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

郑伯奇

新文学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但在这短短的过程中，作者的变迁，社团的盛衰，思潮的起伏，刊物的兴废，在在都已使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当年曾起领导作用，留下重要业绩，而现在依然孜孜不倦，向前迈进的作家，真是寥若晨星。在这寥落的晨星群中，郭沫若先生始终放着巨大的光芒，这该没有否认的吧。

从新文艺运动开始的时代起，沫若便是一个最努力最有成绩的作家，又是一种主要倾向的代表者。他先在新诗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然后由诗而戏曲，而小说，而文艺理论，在这些部门，他都留下了显著的作品。五卅以后，他的兴趣和活动早经超过了文艺的范围了。他直接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近十年来，他埋头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中国的历史科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回顾这二十五年间，沫若的精神活动实在是多方面的，而各方面的成绩又不容许轻易估价，所以，笔者的这篇芜文，只是将他的初期的文艺活动，就记忆所及，做一片段的叙述而已。

笔者最初发现沫若这个名字是由于日本报纸登载了他的《死的诱惑》一首短诗的日本翻译。当时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新的文艺作品开始引起了日本少数知识分子的注意。沫若的那首诗，就被大阪《朝日新闻》（也许是大阪《每日新闻》吧）当做新诗的标本而首先介绍过去了。这中文日译诗使自己发生了意外的疑问：刚才萌芽的本国的新诗已经进步到这样程度了吗？这引起了自己寻读这位诗人的别的作品的兴趣。后来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栏里，发现了署名沫若的许多新诗，诗人的强烈的情感，伟大的想象，优美的韵律，丰富的辞藻完全使自己倾倒了。关于诗人的身世，由于篇尾所署的地名，仅仅能够推测他是住在日本福冈的中国人而已，此外则一无所知。

大约在《三叶集》出版前后，田寿昌兄到京都来看我。寿昌是震旦同学左舜生兄在长沙读书的老同学。因为舜生来信介绍，到东京的时候，我曾访向过他。那时，寿昌已经成了新文坛的活动分子。东京留学界中爱好文艺的青年大都和他来往。就在他那小石川区的寓所里，我初次会见穆木天兄。他又再给我介绍《咖啡店之一夜》的主人公，而引我和李初梨兄见面，这回他来京都，除了看我和游山水而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到福冈去看沫若。由于他的叙述，我才知道自己爱读的诗人沫若就是两三年前曾慕韩兄常常说起的那位郭开贞先生。

曾慕韩，左舜生，李幼椿，黄仲苏诸兄都是自己在上海复旦读书的旧同学。我们都讨厌当时教会学校的那种恶劣空气，又看不上上海同学的那种浮薄态度，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在预备班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发生了几件令人不平的事件，尤其是开除了在自修时间看杂志的一位同学更引起了大家的公愤。风潮虽没有闹起来，可是我们这几个人都决意放弃这个学校了。慕韩、舜生、仲苏先后辍学，我和幼椿勉强毕业，也不愿再读高级班。学校对我虽有免费升学和将来派送法国的优厚条件，也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从此大家星散了，自己回到了家乡。以后慕韩到了东京，屡次来信劝我去日本。当时因为欧战关系，留学日本成了唯一较好的途径，我在故乡几位老朋友的帮助之下，取道上海东渡。慕韩得到消息，冒雨到横滨来接我。后来，慕韩和我在东京郊外千驮谷同住过一个时期。他常常对我提起他的旧同学郭开贞是怎样聪明好学，而可惜无法为我介绍，因为他远在冈山的六高读书。我也觉得非常遗憾。有一次，他给他寄了一本德文的斯宾挪莎的《埃迪加》，他很得意地说，这位朋友只学了两年多的德文，已经能读这样艰深的哲学书了。这更提高了我的结交的愿望。可是如今自己明白了，现在自己爱读的诗人正是以前深愿结识的朋友，我将这段经纬说明了以后，寿昌自告奋勇，愿为我们居间介绍，这使自己感到意外的高兴。

