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头被杂乱地风吹着，就像快车经过时候席卷车站的劲风。在皇后宫那里，这股气流紧贴着石头地面，把衣服口袋里的手指都要冻麻了。我穿的在校生的宽袖长衣，就像黑色的风帆一样鼓了起来，抓住我的肩膀将我向后拉。我在这场三月的风暴中冻得僵住了。我像同学们一样，开始整年只穿薄底浅口皮鞋出行，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我们把这样当作英雄的行为。从在学校的第一天晚上开始，就必须放弃很多习惯。一个十四岁的法国男人，必须用一个长枕头来捍卫他本国的睡衣——一件带着俄罗斯刺绣的轧光布睡袍，以抗击那些穿着睡衣裤的愤怒的英国学生。
人们或许会把留在达达尼尔或拉巴塞【1】而战死的大学生们的尸体排在三个水闸那么长的空间里，然而从那里回来的学生还有更多。学院已经开放了附属建筑，牛津大学不再是荒芜的院子，某些时段，没有课的教授们、悄悄沉湎于通灵论的印度教教徒，还有来参观的加拿大士兵们都穿行在院子中间。牛津不再是昔日那个优雅的隐修院，而是一个艰苦劳作的小村庄，从希腊语和拉丁语课上回来的学生们，就像是从田里或作坊回来一样。牛津的氛围不再是对优雅的沉迷和对逝去的时光的追寻。男孩子的教育是英国人最沉重的赋税，如今经济条件限制了曾经的日子：每日凯歌香槟的时间，克拉伦登的舞会，买来的已经做好了的拉丁语作文，还有分期付款的生活，只要把一个体面的学院的名字丢给商人，就可以在暑假之前免于见到发票上门。三年级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要加上最初的乔治王们的生活，那时候学生们沉迷于赛马，还供养着情妇。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同学们一样，回归了粗茶淡饭的日子，按部就班地生活，虽然住在城里，但每晚去公共食堂用餐。我们狼吞虎咽着餐末的甜点，黄色与玫红相间的咖啡奶油蛋糕看上去像是肥肉，散发着胃蛋白酶的味道，而后是一大杯清水。“长老们”做饭前谢恩祷告的时候，学生们把剩面包扔到了老食堂总管哈里斯的身上。哈里斯在重要的日子里会拿出他的名人相册，上面有印度总督，有穿着绑腿或是穿着用丝绦镶边的天鹅绒西装的公爵。蓝色彩釉收集者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因为一生都是莫德林学院的学生，却付不起罚金而做苦役，震惊了那个时代。
我那时住在班伯利，那里遍布便宜的小木屋，其中每幢“华兹华斯故居”或“济慈小屋”前，都有女仆们坐在长椅上，在轻薄的嘴唇上索吻，虽然她们的眼镜已经错位，赛璐珞衣领上留下了难以修补的裂缝。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为自己曾在副校长面前身着礼服手按《圣经》用拉丁语宣誓而感到骄傲，为曾掉入河里而感到骄傲，还因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坐末班火车从伦敦回来而感到骄傲。这些末班火车被戏称为“通奸者”号，我也因它们的存在而没有成为学校熄灯巡逻的牺牲品。我仿佛成了此地的主人，因循封建惯例，人行道靠墙的一边和河流的中央都是留给有地位的人的。
门厅的鹿角上挂着锣，还有用雨燕标本组成的树林景观。我在鹿角下面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我爬上两层楼，在一间满是书、马具和虹吸管的房间里打开灯，房间的墙上挂着吃吐司用的叉子、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的画和一幅斗鸡图，两位长着络腮胡子穿着绑鞋带的先生用纸制的小号角互相推来推去。
我读到了这封信：
伦敦，本年3月13日，
圣玛丽修道院
国王街莱彻斯特广场w.c.
