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作呈献给——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
第一章
1
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每回从郊区回来，下了公共汽车，走拢东单十字路口时，侯锐总希冀能看出一点征兆，预示着立体交叉桥即将动工。
然而，他总是失望。
十字路口西北角，把口的那座古旧大棚构成的“东单饭馆”，依旧触目惊心地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家永远拥挤的饭馆一侧，照例有人排队在购买煎饼卷油条。三十年了，这座丑陋陈旧的饭馆虽然一再粉刷，却永不见拆除重建，它还要存在多久呢？
侯锐走到十字路口的铁栏面前，点燃一支烟，朝十字路口西南角望去。那里的人行道后侧，成l形竖立着高大的、连续不断的商业广告。他很快便发现了广告的最新变化：拐弯处的一幅，换成了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广告，一个巨大的孙悟空从彩色电视机的荧光屏中飞出，背景用无数小金属圆片组成，随着空气的流荡，小圆片微微摆动着，在夕阳映照下，构成了金波闪动的视觉效果。望着这些彩绘的、充满匠气的商业广告，侯锐吐出一口烟来。他想，生活毕竟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多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东西，即便还不能立即获得，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
侯锐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四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远郊一所公社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到这一九八〇年的秋天，他已经整整三十九岁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公认的美男子。他有着宽阔的前额，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短配搭恰到好处的鼻子和嘴，以及当中有天然凹槽的极富魅力的下巴。他曾经在高校运动会上拿过100米自由泳比赛的亚军，由此可以想见他有着怎样的体魄。但是，此刻站在十字路口人行道边上抽烟的侯锐，已经有点未老先衰，他的鬓发竟已斑白，眼角的鱼尾纹虽不甚明显，泪囊却已青灰可辨，而且昔日红润紧实的皮肤，业已变得黄黑粗糙。不过从稍远处望去，他仍不失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壮年男子。
侯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倚在铁栏上，望着东单十字路口壅塞喧嚣的景象。横过十字路口的东西向长安街固然宽阔，但与其垂直交叉的南北街道，特别是东单以北的街道，却狭窄得与长安街极不相称。这里分明需要尽快建起立体交叉桥。然而……
侯锐把抽剩的烟蒂扔到脚下，双手撑住铁栏，望着马路上纷繁驳杂的车流，任失望与向往的丝缕，在心头交织成一张五味俱全的网。
正在这时，有人用手掌拍着他的肩膀，令他吃了一惊。
2
侯锐扭过头来，一眼认出了面前站着的胖子，是大学时的同学葛佑汉。
葛佑汉当年是以在职干部身份投考大学的，比侯锐大五岁。他本想考个名牌大学，出来到研究单位去“高级”一下，万没想到只考取了个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胡同里一所最不起眼的中学当教师。这是葛佑汉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至今他仍极其怀念昔日的机关，以及他在机关当科员的那段生活。“要不是当时迷了心窍，非考大学不可，我早混上个科长啰！”这话他常对人说。到了中学谁都看不起，但别人几乎也都看不起他，因为他简直不会教课。后来他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又半真半假地时时为慢性肾炎而病休。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什么政治运动、十年动乱，对他虽然不无影响，但很难以此为线索来概括他的生活。多年来，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打听政治性小道消息，也几乎不看除家具图样和菜谱以外的任何书籍。而他居然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用五年的时间奔走在各个换房站，结识了无数的房管员，他乘人之危，如家庭纠纷、死了亲属而感到恐惧、家庭成员政治上沉沦所造成的窘境等等情况，以合法手续，不断扩大着自己换来的住房。目前他住着新楼区一种格局最佳的三层楼上的三居室单元，而他家只有三口人，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以及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他家里有着全堂颇为考究的家具摆设，这些东西都是他长年奔走于全市所有的信托商店，细致地加以考察、比较、选择、退换、卖掉然后再买进……逐一凑齐的。
此刻他腆着肚子，坦然地立在老同学侯锐的面前。他的圆脸庞上，眼皮、鼻子、嘴巴都肉嘟嘟的，显示着营养的充分与心情的闲适。他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草编菜篮，里面塞满了刚从东单菜市场买到的鲜货。侯锐瞥了一眼，只见两条湿淋淋、厚墩墩的鱼尾，引人注目地翘在篮外。
“嘿，我一眼就认出你后脊梁了！”葛佑汉敞开喉咙，满面笑容地说，“你这是干吗呢？闲了没事，用眼睛过车瘾么？”
“我才从学校回来。刚下车不大会儿，还没回家呢。”侯锐懒懒地说。他并不希望与这样一位老同学邂逅。
“怎么着，你们家还没搬吗？”葛佑汉依旧是喊叫似的问。
“往哪儿搬呢？”侯锐心上仿佛被刺了一刀。他尤其不愿意同葛佑汉谈论这个问题。他知道葛佑汉如今住着怎样的房子，看出来葛佑汉从骨髓里往外喷溢的得意劲儿和优越感。他从葛佑汉的眼神里意识到，对方的脑际此刻一定闪现着侯家三代同堂的平房小屋内的情景。
“别着急，等着拆迁吧，快了！”葛佑汉用空着的手指点着十字路口说，“听说这一二年就动工，修立体交叉桥；跟日本人订的合同，人家给钱，给设计，咱们自己施工；瞧着吧，那时候你们家就扬眉吐气了……”葛佑汉不容侯锐插嘴，忽然迈前一步，用粗短的手指点着侯锐的胸脯，降低嗓门，以极亲昵的口吻嘱咐着，“到时候别让拆迁办公室给坑了，他们准让你们往垂杨柳搬，不能去！那儿离造纸厂太近，喝了那儿的水要得癌；团结湖南区也别去，那儿地势低，一下雨楼底下全成了蛤蟆塘……你就咬定牙关，非团结湖北区不可，非三楼不可，非大过厅、双壁橱的不可……告诉你吧，‘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两句格言最灵验！”
“你的消息有多少根据？立体交叉桥，八字没一撇呢！”侯锐依旧懒懒地对他说，“我又不像你那么能耐，会换房。”
侯锐以为葛佑汉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会现出不高兴的表情来。谁知葛佑汉的脸上更增加了几分诚恳，他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你哪像我似的，豁出去，二皮脸，跑跑颠颠，求爷爷告奶奶的。再说你平日又在城外，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又得走人……”
侯锐已经偏过头去，望着夕阳渐暗、暮色缓降的长安街，继续想自己的心事，葛佑汉却心平气和地又跟他叨唠了几句，这才告别而去。
3
侯锐的家，就在离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倘若东单真要修立体交叉桥，他家住的那个院子，是非拆掉不可的。
侯锐慢腾腾地朝胡同走去。
胡同里一片灰色。灰墙、灰瓦顶、灰色的路面。像每回一样，侯锐一进胡同，情绪也便灰了下来。
侯锐近年来每周必回家，甚至于一周回家两次。其实从他那个学校跑回家来，要步行两里路，搭乘长途汽车，再换市内汽车，时间、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可他还是宁愿得空就往家跑。
侯锐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心中充满玫瑰色的意念，决心扎根农村，为在农民子弟中普及中等教育干一番事业。在这种心气最盛的时候，他一度半年才回一次家。然而纷乱的世事像无数把利剪，早已绞断了拴系在他心上的理想之线。这两年，他们公社所属的三所中学里，已经有十多名教师回了城里，说是照顾家庭困难、个人身体不佳，其实谁都清楚，他们自己也并不隐瞒：几乎全都靠的是死磨硬泡加拉关系走后门。调回城里以后，他们便纵情享受城市特有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又何尝有几个真的比以往更体贴地照顾双亲，又有几个真的静息养病呢？侯锐在公社所在地的镇上逛街，遇上以往教过的学生，他们大多已经成了公社地区见多识广、自认看透世事的活跃人物，他们总是劈面便问侯锐：“侯老师，您还没调回城里哪？”侯锐从他们的脸上、眼里，清楚地看出了一种轻蔑或怜悯的表情。生活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甘心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为人民工作，在人们心目当中竟成了可疑或可怜的状态；你还没有把自己调往更舒适的地方吗？你真没有能耐，你这人真窝囊！侯锐忍受不了这种对待，有一回他用反抗的声气说：“没调回去呢。没门路。你别光瞅着我乐，你倒帮帮我的忙，给我活动活动！”对方一龇牙，毫无顾忌，甚而面带几分得意，又掺杂着几分挑逗与轻蔑，大声地说：“行啊！可您能帮我干点啥呢？”侯锐扭身就走了。他恨自己，他轻贱自己，因为他一无钱二无权三无门路，他只能乞求别人救助，而无力拿出什么来与别人交换。在现今的生活中，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废物！“窝囊废！”他自己骂着自己，这样心里才不堵得慌。
前面就快到侯锐家的院门了。他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停了下来，站到电线杆下，点燃了一支烟。他望着那古旧的院门。据说那个院子几十年前是一家客店，因此里面拥塞着几层排房。侯锐家的那间屋子后墙上的小窗子现在亮着灯光，把一块粉不叽叽的带蓝花儿的窗帘布照透了。这块窗帘布在侯锐的心中勾起了一股酽酽的柔情，这毕竟是唯一称得起“家”的地方啊。但同时也从他心中泛起了一种酸苦的不平。门洞右拐是他的家，斜前方便是男厕。那些往来在长安街上的外地同志和洋人，大概万不会想到在这离长安街不过一二百米远的地方，竟有这样简陋、肮脏的厕所。记不得哪本书上曾经断言过，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究竟如何，最权威的标志是厕所的状况。其实侯锐他们院的厕所倒也并非不能打扫干净，但奇怪极了，虽然近些年来院中各家越来越讲究家具摆设，却对公用设施，如院中的路灯、自来水龙头，乃至这厕所，越来越不知爱惜、管理，厕所里永远乱扔着手纸，使人无处下脚。侯锐曾经下最大的决心，一个人去打扫过，但当时便惹得院里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他这一行动本身，似乎便意味着对院内长年住户的一种轻蔑，而这是他们所断断不能容忍的；再一次回到家中，侯锐发现厕所状况依然如故，他也便从此放弃了改造院内厕所的雄心。
站在自己家的院门外头，居然想了半天关于厕所的事。这真滑稽，或者也是窝囊废的一种表现。侯锐苦笑起来。
侯锐很不情愿地想起了刚才在路口的邂逅。不情愿，脑海中却偏浮现出葛佑汉的胖脸来，这说明人真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思维。侯锐去过葛佑汉家里一次，那三居室单元的每一个细部都令侯锐嫉羡得发狂。不是侯锐没有见过世面，侯锐去过城外的军队大院，那儿的单元房远比葛佑汉住的高级。但人家总算师出有名，葛佑汉凭个什么呢？
侯锐常常把葛佑汉的情况拿来同蔡伯都比，越比，他就越感到愤愤不平。
蔡伯都是他和葛佑汉共同的同学。蔡伯都现在是某剧团的专业编剧。近二年来，他的两个剧本都打得很响，剧团演出，电影厂拍片，出版社出书，对外刊物介绍，报纸上发表了不止一篇评论，电视台还邀请他同观众见面。用葛佑汉的话说，蔡伯都“成仙”了。但是蔡伯都又住得如何呢？直到头两个月，他才终于根据照顾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的政策，分到了一个两间的小单元。这单元恰恰在葛佑汉提起就要撇嘴的团结湖南区，并且位于一栋楼的最高一层。当然，这比以往三代四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平房中强多了，然而搬进去以后，依然并不显得宽松。葛佑汉和蔡伯都的住房情况，常常激起侯锐万千的感慨。要想把我们这个社会整治得真正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面貌，真是太难了。蔡伯都已算时代的幸运儿，但他只能依靠“组织”，他甚至比侯锐更不会寻觅、利用“组织”以外的，实际上比“组织”更有实际分配权的个人关系，所以充其量他只能分到这么一个单元。为了落实这么个最高层的单元，多少领导同志斟酌了又斟酌，画了多少圈儿，这才分到蔡伯都手中。而同一栋楼中那些二、三层的大单元呢？是否都住着比蔡伯都更出色、更知名的角色？怪，竟有好几家是葛佑汉式的人物。别光给人们讲述干部享受特权的故事了，也该让人们见识见识葛佑汉这样的市侩。昏庸的干部和善于钻营的市侩，就像枯木与毒蕈那样互相体恤着。
侯锐扔掉熄灭了的半截香烟。他依旧沉默地站在那棵电线杆下。路灯亮了，路灯光使胡同里的灰色转化为一种暗银色。不知为什么，这就使原本显得枯燥乏味的胡同增添了一种风韵。
忽然，侯锐的心提升到了嗓子眼。他先听到一种清脆的、节奏熟悉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然后，那期待中的、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路灯光的光圈中显现了出来。走来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穿着入时的豆青色外套和醉枣色长裤，头发烫成蓬松的大鬈儿，其中一鬈弯成一个c字，搭在长而不宽的脑门上；她的眼睛是细长的有如豆角，高鼻梁，厚而红的梭形嘴唇紧闭着；右手挽着一只洋红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充满自信地朝前迈进着。
侯锐目不转睛地，甚而含有几分挑逗地盯着她。当她进入到路灯光的光圈中时，她显然也发现了侯锐，但她仅仅是向侯锐投去匆忙而冷漠的一瞥，步履和体态却丝毫不为所动，咯噔咯噔地从侯锐身前走过去了。
侯锐转过身，把胳膊抬起挨到电线杆上，把脑门贴拢胳膊，痛苦地咬着嘴唇。一股烫水般的潮，在他心中涌起来。
4
侯锐爱过她。
他俩是小学时同学。上六年级时，有一回在校园里玩捉迷藏，不知怎的心血来潮，他俩一块翻墙躲到了一个死旮旯里。那里面布满多年无人打扫的厚厚的蛛网。他俩躲了一小会儿，便被阴湿的气息熏得心堵气短，而且，大的、小的、黑的、麻的，各种蜘蛛都爬到了他们的脖领中、头发里。那旮旯非常之小，所以他俩只得紧挤到一块儿。在那阴湿的、蜘蛛出没的人世一角中，侯锐体验到了最原始的最朦胧的一种冲动和觉醒。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压缩到了这样一个小旮旯里，只有他和她。他的脸离她的脸那么近，以至于他能数出她有多少根睫毛。他的呼吸连着她的呼吸。侯锐从一种最自然的挨挤和接触中，模模糊糊地懂得了女人的身体比男人柔软，而且有一种天然的具有诱惑力的气味。
他们躲在那里，时间仿佛凝固了。逮人的小伙伴找不到他俩，高声地呼叫着：“侯锐，出来！傅燕敏，出来！”他的眼睛从很近的距离望着她的眼睛，他俩从对方的瞳仁里发现了自己，他俩咯咯咯得意地笑了。
谁也没有逮着他们。他们悄悄地从那旮旯里爬了出来。当晚，侯锐怎么也睡不着觉，除了精神上的亢奋外，早起叠被抖搂出好几只压死的蜘蛛，也是使他辗转反侧的原因。
小学毕业以后，他们各自考上了不同的中学。侯锐上的是男校，傅燕敏上的是女校。虽然他俩同住在一条胡同，常有对面相遇的机会，但他们却再未通话。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存在着一种不容少男少女自由来往的封建性道德约束，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双方性格上的软弱。
中学毕业以后，侯锐上了师范学院，傅燕敏却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搞工艺美术的工厂里当出纳。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侯锐分到了远离市中心的远郊，很自然地，他虽然有过一些露水式的爱情经历，但要落实一个跟他登记结婚的妻子，却变得明显地困难起来。农村虽然不乏追求他的姑娘，以及把他放到婚事天平上称量的干部家长，但他却不愿那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于是乎他同千千万万的同代人一样，要依靠亲友给他介绍对象。这件事一提出来，他就主动表示愿与胡同那头的傅燕敏谈谈。
他们两人再一次很近很近地凑到一起，是在北海公园的濠濮涧。他们回忆起了小学时的生活，尤其是津津有味、互为补充地回忆了那一次在旮旯中躲藏的情形。回忆到最后，他那硬实的身躯紧紧地贴在了她那柔软的身躯上，于是，像人类社会中亿万次出现过的那样，他扳过她的头来，吻了她。
事后，他们被介绍人分头询问：“你对她有啥不满意的？”他说不出来。他觉得她额头太窄太长，这是美中不足。然而只要随时注意把额上的一鬈浓发披拂下来，不也看得过去吗？为了巩固对她的感情，他甚至于特意从各种角度唤起对那额头的好感。“我的额头是横宽的，她的额头是窄长的，我们后代的额头就将是苏格拉底式的……”他这样想，并且先是暗暗地，后是公开地称她的额头为“我的巴颜喀拉山”。
然而傅燕敏对他的考虑却远不是从美学角度出发的。她对介绍人说：“他能调回城里来吗？他家没房，我们在哪儿结婚呢？”这不能怪她，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实际。还是在濠濮涧，侯锐跟她背诵李商隐的无题诗，傅燕敏却痴痴地望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当侯锐背诵完了问她“喜欢不喜欢”时，她偏过头来，郑重其事地问：“咱们要是成了，你每月还得给你妈多少钱？”
他们的关系一下子便中断了。后来爆发了人所共知的“文化大革命”，要是在城里，侯锐算得了什么？而在他们那个公社，因为他居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首有十二行之多的诗，因此他便作为“反动权威”揪了出来。他被戴着高帽子游了街，高帽子上写着“资产阶级的孝子肾孙”——的的确确，“贤”字写成了“肾”字。他就作为“肾孙”被反复批斗了多次，最后罚他烧了两年的开水锅炉。他在那两年多里不能回家，因此，当他终于被“解放”、坐车返回家里时，他听到的头一个消息，便是“傅燕敏已经结婚了，嫁给了到他们厂支左的解放军。”后来那解放军脱了军装，转业在那个厂当了个副书记。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傅燕敏仅仅是回娘家时，才会出现在这条胡同里。
胡同依然是那样的一条胡同，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然而人变得多快啊3他们曾经在那蛛网密布的小旮旯中对望过，他们曾经在那幽邃的濠濮涧亲吻过，可是如今他们对面相逢，却如同陌生人般互不理睬！为什么不可以招呼一下呢？微笑一下就那么困难吗？不必过多地怪罪于身外的因素，在傅燕敏来说，她那越来越趋向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压榨干了她作为一个有过烂漫童年、初恋经历的人的感情；在侯锐来说，他那越来越趋于硬化的自尊心和与之相辅相成的自卑感，也压迫着他作为一个曾经是“巴颜喀拉山”的占有者的感情。
一阵小风吹过，挟来一股炼猪油的特殊气味。墙脚处，一股尘土打着旋儿远去了。这时，传来北京站悠扬的钟声，恰是晚上七点整。
第二章
5
一掀开门帘走进去，侯锐就看见弟弟侯勇坐在迎门的大床上，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
侯勇比侯锐要足足小九岁。他是一九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他那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的转换期，恰处于混乱而怪诞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惊心动魄的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里，他曾跟随着学校里的一批干部子弟横冲直撞地破过“四旧”。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他又同一批干部子弟到山西省插了队。侯家的门第，论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们的父亲侯勤丰是进过“死班”（不许回家的“学习班”）的，但是在许多干部子弟的周围，你总可以看到一些像侯勇这样的人物。干部子弟可以公开地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狗崽子”；他们在内心里也看不起那些往往因为吃激素过多而发胖的“衙内”，但是他们却又可以几乎是整天地粘在一起，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群体。侯勇亲眼目睹，乃至深入了许多干部子弟那荣辱起落无常的人生经历。他最了解他们，因而最尊重他们，也最轻蔑他们。他能极清醒、极细致地分清哪些是值得尊重的，哪些是必须报之以轻蔑的。
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侯勇他们正在山西的一个贫瘠的小村子里，高音喇叭里一边播出着“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集体户”里的干部子弟们一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高兴得大哭，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总算名单里还有；有的悲痛得狂笑，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果然从名单中消失掉了；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又出来了”而庆幸，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下落不明”而惶惶然；哭的、笑的、骂的、嚷的、吵的、痴的……一张张被离奇的政治生活折磨得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在侯勇眼前晃动着，他觉得那是一本最有说服力、最好懂的生活教科书。当然，也有冷静得出奇、并未变形的脸，那是某一两个有思想有见解、而又不以“衙内”自居的干部子弟，以及几个同侯勇差不多身份的平民子弟。真可惜，对生活教科书中的这类篇页，侯勇研究得却并不多。
