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办，引入竞争机制，而且这个竞争机制还不需要朝廷去引导，它是自发形成的。

这个竞争机制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名声。有了名声，您就可以去尽义务，名声越响，您尽义务的舞台就越大。没名声啊，那您继续享受权力吧。

那如何才能在这个阶层中获取名声呢？

凭银子啊，凭人品啊，凭学识啊，这还用问吗。

怎样才能通过银子获取名声呢？

花呗。

算我白问！

那怎么样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的人？

尽义务呗。

继续这个问题！

说啊，您不说出来，谁知道您人品高尚不高尚，学识渊博不渊博呢。

人品是否高尚靠嘴可以说出来吗？

能啊，前提是您要做到言行一致啊，做到了您就是君子，做不到您就是伪君子。

我现在只有言的机会，没资格去行，而且还没银子，怎么破？

那您只能靠说了。

明白了吗？这就是咱们大明朝士大夫阶层在明末时期集体堕落的根源。

要想在这个阶层内获得名声，您就得让人相信您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谦谦君子，而您让别人做出这样判断的主要方式，是靠嘴来实现的。

不信？那您就慢慢往下看呗。

这种畸形的用人机制，贯穿于明朝各个时期，长期积累的负面效应在明朝末年得到了集中爆发。

这种机制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大了，咱有点不敢写，但不写的话，这书就卡这儿了。既然如此，咱就胡乱写一点儿，权当凑字数了。

明末，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家都在说，没人干实事，谁去干实事，谁就是傻子。为什会这样呢？

因为没办法啊，我不把自个宣传出去，我就没机会尽义务。至于我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您让我尽义务去，您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朝廷同意你尽义务了，你就认真干实事了？

我还是不干啊，既然通过说就能达到和干一样的效果，那我为什么要去干呢。

既然规矩如此，那我就随便说，反正说错了我也没损失，说对了落个好名声。东林党不就是典型的代表吗。

好吧，算你狠，朕给你做官，朕非要看看你到底是君子还是伪君子！

那您有可能真的用对人了，我真的就是个君子。

假如我是伪君子呢？

朕治你欺君之罪！

我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机会呢。

那你怎么办？

继续拉高自个的名声啊。大家都说我好，就算您是皇上，您也不能随随便便的把我杀了吧，那样的话，您不就成昏聩之君了。

你口是心非，光说不练，在百姓口中不可能有好名声！

我不需要泥腿子们说我好啊，就算泥腿子们说我好，您也听不到啊。

你要有本事说的百官都夸赞你，朕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说的百官都夸赞我呢。

那你怎么办？

前面说过了啊，银子啊……

回到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的这些人，也不见得就会说朱由检好？

今儿个咱就豁出去了，直接给大家挑明了。

其实，不纳税是一种权力，尽义务也是一种权力，说更是一种权力。明朝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的这些人等于享有三种权力：一是不纳税的权力；二是做官的权力；三是参政议政的权力。

这里面，朱由检能剥夺的只有做官的权力，因为这个权力不是天然的，而这个权力对这些人来说，恰恰是这三个权力里面最重要的。

你朱由检不给我做官，就是在剥夺我最重要的权力，既然如此，那我怎么可能会说你好呢。

可能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这不就是个死结吗？怎么破？

好破，收税。

既然这些人认为不纳税是他们天然的权力，这样搞，他们肯定不干啊。

这就要看怎么说了，如果方法得当的话，咱觉得，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这个阶层里的大部分人，还是会缴税的。

举个例子，比方说看电影把，如果是在广场上免费放电影，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嗑瓜子的、吃西瓜的、带小孩的、遛狗的，反正场面一般都是比较混乱。还是这些人，你让他掏钱到电影院去看，秩序就绝对比广场上看电影要好的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电影院有规矩，您进去后，才有资格遵守这个规矩，买票就是获取这个资格的唯一途径（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咱没算啊）。

那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呢？

获取精神享受啊。

我觉得电影不好看，我没有得到精神享受，怎么说？

您可以评论啊，您骂就是了。

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把这个阶层天然具有的不纳税和参政议政的权力，转变为，要想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评论电影内容），就必须履行纳税的义务（买票进电影院）。也就是说，不缴税就禁止你对朝政发表任何意见，没错，就是不准你乱说，一句话都不准说。你连电影院都没进，你有什么资格对影片的内容说三道四呢。

这样一来，还会有人不肯缴税吗？

话说回来了，您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力，您就能决定朝廷的政治走向了吗?