让。
我在伦敦已经一周了。现在是晚上十点，我辗转难眠。我住在一个修道院的客房里。我把我的奢侈品——古龙水藏了起来。人们不许我把我的行李箱放在走廊上。我周围只有我母亲的画像。她如今在我的生命中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我的丈夫去世了，我所居的地方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离开了图赖讷。我因为一张广告招贴而坐上了船。我是一个孤独的年轻女人。我想念身边有众人陪伴的日子，对这样的日子充满反感。我像以前在卢瓦尔河畔时一样，但是精力已经衰退了。我想睡了。
德尔菲娜
德尔菲娜。
这些都在我的窗帘的帷幕上移动着。一些风景隐没在另一些风景里，一张面孔出现在一条路上，我几乎还没来得及想为何会遗忘这个人，在她的旁边就突然凝结了细木护壁板、一扇门、一扇窗，以及一个中产阶级的沙龙的形象。沙龙四周都是片刻之前出现在那里的热带风景，沙龙也马上在一阵电影镜头的风暴之下消失了，电影镜头又对向了最为简朴的花园。就这样，我的被无烟煤染色的白漆木质壁炉，断开，掉落，变小，成为红色的小山丘，我从中认出了武弗雷；铜盘又开始颤动，蔓延成一汩通畅而强大的水流，卢瓦尔河源自其中。我又看到了一座房子，一段台阶连接着房子的两翼，我又看到了印花窗帘和自动钢琴。德尔菲娜哮喘发作，却为我尽心竭力地演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序曲。自动钢琴的纸卷缀着蛇形下行的小洞，钢琴发出清晰而匀称的声音。她演奏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头发，那是我喜欢的硬而弯的长发。生活没有在这些时光里增添些什么，如果有的话，就是不要烫卷头发的领悟。而后我牵起她的手，我想：“只有她是最重要的。”自动钢琴的风箱渐渐停止了低吟，音符也终止了。我多想一直就这样下去。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不苟言笑的小孩，德尔菲娜的姑妈从来没听过我们的笑声，她很担心我们。不久，她用她夹鼻眼镜下一双深陷的愚蠢的眼睛观察着我们，并且开始禁止我们单独相处。
人们让我和德尔菲娜一起玩耍，德尔菲娜不愿弄脏自己的衣服，拒绝和我一起爬仓库的梯子。但是我的祖父母并不喜欢她的冷漠、她的聪明和那些“跟年龄不相符的话”。
“德尔菲娜，”我听见他们说，“太像她母亲了。”
她母亲和一个海军军官一起住在土伦。她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夫人，手指绯红，穿着安南人的衣服，她从来不穿礼服，还会任由面前的异邦菜肴慢慢冷掉，却一口不碰。她的日子都献给了一桌华而不实、满脸皱纹的男人们，他们心里充满了对航海的种种失望，她却以这些日子为傲。
德尔菲娜只通过梦境而诗意地生活着。她每天都跟我细细讲述她的梦。她的梦里总是有水，当她状态很好的时候，水是清澈的，当她觉得很累的时候，水是污浊的。通常还会有野兽、猞猁、豹子，但是它们很温柔，而且皮毛光滑。她和它们一起爬树，一直爬到最高的树枝上，她在那里任由自己落入虚空之中。她非常清楚这些梦境的含义。因为我对此感到惊奇，她向我承认，她在和占卜师德泰伯斯夫人通信，甚至还给我看了她们的信，她用“你”来称呼德泰伯斯夫人。
对我来说德尔菲娜就是一个宇宙。她的宇宙中的启示更为私人化，不像我的宇宙中那样，总是顾虑着别人的意见。
“我从来不会做口是心非的女人。”她肯定地说。
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推敲词语，实践思想。每次经历对她来说都像是一种魅惑。没有任何一个词汇对她来说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不值得被信任。她从不认输，她了解图尔入市税征收处的栅栏所环绕的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缺点不足，虽然她很喜欢我，但也从不对我的缺点视而不见。她曾因看到我戴上眼镜而恼怒。
我曾经想在精神方面左右她。我借给她《多米尼克》，她神情严肃地把书还给了我。“写得很美，”她说，而后她总结道，“你太耽于感官之乐。”确实如此。我的胖嘟嘟的脸上曾经在饭后出现一片火红，而我的鼻子嗅到了很低俗的味道。德尔菲娜在我看来正好相反，她很审慎而且非常有个性。对于她的那个年纪的女孩来说，她见识广阔，判断准确，精明能干，以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为荣，而同时期的男孩子们不得不凭借他们的虚伪或长者们的宽容而谎话连篇地过活。人类一切倦怠的、叛逆的、丰富的、不洁的东西似乎都选中了我，而我只能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她只有在生活面前呈现出坚定的面孔、空虚的心灵，才能在冒险离开家后很快看清令人忧虑的、不幸缠身的命运，她的婚姻便是这不幸之一。
