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如约到肖*家里去，上一回肖*给我摆到了他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爬到了四川省特务委员会——哦，它的全名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不过我还是喜欢叫它为四川特务委员会，名实相符嘛——情报组的主任干事的位子上去，他真正可以干点事了，而且主要是干特务委员会的事了。照他的话来说，他要腾飞了，我倒急于想看一看他到底怎么个腾飞法，干出一些什么伟大事业来。
我急匆匆地赶到他家里去，星期六晚上是年青人们的黄金时刻，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出去了，老伴贾云英也象是害怕干扰我们，知趣地到同院朋友家里看电视去了。不过她走以前把我们要喝的茶已经泡好，并且在屋角的食品柜里准备了“夜宵”的东西，其中最有诱惑力的恐怕是那瓶五粮液了。
我们坐下来，喝几口茶，由我提个头，发问道：“你爬到掌握情报的主任干事位子上去，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
肖*平静地回答：“以后的事，恐怕就不象过去我爬上省特委会权力高峰的一路上所经历的艰险斗争那么有趣了。但却也是一个又一个波澜迭起的紧张战斗，回回都是生死的角斗。”
我说：“我记录你的斗争生活，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有趣，拿来逗乐子，供人消遣，象现在那些瞎编出来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一样。那些小说也许有趣，可以让人消遣，消磨时光，而且于生理卫生有益，可以帮助消化，消胀化食。不过看多了就腻歪了，对于精神卫生也无益处。因为那些精神食品中其实没有多少富于营养价值的东西，经不起精神卫生学家的检验。其中有些其实不过是把陈古八十年的《江湖奇侠传》之类武侠小说，和香港制造的发了霉的什么剑仙之类的书凑成杂拌，加上调料，冷炒热卖；或者把外国的推理小说拿来加以改制、换上中国的地名、人名和历史背景。至于那种对于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颇富于诱惑力的言情小说，则连二三十年代写言情小说的老祖宗们的水平也赶不上，真叫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粗劣的言情小说中，连那些公子小姐，才子佳人传书送诗，偷情骂俏的文雅风度也没有了，而代之以粗俗的流氓阿飞行为以至床上活动的描写。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挖那些无知青年的钱包吧，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灵魂”贩子热中于制造和贩卖这种精神鸦片，甚至有的正派出版社、杂志编辑部和印刷厂竟然也被金钱迷了心窍，坠入他们的魔道呢？”
我一口气发了这么一大篇牢骚，连茶都不喝一口，越说越激动。肖*大概害怕我的心脏出现险情，赶忙把硝酸甘油片拿出来，放在茶桌上，准备抢救似的。他替我煞车来了，摇手阻止我说话，他说：“老兄早已从宣传文化部门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何必还如此激动？你不是在报上看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精神文明的讲话了吗？天下不会大乱，用不着你我瞎操心。”
肖*这一席话象给我服了清凉剂，使我冷静下来了。真的，别人干别人的，我干我的。我记录下肖*出生入死的斗争生活，使之不致湮没，于愿足矣。能不能出版，出版了有不有“票子价值”，谁管它呢！于是我们回到本题上来。我对肖*说：
“有趣没有趣，不用管它，你老实地说出来你的经历和见闻就行了，那怕流水帐也行。”
于是肖*又摆了起来。
上次我说过，我爬到了四川的特务首脑机关省特委会主管情报的位子上去，我得认真地象一个主任干事那么来干事。除开事关重大的情报，我强记了下来，告诉于同之外，其余时候，我要象一个真的特务那么办事和生活，任何人也无法抓我的漏眼。这是于同特别给我交待过的。“你要叫別人看来，真是一个特务，不仅仅象是一个特务。”当然，我的确又不是特务，而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按共产党的纪律和良心行事。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讨生活。
我在中统省调统室工作的时候，已经掌握中统在成都地区的职业情报特务名单，也掌握了三百多人散布在各单位的“党网”的特务和“通讯员”名单。还掌握了目前收集到的共产党及进步势力，地方势力的活动分子情况。这些名单和情报我都已经送给于同。现在到了省特委会，当然增加了一些情报的来源，比如警、宪、军和社会各方面送来的情报。但是军统的情报却不多见。我知道军统对于中统掌握了省特委会的情报组是不高兴的，因此阳奉阴违，不肯把他们获得的重要情报送到我这里来。然而于同告诉我说，军统比中统更凶恶，活动更积极，危害更大，一定要抓他们的情报。
我把军统不肯送情报来只想来拿情报的事，向中统调统室主任申雨峰汇报了，并且提出要组织一个定期的情报汇报会的建议。申雨峰对于军统不送情报早有看法，他立刻同意，并且去找了省特委会的总管事的主任秘书，提出这个建议。他们几个头头碰了头，到底达成了定期交换情报的协议。这样一来，我这里当然就是这些情报的交换站了。名义上每次情报汇报会是由省特委会的主任秘书主持，情报组组长申雨峰协助，但是实际上只开过一两次会，主任秘书有事不来，派一个代行秘书来，后来连代行秘书也不大肯来，于是对等地申雨峰也不大肯来，交由我来代行。结果情报汇报会实际上由我来主持了。这对于我来说，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中统和军、警、宪方面的情报我都能掌握，就是军统也不得不送来一些情报。重大的他们当然不愿意送来，可是把他们送来的情报和从各方面送来的情报进行比较分析以后，军统的主要情报，还是可以掌握一部分的。
我上任统管情报后，除开每天处理新送来的情报，按他们正常运转的秩序进行工作，把其中对于保护我们党有利的情报拣紧要的记下来准备交给于同外，我着手来查看过去的档案和卷宗。我到存放案卷、档案、资料的机要室去看了一下，只见满屋、满架、满桌以至满地堆的都是卷宗材料，有的埋进灰尘里，有的已被水渍。我随便翻一翻，秩序很乱，对不上号。但是我随便拿起一卷来看，其中都有一些特务活动和我们党遭受侦察破坏的情况的真实记录。这真是一个发掘情报的宝库呀。
我把这个情况向于同汇报后，他要我借个什么名义，去清理那些卷宗，发掘情报，看看特务过去搞些什么阴谋诡计，我们党是如何遭到破坏的。我说：“这个办法好，借口是找得到的。”
我回来考虑一下，去省调统室向申雨峰汇报说：“省特委会的案卷十分混乱，花了这么多力气搞来的情报，积压在那里，无人整理，实在浪费，应该进行彻底整理，理出线索，加以汇总，有些无用的就销毁掉，有些可以从新立案，加以发展。”
申雨峰听我这么一说，十分重视，马上同意清理原有的案卷。显然他欣赏我这样认真办事，消除混乱的作风。他立刻决定由我来主持办理这件事情，并且调出十来个内勤特务交我支配，清理旧案，重新理出线索。
