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刚好把饭吃完，我又准备着要向中华门附近去逃难的时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毡高领的大斗篷突然回来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惊的，与其是我，宁是我的大哥。大哥离开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经考上天津军医并逃到了北京来。他穿的依然还是和服，待他在寝室里把行装解了，我才详细地把近况报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丢掉军医学校为然，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长我十四岁，在我未有记忆时已经进了学，榜名叫开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号叫成五。但他这号却经过了两次的奥伏赫变。第一次是在科举停止的一年。在最后一次的秋闱不第，大哥考上了当时在成都新成立的东文学堂，学满一年便要由省费送往日本留学。当时的国是，是维新变法，富国强兵，于是大哥的号便由成五变而为崇武。近年大约是因为年龄的关系罢，不知几时崇武又变而为橙坞了。他由东文毕业之后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学的并不是军事而是法制经济。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后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的两个学堂里担任过教授。革命以后做过几个月的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交通改局，他便进了打箭炉。不久便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扎北京。但他可以说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游历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时候，我还是中学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学毕业后进法政学堂，将来可以作为他的帮手。但我违反了他的意旨。我说我厌恶学习法政，而且厌恶学习法政的人，在中学毕业后便进了成都的高等学堂。在当时维新变法的过渡期间，大家秉着“学优则仕”的古信条，学习法政，是成为了风尚的。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于是法政风更成为了狂风。在民国元二年间，单以四川的成都一个省城而论，私立法政学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学乃至祖孙同学的佳话都时有所闻，在当时大有“法政不死，大乱不止”的神气。

大哥是宽宏大量的人，我比他虽然要小十四岁，但他从不曾严厉地责备过我一次。我在前虽然违抗了他的意旨拒绝学习法政，而且毫无忌惮地说厌恶学习法政的人，他也毫不介意。这次我由四川出来，中途把天津的军医学校抛弃了，在我的私心以为大哥是一定赞成我的，他一定会和我们的居停主人同乡京官一样，即使不说出口来，也要暗暗地赞许我的志趣远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满不以为然。

——“学军医，既兼实用，又是官费，真是很难得的，你怎么把它抛弃了呢？”

他的声音并不严厉，态度也依然是和缓，但仅此已经是对于我的一个棒喝，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我实在是太孟浪了。我毫无把握地干出了这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来。但大哥在说了那几句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看见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铺去，花了五十几块钱替我买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当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觉着温暖的。当天他在外面访问了好些旧友，晚上很迟地才回了寓，看他的态度是很不得意。

当然是没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后要进京面陈方略，他的开路先锋的两排卫队在九十月间已和我们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头，经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个公电给四川的同乡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份发挥得真是十足。那电文是“昌衡此次晋京，欲学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乡亲友，一概免见。”这样一个电，把同乡中的大小京官弄得众口哗然，没有一个不骂声“昌衡这小子猖狂”。同乡京官中有施某和顾某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而为尹昌衡所杀的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又是袁世凯的“商山四皓”之一，于是乎土皇帝一晋京便被京皇帝软禁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哥的处境不用说是很困难的。

寝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炕之外，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杨妃椅，自从大哥回京以后，我的寝具便移在杨妃椅上去了。椅和炕之间相隔不过三尺，靠着东手的壁次有一个茶几，上面点着一盏洋油灯。

有一天晚上，大哥坐在炕上很沉闷，我坐在杨妃椅上也找不出话来说。大哥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他突然对我说：

——“我今天替你把学校的情形打听了一下，年假中各处都不招生。听说只有法政学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你又不愿学。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

这些消息我本来早就打听到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觉得除学法政而外，没有什么专长，早已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不好说出口来。

大哥看我没有回话，他又接着说：

——“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学军医，怎样呢？学校方面没法挽回吗？”

——“假使早得两个礼拜或者还有办法，听说已经挂了我的斥退牌。”我这样说本是照着事实回答的，但好像把责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真的，我该早回来几个礼拜。……照着目前的形势看来，恐怕我们兄弟两人在这儿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我真是想哭出来了。我一直凭着自己的稚气在那儿冲动，全不曾顾念到“生活”这个严重的问题。经大哥这样一说，就好像从梦里醒来了的一样，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停了一会儿我决绝地说：“大哥，我决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么呢？”

