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掀狂飘，

东方巨龙欲冲霄！

辽阔神州擂战鼓，

富饶津南凯歌飘——

争先恐后兴工业，

你追我赶逞英豪……

益丰公司拔地起，

雄师谋帅露头角！

第四节 患难困苦炼壮志

逆境，对弱者来说，是倾覆生活之舟的波涛；而在强者看来，是锤炼壮志的熔炉。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者、思想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讲：“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王维和的身世及其数十年来的一贯表现，雄辩地说明：他就是这样一个排难勇进的强者。葛沽原属河间府静海县。1926年（清雍正4年），因设立天津府而划归天津县管辖。王维和祖辈务农的老家，就是静海县大丰堆乡高庄子村人。在“干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困苦年代，天灾频仍，王维和那老实巴脚的爷爷和奶奶，拉扯着大的十三岁、小的仅两岁的三子一女，住在四面透风、屋顶漏雨、摇摇欲坠的低矮土房里，荒洼里那瘠薄的旱地，根本长不出可让全家人糊口的粮食——过得是真正衣难遮体、食不果腹的困窘时日。十分疼爱孩子而又束手无策的奶奶，万般无奈地淌着涔涔泪水，对耷拉着脑袋、愁眉苦脸的丈夫说：

“莫非我们就在这儿苦熬穷耗着等死吗？就是不顾咱俩，也得为四个孩子想想呀！”

好久不吭声的丈夫，思虑再三。蓦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全家都走、远远地走！听说北边的大天津近郊，是靠河近海的鱼米之乡——到那里以后，咱俩肯下辛苦、不怕脏累，还会没吃穿、没地儿住？哼！天无绝人之路——咱走，明天就走！”

从未走出本村的妻子，想到迫不得已地即将离乡背井，顿感茫然、一阵心酸，她异常悲怆地饮泣着轻轻点头……第二天，也就是在1931年一个凄风苦雨的初夏一早，王维和那意志刚强、筚路蓝缕的爷爷，就照昨日已定的计划出发了。他用一条扁担、八根绳，挑着小孩、领着大孩和妻子，依依难舍、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这祖居的高庄子村。他们艰难地走啊，走啊，雨下大了，就在墙根儿或树下背一会儿再走；太饿了，沿路要口饭吃。就这样相依为命的一家老小，衣湿身冷、饥肠辘辘地跋涉百余里，最后，来到了葛沽南十里的马厂减河北畔，稻田地头一间废置的水车房子里暂切栖身。那里只有几户人家。在这举目无亲、孤家寡人的荒凉处，心灵手巧而又勤快任干的爷爷，立马着手改造这房：他用硬泥垒墙，垒一层砸实了再垒；又伐来野树当檩条；把在沟边打的苇子，扎成把子做房盖儿；又在苇把子上覆层土；土上抹好泥。这就将原已颓垣断壁、八面来风的水车房子，改造成了一间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的“新房”了，当地人叫“土堆房”，虽然简陋，但相比之下，暖暖和和地挤在这儿，倒是比在静海老家的破屋强些了。紧接着，他又自己开荒，开出后，租用人家的土地种粮，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倒也勉强过得去，这真应了“人挪活，树挪死”的民谚。这样简简单单地过了八年，虽然清苦但却安生的日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患。1939年（民国28年），波浪滔天的汹涌洪水，冲垮了地头的“土堆房”。王维和的爷爷他们，逃到了马厂减河堤埝的高台上活命：白天风吹日晒，晚上蚊虫叮咬；饿了吃发霉玉米，渴了喝堤下凉水……苦挨到翌年开春，他们又在地头原房处，用草和泥混合在一起堆墙、垒房，越堆、越垒越高，终于盖成比单纯的“土堆房”要结实的四间“泥草房”，然后，全家搬进了这首次住上的冬暖夏凉的“宽敞新房”。日本鬼子投降不久的1945年农历10月初4，王维和就出生在这里。四年后，新中国成立了。从他一懂事起，祖辈和父辈，就经常向他仔仔细细地讲述苦难的家世——爷爷讲了奶奶讲，奶奶讲完爹又讲，直讲得聪敏好学、勤思善记的王维和，对长辈们讲的每段历史，都能形象生动、如数家珍地复述，尽管如此，而当每次再听讲时，胖胖乎乎儿、大眼溜睛的小维和，仍是全神贯注地聆听……