我把这些内勤特务叫去分了工，把现有卷宗按系统、按地区、按年份进行清理。把整理出来的侦破线索，活动情况，通通交我审阅。并且经过申雨峰同意，记过中统所掌握的各市、各专区、各县的特委会、各党政系统、学校等单位的中统特务组织，也进行这样的情报整理，把重要情报汇总报到省特委会情报组来，再进行审查核对，作出新的纪录来。这个工作量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得到省特委会党、政、军、警、宪、特（包括中统、军统）头头们的赞赏，认为我抓了一件他们早就感觉要办的事，无疑问这又增加了我在他们眼中的份量。这件工作搞了半年，总算有了一个眉目。各方面特务活动的历史和现状，我都清楚了。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年我们在四川的党组织有哪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哪些党员被捕，在狱中表现如何，什么人动摇、自首、叛变、投敌，有哪些还混迹在我们党内和进步团体内，敌人派了什么人在接近我党或钻进进步组织中来，有哪些组织和党员已被特务发现，正在进行侦察中，有哪些党员已被跟踪，正陷于危险之中，还有哪些党员被叛徒提供了线索，但是还没有查到下落或早已逃匿无踪，成为悬案了的情况。
我看了这些汇总材料后，真是触目惊心。敌人确实不是光吃干饭的，他们处心积虑，日夜思谋，千方百计地在和我们党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我们有些地方的党组织被彻底破坏了，有的党组织受到惨重的打击，有些组织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用高压、用欺骗、用叛徒暗地破坏，用特务打进来侦察，用“两小吋自首法”，用“红旗”政策，用“美女计”，用各种攻心战术，造谣污蔑的“耳语运动”等等阴谋诡计，用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新式刑具和各种电子侦察工具。真是为了消灭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这真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淋淋的斗争图画。
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党要花那么大的代价，那么大的功夫，那么长的时间，把我们进行严格训练，为我们提供条件，打进这血淋淋的魔窟里来。多少好的同志已经在这里不声不响地进行危险斗争，并且无声无息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做了无名英雄。对付这么凶残的、阴险狡诈的敌人，不钻进他们的肚皮里去，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巧妙的斗争，我们的党组织将要遭到更大的损失，将要有更多的革命者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下。
我越看这些材料，越感到自己的责任是多么重大，越感到自己在这里孤军奋战是多么光荣，越感到到了必要的时候自已的慷慨牺牲，又是多么有价值。而且更感到自己的岗位又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岗位，只要一眨眼的疏忽，就可能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辜负了党的希望。我必须视死如归，同时我必须深思熟虑，我在我的心上立上一个座右铭，只有两个字：“慎思”。
摆在我眼前的任务是从这些材料中挑选出重要的紧急的情报，和我在情报汇总汇报会上所听到的新情报，加以综合，及时传送给于同，由他转到南方局去，通知各地党组织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这样做了，半靠脑子强记，半靠带符号的文字，记在小块纸上。那字小到不是蝇头小楷，而是芝麻粒大的小字，以至我拿出去送交给于同的时候，不得不同时送给他一个放大镜。于同早就提醒过我了，不能关起门在办公室大模大样地抄记，更不能把材料拿回家里来抄，必须利用空闲时间，以符号快速记录。我把小纸片放进挖空烟丝的纸烟里，放进牙膏管里，记在商标废纸背面，以至放进假牙里，或皮带扣的后面。总之必须确保安全，随时准备经受严格的检查。所幸我现在在特务头子们的心中正形成为一个尽忠职守，老实可靠的形象，没有对我产生什么怀疑。他们永远无法相信，出身在那么样一个总舵把子的家里的公子哥儿，又是成都大舵把子的上门女婿，经过县特委的推荐，几次严格训练中的考查，生活和大家一样浪荡的标准特务，会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我进出特务机关，调阅各种资料，听取各种汇报，都是坦然自若，通行无阻的。上次我受到于同的批评后，我没有再敢把材料带回家里去抄，也没有在办公室再摆开架式来记，而用于同教我的最机密的方法进行抄写和传送。
于同说，由于我现在所处地位的极端重要，要保证万无一失，他规定和我接头的方法也作了许多新的规定。每一次通知的巧妙方法不同，每一次要换一次接头的地方，不仅餐馆的雅座，黑暗的电影院里，高级茶座、游乐场这些地方要用，以至高级的鸦片烟馆、妓院也要利用起来作为交接情报的地方。每一次他要我先到。他一定先在我的周围进行暗地考察，认定没有人在盯我的梢时，才出面和我接头。而且有时候我们一见面，他马上告诉我改一个地方，叫我到那里去。这样在途中他还可以进一步观察我的后面有无“尾巴”。这样作起来自然是繁杂一些，然而更安全一些。
于同还告诉我，要我放心，除开他和南方局个别领导同志之外，没有人再知道我的本来面目。对于我送出来的情报，他并不是简单地转送完事，领导也不是照情报原样通知有关党组织，这些情报都是加以改制和调整过的。某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因为及时获得情报而未遭到特务侦破时，也要作一些伪装，使敌人对自己的失败可以找到解释的理由，而不致引起怀疑是从特务机关里漏出了情报。党对于我的掩护真是做到家了，我尽可以放心大胆去干。
我记起来，有一天我从国民党中央汇报会发来的绝密件《情况通报》中，得知上海什么区的党组织区委书记和部长的行踪已被特务掌握了。我认为很紧急，便出来找于同，把这个紧急情报告诉了他。后来过了一个半月之后，又见到另一期《情况通报》，上面说：“上海××区奸伪组织负责人×××等，由于我监视过严，为其发现，俱已逃匿”，要各地在监视中注意不可漏相。
我看了以后，十分高兴，我想这一定是我送出去的情报发生了作用，那里的党委领导已经安全转移。而且我还看出，那里党组织是故意作了一些伪装动作，使特务可以解释为“监视过严，为其发现”。这就起到了保护情报来源的作用。
我还记得，就是这一次我看到那份《情况通报》不禁发笑的时候，突然一个内情特务推门进来，说是有事找我，看到我拿着一份材料在笑，便问我：
“主任，你看到了什么，那么好笑？”
我真没有防备他进来，但是我不能显出任何尴尬样子，随口很自然地回答：“你看这些蠢猪，连监视的功夫都没有学到家，便想去钓大鱼，结果让鱼溜了。”我同时指给他看，他瞟眼看一下，没有兴趣，谈起他进来要谈的事来。
这个内勤特务进来找我谈的什么事情呢？
他说：“根据外勤报来情报，在刘家唐公馆里发现有奸伪活动。”
我问：“怎么一回事？”
内勤拿出一份材料来说：“据特情报告，在珠子街十五号刘家唐公馆里有很多学生进出，说是学弹钢琴的，的确也常常听到钢琴声，主持人是华西大学研究生陈天武。陈天武是奸伪嫌疑分子，在大学里就行为不轨。这个钢琴学习班正是他在外面活动的据点，不仅有大学生参加，而且有无知的中学生参加。”
刘家唐是一个垮了台的四川小军阀，他放下枪杆，操起袍哥来，在成都袍哥界还算是一个有点面子的人物。对于中央军把他搞垮了，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种下意识的反中央情绪，于是和一些民主人士有了同调。他的公馆里也就人进人出地比较热闹起来。一些进步学生也借他的公馆开跳舞会、音乐会、诗歌朗诵会，简直成为一个文艺沙龙的样子，于是也就成为我们省特委会经常注意的目标。隔些时候就看得到关于刘公馆的情报。当然，在汇报会上我们分析过，象刘家唐这个大烟鬼，下台的小军阀，地主老财，袍哥头子，不可能是共产党，他的“民主”活动，也不过是政治投机，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值得担心的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进步学生利用他的公馆搞活动。象刚才内勤特务来向我报告的关于刘公馆的新的情报，就说是四川大学的奸伪嫌疑分子陈天武利用刘公馆在那里以教钢琴为名，进行活动。
