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是宦官我怕谁

安葬完了宣帝，元帝于初元元年（前48年）正式继位。

宣帝去世前，提拔了几个人来辅佐他的儿子。分别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封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首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二辅），周堪为光禄大夫（小三），命三人领尚书事辅政。

这里面史高和萧望之都是熟人，不必多言。这个周堪是个地地道道的儒生，经历比较简单，藉由前一节提到的石渠阁儒学会议而崭露头角，被宣帝封为太子少傅。

虽然说明面上只有这三个人领尚书事，事实上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两个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

这样一来，尚书这个小小的机构里面，居然齐聚了三股势力：外朝大臣（萧望之、周堪）、外戚（史高）、宦官（弘恭、石显）。

看看这三种势力在宣帝朝都是什么状态，就明白宣帝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了。

终宣帝一朝，外朝大臣们地位颇高，前有魏相、丙吉，后有萧望之，于定国等人。

然而，朝臣们并不是一枝独秀。外戚的地位也相当尊宠，比如前面提过的王、许、史三家，位列封侯的不在少数。虽然这些外戚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情况比较少（在史高之前只有打过羌人的许延寿当过几年大司马车骑将军），但是架不住皇帝信任，所以这些外戚在朝中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另外宣帝为了牢牢地把握中枢权力，又开始重用宦官。就是刚刚提到的弘恭和石显。

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鸟，都是少年受腐刑后，混到宫中当了宦官。在宣帝朝的时侯，这两个人小心谨慎，迎合宣帝，所以弘恭得任中书令，石显也得任中书仆射（中书令的副手）。

有了这个参照，宣帝这么安排尚书人选的意图就比较明显了：是想在权力中心里面搞平衡。毕竟以宣帝的才略，二十多年来通过帝王的霸道之术把这几种势力驾驭得颇为平衡，也深得其利。因此，他要把这种思维延续下去。

区区在下以为，宣帝在安排这个权力制衡的时侯，担任中书令的宦官们，应当是作为皇帝的传话筒出现的。换句话说，宣帝设想中的尚书中应该是这样的三个权力：朝臣、外戚和皇帝。

其实要说尚书也罢中书也罢说到底还是一政治工具。人选是宦官也好，士人也罢，只要皇帝够能力，能驾驭得住，用谁都无所谓。因为说到底权力还是皇帝给的。

然而问题坏就坏在皇帝是世袭，从遗传学角度讲谁也保证不了每个皇帝都英明神武到足够驾驭好自己的工具。

所以，当皇帝比较差的时候，他们和工具的位置往往会对调。

这种事情有过先例。

比如在秦始皇手下，赵高只能是做牛做马的精通刑法的宦官；到了胡亥哪里，就是指鹿为马的一手遮天的丞相。

很可惜，这种工具和皇帝位置调换的事情在元帝朝再次发生。

从我们的外戚首辅史高说起。

要说这个史高，也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也明白宣帝选他做首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亲戚，信得过，靠得住。

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史高也很客气，基本上什么事情也不插手，都交给萧望之和周堪去处理。

萧望之也不客气，他和周堪由于都是帝师，也颇受元帝信赖。萧望之又向元帝推荐了谏大夫刘向（曾用名刘更生，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区区在下决定就用刘向这个后来的名字了，真实情况是此时他还叫刘更生）与侍中金敞（金日磾的侄孙），于是两人也颇得重用。刘向被加了给事中的头衔，得以出入元帝左右。

由于萧望之、周堪和刘向都是彻头彻尾的儒生，所以他们上台之后。宣帝那一套王霸道杂用的东西，这群人自然是不喜欢的。

萧望之更是依仗着自己帝师的影响力，三天两头在元帝耳边倡导古制，推行书生们日思夜想的王道仁政。

元帝当太子时就有好儒的名声，所以自然对萧望之等人的建议颇为采纳。以萧望之为首的帝师派在元帝即位之初，还是过了几天好日子的。

萧望之这个人一向自视颇高，想当初连丙吉这样德高望重的丞相他都不怎么放在眼里。现在有了元帝的信任，有高位无实权的挂名首辅史高自然更是不如萧望之的法眼。一来二去，史高对于萧望之把持朝政渐渐不满。

所以说，萧望之虽然颇有才气，然而在政治方面，却十分幼稚。

史高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整个外戚势力。萧望之即便不打算笼络外戚势力，至少也要和人家搞好关系。做不了盟友，至少别做敌人。