寿昌住了三天，便去福冈。那天，天色微明，我便送他到车站去。看见载着他的列车出发了，我满怀着轻淡的别愁，慢慢地走了出来。天色还很早，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劳动者。电车道上时而有一辆一辆的电车慢吞吞地走过。我不坐电车，沿着幽静的东山，穿过圆山公园，向自己住宿的吉田山走去，在冈崎公园的运动场上，看见几个店员模样的小伙子在打棒球，一种“力的感觉”袭击了我的身体，动的韵律和诗的辞句，在我的脑海中，起了发酵作用。我赶快回到下宿处，急忙展开了“卷纸”，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言语录了下来，在这些长短不齐的行子前面，我加上了“别后”两个字，这是我冒渎“缪司”的第一遭。我马上把清写出来的稿子，加了一通信，寄给在沫若家中作客的寿昌。我希望他也给沫若看看，并望他们肯加以修改。回信很快就来了。诗中的字句有几个地方略经移动。沫若却直接附信给我，鼓励我发表。那首拙诗就在这种鼓励之下，送到《少年中国》上去登出来了。这可算作自己最初的文艺写作，而实际是这样开端的。

从此，自己和沫若便通起信来了。两人的结交意外地非常容易，而且，经了几次通信之后，相互的了解便很迅速地加深了。自己写点东西，总先求他指正，然后发表，他对于这未曾见面的新朋友，常常很恳切地予以批评和鼓励，有时候，他也寄来一些尚未发表的新作品，使我得先睹为快。

由于沫若的介绍，自己认识了成仿吾兄，沫若的来信对于成仿吾的人格学问非常推重。并寄来了仿吾的小说《流浪人的新年》，叫我读了以后，写一点感想，好在卷尾已经有了沫若、达夫和另外几个人的评语，我便大着胆子也写上了几句，这样的做法可能扩张成为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可惜大家住得很分散，功课又很忙，这样业余的组织无法实现。

自己认识郁达夫兄也由于沫若的介绍。记得在上海会面以前，我们好像已经通过几次信了。

这样，以沫若为中心，创造社初期的几个朋友都发生联系了。——不，这话颇有语病。创造社初期的几个主要作家之间，本来自有联系：沫若、达夫和张资平是一高预科的同班，仿吾跟沫若是六高的同学；而大学时代，只有沫若在福冈的九州帝大，其他三个人都在东京。同学而又趣味相投，比这更密切的联系怕再没有了。不过，自己跟创造社初期的这些朋友的联系，却完全由于沫若的介绍。

但是，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本来，像创造社这样的团体，组织不拘形式，社员又无须拉拢，似乎应该很便当了，然而实际上却大不然。这种自由结合的组织，成立以前需要有人热心地去打基础，成立以后更需要有人耐心地去支持和推动。若没有一个中心，组织不易成立，成立后更难于维持。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这样说法丝毫不是藐视其他朋友的才能或者抹煞其他朋友的业绩的，这只是正确地说明，沫若的工作对于创造社是如何的重要罢了，至于机关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产生，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这些都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实现，那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了。

沫若虽然对于创造社这样尽力，然而沫若的文坛地位并不仅仅依靠创造社而后获得的。事实上，创造社宣告成立，《创造》季刊尚未问世的时候，沫若在中国新文坛的活动已经有三五年的历史。这些年的写作已经给他建立了文坛的地位，他已经成为大众公认的第一个新诗人了。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创造社的建立和机关刊物的出版多少是由于沫若的文艺活动促成的。说句浅薄话，假使没有沫若在新文坛的成功，赵南公是否肯找他呢？没有泰东书局的合作，创造社杂志和丛书至少那时候是无由实现的了。

当然，创造社那样一个文艺团体的产生却也不能完全依靠沫若一个人在文坛上的活动。那时候，创造社初期的几个主要作家早已到了一显身手的时机了。在《创造》季刊出版以前，达夫先已在《学灯》上发表了《银灰色之死》而唤起一部分文坛人的注意，编辑丛书的时候，他拿出了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其中有大部分是早经写好尚未发表的成稿。同一丛书的《冲积期化石》也是张资平早经写成的长篇。仿吾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什么，可是他的《流浪人的新年》是大家公认为优秀的作品。而且，他老早就期待着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将新文坛的种种不正确的倾向，毫不忌讳地痛下批评。大家早有了一个自己刊物的要求，所以一有泰东书局那样的机会，《创造》季刊便很快地出版了。

不过，《创造》季刊的出版却不是泰东书局的原来计划。其初，赵南公本想请沫若主持编辑部来改变泰东的整个作风。这计划固然很好，但却不易实现。因为，那时候，为了迎合潮流，泰东已经请了几位编辑，编印着两种“新”字牌号的杂志：一种是《新人》由王无为（后改为王新命）先生主编，一种是《新的小说》由张静庐，王靖两先生先后主编。沫若初到泰东，南公叫他将《新的小说》接手过来加以改革。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沫若的本意也并非如此。沫若主张以创造社同人为基础，另外从新编刊一种大规模的综合性的文艺杂志，南公却不免有点踌躇。季刊和丛书同时出版，乃是双方让步的结果。那时，仿吾已经回到湖南，资平远在广东，只有沫若一个人和书店折冲，不免有点孤独之感，所以他写信到日本去，叫达夫和我回国来商量。达夫本有回国计划，我在暑假中空闲无事，我们两人便先后回到上海来了。