我听了他的汇报后问他：“这情报是从哪里弄来的？”
内勤特务说：“是军统送来的，是派人打进去侦察的结果。”
“唔。”我心里想，又是陈天武。陈天武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抗战初期我在川大读书时，就知道川大有这么一个进步学生，听说后来去了延安，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从延安回来了。而且又回到四川大学上学。当时，听说他作风很左，虽然活跃，却很暴露。我们中统的情报中早就看到有关他在四川大学活动的情报。我曾经告诉过于同。现在看来，军统也在注意他，并且很可能已经派人打进他的活动圈里去了。这是很危险的，眼见得军统在他那里树起一杆“红旗”来，不仅能摸清陈天武的底细，顺着陈天武说不定还能摸到四川大学的党的活动，还可以欺骗在陈天武周围的进步青年，拉过去为他们所用。这事得告诉于同。
我心里在这么想，口里对内勤特务说的却是另外一套。这二者几乎是同时在进行，我说：“军统怎么又到我们中统的地盘上来插手？文教部门历来是我们在管，这个陈天武早就是我们的侦察对象，谁希罕他们来多管闲事？”
“是呀，是呀。”这个中统的内勤特务连声附和我。
我马上作出决断说：“不管他，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通知外勤，加紧对陈天武的侦察，深入到刘公馆里去搞清陈天武他们在搞些什么。还要搞清楚他们军统在那里搞得怎么样了。”
我作这样布置的时候，心里同时在想：中统这边的情报侦察活动我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军统和中统从来是同床异梦的，他们在联合汇报会说的是一套，干的却是另一套。我必须搞清楚军统方面对陈天武打算怎么搞。
过了半个月，新的情报到来了。参加陈天武在刘公馆办的钢琴学习班的学生名单拿到手了。其中确实有四川大学的进步学生，但是也的确有一些是为了学习钢琴而去的，而且他们表面上的确是正二八经地在练钢琴，背后作一些什么活动，不得而知。在名单中我看到了一个叫李文淑的女学生，注明是李文湖的妹妹，而李文湖却是省特委会的一个秘书，中统特务。在名单中我还看到注明是军统运用外围、名叫陆柱的学生。想必军统就是叫这个外围特务打进陈天武的圈子里去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我点起一支烟，坐在安乐椅里，以极高的运算速度，在我的脑子里打了一下算盘。我决定：先发制人，砍倒军统想树的那杆“红旗”。
我拿着情报去找了李文湖，让他看一看，我说：“你看，老兄的名字居然上了他们的情报，令妹到底是什么人，到刘公馆去干什么的，老兄总可以搞清楚吧。我们中统的情报说是钢琴学习班，其他活动不得而知。他们军统的情报却说是陈天武在搞奸伪活动。到底是什么，你问一下你的妹妹如何？”
李文湖看到他的妹妹居然榜上有名，不免有点吃惊。只说一声：“乱弹琴！”便回去查问他的妹妹去了。
下一次的联合汇报会上，军统提出要求，说四川大学陈天武进行奸伪活动，应予逮捕审讯，其余参加活动的也应传讯，并且提出，对于刘家唐窝藏奸伪分子，纵容捣乱，要给以警告。我没有多插嘴，只提出这个案子涉及的人这么多，而且要闯上刘家唐这个江湖上的人物，情况未搞清楚，不可冒然行动。
军统来参加汇报会的特务却说：“我们的人亲自听到陈天武和一些人唱延安的歌，在叽叽咕咕地吹些什么。”
我从这些话中清楚地判断，他们根本没有拿到陈天武的真实凭据，只是猜测。我说：“凭这样的情报就动手，那我们每天都可以抓他三十五十个，只怕陈天武不认账，刘家唐开起黄腔来，不好下台哟。”
李文湖跳了起来，把那份情报往桌上一拍，说：“哼，我也上了你们的情报了，搞到老子的头上来，我是不认黄的。我问过我的妹妹，她说明明是去学钢琴的，怎么就说成是奸伪活动？人家唱抗战歌曲，你就说人家是奸党，人家要说你不准唱抗战歌曲，是汉奸，怎么说？”
军统的特务生气说：“这成什么话？”
我赶忙来圆场，说：“李兄是本党忠实同志，他的名字上了你们的情报，成了涉嫌的人，他怎么会安逸？这个情报不确实，还要继续进行侦察。”
这个情报就这样了结了。不过在会散的时候，军统特务却说：“好吧，确实不确实，我们走着看。”
这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军统参加省特委会，本来是貌合神离，他们完全可以自主行动，说不定他们会自己动手抓陈天武去秘密审问。而陈天武并不知道他的身边已经被军统埋伏下一个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不及时排除，危险很大。从目前的情况看，特务还没有掌握陈天武的真凭实据，只要他马上改变作风，把自己搞得灰色一点，埋伏下来，潜心读书，特务目前是把他莫奈何的。但是我一时还找不到于同，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怎么办才好？我转了一下脑子，有了。
我去找李文湖，向他提出，陈天武在刘家唐公馆办钢琴班一案，不如我们走在军统前面，把案情搞清楚。如果真是奸伪活动，我们先动手，着了先鞭；如果不是，也好撤销此案。并且暗示，这样一来，他的妹妹再也不涉嫌了。
李文湖是中统调统室主任申雨峰派来的秘书，平时说话有份量，他马上赞成，只是问：“怎么搞法？”
我说：“传讯陈天武和几个和他一同在钢琴班活动的学生。”
李文湖回去向申雨峰请示，同意传讯，但被传讯的人不宜多，而且是秘密的。因为这是为了证实情报的可靠性，责成由我来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决定传讯陈天武和另外的三个人，其中一个便是军统派去的侦察特务陆柱，还有一个是李文湖的妹姝李文淑。我决定把传讯地点就放在刘家唐的公馆里，尽量避免是逮捕的样子。为这个我又专门通过袍哥的关系去找刘家唐通了关节，告诉他这么办，都是为了替他洗刷面子的。刘家唐同意了。
我们到底在刘公馆里的钢琴班里找来了陈天武和其余的三个学生。我带两个人去了，并不是以省特委会的名义去，而是以警察局治安管理的面目出现的，是为了了解他们钢琴班的情况。这一切都做得合理、合法，而且态度和善，看来也合情。陈天武他们四个人在我们的讯问之下，都一口咬定是办的业余钢琴学习班，没有搞别的活动，他们把课程表和学生练习钢琴的排次表拿出来看，也证明是这样。李文湖的妹妹也言之凿凿，是学钢琴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决定单独问那个混进去当学生的军统外围特务陆柱。我不客气地亮出牌子，问他：
“老弟送的情报，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呀？”
他不肯说话，不愿暴露他的军统外围特务的身份。只说：“我要说的我都说过了。”
我把那份军统转过来的情报亮在他的眼前，问他：“这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大名在上，到底你认不认账？”
他只好点头说：“那都是真的。”
“到底陈天武是不是奸党？”我对他的吞吞吐吐不耐烦了，他却沉默不语。
“把你的真凭实据拿出来。”我进一步逼他，因我知道他是拿不出真凭实据来的。
他摇一摇头。
“原来你报的是假情报，害得我们白跑一趟。”我肯定地说。然后对跟来的特务示意，找陈天武来亲自问一问。这才是我此行的目的。
他去叫来了陈天武，我一句一句地盯住他问。其实他从我的问话中，可以猜得出来，特务其实没有摸到他们的底细。因此他一口咬定他们是在办钢琴学习班。我插进去不经意的样子问他：
“你们学习班里有一个叫陆柱的学生吗？”
他点一点头。但是又很疑惑地看着我。
我又说：“陈先生，你是大学生，你总应该知道我们不是随便来找你的。没有人密报你们行为不轨，我们还不耐烦来找你说闲话呢。”
陈天武从我的话里自然听出什么来了，显得有些诧异。我借势说：“我们警告你，你用办钢琴学习班来图谋不轨，我们可不是瞎子聋子。”
陈天武又很恳切地解释，他们的确是办的钢琴学习班，没有干别的，他肯定地说：“不信你们一个一个地找学生去问吧。”