一九七四年的时候，侯勇和一些知识青年被抽调到了当地的一所工厂当工人，不久，他就同一个军队干部的女儿结了婚。当然，结婚的时候，那个军队干部仍处于塌台的境地，在湖北的一处干校中每日里“围湖造田”；但是侯勇对命运所抱的期望没有落空，一九七七年，那个军队干部果然官复原职，举家迁回了北京，在城外远郊的某军队大院中恢复了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从此，同爱人一起调回北京，便成了侯勇最直接、最重大的生活目标。但是一来厂里死活不放，二来他那老岳父出乎他意料地“古板”和“无能”，时至今日，竟仍未调来。不过，由于厂里觉得侯勇在北京“有根”，到北京不用为住店的事发愁，还有诸多关系可以利用，所以让他担任了采购员，故而他常常坐飞机从太原飞回北京。此刻他手中摆弄着的，便是有待拿回去报销的飞机票。
见哥哥回来了，侯勇仅抬眼点了下头，便继续摆弄那飞机票，仿佛那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情。他是故意这样。对哥哥，他也是又尊重又轻蔑的。哥哥那一代人读过许多的书，看过许多他没有看过的旧电影，还出了蔡伯都那样的名人，而且蔡伯都出了名以后仍常同哥哥来往，这些，都使他不能不尊重哥哥。但是哥哥竟是那样的窝囊！一个农村的中学教员！学校连围墙都不完全，迈出宿舍的门便等于来到了粪味四溢的田野！哥哥竟一辈子没出过北京，没坐过小轿车，更没坐过飞机！要不是侯勇攀上了个干部家庭，哥哥可以作为亲友偶尔去做一趟客，哥哥甚至于没机会迈进四室一厅的单元地面，没机会见识雪白的陶瓷澡盆。窝囊废！
侯锐没想到弟弟又回来了。其实两个月前他刚出差来过一趟。知弟莫如兄。从侯勇那种摆弄飞机票的劲头中，从摊放在床上床下的显露出一种“场面上人”气派的旅行箱、手提包、民航机上免费赠送的口香糖、几份硬挺光腻的外文画报……上，侯锐一下子就看穿了弟弟的内心活动。他知道这是弟弟最蔑视他的时候，因此，他高度地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坐到紧挨着大床的桌边折椅上，用一种充分显示着兄长身份的庄重语气问：“这回待多久？打算住哪儿？”
侯勇头也不抬，把飞机票搁进一个考究的蛇皮钱夹里，挑衅似的说：“我爱待多久就待多久，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这意味着他不会待太久，而且，他照例要在这个家中住下。对于侯勇每次出差来北京，总是基本上住在东单这个拥挤不堪的家中，而并不到城外远郊的军队大院里去享受宽敞舒适的住宿条件，蔡伯都曾向侯锐表示过惊异：“这是为什么呢？小勇他们的孩子不也搁在姥姥、姥爷那边吗？无论坐地铁，还是坐汽车，进城也都还算方便，他何必非来挤你们呢？”对于这个问题，侯锐总觉得有点羞于如实回答，他笑笑说：“你是剧作家，你该知道他的潜台词，我倒等着你给我揭示出来呢！”
其实，侯锐清楚地知道，弟弟在那边是过不舒服的。他的岳父岳母，看来对他还很不错，但他的那些大舅子、小舅子和小姨，却总打骨髓里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趁火打劫的混入者。他们当面倒也没议论过他什么，但那种不把他当回事儿的神态，那种公开地为他老婆——他们的姐姐或妹妹——抱屈的情绪，以及每逢门当户对的客人们来访时，他们那种很不情愿把他介绍给客人的劲头，加以时不时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露怯”所遭到的嘲笑，都使他浑身不自在。在那边，他是一个处于劣势的扫边角色，而在东单这个家里，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处于优势的主角。
侯勇收拾好东西，紧皱着眉头往北墙的镜子前头去。屋里又狭窄又凌乱，他烦躁地把碍脚的一只圆凳踢往一边，凑到镜子前头，照了一照，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梳子，对镜梳起头发来。从倾斜的镜子里，侯勇看见了这个令人气闷的家外间屋的全景，他越梳越烦躁，头发不但没有梳平整，有一绺他力图拢平的头发，反倒翘得更高了。“真是狗窝！”他愤愤地嘟囔着。
说狗窝当然是不对的，说“人窝”比较恰切。确实，只有“窝”字才能形容出侯家生存空间的紧迫。他们住的原是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屋子。在侯勇的童年时期，这间屋子不但不显得狭小，甚而至于还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他五岁、妹妹侯莹三岁的时候，他们钻到方桌下面去“过家家”，一玩就是一下午。那阵儿，他们觉得世界有一张方桌大已经足够了。但是世界上却存在着如此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会一天天长大，屋子却并不随之展宽。到了侯勇和侯莹都上了高小时，屋当中便不得不经常拉上一块布帘。然而一块布帘毕竟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在沉闷的夏夜，侯勇从睡梦中醒来，第一次震惊地瞥见了还未熬过壮年阶段的父母理应避讳儿女的行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启蒙。那个夜晚过去之后，天明一起床，侯勇便仿佛变了一个性格。他原本对父母是极其尊重的，尤其是对母亲，觉得连她头上的每根头发都是那么神圣，但那天，当母亲照例提醒他上学时别忘了检查书包时，他却无缘无故地同她顶撞起来。
有那么几年，这间屋子减轻了压力。侯锐在远郊不常回家，侯勇到山西插队，妹妹侯莹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但侯家夫妇的头发也正是在那几年里大绺大绺地变白的。后来侯莹从兵团办“病退”回来了，侯锐又终于由蔡伯都介绍了对象，决定结婚，于是乎这间屋子又变得拥挤起来。为了给侯锐结婚，请房管所来打了隔断，一间大屋便变成了各不足九平方米的两小间。后来侯锐的爱人白树芬生了小琳琅，侯勇再带着他的爱人彭雪韵来看望公公、婆婆，里外屋最多的时候要同时活动着八个人。
现在反映在镜子里的外间屋，一靠东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双人床与北墙之间刚好能搁下一个小衣柜，上头摆满了各色家用的东西，也还点缀着一些玻璃花瓶、塑料花束、廉价处理的艺术瓷器等摆设。北墙的玻璃镜下面，支着脸盆架。一只圆凳和一张旧藤椅勉强地搁在那附近。双人床西边，靠南墙摆着那张祖传的方桌，上面铺着有橘红色大花的塑料桌布，两旁刚好各塞上一把铁脚管木折椅，方桌靠墙处摆放着暖瓶、茶具，这也就是平日大家吃饭的地方。方桌上方挂着镜框，镜框里是家庭成员们的各种排列组合的合影，也奇怪也不奇怪的是，占据着镜框中心的是侯勇岳父、岳母的军装照。其余几面墙上过于琐屑地张贴着一些年画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风景照片，以及电影明星的头像。在双人床正上方，年年照例挂着豪华艳丽的大挂历——那是在邮电所工作的父亲，自豪地拿回家来的一种单位难得赐予的福利，价值五元以上，却只以两元的优待价格卖给本单位职工。
平心而论，这屋里的一切绝不意味着贫穷，甚而可以说是富有一种甜腻腻的小康气氛。然而那种拥挤和壅塞的感觉，的确比贫穷更令人感受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窘迫。侯勇梳着他一头的长发，满脸是一种承受着别人侮辱的受难感。侯锐坐在桌边折椅上，望着镜子里弟弟的面影，心里更是难堪。侯勇长得一点也不像他。侯勇是一张长方脸，眉毛很浓很黑，眼睛长而略呈“八”字状，鼻子很直，嘴岔很大，他的牙齿虽然整齐，但有一颗门牙是灰色的，与周围的牙齿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甚而成了他的一个最令人难忘的特征。
望着这样一个弟弟，侯锐心里很难过。他们共存于这样小的一个空间，但他们的心却离得那么样的遥远。他应当对弟弟说点什么，才能逗出一个微笑，引出一点温情呢？
“你这回出差，是要办什么事呢？”侯锐尽可能蔼然地问。
侯勇已经梳完了长发，走到洗脸盆边去打算洗脸，毫不留情地说：“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侯锐气得夹烟的手一个劲儿哆嗦。他抬高声调说：“问问你怎么了？我不懂，你也可以讲给我听听！”
“我没心思讲那个。”侯勇发现脸盆里的水很脏，端起来冲到门边，掀开门帘就往外泼，不巧溅着了推车打侯家门口经过的邻居二壮，二壮一声吆喝：“长点眼睛嘿！”侯勇没理他，转身就到方桌边取暖瓶，提起一个发觉是空的，心浮气躁地就把那暖瓶一顿，提起另一个发觉水也不多，便破口埋怨起来：“一个个不知道整天净干吗了，连热水都不预备着，真跟猪似的！”说着便“哗啦”一下把那暖瓶中的热水，尽数倒在了脸盆中。
“你文明点好不好！”侯锐忍无可忍地说，“甭端出那么个架子来，好像大伙都欠你点什么似的。”
“得了得了，”侯勇扭过头，轻蔑地说，“你少费精神管我吧，把你这点精神拿去给你自己活动活动房子，比什么不强！”
“你——”侯锐站了起来，眼看就要跟侯勇吵开了，这时候一个人进了屋，她瞄两眼便明白了屋里的形势，顿下脚说：“吵什么吵什么，亲哥儿们，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
6
进屋的是他们的母亲。
这是一位已经五十八岁的妇女，体态已经略显臃肿，头发也近乎全白，但面庞的皮肤还很红润。仔细望去，就会发现大儿子侯锐眉眼非常像她。侯勇可是全然不像她，但这两年来，她最钟爱的，偏偏是对家里人说话一律粗暴蛮横的这个老二。
她原是附近一家街道绣垫社的工人，前年退的休。在她的老二戏剧性地娶了一位军队干部的千金之前，她的视野所及是极为有限的，她的日常生活中也简直没呈现过什么异彩。他们那个以绣边、烤黄小桌垫为业的小小作坊，除了两三个半残废的男人外，全是些未蜕尽家庭妇女气息的中、老年女工。记得有一回他们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从农村弄来了一车麻梨，不知怎的忽然也想到了他们那小小的绣垫社，允许他们也去购买一次便宜货。这件事竟使得她和她的同事们无比激动。这既体现着一种政治待遇，也体现着一种福利享受。她们提前下了班，结伴来到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院里，排队等候着称自己的那一份梨，轮到自己时，她们便尽可能地挑拣大个儿的、请求允许多买一点，而全然不顾周围人们的轻蔑与嘲笑。麻梨提回了家，她特意洗净了一只大瓷盘，充当临时果盘，将每只梨子都拭净供了起来。当晚上烫过了脚，与老伴分食麻梨时，她觉得那滋味简直不啻王母娘娘宫中的仙桃。
是老二侯勇的婚事，使她一下子获得了许多过去从不曾向往的东西。她被当作高级干部的亲家，迎进了四室一厅的高级单元房。保姆为她擦拭好了澡盆、放好了温水，请她先去沐浴；饭菜质量之高是不用说了，饭后的龙井茶有点喝不大惯，也姑且勿论；最令她感叹的，是从电冰箱中端出来一大盘水果。那么大的苹果，那么匀净的鸭梨，那么水灵的葡萄，也都还不算稀奇，那皮儿红得像泼了鸡血、肉儿白得像雪花凝就、味儿美得像能把魂儿勾去的鲜荔枝，在这夏末时节，你就是拿着一百块钱，奔王府井，奔西单，也买不着啊！……看完小电影似的彩色电视，亲家母拿出自己多余的一身毛巾布睡衣、一双绣花的缎面皮底拖鞋，请她到特为她铺设的席梦思宽式单人床上歇息，你想她是怎样的心情？
每次从西郊回来，她的精神世界都要变得更加丰富，而邻居的老年妇女们，有时甚而还包括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西屋钱大爷，也都要到她屋里坐坐，听她讲述亲家家里的种种情况。对于某些细节，他们还常常要一再询问，并同讲述者一起发出啧啧的赞叹。
但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便是或逢自己家的屋子漏雨，或因侯锐夫妇和孩子一齐回了家，而适逢侯莹也在家休息，屋子里乱成一团，每一行动便觉磕手碰脚时，她便不由得因暗暗地与亲家家里的情况相比而心绪黯然。亲家家虽好，毕竟不能常去；去了虽能享受一番，却也毕竟不能将那里的好处驮回这里。而一旦知道人世间原存在着远比自己舒适享福的所在，每日里这种粗糙猥琐的生活便格外难以忍受。当这种心境袭上身来时，她又不由得赌气地想：又何必攀上这么一门亲家呢？
然而毕竟是老二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东西。老二每次出差回来，她所采取的头一个行动，便是提上菜篮，到东单菜市场去采购一番。此刻她正是从菜市场回来，菜篮里塞得满满当当。
“妈，您不知道，小勇他越来越没礼貌了。”侯锐忍不住地对母亲说，“我好声好气问他话，他来回来去地干撅我。”
“礼貌？礼貌多少钱一斤？”侯勇不等母亲开口便接上去说，“我瞧见这么个家心里就烦，还臭讲究什么礼貌！”又不等气得咬牙的侯锐开口，伸手抻过母亲臂弯里的菜篮，刚看了一眼便说：“谁吃这个带鱼！跟您说过，雪韵他们家从来不吃这号无鳞鱼！”
母亲连忙道歉似的说：“嗨，那不是老头子他喜欢就着糖醋带鱼喝两盅吗？你就别下筷子吧，我这儿买的有鸡……”
但是侯勇的眉眼越发难看了，声调也更加难听：“你们有什么见识？只当鸡就是好东西！人家现在都不吃鸡，鸡身上有癌细胞，吃了不保险！……”
母亲气馁了，辩护说：“鸡都成坏东西了？那还有什么能吃呀？”
侯勇把菜篮子一推说：“现在讲究吃鸭子。鸡是热性的，吃了上火；鸭是温性的，吃了补人！”
母亲忙说：“你早不讲清楚，明儿个我就去买鸭子，鸭子倒比鸡还好买。”
侯锐实在憋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把桌子一拍，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命令似的说：“妈，您成他的什么了？您就不该这么宠着他，他凭什么在这儿摆谱儿？……”
母亲直望着老二，生怕老二动气，谁知侯勇在这种情况下却莞尔一笑，瞟了侯锐一眼说：“算啦算啦，妈，您快拾掇去吧；哥哥这是又嫉妒上我啦……”说完便迈脚钻进了里屋。
侯锐气得想冲过去跟他大干一场，母亲把菜篮搁到饭桌上，伸手拦住了老大，压低声音说：“你就让着点他吧，你比他大九岁哩！”
侯锐也便放小声量说：“可他也是个大人了嘛！”
母亲诚恳地说：“小勇没少为家里谋福利。没有他，咱们能看上电视吗？没有他，咱们连小厨房也搭不起来哟……”
侯锐没话说了。的的确确，好几年了，他们留在北京的一家人，凑齐了一台电视机的钱，但无论是老头子，还是侯锐夫妇，加上侯莹，都不能从单位里搞到一张电视机票，而侯勇上次出差回家，轻而易举地就给弄到了一台十二英时电视机，使这十六平方米的空间，每晚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小厨房也是侯勇连找砖带找人，几天之内给盖起来的；母亲还忘了提及煤气罐，那也是侯勇出差期间给弄的；而侯锐，这类的事他不是不想办，却一件也办不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能不承认侯勇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又何必去奢求他的礼貌呢？
侯锐坐在那里使劲嘬烟，不言声了。
忽然，里屋先是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便有人痛哭起来。
7
如果说侯家的外屋已经令人感到十分壅塞，那么里屋就简直有点像一个余隙不多的、古怪的仓库。这屋里很技巧地搁进了三样大件的东西：第一件是一架铁架双人床。这架双人床的四脚下垫着好几层砖，因此床下形成了另一个足资利用的空间；这本是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期为防震支起来的，后来虽然震情已经过去，但这种支架法所形成的好处实在令人难舍，他们便使其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安置；现在不但床上可以睡人，床下也搭着一个铺，同样可以睡人；暂不睡人时，还可以搁放大家脱下的外衣、手提包等物品。第二件是一个单人铺，也用砖垫得很高，底下则塞满了箱笼。第三件是一个自料加工的大衣柜，这大衣柜是属于侯锐夫妇的。可怜他们结婚已经八年，女儿小琳琅都已经六周岁了，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他们既然同在一个县里教学（但所在学校不属一个公社），难道不可以在那里安一个家吗？他们也曾下过那样的决心，把工作调到一起，在校园里安家。但是，他们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老实巴交的中学教员，在农村中学的校园里安了家，收入低，福利差，业务进修和生活困难没人关心不说，有的公社干部看你全家的档案、户口、粮油关系全在他掌握之中，便端出上级领导的架子，随时抓你的“官差”，一会儿让你去参加个什么“宣讲队”，一会儿让你去给他起草个什么材料，甚至让你去为他的亲属结婚写一上午的“喜”字和对联……所以他们最后宁愿分别在两个公社教书，并坚持把户口留在城中，顽强地追求着在市里建立一个哪怕是只有六平方米的小窝，这样，在那些公社干部包括学校领导面前，他们还能保持一点不可不有的独立性。近两年来，侯锐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找到房管所的房管员，要求给房。从理论上说，他们这一户三代六口人（小琳琅虽然平时跟着妈妈住学校，但户口也落在了爷爷处），住十六平方米，属于困难户无疑，房管所理应酌情加以照顾；但他们对房管员已经完全绝望，因为那位黄瘦矮小的房管员脾气好得惊人，任凭你去反复申述也好，强烈呼吁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扬言越级上告也好，他只是笑眯眯地把两手一摊说：“咱们这块地面没有空房呀！但凡有了一间空房，我先分给你们家，行吧？”于是侯锐夫妇就打了八年的“游击”，他们为单独立户而打制的大衣柜，也便只好塞在这间屋里。这屋里除了这三大件以外，还极其勉强地搁进了一台兼当书桌的缝纫机，以及两只用时拉出来不用时推进旮旯的方凳。
侯勇进到里屋，原是想到床上歇息一会儿。毕竟坐飞机旅行也是令人困倦的，何况他的心绪十分紊乱，亟需静卧加以调节。
里屋有一扇面向胡同的小窗，挡着粉红地带蓝玫瑰的窗帘，因而光线幽暗，空气也十分窒闷。这已经令侯勇十分不愉快了，而最令他触目惊心的，是在大床上张臂伸腿酣睡的妹妹侯莹。
一看见侯莹，侯勇心上就涌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个当年与他在大方桌下快活地玩耍过的妹妹，如今成了他实现自己回京愿望的最大障碍！诚然她是可怜的，然而又必得早些赶走她！
侯勇对岳父岳母出力调他回京是近乎绝望了。他想起了人们写过的一些反特权的文艺作品，包括蔡伯都那出引起轰动的戏里写到的干部形象，他真是哑然失笑！那实在都是些动画片上的单线平涂的形象。生活中的干部同任何一个别种人一样，各有各的丰富而复杂的个性。他的岳父岳母完全出乎他的期望，竟是两个十分无能、十分胆小的人。他们那冤案的平反，一是靠上面统一的政策，二是靠儿女的奔走，他们自己反而无所作为！他渐渐地看出来，他们两人的级别虽然都不算低，待遇也很不错，但他们在那个大院里却属于并不掌握实权的一类官儿。岳父是部一级的副主任，但那个部副主任竟有九名之多。岳母是个处长，但她经常病休，实权落在一位跟她面和心不和的副处长手中。不错，他们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但那的的确确都是凭他们的级别，靠他们的工资，合理合法地获得的。侯勇曾经很细致地推敲过他们的每一种享受的来源，结果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都并非“走后门”所得。比如二十英寸的日本彩色电视机、二百升的雪花牌大电冰箱……乃至冰箱中那令母亲回味不已的鲜荔枝，都是在百货商店和食品商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买来的，对于“走后门”，老两口与其说是从理论上认为不好，不如说是对此一窍不通，而又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胆小怕事的心理。他们的老大，侯勇的大舅子，是某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军队大院内工作，已经结了婚。偶尔回一趟家，他都要训斥父母一顿，不是说他们落伍，就是骂他们窝囊，老两口居然心平气和，以一副与世无争的和善到不堪程度的神态，听儿子数落。他们的老三，侯勇的小舅子，是个标准的玩世不恭、吃喝享乐的公子哥儿，他中学毕业待分配时，多次撺掇父母给他走个后门，混一身军装，父母力有余而胆不足，他闹得凶了，母亲居然哭着表示，可以养他一辈子，只要他别给惹事……后来他由学校分配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享受着厂里不少人对他来自“大院”而生的尊崇与羡慕，倒也自得其乐；如今他平均每月换一个女朋友，但还并没有搞对象成家的意思。他们的老四，侯勇的小姨子，凭分数考进了大学，虽然考分不高，只能当个走读生，但她觉得学校的宿舍哪有家中舒服，倒也不在乎每日骑车往返奔波。岳父岳母膝下有了足够的子女，而且侯勇夫妇的儿子又托放在二老家中，他们也安享了抱孙孙之乐，加以笃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故此对于侯勇和彭雪韵请求他们援助调回北京一事，就显露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有一回侯勇出差回来，同岳父谈及此事，岳父正站在他那特有的酒缸面前，打算舀一口酒喝，一听侯勇提起的又是调动的事，便毫不经意地说：“那儿搞建设也需要人嘛。你们嫌生活苦，让你妈月月给你们寄罐头好啰……”侯勇望着那酒缸，以及岳父那用长柄勺喝酒的模样，心里头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那酒缸是用养热带鱼的方玻璃缸改成的，足有电视机那么大，缸底泡满了人参、鹿茸、枸杞子、当归……一类的补品，缸里总保持着大半缸的白酒，又都是用茅台、五粮液、郎酒……一类的好酒兑的；一进岳父那间屋，便可以闻见这酒缸里冒出来得那么一种特殊的药酒香，尽管平时缸上总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厚玻璃板。侯勇往深里揣摩过：岳父究竟在追求什么？他显然并不指望再升更大的官，也并不想揽权主事，甚至连写点回忆录的念头也没有；他也并不像大院里某些个干部那样，拼命为子女去安排一个灿烂的前程；经历过十年动乱之后，他仿佛极度疲乏了，对一切都不那么认真、那么热心，但他却执着地渴望着健康长寿，他的魄力，他的创造性，他的坚持性，居然都体现到了经营和利用这样一个酒缸上！对于这样一个岳父，侯勇还用得着一求再求么？而且，侯勇明白，小舅子早晚是得在这个家里成亲的，因此，对于他和爱人的调回，纵使岳父岳母不感到有什么威胁，小舅子也将视为一场空间争夺战——很明显，即使侯勇夫妇的关系转回北京了，短时间内，乃至长时间内，都是不可能分配到宿舍的，而岳父岳母那里，是断然不能容纳两个子女的家庭的！
这样的事态，就决定了侯勇必须“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是不可能的。侯锐夫妇和小琳琅的户口，可以逼他们迁到远郊去。这样家里除了二老外只剩下侯莹一个户口。快让侯莹出嫁！侯莹一嫁出去——最好嫁得离家远点——家里就剩下二老了。于是乎可以让二老单位开出证明，证明他们年老多病而身边无子女照顾，凭这证明，再凭侯勇这些年来练就的活动本领，不难根据一条有关的政策，把自己夫妇的户口办回北京来！
因此，关键在于侯莹何时离家。而侯勇这回进到家门，向母亲问起这件事时，母亲竟还是连连叹气，侯莹仍然出嫁无门，她还要一天复一天地在这个空间里盘踞下去！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侯勇望着躺在大床上的妹妹，便不由得充满了厌烦。
侯莹睡得很熟。她洗了一上午衣服，中午吃完饭、洗完碗盘以后，从下午两点多便爬到这架大床上酣睡。她晚上要上夜班。侯勇回家时，她没有醒来。侯勇现在站在床前了，她依旧没有醒来。
