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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到永历 第十一章 鹬蚌相争

袁应泰败亡,辽沈失陷之后,朝廷以辽东巡抚薛国用接任袁应泰任经略,提升参议王化贞接替薛国用任辽东巡抚。

但是薛国用并不能为国所用,因为他身体不行,处于病休状态,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巡抚王化贞。

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原以右参议分守广宁,辽沈失陷后,远近震惊,此时广宁只有“孱卒”千人。

危难时刻,王化贞表现出一定的勇气(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做了许多收拾残局、稳定人心的工作(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被委以重任(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朝廷反思辽沈大败的原因,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撤换熊廷弼的结果,如果当初没有撤换熊廷弼,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天启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他处分了曾经弹劾熊廷弼的姚宗文等人,重新启用熊廷弼代替病重的薛国用出任辽东经略。

由于前任经略不能任事,本来应该呆在后方的巡抚王化贞走到了台前,驻在广宁,实际上行使着经略的职权。

熊廷弼上任后,两人在战略上有着严重的分歧。

王化贞锐意进取,急于恢复,在战略上更偏重于谋划进攻。

熊廷弼不温不火,战略上以防守为主,对于进攻主张从长计议。

由于战略不同,双方在排军布阵上也大相径庭。

王化贞打算以辽河为前线,沿着辽河在设六个营,每个营设一名参将,二名守备,分守要害之处,侍机对后金进行打击。

熊廷弼认为辽河很窄,难以为恃,把军队分驻河上,形不成合力,一旦敌兵派轻骑偷渡,进攻一营,一营的兵力难以敌挡,一营溃败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引起其他各营甚至河西地区各军事设施的溃败。

因此,他主张厚积兵力驻守广宁城,在河上设置少量的游徼兵,进行刺探预警,从辽河至广宁一带多设置烽火台,以传递预警消息。

两种战略孰优孰劣?单从防守的角度看,熊廷弼的部署无疑更加牢靠长久。

但是熊廷弼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朝不仅仅要防守,还要恢复失地,按照熊廷弼的部署,完全处于守势,放弃了主动权,那就不用进攻了。

其实熊廷弼也不是不进攻,作为经略,不可能没有一套恢复失地的打算,否则怎么向皇上交待。

熊廷弼提出了一个进攻方案,叫做三方布置策,简而言之就是要从三个方面谋划进攻。陆路一个方面,从广宁;水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天津,一个从登莱。在登莱增设巡抚,在山海特设经略,由熊廷弼自己驻守,并节制三方,统一事权。

个人认为,熊廷弼这个进攻方略,基本上是纸上谈兵,空洞无物,根本行不通。

用水师进攻后金的铁骑,水师能不能上岸都成问题,上了岸顶多也就是步兵,根本无法对骑兵构成威胁。

对于王化贞和熊廷弼两人的分歧,我个人更支持王化贞的主张。

后金攻占河东之后,对河东人民实行高压政策,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他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则日夜盼望官军前来解救,颇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意。

因此,不能将进攻束之高阁,让人民的期待变得遥遥无期,而坐视后金残酷镇压自己的同胞,应该乘后金立足未稳,积极谋划反攻,救民于水火之中。

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区别就在于王化贞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并主张充分利用人民的反抗斗争(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

而熊廷弼似乎不以为意,只是以一个漫无边际、遥遥无期的“三方布置之策”,来掩饰其长久防守的真实意图。

如前所述,经营进攻要比经营防守困难得多,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经营进攻失败了,也比躲在城里当缩头乌龟强。

《明史》记载:“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从这段记载看,熊廷弼虽然号称“有胆知兵,善骑射”,但是作为文人,他也只会防守,当万历三十六年,当他作为言官巡按辽东的时候,就主张防守(持守边议),杨镐败亡后,熊廷弼取而代之,在此期间,他落实他的防守政策(主守御益坚),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打过一个像样仗。

因为缺乏恢复的能力,熊廷弼被朝廷罢免,此番复出,熊廷弼又打算故伎重演,主张厚集兵力,进行防守。

作为一个言官,熊廷弼在文斗方面上明显要高人一等(性刚负气,好漫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在其两次督辽期间,虽然在战场上没有和敌人打过一仗,但是和朝臣的口水仗却打得不可开交,颇有舌战群儒的风采。

熊廷弼能言善辩,但是他的战略不符合朝廷恢复失地的愿望以及辽东人民的期待,因此,在和王化贞的论战中,他成了少数派。

正在这时,在辽沈战役后败逃朝鲜的毛文龙在皮岛开辟出一块根据地,他成功策反了投降后金,并为后金镇守镇江的陈良策,带兵袭取了镇江。

王化贞将此事作为大捷报告朝廷,一直笼罩在失败阴影里的天启和朝臣们闻讯十分高兴,应王化贞之请,朝廷授予毛文龙总兵之职,并设军镇于皮岛。

熊廷弼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指责毛文龙过早地暴露目标,影响了战略意图,是因小失大,他说:“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

然而朝廷对于熊廷弼的批评不以为然,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王化贞,天启赐予王化贞尚方宝剑,准许他“便宜行事”。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撇开熊廷弼,直接于王化贞合作。熊廷弼对此极为不满,他抱怨道:“我是辽东经略,四方援兵应该归我指挥,张鹤鸣竟自己调遣,不让我知道,我向兵部咨询调兵之数,兵部也不告诉我,我有经略之名,没有经略之实,辽东的事,你们看着办吧。”

张鹤鸣则认为熊廷弼不应该躲在山海关后方。到了冬季辽河结冰,正是后金骑兵渡河攻击的好时候,河西人心浮动,很多人打算后撤,在这个危险的关口,他建议皇上命令熊廷弼出关到广宁前线策应王化贞,以稳定人心。

熊廷弼上书皇帝抱怨道:“张鹤鸣只知道经略一出,可以稳定人心,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手里没兵的经略一出,不仅不能稳定人心,而且更加动摇人心。要是我驻在广宁,巡抚驻在什么地方呢?张鹤鸣要求我和王化贞同心合力,难道他就不应该与我同心合力吗?我想好了,只有张鹤鸣俯同于我,我才能为皇上您去做辽东的事情。”

此外,熊廷弼还将自己受到排挤的原因归咎于朝廷的门户之争,认为朝中的言官、兵部官员和内阁大臣出于门户支持王化贞,是造成经抚不和的主要原因。

大敌当前,经抚不和的问题日益突出,对于国家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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