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关于明君：善政，良吏与污点
如上节末所述，宣帝的武功基本上写得七七八八了。“定西域，降匈奴”六个字足以说明宣帝武功之盛。
然而，老鼠拖鸡蛋，大头在后面。所谓富国强兵---强兵是果，富国才是因。要谈富国，自然是文治范畴。
文治，比较宽泛。然而区区在下以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两点：善政和良吏。善政多，则说明君主贤明；良吏多，则说明吏治卓有成效。
待在下一一道来。
善政篇
善政这个东西，说起来益处多多，写起来却只能是寥寥数笔。
善政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姑且称之为经济善政。
现代国家行政干预经济的手段来说，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里面的弯弯绕绕很多，区区在下可没有本事把这个论题说清楚。不过还好，汉朝的经济体制不像现代国家那么复杂，宣帝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两样：税收和国家专卖。
要说汉朝那会的税收系统可没有现在这么上天入地无孔不入。现行的税制中包括什么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财产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资源税，行为目的税（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
统而言之，基本上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有税。
汉朝那会的国家税收主要是三大类：田租和人头税和各种财产税。租就是田租，也就是皇粮；人头税，具体包括算口赋（算符和口钱）和更赋（来代替服徭役的钱）；财产税中流传较久的税种主要包括算訾、市租、关津税、与六畜税。
算訾与上一章提过的武帝专门针对商人的财产税类似，不过征税人群不同，是除了占租的征税人群之外的普通居民。
市租顾名思义，就是对在市场上经商的商人们收的税。
关津税类似于关税。不过不同之处在于范围要广一点，不止是进出口，基本上逢关卡就得交。
六畜税就更容易理解啦，就是针对大牲口征税。
历朝历代的减税，基本上都是以田租和人头税为减税对象。
宣帝朝的减税也不例外，都是减田租和算赋或者口钱什么的：
本始元年（前73年），大赦天下，免除当年租税。
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
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
甘露三年（前51年），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另有数次免除受灾的郡国赋税。
总的来说，宣帝朝的减税力度不像昭帝朝那么多。因为经过昭帝一朝，民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汉朝不论朝廷还是百姓已经不像武帝末年那会穷得叮当响了。
宣帝的另外一件割肉给百姓的事情是在地节四年降低了盐价。
这个怎么说呢，就好像现在的中国移动降低话费、中石油降油价、号称自己是企业的电业局降电价、号称是公司的煤气局降煤气价、号称是国企的烟草专卖局的给香烟降价等等。
宣帝降盐价相当于以上的在梦中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发生，而且是同时发生。
因为宣帝时汉朝国家垄断的产业只有盐和铁两样而已。降了盐价，等于是让一半的国家垄断企业降价还富于民。
当然，搁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了宣帝执政的晚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很低，所谓谷贱伤农。宣帝采用臣下建议，于五凤四年设立了常平仓。常平仓继承了桑弘羊平准的思想，负责代表国家保证粮食价格的稳定。在粮价低时加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售出。又是使民得利的好政策。
在宣帝朝的经济善政中，还有针对一个特殊人群的政策。就是对各郡国的贫民，流民的优待政策。
宣帝在地节元年（前69年）宣布贷借给地方贫民。
在地节四年（前66年），宣帝又下令将皇家不使用的园林贷借给贫民，同时诏令流民有返回原地的，贷给公田、口粮和种子。并免收当年所有税赋。
到第二年元康元年（前65年），干脆连上年贷出去的粮食都一笔勾销了。
汉宣帝为什么这么看得起那些贫民和流民呢？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再声称，汉朝也罢，唐宋也罢，这些王朝都是以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己任的。若果然如此，汉宣帝何必去管这些个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与流民呢？区区在下看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所谓流民为寇。如果流民过多，汇集成大股力量时，必然是威胁到政权稳定的。而贫民穷到一定程度，失去土地，或者穷到连租种地主的地都租不起的时候，自然就变成流民。所以汉宣帝出于社会稳定考虑，给社会最底层的人以生活的基本保障，以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而第二个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更本质的原因，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即汉朝中央政府是彻彻底底地把农民作为国家力量的基础来保护的，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拥有自有土地农民的数量；同时，汉代的中央政府也一直不遗余力地以打击地方大地主势力过份膨胀为己任，防止土地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是吧？
别急，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简单的数字：