其实侯莹睡得并不安宁，她一直在做着梦。那梦是混乱而痛苦的。她仿佛觉得自己是睡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土炕上，忽然起床号吹响了，她耳边响着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摇晃着她的身体，她可是怎么也睁不开眼睛，眼皮就像用万能胶粘住了。她是一九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关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命运，可以写成一本专门的社会学著作。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使得他们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和如期升入中学。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们才终于被叫到中学去报到，但是当时中学里的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每天到破败不堪的教室里凑合一小时的“天天读”而已，其余的时间完全是“放羊”。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全国，他们这一届学生是“连锅端”，全都端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了。于是乎侯莹在一九六九年也就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出身在小市民家庭、性格温柔、与世无争的姑娘，在兵团连队里是一个影子似的人物，人们时常忘记了她的存在，她也自甘于人们的轻视。她唯一的朋友是同一个连队但不同宿舍的另一个名叫李薇的姑娘。她们常常互相到各自的宿舍里坐坐，偶尔也到草原边上待会儿。但她们坐到一起时，并没有多少话好说，除了讲讲家里来信说了些什么、把家里寄来的东西拿给对方看看以外，她俩常常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一坐竟可以坐好久。侯莹和李薇的家境非常相似。她们的出身都不大好，所谓“家庭有渣儿”，但她们的父母又都算不上什么重要角色，既非“走资派”，也非地富反坏右，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不过是些小职员、小手工业者。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她们的家庭相对来说倒比较稳定。因此，她们没有什么大悲也没有什么大喜。她们周围的不少“战友”，或因父母“落实了政策”而买糖买酒请客狂欢，或因父母兄妹“自绝于人民”而自暴自弃，或从父母那里承袭了知识而顽强地自学进取，或因自身思想情绪的复杂化而采取一种浪漫乃至于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她们却是另一种情况，她们就像草原上那种最不起眼的营养不良的弱草，无论是牧人还是羊群，对她们都没有什么兴趣，而她们自己也开不出花来。后来，有一天下了工，李薇一个人到大渠边去冲洗胶鞋，跌到渠里淹死了。她的失踪直到几乎所有人都已睡进被窝时才被察觉，尸体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十多里外发现。对侯莹来说，这是她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在连队那个马马虎虎走过场的追悼会上，侯莹哭得喉热胸疼，这是她头一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这才知道，她原来也能迸发出强烈的感情……
李薇常常在侯莹的梦境里出现。可怜的李薇，她的母亲和哥哥在她死后立即赶到了兵团，并没有流出多少眼泪，却同兵团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他们先是要求赔偿五千元，后来退让到三千元，最后兵团却拿出了一个什么文件，论证出李薇之死并非工伤事故，所以不存在什么赔偿的问题。最后是母兄两人拿走五百元离去了事。侯莹一直把他们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里地远时，侯莹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带走李薇的骨灰。这是侯莹第一次认识到人生的冷酷。
此刻李薇又在侯莹的梦中出现了。李薇瘦黄的脸上，两只眯缝眼仿佛永远也睁不开。侯莹拉住她，求她陪自己去中山公园。李薇脸上毫无表情，但总算陪着她去了。仿佛是在唐花坞，又仿佛是在音乐堂前面的花坛边，一个男子冷冷地望着侯莹。侯莹直把李薇往前推，自己往李薇身后躲，这时候她听见李薇小声附在她耳边说：“我已经死了。死人还搞什么对象？你该见就去见吧……”侯莹身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她翻了一个身，李薇消失在一片灰雾当中。她追了上去，喊着：“别离开我！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不愿意再这么搞对象了！……”
是的，侯莹真不愿意再到公园一类地方去跟别人介绍的对象见面了。侯莹从内蒙兵团回到北京以后，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她的生活甚至于比在兵团时还要单调。她既没有二哥那种见多识广的机遇，也没有大哥那种建筑在博览群书基础之上的丰富的内心生活。她就是那么三班倒地去做工，做工回来就在家里洗衣服、做饭、采买日用品，余下的时间，也不过随波逐流地去烫烫头发、置一点鲜艳的衣裳、看几场电影而已。不知不觉地她就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起初，鉴于侯勇婚事的成功，父母对她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母亲公开跟亲家母谈过，希望能给侯莹介绍个高干子弟。但是他们的希望没多久就破灭了。侯勇一语道破地告诉他们：“人家高干少爷找对象，不是讲究门当户对，就是讲究大美人儿。咱们小莹论门第不成，论长相美人儿又够不上，哪有门儿！”这话是当着侯莹说的，侯莹本不太懂得男人对女人相貌上的要求，听了这话以后，自己偷偷照镜子，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相貌上就不符合高干少爷们的要求，她便首先灰了攀一个二哥岳父那般家庭的心。但是父母还没有死心，特别是母亲。她品尝了同高干家庭结亲的滋味。侯勇的婚事不过让她有了一个阔媳妇，那远不如有一个阔女婿来得神气。她不可能同侯勇一起入赘彭家，却有可能随侯莹到阔女婿家养老。那将是怎样的生活！所以，把侯莹介绍给高干子弟不成之后，她便又活动着把侯莹介绍给高干、高知（高级知识分子）本身，不是有那样的死了爱人的半老头子吗？“我们小莹脾气好、老成、贤惠，跟前妻的孩子准能合得来。”她竭力地为侯莹寻觅着一个能连带地为全家缔造幸福的续弦机会。然而岁月匆匆，这样的机会没有寻到，侯莹却已二十六七岁了。更令人忧虑的是侯莹竟明显地憔悴起来。有一回蔡伯都来找侯锐，遇上侯莹，这位虽然颇有名气却不懂人情世故的剧作家，当着侯家父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小莹看上去像有三十岁了，真快呀，记得我头一回来你们家的时候，她才这么高，像朵花儿似的……”这话令做父母的非常不悦。当年像朵花儿，如今又像什么呢？
父母和兄长们对给侯莹找对象的标准，逐月下降着。开头是找工程师、技术人员，后来是凡知识分子，哪怕是中学教员也行，再后来就变成：工人也行。但一定要全民所有制工厂的，没有家庭负担的，本人长得端正、没有不良嗜好的。于是乎侯莹越来越频繁地被约去会面。说实话，有几回在公园见过面以后，侯莹明确地向父母和介绍人表示了愿意，谁知介绍人不久便来道歉：人家男方见了面后觉得不满意。这对父母的打击比对侯莹本人的打击还大。本来还指望着把女儿嫁给高级干部家庭呢，你们小小的工人竟敢挑拣这样的姑娘！
连续的失败，使侯莹的性格更趋内向了。据介绍人说，对方之所以对侯莹不满意，是觉得她老气，说话、做派“发死”。为这个，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叨唠她：“你就不会活泛点吗？干吗老皱着个眉头、哭丧着个脸？亏得我是你亲妈，我要是婆婆，我也不乐意儿子讨这么个媳妇来家呀！”只有嫂子白树芬常常为她辩解几句：“甭这么折磨小莹啦。蔡伯都说看过一份资料，北京市如今二十三岁至二十八岁的青年，女的比男的多好几万，不止小莹一个姑娘找对象难。”
也不是没有希望得到侯莹的人家。然而那是怎样的人家呀！记得是个夕阳西下的傍晚，侯莹由白树芬陪着从陶然亭回来，俩人表情都很不开朗，显然，又是一次不成功的见面活动。侯莹回到里屋，脱下花格呢的外套，用梳子箆掉落在电烫大鬈里的榆钱儿，坐在床边上发愣。这时，西屋的钱大爷来串门儿了，他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儿。母亲正坐在外屋方桌边择扁豆，钱大爷说着说着，借着酒劲儿，乜斜着红眼睛，开口道：“你们小莹找对象的事究竟怎么着了？自然我们二壮是癞蛤蟆不该有吃天鹅肉的想法，可这孩子打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蹦跶，是不是那种好吃懒做、使奸耍滑、遛马路瞎胡闹的‘胡同串子’，您心中该有个数儿……”侯大妈听到这儿大吃一惊，钱大爷是个退休的三轮车工人，他那二壮是个房修队的壮工，他们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也太小瞧侯家的门槛了！她立时就把装扁豆的笸箩一顿说：“他钱大爷，您今儿个又喝多了吧！”钱大爷搭讪着走了，里屋坐在暮色中的侯莹却一颗心跳个不停……
难怪此刻侯莹的梦境中又出现了二壮。二壮正光着膀子，在他们家门前的一丛向日葵底下做木工活；他弯腰推着刨子，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绷的，喷着木香的刨花从他手下飞溅出来。忽然他停住了，立起身来，坦然地面对着她，额头上闪着晶莹的汗珠，憨厚地对她微笑着……自从他们长大以后，尽管同住一个院中，他们却几乎没说过什么话，但在这个梦境里，他却仿佛想对她说点什么；而她，也觉得可以同他谈一谈，比如说，她可以把李薇的事儿讲给他听听……
她眼里浮现出了好多个二壮的面影，好像电影银幕上的那种特写镜头：二壮在对她微笑；二壮在默默地注视着她；二壮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了脸去；二壮大概喝过了酒，脸庞红红地；二壮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她在梦中还能理智地判断出来，这些面影，哪一个是那回她下工回来时，在院门相逢时看到过的；哪一个是那天她在院里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洗衣服，抬眼时所发现的……
沉迷在这般梦境中的侯莹，当然不可能知道二哥侯勇正无限厌烦地望着她的睡相。
侯勇在几秒钟里，对侯莹的诸般不满和厌弃迅速地聚成了一团阴云。他首先觉得侯莹的睡态不雅。既然床下的铺也可以睡，她为什么不钻到床下去睡？还可以拉上布帘，遮掩一下，侯莹现在头发很乱，两只眼似睁非睁，嘴巴蠢然地微张着，使人看去简直没有女性的妩媚，浑身显露出一种骨节僵硬、缺乏柔美线条的粗俗感。她的死板，她的没有风趣，她的不会眉目传情，她的没有见识，她的懦弱无能，她的日渐显著的憔悴，特别是她居然连个像样的对象也找不到这一点，已经令侯勇难以容忍了；而上次侯勇出差回家，就听母亲说过，她似乎已有点癔症的征兆，会在母亲叨唠她的过程中，于极端沉默中忽然放声大哭，又忽然煞住哭声，只是发愣……她何时才能嫁离这个家呢？还要让自己等她多久呢？
侯勇心中的阴云凝聚着、凝聚着，突然，打起了闪，响起了雷。侯勇一个箭步跨过去，猛地一下拉起了侯莹来，嚷骂着：“还睡！死猪似的！……”
侯莹陡地惊醒过来，迷迷瞪瞪地睁开眼，眼前突然出现了侯勇那张表情极端凶恶的脸，而且手腕上感受到了他铁钳般的攥拉，不禁本能地发出了恐怖的尖叫：“啊——！”
侯莹这么一叫，脸上的表情在侯勇看来也万分可憎，他便使劲把她一搡，更加愤怒地詈骂起来：“你喊什么？杀猪了吗？……”
侯莹这下完全清醒了。她顿时明白了自己在二哥眼中是多么碍事的东西，一股从颤栗的灵魂中迸发的哀怨，形成了她的号啕大哭……
8
侯锐闻声进入了里屋。
他愤怒地插到侯勇与侯莹之间，对侯勇说：“你逞什么凶？小莹白天不睡觉，晚上怎么上夜班？你把她薅起来干什么？”
侯勇挺起腰板，振振有词：“多大的娘儿们了，大白天这么叉手叉脚地卧在这儿！我让她挪到下头去睡！”
母亲是跟着侯锐进来的。她的心情很复杂。她的良知告诉她，侯勇这样对待妹妹是不对的。可她心中所滋生出的越来越浓烈的对女儿的失望情绪，又使得她并不怎么可怜掩面哭泣的侯莹。眼见着侯锐、侯勇哥俩的冲突有白热化的危险，她既担心又手足无措。她哆哆嗦嗦地走过去，各打五十板地叨唠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老二你也太毛手毛脚了，要她起来你不会斯文点吗？小莹也太娇气，别号丧了，你要还睡，就挪到下头去睡；老大你跟弟弟闹哪门子气，你们都消停点不成吗？……”
可是这场冲突是不可能就此中止的。
侯锐厉声对侯勇说：“你最近越来越不通人情了。你干什么把我们跟小莹都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侯勇扬声还击他说：“到底是我不通人情还是你们不通人情？我为你们挣了多少好处，你们给了我什么？我回到这个家，心里堵得慌！瞧你们过的这个样儿，猪窝！猪窝！”
侯锐气得脸发青：“这儿既是猪窝，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你滚好了！”
“让我滚？”侯勇忽然觉得心中涌动着平生没有过的委屈，他攥紧拳头，脖子上的筋蹦起老高，理直气壮地说，“该滚的是你！你们明明在远郊工作，可死乞白赖地把户口留在这儿，什么意思？不就是想占这两间屋吗？你倒装成个人样儿，好像你对小莹有多好似的，其实你心里头指不定怎么想呢！告诉你吧，我早看透你了。以前我小，以为你真有多大的才学，多大的抱负，哼，现在我算看清楚了，你是个窝囊废！窝囊废！你把户口挂在这儿，可又弄不到半间房子；你把这大立柜戳在这儿，以为就算占定了这间房子；你妄想！你该滚呢！滚蛋！”
侯锐在气急中一把抓住了侯勇的脖领，侯勇使劲一挣，挣脱了，反倒伸手抓住了侯锐的脖领，侯锐把他使劲一推，“刺啦”一声，侯锐的脖领被撕裂了。侯勇被迫松开了手，一个趔趄往后倒在了缝纫机上，缝纫机上的一个墨水瓶掉到了地上，立即粉碎，溅了满地的蓝墨水，墨水点也溅到了下铺的褥子上和用来遮掩下铺的半掩的布帘上。
母亲正待冲到两兄弟间隔开他们，受到强刺激的侯莹忽然尖叫一声，跳下床，光着脚跑出了里屋，这使得侯锐、侯勇和母亲都本能地愣了一下，随即就都跟到了外屋。他们三个一看侯莹呈现出的状态，都不禁木雕般定在了那里——
侯莹既没有冲到院子里去，也没有倒在外屋的床上，而是跌坐在方桌下面。当他们三个出得里屋的门时，侯莹惊恐地望了他们一眼，身子往后躲避似的斜了一下，然后便掩面哭泣起来。
见此情景，侯勇仿佛受了一下雷击。多少年前，他同妹妹同在这张方桌下游戏的场面，蓦地闪回了他的心中。有一次，他在方桌底下搁了一只方凳，方凳上摆着几个杯子，一个杯子里是糖水，一个杯子里是盐水，一个杯子里是茶水，一个杯子里是白水，最后一个杯子里，是往白水里滴了几滴红药水兑成的粉红汤儿；他坐在一只很小的小板凳上卖水，妹妹头上扎着两个黄细的髽鬏，坐在方凳另一边的小马扎上买水；她拿糖纸当钱，给一张糖纸喝一口水，她一次又一次地买那粉红汤儿喝……啊，那时候，妹妹在他眼里是多么可爱啊。那时候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屋子狭窄，他们更没有争夺这个空间的丝毫意念。一张方桌的体积，顶多一立方米吧，就足够他们相亲相爱地在一起生活了。侯勇闭上了眼睛，几秒钟里，他心上积蓄的阴云迅速地被一阵骤风吹散。他忽然产生了一种良心发现后的忏悔感。啊，妹妹，亲生的妹妹，不该这样对待她呀！……
侯锐看见侯莹这异常的表现，却反而滋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生理上的厌恶感。他每次回家时总听见母亲悄声告诉他：“你妹妹的神经怕是不大正常……”他总以为那至多不过是因为搞对象总不成所形成的一种郁闷，一种少女怀春而又拼命压抑的畸形表现方式。而眼前的这个场景，却不能不使人要得出这个结论：侯莹的神经的的确确不正常了！天哪，她该别得上精神分裂症！
母亲看见女儿竟然真的疯了，心上有如万箭穿心。她顿感自己是过分宠爱老二，过分不体谅小女儿了。毕竟小莹是勤快的、本分的。每天下了班回来，洗涮、采买、做饭，没有闲过；月月领回来工资，总是原封不动地递给妈妈，自己用钱时，再红着脸跟妈妈要，花了钱剩回来，凡一块钱以上的全还给妈妈……这样好的闺女，是天瞎了眼让她找不上可意的对象！这样好的闺女，不该让她落个钻到桌子底下去掩面痛哭的下场！……
三个人在几秒钟内，心里都展开了极其复杂的感情搏斗，最后都产生了过去把侯莹搀扶起来的冲动。但是头一个走过去搀扶侯莹的，事后冷静下来一想，连搀扶者自己也未免吃惊，竟并不是侯锐和母亲，而是侯勇。
侯勇过去搀扶侯莹时，侯莹本能地躲避着，但是一来侯勇劲大，二来侯莹在一瞥之中，竟意外地看见了一张温和的脸，一双使她心中为之一惊的眼睛。这双眼睛二十几年前她曾经看见过，并且也是在这张方桌之下。她就势站了起来，并被侯勇小心地搀扶着，又回到了里屋。侯勇把她扶到了双人床上坐着，用惭愧的语气说：“小莹，你睡吧。刚才我太凶了，我不对。”
母亲和侯锐对此都万分吃惊。在短短的时间里，侯勇的神情态度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脑子还转不过来，因而有点迷迷瞪瞪。侯莹更是这样，她由极度惊恐变为了极度麻木。她听话地躺了下去，闭上眼睛，停止了哭泣，只是喉咙里还偶尔抽搐一下。
第三章
9
七点半过一点儿，蔡伯都来到了侯家。
在院门口，蔡伯都遇上了钱二壮。二壮穿着件深蓝色的运动衫，领口的拉锁敞开着，更显得脖颈粗黑壮实。因为蔡伯都常来，更因为二壮看过根据蔡伯都剧本改编摄制的电影，所以每逢蔡伯都来到院里，如果恰好遇上二壮，二壮总会热情地同蔡伯都打招呼，有时候还要说上几句话。这回蔡伯都却稍稍有点吃惊，二壮分明老远就看见他了，却双臂抱在胸前，闷闷地稍息着，仿佛有老大的心事，直到蔡伯都走拢他身前了，他才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蔡伯都便停住步子，主动地热情招呼二壮说：“吃过饭啦？”
二壮仍旧闷闷的，厚厚的嘴唇紧闭着，仅仅微微地点了点下巴。
蔡伯都指指侯家的后墙，问：“在吧？”
二壮知道，他主要是问侯锐在不在。倘若侯锐在，他常常要很晚才走；倘若侯锐不在，他顶多只坐个十来分钟。
二壮便闷闷地回答说：“侯大哥在家。”
没想到蔡伯都又添上一问：“小莹也在吧？”
二壮双眼一闪，满脸纳闷的表情，望了蔡伯都几眼，这才“嗯”了一声。
蔡伯都刚要挪脚进院，二壮突然瓮声瓮气地对他说：“他们家刚吵完架。小莹子许是又挨打了。”
蔡伯都皱拢眉头，问：“小勇回来了？”
二壮愤愤地说：“可不是。”
蔡伯都冲二壮点点头，赶紧迈进了院门。
10
进了院门，穿过门洞，往右一拐第二个门便是侯家。门半掩着，半截布帘挡住了里头。蔡伯都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屋里响起了侯锐的声音：“请进！”
蔡伯都掀开门帘进到屋里，注意地观察，只见侯锐满脸高兴地从方桌旁站了起来，手里捏着刚才还看的一本新版本《呼兰河传》；侯勇斜倚在外屋大床的被窝垛上，举着一面圆镜子，显然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在检查自己的面容，见蔡伯都来了，立即放下镜子，起床下地；蔡伯都朝里屋一瞥，只见侯莹安稳地和衣斜卧在大床上，下半身盖着淡蓝色的毛巾被；搁放在小衣柜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首抒情的民乐曲，音量适中，衬托出一种小康之家的闲适气氛。他心中不禁暗想：“二壮怎么谎报军情呢？这景象，怎么会是刚吵完架呢？”
蔡伯都坐到了方桌一边。侯锐坐在另一边，侯勇坐在床边上，倚着床栏。三个人都真诚地微笑着。
“你这个贵客，又有好久不登门啦！”侯锐埋怨说。
“哎呀，忙透了。”蔡伯都诉苦说，“今天让去开这么个座谈会，明天让去开那么个见面会，还有外事活动，烦死人……”
“外事活动还不好？”侯勇羡慕地问，“净吃宴会吧？”
“哪里。十回里头顶多有一回是宴请。你当外事活动有意思哩，其实枯燥得很……”
“那让我去，我不嫌枯燥。”侯勇扬起嗓子说，“你哪知道，我们在山西过的日子有多枯燥！”
“那是。我能理解。我发现，在你们那种工厂里，小伙子大姑娘们打扮得比广州、上海还‘匪’，连北京王府井街上的小年轻们都显得‘怯’了……”
“嗬，你什么都知道。难怪，剧作家嘛！什么时候你上我们厂里体验生活，我给你当秘书！”
“你能当秘书？”侯锐冲着侯勇说，“你写的字跟猴儿撒的柴火棍儿一样！你教你蔡大哥走后门还差不离！”
侯勇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默认了。在蔡伯都面前，他觉得哥哥有权利这样说他。
侯勇望着蔡伯都，觉得这位剧坛新星实在是有点神秘。蔡伯都的“老底儿”他很清楚，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蔡伯都仅仅是哥哥的一个普通同学时，就常来他家。蔡伯都的父母都是无权无势的一般机关干部。蔡伯都的三亲六戚里，似乎也没有什么文坛上的名人或文化部门的官儿。据说他的成功，全靠自己投稿。蔡伯都从上大学时起就不断给报刊投稿，记得他还借用过侯家的地址当通讯处。那时候他寄出一百篇得退回九十九篇，侯锐说过，在大学宿舍里，蔡伯都的枕头最高，因为枕头底下垫的都是退回来的废稿……真没想到，蔡伯都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名！蔡伯都实在是其貌不扬：个头又瘦又矮，真可以说是尖嘴猴腮，鼻梁上还架着副深度近视镜！可就是这么一副相貌，竟在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了许多次，据说还有不少女孩子给他投寄求爱信呢……
蔡伯都靠什么出的名？真像哥哥说的那样，什么后门都不走，硬是拿出光闪闪的剧本来，一鸣惊人的吗？这，倒也还能理解；可他出了名以后，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比葛佑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侯勇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对于哥哥和蔡伯都的老同学葛佑汉，侯勇比哥哥、蔡伯都更为熟悉。葛佑汉曾经找到侯家，托侯勇搞过汾酒，作为交换，他在高价花生油还很难买到时，一次就给过侯勇一塑料桶的花生油，并且还只按市价收钱。他们两人单独交往过许多次，一些情况是侯家其他人完全不知道的。侯勇很看不起葛佑汉那种公开的俗相，葛佑汉有一回在饭馆同侯勇对酌，把腆出的肚子拍得叭叭响，喷着唾沫星子，哼小调似的对侯勇说：“爹妈给了我一副好下水……”那模样儿差点让侯勇把吃到胃里的酒饭全呕出来。葛佑汉算个什么呀？一非党员干部，二非“三名三高”，不过是个连教课都有困难的挂名儿的区区中学教师，可他住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他并且能把自己那位比他还要俗气的老婆，从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调到区文化馆里管资料！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信走后门可不行！蔡伯都从前门进去，名气闹腾得这么大了，可他住得比葛佑汉差，过得比葛佑汉苦！
想到这些，侯勇不禁问道：“我秋嫂的工作调好了吗？”
秋嫂就是蔡伯都的爱人，名叫叶玉秋，也曾随蔡伯都来过侯家。侯勇和侯莹都称她为秋嫂。秋嫂是一九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后来分配在一所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原来上班较近，这下蔡家搬到了东郊，她每天上下班得用上两个多小时，因此大家都很关心她的调动。