可是萧望之就这样轻易放弃了和外戚势力保持关系的机会，让自己完全站到了外戚势力的对立面。

当然，由于当时放眼望去实权都在萧望之那一伙人手里，史高他虽然位高，但是势单力孤，要想和萧望之一较高下还得找几个帮手。

外戚的天然同盟军宦官立刻进入史高的视野。

要说外戚为什么总能跟宦官弄在一起，原因大约是这样。

外戚是皇帝的亲戚，宦官是皇帝家奴，都是正式体制之外的人物。那些外朝大臣们明里不说，暗自恐怕对他们还是有颇为鄙视的。

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先天不足…不对，应该是后天不足，被鄙视更是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自然。

因此，这两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大约还是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

和亲戚史高对上眼，惺惺相惜的就是家奴弘恭和石显。

要说弘恭和石显在宣帝手下的时侯，个保个的老实本分也没有什么歪心眼。倒不是这两个阉人不想耍点歪心眼，一是不敢（宣帝用法比较严），二是轮不上（在宣帝面前耍，他们俩档次还差得远）。

现在换了元帝，那情况就不同了。元帝身体不太好，所以奏章的审阅工作就要依靠旁边的文秘人员。石显由于是老员工，业务特别熟悉。而且元帝觉得石显是宦官，基本上没有什么骨肉亲朋来扯他的后腿，工作起来一定是很卖力外加大公无私。

因此元帝把大小事情都交由石显来进行奏报。由于石显这个人很能揣测元帝的心思，所以说基本朝中这些个事情的杀伐决断基本上也就相当于交给石显了。石显在朝中的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

再加上石显这个人内心也比较阴暗（身体重要部位的缺失显然影响了他的心理），因而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颇为忌惮。

石显有了权力，自然也开始寻思着这么样把手中的这些个权利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金子，比如土地。

史高和石显自然是一拍即合。

他们一连手，萧望之等人日子立马就不好过了，上书建议基本上都被驳回。

石显等人驳回萧望之派的理由也很充分：事情的决断应当依据律法参照以往的旧例，凭什么要采用你们几个儒生几句古制子曰的建议？再加上史高以大司马的身份对石显的意见表示支持，萧望之的帝师派自然敌不过外戚宦官联军。

宫里面有了内应，史家和许家等外戚地位更加尊崇。插一句，元帝继位头一年就把他外祖父许广汉的一个侄子（堂叔？）许嘉封了平恩侯。

基本上，开始的时候两派之间矛盾还只是在不同政见范畴。但是帝国朝廷权力斗争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总是局限在这个范围内。

率先发难的是帝师派。

萧望之上书元帝说：“尚书是国家政权的关键机构，不应该学武帝游宴后宫任用宦官，与古制不符。应当罢中书宦官，应刑人不近君侧的古制。”

萧望之也够恨，要废了人家石显不说，还要彻底推翻宦官任中书的合法性。想要把宦官中书令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桶。可惜元帝对石显弘恭等人还是很有感情的，萧望之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也是，人家元帝身体不怎么好，还要依仗身边这几个能干的秘书。你把他们给撤了，弄两个大臣过来又不能二十四小时服务。再说，也没有宦官听话，比较一下，元帝自然还是喜欢这两个宦官当尚书。

这个奏章自然使得史高和石显等人相当不爽。面对萧望之的攻势，他们的回击迅速也有效，

石显等人向元帝建言说宗正出缺，鉴于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刘向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建议让刘向出任宗正。元帝首肯。

交待一句，刘向的祖上是高祖刘邦的小弟弟楚元王刘交。说起来，刘向也算是根红苗正的汉朝宗室。

表面上看来，刘向由秩比八百石的谏大夫一下子右迁为秩中二千石的宗正，位列九卿。

然而事实上，由于刘向失去了散骑给事中的头衔，由此被排挤出了国家的权力中心。

事儿还没有完。石显等人也不会仅仅满足于一个把刘向赶出皇宫的结果。

不就是上奏章弹劾吗？你萧望之会，我们也会！石显指使了两个小人物来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一个叫郑朋，一个叫华龙.