在四马路泰东书局的总经理室里面，我第一次见了沫若。广额，方脸，一双神采奕奕的眼，十足地表现出一个聪明而又富于热情的性格，方整的身材和广阔的胸围则又显示出他的体格的健康，这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而是一个勇敢的斗士，我深深地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当时他住在马霍路德福里内泰东的编辑所，我也便搬到那里去住。在那里，还会到张静庐，王无为，王靖和沈松泉诸先生，当时，静庐主持出版事务，松泉担任校对，他们两个人对于沫若和我的态度都还不坏，沫若为了帮助他们，曾为他们翻译了一本安徒生的童话，不久静庐和松泉同时离开泰东，因此惹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这事情，静庐在他的自传里面曾经辩明过。我也为静庐所编的杜威讲演集，代他写了一篇序文。王无为是寿昌的老朋友，对我们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只有王靖因为《新的小说》问题，心中不免有些芥蒂。在编辑所内，我们坚持着闭关自守政策。

关于创造社的方针，沫若本同仿吾已经商妥了以后的步骤，我完全赞成。因为我们的人手不多，所以决定先出季刊。又因为季刊出版的距离太长会影响到书局的出版事业，所以决定同时编印丛书。沫若将这计划通知了达夫和其他朋友，希望多来些稿子。一方面，沫若在上海先着手工作了。他编好了他的诗集《女神》，校订了他翻译的小说《茵梦湖》，便开始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住定以后，也就着手翻译古尔孟的《鲁森堡之一夜》。

夏天，上海的弄房堂子本来很热，泰东的编辑所实际上又兼着宿舍和堆栈，我们初到那里更谈不到什么工作的设备。每天，我们两个人在会客吃饭兼打包的厅房里面，对坐在一张饭桌，冒着炎暑，做着绞脑浆的工作。我遇到心思烦乱的时候，就跑出去游玩或看朋友，沫若却除了看报和吃饭以外从来不大休息。他翻译得很迅速却又非常仔细，往往为一个单字或一个熟语，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每日译好了一段以后，他还是反复地诵读几遍，三番五次地加以推敲，然后才肯罢手。他的细心和耐性使我佩服，他的精力更使我惊叹，看见他的工作态度，自己常常惭愧，觉得像自己这样羸弱而又缺乏耐心的人真不配作一个文艺工作者。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实现文艺刊物的计划。朋友们寄来的稿子渐渐地多了起来，沫若便着手编辑《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了。因为这是第一炮，大家都希望能够放得响亮一点；因此，沫若的编辑态度特别审慎，他的取舍的标准也比较严格。有些稿子，他曾经仔细地加以修改；有些稿子，也曾经再三地考虑而终于暂时放弃。这样严格选择的结果，创刊号的稿子显然不够了。为了充实篇幅，沫若一面写信给达夫、资平及其他住在东京的朋友再求寄稿，一面他自己在这大热天里赶写了几篇较长的稿子。笔者去上海时，只带了初次习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沫若读了之后，没有说什么，便编进创刊号的目录里面去了。这样东西，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感想随笔之类；现在读去不禁汗流浃背。发表时署名为“东山”，只是纪念写作的地方而已，却没有怕难为情的意思。在大体上，《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就是这样由沫若在这暑假内编好了的，只等达夫由东京再带来一些新材料，共同作一番最后的决定，便可付印了。

当沫若的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的时候，达夫由日本回来了。泰东编辑所内的创造社同人便由两个变成了三个。达夫在上海本有亲戚的家里可住，他搬到马霍路来完全是为了创造社和《创造》季刊的原故。后来，他在这编辑所内被偷去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这却是起初没有想到的。