“还没调成呢。”蔡伯都开朗的眉宇间现出了几条烦恼纹，“我们现在住处附近倒有几个工厂，工种也还能跟她的对口，可人家是全民所有制，她这种大集体的工人不要。”
“嗨，跟他们说她是蔡伯都的媳妇，不就行了吗？”侯勇当真不能相信，凭蔡伯都的名气不能解决问题。
“恐怕那些工厂里管人事的干部，是不看你编的那些戏的！”侯锐对蔡伯都说，“你有再大的名气，在这些事上也没什么用！”
“那可不。”蔡伯都坦然地说，“看我编的戏的人，又都帮不了我这个忙！”说完呵呵笑了起来。
侯勇便建议：“那你干吗不找葛佑汉帮忙呢，他门路可多哩！”
侯锐发议论说：“葛佑汉也确实让人纳闷。你记得咱们在大学的时候吗？他考试总是差点不及格，显得比谁都窝囊……可他现在混得比你还强。他真是个司芬克斯之谜，他能走通那么多后门，究竟有什么本钱呢？”
蔡伯都从容地回答说：“有时候，胆大妄为就是本钱。‘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剧团有个主儿，他发了好大一笔横财，怎么回事儿呢？他什么本钱也没有。有一天，他忽然心生一计，宣布成立了个‘***选集第五卷编印委员会’。他先打电话给纸库，告诉他们这一‘特大喜讯’，然后问：‘印好以后，你们要多少？’人家问：‘多少钱一本？’他说：‘不用给钱了，你们拨几吨纸支援我们就行。’于是纸就有了。又打电话给印刷厂，同样那么说，告诉人家‘不用交钱，帮我们印一下就行。’又打电话给装订厂，也是同样的话。最后他打电话到中学，找红卫兵总部，说‘有一批这样的红宝书，一块钱一本，你们帮着卖一下，白给你们五百本。’于是他连手都没动，书就印出来了，也都卖掉了。纸库、印刷厂、装订厂各得到了一千本，红卫兵得到了五百本，都很满意，而且最后红卫兵还认认真真地把卖出的一万本的书钱给他送到了手中。他那书里的材料全是从各种造反派小报上拼凑的，有的甚至是他从和***毫无关系的书上瞎抄的……直到人们发现他整天往家里提整只的火腿、整筐的罐头，觉得可疑，这才把他查了出来。你们看，在没有法制的情况下，加上普遍性的愚昧无知，甚至没有一分钱的本钱也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
侯勇听完嚷了起来：“厉害！真厉害！蔡大哥我是说你真厉害，你把咱们社会上的事看得真透！可我又不明白，你怎么对别人的邪门歪道弄得那么清楚，自己办起事来，倒又胆小又窝囊呢？”
蔡伯都和侯锐对望了一眼，笑着对侯勇说：“做人，就得做个正人君子啊！当然，我不是说葛佑汉跟那个家伙一样，邪到犯罪的路上去了，可像他那么整天钻缝子找机会，有时候连自尊心都丢尽了，即便能得到些物质上的好处，终究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侯勇不由得连连点头。每次同蔡伯都交谈，他总觉得自己心里的渣滓能沉淀下去，灵魂能呈现出一种清澈宁静的状态。他想：倘若社会上的人都能像蔡伯都一样，该有多好！如果他们山西工厂里有一多半人是蔡伯都这种人，他又何必非死乞白赖地奔北京挤呢？
11
侯勇倚在那里冥想了一阵，忽然发觉蔡伯都和哥哥已经转换了话题，正在议论侯莹。
“……怎么样，还没解决吗？”蔡伯都问。
“可不。一过年她就该二十七了。可真不能再耽误啦！”侯锐叹着气说。
“蔡大哥，你眼皮儿杂，你还不给介绍一个！”侯勇插进去说，“给介绍个文艺界的嘛！”
“我今天到你们家来，还就为的是这件事。”蔡伯都这话一出口，侯锐和侯勇都不禁身子往前一挺，睁大了双眼盯住他，满心高兴地等着他往下说。
恰在这时，母亲从厨房里端着一盘炸好的花生米走进来了。蔡伯都忙叫“伯母”，母亲见是蔡伯都，顿时眉开眼笑，欢迎说：“哎呀，你如今好出名，到我亲家母那儿去，那么多挂领章帽徽的人，提起你来就跟当年提起梅兰芳一个样儿！你在我们这儿吃便饭吧，让他们哥俩陪你喝上一盅！”
“伯母，我吃过饭了，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我让你吃，你就给我乖乖地吃。吃不多，夹两筷子也算看得起我们。”
“妈，”侯勇争着报告，“人家蔡大哥今天是专为给小莹介绍对象来的。”“是吗？”母亲这一喜非同小可，她顿时觉得满屋子都是光明。心下暗想：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刚才一家人还为小莹的事又吵又打，谁知天赐良缘竟在今天！她忍不住坐到藤椅上，手里却还端着那盘花生米，迫不及待地问：“伯都你给介绍个啥样的呀？”
蔡伯都便告诉他们：“是个出版社的编辑……”
侯大妈直着急，她不懂：“编辑是哪一行？”
“就是跟大学里的讲师、教授一路的文化人儿，”侯锐告诉她，“管编书的。”
蔡伯都继续说：“年岁大了点，有四十四了。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了右派，后来遭了不少的罪。划右以后，原来的对象不敢再跟他好，俩人分手了。从此他没有结婚。现在给他平反了，恢复了行政十八级待遇，回到出版社编文艺书。我跟他也混熟了，我和别的朋友都劝他抓紧解决终身大事，他也下了决心……”
“可他这样的人，恐怕要求很高吧？”侯锐问，“我们小莹可不怎么懂文艺，对他的口味吗？”
“他说了，他不一定要搞文艺的。当年他那个对象就是个搞文艺的，起头倒挺来劲的，这边拉小提琴，那边就写诗……可反右斗争一到，那对象就吓傻了，一点也不中用，在他心上划了好大一个血口子……如今他要求的是贤妻良母，模样儿顺眼、脾气温和的就行……”
“那小莹可太符合他的要求了！”侯勇兴奋地说，“我们小莹是打着手电也难找着的贤妻良母！”
母亲可是觉着说了半天还没说到点子上，她问：“这人挣多少钱呢？他结婚有房吗？”
蔡伯都告诉她：“行政十八级，挣八十七块五。他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刚分到个独间的单元。那单元说是独间，其实过道很大，足能当客厅和饭厅。”
母亲听了这话，心里直起急。可得赶紧让小莹跟这人挂上钩。该不会他们正说着话的当口，别的人家已经把姑娘送去供他挑选了吧？她依旧端着那只盘子，连连地问：“啥时候让他们俩见见呢？你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今儿个就约个准日子？”
蔡伯都说：“我这一段确实太忙，往后约，我怕顾不上跟你们联系，误了事儿，依我的主意，最好今天晚上就先见个面，简单地谈一谈，看看双方印象怎么样。这位同志就住在崇文门的新大楼里，离这儿很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到东单公园散步。我刚才从他那儿来，来之前我跟他把小莹的情况说了一下，他表示只要小莹方便，可以就在今晚到东单公园见个面，初步地谈一谈……”
侯家兄弟和母亲一听这话，不由得迭声欢呼起来：“你想得可真周到！”“小莹十点钟才上晚班，完全来得及！”“小莹有什么不方便的，东单公园又这么近！”
他们心里对蔡伯都的感激之情，达于极点。当年侯锐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正着急时，也是蔡伯都给他介绍的白树芬。侯家全家人都记得，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春夜，他们一家五口都到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去了，回到家，开了门，拉开灯，侯莹头一个发现了地上有张折成“又”字形的纸条儿，捡起来就着灯光一看，原来是蔡伯都留下的。蔡伯都来找侯锐，撞了锁，很着急，当天他要回湖南探视父母，是提着旅行包来找侯锐，打算说完话就去北京站的。蔡伯都站在侯家门口想了想，这事也不便让邻居转告，于是便在屋檐下写好了那么个纸条，从门缝里塞进来。纸条上告诉侯锐，前次跟他讲过的那个地质学院的待分配学生白树芬，同意跟他明天下午三点在中山公园水榭见面，由蔡伯都的女朋友叶玉秋陪着。白树芬是叶玉秋娘家同院的邻居。这个纸条后来果然成就了侯锐和白树芬的终身大事。难道蔡伯都是侯家的天遣恩人吗？他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突然出现，要为侯莹解决困惑已久的问题！
母亲端着那盘花生米进了里屋，盘里的炸花生米滚落了好几颗，她就势把盘子搁到了缝纫机上。这才发现，侯莹已经坐了起来，显然，她听到了外间屋关于她的谈话。从侯莹那闪闪放光的眼神，她判定侯莹心里同她一样地向往着到东单公园去同那个编辑见面。
的确，侯莹被外间屋的谈话声吵醒，并且听清是蔡伯都在讲给她介绍对象的事以后，她的心上就生出了新的憧憬。几十分钟以前的那场纠纷在她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迅速地被这意外的消息驱散了。啊，编辑！那是有学问的文化人，是二壮之流所不能比拟的。四十四岁，足足比她大十七岁哩，可是她宁愿嫁个年岁大而稳重老成的人……
母亲只同她说了一遍动员她去见面的话，她便颔首同意了。侯勇为她兑温水供她洗脸，侯锐帮她挑选素雅大方的衣衫以事装扮，母亲撂下厨房的活儿，亲自动手为女儿梳理整饰头发。当侯莹梳妆打扮完毕，亭亭地玉立在大家面前时，每一个人都不禁有点儿吃惊，这就是平时望去平淡无奇的侯莹么？
母亲硬逼着她和蔡伯都各吃了一碗鸡蛋挂面，这才允许他们二人出发。侯锐和侯勇在这时候变得异乎寻常地一致，他们都亲热地嘱咐着妹妹：“大方点儿，要主动跟人家找话说，千万别再一问三不知……”
蔡伯都陪侯莹走出院门时，二壮仍旧站在院门外的路灯下，仍旧把双臂抱拢胸前。他用惊异、愤懑、怜惜、鄙夷交混的那么一种复杂的眼光，盯着走出门来的侯莹。侯莹垂下眼睑不去看他，但分明感觉到了他的存在。梦中的影像飘过了侯莹的脑际，她感到面颊被夜风吹拂得像爬动着蚂蚁。蔡伯都对二壮投去一个微笑，算是告别，二壮却不折不扣地回敬了他一对白眼仁。
第四章
12
“老二呀，你的电话！”
钱大爷掀开门帘，伸进头来传呼。
他眼瞧着侯家的三个孩子在这院里长大成人，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老大”、“老二”地称呼侯锐和侯勇；对侯莹，他倒是叫“小莹子”，而且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爱怜。
侯锐起身对钱大爷致意：“钱大爷，您来坐坐！”
“不啰。家里一堆的事儿。今儿个下午电话又多得邪乎！”钱大爷说着就撤。
钱大爷家安着架公用电话。侯勇不在家时，侯家难得去打次电话；而只要侯勇一回来，这电话简直就成了侯勇的专机，找他的，他往外打的，一天总得八九次。
不过，总得侯勇主动往外打上一个电话，他回京的消息才能传布开来。这天侯勇还并没有往外打电话呢，怎么就有人主动打电话找他了？
侯勇一边往外走一边问：“哪儿打来的？”
钱大爷说：“新侨饭店！”
侯勇原以为是岳父家里打来的，估计雪韵给家里写的信，已经抵达，所以彭家知道他已到京。但彭家对他似乎从未有过这样高的热情，因此侯勇内心很快又推翻了这种猜测，他正往别处猜时，钱大爷却告诉了他这样一个地点。新侨饭店！那是外宾和华侨才住得进的地方，难道……
从侯家的南屋走到钱家的西屋，大约只需要三十多步，在这三十多步里，侯勇的心中却狂想联翩，积蓄已久的一种向往，如彩蝶般在他眼前翻飞……
自侯勇懂事以来，他时常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哥哥比自己足足大了九岁之多？在哥哥和他之间，父母难道没有生过别的孩子吗？他也曾问过父母，父母都说生是生过两个，但由于难产，结果生出来全死了。一九七〇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父亲在家里写交代材料，侯勇偷看了，才知道那两个孩子并不全是生下就死了，其中第二个，是个女孩，生在一九四六年，当时父亲因为在日伪的海关里当过最低级的职员，国民党来接收以后，把他给辞了，所以有两年多是失业状态，于是乎母亲把那个女孩生在医院就没有领回家来。据父亲的交代材料说，他们生活好转后也曾去打听过，医院的老护士还记得这回事，告诉他们那女孩先被一家阔人领走，但三岁时便得了白喉，后来送回到这家医院医治无效，才死在了她出生的地方。
关于这个小女儿的事，当然算不得父亲的什么历史问题，但因为他历史上的污点早已经解放初就向组织上交代得一清二楚了，那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可以补充，便只好把这类“长期向组织隐瞒的问题”写出来，以求过关。这事后来当然不了了之。谁会去追究一个只活了三年的小生命的问题呢？可是自从侯勇知道以后，他却对这个神秘的姐姐充满了幻想。近几年来，特别是当他在山西工厂里闲得闷得发腻的时候，他便有枝有叶地编撰起关于这个姐姐的浪漫故事来：她的白喉后来治好了，她平安地长大成人；四十年代末，她随养父养母到了香港，在那里最好的中学毕业以后，便到日本留学去了；最后，嫁了个美国人，迁到美国定居，人了美国籍；她今年该已是三十四岁，一头披肩的长发，一身洋味十足的衣衫，人还没走近，香水味儿先飘了过来……她会突然出现在侯家的小屋中，演出跪认双亲的动人一幕；她给家里人带了些什么东西来呢？当然，最起码得有胜利牌彩色电视机和森宝牌收录两用机，也许还会有那种一分钟出像的彩色照相机……她该不会带袖珍电子计算机来吧？侯家的人用不着那个，不过既带来了也就收下，可以拿到东单北大街的三羊信托商店卖掉，再用卖得的钱买点别的东西……是把她请到岳父家做客，还是把大舅子、小舅子、小姨子等人请到她下榻的饭店去见面呢？那时候，该死的妻舅和小姨总该懂得，侯家同彭家就算不是门当户对，也总算势均力敌了吧？也许，还可以通过姐姐和姐夫的关系，移民到美国去，所以，应当抓工夫学一点英语，还要学会开汽车，以便去了能很快适应那里的生活……
这次的电话，来自新侨饭店！会是谁呢？侯勇激动得耳朵都冒热气。
进了钱大爷家安放公用电话的那间小屋，侯勇抓起电话听筒，他不禁闭上了眼睛，仿佛圣徒等待奇迹陡现，然而，话筒那边的两声“喂，喂”，立时就把他那连细节都栩栩如生的美梦击得粉碎！
13
那“喂，喂”的声音，一听便能判断出来，打电话来的是葛佑汉。
“侯勇吗？”葛佑汉不大放心地问。
“嗯。”侯勇知道，葛佑汉不希望是侯锐来接这个电话。侯勇把美梦破灭的一腔怨气都体现在这句问话上：“你他妈究竟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呢？”
“在我们楼下公用电话这儿。”
“那你他妈干吗说是新侨饭店？”
“嗨，我们这儿反正离新侨也没多远。”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我也是刚知道。六点多的时候，我在东单十字路口遇上了你哥，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你小子又流窜到北京来了。”
“你他妈究竟怎么知道的？”
“嘿，这你就别问了，我这人能掐会算。”
“什么事儿？”
“你出来一趟，我跟你细说。”
“我还没吃饭呢！”
“上我这儿吃干烧鱼吧。”
“没那份兴趣。”
“那你吃完饭来吧。”
“吃完饭我还有事哩。”
“你明儿来。”
“明儿我得去办事，办完事回西郊。”
“你他妈小子别不知好歹。你还想不想调回北京了？”
“想啊。”
“想啊！想你还不来找你葛大哥。上回提的那档子事儿，成了！”
“真的？可我岳母她……”
“你小子这回再求求她，不行你给她咕咚跪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怎么？……”
“电话里怎么跟你说？你小子来不来？”
“我一时半会儿去不了。”
“你倒跟我拿起大来了！告诉你吧，只要你这回能开出两份证明，我保证你回去就可以打铺盖卷儿……”
“你甭拿甜话糊弄我……”
“信不信由你。你到底来不来？”
“那我吃完饭去吧。”
“这还像句话。”
侯勇就要把电话挂上了，这时他听见葛佑汉找补一句说：“别跟你哥说是我打的电话。”
“废话！”侯勇重重地撂下了耳机。
“你轻点嘿！”钱大爷走过来，瞪了他一眼。
侯勇不愿马上回家。他就势坐在钱家的床铺上，掏出烟盒来，先让了钱大爷一支，然后掏出打火机，给自己和钱大爷都点燃了烟。
钱大爷抽上了侯勇给他的烟，也就不再生侯勇的气。里屋的小闺女在喊他吃饭，他便冲侯勇点点头，管自进里屋吃饭去了。
侯勇咀嚼着刚才的电话，滋味复杂。葛佑汉怎么消息这么灵？啊，对了，同飞机的一位同志，不就住在葛佑汉他们那座楼里吗？这个葛佑汉可真厉害，他能最充分地利用一切他所认识以及他仅仅是知道的社会关系，去为自己谋取利益！侯勇知道，葛佑汉有一个小本儿，记满了人名、职务、地址和电话号码。有的，属于他经常利用的关系；有的，属于他偶一用之的关系；有的，就像冰库里的鱼肉禽蛋一样，属于暂时冷冻“以备不时之需”的关系。
上次出差回来，侯勇和葛佑汉见面时，葛佑汉提出过这样一种“三角互助”的方案：侯勇通过岳母，求岳母的妹妹——某医务部门的领导干部——把某个在市政府工作的干部的儿子，安排到她那个部门当化验员（该部门自定了若干招工名额，只招收本部门工作人员的落考子女，因此还需要侯勇岳母的妹妹暂把那市府干部的儿子认作干儿，她自己没有子女，干儿自然就应当照顾了）；这样，那市府干部便可为侯勇“按政策”办成调动的事——前提是侯勇让父亲开出一纸有慢性病的证明，再让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开出一纸父母身边无子女的证明（这还需要先让侯锐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出，并且让侯莹早日出嫁）；然后，那市府干部再出面，帮葛佑汉调到一个又高级又闲散的单位去。刚听到这个复杂、细密的方案时，侯勇不免吃惊，他问：“那干部既然有权，怎么不直接把他的公子安排到他管的部门，倒还要绕着弯儿来求我呢？”葛佑汉呵呵地笑着说：“如今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再说，你老婆二姨那个单位可是块宝地，出国的机会多啊；第三条，现在谁也不甘心白吃人家的后门，白吃进去，将来风声一紧，开后门的一检查，你就得玩个物归原状！现在时兴对开后门，最好是交错后门，谁也没白吃谁的，像榫子那么紧咬着，将来就是有人想整顿风纪，死疙瘩结他也解不开，只能是‘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一番话说得侯勇汗毛直抖。侯勇有时候自愧自悔，觉得自己在生活的染缸里把灵魂污染得够卑污的了，但在葛佑汉面前，他又觉得自己实际上同白莲花也没有多少区别……他愤懑，他痛苦，为什么走蔡伯都那样的生活道路，成功的机会只有万分之一；而像葛佑汉这样地生活，却能够不断地“有志者事竟成”？
“咣啷”一声门响，打断了侯勇的思路，他抬眼一看，原来是二壮回家来了。二壮和侯勇虽然同在一个院里长大，但他们从来玩不到一块儿。这几年，出于一种微妙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此刻二壮刚从大门口回来，他在那里目睹了蔡伯都领着侯莹出去，猜出了他们的外出目的，心里正发堵，偏又一回屋就看见侯勇坐在他的床铺上，一副大少爷的架式，跷着二郎腿，抽着过滤嘴烟，心里不由得冒出一团无名火来，他毫不客气地冲着侯勇说：“打完了没有？打完了走人！”
谁知这时的侯勇，恰又处于良知苏醒的状态，他愿与一切人友好，更愿自己成为一个纯洁的好人。他仰起头来，对二壮微微一笑，递给他一支烟，和解地说：“唉，心烦，我坐坐就走。”
二壮犹豫了一下，接过了烟，大惑不解地望着侯勇，一腔的火气不知不觉渐渐地消了。
侯勇主动用打火机给二壮点燃了香烟，然后两眼只望着对面墙上的年历发愣。那年历上有一大幅彩印的体操女运动员的照片，展现着她在自由体操中的一个优美造型。二壮原以为侯勇是让那年历画给吸引住了，细一观察，才发现他两眼的焦点并没有聚在那幅年历上，他不过是朝那方向想心事罢了。这神情倒引起了二壮的好奇心。在他想来，侯勇这几年好比是在路上拣了金元宝的人，得意还得意不过来呢，哪会有什么忧愁？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侯勇，竟紧蹙眉头，满脸丧气，似乎心里头堵着的那份不痛快，比他二壮也不在以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侯勇猛嘬了一口烟，尔后突然把还剩大半截的香烟掐灭，站起身来，搁下四分钱硬币，道了声“回见”，便扭身出屋。临出屋，又猛地转过身来，嘱咐说：“再有我的电话，就说我没回来！”二壮呆呆地望着他，他推开门，大步地走了。
14
里屋在喊二壮去吃饭，二壮恶声恶气地冲里屋嚷了一嗓子：“吃你们的！我这会儿不饿！”便一屁股坐在刚才侯勇坐过的地方，心里就像窝着一只活刺猬，形容不出的烦躁与郁闷。
有谁能理解这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呢？
二壮比侯莹大一岁。当侯莹去内蒙兵团的时候，他去吉林农村插队。令他同炕的战友们吃惊的是，二壮不但非常适应那里的生活，而且，他一点也不想念北京的家。是的，北京这个院落里的家，有什么值得二壮怀念的呢？当时，这间自己盖出来的电话间还不存在，全家六口人，就挤住在那么一间十平方米的小西屋中。屋里除了两只摞起来的旧木箱、一张吃饭时撂下吃过饭赶紧挨墙立起的炕桌，以及一些锅盆碗盏之类的什物外，占百分之八十面积的，就是一张用木板拼成的通铺。二壮和他的父母，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每晚就合睡在那张通铺上！在吉林农村，集体户的几乎所有的小伙子都骂那少油无肉的伙食，他们吃着那带着粗盐粒的腌萝卜就像在受刑；只有二壮，他每顿吃得都很香，他并不觉得那高粱米饭，那腌萝卜，比家里的饭菜粗粝多少；逢到集体户吃大碗炖肉时，他便坦率地向那些怕肥的同伴们征求“剩余物资”，就着整瓶的白干，他一次就能吃下一斤的肥肉块，外带着还吃下去五六个大馒头！
随着世态的变迁，集体户崩溃了，二壮也顺应着潮流，回到了北京。刚回北京时，与那些同命运的哥儿们相反，他不是感到心情舒畅，反而更觉得烦闷压抑。住惯了东北那高大宽敞的农舍，他忍受不了首都这胡同小院里的小西屋的低矮狭窄；睡惯了男女分开的宽大的土炕，他更忍受不了家里这男女混杂的木板铺；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期间，他率领上小学的弟弟，拉着小轱辘车，满世界转悠着拣砖头，有时候走过那无人看守的砖堆，他们就同千百个为盖小房子而奋斗的北京人一样，顺手牵羊地弄上那么十块二十块，于是，他终于为家里在原有的屋子外头接出了另一间小屋，这就是如今安装的有公用电话的这间。这样，他才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一张床，而全家也才终于改变了男女合炕的状况，进化为“合并同类项”的形式：父亲与弟弟在外屋另一侧的铺上合睡，母亲与两个妹妹在里屋分睡于两个铺上。
二壮的父亲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第三年才混上个老婆，蹬了四十来年三轮车，头年才歇脚。其实论身板他完全可以再蹬下去，但为了使二壮的大妹妹结束待业的状态，他办了退休手续，这样，二壮的大妹妹总算去三轮服务社“顶替”了他；当然，妇女蹬三轮车未免不雅，给她安排了个业务员的职务，这职务在侯勇以及他那西郊的小舅子、小姨们看来，也许是极可鄙夷的吧，但在为争夺这个“顶替”位置而败阵的那些三轮车工人的子女们看来，二壮的大妹妹实在是幸福得令人嫉恨而不禁牙痒。
二壮在家等了一段以后，被分配到房修队当了壮工，也算是子承父业吧，他每天主要是蹬着装有灰浆的三轮车，来往于各修理点之间，不蹬车的时候，便给瓦工们打下手。二壮和大妹妹的参加工作，使钱家的经济状况大大地好转起来；钱大爷又不甘心于只领退休金，他每晚到一处仓库去值夜班，拿补差；而家里又设了公用电话，平时由钱大妈一边做补花活计一边看守电话，还在上学的二姑娘和小小子轮流跑腿传呼。这样不久，加以二壮业余弄起了木匠活，陆续给家里打了些家具，他们家的里外屋竟渐渐变得充实、鲜明起来。他们不但有了半导体收音机，而且，是寻机会购置一台别人家淘汰的九英寸电视机，还是干脆抓张票购置一台十二英寸的新电视机？这一问题已在全家之中展开了正式的讨论。
在钱大爷看来，二壮真是没有多少好抱怨的。还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当然，二壮转眼快三十了，该娶媳妇了。如今娶媳妇不光得有钱，还得有房，为了成全二壮，他跟老伴嘀咕好了，先把大闺女嫁出去，然后，他和老伴咬咬牙，带着二闺女和小小子再挤到外屋住，把里屋让给二壮和媳妇过日子！他把这话对二壮说了不止一次。二壮光是鼻子里哼哼几声，没句暖心的话递给他。如今这些年轻人！
钱大爷和钱大妈像着了魔似的，到处托人给二壮介绍个对象。二壮呢？他想些什么？他渴慕着什么？谁知道呢？就是他自己，又何尝说得清呢？
有一天，外屋只有二壮一个人，他拨了个电话给出租汽车站。