很显然，战争是这一切的诱因。1917年，在图尔，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位年轻的中产阶级女孩嫁给一位穿着软皮靴子的俄罗斯军官。这位军官追求了她两个月，那时医院里满是各种语言的伤残申明，举止得体的夫人们来迎接医用列车，但是闻到腐烂的气味，她们便无法控制自己。总主教府周边不断有茶室开张，路边点缀着许多大阳伞，伞下是安南人提供给黄皮肤情侣们的避风港。
在这以前，我和德尔菲娜常在晚饭前沿着卢瓦尔河骑自行车，一直骑到吕讷。
县界的杨树林里还残留着洪水的痕迹。在石灰岩的峭壁上，夜幕渐渐降临了，但是芥末花色的模糊的太阳仍然挂在天边。河水带走了铅灰色的天空，在草地低洼的地方，一头黑白花奶牛正一边吃草一边逐草而行。
德尔菲娜逆风骑着车。她戴着一顶贝雷帽，穿着一件蓝色的粗毛线衫。她时不时地用舌头润湿着被风吹干的嘴唇。在休息时，或是在家里时，她的脸色有些阴郁，而因为用力骑车脸部反而放松，变得容易接近了。她的影子倒映在车把上，看上去拉长了很多，平凡而结实。在这些时候，我会照顾着她，把手放在她平直的背上，她也会放空车轮，任由我推着她向前。
到了圣-桑弗里安，土地便不再有浪费，只为蔬菜、小酒馆和情侣们留下了空间。我们把车放在斜坡上，向下走到离水更近的地方。在一阵云的翻滚之后，太阳落山了。
此时水面虚空而广阔，天空灰暗，石灰岩凹凸不平，图赖讷一瞬间看上去有些粗野。同样也是一瞬间，德尔菲娜是属于我的，我把头伏在她的膝上，她裙子的羊毛刺痒了我的脸。我的脖子鼓胀起来，她像妈妈一样把手伸进我的衣领，谨慎而恼怒地说：“你浑身是汗。”我亲吻了她温热的手，有些稚气，又充满了世俗的欲望。德尔菲娜反应激烈：“我告诉你，我讨厌好色之徒。”我不再坚持，她使我对自己的欢愉自觉耻辱的方式，令我感到畏惧，我也畏惧她的恼怒，使我徒增悲伤。她似乎有着最先起身的天分，带着一种非凡的精力。我随她站了起来。
*
星期日的午后两点，我在杰明街的土耳其浴室醒来，被噩梦搅碎了的短短一觉，嗓子沙哑，眼睛灼热，腰部酸痛。在帕特尼—莫特莱克年度划船比赛之后，我就在大白天睡下了。剑桥“八人组”到达终点线的时候，早已在他们蓝色的船桨后面发现，他们领先了三条船的长度。这份记忆，整整一年期间对于牛津来说都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两个队在晚上的特罗卡迪罗晚宴上又重新开始了一场兄弟般的酒水较量，而后，一群人喧闹而招摇地乘上出租车，去往各种不同的音乐厅。首先是帝国音乐厅，在舞台两侧相对着的包厢相互喊着学院的战争口号，就像是在对唱歌曲。而后是牛津，那里的法国节目演出时会允许我们行为放荡。而后是切尔西宫，我们的“两军对战”最终被警察打断。最后，午夜钟声敲响时，伦敦变得一团炽热，充满了欢愉，满身广告的公交车带着蒸汽阀的噪音在城中穿过，房子就像是我们衬衫的结实的前襟一样，布满了裂痕。便携口琴的琴声用圣诗之水清洗着人们的灵魂。萨伏瓦音乐厅的日光灯在泰晤士河里熄灭了。阴影中，地下俱乐部的暗地之花生长起来：“布姆布姆”，“莲花”，“夏威夷”。那里的残疾门人在看着我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粉红色的帘幕，幕后是一个脸色赭红的加利西亚犹太人，穿着红色纽扣的礼服，正从存根簿上撕下地下室的入场券。
我起身，请人帮我按摩，然后去找德尔菲娜。
在莱彻斯特广场的尘土飞扬、光怪陆离和汽笛喧嚣之外，是法国修道院三栋毗邻的房子，苍白色的砖砌墙面，大门是一个尖形穹顶的小教堂，上面用法语写着“迎宾修女院”。修道院大门旁边开了一扇小窗，里面是眼睛血红的通事修女，戴着可疑的修女帽。我到了一间会客室，那是以一个中级神命名的客厅，暗色的镶木地板上，包着绿色平纹布的椅子前面，放着草编的睡莲。
德尔菲娜进来了，穿着孝服，白色无边软帽更突出了她鹅蛋形的脸。我已经五年没有见到她。我们拥抱了一下。
“你的脸不像以前那么生硬了。”我诚恳地说。
她的脸，像瓷碗一样光滑，两边牵出均匀的曲线，在脸上引出两只含泪的黑眼睛，眼神却平淡。我的记忆却犹豫着，面前那柔软的嘴，嘴角带着疲惫，毫无兴味地包裹着整齐的牙齿。她的鼻孔敞开着，伸展开来，不再属于她高挺而窄得几乎透明的鼻部线条，这是她面罩上唯一一处起伏。她的眼神也变了，变得更为沉默，昔日让她的眼神变得更美的口才和自信都极少再现。我们的重逢毫无快乐可言。