达夫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富于文士风趣的人。虽然性情不同，我们却谈得很投机。他的铺位安置在我的住房外面的客堂里，早晚见面谈话的机会比较多。沫若去日本以后，泰东编辑所的客人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更添上了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我们两个人常沿着静安寺路一带散步。他带我到大马路的茶楼去吃茶，他引我到虹口的外国旧书铺去看过那巨眼褐发的犹太女郎。他的风度潇洒使人羡慕，他对于西洋文学的丰富知识使人佩服。他常常称赞英国浪漫时代的诗人来汗特的一生。他屡次表示他自己愿作文坛上的这样一个交游广阔的人物。就他在中国文坛上的交游和声誉来讲，他早年的这种素愿的确是已经圆满地达到了。

达夫到了以后，大家就商议《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内容。他既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因此，只在沫若所拟的目录上，加上达夫带来的新稿，便作了最后的决定。

创造社丛书的编辑也是沫若负责的。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也是中国新诗集出版的第一次。在出版的当时，大家都感到非常兴奋。笔者那时候曾在《学灯》上发表了一篇类似读后感之类的批评文字，居然也引起了一部分朋友的注意。甚至有人勉励自己多写点这类文章，这更提高了自己从事批评的妄想。这一点可以说明当时文坛对待批评的殷切了，然而笔者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批评家。

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也收在创造社丛书中，这虽然只收着三个短篇小说，当时的确曾经轰动过。达夫自己很兴奋，常常笑着说“沉沦以斯姆，沉沦以斯姆。”我答应给他写一篇批评，而终于没有实践，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对不起他。

这暑假中，大家都忙于工作，但是谈话，散步，休息，游览的乐趣却也足以使人回忆，尤其是当我回上海不久，曾和沫若两人作过一次无锡镇江的短期旅行，至今犹有比较鲜明的印象。当时，朱谦之先生住在无锡惠山，我们的无锡之游一半也是为了他的邀约。他的住所是一家破旧的祠堂，我们便在他那里住了几宿。那里是绿水一泓，树木苍翠，的确不失为很好的消夏场所，但是蚊子太多，我们又没有避蚊的设备，因此后来沫若回到上海，竟害了一场很厉害的疟疾。谦之招待我们非常周到，并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朋友。我们在那里认识了袁家骅先生，一位富于情感的纯洁青年，以前有一个时期曾为创造社的刊物经常寄稿。又因袁家骅先生而认识了孙寒冰顾绶昌诸先生，当时家骅在师范学校的同学。沫若对于青年朋友，时时存着一种警惕，深恐对方期待过高，接触以后反而容易引起幻灭的感觉。因此，他有意地不去积极地和青年接近。但是，一般青年朋友却都愿意接近他，而且和他接近过的朋友对他都有很深的印象。这大概是他的热情和战斗性能够特别地吸引青年吧。在无锡住了几天，我们顺便乘车到镇江去。我们只游了金焦二山，却受尽了和尚的虐待：金山寺的和尚每开一道门便勒索一回“买路钱”；焦山的和尚在我们面前摆开一本大缘簿，并且列举了康南海等几个大善士，叫我们也照样布施。旅馆里是野鸡跳梁，我们这两个书呆子只有退避三舍了；却不料又招来了茶房的白眼。我们是眼中饱尝了山水的清景，心头却饱吃了人间的闷气。就这样抱着矛盾的心情，我们又挤上了煤黑的三等车，直接回上海去了。

《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内容决定了以后，沫若便把一切编排上未完的事务托给达夫，不久他就去日本了。达夫和我还在泰东编辑所内作了一个时期的食客。等到季刊编排就绪，《沉沦》出版问世已经是夏尽秋来的时节了。达夫乘轮西上赴安庆去教书。我将《鲁森堡之一夜》的译稿交给泰东，带了赵南公赠送的八十元的路费，也买轮东渡重到日本读书去了。

《创造》季刊的创刊号直到翌年5月1日才出版。不料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和他所写的编辑后记，因为指摘了不良的翻译，竟触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权威者胡适之先生。季刊一出世，招来了这批人物的恶意的谩骂。沫若仿吾两人为了应接这次挑战，曾花费了许多气力。他们的学识和论战的态度，博得了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的好评。这次论战虽由于对方的自尊心而未能发展下去，可是创造社和《创造》季刊的地位却因此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创造》季刊的编辑，以后便由沫若达夫仿吾三人轮流负担，而实际上负责最多的仍旧要算沫若。