回想当初，在他头两次听讲后，曾经还好奇地询问：

“为什么过去人们生活那么苦，现在就好了呢？”每当这时，向他讲述的大人，总是这样认真地回答他：

“过去，是那少数富人。欺负咱们多数穷人的旧社会；可现在，共产党、***领导咱们建立了新中国，人人平等，大家生活也就变好了！”

他还会天真的闪动着疑惑和求知的眼神儿追问：

“这会儿生活好了，那为什么你们还给我讲过去的苦日子哩？”

大人们仍然是不约而同、众口一词而又十分认真地对他说：

“咱过去受的苦楚不能忘了——这就要讲，还得常讲！知道了过去的苦，才会珍惜今日的甜；再一说，人经历了困苦，才能炼成坚强的意志！这意志，就是要由弱到强，把穷变富——让更多的穷人变得越富越好！”家长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讲得这些通俗易懂的话里，蕴含着人生的大道理。最初，小维和听了眨巴着眼睛，还似懂非懂；到后来，一遍遍地听多了、想透了，越听越爱听，也就心明眼亮了。致使少年王维和，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牢记先辈苦，迎难迈大步——学到真本领，快让穷人富！”

在那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作为老大的王维和的下边，又一连挨肩儿生了9个弟、妹，夭折2个，今有5弟、2妹一一他家是石闸村少有的一个热热闹闹，但却因劳力少、人口多而生活紧巴的大家庭。尽管如此，深明事理的家长们，还是在维和6岁时，就送他到5里外的南辛房村小学上学。这偏僻村校的教室和设备的简陋，学生的衣着和文具的简朴，是出于今人的想像的：维和肩挎着母亲用家织粗布手缝的书包，怀抱着父亲自制的小板凳，冬穿布鞋、夏天赤脚，抄近道在迤逦坎坷的稻田埂子上横穿去校；唯一的土房教室，是斗地主的胜利果实，里边空旷而阴冷；同学共用课桌，两头是泥垒的土台，上面搭着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门板；各人坐着自带的小板凳上课。这年龄相差十多岁的40多人的复式班，分四个年级，开始没有课本，都由同一个老师教：先给一年级讲完课，让学生写作业，再给二年级讲，依次类推。上音乐和体育课，大家一起唱歌，共同锻炼。维和用的作业本，是父亲到镇上买来便宜的毛边纸，即粗疙瘩纸，母亲用针线缝缀成的，他既用铅笔写，也练毛笔字。由于幼时的家教，维和学习兴趣很高，他觉得，这正是自己学知识、长本领的好机会，一定要珍惜。在学校，他认真听讲；回到家，他自觉写作业；就是在上下学的路上。他也边走边背课文，所以，他的学习和表现，一直在班上领先！后回到本村，在全村无一间砖房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在斗地主没收的一间土坯房里上课，上到五年级，才到邻村刘庄的国办小学去，直到高小毕业。

王维和顺利升人历史悠久的当地名校葛沽一中后，未酬的壮志更高昂，学习起来更刻苦。他每天清晨，书包里装着玉米面饽饽和咸菜，从家步行十多里地，到镇上去上学；到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边和同村同班的同学，讨论老师讲课的内容或作业题，说得口干舌燥了，就蹲在道旁的沟边，用手捧着沟水喝（当地1965年才有自来水）；晚上在家，还要凑到微弱的煤油灯下写作业（这里1963年通电），直至深夜。天道酬勤。他的各种成绩都优秀。1961年，他初中毕业后，本该顺理成章地升人高中，然而，因众弟、妹年幼，异常繁重的家庭负担而未能如愿。虽仅十五岁，但已长得膀乍腰圆、浑身是劲的王维和，眼看着因家庭生活而劳累得心力交瘁的父母，再也不忍心为自己上学花钱而加重双亲的经济负担。他悒悒不乐地前思后想：

