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这支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的新文化劲旅，从1921年6月成立，到1929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驰骋了近八年时间。倘若加上从1918年夏开始酝酿出版一种纯文学刊物的受胎期算起，这个社团前后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初期创造社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骨干，主要成员还有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人，除了王独清以外，几乎全部是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长时间的海外生活，使他们快捷而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流行的西方思潮，也使他们切实体味到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低人一等”的苦涩，急迫地期待着华夏文明的复苏振兴。他们怀抱着“尽我们的至善，为社会谋一点福”（郁达夫语）的热忱，从创办《创造》季刊开始，如异军突起，扬起充满浪漫色彩，主张个性解放的大帆，涌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1925年的“五卅惨案”，使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部分创造社成员把目光从纯文学的角度转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迫切地意识到建立革命文学的社会使命，成长为一批努力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创造十年》是郭沫若1932年流亡日本时对1918年至1923年创造社前期活动的回忆。1924年至1926年的活动被写入《创造十年续篇》。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

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还有郑伯奇、陶晶孙、成仿吾的文章。他们的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创造十年》和续篇的作者给这些创造社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郭平英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