我们只好扫兴而回，然而我内心里很高兴，我达到了目的，既叫陈天武留神点，同时暗示他，陆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
我们回去把传讯陈天武的情况向李文湖报告后，李文湖把那份情报拿出来，气愤地撕了，说：
“活见鬼，军统在打我的什么主意？”
后来我见到了于同，把这件事说了，他说：“已经转告了川康特委，转告陈天武不要再暴露，老实读书，好好埋伏，也许他可以不必疏散出去。但是要防备那个军统混进来的红旗特务。”
又过了一些时候，于同告诉我说，那个混到陈天武身边去的军统特务拼命鼓动陈天武在刘公馆继续搞革命进步活动，他本人在那里张牙舞爪地“左”得要命，起初还有几个进步学生支持陆柱，认为陈天武缺乏革命激情，后来因为陈天武受到党组织的批评，索性退出在刘公馆里的钢琴学习班的活动，钢琴班从此便垮台了。陈天武回到川大，专心一志读起书来，再也不理会陆柱，他的“红旗”再也打不出来了。不管他怎么拼命在参加过钢琴学习班活动的同学中鼓动，骂陈天武是假革命，但是理会他的人却越来越少，相反地说他是拿着津贴、负有特别任务的人的谣言却越来越广。到后来陆柱不得不悄悄地从大学里消失了，这显然是军统感到他的作用在大学已经无法发挥，只好撤出去了。
我听了很高兴，到底砍掉了川大的这一杆“红旗”。
这件事本来是我为陈天武办了一件好事，使他免于落入军统的阴谋之网中去。而且后来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特务在整个国统区实行“六一（六月一日）大逮捕”时，我还及时把黑名单送出来，其中就有他。他因此及时撤退，没有被捕，不然他肯定要被捕，十之八九要成为重庆“中美合作所”或者成都“十二桥”的烈士了。但是他却在解放后的肃反中检举过我。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专案组根据他过去一再检举我的材料去访问他时，他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经受到我的审问，证明我是特务。这样一来，造反派认为证据确凿，老来整我，叫我吃了一些苦头。当然，我并不怪他，他检举我，是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嘛。而且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吃够了苦头，主要还是因为那些货真价实的老牌特务们的检举，其中有一个老牌特务当时和我的确打过交道，在下面我要专门给你摆一摆，那故事也是有声有色的呢。
我在省特务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真正体会到这真是一个人间的魔窟，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凶杀、毒刑、阴谋、欺诈，在这里都是当作一种最新的科学在进行研究的。他们把捉到的共产党当作实验品。他们也把这种“科学”应用于特务机关内部。
在特务机关里，到处碰到的是冷酷无情，互相欺诈，互相坑害，争功邀赏。不仅在中统、军统之间，有难分难解的矛盾，还有军、警、宪、特之间，地方土特务和中央特务之间，军统、中统特务与叛徒特务之间，受到特务专门训练的科班出身的特务和没有受过训练半路出家的特务之间，四川籍特务和“下江”籍特务之间，少壮派特务与老牌特务之间，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症结点都是争权夺利。在特务系统和警察、宪兵等等系统中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国民党和蒋管区实际上是一个特务统治的世界，许多政治上的头面人物骨子里都是特务或特务所运用的外围。你别看我不过是省特委会第一组的一个主任干事，我却联系着参加了中统党网的省政府各部门的一些头面人物。中央军校的主任之类的负责人也秘密参加了中统党网，由我联系。我后来在南京是一个师的政工处长，而这个师所归属的军的政工处长是我的上级，但是他参加中统党网是我介绍的，特务的规矩有点象袍哥一样，我是高一辈的老辈子，他还得听我的话，对我表示尊敬。
我在特务机关里活动几年之后，我深感整个国统区的人民都被覆盖在一个密实的特务网络之下，这个网络，由几层网络互相纠结而又互相拉扯。我的生活就是出入于这些特务网络的网眼，利用他们的纠结，使之纠缠不清，或者扩大他们之间的拉扯，使之出现漏洞。无论他们的特务机关组织得多么严密，网络拉得多么密实，却无法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无法弥补他们之间的漏洞，我仍然可以从容进出于特务密林之中，无所恐惧。相反的，我从每一个利用矛盾的细小的胜利，每一个他们之间的自相残杀，而得到快乐和满足。斗争诚然是残酷的，然而残酷斗争所获取的胜利却是痛快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胜利作为对我的酬报，每天只是看到那些令人□心的尔虞我诈和令人痛心的血腥屠杀，眼见那么多共产党人的鲜血，看那些软骨头的投降叛变、摇尾乞伶，听那些特务头子欢乐地碰着高脚酒杯（那红色的葡萄酒在我看来正是人民的鲜血），我会一天也呆不下去，我会发疯的。然而我没有发疯，我很稳定，甚至很满足，看到他们色厉内荏，看到他们徒劳无功，看到他们象野兽一样互相疯狂地驰逐，这是最大的快乐。
我把我这个思想告诉了于同，于同高兴地说：“这正是你的信心和耐力的源泉，也是对你的智力的考验。你要利用他们向你提供的每一个细小的机会，给他们制造麻烦；同时要防备埋伏在你身边的毒箭向你的每一次发射；并且要准备着随时奉献出你的生命，而不会在火的面前胆怯，不会在血的面前心惊。这是从事我们这种特殊战斗的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和人格。”
他说得真好。我同意地点一下头。
也许你认为我发的议论太多了吧？然而我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心情，对你摆的这些龙门阵都会变成为无稽之谈，成为胡编滥造的神话。……但是打住吧，我还是给你摆一个龙门阵吧。
有一天早晨，我到省特委会去上班。不知道我在前面给你说过没有，省特委会就设在将军衙门国民党成都行辕的隔壁，门上挂着成都西区宪兵队的牌子作掩护，门口经常有两个宪兵在站岗。进门小地坝左手边房子住着一排宪兵，右手边一个巷道进去，便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巷道口右边是看守所的门。我们到里面去办公，一定要经过看守所的门口。这天我去上班，从看守所门口过，随便向看守所里头望进去，看到宪兵正押着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人，在交待给看守所。那个女学生模样的人一回头，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是什么人？怎么有一点面善？可是我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望着我却是木然的，显然对我没有任何印象。
我一进办公室，内勤特务已经把一个卷宗摆在我的桌上，对我说：“刚才军统派宪兵押来一个女人，交我们审处。”
我一听心里就想，送来的女人恐怕就是押到看守所来的那个女人。我倒想看看，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同时我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我知道军统和省特委会从来是貌合神离的，凡是他们抓到的人，认为有油水的，是大案要犯，或者可以扩大线索的，从来不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自己在军统蓉站里设有公堂和监狱，可以审问、动刑，关押或处决。连案也不向我们这里备一下。凡是他们认为既然抓起来了，又问不出一个名堂来，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小虾米”，没有油水，就发送到省特委会来交我们审理。今天送过来的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问：“是一个什么女人？”