其实这个叫郑朋的一开始并不想站在石显那一队。他为了向萧望之的帝师派靠拢，上书元帝揭漏车骑将军史高派人到郡国收保护费、以及史家和许家外戚子弟的一些事情。

元帝将郑朋的奏章发给周堪处理，周堪让郑朋等候处理结果。要说郑朋也挺会来事：向萧望之呈递书信，一通管仲、乐毅，周公召公的就把萧望之给侃晕了。

萧望之一看，人才啊！马上召见。见了面，郑朋在萧望之面前更是吹得天花乱坠，萧望之与他相谈甚欢。

但是，萧望之毕竟是个儒生，总觉得这个家伙吹得太猛，似乎有点不对劲。子不是曾经曰过嘛：“巧言令色，鲜矣仁！”

所以就派人暗地打听一下郑朋到底为人如何。结果一打听，果然不是什么好鸟。于是萧望之不但自己不再搭理郑朋，还通知周堪等人注意不要着了这个郑朋的道。

可怜郑朋刚以为自己背靠了一棵大树，以后可以好好乘乘凉了。结果事与愿违，被人踢出队了。

另外一个人华龙，也是想入伙帝师派。结果被周堪认为行为淫邪，不配入伙。

看起来这个帝师派和一千多年以后的东林党颇有几分相似：除了势力比人家差太远之外。

可是有句俗语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子也曾经曰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逊，远责怨！”

萧望之的行为正好印证了民间智慧和子的论断的正确性。

于是这两个感觉自己被抛弃被伤害的小人立刻改换门庭，投到外戚宦官派去了。郑朋向史、许两家哭诉说：“上书参你们那是萧望之、周堪等人指使的，不然我一个乡下人知道什么啊？！您这边能收留我的话，我愿意戴罪立功”

史、许两家立刻接纳了郑朋这个投诚的帝师派弃徒，并在外戚侍中许章的安排下让郑朋下得到了面见元帝的机会。郑朋参见完了元帝，回来向史、许两家一通表功：“我向皇上揭发了萧望之的五小过，一大过！”

史、许两家看到事情已经有了铺垫，就令郑朋和华龙更进一步：上书弹劾萧望之、周堪诬陷排挤史、许两家，并趁着萧望之休假的时侯把奏章递了上去。

有弘恭、石显等人在里间做内应，奏章自然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递到了元帝的手里。效果也很好---元帝命令弘恭和石显对此事进行调查。

面对弘恭、石显的质问，萧望之硬气地说：“外戚专擅，骄奢不法。我上书是要匡正国家，并无他意！”

弘恭和石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打击政敌的机会，他们对元帝说：萧望之、周堪和刘向私结朋党，互相举称，排挤外戚，为臣不忠，请招致廷尉云云。

这里，弘恭和石显玩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所谓的招致廷尉，就是交由廷尉下狱治罪。

而我们的元帝同志还以为招致廷尉就像他派弘恭和石显去向萧望之问话一样，所以就同意了弘恭和石显的上奏。

过了几天，元帝老见不着萧望之和周堪，有事情想咨询他们，就让人召见萧望之等人。

左右回答说：“在监狱里面呢！”

元帝大惊失色：“不是就让廷尉去问问话吗？怎么就弄到监狱里面去了？！”

元帝也不是傻子，当然立刻就知道是谁捣的鬼：“把弘恭和石显给朕叫来！！”

弘恭、石显知道事情迟早会露馅，但是他们对元帝的性格很了解。所以有恃无恐。见了元帝，两人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劲地磕头认错：以为陛下知道招致廷尉的意思，是臣等的错云云。

三言两语，元帝的气儿也渐渐消了，就说：“让他们立刻出狱办公！”

石显和弘恭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把萧望之等人的乌纱帽给捋掉了，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他们翻过身来。石显和弘恭一番议论，觉得还是要史高出来施加点影响。

于是史高上书元帝说：“皇上新近继位，天下教化未明。即便是帝师，既然已经下狱，没什么理由就出来官复原职，未免显得皇上刑狱过于轻率。还是把他们罢了官，放出来更合适。”

要不怎么说元帝耳根软呢，听了史高一番话，竟然觉得很有道理。下诏收萧望之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向贬为庶民。

石显和弘恭欺瞒元帝都已经到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居然磕几个头就得以安然无恙。

可见石显和弘恭对元帝的了解以及元帝本人的昏庸无能。

没过多久，元帝还是复赐爵萧望之给事中关内侯。毕竟萧望之是他的老师，感情和信任基础还是在的。

元帝原本还想重新以谏大夫之职将周堪和刘向招入宫中，结果弘恭和石显从中作梗。周堪和刘向只能以中郎的身份重新入朝。

自从上次不小心把萧望之弄到监狱里吃了几天牢饭后，元帝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所以对萧望之愈加信任和依仗，开始琢磨着让萧望之继任丞相。