农民（有自有土地的）在汉初向国家交纳的皇粮是十五税一，后来减少到了三十税一；而一个雇农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则为一半或者更多。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管土地在谁手里，它所收到的土地税是固定的。
如果土地大量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从田租角度来说对中央政府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或者说，应该是有害的。
因为汉朝的田租不单单按照土地的数量征收，同时还要根据土地的产出率来确定。也就是说，收税的人会对土地的产出能力做一个评级作为定税率的依据。
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自然很容易摆平地方官员，把自己田租率稍微往下弄一点，这样一来，当大地主们应当缴纳的田租减少了，他们少缴的部分自然要让剩下的有地农民同志们负担。
由此农民的负担自然就加重了。
田租是这样。人口税就更不用说了，人数众多的广大农民同志自然也是缴税主力。
而租赋相对其他各税种不用说自然是汉朝政府收入中的大头。
因此从财政角度来说，农民的贡献必然是大于地主们的。
但是，以上还远不是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兼并的最大坏处。因为土地从农民向地主手中集中到最后必然会形成这样两个结果：
其一，由于控制了土地这个那个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各地方的大地主们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轻易地调动和控制本地区的各种力量。此消彼长，这自然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租税、徭役等国家基础之源的农民的直接统治。当地方势力的实力足够大时，就会成为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土皇帝。东汉末年的林林总总的割据势力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其二，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过于沉重的地租压力（丰收年还好，如果碰到了自然灾害，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回忆下历代王朝的灭亡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从黄河决口或者N年亢旱开始导致农民起义作为发端的），活不下去了只有集体造反谋条活路。
所以汉朝从高祖开始将以前六国的王室和贵族十万万户迁移到长安附近后，每代帝王都有把一批一批的高官富豪人家迁移到自己或者其他帝王的陵墓附近建设大汉王朝新农村，守护帝王陵墓自然是原因之一。
另一条原因却是和防止土地过分集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防止这些家族成长为可以挑战中央政府这条强龙的地头蛇。
算完了财政和国家安全账，我们再从国家人口资源的角度来看。西汉政府的大型国家行为比如修建黄河堤坝到大举刀兵开疆扩土，小型的地方政府行为从修建小型驿站到夜间站岗巡逻，是谁在出力呢？答案还是农民。
当然，区区在下这绝不是在宣扬古代帝王的对农民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只是在阐述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对于以汉朝为代表的中华帝国来说，有地的自由农民是其国家的力量基础；虽然地方官员和地方势力必然是以其出身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但是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脑壳没有坏掉的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是坚定地维护广大自有土地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的。
简言之，有地的自由农民是这个帝国一切力量的源泉和基础。即时战略游戏的电脑玩家一定会对这个结论举双手赞成。
经济善政至此算说了个大概。
下面说说宣帝的另外一种善政：刑狱。
可能是宣帝自己的牢狱经历的原因，他对刑狱的重视程度堪称汉朝历代皇帝之最。
地节三年（前67年），宣帝刚刚正式亲政后。有感于官吏们舞文弄法的现象日益严重，就决心对汉朝的刑狱体制做了重大修正。
宣帝在廷尉府中设立了廷尉平这一官职，共四人，秩六百石。
这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对各郡国司法事务的监督权和最高裁判权。
不仅如此，每年年末到秋后各种重大案件汇集到廷尉进行最终审理时，汉宣帝还捋起袖子直接参与案件判决。而且，宣帝在判案期间不但直接住在工作场所，更是斋戒以示重视。
设置廷尉平，只是汉宣帝完善刑狱制度的第一步。
次年，也就是地节四年（前66年），宣帝继续完善他对地方司法的控制。诏令各郡、国将本地因受刑或病饿而死的囚犯的详细信息呈报朝廷。由丞相、御史对地方官员在刑狱方面的作为进行考评，排出等级后奏报汉宣帝。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的前途和其刑狱断案水平直接挂钩，而且上头又有各种监督和考评。宣帝这些措施可谓抓到了地方官员的要害，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史书称“狱刑号为平矣。”
在元康二年（前64年），宣帝再一次发诏书重申了对于刑狱的重要性和刑狱事务处理不当的官员的处罚：“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明令各郡守长官对于玩弄文法、不公平判决的官员不予录用。
五凤四年（前54年），宣帝派出了包括丞相、御史掾在内的二十四人的中央考察团巡游郡县。在宣帝给考察团的任务单中，举冤狱又作为第一要务高居榜首。
终宣帝一朝，他始终对刑狱之事十分重视。除了完善制度、对掌管刑狱的官员进行监督之外，宣帝还经常赦免刑狱，以身作则地饯行他对民用刑以宽的理念。