也许有人要问，当初为什么不出月刊呢？这理由很简单，就是大家很慎重。第一，大家都怕自己力量单薄，担负不起一个月刊。其次，对于发表作品的态度，大家都很严肃，宁愿三个月发表一次，给编者以严加选择的余地。事实上，那时候，就是业经成名的沫若达夫仿吾资平也都还未曾由大学毕业，其他许多朋友，不是刚进大学，便是正在高等学校读书，既没有写作的时间，更缺乏发表的勇气。笔者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己虽然在《创造》季刊上也露过几次面，但在这期间，一方面忙于学校的功课，同时又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发起了一种通讯运动，自己便用“虚舟”的笔名，经常给《新闻报》撰写特约通讯了。这样匆促繁乱的生活当然杀害了文艺写作的情绪，结果，自己便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社员，对于这样的社员，沫若从来不加苛求，而只将工作的负责加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负担因此便更加重了，回想起来，如今犹觉惭愧。

新文艺运动的开展和创造社所引起的巨大影响，使沫若仿吾达夫诸人不能长此冷静下去。三个月才出版一册的《创造》季刊再也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创造周报》便应运而生。本来，周报并不是用以代替季刊的，作为高级的理论和创作的杂志，季刊是依然存在着。周报不过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而已。但是，因为周报的工作繁忙，加之不久继着周报又孳生出了《创造日》，更是忙上加忙，在这一个时期，《创造》季刊差不多是等于停顿了。

《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若说这一时期是前期创造社中最活跃的时代，怕也不是夸张吧。

创造社拥有为数不少的热心读者。图为柳无忌1927年5月购买的“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这时候，沫若仿吾达夫三人都在上海。沫若并且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把家小也搬回国了。周报这样受到社会的欢迎，大家都很高兴，可是生活依然是一块很重的石头压在各人的肩上，杂志销路固然很好，可是，为了维持一个千疮百孔的破落书店，这还感觉不够，至于作家的生活问题，老板那里会顾及呢。物质生活的困难迫得大家不得不接受一个外来的提议：就是给《中华新报》包办一种每日出版的副刊，这就是《创造日》。每月的稿费和编辑费一共是一百元，编辑由达夫承担。当时每月百元的收入对于达夫的确是不无小补。但是，达夫既然主编.《创造日》，对于《创造周报》自难兼顾；仿吾又须处理编辑上的一些琐细事务；结果，写文章的重担子便又落在沫若的身上了。当时，沫若的活动真是值得惊异的。差不多每期周报上，都有他的文章，不是诗便是小说，不是创作便是评论，不然便是翻译。对外的笔战也都是由他一马当先。至于这场笔战，是由自己引起的，或是由别的朋友引起的乃至由于毫不相识的朋友所挑起的，这在他无甚关系。他之参加笔战，主要地是为了主张公道。不料，争论的对方，竟有假借名义虚构事实，俨然学村妇骂街的。现在偶一翻阅当时的旧报纸杂志，还会使人发生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情。

周报和《创造日》上，出现了许多新作家的名字，周全平，叶灵凤，淦女士，倪贻德，严良才，白采，邓均吾，柯仲平及敬隐渔诸先生都是在这个时期中露出头角的新人。这些生力军的出现，给创造社的活动上，自然添加了不少的力量，扩大了不小的影响。这个事实又表明了创造社不只是一部分留学生出身的文艺作家的小组织，而是在中国的文艺青年中间已经生了根的文艺集团了。这是创造社在文艺运动上获得成功的具体表现。这些青年作家参加到创造社的阵营，十有八九是对于沫若个人发生了特别的联系。沫若的作品，尤其是沫若所表现的那种反抗的斗争精神，的确对于当时的青年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青年作家由于他的号召而参加到创造社的旗帜之下是极其自然的事。沫若对于青年作家的关心和帮助也异乎寻常。沈松泉在泰东当校对的时候，沫若因为他的诗还写得不坏，曾经计划带他到日本去读书。周全平的生活很引起了他的同情。记得有一次，为了周全平的一点稿费，他由哈同路步行到提篮桥那边，给他亲自送了去。像这样的举动，在热情的沫若，是一点也不稀奇的。

当《创造日》刚告结束，《创造周报》渐近末期的时候，自己由北方到了上海。这是日本地震那一年的秋冬之际。那一年的暑假中，我和几个同学到刚从日本手中接收回来的青岛去消夏，暑假将满的时候，日本的东京及关东一带地方发生了大地震。东京几乎毁灭。各地的损失很重。情形虽不甚明了，开学似乎是延期了。我便趁这机会，先到北京会见了沈尹默张凤举诸先生，又到承德邯郸去探望胡笠僧刘允臣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后来便由京汉路取道去武汉，转乘轮船东下，到上海已经是深秋了。当时达夫已离沪北上。沫若和仿吾都住在哈同路民厚里。沫若的太太和小孩也住在那里。我仍然到马霍路的泰东编辑所去作寓公。在那里，我认识了邓均吾先生。均吾那时在泰东担任校对，可是他的音节美丽的抒情诗，很受沫若推重，已经成了《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的重要写稿者了。我们虽是初见，却处得很好。并由于均吾的介绍，我认识了沉钟社的陈翔鹤先生。均吾翔鹤都是川人。此次入川，都在成都遇到，偶而谈到当年上海的情形，彼此都有不堪回首之感。当时沉钟社是新兴起来的青年作家团体。他们的倾向跟创造社很相近，可说是创造社的一支友军。

