正中是客堂，左边是内客厅，由花格门与一道折腰红布帘，和客堂隔着。右侧是书房，京官的一位在法政学堂里念书的兄弟住在那里。进了内客厅看见在靠墙的一张木炕上陈着大哥所留下的寝具。那儿暂时便成为我的下榻处了。

在吃中饭的时候，京官回来了，京官的兄弟也回来了。京官还不上四十岁，身体颇高长，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与他哥哥成一个对照，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的光景，身材削小，带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尖削而枯黄的脸上冒着一脸的烧疮，有显明的雪花膏的痕迹。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冷静态度中也含着淡淡的一丝暖意欢迎着我。他听我说不愿意进军医学校，他是极端赞成的。他说年青人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学军医是没有什么“发变”的。他听到“拓都与么匿”的国文题，尤其认为胡闹。

我得到了京官的赞许，自然更把决心坚定下来了，决计住在北京等待着大哥的回来。虽然在不两天之后，熊大中由天津来信，说复试已经揭晓，各省的人没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几位还很高列；又说学校限我三天之内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挂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学毕业文凭，并追还旅费。但我已经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记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难容区区之么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