内勤说：“是华西大学牙科医院的一个实习医生，名叫康美。这个女人的来头却不小，听说是康信之的大小姐，去过延安，又回来上华大牙科毕了业的。军统抓去东整西整，她什么也不说，把她莫奈何。因为是大资本家的小姐，又不好发落，就送过来了。”
我差点没有“啊”的一声叫出来，怪不得有些面善，原来她是去过延安的，而且因为她是四川人，和我在延安时的女朋友贾云英有些往来，所以我有一点印象。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到四川来了。但是我只在脑子里花了一两秒钟转了这么一个念头。几乎是内勤特务才报告完，我便发作了，我用手拍一下那个卷宗说：
“哦，他们啃不动的骨头，没有油水，又有点烫手的案子，就送过来叫我们来啃了？”
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想的是，这样也好，我倒要了解一下这个案子。我把卷宗打开来看了一下。军统是从他们的特情口中得知这个康美是从延安回来的，在华西大学也有一些进步活动，因此把她抓了，想从她的口中打开一条通向华西大学共产党组织的道路。他们插手到中统管辖的学校范围里来，想必是发现这么一个有确凿证据，证明是从延安回来的共产党，一定大有油水，所以也不和中统打招呼，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暗地把她绑架了去。他们大概以为是大资本家的小姐，这种人是吃不得苦头的，只要一压，便会垮台，就可以得到打击共产党的门道。他们却不知道，不管是什么出身的人，如果他真是一个坚信共产主义的人，他就会变成为打不烂、折不断的钢筋铁骨，是咬不动，砸不碎的铁豆子。康美的确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小姐，她却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从对她进行刑讯的记录就可以看出来。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总是搞唯成份论，搞血统论，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因此整死了不少出身不好却有坚定的信仰，真正对党忠诚的革命家。
我翻了一下对康美的审讯记录。特务老是问她：“你既然去了延安，为什么不是共产党？”
康美老是用那么一句话来回答：“我是去过延安，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我是想到那里抗日去的。但是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他们不要我在那里抗日，叫我回来，他们哪里还会让我参加共产党呢？我当时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加入共产党。”
她说的有根有据，入情入理，军统特务把她莫奈何，便动了大刑。但是什么刑法也动摇不了她坚持说的那么一句话。我的确也不知道康美是不是共产党，从她在严刑之下那么坚贞不屈，至少证明她是一个硬骨头。
军统从康美的口中得不到是共产党的口供，便改变了办法，对她说：
“那么好吧，你既然不是共产党，你就在这份自白书上签名吧，签了名我们就放你出去。”
康美当然不会在那种自白书上签名，因为那上面虽然有“我不是共产党”的词句，但是却有共产党是“奸党，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之类的反共词句。康美如果真是共产党，在这样的自白书上签名，那就是自首行为。军统正是利用她的这个弱点，强迫她签名，从审讯记录看，康美拒绝在自白书上签名，她说：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能在这上面骂共产党。我看他们是认真抗战的，并没有破坏抗战，也没有危害民国。我不能违背良心说假话。”
“哼！你是中了共产党的毒，中得太深了。你不签，就莫想出去。”这是审判官的话。
“那你们看着办吧。”这是康美的答话。
事情大概就这样僵住了。但是康美的父亲是重庆有名的大资本家，要是知道了康美被特务逮捕了，在重庆闹了起来，***就会得罪四川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而且地方上正在找缝子下蛆的人有的是，这一下可就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了。我估计康美就是这么被军统送到省特委会来请我们发落的。
我拿着这份卷宗去找了李文湖，把军统送来的康美这个案子的情况对他说了，请他去向省调统室主任申雨峰请示去，看怎么办才好。
李文湖听了我说的来龙去脉，还没有翻卷宗看，便大发雷霆：“上回他们搞一个假案搞到老子们的头上来，还差一点得罪了刘大爷这条地头蛇，害得我后来还去刘公馆当面说了好话。这一回更好，他们弄到了康信之这个大老板的头上。他们搞得下不了台，才把火红炭丸放到我们的手板心上来，要烫我们。那么撇脱？给他顶回去，他们自己拉的屎，屁股由他们自己去揩吧。”
说实在的，康美连在自白书上签字都不肯干，我猜想她一定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想把这桩案子又退回到军统那里去让他们处理，夜长梦多，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办？还是不如由我们来办，卖康信之一个面子，把她从轻发落算了。因此我对李文湖说：
“他们这样搞是不对头，情报没搞准，就乱抓人，在学校偷偷抓人也不事先和我们打一个招呼，抓了以后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抓的又是有面子的人，别人要来找我们要人，我们该怎么办？不过既然案子移送过来了，又是中统所管的学校范围，还是由我们来结案吧。请老兄去向申雨峰主任请示一下，如何？”
李文湖同意去向申雨峰请示。李文湖回来告诉我说：
“申主任正要问你的话呢。”
我问：“怎么一回事？”
李文湖说：“听说省党部黄书记长传话下来了。康信之大老板去找过书记长，说他的女儿康美忽然失踪了，肯定是中统来抓的，因此康大老板找黄书记长要人去了。申主任回答说他去查问一下，看是不是中统抓了这个人。申主任正想问你，是不是省特委会干的事。我把军统乱抓康美，搞不下去，把案子移过来的事报告了。申主任听到康美有了下落，才放了心。要我们赶快审理结案。”
这样正中我的意。我和李文湖商量一下，决定对康美再过一次堂，把情况搞清楚了快结案。我害怕审讯组的那几个凶恶的家伙乱整人，特别把主要的法官杜石找来，当着李文湖的面，向他作了交待，不要乱动刑。我说：
“军统都没有敲开她的嘴巴，我们更不好办。这可是有面子人家的小姐，黄书记长在向我们指名要人哟。”
李文湖也说：“申主任也作了交待了。”
审讯组是特委会的鬼门关，所有被捉来的人都要过这个鬼门关。常常是深更半夜，整得鬼哭神嚎。我偶尔听到了也十分难受。什么时候才能打翻这个人间地狱？这里是一块试金石，多少好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是钢筋铁骨做成的人，宁肯昏死过去也不哼一声。这里是钢与渣的分离场，那些经受不住考验的人，被这一副巨大的吃人机器咬成粉碎，成为不值一文的社会渣滓。
省特委会的审讯组是由行辕特别党部的人组成的，都是连人骨头也咬得碎的吃人魔鬼。其中有两个法官是叛徒，特别凶恶。他们过去参加过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比较熟悉，思想、语言、作风，他们都能从审讯中看出一个大概来，也知道在什么关键环节上下烂药，是最不好对付的。比如我刚才找来交待的那个法官杜石，就是一个大叛徒，曾经在新四军一个师里当过参谋长，被俘叛变后，给他委以少将专员名义。他有过当共产党和被审讯的切身体会，很懂得从什么地方发起进攻最有效，在什么缝缝里能抠出问题来。我担心康美要真是党员，可能躲不过杜石审讯的锥子。所以把杜石特别找来，向他交待，暗示他这个案子他不必费大力气，更不容他乱整，是要从宽发落的。