而这时史家、许家两家外戚看萧望之已经如眼中钉，肉中刺。必要除之而后快，听说元帝有让萧望之为相的想法，自然是想尽办法万般阻挠。

偏偏这时候，帝师派又有人出手弹劾石显等人，正好给石显了一个扳倒萧望之的机会。

事情是酱紫的。

已经被排挤出中央权力核心的刘向看萧望之又受到重用，所以觉得打击宦官势力的机会来了。

但是刘向又担心自己直接上书会使萧望之背上在朝中结党营私的嫌疑，因此他授意自己的一个亲属向元帝上书弹劾石显等人：

奏章的核心内容是要求罢免石显等阉人，重用萧望之等贤士。

不过里面倒是有一条新鲜的理由：前一段的地震就是因为这些奸人而发生的，只要远离了他们，自然可以免除灾祸，遇难呈祥。

当然，这封上书必然是弘恭石显等人比元帝先看到。这两个阉竖一商量，这个事情十有八九是刘向那个臭小子弄的。

于是两人看准时机，将奏章呈递给元帝。两个宦官一通表演，痛哭流涕说“有人要陷害臣等，臣等忠心为国，终难免遭人嫉恨”云云，一番忽悠。元帝就按照他们的意思，下旨要求严查上书人。

刘向毫无悬念地被牵扯出来，获罪免官，贬为庶人。

萧望之在政治方面的幼稚又一次显漏无疑。

天下人都知道刘向是和你萧望之站一排的，这种时候，萧望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上书声明刘向上书自己全不知情，与自己没有关系。简言之，丢车保帅，以后找机会给刘向平反。

可是萧望之却选择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回应方式：他让自己的儿子萧（左单人，右及）上书给元帝说自己之前下狱是被冤枉的，要求平反昭雪。

这可真是麻烦不找你，你自己找麻烦。

把萧望之下狱的事情，虽然是石显等人的首尾。但是，毕竟诏令是元帝自己下的。而且事后又重新给萧望之加官进爵，并且又考虑让他为相。

从元帝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大家扯平，就此揭过便是了。可是你萧望之又让儿子上书要求平反是什么意思？让元帝发诏书告诉天下人：“朕把萧望之下狱是让人给忽悠了，现在向萧望之道歉？”。

萧望之大概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最大的资本是什么？是帝师的身份，是元帝的信任。

而这样的上书，除了激起元帝对自己的不满，对于改变当时的形势可谓毫无益处。

果然，元帝看到这封上书，觉得很不爽。石显和弘恭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但是石显和弘恭这次改变了策略，他们自然知道这封上书会引起元帝不满。但是这两位公公（一直不明白太监既然没有某些重要的器官，怎么还能称为"公"，难道不怕勾起了诸位公公的伤心事吗？）也知道仅凭他们二人显然无法直接扳倒萧望之，于是向元帝建议将萧望之儿子的上书给大臣们公议。

当然，公议之前石显和史高等外戚还是很负责地向大臣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作为参考。

大臣们经过讨论，一致认定萧望之自己犯错不知悔改，还让儿子上书喊冤，有失体统，应以不敬罪下狱。

以元帝的软耳根，面对朝臣们的众口一词，自然也开始怀疑这个老师看来的确是有问题。

但是元帝头脑中毕竟还是闪过丝不详的想法：“太傅一向性格刚强，恐怕不能忍受下狱之辱。万一逼出点意外怎么办？”

石显弘恭在一旁赶忙说道：“不过是其子言语不敬被连坐，又不是什么大罪。太傅绝不至于因此就自戕的。”

元帝见状，再无拒绝的理由，于是准诏，排谒者去征召萧望之。

诸位看官说，萧望之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了吗？上次也没有怎么地，这次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