这次到上海后，自己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于创造社没有尽过自己应尽和能尽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惭愧的事。那时候，经了长期战斗之后，沫若和仿吾多少不免有点疲劳。沫若正在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继续在周报上发表。仿吾除了编排和跑印刷所以外，只有余力写点短小批评论文。达夫是到北京教书去了。自己一到上海，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可以给周报上多写点文章了。在上海小住的那几个星期，仿吾常常到马霍路来等着我的稿子。说起来很惭愧。自己虽走过北京武汉各文化都市，并看见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可是对于当时文艺界的情形和文艺运动应取的方向却十分茫然。因为给《新闻报》写了二三年的通讯，在北方又听了一些政局有关的消息，就凭自己一点单纯的政治感觉，发表了一篇论文：《国民文学论》，这篇论文是非常粗杂杜撰，可是在当时也并不是毫无时代的社会的根据。当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民族解放的浪潮渐渐高扬起来了。全国都热烈地期望着一种统一的革命势力来完成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一般人对于文艺界的期待也在于提高这种情绪，促进这种革命的实现。“国民文学”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预感着这样的期待，笔者在不完全的思索之中，所杜撰出来的口号。笔者没有正确地把握着时代思潮的主流和革命势力的动向，只提出这样空洞的名词，不仅意义含糊，且有妨害文艺运动正常发展的危险，这是非常遗憾的。这篇论文在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三期，沫若仿吾二人对这主张都表示缄默。我曾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沫若以为“国民文学”一语缺乏明确的界说，作为文艺运动的口号，不大适当。后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见解是对的。但这含糊的主张，在国外的朋友中间，却引起了相当的共鸣。木天首先发表赞成的意见，并因此和北京的文人发生过争辩。乃超初梨也表示过局部的赞同。王独清从法国来信，热烈地表示拥护。回国后，我们在广州会面的时候，独清还曾极力怂恿我发挥国民文学的主张。但笔者早已感到这个主张的空洞，没有接受他的鼓励而把这种议论再发展下去。

