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沉闷夏夜
夏天虽然还没到来,天气却已有些闷热。狭窄的街道上,再高档的小汽车也神气不起来,只能跟在破旧的公交车、突突作响的柴三机以及拥挤的人流后面,使劲地按着喇叭。不过,整个海川市里也没几辆真正称得上高档的汽车,偌大的一个地级市,几乎看不到宝马、奔驰的影子,就连市委书记、市长的座骑,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广州本田。最得意的是那些黄包车了,左一拐,右一拐,鱼一般地在车流人流里穿来穿去。
袁行舟站在街边,望着这嘈杂拥挤的街以及街上黑乎乎的一颗颗人头,一股莫名的恐惧感升上心头: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涌出来的?一张脸上一种表情,每一种表情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的心事?不能往下想了,再想头都大了。袁行舟习惯性地摸摸裤袋,却只摸出一个干瘪的烟盒,没烟了。烟是写文章人的命。古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于像袁行舟这样天天趴在桌上爬格子的人,这句话要改成“手中有烟心中不慌”才确切。口袋中要是只剩下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先买烟,至于今天吃什么、喝什么,暂不去考虑了,烟,才是第一口粮。
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家小卖部。袁行舟走上前去,朝里说了声:“老板,来包牡丹。”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递了包烟出来:
“四块五。”
“这烟不假吧?”袁行舟一边掏钱一边问。
“什么话!这是农村吗?能卖假货吗?”店主愤愤地将几元零钱甩了过来。
袁行舟有些悻悻然,拿了烟和钱就走。心想自己也真够傻,哪有商人说自己的东西是假的呢,这不问了也白问吗。就比如上菜市场买鱼,问鱼贩你这鱼鲜不鲜,他能和你说不鲜吗。袁行舟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拆了烟,点了一根,深深吸了一口。浓辣的烟雾一进入口腔,他马上就发觉不对劲了。牡丹哪能这么辣呢?绝对是十足的假烟!他立马折过头,回到那家小卖部。
“你不说你这烟都是真货吗?”袁行舟把那包开了封的牡丹扔到了柜面上。
“咋啦?”精瘦汉子瞪起了眼。
“你说咋啦?你卖我假烟你还有理了!”
“都开了的烟,谁证明是我这儿买的。”
“你和我耍无赖?知道我是谁吗?知道我是干吗的吗?你这店还想不想开了?”袁行舟声音大了起来,“我一个电话过去,叫所里的弟兄过来,把你证照给吊销了,整个店铺给你端走你信不信?”
精瘦汉子显然被袁行舟的气势给吓住了,说:“别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他从柜里拿出了一包红塔山给袁行舟,“抽这,保证正品。”
“做买卖要讲诚信,知道不?把假烟全都撤了,不能坑人了,我们所里马上就要组织大检查了,再发现的话,要严肃处理。”袁行舟义正严词,一顿说教。
精瘦汉子连连点头,说:
“一定,一定,还请多多光照。”心中暗暗懊悔,怎么会碰上这号人物。老婆常叫自己和工商、税务人员多多来往,自己老不听她的,小店铺工商、税务怎么会看上眼呢,卖点假烟咋有人管。这人莫非是便衣?工商也有便衣吗?正暗自嘀咕间,袁行舟将红塔山揣到兜里走了。
袁行舟几乎是憋着笑走开的。帮领导写文章,要求站得高、看得远,得按照领导的思路和口吻来写,按市政府办副主任苏同珂的话来讲,就是要“拎起来”。刚到市政府办时,写了几篇讲话稿,苏同珂老是不满意,老是说没有拎起来,那时不理解这话的意思,慢慢就明白了,摸出道道了。刚才和小卖部老板的一番话,就“拎”得很到位吧,自己俨然就是工商所所长了。
虽然比较少抽红塔山这样的好烟,但口感告诉他,这包红塔山是正宗货。好烟就是好烟,几块钱不是凭空贵出来的。
工商所的干部,曾经是袁行舟心目中最牛的人。时间退回十多年前,袁行舟还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初中生,学校门口就是工商所,每逢年关或别的节日,总可见到肥头肥脑的工商所干部拿着长长的带钩的铁戳子,拦下满载货物的车,随意往车上成包的货物里捅,钩出来一些异样的东西,这货车主就倒霉了,全车的货都得卸到工商所的大水泥坪里。水泥坪边的仓库里,一箱一箱的货都堆到了天花板上。同学告诉他,那都是香烟,怕堆在外边被雨淋了。袁行舟也曾见到,有开车的偷偷拿钱往工商所人兜里塞,工商所那人昂着头,好像啥都没看见,声音还是硬邦邦的:“不行,违反规定了,货得扣,还要罚款!”开车的再往他兜里塞几张钱,那人头还是昂着,却往右甩了甩,说:“给我记牢了,要遵纪守法,下不为例!”声音依旧硬邦邦,开车的千恩万谢地爬上高高的驾驶室,飞也似的跑了。这一幕,留给袁行舟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甚至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也成了一名工商所的干部,也拿着长长的铁戳子往人家的货包里捅,捅得起劲时,却被远远赶来的父亲给扇了个大嘴巴。