“我没有戴面纱，”她笑着说，“但是我需要休息，人们向我推荐了这家修道院，它很适合我。上帝在痛苦之后给我们很多圈套来惩罚我们。”她又说。
我看了她的房间，很简陋，像这个街区带家具出租的不伦不类的房子一样。墙壁上贴着一层旧马槽纸风格的壁纸，蓝底上缀着金色的星星。裂了缝的水盆里，浸着一支铃兰。德尔菲娜穿好衣服去做晚课，我同意陪她一起去。
下拉窗把小广场的风景斩去了一段，广场上空横着几条电话线，电话线直接承受着昏暗的天空的重量。东方的阿尔罕布拉宫式的圆屋顶，加富尔餐厅的随意和桌布上的西昂蒂葡萄酒留下的黑渍，这一切都用它们南部的抱怨声让周日的画面变得更加令人愉快。
在街上，她挽着我的手臂，很快我们从前的默契又展露形迹。
“我在这里很幸福，”她说，“英国男人就像是手上长着雀斑的滑稽的孩子，松鼠和香豌豆都能让他们感动到哭泣。他们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像是南部那些嘴唇轻薄的人一样。他们是自己的神经的牺牲者，当他们体会到一种感情的时候，就会对这种感情毫无抵抗力。他们都像是我在图尔的家庭教师玛贝尔小姐，既与众不同，又迷茫。她有一块手表，表里有一个灵活的微型艺术品，这让她很有诱惑力。最开始的时候，她相信她丈夫是爱她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丈夫？他长得像米歇尔·斯特罗哥夫第一次出场时的样子，穿着漂亮的制服，睫毛也没有被烧掉【2】。他像是我在《欧那尼》里看到的一个男高音。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回过头去看他。他追随了我们两个月。他用一种红色和紫罗兰色相间的信纸给我写信。我非常高兴。他向我求婚。我决定拒绝他。但是面对他的时候我就慌了神。两周后我们结婚了。你知道不久以后他是怎样在敖德萨被杀的。我没有忘记他。他善良，好动，像所有俄国人一样疯狂。每次我有错的时候，他都哭着掏出手枪求我原谅他。我和他在一起本应该非常幸福。”
德尔菲娜向我解释她寡居的生活。就像是一次徒劳无益的长长的守夜，她在夜里首先自己细心地寻找着希望的迹象。
“让我一个人独处和陪伴我，”她说，“是人们能给我的两个最坏的帮助。”
而后，她做了逃兵，她带着同样的焦虑去了巴黎，在不同的环境里，她度过了几个星期，去寻找她所谓的一种为了活下去或是不消失的系统。她在那里几乎什么也没找到。在短短的缓刑期一样的时间里，她在一些毫无趣味的、江郎才尽的或是因某种特殊的寻欢作乐的行为而萎靡不振的人之间周旋。她拒绝了他们的帮助。
我在德尔菲娜身上重新找到了和从前一样的坚强，但是也发现了一种微弱的反抗，而且在每个句子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摇摆不定。我已经不太习惯和同龄的女性在一起，过去的几年里，我回到法国只为考试而做短暂的停留。她们都像德尔菲娜一样吗？年长的女性在我看来都是无尽的忠诚，一些人专心于她们的本分，另一些更喜欢享乐的人却也担负着另外的并不见得轻松的重任，总之所有人都关注着她们的义务，热爱生活，对生活呈现给她们的阻力总是逆来顺受。德尔菲娜正相反，她并不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当作一种粗俗的表现，而是当作一种充满智慧的教育、一种具体而令人尊敬的概念来使用，但是这令她耗尽精力。她坦承自己的心是冷酷的，这种冷酷和六年前完全不同，但或许如今的冷酷是因更多的独立而形成的，我要避免去误判它。我猜想，德尔菲娜远没有寻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已经迫不及待地甘愿自我毁灭，这给她带来了可以被宽恕的、转瞬即逝的荣耀。
我们走过了一条交通繁忙的路，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段路正将维多利亚火车站和泰晤士河连接起来。穿过打蜡水果装饰的殖民局，我见识到了天主教新信仰的神殿。这种信仰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便在英国发展起来。英国著名的红衣主教曼尼宁和沃恩想要证明，在一个现代建筑里，通过祷告可以得到怜悯与恩惠。实际上，看到大教堂虔诚而空无一物的墙壁，我们会感到欢欣。一切都是砖砌的，虽然德尔菲娜有些担忧地指出在墙的一半高度，有一条颜色深暗的线条标记出下一次涨水的水平面，这条线的下面是极为珍贵的大理石保护层，上面是现代的马赛克。