“为了我的父母和弟妹们，我要回村干活，决不能让他们再这样苦下去了！”

最后，他毅然含泪辍学。他暗自思忖：

“我一定要在今后的劳动和工作实践中，一步步具体地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第五节 拼干农活成内行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真干才做什么都出色。“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少年王维和，一回到村，就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他一身尘土两脚泥地天天早去晚归，埋头苦干：撅地、挑沟、锄草、收割，什么农活都干，有时也给人干脱土坯的力气活；为了全家生计，他还利用一早一晚的业余时间，到官港等荒洼拾柴、打草，去河里、沟中捕鱼、摸虾……他常想：

“事在人为！我虽无条件继续上学，但我要在农村拼干、苦学。争取尽快成为各种农活的内行，还要力争干出名堂！”

“言必信，行必果”的王维和，在两年内基本掌握了一般农活的要领之后，十七岁上，开始向本村老农学习插秧，这比稻田地区大多数青年学插秧要早得多。成绩，总是跟在勤奋的背后。由于他天性聪敏，又专心致志，所以学得很快，插得很好。当笔者向他请教农活中最难的插秧技术时，他笑微微地用简练而准确的语言，畅谈体会：“要站在水田，稍微分腿，左右甩几，则后退几，以插秧面为一正方形为宜；左手拿秧、分秧，右手插秧；插前，先用右手的拇、食、中三个指头捏着稻秧；插时，以每十来棵秧为一·墩，用食指和中指将秧插入深浅适中的泥中，太深了难还苗，太浅了，易漂秧，约1至2公分为好，再把秧向里一贴，泥就把秧沾住了。这样插出的秧，直立不倒又不漂；一般行距和株距都约10至15公分，每插完一墩，都要用眼睛的余光，迅即地看一下，使前边的三墩成一线。这样就能保持横平竖直，多长的地头，也不会插歪到一边去——快手一天能插1亩多地。”

我好奇而欣然地聆听着他这娓娓道来的谙练讲解，深感受益匪浅，我情不自禁地发问：

“那你和大家相比，插秧的速度怎样呢？”

一贯谦逊、从不张扬的王维和，听了我这不得不回答的问话，他不禁赧然一乐，轻轻地说：

“一到插秧季节，时间紧，任务多，活很忙，也很累。大家在范茫水田里，一摆开插秧阵势，自然就是比赛战场：看谁能领头，而且插得垅直、秧挺、速度快！”“那你呢？”我追问。