由于宣帝的各种举措，他在位的这二十余年即便不是中国历史上刑狱判决最公正的时期，也应该是最公正的时期之一。
也许，这正得益于我们的汉宣帝早年与监狱的渊源。
良吏篇：
一两个良吏的出现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毕竟全帝国行政系统那么多个官员，一个焦裕禄那样的好官都不产出的几率也很小。
但是如果良吏成批出现的时候，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吏治卓有成效。
班固老先生在《汉书.循吏传》里面列出了六个人。所谓循吏，就是熟悉律法外加依法办事外加克己奉公外加爱民如子外加清正廉洁的官员。
也就是说，终西汉一朝二百年，班固先生认为称得上循吏的只有六人。
其中四人出自宣帝朝：王成，黄霸，朱邑和龚遂（还记得他吗？刘贺的郎中令，被刘贺连累而被剃了头发守城的那位）。这四个人都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守或者国相）治理出众而得以名闻天下。
还不止这样，地方官中最难当的当属三辅地区的三个行政长官：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
其中最难当的当属京兆尹，其次是左冯翊和右扶风（并列第二）。
什么？你问难在哪里？
你就想想那片地区都住些什么人吧。皇帝的七大姑八大姨，当朝权贵宠臣，基本都全了。
汉朝那会的权贵也不像现在的高级干部们，可选的居住地很多，冬天往南飞过冬，夏天往北追避暑，或者没事定居个巴黎纽约多伦多什么的。
基本上汉朝那会的重要领导们都愿意在京城呆着。毕竟别的城市不管是看公共设施还是产品之丰富都不能望长安之项背。
有了这帮大爷们在，你想想京兆尹的日子们能好过吗？这些还不是最难的，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有个鸡毛蒜皮大小的过失处理不好，立马就有人给夸大个十倍八倍的报告给皇帝了。
啊？昨天判输官司的那小子他大姨的表哥的三姐夫家的侄女是皇上最近比较宠的妃子的婢女？怎么不早说！！
这句话纯属玩笑，不厚道地拿京兆尹们的尴尬境地开个玩笑。
就连班固老先生自己都说：“（调任的京兆尹）久者不过两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就连号称宣帝朝乃至整个汉朝治行第一的黄霸（马上有他的详细事迹介绍，总之是治理地方很牛的一个主），在京兆尹的位置上连试用期都没过，就给打发走了。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班固老先生上面的那段话之后就还跟着一句：“唯广汉及敞为久任职。”说的是两个当过京兆尹的人，分别是赵广汉和张敞。
汉朝京城的百姓还有一句民谣称赞历任出众的京兆尹，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这里面的赵张，也是指这两位。三王在后文中也会提到。
这两位在汉朝历届京兆尹中排名前二的人，恰恰也出在宣帝朝。
这还没完，在排名第二难当的地方长官左冯翊和右扶风的人选中，宣帝朝也有数人入选最佳阵容。分别是任左冯翊的尹翁归和韩延寿以及任右扶风的疏广和陈万年。
怎么样，有点晕了吧？不过别担心。区区在下罗列这么些人只是想说明宣帝朝确实是良吏多多，并不打算把他们的事迹都写出来。理由是篇幅有限而人太多。
不过对于出现这么多良吏的原因，区区在下还是很有兴趣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地稍微分析一下。
经过缜密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只有一个：汉宣帝。
宣帝出身民间，深知民间疾苦。等压在他头上的霍光一去世，宣帝立刻开始亲政。四个字：励精图治。
他每天勤于政事。五天召开一次全体朝臣们参加的大会，要求这帮人自丞相以下全都就自己负责的事务进行提出改善的意见。完事把他们陈述的意见分别下达有关部门试行，看看到底是金点子还是歪主意。
有了这个勤于政务且赏罚分明的皇帝，各中央机构之间配合得那叫一个严丝合缝，行政效率那是相当的高！夹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和氛围中，就是想偷奸耍滑想敷衍了事也很难。所以，制度还是很重要啊！
宣帝尤其重视地方最高长官的任命。对于所有将出任州刺史、郡守和封国国相的人，一律叫来谈心：“XX啊，你要出任太守了。有什么打算吗？”
XX：“臣打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宣帝：“要老百姓能没有叹息仇怨地安居家乡，就靠为政清明，诉讼公平。要达成朕的这一要求，就要靠你们这些优秀的郡太守和封国丞相！千万不要辜负了党国，不对应该是朝廷的厚望！”
XX如果觉得面试完了从此天高宣帝远，可就错了。宣帝会命人把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都记录下来，到年底的时候看看丫到底是不是说到做到。如果言行不一…后果很严重。
而对于治理出众的太守们，宣帝是一方面从精神鼓励：发奖状；另一方面物质鼓励，加官进爵给黄金；真正做到了精神物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其中治理成绩别出众的，将在中央部门高级官员（比如九卿）出缺的时候，给予坐直升飞机直接调入中央政府的待遇。
有了这样良好的激励和惩罚体制，宣帝朝的良吏多多自然就不难理解了。诸多良吏，区区在下决定挑一个冒尖的出来说说。黄霸。
黄霸的事迹，恰好可以从宣帝继位开始说起。宣帝继位以前，霍大佬奉行武帝用法严苛的做法，所以官员们用法大多走的严酷路线。而时任的河南太守丞淮阳人黄霸却以为政宽和著称于世，这一点我们的宣帝在当老百姓时候就有所耳闻。
所以宣帝前脚继位，后脚就把黄霸调任了廷尉正（廷尉的属官）。要说黄霸也挺给宣帝长面子，漂亮地判决了不少疑难案件。朝中大臣们心说这个人不错，断案公平。宣帝看他干得还不错，就提拔他做了丞相长史。
本来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黄霸的前途是大大的好。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一个小小的意外却险些要了廷尉丞黄霸的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对祭祀他曾祖父武帝的礼乐不满意，认为现行礼乐配不上他太爷爷（不知道这个称呼对不对）武帝的茂盛功德。所以下诏让博士们商量弄个更好的出来。
这本来是极简单的一件事情，照着皇帝意思重新修订礼乐就是了。可是偏偏就有人死脑筋，而且这个人还是有些来头。