在教堂圣所前，一个巨大的拜占庭式的十字架，将苍白而破碎的太阳的光束当作披肩，遮住了半圆形的后殿。乳香与外面的雾气混合而成的一片昏暗，使圆屋顶变得模糊了，屋顶上的小窗子似乎充满了恐惧。分支吊灯上的装饰酷似繁复的铁环构成的东方发饰，灯悬挂在灯支的链条上，垂落下来。虽然如此，教堂仍然是一个高大厚重的建筑，且用于公共用途，就像古罗马的引水渠或是一个车站。我们在圣事礼拜堂里做了晚课，那里的管风琴由巨大的音管构架制造而成。透过铜栅栏，可以看见信徒们沉浸在冥想之中，两个护士，一个老城区的男人，跪在他的大礼帽前，切尔西皇家医院的一个残疾军人穿着红色的军服，还有一个戴着头巾的印度军军官。祭坛前三位神甫在主持仪式。德尔菲娜静默着，以手掩面。而后她转身向我，眼神不安地抓住我的手臂。
“为什么我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她问我，“为什么我喜欢一切坏东西？”
这样向我说出她的想法之后，她又笑了起来。
“你太年轻了，我跟你什么也解释不清。”
她带我来到侧廊的小礼拜堂，那里显示出同样的似乎极力避免华丽与古风的艺术品位。我们经过圣帕特里克礼拜堂，它的饰面由爱尔兰大理石砌成，祭坛后的装饰屏上镶嵌着贝壳三叶草。全世界所有的石头，努米迪亚的、塞萨利亚的、挪威的石头，以一种商人的奢华铺设成教堂的路面。一个黑白相间的祭坛，就像是女演员的豪华浴室，那是大西洋彼岸的大银行的捐赠品，似乎专门留给美国南部的虔诚。在第一级台阶上，跪着一个女人，她裹在褶皱宽大的棕色粗毛呢风帽里，穿着法衣和披风。我俯下身，看见风帽下面一张小女孩般的脸，脸上化着妆，掩在卷曲的灰色头发里。她的食指上戴着一大颗绿宝石戒指，数着一串念珠。我正要指给德尔菲娜看这位印加时代的卡斯蒂利亚访客，然而这位夫人突然转过身来，认出了我的朋友。她用混乱的、含混不清的三个词语跟我的朋友打招呼，声音像是女低音歌唱家。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佩皮塔·沃福德夫人。古巴裔英国人，是德尔菲娜所住的修道院的女赞助人。她走到我们近前，拥抱了德尔菲娜，跟我们谈起了圣母、狨猴的饲养，以及夜间活动的好处。德尔菲娜笑着，热情而紧张。
我虽然漫不经心，但也不得不注意这个插曲。我刚见到沃福德夫人的时候，便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太得体的敌意。所有那些在我们朋友的生活中指手画脚的人，都会令我感受到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对她的这种敌意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一株虚伪的植物，因为她的存在，我们好像突然被缠绕起来。她的虔诚里带着职业习惯的样态，当她用任何一种语言发出喃喃的辱骂或是赞扬时，都会让人想到一只精力衰竭的夜莺。
我正想劝说德尔菲娜不要被这样的关系所干扰。我觉得这些关系会通过一条圣洁之路将她引向令人不安的遁世之途。接着，我又思考了一下。既然沃福德夫人回到了祷文中来，既然从没有谁因此而变得不幸，既然任性而为是随后能够随心所欲的关键条件之一，而且，一种危险值得人们为它付出代价。于是我收起我的性情，不再表现出唐突的智慧，以免引起德尔菲娜的不快，我希望看见她不久后主动回心转意，这是对她最有益的方式。
*
我继续着大学的学业。我没有加入任何俱乐部，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掺假的香槟、干涩的香烟，以及在这些上面的花费都使我远离了那些小团体。俄国的王子们、澳大利亚人的子孙们及结队而行的德国人为这些小团体提供着赞助。对于那些贝利奥尔学院的优等生、圣约翰学院的美国人，以及伍斯特学院或瓦德汉学院的奖学金种子选手们，我并不是毫无畏惧。
我收到了德尔菲娜的信。这些信件代表了需要排遣的痛苦欲望。这些或苦恼或快乐的信，给我从伦敦带来了某种奇怪的、不顺从的况味。在果断之中特定的、事先计划好的某种东西，是法国人所独有的，也构成了过分行为之中的一种礼貌。我在博德利图书馆学习时，把重读这些信件当作一种乐趣。博德利图书馆就像一个谷仓，六个世纪前的木制构架，就像小提琴的音柱一样，可以重现任何一点点声响。像是水果商的货架一样的书架上，散发着墨香的手稿慢慢风干着。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从家里出门去吃饭，遇见了弗雷泽，万灵学院的一位教授。他诗人的虚荣令他经常在周六晚上拜访切尔西区。他把我带到他们学院的教授晚宴，其中一位高中校长第二道菜开始就已经青筋凸起，他的面前排了一排棱纹水晶酒瓶，他在桌上分传波尔图甜葡萄酒时，我从弗雷泽那里得知他前一天晚上在伦敦结识了德尔菲娜。