答案是，两次的区别是很大的：第一次是疑似有罪，不过是到廷尉那边调查清楚情况，属于拘留；第二次是不敬罪已有定论，直接就是有期徒刑了。

石显和弘恭得到旨令，心下狞笑：这次还整不死你。

这两位公公生怕动静不够大，直接从执金吾调出了大批兵马，将萧望之的府邸团团围住。

这种架势一点也不像他们对元帝说的，只是言语不敬之罪（还是连坐）；倒像是诛灭谋反叛贼。

阵势摆好了，他们才排宫中的谒者去宣布诏令。萧望之一生心高气傲，哪里受过如此军骑临门之辱，再加上之后还要面对的牢狱之辱，萧望之立马就想到了自杀。

萧望之的夫人见老公有寻短见的想法，在旁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阻，说不如稍待，或许会有变数也不一定。

萧望之正在犹豫不决，他的一个叫朱云的门生恰好过来见他。萧望之于是问朱云什么看法。这个朱云是个好节气之人，直接对萧望之说：“受此大辱，不死还待如何？”

见过劝人活的，像这种劝人去死的还真是不多见。

萧望之闻言，仰天长叹：“我萧望之也是位列将相的人，如今年逾六旬了，如果为了苟活而去受牢狱之辱，还有什么脸面再立于世间？”于是命朱云速配毒酒来。看来那会毒酒的配方和原料是高官世家的生活必备品。

萧望之接过毒酒一饮而尽，顷刻间便毒发身亡。可怜昔年名满天下的兰陵萧郎、当今的帝师就此冤死。

弘恭和石显闻听萧望之果然自杀，乐颠颠地和谒者一起回宫复命。

元帝正要吃午饭，一听说萧望之自杀身亡，那个震惊啊！拍着巴掌说：“朕就担心太傅不愿受牢狱之辱，果然逼死朕的贤师！！！”

说罢，饭也吃不下了，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左右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元帝看来是真伤心了。

伤心归伤心，元帝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气势汹汹地命人把石显和弘恭叫来，要他们说出个所以然来。

弘恭和石显早料到有这一出，早就准备好了。不就是磕头认错吗，这次严重点，死了人不是？那就把帽子摘掉了磕头呗。

还不行？那就多跪一会。

萧望之要是知道自己的死，只是换来石显、弘恭在元帝面前“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

石显和弘恭明显一副吃定元帝的样子，就是骗你了，便怎样？而元帝明知道是被骗了，冤死了萧望之，对于石、弘二人却也只是当面训斥而已。面对二人的叩头求饶，又变得心慈手软既往不咎了。

当皇帝当到元帝这个份上，基本上也算是窝囊透顶了。

元帝心里还是觉得愧对萧望之，所以特令萧望之长子萧（左单人右及）嗣萧望之的关内侯爵位。此外，元帝还令有司每年按时祭奠萧望之的坟冢，终元帝一朝不辍。

人家活得好好非得把人弄死，死了之后弄得再风光又有什么用？

萧望之死后不久，弘恭也病死了，石显升任中书令。

这一年是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帝师派在与外戚宦官派的第一回合斗争以完败告终。

到了初元三年初（前46年），元帝由于追思萧望之的恩德，便重新提拔了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这使得帝师派的势力有所恢复。大约是由于帝师派此时已经式微，也有可能是石显等人没有抓到好机会，总之两边的人消停了两年，过了几天太平日子。

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在帝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元帝继位后几乎是年年有灾，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成为佃农和流民）的压力以及在长信少府贡禹等一帮儒生的怂恿下，元帝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第一是将元帝的私人生活开支削减（比如伙食和马匹，比如宫殿宫女等等）；第二是取消了盐铁官和常平仓；第三是博士一位不再设置定员（以往是72人）以广纳腐儒，不好意思应该是贤儒；第四是免去七十余项刑罚。

其他几条没什么大不了，就不多说，单说第二条罢黜盐铁专卖。这种策略估计也只有那些天天喊着仁政和春秋大义的人们能琢磨出来。和明末那群误国误民东林免了矿税和海商税有的一拼。

区区在下在这里都懒得驳斥什么了。狮屎胜于熊便----因为这帮人在两年多后的永光三年就因为穷得揭不开锅而重新启用了盐铁官。

而且，由于博士不限人数使得朝廷支付给经学博士的开销惊人增长，这帮儒生也终于意识到还是有个人数限制的好。于是博士数量重新设定了定员限制：1000人。

你们就折腾吧。

是年，原御史大夫陈万年病逝，刚刚提到的长信少府贡禹继任。可惜贡禹在任上还不到一年，也死了。他之后继任御史大夫的是薛广德。这个薛广德继任御史大夫前正是接贡禹的班当的长信少府。