叛徒都是很乖觉的，杜石更不用说，他已经心领神会了，附和我和李文湖的话说：“军统那么整，都没搞出名堂，我还有多少办法？”
审讯开始了，我总还不放心，对杜石这个法官是打过招呼了，可是参加审讯的还有一个军统特务，谁知道他会问些什么刁钻的问题。在他们审讯的中途，我作为一个旁听者也去参加了。杜石大概猜想我是奉命而去作监督性的旁听的，他发问都比较有分寸，而且也不是那么凶神恶煞的样子。那个军统特务不是出身于叛徒，而是从青年党转向而来的，对于共产党的知识有限，所以虽然积极，却问得不得要领。
康美显得意外的沉着和庄重。她还是咬住她的那一句话不放：她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共产党不愿接收她为党员，并且要她离开延安回四川。听起来的确是无懈可击。
不过杜石撇开追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却问她另外的问题。他问：“你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是怎么给你交待的呢？没有叫你回来和南方局取得联系，或者南方局没有派人来找过你吗？他们明明知道你的父亲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你又是思想进步的，不通过你作统战工作吗？是什么人在和你联系？”
杜石问得颇为在行。他猜出康美即使不是共产党，也一定和共产党有联系，只要把这个联系人找出来，便可以顺藤摸瓜了。康美似乎早已想到这一着，很平淡地回答：“回来的时候，是有人和我谈过话，希望我回来拥护抗战，思想不要落后。我回来到华西大学复学，继续读我的牙科专业。你们知道牙科的功课特别紧，我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你们去打听打听，我学习的成绩怎样，我的牙科技术怎样。”
她回答得真好，把杜石企图打开的门道封死了。杜石觉得没有多少可问的了，转过头来向我细声地问：“就问到这里吧？”
我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康美把她的注意力转到我的脸上来，我发现她突然一惊，又恨看了我几眼，我原以为她是不可能认识我的，但是从她现在的神色看，似乎对我有些吃惊，难道她回忆起在延安时和贾云英相交往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我吗？
我没有功夫去想这些事，我忙着下来和李文湖听杜石的审讯报告，商量怎么发落康美，李文湖和杜石都主张交保释放，但是要对她进行管训考察一段时间。我不好多反对，请李文湖向省调统室申主任请示去。
李文湖去向申主任请示回来说，同意我们的意见，由省党部黄书记长作保，立刻释放。至于对她的管训和考察，由管训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是由省特委会一组负责的，我这个一组主任干事，自然有权过问此事了。
对于取保释放的自首分子和嫌疑分子，都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管训考察，这种管训可长可短，可松可紧的。对于那些自首分子，一般要管得长些，紧一些，定期要和管委会派去的人发生联系，汇报情况。对于取保释放的人就要管得短一些，松一些。特别是那些有大面子的人保出去的，基本上就不多过问了，随他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康美就是这样，我把对她的管训放在我的手里。我散布说，这是黄书记长出保的人，还有什么可管的，不要去多找麻烦了，免得扫了黄书记长的面子。因此康美放出去以后，我一次也没有派人去康公馆找她的麻烦，由她去吧。
和康美同时宣布取保释放的还有光华大学的一个叫李渝的女学生。这个案子我没有管，别人告诉我说，她是一个自首分子，康美的嫌疑就是她提供的，她探听到康美确实去过延安。哦，原来康美是被这个自首分子出卖的。对这个可恶的自首分子非得好好整治一下不可。对于自首分子本来管得要严一些，我就派人常去找她，打她的麻烦，把她在光华大学当“包打听”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于同，要他转告成都地方党组织留神。
我见到于同以后，正打算把康美的事向他报告，于同却先问我：“你在省特委员见到过康美吗？”
我乍听之下，有点惊异，于同怎么知道这回事？但是一想就明白了，康美肯定是共产党员，她出去以后把她在受审讯时见到过我的事，向党组织报告了。我在省特委会的事，被一个党员知道了，这可是不妙的事呀。
我回答于同说：“见到过。”
于同说：“这可不大好呀。康美出来以后，向成都地方党组织紧急报告，说在省特务机关里偶然看到了一个去过延安的共产党员，叫李唯平，这个人肯定是特务派到延安去的，或者回来以后叛变，变成特务了。成都地方党组织的同志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想她发现的一定是你。你怎么和她见了面呢？”
我把经过情况向于同报告了，并且告诉他，康美取保释放后，对她管得很松，我根本没有派人去打她的麻烦，她愿意去哪里干什么都行。
“不对。”于同说：“我还要问你呢。康美被放出来以后，华西坝上的进步圈子里纷纷传说康美被捕以后向敌人投降自首了，说是国民党的省党部黄书记长亲自去保出来的，现在还和特务常常有联系。因此大家都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康美，康美完全被孤立了，她很痛苦，康美这个人在狱中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我肯定地回答：“康美是被军统抓的，表现很好，经受住了考验。到省特委会来表现更沉着，一点问题也没有呀。确实是国民党省党部黄书记长来取的保，那是因为康美的爸爸康大老板去找黄书记长的呀。康美放出去以后，我们那个管委会根本没有去管她，哪里有特务和她常常联系呢？”
于同说：“那么在华西坝上进步圈里散布的康美自首了的谣言，不是没有来头的了。是不是省特委会想孤立康美，限制她的活动，故意放出谣言，制造混乱呢？”
我回答：“从省特委会那一条渠道里是没有的，别的系统会不会这么干，我不清楚。看来是想在康美身上抹黑，制造混乱，引起内部对她的不信任。”
于同又奇怪地问：“你说康美放出来以后，再没有人去管她，但是为什么他们发现康公馆有可疑分子经常在暗地窥察呢？”
我也奇怪，这是谁干的？我说：“省特委的管委会肯定没有派人去，派人去我不可能不知道。这恐怕又是军统在捣鬼吧。军统对于象康信之老板这样的地方势力，从来是不放心的。”
于同点一点头说：“那就是了，谣言恐怕也是军统放的。”
于同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去。他说：“康美在省特委会发现了你，并且向我们的成都地方党组织报告了。地方党组织知道有一个同志在省特委会里活动。如果有人被捕叛变，说出这件事来，你在省特委会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这可不是小事。”
我也以地方党组织有人从康美那里知道我在省特委会活动而感到不安，不过于同继续说：“我听到地方党组织和我联系的同志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我轻描淡写地说，从延安出来的共产党员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事，总是有的，没有什么奇怪。这样总算把这件事掩盖过去了。不过康美知道你去过延安的情况，而敌人又还在监视她，如果她出了问题，你便前功尽弃了。”