“我总领头——在全村的同龄人中，我确实是插得最快、最好的。我插的秧，墩墩挺直、精神，整个看去，横成线、竖成行，也从来不漂秧，所以，他们才都鼓励我是‘年轻的插秧把式’哩”王维和的出色表现，使他在18岁上，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兼仓库保管员。白天，他同社员一块儿下地干活；晚上，就到冬严寒、夏酷热的低矮牲口棚兼队部里去，在昏黄的煤油提灯下给干一天活儿的全队男女社员汜工分。那时，少数最棒的男劳力，一天才能挣10分工；最壮女劳力，只能挣8分。一分丁值，只有几分钱。全村任是谁，汗流浃背地奋干一天，也挣不了1块钱！有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辛辛苦苦地干上一年。除去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年底一结帐，竟是“红码”——欠生产队的钱！为使社员有些打油、买盐的零花钱，生产队组织王维和等男青、壮年们，每天天刚亮，就带着玉米饼子、咸菜疙瘩头、凉水和大铁锨，骑着笨重的铁驴车，到70多里外的塘沽盐场搞副业。具体活是：在那连棵树都没有的空旷、荒寂的大盐汪子里，挥动大铁锨，挑舶盐沟和打海埝。他们冬天挨冻，夏日干晒，用手在晒得黝黑的皮肤上一划拉，手上都是白盐面儿，连那里的风都带咸味儿。他们的土方任务是：每人每天完成10个立方，这需要干10多个小时，每天到家时，都已繁星满天了。第二天一早，又得出发。他们就这样，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每天来回奔波150里，整整持续了六年。经济分配是这样：副业收入归生产小队统筹，这些人同其他社员一样挣工分；他们搞副业时的待遇是：每人一天补助5毛钱、半斤粮票。在根据区、镇布置，由村集体组织、王维和参加的十多次出河工劳动中，无论是从河底抬着装满泥土的大筐爬坡上岸，还是推着泥土装得高过头顶的独轮车，他不但在全镇各村丁地上的民丁中，装得最多，而且走得最快，有时简直就跑起来了，就像他永远也不知疲倦似的11981年春暧花开的季节，一心想让能人带领他们过好日子的石闸村第五生产队的全体社员，一致推选脱颖而出的王维和当队长兼会计。大家的信任和重托，使王维和萌发了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感。他一上任，就以敢想勇为的创新面貌出现：对土地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将原来在所有耕地全部种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的一贯做法，改革为在一部分土地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就在这一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种植从日本引进的‘新大和’优质西瓜种籽，可以致富”的信息后，就专程到天津市农林局瓜果种子站去咨询，并购来种籽、试种了30亩，当年即大获成功，种一亩西瓜所卖的钱，竟等于20亩粮田的收入！第二年，又扩大了西瓜种植面积，收入更加可观，仅两年，五队就成了石闸村六个生产队中的收入拔尖队。榜样是无声的号召力。当地人对这种个头大、产量高，皮薄、口甜的“新大和”西瓜，看见了，吃过了；对五队种瓜获得的显著经济效益，也知道了。于是，本村其它生产队和一些邻村队，都亦步亦趋地跟五队学着种植市场俏销的“新大和”瓜，也不同程度的受益了。市场规律就是这样：当人们感到新奇的一种商品刚面市之时，大家争相购买，甚至一时供不应求；可当生产者一多，这种商品充斥市场时，却又少人问津，出现滞销。当然，种植业也不例外。《孙子兵法·虚实篇》中写道：“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势篇》中又写：“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就在此时，善于应变的五队队长王维和，转移了目标，并出奇制胜地再传捷报。

他经过多方联系。在五队办了个为天津自行车厂搞加丁配套车锁的小小副业厂。虽然只有8个人干磨光的活，但那每月细水长流的固定收入，却使全队社员手头活泛，喜上眉梢！王维和经营的这石闸第五生产队，便在附近小有名气，他本人，也因对发展集体经济有功而被选为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并连任两届；后来，他又荣任区政协常委，直至而今。