《创造周报》时代可以说是前期创造社的全盛期。但是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却也以周报为发展的顶点而渐渐地不能不走向退却的道路。本来，沫若仿吾达夫三个人尽力来维持两种时间性最紧迫的刊物，是已经够忙了。而所得的报酬远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在这样情形之下，这样繁重的工作怎么可以持续下去？适逢其会，北京大学有一个讲师的位置，达夫便接受聘书北上了。《创造周报》从十一期以后就没有得到达夫的文章，《创造日》的编辑也只好由百忙中的仿吾兼代。三个人还忙不过来的工作，如今压在沫若和仿吾两个人的肩上，他们的劳碌是可想而知。但是他们二人没有表示过消极，也从未责备过不参加工作的留在国外的同人。当时文坛情形非常复杂，作家间和社团间彼此不甚和好。仿吾从事批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犀利的笔锋，得罪了许多人。外间给他送了“黑旋风”的绰号。文坛上的这种浅薄无聊的空气使他感觉不耐，而大革命前夜动荡不安的时局又使他不能安心于写作。他愿到南方的革命首都去做些更有意义的实际工作。他在大学本是专攻造兵科的。到广州后，他先作广东大学理工科教授，北伐时代，他曾主持过黄埔的修械所。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情形如此，必须早作退却的准备。《创造日》因他种关系先行停刊。同时，泰东书局又有编印文言教科书的计划，更使创造社同人下了断绝关系的决心。沫若的家眷跟我同船回到福冈。《创造周报》在仿吾离开上海之前也终于宣告停刊。达夫到北大后，跟现代评论社同人颇有往还。他很想拉拢两方面的朋友，使创造社跟现代评论社合作。得到《创造周报》停刊的消息，他由北京赶到上海。那时候，沫若已去日本，他同仿吾商量了一下，便在终刊号的前一期上，宣告了创造社与《现代评论》的合并。沫若在事前虽然一点也不知道，事后却也不便反对。后来达夫几次来信催稿，他还给《现代评论》寄过一二篇短文章。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曾引起各方面的注目。嫉视者固然不少，可是想跟这一群战斗的作家接近合作的也大有人在。《创造日》便是很好一个例子，《中华新报》是当时政学会反对曹锟贿选而创刊的报纸，由署名一苇的张季鸾先生主笔政。季鸾先生本是留日大高同学中的老前辈，爱好文艺，对于沫若的作品素抱好感。在一次同学会的席上，他向沫若提出了邀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的意见。沫若得到达夫仿吾的同意便接受了。《创造日》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刊的。这当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作，因为，当时创造社同人对手实际政治问题并不关心，对于政学会的主张和行动更是不闻不问。仿吾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反驳章行严先生主张文言的文章颇使该报主持人感到棘手。及到章行严南下之后，该报社长殷铸夫先生提出停止《创造日》的要求。沫若和仿吾也感觉到人手单薄，难以应付两个刊期紧迫的刊物，乐得借此下台。《创造日》出满了百期便自动停刊了。沫若在新文艺上的成绩也曾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的注意。高梦旦先生屡次托人探询过沫若加进商务编辑部的可能性，并且表示过愿请沫若主持《小说月报》。沫若坚决地辞谢了，为的怕惹起文艺界无谓的纠纷而妨害了整个的新文艺运动。不过从此以后，商务方面对于沫若和创造社同人算是开了大门，《东方杂志》曾发表过沫若几篇小说和散文。沫若和胡适之先生在上海的会见，也是由于高梦旦先生的周旋。当时笔者也曾忝列末席，觉得胡适之的谈吐风采都很不坏，不过他谈话的主题是以张孝若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却使沫若和我感到乏味。创造社与《现代评论》的联系大概是以达夫为主，仿吾也有点与闻。然而性质倾向两不相同的团体，合作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达夫的宣言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创造周报》停刊的时候，沫若已于一个月以前赴日本去了。在福冈的郊外，他写了不少的东西，如《橄榄》，《落叶》，《山中杂记》等，各在《学艺》，《东方杂志》，及《晨报》副刊上分别发表。但是日本的乡村生活并不能使沫若的心长此平静下去。中国是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军阀混战政局混乱，住在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国土内，任何人的心中都感觉焦急，而况像沫若那样情感强烈的人如何能呆得下去。因此，不过半年，他又回到上海来了。不久，学艺社的朋友们，王宏实郑心南周颂久何公敢诸先生筹办学艺大学，沫若因友谊关系主持该校文科。又以同样的关系，给何公敢陈承侯诸先生主编的《孤军》杂志上，也写过稿。直到沫若在《洪水》上所发表的文章为孤军派的同人所攻击，他才离开学艺大学而到广州去。

《洪水》是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等《创造周报》所发现的一群青年作家所发起的，而主要的推动力却仍是沫若。最初是一种小型的刊物，创刊号出版后便停顿了。第二次又改成十六开本而另出创刊号。在这一期上就登载了沫若的一篇论文。三期以后，每期都有沫若的文章。但沫若在当时所负的责任，不单是写稿看稿，而且还须在经济方面想办法。他常常拿商务或其他地方所得的稿费来应付《洪水》的急需。一直到后来有书店接受了，这方面的麻烦才减少了一点。这时候，创造社的老同人都不在上海，只有沫若跟一班青年朋友撑持着，其艰难困苦的情形是不用多讲了。

沫若此次回国，对于政治的关心已经超过了他对于文艺的兴趣。当时，北洋军阀已到末日，“五卅”事件又激起了全民族的公愤。革命势力已经在广东打定了基础。整个中国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播动着。革命的大风暴就要袭来了。时代先驱者的诗人早已呼吸到这个大时代的气息。他在《洪水》上连续发表了许多关于政治社会的论文。自从《穷汉的穷谈》等几篇论文发表以后，旧势力及其代理人对他仇视，而在另一方面，革命势力却也注意到他了。广州的国民政府请他到中山大学去主持文科。就在“三一八”那一天，他同达夫独清三人同船去到广州。在整顿了中大文科之后，由于革命的热情他参加了北伐军的政治部，主持北伐的宣传工作。这以后，他的政治活动早已彰彰在人耳目，这里没有重加叙述的必要。