“你哪儿？”
“我要车。”
“干什么用？”
“要车！”
“是呀，你干什么用呀？”
“去火车站！”
“啊，什么时候要？”
“这会儿就要。”
“你几点的火车呀？”
“还差半拉钟头就开。”
“你住哪儿呀？”
二壮想了想，说出了胡同的名字，不等对方问门牌号码，便说：“车来了，就停在胡同口上吧！”
“你那儿不是离北京站挺近吗？”
“是挺近。”
“那你干吗非要车？是行李多吗？”
“对，行李多，自个儿拿不了。”
“那就让车开到你家门口吧。”
“不用。我们家这儿开不进来车。”
“你那胡同我们的车常过，开得进去啊。”
“反正你就让车在胡同口等着吧！”
“好，一会儿车就到。”
挂上电话，他就跟喝醉了酒似的，有种晕晕乎乎的感觉。
愣了愣，他就往外走。
在院里自来水管旁边，他遇上了洗衣服的侯莹。侯莹听见脚步响，本能地仰起了头。她恰好望见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准确无误地盯住了她的黑眼仁。他对她微微一笑，微笑里溢出一种自尊和满足的神情。她低下头，继续使劲地搓揉搓衣板上的衣服。
二壮快步走出了院子，小跑着到了胡同口。
不一会儿，胡同口开来了一辆淡蓝色的上海牌小轿车。
二壮走近汽车，弯下腰对司机说：“是我要的，去车站。”
那司机是个中年妇女。她怀疑地望望二壮，问：“你的行李呢？”
“我不带行李了。”
司机满脸惊愕，她没有拔开控制车门的插销，从车窗内仔细地端详着二壮。
“是我要的车。”
“你去车站，走过去不也行吗？”
“我给钱。”
“你究竟去哪个火车站？”
这个问题救了二壮。二壮赶紧回答：“永定门呀！我能走着去永定门吗？坐电车也来不及了，还有二十几分钟就开车。”
司机这才开了门。二壮钻了进去。
二壮坐在后座上，尽量让自己舒适一些。他来回打量着车内的一切，又把脸贴近车窗，紧张地观望街道上的景物。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警惕地从车前的小横镜子里防范着他。
二壮感到憋闷，他想把车窗开大点儿，却怎么也打不开。
“你摇摇那个把儿。”司机指点着他。
他把窗玻璃整个摇了下去，一股烫人的、混浊的气浪冲进了车内。
二壮还没有坐够，车子已经停在了永定门火车站的停车场上。
二壮一意识到车子停住了，便立即从上衣胸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大票子递了过去，诚恳而心虚地问：“够吗？”
司机这才相信他并非坏人。
司机找完钱，二壮下了车。司机把车开走了，二壮这才松了口气。他徒步走回了城里，经过陶然亭公园时，他进去坐在湖边的一架长椅上，望着粼粼闪光的湖水，思维里只有些简单的念头：“原来坐小轿车没他妈的啥味道……要了我他妈六块多，坑人……”
有谁知道，二壮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荒唐事呢？
当年，二壮学校里的“政工组”有位专管教育后进生的老师，在他的眼里，凡是文化学习不行、家里经济困难的学生，都是准流氓。他也曾把二壮叫去训话，喝问他：“你瞧见‘小锛子’的下场了吗？！”
“小锛子”是他们学校里的一个有名的小流氓，犯了事，被公安局抓走了；后来公安局又把他押回来，在操场上开了批斗会；这样的批斗活动，究竟在二壮的心灵中留下了些什么印象呢？那位老师也好，二壮的父母也好，公安局的人也好，谁也猜不出来。当天，给予二壮的最强烈的刺激，是公安局用了一辆小轿车押送“小锛子”，“小锛子”虽然被剃了个光头，戴上了银闪闪的“小镏子”（手铐），但是，他却有幸坐上了小轿车！整个批斗会进行的过程中，二壮净偏过头，端详那辆停在操场一角的小轿车了。在二壮的家族中，他的爷爷，他的姥爷，他的父母，他的叔舅，没有一个人尝过乘坐小轿车的滋味！在二壮前面的，朦朦胧胧的生活道路上，也丝毫不见小轿车的影儿。“‘小锛子’丫头养的真行，坐上了他妈的小轿子！”这便是那回批斗会在二壮心灵上播下的种子。
二壮并没有像“小锛子”那样去犯罪，但是，二壮总算也尝到了坐小轿车的滋味。
那天是二壮开支的一天。坐完小轿车，从陶然亭出来，他又到虎坊桥的一家饭馆里，一个人开了一顿，喝了两升啤酒，剩下半桌子好菜，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中。钱大爷骂了他一顿饭工夫，钱大妈叨唠了他整三天，然而他始终没吐露出坐小轿车这回事儿。
这，将是他终生的秘密。
有一项秘密，他自以为能藏住，却藏不住。
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他躯体中产生着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倘不加以控制与引导，将迫使他干出越轨的事情来。
不管报纸上怎么说，反正，在北京的千百条古老的胡同里，有许许多多二壮这样的并不看报的青年。
他不看报，并不是不愿意看报。他们家不订报。他们房修队订有一份《北京日报》，但人多报少，他们的工作又分散而流动，那报纸只被坐守料场的人控制着，他想看也难看见。街上又几乎没有什么报栏，更没有什么为二壮这种青年而设的阅览室。报纸同二壮无缘。
二壮爱看有男女谈情说爱的电影，渴求着一切性感的镜头，倘若我们的电影院上映真正色情的电影，二壮肯定是最积极的观众之一。
二壮看了色情电影，便会犯罪吗？
恰恰相反。二壮能从一切涉及男女情爱的、哪怕是零星的一闪即逝的电影镜头中，得到很大的性的满足。他看时不吱声，看完也不议论，他默默地回味着，发展着镜头里的动作；晚上，伴随着把自己化为电影中男主角的梦境，他那强壮的身躯，可以得到一种生理上的满足；于是，清晨他早早地起来，就觉得自己又可以做一个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人了。
使二壮自己于朦胧中也不免吃惊的是，有一回他的梦境里，自己照例扮演着电影里侠肝义胆的男主角，而女主角从雾中显现后，竟是侯莹的面庞，侯莹的腰身，侯莹的声音……他惊住了；按照电影里的安排，他是应当扑过去，搂住她……然而他的脚跟仿佛被粘住了，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就是面前的这个女郎，他不能碰她一根毫毛，他得尊重她，体贴她，听她的吩咐……
那天早晨醒来，他跑到院子里举石锁，正遇上侯莹上完夜班回来，惺忪着眼儿，蓬乱着鬓发，望见了他，似乎对他微微一笑，掀门帘儿进了家。他觉得心里痒痒的，酥酥的……
二壮的这些埋藏在心底的意念，最早是让钱大伯看出来的。
钱大伯给他去试探过，碰了钉子。人家侯家等着用侯莹再去高攀一次。二壮冷眼旁观着侯家的一切。
今晚，蔡伯都领着侯莹出去了。那等着相看侯莹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主儿呢？能成事吗？
二壮不想吃饭。二壮要等着看侯莹回来的动静。
第五章
15
侯勇打完电话，掀帘进屋一看，便不禁心里发堵。
屋里满满腾腾全是人。方桌上摆了几样酒菜，父亲侯勤丰已经下班回来，正与侯锐分坐在方桌两边对酌。侄女小琳琅趴在床边，一边玩一个已经跌破了头的旧塑料娃娃，一边吃着一个棒棒糖；母亲和嫂子白树芬一个坐在藤椅上，一个站在洗脸盆架子前头，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子糖醋带鱼的味道。这味道使侯勇深入骨髓地意识到这间屋里的低级与鄙俗，加以刚才的电话弄得他心烦意乱，他恨不得立即发作一番，泄一泄心中的郁闷。
“老二呀，你也来喝两盅吧！”父亲见侯勇进了屋，如获至宝，居然欠起身，像让客人似的来了那么个动作，这使得侯勇把一腔邪火压了下去。在他看来，父亲的姿势、表情，集中体现出父亲的慈祥、善良、庸俗、浅薄、懦弱、诚实……侯勇勉强做出一个笑脸，说了声：“爸，您先喝着吧，我有点累，先去里屋靠靠。”便理也不理正对他点头的嫂子，几步迈进了里屋。
侯勤丰与老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三个子女都充满了自豪感与信心。侯锐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诗作一事，至今他仍念念不忘；而且，每当他在邮电所发售载有蔡伯都的剧本的刊物时，他便不由得油然联想起自己的老大侯锐，他总觉得凭老大的才学，早晚有一天，他也会发售刊有侯锐大作的杂志。对于侯勇，他的满意自不必说了，只不过他比老伴自尊，他去亲家家的次数，一年只控制在“十一”和春节这么两次，而且从不在那里留宿，甚至也不在那里洗浴，他总觉得当亲家母才有资格享受的事情，他做亲家翁的不必去沾光。对于侯莹，他仍然坚信是可以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丈夫的，刚才听说蔡伯都正给侯莹介绍一位当编辑的对象，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借着酒兴，他笑吟吟地说：“好呀，赶明儿老大写诗，女婿编诗，我来卖诗，咱们家都在一行上了！”
侯勇进了里屋，靠在侯莹睡过的床铺上，本没有注意听屋外几个人的谈话，忽然，嫂子的亮嗓门把这样的话语甩进了他的耳中：“……咱们东单十字路口的立体交叉桥，听说可能明年春天开工！咱们这儿今年秋、冬还不得拆迁完毕？……”
啊，立体交叉桥！
侯勇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电影上见过的鸟瞰镜头：立体交叉桥在大地上划出优美的直线与弧线，穿梭的车辆自由自在地奔驰着……
是啊，有了立体交叉桥，不，甚至还不需要建成立体交叉桥，仅仅是开始拆迁这周围古老的胡同，包括侯家在内的许许多多家庭的命运，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
在拆迁的过程中，侯家起码能够分到一个三间的单元，那就够了。侯锐夫妇和小琳琅尽可以占据一间，父亲母亲平时占据一间，侯勇回家时，侯莹暂去同母亲同住，父亲同侯勇合住一间，岂不天下太平？侯锐夫妇和侯勇都不在家时，家里会多么宽敞，侯莹的神经质，在那宽松的空间中定会得到慰息，因而她也就可以更顺利地嫁出去……侯勇和爱人倘若调回来，怎么住呢？也住得下，侯莹嫁出去空出来的那一间，不就正好留给了他们吗？侯锐一家的户口，一旦拆迁完毕以后，也便可以暂时迁出一段，以利侯勇夫妇调回，反正他们有了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户口干吗非死留在父母的户口本上呢？……
唉，立体交叉桥！
快建成立体交叉桥吧！不，就算一时半会儿建不成，也快点拆迁吧！这对于政府来说，对于那些已经住上了宽敞的房屋、享有着充分的空间的人来说，该并不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
有了立体交叉桥，侯勇也就不用找葛佑汉，去进行那莫名其妙的三角交换的把戏了；也就不必为自己家与岳父家的强烈对比而痛苦了，也就不会对哥哥和妹妹那般粗暴了，甚至对二壮，也就不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与仇恨了；侯勇的灵魂便可以不再那么蜷曲，那么萎缩，那么压抑，那么愤懑，那么烦躁……
侯勇就那么靠着，向往着。什么理论，什么宣传，什么道德说教，什么文艺感化，什么会议，什么口号，什么文件，什么精神，什么民主，什么奖励……他认为对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体交叉桥，给我一座立体交叉桥！
立体交叉桥，这意味着将有限空间向宽阔处开拓，意味着将拥挤的人流向开阔处疏导，意味着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供更多必要的回避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
这个晚上，侯家的人又说起了立体交叉桥。他们没有意识到，每当他们聚到一起时，这个话题便会自然而然地排挤掉别的话题，而成为他们谈话的一个长时间的中心。
这回，又是白树芬头一个提起立体交叉桥的。白树芬的一个大学同学，后来调到了市政建筑公司工作，她的消息是从她那儿来的，似乎格外具有权威性；其实，那仍不过是一种传闻而已。
16
侯家以及他们那一片的居民，与其说是向往着立体交叉桥，不如说是向往着拆迁。
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拆迁总是伴随着这几种情况发生的：要修建庞大的公用建筑；某系统某单位要征用地皮进行扩建；要为首长建筑用房；房屋危险需拆除重建。解放后的头十多年里，政府对拆迁户充满了歉意与关怀，所以，几乎所有的拆迁户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凡拆迁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变几代同室的拥挤状况，而且往往大大地扩大了居住面积，改善了居住条件。那时候，拆迁户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轮到拆迁的家庭对他们也不嫉恨，因为总觉得市政建设发展得很快，不久也便会轮到自己。主办拆迁的工作人员们那时也比较廉洁公道，很少有因受礼受贿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发生。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一九五九年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拆迁的那些住户的可羡命运，他们不但一律迁到了比原有条件好的新住宅楼中，而且，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们又一律受到了市长的亲自邀请，成了那富丽堂皇宫殿的首批参观者，并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款待……
然而，北京市政建设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
看看散布在北京城内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楼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楼的典型，如景山后街两旁的那一组高楼，高大的琉璃顶，宽阔的玻璃钢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开间……绝不实用，但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心境：社会主义就是如此气派，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楼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绥境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没有大屋顶了，但追求层多体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样板，当时的时代气氛，是“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而“共产主义”的象征之一，便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许多居民在自豪的锣鼓声中搬进去了。开头，他们也曾被人羡慕，但很快地，随着“大跃进”理论上的绝对“成功”和实践上的彻底失败，待建的这类楼房停建了，住进去的人们一天比一天更烦恼与苦闷：电力缺乏，无法安装与使用电梯，住在八层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气为燃料始终只是一种设想，因此还得从楼下往上搬蜂窝煤；有几年冬天，甚至无法供应暖气，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炉取暖，于是乎大楼很快便被熏黑了，加以保养工作很差，现在看去，这样的大楼便有如搁浅在沙滩上的生锈的巨轮。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楼盖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楼大规模崛起的黄金时代，在和平里，在三里屯，在西郊的许多地区，设计得比较合理的、外观看上去也算顺眼，然而无可避免地互相雷同、显得单调的大片不算太高（以五至六层为多）的居民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住在这些楼里的居民，至今仍被楼外的大多数北京人视为天之骄子，人们在拆迁时所最向往的，就是这类居民楼里的单元。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风暴雨一来，这样的已盖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楼，便首先成了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的临时招待所，他们毫不爱惜这些新楼，所造成的破坏，使后来迁进去的居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一一弥补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随时准备打仗”的气氛甚嚣尘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伟大工程中去了，于是在北京各处都出现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简易楼”，又名“战备楼”，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楼吧，它们的特点是低矮、狭小、单薄、丑陋；这类楼房在修建时还往往把一些砖头突出，以形成“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之类的标语，后来人们意识到这是无谓的与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将它们一一凿掉，结果本来就很丑陋的楼墙就更显得不堪入目。“简易楼”几年后便声名狼藉，于是，从一九七五年***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起，又开始兴建闻名于世的三门工程，即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的原顺城街（内城与外城的分界线）南侧，盖起了一排有如灰色高墙般的多层居民楼。这些居民楼的特点是只求总体高耸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设计上很不实用，施工也相当粗糙；这类大片居民楼的修建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近几年人们思想的变化，第一座新建的楼总比前一座建成的楼要多少改进一点，不但更注意内部的实用，也更注意外观的美观协调，这，大致就构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楼。
虽然以上面的眼光计算，三十年来北京市盖起的居民楼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两年来建成的数量与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楼单元的，主要还是大机关的干部以及各种需落实政策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旧排不上号，他们只好照旧拥挤地居住在古旧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从西单商场向北直抵新街口商业区之间的十里长街两侧而论吧，有多少居住在狭小黑暗的小铺面房中的家庭啊！他们开了家门就是人行道，没有厨房，只好把炉子搁在门外，用漆成灰色的铁皮做个小罩子，罩住那炉子。有时早晨现升火，从拔火筒中冒出滚滚的浓烟，与马路上汽车排出的废气在空中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罩住北京城的污浊的气网。像侯家这样的住在胡同小院里的家庭，跟他们一比，还算幸运的呢！
这些住在古旧拥挤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像大机关的干部那样，有机会分到新楼单元，他们便只得寄希望于拆迁，故而他们经常把拆迁作为一个话题，随时展开着牵心挂肺的议论。有的企望着在自己那一带盖剧场，有的企望着在自己那一带盖旅馆……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则企望着在东单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体交叉桥。
随着人们见识的增长，拆迁中的戏剧性因素，特别是闹剧和悲剧因素也不断地增长着。
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住着较好平房的人，自愿与住着较差平房的人换房。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打探到了这样的消息：后者所住的那一带将要开始拆迁！
也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经拆掉，出现了一片颇大的空地，但独有一所摇摇欲坠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里面依旧住着人，屋外的几株蒙满尘土的向日葵也便依旧耸立着，而小厨房里也照例往外飘着油烟……凡懂得拆迁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房里的主人向拆迁的部门提出了很高的条件，对方如不应允便坚决不搬！这种拆迁中的“硬骨头”，虽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总也会比那些“听话”的拆迁户多得些好处。
还有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况，一些如葛佑汉似的人物，他们本来与一场拆迁并无关系，但他们就像苍蝇扑向变质的鲜肉似的，闻味而至，与拆迁部门的人打得火热，从中得到好处；当然，更有一些为官的、有钱的、近水楼台的人在幕后进行着微妙的，或公然违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实际充满“猫儿腻”的勾当，结果是一些与拆迁无直接关系的人从拆迁中大获利益，而一些与拆迁有直接关系的老实人、懦弱者，却被剥夺了某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应得的好处……
如今，人们对拆迁，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种纯朴的心情了。人们知道拆迁的机会并非易得，所以应当充分珍惜，错过了这一次，那下一次不知多少年方能到来。人们懂得拆迁中会遇到“猫儿腻”，因而必须分外精明。总之，对于人们来说，拆迁乃是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大事，是难得的开拓居住空间的机会。的确，拆迁的给房标准尽管在一再地压低，但大体上总还体现着不硬行拆迁、给予改善居住条件的原则。至今仍为狭小的空间压抑着的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对于拆迁，他们真是望眼欲穿啊！
17
外屋关于拆迁和修建立体交叉桥的议论，把侯勇从里屋吸引了出来。侯勇的重返外屋，使父亲非常高兴，他甚而产生了一种感激儿子“赏脸”的心情。
白树芬一见小叔子出来，也便招呼说：“你们仨先喝酒吃饭吧，我跟妈、小琳琅等你们吃完了再吃。”
侯勇淡淡地“嗯”了一声。他心里想：你这当嫂子的，说这话就算贤惠了吗？其实主要还不是因为屋子小，没地方，倘若这屋子宽，八仙桌往外一抬，你保管得同时上桌子吃。