与王维和在同一个生产队的邻居冯俊廷。一提到他，就心折首肯地滔滔讲起来：

我同维和，从小赤脚光腚一块长大，后来又一起摸爬滚打，互相是最了解不过了！他为人厚道，对人实在；干活拣重的，拼力向前冲；他批评人，摆事实、讲道理，从来不训斥人、不扣帽子。这一个个的事例是太多太多了。比方说，你要有事求他帮忙，他总是诚信相待，从不推诿；如果实在办不了，也实话实说，从不摸棱两可，更不会让人抱着热罐子空等着。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他，谁有事都愿意找他办，有心里话，全愿对他说——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们一起割稻子，他总是扪头儿，唰唰唰，割得最快又干净；他挑起稻个子来，扁担两头像小山，把他整个身子都影住了，快步走起来，带起一阵风，他虽大汗淋漓，可却一声不吭地来回飞奔，谁也赶不上他；他当生产队长时，有个别社员不着调，对分配的农活完成的不好，维和发现后，就默默地走上前去帮助他干，直到符合标准。然后。维和再和蔼可亲地跟他提要求、讲道理，往往是他不动声色地只说jl句话，就把对方感动了……所以，一些调皮捣蛋的小青年，背后嘀咕：王队长的丁作方法，让人口服心服一一我就愿意听他说，也最听他的话！维和的事迹可多哪，在社员们面朝黄土、背顶蓝天，一味地从人均不足1亩的贫瘠旱田里刨食挣工分的年代，人们劳动效率低，产出少，好像一切东西都不够用一一吃饭要粮票，购物要票证，但最紧缺的还是农民手中的：钱。为缓解这个大难题，维和组织我们种西瓜、办锁厂，都收到了立杆见影的经济实效。这一下，他的名字可就传开了，邻村人赞：

“石闸村的王维和，真是个有心路、又拼干的精明小伙儿！他看得远，预测准一一跟着他学，保证没错！”

本村人夸：

“人家维和说话少，干活多，干什么成什么：不光各种农活，很快干成了内行；就是为咱抓钱，他也很有一套哩！”以上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真真实实的王维和。

思路清晰而又健谈可信的冯俊廷，以对王维和溢于言表的崇敬和艳羡之情，结束了他的长篇谈话。

然而，作为天津这个大城市的郊区，具体在耕地少、劳力多的石闸村，单靠农业的收入，毕竟有限；勤于学习和思考的王维和深知：中国农民的金光大道和锦绣前程是：“无工不富”，“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六节 为民快富大兴工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明确指出：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并赞誉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异军突起”。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丰饶中华大地上，那勤劳智慧、拼搏奔富的10亿农民，就以务实创新的大无畏精神，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丁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它们犹如一支“异军突起”的雄师劲旅，正以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坦荡征途上，呼啸疾进！在横穿天津市津南区的马厂减河，即御河北畔的葛沽地区，就是个数量较多、行业较全、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集巾地。2004年，在津南区区委、区政府组织评选的“感动津南的十位企业家”中，这个有46。14平方公里、只占全区总面积11。5%的葛沽镇，特别是集聚在御河北畔一带，竟然有四位，占到40%，足见其引入注目！滨河拔地而起、由雄师谋帅王维和领军的天津益丰餐具公司，就创办于此时、此地。

有的读者会问：这个非同寻常、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之地，是怎样兴衰沉浮的？王维和等企业家们，又缘何会在此创造出今天的辉煌？为系统而又简要的回答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地回眸一下此地演变的历史。这里属于赫赫有名的清末天津小站练兵的范围。从小站镇，沿马厂减河至此的两岸地区，就是我国近代军队的发祥地。它是以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遣淮军著名将领周盛传，率部从河北清县马厂，移屯如今小站北侧的潦水套，设“亲军营”小站练兵开始，又陆续由胡燏棻、袁世凯、张之洞、段棋瑞练兵，到1920年止，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一段史实。天津小站练兵，改变了中国封建的旧军制，建立了一支由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为中国军队的发展开了先河，小站地区就成了当时中国先进的军事基地和北洋军阀的诞生地，并随之产生了北洋政府，走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位总统以及段祺瑞临时执政和9人凡17届总理，还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天津小站地区，也因此而名扬四海，成为当时令世界列强震惊和关注的目标。1895年以后，欧美各国的世界地图，都把小站登人图版之中，这在全国数千个小城镇巾绝无仅有！也正因数十年的小站练兵，开挖了御河即今马厂减河，并在河上用石料修闸，逃荒来此的农民，盖房居住，日渐形成村落，这就是王维和所在的石闸村。也正是丰沛、优质御河水的浇灌，才培育出了驰名中外的天津小站稻，使这支吃皇粮的军队，得以自给有余。甚至清廷，还把小站地区定为京畿食米供应地。