——“我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

大哥没有置可否，停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等到明年开春，看看情形再说罢。”

我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像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验过的。

自从大哥回京之后，京官寓里的客日渐加多了，尤其在礼拜日，每每有唱双台的时候。因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国会议员。自从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实行“苦推打”，把国会解散了以后，那些国会议员无事可做，似乎是把访问这件事作为了消磨时间的专业。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选出的议员来访问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谈了一番国政之后，听说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学堂，便难兄难弟地称赞起来。接着又说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华学校的中学部，将来是要留学美国的，真真是他们一县的“空前绝后”的人材。大哥隔着布帘听见，悯笑了一下，低声地说：“空前有之，绝后则未也。”但我却愈见地难过，觉得我这个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长争气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这个日期我是没世不能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张次瑜，来访问他来了。适逢京官有客，我们便退在寝室里谈话。

次瑜也是国会议员，他是大哥的东文同学，后来同留学东京，同在成都任教职，革命后曾任四川军政府的财政部次长。他在成都时就是认得我的，一看见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诉了他，最后是说到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样的好。

——“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学呢？能够的时候我可以帮忙送去啦。”

国会被解散以后，所有旧国会议员每人是照原薪支给三个月，发遣回籍的。张领到了这三个月薪金，便决心往日本去游历，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观望一下中国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号便要动身，特别走来向大哥辞行。

——“我也想到这层，”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没有收入的人。”

——“日本留学不还有官费吗？考上了官费不是就不要你供给了吗？”

——“官费是诚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东京的一高、高师、高工，和千叶的医专，但都很难考的。而且高师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叶是六月，连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学费我现在的力量都供给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够了罢？”张说，“我从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带去的，起初是我自己一名官费由弟兄两人合用。我们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医专，便也补上了官费，仅仅费了七个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们的脑力强，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够了罢？”

大哥听了这一番话，好像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回头来问我：“怎么样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领，能够费半年工夫考上官费学校，半年的学费我是可以维持的。怎么样呢？有把握没有呢？”

大哥问着我，但我实在回答不出来。日本我没有去过，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费学校，我自己实在不能保险。如果据我五哥的先例看来，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五哥由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后因不喜军事要改学科学，但住了两年终竟没有考上官费学校便回国来了。五哥费了两年没有成功，要限我半年，我怎么能够说得出一句有把握的话呢？

——“怎么样呢？有把握吗？”大哥接着又问我，但他看见我迟疑着不能回答，最后是他放下了决心：“我看，你去罢，先去住半年来再看。半年之内能够考上官费自然好，如不能够，或许到那时我已经有了职务了。我就决定你去，没有游移。”

就这样我的大哥便决定了让我到日本去留学。今晚说好，明晚就得动身。当时大哥手里没有现钱，他只有几只由打箭炉带出来的金条子。他当晚同张次瑜讲好，要把一只金条给我，让我拿到日本去换成钱。因为日本的金价要比中国贵些。沿途的车费和到日本后的短期间的费用，希望由张暂时垫借，到日本把金条换成钱之后，由我偿还。次瑜不用说是完全答应了。我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十八层的地狱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顿时勃勃了起来。

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车站，停不一会儿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

——“你真好，”他很羡慕地说，“你有那样好的一个大哥。我自己的大哥总是时常苛刻我，没有把我当成兄弟看待。”

——“其实你的大哥也很关心你，不过性情稍微严格得一些。”我这样安慰他。

——“那里，他是恨我监视着他，不能够自由罢了。”他依然是颇有偏见地作这样的揣测。“你想去万牲园，可惜我也没有把你引去。那儿看门的两位长人，恐怕你没有看到的机会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两个人说着些无足轻重的话，在站厂上穿来穿去地走，穿走了一会儿，正打算回到待车室去的时候，我的大哥和京官两人带着很着急的神气，迎头跑来。

——“呵，你们跑到啥地方去来？车快开了，赶快！”大哥喘着气说。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头路时，又责骂起他的兄弟来，“你真是不识世务！险些儿误了别人的大事。”

其实时间并没有那样地迫促，上了车后，隔了十分钟光景又才开动了起来。

临别时大哥没有说什么话，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尽从车窗口上伸出头去，看见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隐没了去。我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发着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