他是上官皇太后的老师，负责给霍光的外孙女讲述《尚书》，拜为长信少府（相当于太后的官家），封关内侯的宣帝朝大儒夏侯胜。
夏侯胜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而他的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使得汉朝损失大量军士，国家财力枯竭，天下虚耗，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武帝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大臣们急了：“夏侯胜你慎言，这可是皇上的诏命！”
夏侯胜大义凛然地说：“皇帝的诏书也不行！身为人臣，应当直言正论，岂能阿意顺指。老汉我话已出口，虽死不悔！”
这下大臣们就不再和他废话，直接上书弹劾他非议皇帝诏书、诋毁先帝的大逆不道。同时，由于黄霸也坚持原则不肯联名上奏，大臣们顺道把黄霸也捎在一起弹劾了。
夏侯胜和黄霸的关系由此拉近了---成为了诏狱的狱友。 由于头上顶着个大逆不道的罪，两人基本上也就是属于等着被杀的命了。
谁知道黄霸还很好学，不肯放弃这个向当世大儒学习的机会，请求夏侯胜向他讲述《尚书》。
夏侯胜说：“哥们，咱们没几天活头了，你还张罗着学这个干什么？”
黄霸说，子曾经曰过：“朝闻道，夕死可以。”夏侯胜一听：孺子可教。于是就答应了黄霸的请求开始向他传授《尚书》。
估计宣帝是忘了这对难兄难弟，黄霸于是跟着夏侯胜在监狱里面学了两年的尚书。直到本始四年一场大地震才让宣帝记起来了这对难兄难弟，把他们俩从狱中释放。并任命夏侯胜为谏大夫、给事中，黄霸为扬州刺史。
前面提过，夏侯胜后来位至太子太傅。年九十而卒，上官皇太后为他素服五日，以示尊敬。善终。
告别了狱友兼恩师夏侯胜，黄霸背起行囊，奔扬州上任。由于治行出色，三年后，宣帝诏令他升迁为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特许他使用超规格的专车以示表彰。
在颍川，黄霸成就了他“有汉以来治民吏第一”的盛名。
看看黄霸治理地方的手段：
任命下属时朱邑选择良吏，分部宣布上头的好政策诏令，让百姓都了解上意；
命郡内驿站和乡官一律畜养鸡、猪，用以救济鳏、寡、穷者；
设置父老、师帅、伍长等民间的社区领袖，让他们教育百姓行善防恶，务农养蚕，节俭致富，多种树多养猪等等等；
接见属下官吏、百姓时，注重从交谈的细节，从中分析潜在的问题以做行政官吏参考。由此得以了解民情实况，属吏及百姓们不知其所以然，都称赞他如神明。
说起黄霸的这些措施，极其烦碎繁杂，然而黄霸能够耐心地将这些措施坚定地推行下来。几年下来，颍川户口大增，黄霸治为天下第一。
结果因福得祸，黄霸由于治行出色，被征调入任职京兆尹。到了京城他这一套可就不管用了，试用期还没到头就被撤职，还连降N级别。宣帝看他在京城实在混不好，就仍命他回颍川当太守，不过这会子级别就只有八百石了。
虽然俸禄和级别都降了，但是黄霸同志的执政能力和爱民如子的责任心是不会变地，他回到颍川后照样把颍川治理得风调雨顺，一派繁荣景象。
就这样，黄霸两次出任颍川太守共计八年时间，直到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黄霸的地方官生涯达到顶峰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年，宣帝将黄霸调入长安任太子太傅（封关内侯），不久后升为御史大夫。
回想一下，黄霸的仕途很有趣，很是符合马克思的螺旋式上升理论。
从河南太守丞升到廷尉正没事，再升到丞相长史，就螺旋往下走，直接劳动改造去了。
从扬州刺史升到颍川太守，还是没事，又进一步升到京兆尹，又螺旋往下走，副部级一下子掉到了副局级。
最后这次，从颍川太守升太子太傅，又升御史大夫，根据之前的规律，黄霸又该出事了。
但是，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还真就例外了。
到了五凤三年（前55年），丞相丙吉病逝，黄霸接任为丞相，封建成侯。
人家直接升到顶了。
不过规律这东西还真不是盖的，黄霸的职位升到顶了，可是另外一样东西却开始螺旋向下坠了：声誉。
用班固先生的话说就是：“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
丙、魏是指丙吉和魏相，于定国是黄霸的下任。这个顺序基本上也是宣帝朝几位丞相的胜任座次。
看看时任京兆尹张敞的一个奏折，您就明白班固先生为什么这么说了。
奏章大意如下：丞相对于手下地方官员的考核，虽然没明说，但是显然是拿他自己‘治行第一’的标准来要求各个地方官。这样一来，下面的官员难免会不满。
另，有一次臣养的一群鹖雀飞到到丞相府里，丞相府里面看到这群雀儿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很多人都认识这种鸟，可是当丞相向他们询问时，却都推说不知。
结果丞相差点要把这个作为祥瑞上报，后来知道是从臣家里飞过来的才作罢。于是各地方官耻笑丞相虽然仁厚有知略，却不免也有点自以为是。丞相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矛盾已经初现端倪了。
地方官碍于丞相的权势，不敢提出不满。但是又达不到丞相的要求，作伪虚报之风恐怕将由此盛行。应当要防患未然，把考核标准都说清楚了，有作伪的一律严惩。
宣帝对张敞的奏折照单全收，并诏告相关官员。弄得黄霸相当没有面子。
还有一件事情，乐陵侯史高依靠外戚的身分及过去对汉宣帝的恩义，担任侍中，地位很尊贵。黄霸就寻思着这也许是个挽回自己在皇帝面前地位的就会，就推荐史高担任太尉。
结果没想到一生行事不亏的黄霸一辈子就拍了皇帝这么一次马屁还拍到了马腿上。
汉宣帝派尚书谴责黄霸说：“太尉一职早已撤销了。你作为丞相的职责是：宣明教化，下情上达，使国无冤狱，郡无盗贼。你不好好做好本职工作，插手将相官员的任免这一朕的任务干什么？再说乐陵侯史高是朕的亲近大臣，朕对他十分了解，哪里要你越权保举？”
黄霸这个又愧又悔又怕：愧得是自己这个丞相做得实在是不称职；悔的是真不该拍这么个马屁，英名尽毁还没有落着好；怕得是这次看样子真把皇上惹怒了不知道下场如何。
结果还算好，数日后汉宣帝下令对此事不予追究。
从此以后黄霸再也不敢有所建议，这个有汉以来治民吏第一的良吏，在丞相这个不适合他的位置上胆战心惊地干了五年，直到甘露三年（前51年）病死任上。还算善终。
不过黄霸应该没有想到，他刚死，宣帝就把史高升为大司马（也就是太尉，见上章汉朝官制介绍）估计黄霸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骂一句：某些人做人太不厚道。