如果一定要在元帝身上找优点的话，一是爱听取别人的意见（基本上自己没主意）；二是好脾气能忍，不好杀人（萧望之那次是被人骗了）。

这两点在薛广德身上都得到了印证。

次年（前43年），改元永光。

永光元年，元帝巡游甘泉，玩得挺高兴，就多呆了几天。御史大夫薛广德见状，上书劝谏。

元帝看到薛广德的劝谏，不再贪恋甘泉的快乐假期，立刻打道回府。

同年秋天，元帝要到郊外去祭奠宗庙，路上有河。可以乘船，也可以走桥。元帝寻思很久没有坐过船了，想要乘坐楼船过河。

薛广德一看不干了，立马挡在元帝车驾前，摘了帽子磕头说：“请陛下从桥上过河。”

元帝看薛广德这个架势，一开始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听说就是过桥的事情，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对薛广德说：“大夫戴上帽子说话。”

谁知道薛广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皇上如果不听臣的意见，臣就在皇上面前自刎，以颈血溅到皇上的车轮上，这样皇上就没有办法去祭祀宗庙了（隐含意思是，也就不用坐船过河了）。”

饶是元帝这么好的脾气，也不由得面带愠色：这厮是不是故意找茬？

在一旁的光禄大夫张猛见场面尴尬，连忙出来打圆场：“臣闻君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忠言可从。”

元帝这才明白这个薛广德干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对薛广德做法仍然很不满：“晓人不是应当像光禄大夫这样吗？”

虽然心里还是不忿，元帝仍然命令从桥而过。薛广德直言进谏的名声是传开了，不过还是蔡东藩先生一语中的：直是直，可惜只重小节。

跟他的前任一样，薛广德的御史大夫也没有当到一年。是年九月，霜降过早，农作物损失严重。结果，时任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被恩准提前退休。

时任卫尉王接继史高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韦玄成接任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是个不折不扣的灾年，对于帝师派来说，更是如此。

石显以及许家、史家眼见周堪等人地位日趋稳固，难免着急。所以石显逮着机会就在元帝面前说周堪等人的坏话。

这时候已经被废黜的刘向坐不住了，他怕周堪成为下一个萧望之，所以就给元帝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奏章。

不过这篇奏章长归长，内容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说朝中小人当道，所以元帝继位以来灾害不断，号召元帝远离小人，多多亲近贤臣。

因此，这篇奏章除了激起石显以及史家和许家更多的不满之外，的确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因为刘向已经是平头百姓一个，石显才懒得和他计较什么，因此石显把所有怨恨都加到了在朝的周堪和张猛师徒俩身上。

其实刘向就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如果元帝真有本事分析谁是小人谁是贤臣，他刘向也不会被贬为庶民，事情也不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结果，石显借着永光元年的自然灾害和几个大臣的参劾（用的理由就是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就是周堪等人的为政有问题），成功地把周堪和张猛又扫出了中央政府。

周堪被左迁为合同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帝师派又一次完败。

这一波批斗完事，两边又消停了几年。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

永光四年（前41年）的时侯，发生了日食。

元帝看着日食，突然想起来了周堪师徒。一种被骗了的感觉让他极其愤怒，他召集那些弹劾过周堪的人说：“不是说天灾都是周堪引起的吗？怎么周堪走了还有日食？”

这帮石显的帮凶当然说不出个道道来，不过也都知道磕头认错就行，反正这个窝囊皇帝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元帝诏命周堪和张猛重新入朝，周堪官复原职，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也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不过此时朝中已遍是石显的党羽，周堪虽然得领尚书事。当时朝中当时领尚书事的除他之外还有四个人：一个是石显的党羽尚书令少府五鹿充宗（在前面讲相权的时侯提到过），一个是石显的副手中书仆射牢梁，剩余两人也都唯石显马首是瞻。

周堪一个人的力量自然难以与这四个人对抗。加之元帝身体不好，周堪有所上奏通常又要通过石显来传达。

已是垂老之年的周堪在朝中处处被打压，眼见朝纲被石显党羽把持，忧愤不已，不多久便因病去世。

没有了周堪，张猛单枪匹马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不堪石显的诬陷和诽谤，张猛在公车门前自刎而死。