“她走进了，”他夸张地说——他在1880年过时的词汇里选择着一些矫揉造作的用语，那些词汇只在学术界才一直沿用着——“哈默史密斯的一家公共舞厅。那里有无以伦比的爵士乐，人们用六便士就可以请到一位舞伴。她穿着黑纱出现了，就像是一个幽默的追思台，像是悼念自己的悔恨。这位安娜多利亚【3】忧郁地跳着每一支华尔兹，像是平添新的一桩罪恶。陪同她的是我的朋友w神父（他向我提起了一个耶稣教士的名字，他因滑稽的传教而小有名气），以及一个奇怪的穿着豹皮的西班牙老姑娘，她的胸部裹在豹皮里看不清晰。
“她问我是否认识您，我们开始谈论您。舞会后，我们所有人都到她家里吃早餐。我们确实非常开心，但是她带着一种阴郁的快乐附和着我们，她眼睛里有火，唇上却如死灰。我喜欢她早熟而受伤的心。
“心有所失，且为羞耻所蚀。以后我会把我写的关于她的诗读给你听。”
*
德尔菲娜就这样用几周时间从祷告台转到了嘈杂的狂欢中。我对此毫不气愤。而且，我也不能怀有偏见到因此和她吵架的地步。我还不清楚在伦敦有些事情会快到什么程度，而在巴黎，因为相互蔑视或是因为对奇特之物的戒备心理，毗邻而居的人们并不相识。伦敦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僻静居所，那些领略过的人都很难放弃它。只有街上充满了拥扰、叫喊、招贴、冒充风雅，以及商业或体育方面的“壮举”；但是这些并不会侵犯到那些温柔的僻静之处，那里的快乐似乎比别处存留更久。我于是明白德尔菲娜从失望过渡到了消遣，这些消遣似乎是一种恶化。我又对自己说：“这位童年挚友的身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除了像一个远亲一样保持着一种不自然的关系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坏人！”我又一次想起德尔菲娜的话。就像一个人承认只有结果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却忽略了争议的源头，而他正是这场争议中毫无责任的关键人物。她孩子气的专横、她强加于周围人的各种准则、她对易于变为快乐的一切的反感，这些是否可以解释为她对自己的恐惧？
“我感觉不太好，”她写道，“我不去消遣的时候，就会焦虑得发疯。我一直在挥霍自己的精力，我应该很快想到不久便只能写讣告了。但是和谁说永别呢？一场夏日迷雾中的葬礼，整个城市像烤盘一样热，我的丑行和我猜想的你的责备，这就是忧郁吗？或是普雷沃神父所称的‘英国雾气’？太阳像是透过烟雾缭绕的玻璃窗升起来了，我的食物散发着苯酚的味道。我不再想睡去，我只能在晚上的公园里，或是借助商业街小药店里那种混了很多硼砂的粉末，才能感受到片刻的清爽……”
*
六月到了。大学生们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衣服，消磨着一个反常的夏日，冰冷的太阳、萎靡的绿色，过多的雨水。戴着方帽的博士们乘船跟在一艘载着铜管乐队的船后面，从河面上经过。从郊区来的许多家庭登上马车，在一辆辆马车上分享着糖果。百货商店的职员们拿出去年年末杂志上的整套西装，努力不让船桨掠过水面，不撞上他们的船，以展示他们的风度，他们用法语互称“先生”。
发战争财的人们，看到自己儿子挥霍的景象时，便想到为自己在店铺里间度过的童年复仇，他们从北方开着车南下，开着改装车，前灯上各带着一个仆人的塑像。演员本森从演出了很多场的外省回来，带着他的莎士比亚剧团、他的简陋的可移动舞台装饰，和他那些穿了孔的、颤抖的防御装置，按照预定一周演出了三十五场，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路面的斜坡上零星地散布着野餐的人们、鸢尾花和坏掉的摩托车。乡村变成了绿色的荒芜之地，农民们穿着礼服戴着圆顶礼帽从那里经过。涂了石灰的空心苹果树都不由自主地斜伸向倒映着云朵的水面。小船的重量和酒精灯的气味。留声机在芦苇丛中的声音像是枯草热发作时的咳嗽，它的成功源于它再现了取自大自然的这种诗意。一切流动的喧闹会一直持续到夏末，喧闹的聚集就像是赛跑将要开始，充斥着各种呼喊、刺耳的尖叫声、嘈杂声、拉格泰姆音乐的声音，以及平淡乏味的汽水和茶的味道，这一切宣告了学年的结束。