虽然小站稻闻名于世，只是近百年之事，但其种植历史，却可上溯到宋、辽时期。据正史记载：明朝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徐光启，曾四次专程到小站地区，致力于垦田植稻和提高米质及其产量，他亲自沿海河查勘土地，对灌溉技术和治田办法，都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及至清朝，稻田增多。清咸丰九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口，在咸水沽、葛沽一带挑沟建闸，引海河水育秧种稻，遂使稻田面积扩大。1896年，清政府成立了小站营田管理局，1905年又设立专办荒地招垦、种稻的垦务局，于是稻田又有大发展，种稻最多时逾七万亩！后来，因连年战祸，百姓涂炭，种稻也大受其害。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注重传统的小站稻生产，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扩大面积；提高米质；疏河挖渠，确保灌排；运用科技，育种选种，巧施精肥，防病灭虫——使单产和总产逐年增加！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水源匮乏，不得不在这低洼盐碱地里改稻种旱，加上席卷全国的“文革”暴风的袭击，就使这“重灾区”的农民，只能把生活的来源，放在向“土里刨食”上，于是，这块曾经被人歆慕地称为“土肥水美鱼米乡”的“风水宝地”，很快嬗变为“水缺地薄少资源”的贫虞地区。

如何应对这“飞流直下”的艰难困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从不言败的葛沽人，想起了20世纪的伟人***“穷则思变”和如何去“变”的教诲，得到了为人立业的真谛：“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据此，葛沽人，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写下壮丽篇章的“小站练兵”故地御河北畔的人们，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打探兴工致富之策，他们走出去取经，请人来传艺，努力武装自身，强筋壮骨，为“自力更生”地创业储备能量，只要一有机会，就尽力施放！尽管当时是计划经济，农民以种地为主，不能：“·以副伤农”，农村办工业即乡镇企业，还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这里的农民们，为了改善单靠种粮生活的拮据窘境，——些生产大队（村）、生产队、甚至几个人一块儿，开始办起为国营厂加丁零部件的手工作坊式小厂，或仅有几件简单机械的小车间。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到这里，大家就心花怒放了！早已储足的能量，有如高山流水，奔泻而下，汹涌向前……

很多农村干部、党员，为使村民尽快致富而放开手脚，大办工业；一些志同道合者，办起联合体；有的大能人，创办民营企业，至于家庭小个体户，那就更多了。其结果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又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形成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是一派各展其才、大显身手、你追我赶、彼此推动、相得益彰、朝气蓬勃的可喜景象！

在御河北畔的一支支突起“异军”中，能征善战、闯关夺隘的劲旅真是不少，诸如，所产多种型号潜水电机，在全国同行业荣居榜首，由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马恩成领衔的天津甘泉集团；自行研制、开发的石油钻头，多项填补国家空白、荣获国家级新产品称号，由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王树林创办的天津立林集团；在睿智、果敢的总裁田树纯统领下，从一个严重亏损的镇办小厂，发展成跨国办厂的国际服装界知名企业——天津市长城服装制造集团；以“奇人张祥青”为总裁，仅用短短31个月的时间，就一年为国家纳税6280万元的天津荣程钢铁集团……一心想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的石闸村五队队长王维和，因领导有方、经营有道、群众爱戴，故在1984年11月2sb，经以夏洪云为书记的村党支部研究决定。选派他到环境脏乱管理差、劳动量大收入低的手丁作坊式村办磨光厂任副厂长。当时的孟厂长兼村委会主任，村务忙，顾不上厂，所以，厂里的事情，主要由维和办。他雷厉风行而又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很快使厂容焕然一新，厂风为之一振，厂区不断扩大，职工与日俱增，产量逐月飙升，效益年上层楼，到而今，已由当初十来个人、几间破房，发展成有800多职工、拔地而起的3。5万平米现代厂房的益丰餐具有限公司，统率这支雄师的骁将王维和，也开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