侯勇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过去面墙坐下，同父亲、哥哥一起喝酒。
本来，立体交叉桥这个题目，是最能使他们一家人息掉宿怨的；但是侯勇一摸酒杯，就不禁想起了刚才接到的电话，葛佑汉还等着他去呢！去干什么？去走路子调回北京！欲成此事先需如何？先得让哥嫂侄女把户口迁出去！先得让侯莹嫁出去！什么立体交叉桥，什么拆迁，没影的事儿！有影的事儿便在今晚！想到这里，他便绷着一张脸，对于父亲的问话，只是“嗯”、“哼”地敷衍着。
“老二，吃菜呀！”父亲像对待贵客似的，满脸笑容地招呼他说，“吃块带鱼吧，你妈的手艺，退休以后提高了不老少……”说着，便往侯勇的碗里挟红烧带鱼，侯勇端起碗，使劲地一躲，父亲吃了一惊，筷子一抖，一大块红烧带鱼中段掉到了地下。
这情景使侯锐万分愤慨，他不禁红涨着脸，呵斥侯勇说：“你怎么回事儿？给你脸你不要！”
母亲发现了这一镜头，忙走过来劝解，先对老伴说：“人家老二如今不吃这无鳞鱼！”又劝侯锐：“成啦成啦，好不容易全家团团圆圆的，你就少说两句吧！”
父亲满脸尴尬，确确实实下不来台。他蓦地回忆起当年被单位里“专政”时的情景。他被关在地下室中交代历史上的罪行，每天认认真真工楷书写好几张信纸的交代材料，写完以后，就不免要想点别的，他常常想到的，便是老伴作的红烧带鱼，尤其是当看守人员给他端来窝头和白菜汤时，他就极其生动地回忆起那红烧带鱼的色、香、味，乃至于刚出锅时，带鱼段表面上那闪闪发响的小油泡。后来“落实政策”，放他回家了，迈进家门，他对老伴提出的头一条要求，便是：“买点带鱼烧给我吃吧！”老伴提着菜篮，从东单一直寻觅到哈德门外，才终于买到了二斤带鱼，回家来没歇着，立即拾掇、烹烧……唉，记得那一天侯锐不在家，侯莹也在兵团没回来，就侯勇从插队地点回来探家，侯勇简直是扑上去抢着吃，一大盘红烧带鱼，侯勇倒吃去了三分之二，那情景真是历历在目啊；可今天，侯勇成为“将门贵婿”了，人家不屑再吃这种无鳞鱼！……想到这儿，父亲有点撑不住，眼圈儿顿时红了，鼻子一阵阵发酸，他叹了口气，仰脖喝干了大半杯二曲酒。
父亲的神情，使侯勇多多少少有点良心发现，他便掩饰说：“在飞机上我就有点反胃，这会儿好像更厉害了。我今天不想吃荤腥……”说着他挟了一筷子凉拌黄瓜，吃完又喝了一口酒。
侯锐见侯勇自动下了台阶，也便光是瞪了他一眼，不再说什么，闷头只管喝酒。
一时间屋子里变得异常肃静。
又喝了几口酒，侯勇就起身宣布说：“我还有事儿，得出去。不在家吃饭了，你们吃吧！”
父亲和母亲望着他，光知道用眼神问：“你去哪儿？”却都说不出口。侯锐自然不会沉默，他梗着脖子问；“你怎么这时候还出去？”
侯勇一看腕上的手表，已是八点五分，他没有工夫吵架，他怕去晚了见不着葛佑汉，那家伙经常是神出鬼没的；因此，他便和和气气地对侯锐说：“去趟北新桥，业务上的事，晚上人家在家，晚上去家里找比白天去单位找好说话。”说着他拔腿便要出去。
谁知，临出门他被嫂子白树芬给叫住了。
18
在侯家这小小的空间里，真正对侯勇无所惧让的，只有白树芬一人。
白树芬会置身在这么个空间里，说起来，真是一件她自己当年万万想不到的事。
退回十六年去，白树芬正在家乡南昌上高中，是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如今她还保留着大量当年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白树芬，是一个身材苗条、随时随处把两只眼睛弯成两个月牙儿使劲欢笑的姑娘。那时候她最爱唱的歌，是《地质队员之歌》，那歌曲的头一句：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多少次惹出了她满眶的眼泪！听了一次地质局干部的报告，看了一场描写地质队员生活的影片《沙漠里的战斗》，她便认认真真地在日记本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立志做一个地质尖兵”的誓言。那时候的青年多么单纯！党的号召，祖国的需要，人民的期望，这些话一灌进耳朵，心头上立即燃起熊熊火苗。一九六五年报考大学时，白树芬在志愿表中填满了地质学院的各种专业，当她得到一纸北京地质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时，她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简直是唱着、舞着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地质学院的……
然而，接踵而来的世态，将白树芬的天真状态击得粉碎。他们进校便被派到农村去参加“四清”，据说不管学哪种专业，顶要紧是必须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刚开始学了一点基础课，忽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白树芬犹如一个掉到海中的软木塞，她沉不下去，却浮得分外痛苦，随时被掀腾呼啸的恶浪抛掷着、冲荡着……
白树芬目睹身历了许许多多让以后的历史家们研究不尽的事，她的思想在震惊和煎熬中曾经极度混乱，然而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开采宝藏的意愿，仍像古莲种深埋在煤层一样，存于白树芬心中。多少次，她以为“这下总该让我们学地质了吧”，然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的理想，一再如同风扑肥皂泡般地被破灭着。
当地质学院的运动开展得最激烈时，白树芬虽然也附骥于最强大的一派“地院东方红”，但她只是一个挂名的成员，因此她逃到了住在城里一条小胡同的姑姑家中。姑姑家“文革”中也饱受冲击，那里的生存空间也非常狭窄，除了晚上勉强可以临时搭一块铺板给她一个床位，白天简直没有多少转身的地方，于是乎她和同院的比她小两岁的叶玉秋交上了朋友。叶玉秋因病没有下乡插队，在家里待分配，她家虽然也并不宽敞，但总算有一个角落可供读书、谈话，于是她们两个就常常坐在那个角落里，读一点劫后余存的外国小说，絮絮地谈一点只有她们两个之间才能谈的私房话……
后来白树芬听说工宣队已经进校，运动有望结束，她心底里又浮出了“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的歌声，于是便回校去探察究竟。谁知一去，便被工宣队扣下了，说是地质学院已决定外迁，根据“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了吗？”的逻辑，地质学院办在城里当然也是见鬼，必得搬迁到山沟里去……白树芬被编入了打整搬迁物资的连队。那时的地质学院已经惨不忍睹了，教学楼的楼墙上布满了污痕，窗玻璃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宿舍楼里一片混乱，昔日整齐漂亮的操场这里一堆秽物，那里一个大坑，更不用说到处都有破败的大字报和新涂写的恶俗不堪的标语口号……啊，这里已是文化沙漠，“沙漠里的战斗”终于兑现了！
后来突然又来了一道什么战备命令，工宣队要求大大加快设备拆装外运的速度。当时白树芬他们那个小组负责装运的全是些玻璃器皿之类的仪器，她找到工宣队的一位负责人，试图告诉他：这些东西必须极为耐心地收放包装，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因而可否不必硬性限期完成任务？那工宣队负责人气呼呼地把白树芬训了一顿，咚咚咚地大步来到实验室现场，把两个正小心翼翼因而显得慢慢腾腾地装箱的同学拉拽开，示范性地把剩余的几件玻璃仪器往箱里一扔，“咣当”盖上了箱盖，拿起草绳就捆绑，为拉紧草绳打结，他一只大皮靴毫不留情地踩了上去，只听木箱里一阵玻璃破裂的声响……
这响声埋葬了白树芬心中对从事地质事业的最后憧憬，也送走了白树芬心中最后的一丝温情，一丝向往，一丝对自身以外的责任感。
白树芬意识到，一俟搬迁的苦力活结束，她也便会像已经分配走的同学一样，面临着极为可怖的命运。她接到了先期分配走的同学的来信，那些在运动初期被***亲昵地搂着肩膀夸奖过的“小太阳”也好，那些在运动当中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分子”而被整得脱了一层皮的“小爬虫”也好，那些以为当个逍遥派便可侥幸逃脱厄运的“胆小鬼”也好，除了极个别有背景、有门路的而外，几乎全都被当成废物，处理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所抱理想全然不沾边的工矿、农村。据说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因而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就是最危险最讨厌最无用的东西，所以必须让他们干最脏最苦的体力活，以利他们脱胎换骨，在接受“再教育”中重新做人……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白树芬在姑姑所住的院中，在叶玉秋家里，遇上了蔡伯都；正是出于蔡伯都的乐善好义，才介绍她同侯锐见了面；她通过与侯锐确立了夫妻关系，这才争取到了分配时照顾她留在北京郊区，并且争取到了去公社中学教物理课的工作。
白树芬幸福吗？她对幸福的渴求，早已枯竭到麻木状态，所以她现在很少去思考这类重大严肃的问题。她有了丈夫，在结婚之后，她发现这丈夫还算不错，使她避免了吞食后悔这剂最苦的药。后来她又有了小琳琅，小琳琅每日随她在她那个学校生活，这使得她的生活更易于脱离冥想而更接近于实际，因而使得她的心境更易于趋向平衡。开头，她和侯锐一样，为没有自己的家而深深地烦恼，后来，她被这旷日持久的事态也弄得麻木了。她曾劝说过侯锐，就在公社安个家算了，但是不用侯锐跟她讲，她自己也渐渐看出了这样的人情世故：她所在的公社里的那些人，即使不说是全部吧，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们眼中，侯锐夫妇没有很快地把自己的工作调回城里，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你那小叔子他岳父不是什么什么吗？他给你们说句话还不结了？”似乎这应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了这二年，县教育局干脆确定了这样的精神：夫妇均在本县教学的，可以优先照顾其中一名调往城内，门路可以自找。既然如此，白树芬也就不再跟侯锐提在农村安家的事，并且，也就更积极地参加到向往立体交叉桥的行列中来。只要一开始为立体交叉桥拆迁，他们夫妻孩子就可以在城里有一个窝了，那时她尽可以让侯锐先调回城来，家中有了足够的空间，小琳琅也便可以留给奶奶看管，到了上学年龄也能在城里入学，受到较好的教育。
白树芬虽然准备着离开那个半山区的农村中学，却认认真真地努力上好每一堂物理课。她还担任着班主任，这是一项开掘学生心底宝藏的工作。学生们从她口中很少听到那种枯燥的大道理，但她那种和善的态度，亲切的眼光，特别是从微小处做起，给人以关怀、帮助的行动，使她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一个雪花飘飞的冬日，她发现孙锁柱放学后还蜷缩在教室的火墙边，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孩子抬起一双哀伤的眼睛，没有吭声。白树芬想起他爹刚娶了后娘，把他打发到土坯房去睡了凉炕。白树芬心里一酸跑回宿舍，从自己床上抽下一床旧褥子，给了孙锁柱。孙锁柱用一双皴裂的手接了过去。白树芬背过脸去，不知为什么，心头上浮现出了立体交叉桥的图像，久久没有消失……
都说当嫂子的容易同小叔子处好关系，而最难同小姑子相处；白树芬恰恰相反，她同侯莹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回到家中，她常揽着侯莹的肩膀，而侯莹也常挽着她的胳臂，说许多知心的话……她同侯勇的关系却相当紧张，她惊异于侯勇的心如同花岗岩般坚硬冷酷，而侯勇也打心眼里看不惯白树芬那种清高的气派。不过，由于侯勇毕竟不在北京工作，白树芬在他出差来京时又尽量避免回城，他们碰上的时候不多，因而也还未曾冲突过。
谁想到，在这天晚上，叔嫂之间终于冲突起来了。
19
“小勇，你什么时候回来？”
当侯勇抬脚就要出门时，白树芬叫住了他，问出这么句话来。
白树芬这话问得有理。事关这晚上一家人的睡法。这晚上还不算人丁最盛的，因为侯莹要去上夜班，只有三男三女。但这三男三女之间存在着两层理应互相回避的关系：公媳之间，叔嫂之间；而两层关系中的核心人物正是白树芬。白树芬带着小琳琅一到家，听到了侯勇也已回来的消息，心里就开始盘算当晚的睡法了。当然只好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因为里屋床位比较充裕，所以男性成员自然应占有里屋，而她和婆婆、小琳琅则合睡在外屋的大床之上；他们进了里屋以后，把中间的门反扣上，外屋的三位妇女才好脱衣入睡。这方案本是切实可行的。但现在侯勇宣布他要出去，现在已八点多钟，按他外出的惯例，在外头总要耗两三个小时以上，因此，他很可能要十一点左右才回来，这样，三位妇女要么得等他回来才好入睡；要么就得做出这样的决定：三位妇女睡里屋，只位男子睡外屋。外屋只有一张大床，父子三人得横着睡，把脚搭到拼过去的椅子上，那当然是很不舒服的。白树芬叫住侯勇，就是希望他表个态，或表示不会太晚回来，或表示“你们女的睡里头吧！”
谁知白树芬的这话一出口，犹如将一个火星溅到了侯勇心中的干柴垛上，他正极端烦躁而无法排遣，经这句一激，顿时火冒三丈。
侯勇并没有意识到嫂子这话的潜台词是“今晚怎么个睡法”，他只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在这个家里，父亲母亲对他都是理顺毛的态度，哥哥侯锐虽然敢于对他发怒，但发怒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对他无可奈何的表现，至于侯莹，那在他面前就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只有这位嫂子，也不跟他顶，也不跟他吵，甚至说话口气还满客气，但从她的眼神里，从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侯勇总觉得那是冷笑）上，侯勇深刻地感受到了嫂子对他的轻蔑。这个上过大学的嫂子知道他的不学无术，懂得像他这样的“将门贵婿”实际上处境十分尴尬，也丝毫不惧怕他的骄横无理。
侯勇把脸转向白树芬，恶狠狠地回答她：“你管得着我什么时候回来吗？”
白树芬并不退让，面上和颜悦色，语调也并不提高，但两句话把他噎了回去：“你要是回你岳父那儿，我当然用不着管；你要是回这儿，咱们就得商量商量，晚上怎么个睡法。”
白树芬把问题挑明了，更惹得侯勇满腔邪火，侯勇的自尊心受不了这个话。这话，意味着他虽攀上了住大屋子的高干，但并不能在那家人占据的空间中获得一个心安理得的位置；这话，也意味着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他毕竟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霸主，他还得接受别人同他的商量！
“你爱睡哪儿睡哪儿，我管不着！我爱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爱在哪儿睡在哪儿睡，你也管不着！”侯勇气得浑身哆嗦，嚷了起来。
屋子里其余的四个人顿时乱了起来。小琳琅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侯锐简直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瞪着弟弟，张嘴想呵斥他，一时又不知该呵斥什么；侯勤丰心惊肉跳地望着剑拔弩张的叔嫂二位，没了主意；当母亲的急得连连自语：“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
白树芬却一点也不慌张，她甚至也并不生气，依旧语气和蔼地说：“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同在一个屋顶底下生活，那就不能谁也不管谁，遇上事儿就得一块儿商量。”
白树芬越冷静，侯勇便越蛮横，他满脸肌肉乱抖，不管不顾地说：“什么一家人！这儿不是你的家，你给我走！”
侯勇话音没落，侯锐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借着酒劲就扇了他一记耳光，侯勇岂能甘休，当即就揪住了侯锐的脖颈；父亲赶忙过去拦在兄弟之间，急出了一身汗来；母亲心内只埋怨媳妇不该惹是生非，她不由得跺着脚，白了白树芬一眼，朝那拥成一团的父子三人叹一口气；小琳琅吓得扑到白树芬身上，搂着她的腰，哭得更加响亮；白树芬见事已至此，越发感到没必要惧让，她略微抬高嗓门，但语调并不泼辣地一字一板地反驳说：“我走不着！告诉你，我是明媒正娶来的，我户口在这儿，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在这个家里待着名正言顺，谁也别想排挤我！”
一家人正闹着，钱大爷掀帘进了屋，一进屋便扬着嗓门劝解：“嘿，这是怎么了？一家人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快别动火，快别动火！”他进屋前已经听出了屋里在争吵，听见别人家闹纠纷，他就勃发出一种管闲事的热情，此刻他睹着愤怒、惶急、尴尬、羞惭、冷峻的几张面孔，这种热情达于极点，他先把侯勤丰连扶带拉地归到座位上，又把侯锐连拉带拽地推到床边坐下，又请当母亲的坐到藤椅上消气，嘴里还一边叨念着许多谁也听不清也用不着听清的话语；但是，当他想继续安顿侯勇和白树芬时，侯勇已经恨恨地说了句：“哼，咱们回来再说！”一跺脚，掀门帘走了，而白树芬的反应也极为灵敏，她扬起嗓门，故意用一种客气到极点的语调，把话送到门帘之外：“对蛮不讲理的人，我一句话也不再说！”
侯勇以这种姿态出了门，弄得侯勤丰心里好不是滋味，酒和带鱼都从胃里翻到了嗓子眼。他又急又气又羞又怕，他的生活准则就是维系小康之乐，他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他最怕家丑外扬，尤其不愿将家丑显露在钱大爷这种他认为比自己低下的人面前；他怕侯勇一腔邪火跑出去闹乱子，更怕侯勇很晚回来还要在这个家里继续争吵；但一时之间他又判断不出是非，媳妇似乎也没有什么错处，她为一家人能睡好，问一声小叔子本无可厚非；侯勇忙着出去，被叫住自然不痛快，说几句气话也算不了什么大事；侯锐见弟弟这么不尊重嫂子，兼以又喝了酒，借着酒劲打了弟弟一下，打得并不重，好像也可原谅……一家人都是好人，都无大恶，但竟闹成了这个样儿，究竟是怎么搞的啊？他那么愣了几秒钟，突然，一种本能促使他站了起来，钱大爷不及劝阻，他已快步出得门去，他是去追侯勇。他急中生智，想追上侯勇，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回邮电所睡去，我替老张去值夜班，让他回家去；我不算跟他换班，下次轮着我，我还值班，他准乐意……家里让老大三口和你妈都睡里屋，外屋给你一个人留着，你可千万别再生气，别再吵闹！……”
以自身的忍让，换取全家的和睦，这便是侯勤丰的治家之道，这一回他又打算这么办。
但是，他一直追到胡同口，也没见着侯勇的影子。一阵晚风吹来，他的醉眼模糊了。
第六章
20
北京站那两座对称的大钟敲响了九下。站前的广场上，毫无规则地布满了或立或坐、或倚或卧的人们，另一些流动的人们左躲右让地在他们之间穿行。在广场的人群中，可以看到侯锐的身影。他已经在这里游荡了半个多钟头。
家里的纠纷由侯勇的撤退而暂告休战以后，侯锐就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一开头，当轻柔的夜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清凉的空气滋润着他的鼻腔时，他产生了一种解脱感。就像一只被关在纸盒子里的甲虫，终于有机会从纸盒中飞出来一样，胸臆为之一宽。在地下铁道入口处，他买了一瓶新上市的“上海可乐”，用蜡管慢慢地吮吸着，回想起这天晚上回家后同侯勇之间的两次冲突，他主要不是为弟弟，而首先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仿佛面对着一幅荧光屏，被迫观看自己在前一两个小时里的录像。他，一个读过不少中外古今典籍的人，一个自命能欣赏西洋交响乐和京剧流派唱腔的人，一个整天在学生们面前鼓吹道德与修养的人，遇到弟弟的粗暴无礼，却一筹莫展，只知道拍桌子、瞪眼、呵斥、掴耳光……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浅薄和庸俗的表现吗？
人，应当随时随处都是高尚的。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做到这一点却如此困难？侯锐抽着一支烟，有意跑到广场上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逡巡。那里有两个人在伸长脖子互骂，一群人在那里围观。他们为什么不能想到，在这个星球上，他们起码属于同类，而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更属于同胞手足，他们又都在旅途中，这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合不来他们尽可以各奔西东，为什么非要这样为一点点小事吵闹不休？为什么不能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礼貌？他没有挤进人群围观，他往没有喧嚣声的方位走去，那声音小的地方，人却更多，他看见一些显然是从偏远的小地方来的男男女女，他们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找个墙根，打开铺盖卷，横躺竖卧地蜷缩在那里。他们为什么来到北京？是否正准备乘火车回去？……有一位显然是从外地而来正准备返回的妇女，她坐在那里，身边搁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其中有一摞是木头搓衣板，足有二十块之多。为什么搓衣板这种最原始、最简陋、最易制作的东西，她要归去的地方竟不能制作，而需要来北京采买，并且要用这样辛劳的办法运载回去？我们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竟使得木头搓衣板也成了一种珍贵的物品？……侯锐又看到一个男子，不知为什么他决定不去旅店过夜，而是把一块塑料布卷成一个圆筒，把一头扎紧，人钻进去，用那圆筒包着自己，就在地下铁道人口侧面的窗根下睡觉。他的整个形象使人联想起蜗牛或钉螺，侯锐站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望了他足有好几分钟。啊，原来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可以减缩到同他本身体积相等的限度！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对生存空间的渴求降低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相对纯洁起来，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相对美好起来呢？……
宣告已是晚上九点的钟声，把侯锐的思路从关于全人类的冥想中拉了回来。他不得不再想到自己的家，于是他的情绪又黯淡了下来。他毕竟没有车站上那些席地而卧的人们的勇气，他势必还得回到那个狭窄而拥挤的家中去睡觉。是啊，究竟怎么睡呢？白树芬和弟弟吵了一场，却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侯勇仍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他深夜归来时，发现家里人的睡法不合他的意，他是敢把大家从被窝里薅起来的！
侯勇为什么变得这样蛮横？就如同白树芬变得那样冷峻，侯莹变得那样猥琐，自己变得如此易怒和粗俗一样，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有了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后，比如说到下个世纪国家经济发达时，某些每人各有各的房间的家庭中，也许又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有的人会变得互相很虚伪，很冷漠，很隔膜。就算是那样吧，但那也总比现在的局面好。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发展到下一步仍会有缺憾，就拒绝去医治、排除眼前的痛苦啊！