肯定不能啊，您不是皇上啊，决定权在皇上手里呢。

通俗点儿说，您一看电影的，您能决定电影院怎样经营吗？

肯定不能啊，您不是电影院的老板啊，决定权在人家电影院老板手里呢。

那我参政议政图的是什么？

获取精神享受啊。

我又不是傻子，我不愿意。

没办法，这是规矩，您改变不了。

那我只能认倒霉了？

您可以评论啊，您骂就是了。

总之，向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的这些人收税，对朱由检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还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阶层。所以说，朱由检不向这个阶层的人收税，完全就是个傻子的作为。傻子当皇帝这国家能好吗。

您慢点，我这人有点较真儿，您都把我说糊涂了。

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把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不纳税的权力给剥夺了，明朝就能搞好了？

没错啊。

那全天下的人都一样了，大家都纳税，大家都可以参政议政，谁来做官呢？

科举啊，不是一直搞着的吗。

您说的我怎么觉得有点儿熟悉啊，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

对啊，所以就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符合我们国情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咱们政府就做的很好，倒不是限制谁的言论自由，而是说三道四的多了，这社会就成一盘散沙了，一盘散沙的社会它能发展好吗，只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社会才能发展。再说了，如果你想对时政发表些见解，可以啊，咱们政府也是欢迎的啊，但是，想具备这个资格，就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才行啊。等你具备了这些条件，政协、人大，那都是向大家敞开的啊，政协、人大里面的企业家那不要太多了，就凭你一个小青年，人家政协、人大肯定不要您啊。所以说，要想获取社会地位，关键还是要靠自身努力，多读书，多学些本领才是靠谱的，当然了，读书最好读咱的书，因为咱的书是劝人向善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李自成。人家李自成就强得多了。李自成肯定要银子，也要名声，而且，名声传播的范围还很广。泥腿子们大部分不都是文盲吗，咱们给他提个口号出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口号朗朗上口啊，文盲他也听得懂。

事实上，李自成不仅不收泥腿子们的银子，而且还给泥腿子们放粮，在洛阳不就放过一次吗，把福王朱常洵家里的粮仓给泥腿子们分了，福王朱常洵也给炖成福禄汤了。福王家里头肯定有银子，这银子怎么可能会分呢，大顺军那也是要军饷的啊。如此一来，名声有了，银子也有了，称得上是名利双收。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人家李自成知道银子在什么地方。

当然了，李自成的名声在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这边肯定不好，因为李自成的银子，就是从这些人手里抢来的。但是，这些人和全天下的泥腿子们比起来又能有几个呢，你们这边的名声，人家李自成不要就是了。再说了，李自成的名声在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的这些人这里，也不见得就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人里面只要是识时务、有真才实学的，在李自成这里也是可以做官的啊。所以说，李自成只要不过分损害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这些人的利益，士大夫、富商、乡绅集团内的这些人，也会拥护李自成的，只要能保住脑袋和地位，跟谁干不是干啊。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李自成占领河南后，牛金星前来投奔，并向李自成提出善待地主、乡绅、士大夫阶层的建议，这完全就是个馊主意，问题是，李自成接受了。从此以后，李自成不再斗地主、打土豪，改取怀柔政策，效果肯定有，可说是立竿见影，具体表现为，地主乡绅阶层不再敌视李自成，甚至捐款捐粮，支持李自成取代朱由检成为皇帝，也就是说，通过这项举措，李自成从舆论上开始摆脱长久以来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固有的逆贼形象，完成了从流寇到皇位竞争者的华丽转身，可说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李自成进京后，之所以有很多官员拿着履历来投效，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准了李自成想做皇帝，开始接纳士大夫阶层。谁当皇帝跟人家有关系吗？无所谓啊，如果猴子能当皇帝的话，那就更好了，我管你谁当皇帝，只要你不侵害我的利益就行。坏就坏在李自成拷饷了，也就是说李自成做的太过了，说到底都是给银子逼的。

也就是碰上了朱由校这个大傻子，不然的话李自成早就自个把自个玩儿死了。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李自成在完成从流寇到皇位竞争者的华丽转身的同时，咱们的神招“吃死你三十万”对李自成也生效了。朱由检具体应该怎么做？咱现在暂时不告诉您，您慢慢接着往下看就行了。

现在，咱们再回头看，朱由检为了弄银子（其实，也没弄到多少），拉低了自己的名声。而李自成呢，即弄到了银子又增长了名声（拷饷之前），这样就很清楚了，所谓做人要懂得名利双收，是非常有道理的。

具体到银子重要，还是名声重要，这个咱也说不清楚，反正有一条是肯定的，有了银子就等于有了名声，反之一样，有了名声银子自然也就跟着来了。

糊涂了？那您接着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