关于良吏，区区在下实在是很想多写几个人。比如为官廉明、不畏豪强、做事锋芒毕露的汉朝第一京兆尹赵广汉；比如那个喜欢给老婆画眉毛，宣帝问及时还敢理直气壮地说 “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的才华横溢而又意气用事的汉朝第二京兆尹张敞；比如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却又温良谦让的右扶风尹翁归；比如急流勇退、品德高尚的疏广、疏受叔侄俩……
但是如前所述，篇幅有限，不得不忍痛割爱。虽然如此，有一个人区区在下却舍不得也不能不写，那就是堪称宣帝朝第一良吏的丙吉。或者，应该叫他宣帝朝第一完人也毫不过分。
之前断断续续地已经写过丙吉的一些好人好事，下面接着写他受封成为博阳侯的事儿。
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正打算封御史大夫丙吉为博阳侯的时候，丙吉却生了一场急病。宣帝有点慌了，直接派人送货上门。把印绶送到丙吉家，趁他还活着赶紧给封了。
宣帝很担心丙吉就此一病不起，夏侯胜胸有成竹地对宣帝说：“人要是积了阴德呢，他和子孙都会受到善报。现在丙吉好人还没有好报呢，不会是什么必死之病！”
这自然是夏侯胜的迷信思想，毕竟好人没好报的事例不胜枚举。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不过，这会他还真就蒙对了，后来丙吉果然痊愈了。
丙吉病一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坚辞博阳侯的封赏，说自己就是有点空名不应该受此重赏云云。
宣帝好言相劝：说君这怎么能是空名呢？再说，天下人都知道君对朕有大恩，君要是坚决不接受这个封赏，那天下人岂不是要说朕忘恩负义嘛？现在朝廷没什么事，君呢好好养病，别想太多，照顾好革命的本钱。
我们的丙吉先生不好再推辞，只好接受了博阳侯的封号。
丙吉此后又担任了五年的御史大夫。在神爵三年（前59年），丞相魏相去世，丙吉接替魏相成为丞相。
这里要插一句，上一章中说过丞相的权势自武帝后日渐式微。不过这个情况，在宣帝朝略有改观。
原因就是当初霍山领尚书事，宣帝为了削减霍家的权势，诏令吏民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而不用经过尚书。
这样一来，尚书成了摆设，又退回到了它文秘工作的原始状态。而以丞相魏相为代表的外朝大臣们则日见亲信和重视。
其实，外朝和内廷，都是相对于他们与皇帝距离而言。当皇帝更加亲信和依仗丞相、御史大夫这些朝臣而不是尚书之类的内廷机构时，这个外朝也就是一个机构更大的内廷而已。
因此，不管是魏相还是继任的丙吉，由于深得宣帝的信任，在朝中的地位都是很高的。
丙吉以刑狱小吏出身，经过自身的努力外加机缘巧合成为任丞相。然而，职位虽然变了，他深明大义，宽大礼让的品德却始终没有改变。
对于犯错的或者是不称职的丞相府中的官员，丙吉一律是给放长假，让他们自己辞职，而通常不会立案追究其过失。
这样一来，有些门客就给丙吉提意见说：“大人您为相宽厚，然而那些奸诈小吏难免因此谋私利，却不能得到惩戒！”
丙吉解释道：“堂堂公侯大府对于一个小吏微小过失立案追究，不免有点轻重不分了。”而丙吉的这一传统，则被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了下来。公侯大府不再对其属员小吏立案追究。
什么？你担心这帮人捅大娄子？不用担心，他们要是干出太严重的事情。廷尉，京兆尹自然会去收拾他们。犯不着让丞相府这种机构亲自出手。
举个现代的例子，比如北京铁路局的人倒票，即便惯的了，也没有必要让国务院直接去管这件事情。
丙吉对于手下的属官和下属们，也是掩过扬善，鼓励为主，惩罚为辅。
丙吉的一个车队长，比较好酒，经常喝得晕晕乎乎犯点事情。有一次跟丙吉出行，丫喝多了，感觉胃部压力有点大，有东西要往上翻。
于是张口那个一泻千里，爽就一个字！吐完了丫揉揉眼睛，定睛一看，酒立马就醒了！丫晕晕乎乎地全吐到丙吉的车里了！
丞相府西曹（丞相十三曹之一，主管丞相府相关官吏的任免）的主管早就看这个马夫头不顺眼，这次忍无可忍。直接对丙吉说要把这个醉猫赶走。
丙吉反倒安慰起他的西曹主管说：“君要因为醉酒就把他赶走了，你让他以后如何在政府中立足啊？不过就是把车垫子弄脏了，换一个就好!看在老夫的面子上你就忍忍放过他好吧？”
丞相细言软语地给求情，西曹主管也不好再忤逆丞相的意思。于是这个马夫头逃过一劫。对丙吉自然是感恩戴德。
要说好人有好报这事情在丙吉身上总是能够应验。
这个丙吉放过一马的车夫长出身边郡，所以对边境的警备之事非常熟悉。有一次他出门正好看见驿骑拿着红白相间的信囊到朝廷报信。
这哥们对这个东西熟啊，知道边境那边肯定有事情，就立马跟着驿骑到公车府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清楚了：原来匈奴入侵了云中郡和代郡。
马夫长同志立即带着最新消息奔回了丞相府向丙吉汇报，并且向丙吉建议说：“边事吃紧，恐怕那些边郡的两千石长官们可能有那经不起事情的，会造成额外的损失。丞相您老是不是先了解一下这些人的情况？”
丙吉闻言，对马夫长同志狗拿耗子式的责任心大为赞赏，听取了他的意见。命令主管两千石官吏升迁的丞相府东曹对各边郡的长吏进行访查，详细记录这些人的履历看看有没有靠不住的。
这边调查还没有进行完，那边宣帝就诏令丞相和御史大夫入朝询问关于边郡的情况。边郡长吏的情况自然是询问的重点。丙吉由于事先有所准备，自然是回答得倍儿流利。宣帝大为赞赏，称丙吉是恪尽职守的好丞相，皇帝的好帮手。
平时颇受宣帝器重的御史大夫萧望之由于事发突然，回答起问题来自然是张口结舌，被宣帝一通训斥：“看看丞相，再看看你！你该学的地方还多着呢！”
丙吉对于此事也大为感慨：“要有容人之量啊，每个人都有其所长！如果不是马夫长事先告诉我这些消息，我又怎么能得到皇上的称赞呢！”而以丙吉的属下们也因为此事而愈加敬佩丙吉的贤德。
看完了这两个事例，会不会觉得丙吉这个人仅仅是人品好而得以荣登高位呢？事实并非如此。
丙吉深知自己身为丞相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丙吉和属下出行。看到路边一队士兵在清理一群人械斗后的现场（那会儿民风还比较彪悍，一言不合两个村子和两族人大打出手群殴的事情时有发生），路上横着不少伤员死尸。丙吉对此视而不见，照样走他的路，属下们纷纷交头接耳，感到很奇怪。
又往前走了一会，丙吉看见路边有个人在赶牛。看起来这个牛很累，喘气吐舌头的。丙吉忙叫人停下车，询问赶牛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赶了多久了怎么牛看起来气喘吁吁的。
这下丙吉的属下们心说咱们跳槽吧，我们丞相不是疯了就是老年痴呆了。死伤一大堆人不闻不问，见头牛关心得嘘寒问暖的。
