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
为对抗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国民政府最高层决定也开始进行精神武器的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同时，积极研究精神武器的防御手段。
后来，精神武器高层协调会更名为421工程，正式列入国防科研绝密项目。
当时国内一片废墟，漫长的抗日战争和侵略者的铁蹄摧残让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
正规战场的抗战激烈而且艰苦，各种物资都短缺得厉害。
国民政府一退再退穷于应付，整个富饶的东半部中国几乎全部沦于敌手，靠美英从西南渠道输送物资苦苦支撑危局，根本没有财力保证421工程的顺利开展。
爷爷和同事们只好靠少得可怜的经费应付最基本的开销，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阶段，大规模的实验活动根本无法进行。
而彬原主持的零号方案却有关东军雄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研究突飞猛进，到1943年夏，他已经研发出一种精神武器的初级产品T-001。
T-001是一种黄色粉末，据说是从实验者大脑中提取的。为了获得这种初级产品，不知有多少战俘和无辜的群众惨死在零号基地。
正常人一旦被提取T-001后，就会变成真正的行尸走肉，不吃，不喝，不动，连心跳都会停止，一切生命临床迹象全部停止，但肉体却不会腐烂，各方面的肌体机能都保持在一种自然条件的冬眠状态，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僵尸。
彬原又用T-001去复活僵尸，实验结果很不稳定，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僵尸重新获得行动和思维能力，且状态很不稳定，实验进入瓶颈阶段。
由于T-001未能达到理想效果，关东军没敢将这种产品用于实战，另外，他们也怕T-001一旦产生无法预料的副作用将会引火烧身。
关东军司令长官责令彬原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战争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逆转阶段，侵略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太平洋战场，美军正取得节节胜利。中国大陆，战略反攻迹象初现。日军在各战区都开始丧失战略优势，日军狗急跳墙，急于用各种办法力挽狂澜。
关东军司令频频催促彬原尽快完善精神武器的研发，妄图用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扭转日薄西山的颓势。
彬原也开始变得急躁，理论推导的实验操作遇到重大障碍，上峰的催逼让他焦头烂额。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他捎来一条绝密口信，此人叫土肥原贤二。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当年侵华日军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日本在华间谍的总头目，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土肥原号称日军三大中国通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还有一个是香港首任日军总督矶谷廉介。
土肥原贤二通过无孔不入的情报网获悉，大陆国民政府有一项绝密的421工程，据说也在研发精神武器，而且，土肥原贤二居然还探听到主持这项秘密研究的教授姓仉，叫仉人杰。
彬原樵尾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会仉人杰居然和他并步齐躯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他知道自己遇上一位棘手的对手。
在德国求学的时候彬原就知道仉人杰是人中之龙，只不过国家的衰败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屈就在医院从事医疗工作，没想到他也在进行这项研究。
彬原急于想知道爷爷的研究进程，是否已经突破他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如果可能，最好能得到爷爷研究的全部原始资料。
但中国方面对421工程防范很严密，戴笠亲自过问这件事，土肥原一时间也难以得手。
爷爷的研究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间，人财物的供给逐渐增加，研究组也补充了新鲜血液。
上峰给爷爷配备了工作助手，叫唐友利，这是一位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是研究组最年轻的成员。
爷爷爱惜小伙子学问扎实、头脑机灵，对他非常赏识。
唐友利喜欢和人聊自己在苏联留学的事，久而久之，同事们送他个绰号“唐尤里”。尤里是苏联人常用的名字。
随着对日战争明朗化，中国人民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国民政府也得到了大量来自美英的物资援助。
421工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资金供应，研究进程迅速加快。
蒋介石准备在日本战败后消灭共产党，这时候他想到了精神武器。
如果能将共产党人全部洗脑，所有人都乖乖听他蒋某人的话，岂不是要省掉很多麻烦。
当然这些心腹事是不能对外人讲的，像我爷爷这样的科学家更不可能知道最高领袖心里怎么想的。
他们只知道尽快完成实验，为拯救民族尽到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实验条件越来越好，研究进程越来越快。
到1944年下半年，爷爷领导的小组已经攻克了精神物化第一阶段所有的技术难题，当然，主要是理论上的，配合了小规模的实验研究。
研究组欢呼雀跃，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就在他们积极准备将理论结果付诸于大规模实验验证的时候，突然，一个夜晚，灾难降临了。
主实验室连同附近的操作值班室和休息室同时燃起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将所有数据资料和研究器材烧得片瓦不留，还烧死了至少两名科学家，失踪数人，可能是连骨头都碳化了。
十年心血，毁于一旦，爷爷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身体迅速垮掉，健康迅速恶化，不久患重病卧床不起，终于1945年夏与世长辞。
由于爷爷是主要负责人，他一死，整个研究组群龙无首，421工程项目陷入停顿。
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内战，一时间国民党各方面条件大大优于共产党，蒋介石对军事消灭共产主义信心满满，也就不再上心421工程，研究终于不了了之。
爷爷去世的时候，爸爸尚未成人，跟着奶奶回到了青田老家。
很快，日本投降。
爸爸考上沈阳一所医学院的预科生资格，离开老家前往东北求学。
等到全国解放时，爸爸刚好参加工作。他也是从事医学研究，不过他研究的不是精神病学，他学的是颅外科。
1958年，爸爸遇到妈妈，他们一见钟情，很快就结了婚。
1959年，我出生了。
爷爷生前有记日记和工作笔记的习惯，而且，这些日记和工作笔记从不在单位做，而是晚上回到家里再写。
幸亏如此，才逃脱了那场火灾。
幸亏如此，我才有机会读到这些历史资料。
爷爷病逝后，奶奶将他的日记和工作笔记共七个大塑料本全都带回老家。
奶奶去世后，爸爸又将这些资料带到沈阳。
文革前夕，各单位人际关系开始紧张，到处能看到一群群“特务”或“右派”被革命小将们用绳索捆绑着送到批斗大会。
所有“特务”或“右派”的家无不被抄，掘地三尺寻找各种所谓的罪证。
被抄过的家一片狼籍，不像样子，所有值钱或有嫌疑的物品全被扫荡一空。
爸爸知道，就凭他国军后裔的身份，根本禁不起调查，迟早一天也得被人揪成“国民党特务”或“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
妈妈的成分也不好，外公是位富商，论起来也在被打倒之列。
而且，别的不说，仅爷爷那七本塑料皮的笔记就是铁证一件。
这要被翻出来，定什么罪名都不为过。
妈妈几次提出要将这些惹祸的笔记烧掉，爸爸坚决不同意，说是无价的宝贝，一定要留下来，说不定有朝一日国家会用到它。
妈妈只好将这些笔记密封起来东躲西藏。
果然，1966年年底，小心翼翼的爸妈还是被人点到名字，他们知道，留给自己自由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