在美索不达米亚有一场晚间欢庆聚会。各个学院的平底船组成了明亮的整体，一半的船在晃动着。酒瓶塞子跳进河里，烟火像高架渠一样聚拢在一起，发焰筒延展开一片油亮的光晕，水波将它划出道道条纹。我把我的小船滑向水闸那边，船上的玫红色垫子已经被打湿了。聚光灯在温热的黑暗中剪出同样的光照角度，灯光笼罩着伊斯灵顿教堂，一条常青藤的黑影和飘散着歌声的小船在光影里若隐若现。一只小船像是突然打开的一扇门钻进了这条船灯的路。我在路与船的旁边的影子里，我认出了一袭白衣的德尔菲娜，光线正打到她的脸上，她吸着烟。她似乎喝醉了，船轻轻地漂移着。沃福德夫人也在船的最里面，她的卷曲的灰色头发出现在那里，让我认出了她。船的前面，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双脚踏在水上，演奏着班卓琴，看上去像是一个举止不良的意大利人。他在像大猩猩一样的下颚骨那里夹着一盏小灯，从下面照亮了他的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和两个黑鼻孔。黑夜又一下子吞没了他们。我看见德尔菲娜从船上扔下一只燃着的香烟，落入水中噼啪作响。
我感到有些尴尬和痛苦，好像受到了伤害。并不是因为亲眼看到了我一直猜测的德尔菲娜的这个新形象，看到了被那些畸形的人所俘获和败坏的德尔菲娜，而是因为她没有告诉我她会出现在这个被我视作自己家的地方。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离开了伦敦。我对她的友谊让我从中看出了一种欺骗。而后，想到她可能失去了自由，我惊慌了。我很遗憾地看到一个曾经完美的存在，最后将甘于自弃，乐于与那些可怕的独身女人为伍，那些女人靠艳遇而生，那些艳遇如同隐隐的却不可推却的使命，使她远离了能够拯救美丽女人的爱与自我，远离了能够满足他人的天生的依恋。
*
这次意外事件引起了我的不快，是这种不快，或是我突然之间有悖自己性情的对德尔菲娜的兴趣，让我在一个月之后的学期末，向伊伯里街的工作室走去。是弗雷泽给了我地址。
需要经过一个荒芜的小公墓进入那个工作室。巨大的盎格鲁-撒克逊骨架，仍然一动不动地在小公墓的茂密的草丛下面继续存活着，死亡并未改变它们的形状。在车库外面，人们清洗着的汽车使街上充满了清新的气息。此时街上已经因窗帘、铜器、红色的门、出售镜子和万花筒的商店，以及做亮光纸的作坊而变得非常明亮。在房产中介所的橱窗里，曝光过度的照片呈现出平房的景观、茂密的树林、白色的草丛。
虽然听到了门后的声音，但我仍需敲很久的门。而后是德尔菲娜的声音。一阵锁链与钥匙的翻动，门里出现了一张苍白而浮肿的脸，直挺的鼻子非常突出，睫毛似乎短得与眼睛不太相称。我惊讶万分，以至想亲切地开玩笑说她锁门的方式像个八十岁的人一样，却没有说出口。
“呀，是你。”她并不奇怪地打量着我说。
她不情愿地让我进来。
一切都变了，她的眼神也变了。呆滞的眼神里带着恐惧与迟钝，她的目光只有为了躲避我的目光时才会移动，这目光却将我带入了她的心里，我已经猜出来，她的心已经像水果一样腐烂了。我跟着德尔菲娜进入了工作室，苍白的阳光让她展露无遗：头发黯淡油腻，变成了番茄红色，脊背弯曲，裹在一件山东绸衣里面，穿着没有提好的长筒袜和一双旧拖鞋。她卷起的袖子露出布满红色、青色和黑色斑点的手臂。她在我责备她之前抢先说：
“我病得很重。身上有脓肿，而且我上周有二十四小时什么也看不见。那些人在我身上编织着阴谋……”
德尔菲娜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拉了拉脸颊，揉了揉额头。
“我好像已经淤肿快四天了。”
“从前你拒绝成为受害者。”
“从前，我都不记得了。很好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完全失忆了。”
她语无伦次。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来，她的疯狂对于我来说是很明显的。她集中精力努力地斟酌着词句。
“属于某个圈子，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她说，“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虽然随后我们就发现，通过一种事先安排好的神秘的力量，一切已经达成。被带到某个地方，第二天又回到那里，那是一个封闭的魔法圈。我生活在某些人组成的亲密关系中，我不认识这些人，我原本永远不会选择这些人。那是很愉快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友爱、普遍的好情绪，生命冲动的互相交换，会让一个人对这个团体有用，而为了这个团体，我又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忘记了不属于这群人的一切。而后，裂痕开始出现了。不太好的因素似乎很自然地浮现出来。我们是因反感、敌意联系起来，毫无温柔可言。我最后想，如果不能抽身出来，至少能够和其他人保持一些距离。没有时间了。一种绝对的、心照不宣的联系建立起来了。我想要独自抗争、旅行、消遣，但是这个团体在监督着我，他们以命令的形式、以机会的形式找到你，在你家里等着你，再把你带走。一切在组织之外的东西，似乎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是不能实现的。熟悉内情的人们互相之间只以单个词进行交流，那似乎是一种暗语。这些还不算什么，直到有一天，在危险的或是更加冷酷无情的因素的影响下，我猜想有其他如今四散各处的组织会来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回顾意识中的一切，对一切产生怀疑，直到虚无的边缘。”