就在沫若去广州前后，由于他的号召，创造社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出版部的业务由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柯仲平等六七位青年朋友分头担任。而出版部的经济基础则全靠沫若达夫等几个成名作家的书籍，而沫若的著作和翻译尤其有决定的作用。出版部成立以后，首先收回以前泰东书局无版税出版的《女神》，《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沉沦》诸书由出版部自己印行。经济基础稳定以后，便着手恢复机关杂志。鉴于季刊太慢而周报太忙，这回便决定出《创造月刊》。因沫若仿吾达夫都在广州，就决定在广州编辑而在上海出版。虽然当时革命情势已经非常高涨了，《创造月刊》还很顺利地出了六期。及到沫若从军北伐，战事爆发，上海情势紧张，《创造月刊》不能不暂时停顿；但是出版业务并未遭受挫折。

沫若从军北上以后，木天和我先后到了广州。创造社同人，在这时候才团聚了。可惜沫若不在场，大家对于社务和战时工作没有能够好好地商讨。出版部的情形也因地域远离而不免发生了一点隔阂。达夫自告奋勇，首先回上海整顿出版部去了。中大改组以后，木天去到北方。年假中，我曾一度去日本，第二年春天回国的时候，情势却已经大变了。在广州小作勾留，我又匆匆回到上海。不久仿吾达夫也先后到上海来了。大家觉得应该恢复工作，虽也讨论过几次，而不能决定很好的作法。沫若由香港归来的时候，达夫已经宣告脱离创造社了。当时初梨乃超彭康镜我铁声起予诸兄正在日本读书。因为我回国以后屡次谈到他们对于创造社的批评和希望，仿吾便到日本访他们去了，此时正不在上海。恰好鲁迅先生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沫若和我都主张跟他合作，恢复周报，名称不定，由双方共同主持。蒋光慈也赞成。遂由我和光慈同去景云里访问鲁迅，提出合作办法。鲁迅先生很赞成，并主张仍用《创造周报》名义。于是《创造周报》复刊的预告曾出现于沪上各报，撰稿人还是由鲁迅领衔的。仿吾和留日诸同人不甚理解当时情形，不赞成周报复刊，遂致作罢。后来，创造社另出《文化批判》，对于文化运动的确推进了一步，但因批评了鲁迅，引起了以后无谓的纠纷，深觉可惜。

后期创造社出版部旧址——上海麦拿里a11号

创造社重新出发以后，沫若依然积极地参加工作，并且在那种极端不安的生活中，他完成《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终于因为某种关系，他不得不悄然离开祖国的土地。不久，他的家小也追踪他而东渡了。

此后，将近十年的国外流寓，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极其艰苦的。但是，这种异常艰苦的生活并没有使沫若屈服，相反地使他在另一方面有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他用科学方法整理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宝贵资料，他站在新的观点去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指出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满可以跟他对中国新文艺的业绩相提并论。而在专攻历史的朋友们，认为沫若在历史方面的著作可以超过他的文艺作品而永垂不朽。笔者是门外汉，对此不敢妄赞一辞。

沫若治中国上古史的成绩，门外汉固然不敢多言，但是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动机由来已久，笔者却敢加以证明。记得我们在上海初次见面的期间，他常常表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胡适的哲学史断自老子以下，他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偷懒和武断，他的丰富的古典知识使他相信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化。然而他却不愿根据几部古书，就遽下结论。他当时屡次表示须用科学方法整理旧的资料，去研究古代的真正状况以匡正那种偷懒和武断的做法。在大革命前后，他找到了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流寓国外的寂寞生活使他偿了十多年来的宿愿。他的研究工作是在非常不顺利的环境下进行的。日本宪警的压迫，研究设备的缺乏，且不用去说，物质生活的困难就使他的工作发生了许多曲折波澜。繁重的家庭负担及孩子们教育费用都须由他的一支笔担负起来。因此在研究工作的中间，他不能不从事翻译和写作来筹措一家大小生活上所必需的费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之下，他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断地继续研究，终于得到伟大的成就，这怕不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吧。

沫若的二十五年来的精神活动，简直是一部雄伟瑰奇的史诗。以伟大的中国革命为背景，这部史诗是交织着悲壮的诗，激烈的剧，遒劲的散文和深锐的思索，而上面还须加上鲜明浓厚的时代色彩。历史的车轮前进不停。这部未完成的史诗也将随着向前迈进。

原载1942年3-6月及1943年4月重庆《文坛》半月刊第1-5期及第2卷第1期；收入郑伯奇《参差集》。今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创造社资料》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