丙吉当然能看出来这群人诧异的表情，也知道他们不忿的原因。就对他们解释道：“居民械斗，这种事情是京兆尹和长安令应该管的事情。等到年底我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察，上报皇上以明赏罚即可。作为丞相，没有必要去管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现在刚立春，天气不很热。但是那头牛不知道是因为路走多了还是天气过热而吐舌头，因此要询问一下。如果是因为天气过热，则说明今年气候异常，可能会有灾害。这才是位列三公的丞相应当掌管和关心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去询问这头牛的事。”
属下们这下对丙吉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寻思还是丞相识大体，疯了和老年痴呆的看来是自己。
有了如此贤明而德高望重的丞相，宣帝自然是对丙吉极为尊重。前面提到过，萧望之是很受宣帝器重的大臣，不过他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宣帝心目中的地位。
萧望之经常轻视丙吉，身为御史大夫的他上书给宣帝说：“这两年年成不怎么好，可能是三公人选有不合适的（当然不是说他自己不称职）。”宣帝对此很不满，派人下去问萧望之你这是什么意思。萧望之也不怎么当回事，摘了帽子服了个软，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这件事情弄得宣帝很不爽。
丙吉对于萧望之的轻视倒是不以为意，但是他的手下有人看不过去了。丞相司直上书宣帝说萧望之数次对待丞相傲慢无礼，而且还经常找手下人买东西完事不给够钱，他手下人为此贴了不少钱，请求将萧望之治罪。
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宣帝也觉得有必要杀杀萧望之的傲气顺便给丙吉讨个公道。于是将萧望之降为太子太傅，而前面提到的黄霸也是因此才顶了缺升为御史大夫。
丙吉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丞相的本职工作，直到五凤三年（前55年）春。
这一年，丙吉病重，宣帝亲自来看望丙吉。并向丙吉询问身后事：“万一丞相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接过丞相的接力棒啊？”
丙吉先是推辞：“皇上对于群臣的德行才能应该是最清楚的，臣愚钝，不甚明了。”
宣帝说：“都这会了，丞相就别谦虚了。”
丙吉于是推荐了三个人：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和太仆陈万年。这应该是丙吉作为丞相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个贡献。
五凤三年春，丙吉病逝，走完了他没有丝毫污点的一生。
丙吉去世后，黄霸接任丞相。宣帝采纳丙吉的意见，升迁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但是杜延年由于年老体衰不久就辞职了。于是又用于定国继任御史大夫，等黄霸去世后，于定国接任丞相，丙吉推荐的陈万年也得以继任御史大夫。
以上几人都颇为称职，宣帝由此感叹：丞相丙吉颇识人。
丙吉由于一生德行无亏，恪尽职守，得以成为仅次于萧何和曹参的西汉第三名相。
污点篇：
和丙吉不同，宣帝这个明君，还是有一些颇为人诟病的污点。区区在下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毕竟，瑕不掩瑜，这些污点并不会有损于宣帝中兴明君的形象，只会让他的形象更完整。
宣帝的第一批污点是从他曾祖父那里继承过来的。生活奢侈，外加迷信神仙之术，外加任用外戚和宦官（不过这点在他曾祖父那里基本不算缺点，比如武帝任用自己的小舅子作大将军，他的小舅子叫卫青）。史书称：“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神爵元年（前61年）的时侯，宣帝的迷信愈演愈烈。他仿照他祖爷爷武帝旧制，大行祭祀之事，又采纳方士的意见增修神祠。汉宣帝又听一群方士吹嘘说益州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祭礼请到，于是派谏大夫蜀郡人王褒携带皇帝符节前去探访。
要说这个王褒，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可是他所做的一篇文章想来知名度远远大于他自己---《圣主得贤臣颂》。
那会初见宣帝的时侯，王褒知道宣帝挺喜欢迷信，所以在《圣主得贤臣》篇末特别提醒宣帝作为圣主，不要去追求什么神仙之道。颇有点直臣良谏的味道，可惜好景不长。王褒因为这篇文章得到宣帝赏识，被提拔谏大夫后，立马将那些帮他取得官位的千古贤臣的事迹抛在脑后。开始一味地逢迎宣帝，于是在宣帝听说他老家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后，立刻召见他问个究竟。
王褒知道所谓的金马神和碧鸡神不过是两座山，一个像马一个类鸡而已。不过既然皇上有求访的想法，自己可以趁机衣锦还乡，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含糊其辞地一通忽悠，就讨得了这个公费旅游加回家探亲的机会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看到宣帝这几件事情做得实在糊涂，忍不住上疏劝谏。
这是个熟人，王吉。不知道诸位看官对他还是否有印象，昌邑王刘贺的中尉，被刘贺连累丢官而且还被罚为城旦。
宣帝继位后，因为王吉的贤能之名，先是让他做了益州刺史，后来王吉因病离职。病愈后，宣帝复招他入京做博士、谏大夫。
王吉是个儒生，奏章里面自然是宣讲一通春秋大义。核心意见是说宣帝您虽然躬亲政事，但是偏重法家不重儒术；生活有点奢侈还使得外戚们鸡犬升天，不利于汉朝江山稳固云云。
汉宣帝看了王吉的奏章，就批了六个字：“儒生迂腐之论！”
王吉一看自己作为谏大夫，进谏也不被重视，还赖在这里干吗？于是上书请求辞官回乡养老。王吉第二次出仕又是惨淡收场。
这边王褒可是心情正好，手持皇帝符节，带着一群人趾高气扬地回老家四川盆地去探亲。不，应该说是公干才对。
可惜，乐极生悲。丫估计是在长安生活的时间有点长乐，一直生活条件比较好，养尊处优地。结果不适应四川湿热的气候外加旅途的劳顿，王褒在路上中暑给挂了。
王褒的死讯传来，宣帝很是惋惜。不过宣帝估计也转过弯来了：我这这么诚心派大臣去求拜神仙，怎么就一命呜呼了呢？这帮方士的话恐怕也不是那么靠谱。