“但是是谁引你到了这一步？”
“在各个地方我都和诚实的人及很坏的人有些关联，他们一个带动一个。而在这里，非常好笑……在巴黎，凡事有度。但是在伦敦，没有任何的分界点。”
“但是我，”我靠近她，对她说，“我不是在这里可以帮助你吗？”
她不再听我说，她因努力地思考与说话而精疲力竭。
“和我一起来吧，德尔菲娜，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我明天回巴黎，你愿意让我帮你也订一个席位吗？”
“我不能。”
“告诉我你想要。”
“我不能再想要什么了。”
她打了个喷嚏，黏膜鼓起，眼睑发红。
“不要管我了。我不再需要你的建议，也不再需要你的指责。我不能容忍任何人的指责。你跟我说的一切都是自私而且带着恶意的。你让我休息一下会更好。这些天，我都在同样的时间发烧，不要再检查那些小瓶子，它们与你无关。你来这里是为了侦察我吗？不要想去跟女仆询问了，没有人愿意留在我这里……”
她竖起了耳朵。
“你听见了咬噬的声音吗？又是老鼠，我总被它们骚扰。”
她看出了我的怀疑。
“我是一个病人，不是吗？你现在觉得贬低我很有趣吗？我自暴自弃，我的头发染了色，我的指甲肮脏，看上去很下流？我很清楚，这是一种迅速的衰落。你看见了整个过程，却袖手旁观。从现在起我请你不要再插手任何事。你过去不是一直想让我变得贪婪吗？现在我顺应着一种放荡的方式，我觉得非常自在。你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生气。请你滚开。”
“我的小德尔菲娜，你平静一下。我不是无情的人，我向你保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出路。”
她软弱下去，她的额头靠在我的手上，异常地痛苦。她的关节噼啪作响，她把瘦骨嶙峋的手指攥进了手心里。
我松开了躺卧着的她，站起身，帮她寻找着反抗的理由和借口。
“我所遭遇的一切，”她说，“都是源于骄傲。”
我等待着这个哀怨的词语，所有的女人都会说出这个词，并且用它来定义她们的谦卑。
*
德尔菲娜约我到摄政公园。我事先托运了行李，因为火车一小时后就会开往法国。我身旁的公园，曾因五年间的新兵演练而变得草木干枯，如今又重新茂盛起来。一位穿着和平时期红色制服的战士从这里经过，像泡菜坛子里的辣椒一样非常惹眼。一颗松果被一只看不见的松鼠扔下来，从一个枝条落到另一个枝条上，落到地上裂开了口。
我不能说昨夜去伊伯里街的拜访让我感动。更确切地说，这次拜访令我愤怒。德尔菲娜在忍受痛苦，没有快乐可言，她被厄运束缚，成为一种出人意料的粗俗行为的囚徒。而后她说了连载小说一样的话，一场昏厥最终搅坏了一切。但是我一个人独处下来，往日那个严肃而果断的形象又重回我面前，而她近来的放荡时刻就像一记耳光，在这个形象之上时而做着怪相。我因此而难过。不是因为德尔菲娜的幸福对我来说是宝贵的，而是因为我痛苦地看到她的天性屈服了，很久以来，没有任何快乐或不幸曾让这种天性让步。我自觉无力去修正它，但是也拒绝被传染。她骄傲的贞洁曾经时常让我难以忍受，但是她整个人都被一种无益的命运突然攫住的时候，我的痛苦并没有丝毫减少。
我那时候感受到一种情感的震荡，我只想做出牺牲。一整夜，我焦虑难耐，我热烈地渴求品尝幸福的滋味。因为怜悯而烦乱不安，我差点要起床去把她叫醒。
时间过去了，德尔菲娜没有来。伦敦不会把你给它的东西还给你。它像一张张开的大网，它接受一切，保存一切。在伦敦的那些房子里，有许多像德尔菲娜一样的女人，一场痛苦或几次真切的欢笑不能够使她们安居在那里，但是她们不会离开。在那些刚好适合停泊的码头之间，伦敦在它海洋的食道里吞咽着世界上的一切产物，在航船停止挣扎的时候，它的那些物品就停在了码头。
她不会来了。在旁边的动物园里，狮子的嘶吼令钢筋混凝土的洞穴震颤着。南美鹦鹉用它们的叫声把夜撕碎。我独自在那里，心中充满了悲悯。
【1】达达尼尔和拉巴塞均为“一战”战场。
【2】根据儒勒·凡尔纳小说作品《米歇尔·斯特罗哥夫》改编的电影的主人公，双目被烧失明。
【3】anactoria，古希腊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