侯锐拖着脚步，返回家里。当他行进在路灯光稀疏而暗淡的胡同中时，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啊你啊，当你思考全人类的时候，你像个高尚的哲人；可是当你面对着家里的糟心事时，你就又成了个十足的窝囊废！我应当怎样才能摆脱庸俗卑琐的心理，使自己对生活充满坚实的信心？也许，我还应当立足于农村，在那里进行不懈的开拓……
21
院子里整个是幽暗的。北京市胡同里的不少老居民，在节约用电上堪称是世界大都会居民中的冠军。这并不是作为一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的。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以前，那时候一般一个院子只有一个公用的电表，电费按灯头数目或灯泡总瓦数计算，人们在用电上很少费什么心计，院子里一到晚上总有种灯火灿烂的热乎劲，但人们也确能基本上做到随手关灯，真正意义上的浪费也并不严重。在“史无前例”的热潮过去，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受骗感之后，北京市胡同院的居民们却似乎变得自私起来，互让互谅的淳朴民风变成了一种斤斤计较的风气，几年之中，每家自装电表成了一件必不可少之事，致使家用电表的供应一直紧张到如今；而未能安装上电表的家庭，便觉得低人一等，在计算电费时，也确实常常吃亏。按说，各家自己装了电表，院落中该出现灯火通明的景象了吧？恰恰相反，除少数的人家、少数的院落以外，普遍的状况，是流行开了一种吝啬到极点的用电方式：屋中只安一盏八瓦乃至于六瓦的日光灯，于是乎常常可以看到上小学的孩子搬着方凳子和小马扎，跑到大马路的灯底下做功课，因为那灯光比家里的还强一点。人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着电费，以便能把这份钱用到别处。这样的结果，便使得北京市胡同院的不少老居民更加不善于利用晚上的时间读报、看书，因而也就更加增长了庸俗与浅薄，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不得不在晚上做作业的孩子，成了近视眼。
侯锐从北京站遛弯回来，进到院里时，整个院子里简直没有多少灯光。他家更是漆黑一片。掀开门帘进了屋，侯锐这才发现里外屋之所以没有开灯，是因为里屋开了电视。他家的电视机，属于他家最贵重的物品之一，由于没有地方安放，便搁在了大立柜里，需要看电视时，便把大立柜左边的一扇门打开，露出搁放在大立柜横隔板上的电视机，抽出电线，插到柜边墙上的插销里。这样安放电视机，天线不好使用，他们便干脆不用天线，好在附近高层建筑不多，离大马路又有一段距离，干扰也少，不用天线影像也算清晰，他们就那么看。屋里没有多少坐人的地方，看电视时，往往就爬到床上，倚着被窝垛看，倒也别有风味。
小琳琅一随妈妈回到家中，就吵着要看电视，当时因为大家都没吃饭，正忙乱中，所以没给她开。大人们的一场风波过后，妈妈让她吃了饭，她便又吵开了，可谁有心思开电视呢？她闹了好一阵，白树芬拗不过，这才去开了电视。
侯锐回到家里，首先看到的，便是倚在里屋床上看电视的白树芬和小琳琅。
他问：“爸爸呢？”
白树芬回答他：“去邮电所了。他说去替人家值班，好让咱们今晚上睡松快点。”
他又问：“妈呢？”
白树芬回答他：“到后院串门去了。”
侯锐忍不住叹口气说：“老毛病！自己家出了乱子，在自己家叨唠还不够，还要跑到别人家叨唠去。”
白树芬呼应说：“可不。这样子她心里头也许能松快点。”
侯锐瞟了几眼电视，正播映一部编摄得极生硬的电视片，他便坐到床边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也真是，家里发生了这种事，你还能心平气和地看电视！”
白树芬不以为然地说：“不看电视又怎么着，坐到旮旯里哭去？躺到床上生闷气去？一头撞死去？”
侯锐说：“你别这么顶撞我。我也是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三口人好。别人在场我也不这么说了，好在现在只有咱们在一块……”
白树芬打断他说：“这屋里还有别人呢！”
“别人？”侯锐四处望望，莫名其妙，“别人在哪儿？”
白树芬一点也不像开玩笑地说：“当然还有人。小莹回来了。”
“小莹回来了？她的事怎么样？你没问问她？”
“什么事？问什么？”
“小莹在哪儿呢？”
“她不看电视，她在下铺哩！”
侯锐站起身来，先拉开了灯，然后就弯下腰，把挡住床下铺位的布帘一拉，啊呀，侯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两只眼睛睁着，还在发愣。
“爸爸关灯！爸爸关灯！”小琳琅不喜欢开着灯看电视，蹬着腿嚷了起来。
侯锐顾不上应付小琳琅，他把身子弯得更低，又纳闷又关切地招呼着侯莹：“你怎么回事儿？你们谈得怎么样？你干吗躺在这儿发愣？”
直到侯莹把眼珠转向他，对他发出一个微笑，他才消除了疑惑与惊讶。
“哥，我累了。累极了。”侯莹说着，也就坐了起来，并且开始找鞋，要钻出来。
22
里屋只剩下小琳琅一个人看电视，侯锐、侯莹和白树芬都来到了外屋，拉开灯，开始了一场不可避免的谈话。
侯锐坐到方桌边，侯莹和白树芬并排坐在大床上。侯莹回来时，只有白树芬和小琳琅在家，她招呼了声“嫂子”，便说“累，真累”，钻到下铺休息去了。白树芬只当她是下了中班回来，也就没问她什么。现在白树芬才知道她是去搞对象回来，一种同情心和责任感促使她提起了精神，来同侯锐一起询问她会面的情况。
侯莹坐在那里，仿佛参加完一场激烈的战斗，疲惫、倦怠，但从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上，又可以窥见她的内心，她对所见到的人是满意的，并充满了幻想。
“你们在一块谈了多久？”侯锐问她。
“嗯，有半拉多钟头吧。”
“都谈了些什么呢？”
侯莹低头微笑，只望着鞋尖：“我也不知道。”
“你呀，都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侯锐叹口气说，“你告诉我们嘛，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白树芬伸臂揽住小姑的肩膀，维护地说：“干吗都告诉咱们？小莹，你拣能说的说嘛。”
侯莹羞涩地揉着衣角说：“谈看电影的事来着。”
“具体是怎么谈的呀？”侯锐有点着急。
“他问我最喜欢哪部片子。”
“你说是哪部呀？”
“《巴士奇遇结良缘》，我爱看，好。”
侯锐大失所望：“哎呀，你就不会拣点别的片子说吗？《简·爱》、《孤星血泪》、《马戏团》、《小花》、《归心似箭》……哪部不比这个强。人家是文学编辑，哪能喜欢这种香港的俗里吧唧的东西？”
白树芬反驳说：“小莹说的是实话嘛。干吗非得照你教的这个说？搞对象，就得实话实说。《巴士奇遇结良缘》我看着也不错，说人家俗，咱们过的日子就不俗啦？我看咱们更俗！”
侯锐追问：“你问他了吗？他爱看什么电影呢？”
“我没问。”
“你干吗不问呢？”
“……”
白树芬又帮着小姑辩解：“哪有女的问男的这个的？只有你才那么厚脸皮，跟我搞对象的时候，什么都敢问！”
侯锐觉得细致地询问没有什么意义了，便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喜欢你吗？”
侯莹把头埋到胸前去了。白树芬抚爱地理着她鬓边的发髻，责备侯锐说：“你这叫什么话？先得问咱们小莹觉得他怎么样，喜不喜欢他啊！”
侯锐便问：“你觉得他怎么样？满意吗？”
侯莹连连地点头。她怎么会不满意呢？
白树芬用温暖的臂膀把小姑子搂得更紧了。她衷心地盼望着侯莹能获得幸福。她问：“你们谈话的时候，蔡伯都到哪儿去了？”
侯莹抬起头来，满眼里闪着感激的泪光：“蔡大哥真好。蔡大哥陪着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一个人到王府井遛弯去了……蔡大哥陪我去东单公园的时候，跟我说好了，他只管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完了我们自己谈，谈多久都行。他今晚上还要上人家家去，人家愿意不愿意，他晚上就知道了。他说要是不太晚，兴许就给大哥你打电话……”
“是吗？”侯锐看看手表，已经九点二十几了，“今天他怕来不了电话了吧。是呀，伯都对咱们家的事，就跟对他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不过……人家跟你分手的时候，没约你下次再见吗？”
“没……”
“没？怎么——”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白树芬分析说，“人家知道咱们小莹乐意不乐意呢！得等着蔡伯都跟你联系上了，才能知道人家的想法，也才能把咱们小莹的意思递过去……”
正说着，母亲回屋来了。她刚才到后院邻居家里，找一位跟她处境相仿的大妈聊了一阵，主题是议论媳妇的难处，以及再好的媳妇也难免在家里惹是生非，俩人很是共鸣，这使得她的心情稍许有所好转。她一进屋，见侯莹坐在那里，不禁惊呼起来：“小莹，你回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样呀，那人你中意吗？”
她的心思又全转移到侯莹身上来了。
白树芬主动向她介绍情况说：“妈，人家小莹挺可意的。俩人谈了半拉多钟头哩！”
白树芬的一声“妈”，使当婆婆的彻底消除了对媳妇的不满，她笑着说：“是吗？你瞧小莹，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呢？跟家里人，你还不能说说你们刚才是怎么搞的吗？”接着就走近前问，“你都问了他些啥呀？他的工资，是不是八十七块五呀？”
“那还能有错，伯都不是都跟咱们说了吗？”侯锐代为回答。
“工资八十七块五，也不算太多呀！他们那儿兴不兴奖金呢？一个月能拿多少哇？交通费、洗理费……都有吧？”
侯莹红着脸，偏过头去说：“不知道。我没问……”
“嗨，这有啥不能问的呢？他问你了吗？你跟他说了吗？咱们家不用你一个子儿，你们要成了家，逢年过节的，给你爸和我提个点心包儿来，我们就知足……”
“妈，头一回见面，哪有就谈这些个的……”侯锐插话道。
“不谈这些个谈什么？”做母亲的振振有词地说，“一个四十老几了，一个二十六七了，都是不能再拖的了，还用得着花前月下的，慢条斯理地去对它半年一年的象么？瞧上了，合得来，不吃亏，干脆就抓紧办事儿呗！”
正说着，二壮掀帘伸进了头，他对着侯锐开腔，眼睛却死盯了侯莹两眼：“侯大哥，电话！蔡大哥来的！”
侯家的四个人闻讯无不怦然心动。侯锐赶紧去接。
23
“伯都吗？你在哪儿呢？”
“就在他们楼下，也是公用电话。”
“怎么样？他愿意吗？”
“怎么说呢……好像是不大行……”
“怎么怎么，我们小莹怎么不行呢？”
“是呀是呀，我刚才还跟他说，像小莹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他不是要贤妻良母吗？如今北京城里像小莹这么大的姑娘，有几个够得上贤妻良母型呢？”
“他也说小莹可能是个贤妻良母，但是……他觉得小莹太无知，太没有常识……”
“才谈了半拉多钟头，怎么就见得呢？！”
“你别急。我也是这么跟他说。他说，小莹连香港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小莹看了香港电影，觉得好，可小莹以为香港是台湾岛上的一个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着……”
“小莹是这么说的吗？……他该知道，小莹他们在学校根本就没上过地理课，况且就是有地理课，也讲不到香港……”
“可他总觉得小莹的知识水平太差了一点，太缺乏共同语言……他说，他毕竟并不是想找个洗衣服做饭的保姆啊……”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别生气。要生气就生我的气吧。都怪我，我应该考虑得周全点再牵线……小莹回家怎么说，她愿意吧？”
“你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呀，真对不起。我发现我其实一点也不会办这类事。原谅我……”
“你就会编剧本。瞎编！”
“是呀，生活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我把握不住……别生我的气。我本想明天往你学校写信，告诉你，可那就得让小莹多幻想两天……我不该折磨她，所以这么晚了，我还是决定给你打电话，好在你们这电话方便，二壮他们也不是外人……”
“你当初就不该贸然牵这个线！”
“是呀，真对不起。你可得好好跟小莹说，别刺激她……”
“我怎么说？你来跟她说吧！你瞧你办的事……”
“我改天一定去你家，亲自跟小莹好好地说……你就说，这个不行，不算啥，蔡大哥以后再给你介绍个年轻点的……”
“我开不了口。你知道我们小莹这些日子为这种事儿犯过病……”
“所以得好好地跟她说。别说人家觉得她无知。”
“那怎么说？说人家对她满意，可就不想跟她结婚？”
“……嗯，就说人家一看，觉得自己大得太多，怕耽误了小莹的青春，所以……”
“那我们小莹要说，不怕他大，不怕耽误什么青春，我还怎么说呢？”
“是呀是呀……你就把责任全推在我身上吧，就说蔡大哥做事不细致，没把人家的想法摸清楚，人家原是想找个三十几岁的……”
“说不通。有更年轻的愿意跟他，他死不要？”
“唉，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只能如实地告诉她。让她知道自己的无知，对她有好处。也许今后她还能逼着自己读一点书。”
“那……也好。不过你应当婉转点，不要伤了她的自尊心。”
“伤她自尊心的罪魁祸首是你！”
“……”
“啊，我也是赌气才说这个话。你别介意。”
“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本想为你家做一件好事，没想到……”
“行了行了。我们还是都感谢你。你再接着帮忙。”
“我不灰心。经了这事，我更觉得对小莹负有特殊的责任……”
“以后别找这么高级的人物了，给她找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的人……能跟她一块好好过日子的，就行！”
“对，看来是得从这么个角度考虑。”
“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及时打来了这个电话。”
“这个讨厌的电话。”
“这样的电话越晚打就越让人讨厌。”
“也向你母亲道歉吧。你父亲还不知道吧？”
“怎么不知道？他刚才回了趟家，又折回单位值班去了。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母亲都迷信你，认定你是我们家的福星……”
“你一定在他们面前为我美言几句，我不是什么福星，但我愿意为你家这些善良的人们效劳……”
“伯都，我的心软了。刚才我还怨恨你，现在我真的原谅你了。”
“可我自己并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现在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剧本，我的名气，我的灵感，真是一钱不值！……”
“为什么？你可别这么想！”
“不能不这么想。我发觉我对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还是那么无知，那么无力，那么无能……”
“别这么说。”
“好，就说到这儿吧。”
“你别灰溜溜的。我都不灰溜溜，你何必灰溜溜？”
“当然。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仍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
“是呀是呀。伯都，你受累了。你还回家吗？还是就住在他那儿？”
“当然还要回家。”
“快十点了，你抓紧时间吧。谢谢你及时打来电话。”
“讨厌的、可又不能不打的电话。”
“好，我挂上了。欢迎你有工夫来我们家。”
“我会去的……挂上吧！”
24
侯锐接电话时，二壮在一旁耸起耳朵听。他听出侯莹没给人家看中时，心里头说不出来的痛快。那丫头养的谱儿真叫大，还得知道香港是怎么回事儿才能要人家，臭讲究！“没常识”，就你们那号捏酸假醋耍笔杆子的有常识！……话说回来，香港究竟在哪儿？反正离北京特远特远，不在台湾，不归国民党管，那归谁？归小日本？归美国大鼻子？他妈的，我们没常识，可谁给我们讲过这些常识呢？！
侯大哥这人还算懂道理。听他说的这话：“以后别找这么高级的人物了，给她找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的人……”我就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你们给她找我不就结啦！是呀，“能跟她一块好好过日子的”，我就是嘛，我能给她打出大立柜，打出捷克式酒柜（捷克又他妈的在哪儿？也不清楚。不清楚也一样能打出他们那号酒柜来，有图样子就行！）我还能让她少干活，陪她逛天坛，给她置件像样的呢子大衣，攒钱给她买块日本电子小坤表……
钱大爷到仓库上班去了，小弟弟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里屋的钱大妈和小妹妹已经入睡，大妹妹在单位值班没回来，二壮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关上灯，和衣靠在床上，正好凭他的素养和愿望去遐想……
他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得到侯莹呢？爸爸仗着酒胆去开过口，让侯大妈羞了回来；妈妈也曾在与侯大妈闲聊之中，透露过这层意思，人家侯大妈硬是装作没听出来，光拿别的话打岔……
也许，该写一封信给侯莹吧？可这信，该是怎么个写法呢？二壮活了这么大，除了看过一些小人书，几乎没读过任何一本文艺小说，像他这样缺知少识的胡同院落里的青年市民，北京城里真不老少，只不过他们像墙缝里的土鳖一样，不引人注意，常常被人们忘记其存在罢了。万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会用西班牙、夏威夷两种方式弹奏吉他琴、会背诵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并且也能写像象征派诗歌、会搞抽象派绘画和会谈论克罗齐美学观点的青年，才值得我们去研究其存在价值，像二壮这样的活鲜鲜的京城青年，他们的生存价值，难道不是更值得我们去关心，去反映，去研究，去帮助他们自己领悟、获取吗？二壮现在想不出来该怎么写一封给侯莹的信，他脑海里甚至不知道有“情书”这个字眼。他只知道，那些正经的流氓“拍婆子”时，也兴写条子的，但那样的条子他只听说过而并未见识过，所以也无从模仿……
啊，请原谅吧，如果我们如实地记录下汇涌在二壮那厚实茁壮的胸脯里的冲动——或者可以不原谅这支揭破他内心隐秘的笔，但一定要原谅像他这样的无数的北京胡同里的青年市民……
二壮躺在那里，他生理上产生着一种燥热和骚动，他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侯莹的脸，侯莹的胸脯，侯莹的全身……他想，没法子，只好逮个机会……干脆，当她上夜班去的时候，在胡同当中那段路灯坏了长久没修、最黑最背的地方，冲过去搂住她……或许，不该那么鲁，那就一下子站到她面前，干干脆脆地告诉她：“我要你。你跟了我，准有你的好！”
……这是不是就犯法了呢？二壮眼前浮现出了“小锛子”的嘴脸，“小锛子”被剃成光秃，手上铐着“小镏子”，被推进了小轿车……呸，小轿车没他妈什么意思，划不来……二壮懂得犯罪不好，犯罪对不起爹妈，也对不起自己，并且也对不起侯莹；他并不是想把侯莹当“婆子”玩玩，他是实心实意地想娶她当媳妇啊！他究竟得怎么着行事，才能得到她呢？
忽然，二壮想到了一条路子，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拍着自己的脑袋，他笑自己笨，他为自己刚才的那种犯罪冲动而自愧。其实这事多么简单，多么保险——他该求蔡伯都给他传话呀！蔡伯都新编的话剧，他在电视上看过，那戏里不是写了讲恋爱的事儿吗？蔡伯都那戏里头的人和事，平常日子里谁见过？可既能编得有枝有叶，也就兴许真能出那样的事。他不是反对嫌贫爱富吗？他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吗？只要他能说通侯莹，我们的事儿就能成！侯莹不讨厌我，从她那眼神里我还看不出来！都是她爹她妈，总想拿她再攀一个高枝儿，让她也迷了心窍；蔡伯都要给我们说成了，他还能再编一出新戏哩！
二壮真恨不能马上给蔡伯都打个电话，他知道蔡伯都住的那个楼区的公用电话号码，可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那儿的传呼电话可不像这儿，早关门了，那就明天、明天、明天！
想到这儿，二壮高兴起来。他哼着香港电影《三笑》里的调调，开始铺床展被，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种号啕大哭的声音，他立即判断出这是谁的声音，肝肠立即抽紧，心发疼，脑发闷——他咬咬牙，一跺脚，奔哭声响起的地方而去。
第七章
25
侯锐接完电话回到屋里时，侯莹正对着镜子用梳子拢头。因为她想到该赶着去上夜班了，所以心里头格外慌乱，用梳子使劲地把头发拢顺，能多多少少地压抑一下心里的慌乱，故而她拢了好一阵还没停止。
侯锐一进屋，三个人都盯着他看，侯莹是从镜子里看见侯锐的，仅仅看到了一个侧面，她便本能地意识到：又吹了！她手一抖，梳子掉到了地上。她愣在那里，没有马上俯身去捡。
做母亲的仍固执地沉迷在大红缎子色彩的幻想中，她迫不及待地问：“怎么着？下一回在哪儿见？什么时候见？”
白树芬从侯锐的表情上已经猜出了结果，她在婆婆身后向侯锐使着眼色，然而未能阻止住侯锐说出实情。
侯锐觉得越早击破母亲和侯莹的幻想越好，这样可以大家冷静下来，另外再寻线索，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走到方桌边坐下，用一种冷酷的语调说：“还见什么？人家瞧不上小莹，嫌小莹太没常识，连香港是个什么地方也说不清。香港是跟广东省连着的那么一块地方，现在还由英国派总督管着，可小莹以为香港在台湾，以为是国民党管着那儿……就凭这一条，人家就受不了。人家是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总得找个有共同语言的人，怎么能找个连普通地理常识也没有的人？……”
母亲听不懂侯锐摆出的逻辑，她只知道小莹又没让人家看上。极度失望中，她跌坐在大床上，也不知是埋怨那位编辑，还是埋怨小莹，喃喃地说：“搞对象就正经搞对象呗，胡诌八咧什么香港呀！香港跟你有什么关系？屁关系也没有不是？这是怎么说的……”
白树芬刚想劝劝婆婆，忽然侯莹一下子走进了里屋，她赶紧跟了进去。里屋的电视还没演完，但小琳琅早已倒在床上睡着了。白树芬关上了电视，拉开灯，只见侯莹呆呆地坐在小床上，脸上木木的，竟没有一点表情。
白树芬坐到小姑子身边，拉过她的手来，只觉得小姑子的两手冰凉。她用自己的双手搓揉着小姑子的双手，劝慰她说：“小莹，没什么，别想不开。这人太老，就是他乐意，咱们还得挑挑他呢……你也还不算大嘛，机会多的是……”
正劝着，侯大妈进了里屋，她一见侯莹那副嘴唇微展、两眼发直的呆相，心里不由得涌出一股怨气来，当即叨唠说：“瞧你这副模样，难怪人家瞧不上你。什么香港不香港的，我就不信是为那个瞧不上你，还不是因为你这死鱼相，你就不会活泛点吗？说了你多少遍，你还是搓衣板似的，谁喜欢你这样的娘儿们！……”
白树芬搂住侯莹的肩膀，恳求地对婆婆说：“妈，您就别说这些个了。小莹心里本来就难过，咱们别给她添罪受了……”
母亲长叹了一口气。她忽然想起，侯莹该上夜班去，再不动窝准得迟到了，于是便催促说：“行了行了，我也不叨唠你了。快上班去吧，别迟到误工的，又扣你的奖钱。咱们糟心事够多的了，可经不起再扣奖钱！”
侯莹本是愣愣地发木，一听这话，忽然泪珠子扑簌扑簌地直往下掉，但她没有哭出声来，连呜咽也没有，她任大滴的晶莹的泪珠从面颊上滚下，也不去擦拭。白树芬一见她这样，出于一种复杂的联想，鼻子也酸了，忍不住眼里也涌出了泪花。
母亲一见姑嫂两个是这么幅情景儿，心里愈加烦躁，她还有一种朦胧的迷信心理，觉得这情景儿非常之不吉利。怎么今天这么晦气，没一桩事情顺心，这屋里简直就没落下一点喜兴事儿！出于一种厌烦的心情，她提高嗓门吆喝起来：“小莹，你给我上班去！对象对象你捞不着，奖钱奖钱你舍得往外扔！树芬你也是瞎胡闹，你添哪门子乱？都几点了？还不快催着你小姑子上班去！”
