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

几年来，我心中积蓄了对沫若的深切怀念。六十多年的相处和友谊，好像电影的镜头，一幅幅在我脑中闪现，往事历历，恍如昨日。

我同沫若相识在1915年夏天。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他也只有二十岁出头。我们都在日本冈山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学习，准备升入大学，我们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他学医，我学工。两人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我们一见面就很要好。在冈山，我们住在一起，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我还记得两人共同拍浪击水，在海里一次游出十几里之远，然后再游回海边。他常说大海能唤起他的激情，一看见海，什么忧郁和烦闷都没有了。我们四个人住一小套房子，我的房间稍大，大家常聚在我那儿，天南海北地谈论。有一次，我们作对句玩，每人对一句七言的顺口溜，轮流说。记得我先说“两千米达三千步”（指散步的距离），沫若立刻指着大家说“一个房间四个人”。

以后，我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沫若入了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学医。五四运动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使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我们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沫若因此不想学医，我也不想再学原来的学科。1921年4月，我们相约一块回国从事文学活动。记得那次我们又共同欣赏了蓝色的大海和飞翔着的白鸥，沫若兴奋地说，大海在演奏生命的颂歌。

六十多年来，我们一块儿享受了许多战斗的欢乐，也一块儿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的考验。我们有着无数次相聚和分别。此刻，我脑中浮现出在海边多次接送沫若的场面：在黄浦江畔，我接他从日本回国，又送他到日本去，在珠海之滨，我接他到广州，然后共同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沫若成了被敌人通缉的“要犯”，他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同志很关心他，决定让他全家到苏联去。船票也订了。沫若突然得了斑疹伤寒，几乎死去。就这样误了去苏联的行期，最后恩来同志不得不安排他转往日本。他走那天夜里，敌人正计划捉他，我们两人由内山先生引着，在一个日本人开的旅馆里躲了一夜。次日晨，沫若上船，我却不能公开送行，只能暗中看着他走。这是一次不能送行的离别，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抗日战争开始，沫若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回到了祖国，以后他一直在***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我在延安接到他从重庆带来的衬衣、毛衣和钢笔。那支派克笔我一直随身带着，它跟我在敌人后方辗转了好多年。

开国之后，沫若喜欢到全国各地走走。他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也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及时向中央反映。一次，他同于立群同志到杭州，我同老伴儿张琳也在杭州，大家在这儿不期而遇，心里分外高兴。事情也巧，我同沫若第一次游西湖是在1921年4月。那时，我俩带着馒头和豆腐干，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走了许多冤枉路。事隔四十年，想不到又是故人游故地。触景生情，我们自然无限感慨地回忆起了青年时代那次“壮游”。这次游西湖，是乘的汽船，同船的还有画家傅抱石夫妇、潘天寿夫妇。汽船后边带一只小小的拖船。有这么一种奇妙的现象很有趣：湖水被汽船激起了浪花，闪闪发光的银色鱼儿先是随浪高高地跳起，然后又一条条地落到小拖船里；到了船里，它们还不停地跳着、舞着，上下扑腾着。大家都看得笑了起来。午饭时，大家饱餐了西湖鲜美的活鱼。这些鱼，给我们的相聚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是我们畅游西湖的一个小插曲。

以后，“文化大革命”——革文化的“大革命”来了。我们天各一方地受冲击、挨批斗，彼此都很苦。那时大家说话都变得很谨慎，怕有人杀回马枪，唯独在知己的老朋友面前，可以思想解放，无话不谈。记得我同沫若谈到现状，都感到苦闷，但谈到将来又都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停顿，坚信“***”的统治不会长久。

我写了一本书《长征回忆录》，送他时，他立刻翻着读了起来，对我说：“仿吾，你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写了这么本好书？”以后，于立群同志和秘书都告诉我，沫若最后离开家到医院时还说：“带着仿吾那本书。”沫若逝世时，这本书还放在他病房的茶几上。沫若、沫若，你对我的友谊真像海一样的深呵！

沫若离开我们四年多了。四年多来，我们的事业有很大发展。沫若如有灵，一定会非常高兴。

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一定能实现！

原载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今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5年1月出版《成仿吾文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