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检讨我不该在省特委会的审讯室中出现，让她看到我。不过听于同说，康美在看守所里无意中和我打了一个照面，其实她已经认出我来了，于同说：
“看起来，今后你一定要尽力避免和延安出来的人碰面。谁知道有什么人在延安时认识你，后来又回到四川来，而且被捕了呢？现在我考虑，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必须通过地方，把康美立刻调走，调到南方局去，甚至调回延安去。”
“那样最好。”我说：“不过既然发现有人在监视康公馆，康美走的时候要作一点技术处理才好。”
“那是当然的。”于同说。
后来康美果然调走了。管训委员会的人向我报告，康美不见了。我说：“管她呢，黄书记长担的保，怕什么。”
我想康美调到南方局后，也把在省特委会发现我这个特务的事，向组织上报告了。南方局的组织上大概也是和于同一样地回答了她。因此她一直以为我是回四川以后被捕叛变，成了特务，并且拋弃了我在延安时的女朋友贾云英，不然她在解放后为什么一再检举我是混入人民公安部门的大特务呢？
当然，解放以后，检举我是大特务的不只康美一个人，前面说的陈天武就是一个。另外还有几个叛徒和自首分子在解放后也检举过我。比如刚才说过的光华大学的那个自首分子李渝，解放后混进了西南革大，我发现了；又比如《新民报》记者方白是一个叛徒，后来在省特委会四组当过干事，解放后混进工商联，我转告了统战部；甚至还有混入西南局的特务，比如华西大学的沈加，他叛变后供出过两个同志，他解放后竟然也混进了西南局秘书处；还有从鲁艺回四川在内江被捕叛变的肖镇，解放后混入西南人民出版社。所有这些自首、叛变分子，当然还有由省特委会联系的其他叛变投敌分子，凡是我知道的，解放后我都秘密地揭发出来，请有关部门加以清理。但是当他们的面目被揭露以后，他们却反过来检举了我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委会的大特务，曾经和他们照过面、打过交道的。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的自首、叛变面目正是解放后我揭露的。他们在解放后检举我的材料，公安部领导都转给我看了，难免要和我打趣一番：“可见你这个‘特务’当时干得滴水不漏，货真价实。”我也为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趣味的事情而发笑。
更有趣的是有的检举我的人正是解放后由我在担任肃反办公室主任时下命令逮捕的特务。他们被捕以后，为了立功，都振振有词地检举我是大特务。他们检举说，他们当特务的时候，我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有的甚至说，他们进国民党党网当特务，就是由我介绍和发展的，我是大特务，当然是证据确凿的了。这也的确是事实，我在省特委会和中统活动时，经过于同的同意，我发展过那些迟早要当特务的坏家伙加入党网当特务。既然是我发展的特务，按规矩当然由我联系，因此他们干了什么坏事，我都了如指掌，同时还可以控制他们，减少他们干坏事的危害程度。
这样的特殊斗争，本来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奇怪，解放后无论中央社会部或公安部以及当时领导过我的上级都很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当“文化大革命”来了，就不得了。是非颠倒，人妖换位，领导我的那些同志都以叛徒或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了。于是我就被那些造反派和他们的祖师爷们当作货真价实的大特务被揪出来了。那些造反的年轻娃娃，没有知识，只知道用红脸是革命的，白脸是反革命的这样一个简单公式往一切人的身上套，他们不知道在敌我之间的复杂斗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是红心白皮，有的是红皮白心这样的复杂情况。他们不知道，倒也罢了。但是他们的祖师爷们，象康生这样的管过社会部工作的头头，岂有不明真情的？为什么让那些无知娃娃，大喊大叫去冲击绝对机密的公安档案，去抓斗那些曾经出生入死地为党进行特殊战斗的忠实党员，并且要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现在事情虽然是过去了，颠倒了的事情重新颠倒过来，那些祖师爷也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大多数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哪里知道我们当时进行过的危险而惨烈的斗争呀！
从康美被军统抓了，我们省特委会竟然连消息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深感省特委会名义上是由中统、军统等特务系统和警察、宪兵系统联合组织而成，实际上军统并不买帐，因为省特委会的大权都操在中统之手。由军统控制的宪兵系统，交通警察系统也不大来气。军统系统的脚脚爪爪很多，渗透到各个阶层里去，他们的手段又很毒辣，办事的效率也比中统要高一些。我不能及时把军统阴谋搞我们党的情报弄到手，对我保护党组织的活动十分不利。因此我要鼓动省特委会中统的人和军统的人争一争正统。
在省特委会最“观火”的实际当权者，是主任秘书，现在是由中统的省统调室主任申雨峰担任了，他不常来，他派了他的秘书李文湖经常驻会，这个人是申雨峰的影子，是一个老牌子中统特务。这个人和我的关系相当好，在很多场合我都支持他。他对于军统竟然插足到中统的传统地盘华西大学去抓了康美，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很不满意。我对他说：“文教系统历来是我们的地盘，他们想要把我们挤走吗？我们可没有在军队、宪兵、交通、军工这些系统去发展中统的势力呀。”
李文湖去找申雨峰汇报了，申雨峰决定在省特委会召开联席会的时候，把这件事提出来。军统的人在会上大肆攻击：“你们在那些学校里不干事，听任奸伪活动猖獗。我们有门路，为什么干不得？难道你们占到茅坑不拉屎还有理吗？”
申雨峰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那里不拉屎？你们去那里乱抓一个康美，惊动了黄书记长出来说话，让我们替你们揩屁股！历来有一个传统的分工，你们不是不知道吧。你们就是在那里开辟了门道，要动手动脚，也要跟我们先打一个招呼嘛。不然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谁来负责？你们在那里得到了奸伪活动的情报，总也该先送到省特委会来交换一下，通一通气呀。”最后申雨峰还不冷不热地加一句：“这省特委会可是最高当局下令建立的哟。”
申雨峰讲的本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军统一提起这个省特委会更是冒火。因为在这个省特委会里掌大权的主任秘书是抓在中统的手里，一组管情报最主要，也是被中统抓在手里，军统对于省特委会这样的格局，早就有意见了。他们气势汹汹地提出，要把权力拿出来平摊一下，才承认这个联合机构的权威性。他们更进一步攻击说，各市、各专区、各县的特种委员会的头头，都给中统霸占了。也要拿出来公平合理地分配一下。军统首先就提出要把广元、绵阳、内江这些交通要道的特委会交出来由他们管，以便他们安在那里的交通警察部队和宪兵队配合。
我从来没有见到中统和军统闹矛盾闹到这样的地步，两边谁也不让步，赤裸裸地要对方交出地盘和权力来。
申雨峰和胡桃都气得不得了，申雨峰顺手拿起他的拐杖在桌子上叭叭地猛击，大声叫喊：“这样子你们说了不算数，我们到重庆打官司去。”
军统的那个人也气哼哼地一顺手把桌上的茶碗□到地上，大声叫：“到重庆就到重庆，找戴老板说去。”
“不，找最高当局说去！”申雨峰根本不承认戴笠的权威。
联席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我在一旁看了好笑。这真有意思。