侯锐走进了里屋，他有点后悔刚才自己的做法，他劝解说：“妈，您瞧小莹这会儿心里怪难过的，就让她歇一班吧。二壮他们也许还没睡下，我给她厂里打个电话去。”
白树芬也帮着说：“是呀，就别让小莹上班去了。让她今天跟我睡下铺，我慢慢劝说她。”
母亲的执拗劲涌了上来，她动肝火了，大声埋怨说；“你们倒都挺会享福的，说不上班就不去了。我这个当妈的说话你们只当是放屁，怪不得你们背地后净嘀咕我。我为个什么？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我一天到晚白为你们忙活了！”说着她心里一酸，忍不住就扯起衣襟抹眼泪。
侯锐见这屋里除他以外全成泪人了，心里好不是滋味。唉，在这拥挤的空间里，为什么竟壅塞着这么多的烦忧？
侯锐正待把三个人统一地劝劝，突然，侯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蹦了起来，白树芬没拉住她，侯锐也没拦住她，她飞快地窜出了里屋，到了外屋，钻洞般地缩到了大方桌底下！
侯锐、白树芬和母亲跑到外屋，一见这情景，全傻了。
侯莹疯了！这个概念像一粒子弹射到了他们心上，他们心里全炸烂了五味瓶。
26
香港在哪儿？《巴士奇遇结良缘》里头，不就是香港吗？香港不是没解放吗？没解放不就是国民党管着吗？国民党管着不就是台湾的地方吗？……啊，没常识，我没常识，人家要有常识的，得知道香港是怎么回事的，可我打哪儿去知道这号常识呢？《巴士奇遇结良缘》里也没说清楚那儿是谁管着呀……
我敢情是个没常识的人，没常识的人就没人要……可那回蔡大哥不是还夸过我吗？他亲口跟我说的：“嗬，小莹，你知道得真多啊，我可得好好跟你学学！”蔡大哥那不会是戏弄人吧？不，他是真觉得我懂得比他多。那回是说起什么事来着？啊，说起他要给秋嫂买料子，是我告诉他的，派力司没有凡尔丁结实，可裁条裤子比凡尔丁看着挺括；海军呢爱起毛，要做大衣，宁愿买粗花呢的……王府井那几家服装店，“红叶”才是乙级的，百货大楼虽算甲级但手艺不好，“蓝天”是甲级的可工钱太贵；顶实惠的，还是“新颖”，要做呢料衣服就去“新颖”……长毛绒配皮筒子作袖子可不行，还得买驼绒；驼绒是不大好买，甭去王府井，那儿净是外地来的，哪儿是买东西，就跟不要钱似的，见什么抢什么，其实东四人民市场上货也挺齐全，到那儿买驼绒，倒比王府井好买；别买那种花条的驼绒，“怯”！要买就买清一色的驼绒……这些常识，那编辑懂吗？哼，我不知道香港在哪块儿，他还未必知道“新颖”在哪块儿呢！……
再也不去了，就是蔡大哥再来花言巧语，也不去见了……真没劲！干吗非得找对象？干吗非得结婚？干吗非得活泛？干吗非得机灵？啊，李薇，你来看我了，你好，这世界上就你跟我合得来，你坐下，挨着我坐，我不怕鬼，我怕的是人！跟你在一块，我心里头倒踏实了，跟人在一块，他们就老得催我去公园搞对象，要么让我在家里等着，听信儿，要么就轰我去上班……他们愣把我从床上拽起来，不让我睡觉，他们愣推着我，把我推到我不乐意去的地方去！李薇，你陪着我哭，我哭不出声来，因为我累了，我太累了。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没有一个自己的家，我连一张自己专门用的床都没有。我找不着对象，没人要我，因为我死板，我不活泛，我没常识，我不知道香港归谁管……我也不漂亮，连蔡大哥都说我出老，说我过去像朵花，现在像什么？他没说，他没说我心里也明白……
啊，李薇，那渠里的水凉吗？什么色的水？粉红的？对了，我喝过粉红色的水，喝了一杯，又喝一杯，又喝一杯……谁在对我笑，二哥！二哥他在对我笑，他干吗对我笑？我给了他糖纸，那就是钱啊，用那钱能买水喝，我不爱喝别的水，就爱喝那粉红色的水，你也爱喝吗？我带你去喝，我知道哪儿有卖的，就在那大方桌底下。那可真是个好地方，那儿好宽敞，宽敞极了，不信你跟我去看，那儿准比你那水渠好玩，真的！……
干吗这么看着我？香港！香港有巴士，巴士奇遇结良缘！上班去，哈哈，上班去，上班搞对象去，跟对象一块儿喝那粉红水儿，一张小孩儿酥糖纸买一杯，粉红的水儿比渠里的水儿凉。水里有张脸，李薇，你别吓唬我，我怕我二哥，我嫂子可对我好。香港我不知道，我知道“新颖”，“新颖”是甲级的。梳子掉在哪儿啦？二壮也得笑话我，二壮真够壮的，二壮干吗不跟我来鲁的？编辑！编辑是干什么吃的？不稀罕！东单公园有几个门？胡同口那儿的垃圾桶太满，都溢出来了。臭德性，甭管我，奖钱，奖钱拿来买料子，买派力司，买了去“新颖”，香港就准比“新颖”好？哪儿也没有那大方桌底下好，那儿好、好、好……上班，上班，上班，不上班，不上班，不上班……二哥！我买！李薇，你敢不敢！小孩儿酥糖糖纸，快，快，快……大方桌，买一杯，一杯粉红的水儿！
27
“小莹，你出来，你倒是出来呀！”
侯锐不能不过去拽侯莹，难道就让她那么缩在大方桌底下？可是他刚把侯莹从大方桌底下拽出来，侯莹便爆发性地号啕大哭起来，一边号啕大哭，一边用两个拳头擂哥哥的胸脯；侯锐稍一扶持她，她便挣命似的乱挣起来，这情景把母亲的心给吓得缩成了一团。她顿时后悔不迭，刚才不该那么逼命似的催她去上班！
白树芬见侯莹真的疯了，反倒冷静了下来。刚才心里所漾起的关于自己命运的哀愁，销声匿迹了，她过去紧紧地搂住了侯莹，把她往床边拉，力图把她安顿到大床上歇息下来。刚拉到一半，侯莹突然挣脱了她的搂抱，一边号哭着一边使劲地用拳头打她的肩膀，那拳头石锤般沉重，白树芬疼得“唉哟唉哟”地叫了起来。外屋的一片号叫，吓醒了里屋的小琳琅，小琳琅从睡梦中惊醒，立即大哭起来。
正在这最混乱的时候，二壮冲了进来。他看了两眼，便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用两只壮实厚大的手，抓住了侯莹的两个手腕，制止了侯莹的乱打。侯莹起初还拼命地挣扎，但二壮的大手是那样地有力，终于使侯莹的双拳不能挥动。侯莹被制住了以后，突然中止了号哭，呆呆地凝视着二壮，二壮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侯莹凝视了那么几秒，又忽然眼珠一转，无声地从眼眶里滚出了一串大如珍珠的眼泪，紧接着，她全身一软，散了架般摇晃起来。二壮把她手腕子一放，她竟随势瘫倒在了二壮的身上。
二壮冲进屋来的这一幕，仅仅有几秒钟，母亲的反应，先是极端的反感，几乎要嚷叫起来：“你给我出去！不用你管！”但二壮把侯莹制止住以后，侯莹即刻中止了号哭，这又使母亲不得不庆幸事态的好转，从心里冒出了“多亏他力气大”的感叹。及至侯莹瘫倒在二壮身上时，母亲又焦急起来，想让二壮赶紧躲开……
二壮并没有注意周围其他人对他的反应。他扼住侯莹的双腕以后，注视着侯莹的面容，心里生出了无限的爱怜。侯莹的鬓发全乱了，被冷汗粘贴在白得如纸般的额头和面颊上。侯莹的眼神是呆滞的，但从她的瞳仁里，似乎仍能看出一种求人可怜的表情。当侯莹瘫倒到二壮的躯体上时，他浑身像通了电似的遭到了又痛苦又甜蜜的一击，他觉得自己简直也要昏倒了，又觉得这是极其宝贵极其幸福的时刻……
二壮很快恢复了理智，他没等屋里另外的三个人反应过来，便把侯莹拦腰一抱，将她抱到大床上躺下，拽过枕头给她枕着，俯下身去便掐她的人中。侯莹“嗯”了一声，头在枕上滚了滚，睁了睁眼，又闭上眼，眼角不住地往下淌眼泪……
“好，没危险了。”二壮这才说出头一句话来。
“二壮，谢谢你了。”侯锐这才表态。
“二壮，你坐吧。”白树芬这也才开口。
母亲没说什么，她坐到床边，握过侯莹的一只手，心里一阵酸楚，幽幽地哭了起来。
“大妈，您别这样。您这样，该又惊着小莹子了。”二壮郑重其事地劝告着她。
母亲这才忍住哭，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承认了他的好心。
白树芬进里屋照料小琳琅去了，侯锐俯身瞧了瞧侯莹，侯莹仿佛疲劳到极点的人，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她是怎么回事儿？受啥刺激了？”二壮明知故问。
“她这些天老上夜班，白天休息不好，心里头闹得慌……没什么，歇一班，睡睡觉就能好。”侯锐掩饰着。
二壮还坐在那儿，瞅着侯莹，舍不得走。
“谢谢你了，二壮。天不早了，你也该歇着了。”母亲总算下了早打算下的逐客令，不过那口气比几分钟前未曾发出的要客气多了。
“大妈，大哥，有事要我帮忙，随时叫我吧！”二壮临出门，还扭过头来，盯了床上的侯莹一眼。
二壮刚走没一分钟，侯勇回家来了。
28
北京夏末秋初的夜晚，是最捉摸不定的。也许郁郁闷闷，衔接着一个阴湿冷峭的早晨；也许清清凉凉，倒引来一个暑气回升、燥热难耐的白天。
侯勇的心情，就像这夏末秋初的北京之夜。
从葛佑汉家里出来，让迎面的晚风一吹，他反胃了。生理上的反胃，引起了心理上的反胃，感情上的反胃。
葛佑汉都教给了他些什么？就着泸州大曲和拌海蜇丝，葛佑汉满面油光地启发他说：“小莹子一时嫁不出去，也有嫁不出去的好处。你带她到安定医院看看病，开开药嘛……三去两去，邻居们知道了，谁不说她有那个病？有那个病，就能开出证明来，证明她不能照顾老人，得让你回来照顾；你回来了，开导开导她，吃点见效的药，她的病也就好了，也就可以接茬搞对象了……你光想着快点让她出阁，她要就出到你们胡同里呢？就嫁到东单呢？就算她跟蔡伯都介绍的那个主儿成了，在这崇文门安了家，离家也才一站地嘛，人家该说她离老人不远，能照顾老人，就不给你开证明了……你呀，要想办成事儿，一得脸皮厚，二得心硬，心硬不下来可不成啊！你要不爱听这话，就当我没说！”
是，是不爱听。当侯勇走在崇文门通向东单的人行道上时，他想起葛佑汉这些话就恶心。可他说了，自己听了，脑子里就像让火钳子给烫上道道了，怎能就当他没说？
葛佑汉这话也许并不怎么恶毒。本来嘛，小莹那些个表现，不是癔症是什么？癔症就是精神病嘛，就该到安定医院去看看嘛；她有那么个癔症，就是没法子照顾老人嘛……
葛佑汉还教给了他些什么？品着饭后的茉莉花茶，用牙签剔着牙缝，葛佑汉笑嘻嘻地给他出谋划策说：“侯锐他们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公社去，你就让他们迁到蔡伯都那儿去嘛。蔡大编剧不是宇宙世界中国北京数一数二的大好人吗？侯锐跟蔡大编剧不是能够抵足而眠、托妻付子的超级朋友吗？他们把户口暂时迁到那儿放一段，等你跟雪韵回了北京，他们再迁回来不就结了吗？你先跟蔡大编剧去说嘛，你说动了他，他去劝侯锐迁户口，侯锐总不能还跟磨盘似的推不动吧？你再记着，要想办成事，一得趁人家脸皮儿薄，二得趁人家心肠儿软，不会这两招也不成啊！这话你要也不爱听，还只当我没说！”
当然，也不爱听。可他说了，自己听了，就好比一块石头落到井底了，捞出来哪有那么容易？……让侯锐他们把户口迁到蔡伯都那儿，也确实是个比较妥善的办法。蔡伯都他们那楼房虽在城外，户口可还算城市户口，城市户口在城市范围迁来迁去，只要派出所有点熟识的人，递几支过滤嘴烟就能办成事儿；城市户口要真迁到远郊去了，再迁回来可就得费老鼻子劲了，光有点熟人就办不成事了，就得靠过硬的关系撬开后门才成哩……
可是，蔡大哥真的就那么好说话吗？他那人的确是脸皮儿薄、心肠儿软，可蔡大哥有一回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你们房子的确小，北京市千千万万的居民住的房子都小，可谁也不应该用排挤别人的法子来为自己腾宽房子……大家都来为盖房子出力啊！为自己、为别人盖房子，为中华民族盖房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啊！”他那不是编台词儿，他那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当时恰恰为调回北京的事儿，跟哥哥谈不拢，刚拌了嘴……
是呀是呀，为什么北京市不更大规模地盖房子呢？没有钱？钱都鼓捣到哪儿去了？！没有工人？哪条胡同里没窝着百十来个待业青年？！没有材料？只要想盖房，没有拢不来的材料！……你不盖房子，人们不甘心拥挤着住、混杂着住，就只好用明的、暗的、千奇百怪的法子，排挤别人，来腾宽自己的房子！
前面就是东单十字路口。十点钟了，总算没有“灌香肠”的局面了，可还得用红绿灯指挥来往车辆，车辆还得停停再走，显得那么别扭，那么寒酸。立体交叉桥啊，你何时才会出现在那儿？立体交叉桥啊，你勾走了我的魂儿，我盼你盼得发狂，我兴许得上了一种“立体交叉症”，也得上安定医院治疗！……
侯勇就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回到了家里。
一进屋，他只见侯莹穿着搞对象时的那一身衣服，躺在大床上似睡非睡，妈妈和哥哥愁眉不展地坐在方桌两旁，而嫂子正坐在侯莹身边，把一支体温表插入她的腋下。
“这是怎么了？”侯勇心头又惊又喜，又算计着又混乱着。他万没有想到，机会会来得这么快，实现葛佑汉指点给他的方案会如此自然、如此便当，因而他的心有点来不及硬，然而他非得硬下来不可。还没有听完母亲絮叨而悲切的叙述，他便皱拢眉头，做出一种堂皇正大、郑重严肃的神态，指责母亲和哥、嫂说：“你们怎么搞的？光知道在这儿发愣，干些没有意义的事儿……还不赶快把小莹送到医院去看急诊！”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看病……”母亲心里一阵阵发紧，她想说的意思其实是：这算什么病呢？疯病吗？可不能带着小莹去看这个病，这要传扬出去，不光小莹再难见人，当妈的脸上也无光啊……
“小莹不过是受了点刺激，有点神经质。”侯锐也说，“我刚才给他们厂子里打了电话，给她告了假，就说是头疼。她好好睡一觉，充分地休息休息，就能恢复过来。”
“她这样子病得不轻，有病就得治病，哪能讳疾忌医？！”侯勇愈加一本正经起来，“耽误了，犯得更厉害，到时候怎么办？”
“小莹不发烧。”白树芬从侯莹腋下取出温度计，对着日光灯辨认着，“三十六度八。正常。”
“她这种病本来不一定发烧！”侯勇看也不看白树芬，他还记着两个来钟头以前他们之间的争吵。他只对着侯锐说话：“不发烧的病有时候比发烧的病更厉害！”
“不发烧，人家不让急诊。”侯锐说，“今晚上就让她睡吧。明天再陪她去‘同仁’看看。”
“‘同仁’治不了她的病！”侯勇强调说：“‘北京’、‘协和’都治不了她的病。”“同仁”、“北京”、“协和”这三家医院都离他们家不远。母亲、侯锐和白树芬原先都以为他不过是建议把侯莹送到这些医院去看病。
“她这病，得送到安定医院去治。”侯勇终于说出了最关键的话，“安定医院随时可以看急诊，不管发烧不发烧。”
“安定医院！”母亲一听到这四个字，脑子里就像挨了一棒槌。谁不知道安定医院是专治疯病的医院。一个黄花闺女进了安定医院的门，就算出来是个一丝病也没有的美人儿，那也万难找着对象了。谁敢沾安定医院的边儿！
“安定医院？”侯锐一听这四个字，也不免吃了一惊。除了目睹着侯莹钻到方桌底下的那一瞬间，他产生过“妹妹真的疯了”的想法外，当他冷静的时候，他始终认为侯莹不过是一时的神经质。不过，神经质是不是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精神病呢？……
“用不着去安定医院。”白树芬明确地表态。她毫不含糊地盯着侯勇说，“咱们不能轻率地把小莹往那种地方送。”
“你不是我们侯家的人，不用你管我们侯家的事。”侯勇把眼睛对准白树芬，同她双目对峙着。他觉得自己的心这时候硬得跟鹅卵石也差不离了。
侯勇这话击败了白树芬的自尊心。是呀，她何苦非得这么深地介入侯家的事？侯莹的确有点神经失常，她何必阻拦侯家的人送她去安定医院？一赌气，她进了里屋。小琳琅在床上睡得正熟。她靠到小琳琅身边，搂着小琳琅，一阵心酸，眼里冒出了泪花。小琳琅随她姓白，她总可以管这个姓白的生命的事吧？……
正在这时，侯莹忽然惊醒了。她坐了起来，双眼似睁非睁地望着前面，嘴里吐着呓语：“你别走，别走……我怕，我怕呀……”
侯莹这么一来，母亲和侯锐都慌了，他们觉得侯勇的建议也确实有道理。而且，侯勇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那么固执，他毕竟也是侯莹的亲哥哥啊，他能不是为着侯莹好吗？
决定下来了——这就把侯莹送往安定医院。侯勇去敲开二壮的屋门，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让他们来车。
当侯勇走出屋门，朝一片漆黑的二壮住屋走去时，他的心又忽然软了下来。侯莹真的疯了！他痛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并不是他所真正企望的。他想到了大方桌底下的事。他仰望星空，那被拥挤的屋顶所限制住的星空，也不过是一方较大的方桌桌底。他该在这星空的“桌底”下卖什么样的汁液？又有谁来用糖纸买他的汁液呢？为什么人的童年时代总不免一闪而过？为什么人长大以后就得为衣食住行操心？为什么人们几乎都不愿在苦地方待着，都愿往甜地方调？为什么即便人们产生了愿留在苦地方建设祖国的想法，又很容易被葛佑汉这类人的情况，也就是不公平的情况，刺激得失去了内心里美好纯洁高尚的感情？当这种感情丧失以后，人们又为什么往往反而去依靠葛佑汉这种人来谋取猥琐卑俗的个人利益？又为什么明知自己所追求的其实是猥琐卑俗的个人利益，却又不能自拔？而倘若自拔出来，又为什么反会被周围不是少量而是许多人所瞧不起？这种人情世态已形成了多久？为什么人们眼中心中对这种人情世态都一清二楚，而人们的口中笔下，一到公开场合，又都不愿、不敢承认，连蔡伯都那样的最真诚的作家的作品，也只能是浅浅地触及，闪闪地躲避？……
从侯家走到钱家，只有那么二三十步远，但侯勇每迈一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那么艰难。
终于走到了。他刚敲了一下门，里头灯就亮了。他敲了第二下，门就开了。二壮不像是从被窝里钻出来，他两眼炯炯地望着侯勇。
“得送小莹去医院。我来打个电话，让出租汽车公司来车。”
“干吗非坐汽车？贵还不说，还指不定有没有车，指不定什么时候才来……”
“那——”
“我蹬三轮把她送去。我们房修队料场就在胡同里头，有人值班。我十分钟就蹬到院门口等着。你们赶紧去准备铺的被褥。”
侯勇点点头。他扭过身去。他的心此刻虽然包着硬壳，内里却软得像鸡蛋清和鸡蛋黄。新鲜的蛋清和蛋黄，在蛋壳里没有遭到破坏时，是有希望孵化出新的生命来的。
尾声
这天晚上十点四十七分，城区一家邮电所的值班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靠在床上读《旅游》杂志的侯勤丰赶紧去接电话。电话是侯锐打来的。他告诉父亲，侯莹病了，不是一般的病，得往安定医院送。《旅游》杂志从侯勤丰手中掉在了地下。他肝肠寸断，可他离不开，邮电所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颤抖着说：“早上一来人，我就回家去……不，我先去医院……”搁下电话，他发愣。他的脚踩了那本杂志，也没有发觉。他靠到床上，掏出手绢揉眼睛。后来，老头儿幽幽地哭了起来。夏末秋初的北京之夜，有一个老头子这样地哭着，谁来给他慰藉？谁去为他造福？……
十点五十八分，一辆平板三轮飞快地驶离了东单十字路口。蹬车的钱二壮两个宽阔厚实的肩膀大幅度地摆动着。平板三轮上铺着褥子，侯莹仰面躺在褥子上，枕着枕头，盖着被子，被子一直盖到她鼻子下面。她睁着眼，望着天上似乎舞动着的星星，还有不时在星空下交错移动的无轨电车的电线。平板三轮一侧坐着母亲，她把一只手伸进被子去，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女儿的手是柔软的、温暖的。她惊疑地望着女儿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此刻竟如此清澈、晶明。女儿究竟有没有病呢？母亲叹着气，惊疑，焦虑，不愿想明天以后的事。
在这辆平板三轮车后面，侯锐和侯勇并排地骑着自行车，两个人都望着前面，没有说话。
当侯锐驶离东单十字路口时，他的思绪飞腾起来。他首先想到留在家中的白树芬和小琳琅，真古怪，今天晚上她们才第一次独享了家里的全部空间，平均每人七点五平方米强……在这茫茫都城之中，有多少人享有着七点五平方米以上的居住空间？又有多少个人家仍然是每人只平均占有三平方米，乃至两平方米的居住空间？看起来，过多或过少地占有居住空间，都会造成精神上的畸变；那么，究竟一个人应占有多少平方米的空间，才是恰当的呢？……人们不能总在屋子里生活，人们还要走到街上来活动，街道是城市居民共用的空间，东西长安街体现着我们人民共和国崛起初期的气魄，它仿佛在挺直宽阔的身躯宣告：欲知我们社会的前景，请看我的姿容……然而整整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南北街道，特别是东单北大街，竟大体还是那么一副古旧的面貌。三十年前这条街上能有多少车辆通过，三十年后的今天，光自行车的流量就增加了不知几多几何级数，人们时常壅塞在这狭窄的通道上，怎能不急躁、粗暴、摩擦、冲撞？……啊，立体交叉桥，你何时在这里出现？离这里两站路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修了足有五六年之久，至今仍未全部畅通！我亲爱的北京，你要改变古旧落后的面貌，为何竟如此之难？而你的面貌不改，在你古旧的肌肤里流动的血液，也就是生活在千百条古旧的胡同里的市民，又怎能保证不变得狭隘、浅薄、自私？……
他们一行驶过了大华电影院。这座电影院基本上还是几十年前名叫“光陆”时的老样子，电影院门口的电影海报上的那些角色，似乎都在惊诧地目送着这一组人，而侯锐望着海报上的那些角色，更加思绪万千……他们来到了灯市口东口，该转弯了，啊，这个街口的两侧，都在建筑新楼。已经快十一点的深夜里，塔式起重机的长臂还在哨音指挥下移动着，混凝土搅拌机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景象使侯锐焦灼的心上流过了一股温流，尽管这样的景象在城内还不够普遍，尽管这样的楼房落成后不一定能由他们这样的普通市民享用，然而，毕竟还是在进行着住宅建设……快一些吧，拆掉北京城的旧房子盖起新楼，改造街道，修建一系列的立体交叉桥、一系列的街心花园、喷水池……在这静悄悄的夜里，那些能够决策、主持、支派这一切的公仆，是在无所挂念地酣睡，还是在为下层市民的疾苦操心劳神？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他们是继续无休无止地扯皮，还是继续明智坚韧地工作？啊，他们要能详细了解我们这小小家庭的喜怒哀乐就好了。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滴水，肉眼看去平常，可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分析……也许竟会有重要的发现！
侯勇此刻的思绪和哥哥大不一样，也心里空荡荡的，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却又找不到另外的东西来填塞。他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忧愁。他忽然觉得自己真是滑稽，为什么不能就当个山西人呢？又为什么没有回西郊岳父家去住宿，甚至没有往那里打一个电话？立体交叉桥看起来是得等到驴年马月才能有影儿了，那么，明天怎么过？下一步怎么走？……侯勇啊，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为了让自己变得纯洁、豁达，首先需要的是，在心灵上架起一座立体交叉桥……
夜里十一点整。平板三轮已经驶过了首都剧场，钱二壮用全身的力气蹬着三轮车，心里洋溢着一种异样的快乐、幸福的情绪。他看出来，侯大妈他们是多么害怕安定医院。他们准定以为侯莹进了安定医院以后就更没人要了。那些臭讲究的不是玩意儿的东西们，侯莹都是他们给坑害的，他们不要她了更好。钱二壮的信心比什么时候都足，他把三轮车蹬得嗖嗖嗖地像插上了翅膀。驶过了美术馆，他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母亲说：“大妈，别犯愁，有我呢！”
母亲听了这话，心里一惊、一热，忍不住抬眼盯着二壮那结实匀称的后背，心里滋出了一棵原先怎么也顶不破种子壳的小芽儿来。
侯莹躺在那里，把二壮这话听得清清楚楚。她现在非常清醒，非常舒坦，并且非常健康。她不发烧，不头疼，不恶心，不难受。她知道人们正送她到哪里去，她知道那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她既不畏惧，也不愧悔。她现在觉得总挂念着李薇真是好笑。为什么要让李薇等着自己？为什么要害怕活着的人们？活着多好，呼吸着这清凉的空气，仰望着这幽美的星空，并且可以感觉到身前有一扇壮实可靠的脊背，一颗平平常常然而可亲可近的热烈跳动着的心……她头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幸福原来并不遥远，它早就躲藏在你的身边，并且早就躲藏在你的心里。
侯莹甜甜地微笑了。
1980年10月写毕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