这时汉朝第二京兆尹张敞也上疏劝谏宣帝说皇上您别太好车马之盛，要远离方士，留心帝王之术（言下之意是别总被别人忽悠），这样的话，太平盛世就不远矣。
同样是上疏劝谏，张敞的时机、措辞明显要强于王吉。
汉宣帝果然接受了张敞的劝谏，遣散了所有方士。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宣帝的第二个污点，愚以为应该是对霍家的处置太过于绝情。
用司马光老先生的话说，霍禹、霍山之类的确是应该处死，但是考虑到霍光对于汉朝的忠心与大功，你给人家留个男丁也不难吧？可是宣帝把霍家诛杀殆尽，弄得逢年过节连给霍光上柱香的人都没了，（遂使家无噍类），宣帝也是有点太刻薄寡恩了。
重点还是留在后面。区区在下以为宣帝最大的污点，是处死了几个不该处死的人。分别是性情耿直到有点倔的司隶校尉官员盖饶宽，前文提到过的杰出的左冯翊韩延寿，最后是举报霍家谋反的已故好运丞相杨敞的儿子光禄勋杨恽。
先说说这盖饶宽。
盖饶宽为人刚直高节，克己奉公。但是这个人有个缺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太会做人。比如人家请他喝酒，席上拿他平时的作风开开玩笑，他回头把人家告一状说酒席上诸位高官有失礼仪。
这样一来，盖饶宽在官场自不是很得意。和盖饶宽同入官场的同僚有不少都已经位列九卿，他却还是个不高不低的司隶校尉（其实也不算太低，相当于负责监察京城治安和两千石官员的中情局加纪检局长），因此他也颇为自己如此忠于国事的人不得提升颇为不忿。
总这样带着怨气工作，不免在向皇帝进谏的时候不分轻重。宣帝考虑他忠心耿直，对他一直颇为忍让，不怎么计较。
一来二去，盖饶宽就有点有恃无恐，上书弹劾他人甚至直接批评宣帝的时候越发多了起来。
盖饶宽最后就死在这上面。
盖饶宽看见看到宣帝偏重刑法，信任中尚书的宦官，就奏封（也就是直接给皇上的密奏）批评宣帝说：“不用圣人之道的儒术和诗书教化，却用刑法来治理天下，不是正道！”
估计要就这么说宣帝也不会跟他太计较，虽然口气有点过分，毕竟批评宣帝重法轻儒的人他盖饶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坏就坏在盖饶宽又引用什么五帝为公，禅让天下于贤人；三皇为私，传位于子；不得其人不居其位云云。盖饶宽的本意大约是想说让宣帝注意保持一颗公心，用人要得当。可是他没想到，家传天下的皇上看到禅让两个字会是什么反应。
宣帝的胡子都气歪了：你小子也太不识相了？难不成朕把帝位不传给儿子，要禅让给你吗？
二话不说，就把盖饶宽的奏折发下去让朝臣看看这个人该治什么罪。
也是盖饶宽平时得罪人太多，不少人只就说这家伙妄言禅让，大逆不道，杀他没商量。
可怜朝堂之上，只有一个叫郑昌的谏大夫为盖饶宽求情：“大家都知道盖饶宽是忠臣。他平时居不求安逸，食不求保暖，是个忧国死节之臣。盖家在朝中没有什么势力，本身的官位也不高。他干得又是监察群臣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然是仇人多哥们少。再说，盖饶宽如果因上书陈述国事而死，恐怕令以后直言进谏的人寒心！”
要说郑昌的劝谏可谓是有情有理，可是宣帝正在气头上，那里能听得进去，执意要把盖饶宽下狱治罪。
盖饶宽闻讯，不愿受辱，在大殿北门之下横刀自刭。
宣帝也算是个能纳忠言的明君，可是看来气度和唐太宗还是有点差距。魏征估计没怎么看《汉书》，不然看到盖饶宽的前车之鉴，他给唐太宗进谏的时侯估计就得掂量掂量了。
再来说说韩延寿和杨恽的事迹。
韩延寿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为政，崇尚礼义，推行古制教化。而且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广纳良言。韩延寿对待下属即神恩厚德又严格要求，典型的以德服人。
每当有下属欺瞒、辜负韩延寿的信任。他非常痛心疾首：“难道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否则他怎会如此！”
那些有负他所托的下属看到老大这样，个个追悔莫及。
最夸张的是，有两个属下因为太过意不去，寻思自己太不是东西怎么能对不起如此好的郡守。
结果两人都自杀谢罪了！其中一个杀身成仁，另一个自杀未遂。未遂的那位被韩延寿好言相劝后才不再寻死觅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延寿也当过颍川太守，而且就是黄霸的前任。而且黄霸治理颍川，也颇循韩延寿之制，而且看来也是有点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意思（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长话短说，韩延寿后又任东郡太守，由于治理出色，征调入长安担任左冯翊。
到了京城做地方官，韩延寿还是一样以德服人，把左冯翊之地治理得是井井有条，恩德威信遍及治下二十四县。
所谓枪打出头鸟。当官当得太好不免有人嫉妒。于是有人挑刺投诉韩延寿在当东郡太守的时侯擅自将官钱千余万发放给百姓。
丞相丙吉知道后，颇怜惜韩延寿治民之才，就给韩延寿开脱说：皇上连年大赦天下，散财于民又不是什么坏事，就算了吧。
可是御史大夫萧望之却并不愿就此放过此事，他命令去东郡公干的御史要彻查韩延寿散钱一事。
萧望之为什么要揪住韩延寿的小辫子不放呢？交代一下，韩延寿之前担任左冯翊的就是萧望之。两人任职一前一后，所以被别人用来做个比较再所难免。两相比较，久负盛名的萧望之在口碑上输于韩延寿，不免让现任御史大夫有些不爽。
韩延寿一看萧望之揪着自己不放，加之对于萧望之心里对自己不爽的事情也早有耳闻。气性也上来了：就这么点事，干嘛要逼人太甚？
于是韩延寿马上针锋相对地命人将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亏空官钱百万的事情立案侦查。并且把掌管官仓的廪牺吏屈打成招，供认说确有其事。
萧望之心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挟我啊？那以后我要是调查谁，谁就来威胁我一下，我这个监察部长还怎么做啊？行，你要惹事，咱就把事情弄出点大动静来！
于是萧望之就把状告到宣帝那里了，话语间满是委屈：“臣是御史大夫，监察官吏事务，是职责所在。收到检举，就不敢不闻不问。可是韩延寿却明显是要挟臣！”
听了萧望之的汇报，宣帝对韩延寿的做法很反感，于是下令两边都要彻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结果很搞笑，两边亏空的事情都是子虚乌有。
按说这种情况，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说服教育一下也就罢了。