他们后来去重庆各找自己的主子，又吵到***面前去，到底怎样解决的，我不得而知。不过从李文湖的口中，我知道了一个大概的情况。省特委会的主任当然还是由省主席挂名，这是***兼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真正掌权的主任秘书一职既不交给军统，也不交给中统，改由当时任省党部委员和省会警察局长的许祖齐来担任。他既非中统，又非军统，他既和省党部中统拉得拢，又和军统有瓜葛。这么一来，省特委会在军统、中统之外，又增加进来一个警察系统，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在重新组合中，争权夺利更趋激烈。中统抓住一组管情报的权力不放手，我作为一组的主任干事，当然寸步不让，申雨峰叫我“腰杆要硬一些”，同时叫我和许祖齐拉紧一些，联袂以拒军统。许祖齐是一个乖觉的特务，他知道不把中统拉住，在省特委会站不住脚，因此他也把我拉得很紧，我也在适当的场合支持他。特别是在往下面各专区、各县派人的权力上。许祖齐把他的舅子李祥林弄来省特委会当管人事工作的主任干事，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他拋开中统和军统，直接往各专区和县的特委会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秘书。各市、专区和县的特委会主任还是照省特委会的老章程，由专员或县长名义上兼任。李祥林这个人刚好是我在军校受训时同学，关系不错。申雨峰知道我和李祥林熟悉，便极力鼓动我和李祥林拉好关系，争取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是中统的人，或者重新多派中统的人去。李祥林暗地向我透露，许祖齐知道军统的势力大，省会警察局许多位子都被军统霸占了，特别是那个权力很大的稽查处，完全被军统控制了。他很怕在省特委会再多用军统的人，这样将来要受军统的夹磨，所以愿意在往下面派特务头头去的问题上和中统拉关系，这正是中统申雨峰求之不得的。他要我加紧活动。我到底做到了我认为一定要派中统的什么人去什么地方担任秘书，许祖齐都点头，李祥林都照办。
可是这又引来了军统的不满，有些重要的交通要道，军统坚持要派军统的人去任秘书，争吵不休。许祖齐最后只好同意来一个妥协办法，这个办法也是我们和李祥林研究以后提出来的。这个办法就是：如果军统坚持要在哪个专区或县派人去当特委会的秘书，中统就一定要派中统的人去当情报组长，或者相反。不管怎样，那里只要有中统的人，我这里总可以得到情报，事情就好办了。
我通过这一次省特委会的人事大调整机会，还把省特委会里几个特务挤了出去。这几个特务都是思想非常反动，反共特别积极，搞情报又较有经验的人。他们在我的身边活动，碍手碍脚，更害怕他们偶然发现我的秘密活动，给我带来麻烦。我给申雨峰汇报，要派几个干练的人去下面抓权，他都一一同意了。名义上是派到下面提拔当官，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在大城市活动的权利，减少了他们害人的机会。
前面我说过的章家成，在省特委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总管情报，是一个十分凶恶而又颇有能量的特务，我就利用他不安于位，总想升官的思想，在他遇到困难可能要丢饭碗的时候，帮了他一把，反到把他从省特委会挤到重庆中统总部去，我取他的位子而代之，结果当了一组的主任干事。我原来在中统省调统室工作时，有个三科的科长，是一个叛徒转为特务的，很有办法的双料货，共产党活动的一套和特务活动的一套，他都熟悉。我也想尽了办法，终于促成他“高升”走了。
但是另外一个双料货曾向，我调开了他，却反而给我们党组织带来了祸害。这个曾向是我这个一组的外勤干事，原来是我们地下党里一个干过相当高职位的党员。这个人相当能干，但是是一个软骨头，被捕叛变后，死心踏地当了特务。他在我身边活动，也颇有能量。他常常能够获取质量比较高的情报，并且能够提供十分歹毒的诡计。我深感这个人在我的身边是一个祸害，不仅他有可能取我的主任干事的位子而代之，而且可能在我的一些活动中发现某些疑点来。他提出的办法如果实行起来，对我们地下党危害很大。比如对在华西大学活动的我党党员王光和贾英两口子，不知道曾向是怎么搞的，他把王光和贾英在华西大学的活动了解得清清楚楚，几乎可以给他们写“起居注”了。可以说王、贾二人是捏在他的手里的麻雀，什么时候要抓，手到擒拿。这事我向于同汇报过，于同后来告诉我说，已转告川康地下党，把他们两人疏散走了。这个曾向埋在我的身边总是一个祸害，因此我决心把他排挤走。这次重新安排各专区特委分会的秘书时，我找到了机会，我对申雨峰建议派几个干练的人到下面去抓权时，便推荐了这个曾向。但是我不想推荐曾向到重要的大码头去，只把他推荐到泸州专署特委分会去当秘书。曾向从一个第一组的干事到一个专区特委分会去当头头，自然是高升了，其实他去的那个专区是由一个地方势力方面的开明人士陈静山在当专员，他的活动受到这个专员的挟制，未必能有所作为。而我的身边的确除去了一个隐伏的威胁力量。
但是我却没有想到，王光和贾英两个疏散出去的地方也是泸州，而且是由陈静山专员作掩护，就住在专员公署里。这真叫冤家路窄，曾向到泸州上任不久，便探听到了王、贾二人化名住在专署里。曾向立刻回成都来向我作了报告，洋洋得意地说：
“这两个大共产党原先在成都的时候，本来是捏在我手里，不知道什么地方漏了风，他们飞走了，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天不转地转，石头不转磨子转，我们又转到泸州一处来了。本来飞了的麻雀，这一下又落到我的手掌心里来了。”
接着他建议：“是不是立刻动手抓人？”
我听了很着急，真是狭路相逢！怎么办？我支吾说：“情报恐怕还要核实一下，搞清楚了再说，不能冒然在专署抓人。”
曾向说：“情报清楚之至，我敢拿我的脑壳来担保。”
我还是找理由拖延：“你既然说他们是两条大鱼，为什么不放长线？把他们的上上下下搞清楚，到了时候，一网打尽，岂不更好，现在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谁也不会来和老兄争功的。”
这一条理由当然站得住脚，但是曾向却又对我说：“他们大概也已经发现我到了泸州。你知道，我去泸州不得不向陈静山专员报到，他是兼专署特委分会的主任嘛。陈静山说不定已经把我到泸州当特委分会秘书的事，告诉了他们。我看还是宜早不宜迟，来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把他们抓了。”
这个主意很恶毒。我的确知道王、贾二人是华西大学及华西坝上出了名的地下党活动人物，他们去泸州负有重任，绝不能给曾向抓了，我对他提出另一条理由，也就是缓兵之计。我说：
“老兄足智多谋，佩服。但也有一失，你在泸州抓人，就是我们同意了，如果不向专员事先报告，取得他的同意，他理抹起来，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他是特委分会的兼主任呀。”
“不行，”曾向说：“给专员报告，他走漏风声，就搞不成了。不如先斩后奏，把他们两个暗地抓起来，弄出泸州，再向专员去报告。出了泸州，就出了他的势力范围，他也莫奈何了。”
这又是曾向的一条毒计。但是我仍然坚持：“老兄，你知道那个专员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地方有势力的军阀陈静山呀。他是一个武棒棒，说不对头，给你来横的，先叫你走不到路，你怎么办？还是先和专员说通了再动手的好。况且这件事，我还要向申主任请示了才好说。”
这件事我设法马上告诉了于同，于同马上告诉了地方党的领导同志，又转告了王、贾二人。你知道，我开头就说过，那个陈专员硬是不认黄，给曾向耍横的，对曾向说：‘你敢在我的衙门里抓人，我就先抓了你！’曾向是一个乖人，怕陈专员随便拈过拿错，把他“黑办”了，因此他不敢动手。那专员不仅不准他抓王光和贾英，还要他保证别的人不准来泸州抓人，不然要他的脑壳是问。这种叛徒信誉的是保命哲学，只好连声保证。这件事我一开头就已经说过，不再啰嗦。只补充一句，曾向这个凶恶的叛徒特务，一解放就被我们抓起来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