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之役后，明军尽失河西之地，退入山海关内。

天启对广宁之败极为震怒，他将熊廷弼、王化贞下狱论罪，同时任命王在晋继任辽东经略。

熊、王二人的失败还影响到朝廷内党派之间的斗争，熊廷弼于天启五年阉党掌权清算东林党时被杀并传首九边，而王化贞直到崇祯二年东林党复出清算阉党时被杀。

这隐约可以让我们看出二人的党派色彩。

虽然明朝一溃千里，但后金并没有吞并河西的愿望，他们将广宁以及河西诸城堡洗掠一空，将河西人口驱赶到河东，然后毁广宁城，带着战利品撤回河东。

后金对河西弃而不守，而明军又撤回山海关内，除了添自己的伤口，暂时也难有作为，这样河西地区暂时就成了无主之地。

这时鞑靼人就像秃鹰一样飘然而至，他们来到一片狼籍的河西，打扫战场，吞食后金吃剩的残羹剩饭。他们捡拾官军遗弃的军械粮饷，并到山海关上和明军进行交易。

面对着新的形势，明朝该何去何从？

有两个选择：

一是承认失败，接受现实。这样就需要按照后金所提出的方案划界，双方以辽河为界，河东归后金，河西归明朝，明军在河西地区不修建军事工事，以免威胁后金。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可以结束战争，和平共处，明朝可以恢复元气。坏处是明朝失去了河东的土地。

二是不承认失败，继续反攻。这样明朝就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军备战。

这种方案的好处是还有希望恢复河东失地。坏处是明朝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国家有可能被拖垮，而且短期内恢复河东的希望不大。

要选择第一个方案，只需坚守山海关即可，而要选择第二个方案，就必须出镇关外。

当时朝廷内部关于守山海关还是出镇关外的争论非常激烈，从本质上来讲，这时对上述两个选择的争论，也就是关于战还是和的争论。

如果守山海关，就是做出了第一种选择，接受后金的条件，保持和平。

如果出镇关外，就是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不接受后金的条件，继续以城堡威胁后金，这必然要招至努尔哈赤的打击。

从表面上看，不出关是投降，是怯懦，是卖国，出关是英勇，是忠诚，是爱国。

事实上，如何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牵涉甚多，不是从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认为，那些低调的，忍辱负重的，勇于背黑锅的人，要比那些高调的，怒发冲冠的，勇于打仗的人更爱国，起码比他们更懂得应该怎样爱国。况且后者往往鱼龙混杂，动机复杂。

同样，关于守山海关还是出镇关外的问题，不能简单认为是忠于奸、勇敢与怕死、进取与保守，积极与消极的问题。两者只是战略上的不同看法，不应贴上标签。

主张守山海关的观点实质是认为在关外修筑城堡无法守得住，留在关外的辎重粮草往往招致后金军的抢劫，产生资敌的效果，不如对后金实行坚壁清野，等待时机再与后金决战，此外，放弃关外还可以使蒙古人和女真人因分赃发生争斗，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主张出镇关外的观点实质是上不愿放弃河东的土地，认为只要在关外多修城堡，加强防御，可以逐步拓展，乃至光复全辽。

个人认为，只有集中力量在野战中战胜敌人，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那种到处修筑堡垒，分兵把守的乌龟战术，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因为这样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不能形成合力，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而且失去战场运动能力，放弃主动权，变成敌人的靶子，其中所屯积的粮草则是一块块肥肉，容易招致战争。

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否则，说得再好听，又有什么用呢？

在军事上，明军没有找到破解努尔哈赤的好办法，军队内部腐败，奸细密布，战争连遭失败，士气低落。不适合再战。

政治上，朝堂上党争如火如荼，打得不可开交，战事比辽东战场还要激烈。不适合再战。

经济上，国库空虚，财政在崩溃的边缘。不适合再战。

社会上，人民负担沉重，生活水平下降，人心思异，民变蠢蠢欲动，社会动荡不安。不适合再战。

在这种情部下，不如先蹲下来攒口气，以便将来跳得更高。

对于明朝来讲，在关外连年饥荒，而关内物产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不如以退为进，坚守山海关，在关外实行坚壁清野，对后金进行饿困，同时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积蓄人力物力，不断发展壮大，时机成熟以后，再动员全国之力，以绝对优势兵力与敌进行决战，从而一举扭转战局。

然而朝廷内部就此问题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内行的兵部和有军事背景的一批大臣如王在晋、高第等人老成谋国，主张守山海关，但是他们的主张受到外行的文官集团的质疑。

而大明江山的产权人天启缺少包羞忍辱的精神，不愿意暂时放弃“祖宗封疆”，他虽未明确表态，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是急于恢复辽东，不赞成守山海关。

一帮善于观颜察色之人很快就掌握了天启的内心动向，于是投其所好，主张出镇关外。

很显然，“得帝心者得天下”，在天启的支持下，两种争论的胜负，毫无悬念，出镇关外的主张很快就要战胜坚守山海关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