可不得不说萧望之很不厚道，听说亏空官钱的事情失实之后。他让手下御史把韩延寿阅兵的时候车辆配置超标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报了上来。
如果说开始查官钱亏空萧望之还能勉强说自己是履行职责的话，之后这些作为就只能说是很下作的报复了。
宣帝闻报果然很生气，最后判韩延寿因狡猾不道之罪斩首示众！
韩延寿行刑的那一天，左冯翊吏民夹道相送，争相进奉酒肉。韩延寿盛情难却，一一饮尽，不断道谢：“辛苦父老一路相送，韩延寿死而无恨！”闻言，吏民无不痛哭流涕。公道自在人心啊！
客观地说，这件事情上韩延寿的确是有错的。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解决这件事情，比如主动向宣帝承认错误说明情况，估计至多受点口头批评教育了不起了。
利用屈打成招来要挟或者说威胁萧望之实在是下下策。不过，萧望之仗着官大几级的确有点欺人太甚。
这件事情如果说韩延寿错有四分的话，区区在下认为萧望之至少是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
而宣帝处理此事，明显偏袒萧望之，不免有失公允。况且韩延寿罪不至死，宣帝不念韩延寿治民之功，说他一句寡恩应不为过。当然，萧望之在这件事情的作为也相当令人不齿。
第二个枉死的是杨恽。杨恽因为在霍氏谋反案中有立功表现，被封为平通侯，并提升为中郎将。杨恽在中郎将任上，推陈出新一通改革，把手下的郎官们治理得井井有条。宣帝对他很是赏识，又将他擢升为光禄勋。
这个哥哥不但才能出众，还是出了名的重义轻利。他爹杨敞死的时侯给他留下了五百多万钱的家财，他分文不取，全部分给了杨家的族人。杨恽的继母没有生育，去世的时也给杨恽留下了好几百万遗产，杨恽更是把钱全部分给了他继母的兄弟们，自己还是一分不要。
那会没有遗产税，所以不存在杨恽为了避税而分钱的嫌疑。要说是做秀博名吧，没有必要把钱全分了，分个十万八万意思意思也就够了。因此可见，杨恽还真不是个重利的人。
要说杨恽做官那是廉洁公平，从分钱这件事情看德行也不错。再加上他爹当年是丞相，所以杨恽年轻时就名显朝廷。这样的人，难免有个恃才傲物的毛病，也不怎么听得进去反对意见，因此也容易不招人待见。
在这些杨恽不怎么待见，人家也不待见他的人中，有一个是太仆戴长乐。这个戴长乐是宣帝的老相识，宣帝还在杜县街上当无业游民的时侯就认识。
这个戴长乐有次代替宣帝去宗庙彩排祭祀礼仪，他扮演皇上。回来不免一通吹嘘：皇上命我安排祭祀，秺侯金赏给我驾车，怎么样 ，牛吧？
结果有人把他吹牛的话给告了，宣帝下令廷尉查查到底怎么回事。
戴长乐自然不爽，于是他怀疑是杨恽指使人告发的他。于是他派人费劲心思搜罗了一批杨恽平时说话做事不注意的地方，足足写了好几大篇，把杨恽也给告了。
按照杨恽的性格，要从他平时的行为揪出点差错来，随便一拎就一箩筐。
宣帝倒是一碗水端平了，把杨恽的事情也交廷尉查办。
那会的廷尉是于定国（丙吉临死前推荐的人里就由他），办事干净利落。不几天给宣帝回话了：两个人的事情都查实，都有罪。
一个是老相识，一个是能臣，宣帝哪个也没有舍得杀，于是把杨恽免了官爵，戴长乐贬为庶人。
杨恽这个气啊，很无辜地丢了官爵。自然是很郁闷，对朝政颇为灰心，于是专心在家治产业，自娱自乐。
本来要一直这样，杨恽也能安稳地做他的土财主。富裕地度过下半辈子，但是人要是倒霉了，不是人找事，是事找人。
杨恽有个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听说这些事情，写信劝杨恽说：你做被废退的大臣，还是低调一点，闭门思过；不要高调地经营产业，广交朋友，这时候出名对你不是好事。
要说孙会宗应该也是一片好意劝谏杨恽。可是杨恽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并没有领会孙会宗的好意，反而觉得自己被嘲笑了。
于是就给孙会宗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文采飞扬，淋漓尽致地把杨恽对皇帝的不满和对孙会宗的挖苦表现出来。这封信就是《报孙会宗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原文看看，信不长，但是写得十分精彩。
孙会宗看到回信估计也是气得打颤，但是大家毕竟是好朋友，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可是杨恽注定倒霉，他和自己的侄子杨谭一段很平常的对话又被人给告了。谈话内容如下。
杨谭：“叔啊，听说那个因罪罢官的西河郡太守杜延年又被征召会朝廷当御史大夫了。您有功劳，罪过也不大，以后应该还会被启用吧！”
杨恽没好气地说：“有功有什么用，这个皇帝不值得为他卖命！”
杨谭知道杨恽和盖饶宽、韩延寿关系都很好，赶紧顺着他叔叔的话说：“对啊，像盖司隶、韩冯翊那样有功的人还不是因为小过就给被杀啦！”
正好赶上那一段有日食，一个管车马的小吏就上书说：“杨恽不知悔过，日食就是因他而起！”
汉宣帝把奏章下到廷尉要求严办，结果审讯中把杨恽给孙会宗的信给搜出来了。汉宣帝看到这封信，对杨恽如此讽刺自己大为光火。结果杨恽竟然被腰斩，杨恽妻被发配酒泉。
而与杨恽平时关系比较好的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都被免职。
临了交待一句，知道杨恽和他爹丞相杨敞的人可能不多，但是他的外祖父很有名气。
估计诸位看官都听说过：司马迁。
盖、韩、杨三位，再加上之前被宣帝处死的京兆尹赵广汉（关于这位京兆尹的事迹，有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汉书》中他的传记，这里略去不提），这四人之死应当是汉宣帝朝最不能服人心的事件，正如司马光老先生所言：“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对宣帝的污点做一小结。如前所言，就当时的反应来看，这些污点中自然是赵、盖、韩、杨四人之死的影响最恶劣；然而如果就长远影响来看，却是任用外戚和宦官遗患无穷。这是后话，后文自有分晓。
至此，宣帝朝的事儿基本讲完，就差一个谢幕了。
黄龙元年（前49年）冬十二月初七，汉孝宣皇帝刘询（曾用名：刘病己），这个从长安的监狱中走出的皇帝在继位二十五年之后，走完了他前半段充满不幸与幸运，后半段充满战争与挑战的一生。享年四十三岁。
他留给继承人和汉朝臣民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自信的帝国。
如果觉得在下这句评论有点点单薄，可参照班固先生的评论：“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