父亲,那个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老实农民,在袁行舟做这个梦的时候,已经离开他好几年了。父亲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种叫肺结核的病要走了父亲还不到四十岁的生命。父亲用无限哀怨悲愁的眼神注视着守在床前的袁行舟,风箱般“呼呼”喘着气,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吐出“读书……争气……”四个字后,极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那年,袁行舟才十一岁。年迈的爷爷和奶奶拉扯着袁行舟,让他艰难地上完了小学和初中,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相继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妈妈,对于袁行舟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他甚至记不清妈妈的模样,也想不起自己是否曾经在一个女人面前叫过“妈妈”。小时候,村里一些闲人逗他:“你妈妈哪去了?被人拐跑了吧?”他哭着回家向父亲要妈妈,父亲皱着眉头往口袋里摸,摸出一块糖来,塞住他哭闹的嘴巴。
一根烟不知不觉中抽完了,恍惚中已将川南区的街道逛了个半。路灯将人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街边服装店里传出的音响还是那么歇斯底里。
有个上了年纪的大爷推着一板车香蕉在叫卖。袁行舟上前称了几根,边走边吃,四处张望,甚至关注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办证,招男女公关,梅毒一针包治。难得这么悠哉啊!在市政府办工作,听着让人有些羡慕,但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综合科可不是人待的地方,那些永远写不完的汇报材料、讲话稿、工作报告,能熬干你的心血,耗光你的体力,麻木你的神经,让少年变白头、少女成怨妇。有人曾这样形容过搞文字人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迟,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累”。真的优哉吗?袁行舟无奈地摇摇头。
第六感觉告诉他,有人在跟着他。一转身,好像又没有。再走几步,再转身,还是没有。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孩子摔在了他身后,哭了出来。他踩着香蕉皮了。刚才老感觉有人跟着自己,原来就是这个小孩。袁行舟上前扶起了孩子,一看,约莫八九岁光景,眉眼还比较清秀,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大合身,好像大了一号,人套在里面,愈发显得单薄瘦弱。
“小弟弟,你怎么跟着我啊?”袁行舟轻声问。
那小孩没有应声,眼睛却盯着袁行舟手中的香蕉。
袁行舟明白了,小孩想吃香蕉,便掰下一根,递给他,说:“吃吧。”
小孩怯生生地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袁行舟将香蕉塞到了他手里,说:“没关系,哥哥这里还很多呢,我们一起吃吧。”
小孩还是有些怕,将香蕉抓在手里,不知如何是好。在袁行舟的劝说下,终于将香蕉塞到了嘴里。袁行舟却看得目瞪口呆,他居然把香蕉连皮塞到了嘴里!
“怎么这样吃香蕉啊,小弟弟?”袁行舟奇怪地问,心想这小孩莫非脑瓜子有点问题?
“我没吃过,不懂怎么吃。”小孩低声说。
刹那间,袁行舟浑身打了个激灵。这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啊,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看见自己拎着一大把香蕉在吃,好奇,受不了诱惑,紧跟在自己身后,不小心踩着了香蕉皮摔倒了。
“吃香蕉得先把皮剥了,皮不能吃,吃里面的。”袁行舟教他。
小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认真剥了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吃。这香蕉味道不错,小孩子吃得很甜。
“好吃吗?”
“嗯。”
“世界上什么最好吃呀?”
小孩歪着头,想了想,说:“香蕉!”
袁行舟有些奇怪,问:“为什么呀?”
小孩天真地回答:“我没吃过比香蕉更好吃的东西了。”
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孩子,袁行舟仿佛看到了年幼的自己。小时候,同村同班的阿良,父亲从外地打工回来,买了好多荔枝,阿良炫耀地拿着一串荔枝走街串巷地吃。那红红的荔枝,像传说中的宝石一样迷人,剥开皮后,里面居然是雪白雪白的肉。阿良总是咬了一口后,再将那雪白的荔枝肉放在鼻子底下闻,还大声地说“真香,真甜”。他在阿良身后跟了半天,多么渴望阿良能拿一个与他分享,哪怕就让他咬一口,或者让他闻一闻也好。可是都没有。他无限委屈,眼巴巴地看着阿良将荔枝一个一个吞进了肚子里。他没吃上荔枝,却记住了荔枝的模样。在一次上山砍柴的时候,看到高高的松树上挂着一个个青红的松球,他万分狂喜,爬上去采了几个,迫不及待地塞到了嘴里,那种辛辣和干涩的滋味,让他顿时明白,这绝不是阿良口中香甜可口的荔枝。
想起这遥远的往事,袁行舟不胜唏嘘。他拉着小孩的手,走到一个水果摊边,称了五斤香蕉,让小孩带回家慢慢吃。
都是因为该死的韩东林!要不是因为他,这时自己也该躺在床上“弹琵琶”了,也不会想起这些伤感的往事了。袁行舟长得瘦而高,躺床上休息时,总爱摸摸身上一条条突出的肋骨。同宿舍的韩东林戏称他这是“弹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