至此，帝师派在朝中彻底销声匿迹，除了一个已经被贬为庶民的刘向，都没有得到善终。

不过刘向的仕途倒是也没有就此结束。元帝驾崩成帝即位后，刘向得以才学和宗师身份得以复用，迁至光禄大夫，改名为“向”。

可惜成帝的昏庸比起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向对王氏专权的情况颇为担忧，数次上书成帝。结果成帝看了奏章，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虽然不能采纳刘向的意见，成帝倒是很感激刘向的忠心耿耿，让他兼任中垒校尉（为新置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掌北军垒门之内），而对于刘向上书痛斥的王氏专权，则照样听之任之。

在官场屡遭挫折，倒使得刘向可以腾出精力来研究学问。

他在古人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了《楚辞》，还根据战国史书整理编辑了《战国策》，其《别录》，更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所以刘向被称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

刘向的几个儿子也很有出息，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小儿子刘歆（后改名刘秀，不过此刘秀非彼刘秀），后文会有他的事迹，这里暂且不表。

摆平帝师派之后，石显又在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接连摆平了跟他过不去的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陈咸是前述御史大夫陈万年的儿子）和御史大夫郑弘。

插一句，永光元年上任的御史大夫韦玄成已经在一年后已经光荣地升为摆设丞相。

而韦玄成的爹就是前文提到的太平丞相韦贤。父子两人都位至丞相，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闻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霍光的外孙女上官太皇太后在被立为后四十七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死后与汉昭帝合葬平陵。

霍氏终于不再与汉朝有任何联系。

到此为止，石显在元帝朝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不过他也知道背后给自己下绊子的人不少，而自己所有的本钱就是和元帝的亲密信任的关系，所以没事就向元帝表示自己无限忠诚于汉帝国的事业、无限忠诚于汉帝国的领导核心皇帝奭。还不止这样，石显还巧妙地设计了一个事件来考验元帝对他的信任。

当时石显奉命到宫外征集人力和采购物资，他事先向元帝请求说：“业务太忙，有时候臣可能不能按时回宫，如果臣回来晚了宫门已经关闭，能否说奉陛下之命，令其开门呢？”

元帝自然是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特意在外面蹭到宫门关闭之后才回宫，并声称是元帝的命令而叫开了宫门。

果然，不几天就有人上书弹劾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

元帝心说这帮人真是不体谅朕的好助手石显同志的辛劳和苦心，于是笑着把弹劾石显的奏章给石显看。

一切尽在掌握。石显见状，立马跪下磕头，痛哭流涕：“皇上宠信重任臣，必然使其他大臣们的妒火中烧，他们惦记着诬赖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幸皇上圣明，了解臣的忠心。臣出身卑贱，实在不敢引起天下人的不满。请皇上恩准臣辞去中枢职务，到后宫去做保洁，这样即使死在宫中也无恨矣。请陛下千万恩准臣的请求，以保全臣的一条小命。”

元帝对石显的深明大义深表赞叹和理解，同时对石显同志的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勉励。

鼓励他不要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皇帝还是深知石显是个信得过的好同志云云。

结果经此一事，石显名利双收。

名是指皇帝的安慰自然很快传出宫去，众大臣们算是彻底明白了石显在元帝心目中的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的。

利是说皇帝的赏金加上大臣们的慰问礼金，石显此次总共入账约一亿钱。

此时的石显，其地位和权力与元帝初即位时的萧望之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石显的政治能力，比起萧望之却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石显与外戚史家和许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战友关系。

即便对与天下的儒生，石显也不是一味地打击。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元帝这个人是好儒的，儒生在朝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他石显再能耐，也不可能与天下所有的儒生做对。

因此，石显对与帝师派的打击，也仅仅限于那些与他做对的人范畴之内。在萧望之事件后，石显明白天下儒生都认为自己逼死了当世大儒萧望之，这件事情必然使得天下儒生对自己十分痛恨。

不过石显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通过危机公关改善了自己在儒生中的声誉。

石显听说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便想方设法与贡禹结交，并向元帝推荐贡禹担任了长信少府。而贡禹能担任御史大夫（虽然时间短了点，）石显估计也是出了力气的。

对贡禹的礼遇之外，石显还和另外一个很受元帝器重的儒生匡衡过从甚密。匡衡历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并在建昭三年（前36年），接替去世的韦玄成成为了丞相。

这样，石显渐渐地扭转了其在儒生中的名誉，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威胁他石显的地位了。

除了一样东西，就是元帝的健康。

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