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又到了。今晚上我又要到肖*家里去赴“京华夜谭”之约。下午，肖*打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在吃晚饭以前就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贾云英叫我去吃晚饭。也好，我把她和肖*见面的这一段故事写成了初稿，正想拿去请她看一看。这一段故事并不是根据肖*夜谈的记录整理的，而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进行创作的。
我按时去了，贾云英已经摆好桌椅碗筷，肖*也已把他珍藏的茅台酒拿出来了。白建群和肖小芬小俩口儿也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叫他们，他们小俩口儿是肖*和贾云英的儿子和女儿，却同时又是他们的女婿和儿媳妇呢，真是太有意思了。一对老夫妻，一对小夫妻，加上我，一共五个人围坐下来，开始喝酒吃菜，好不快活。贾云英的烹饪技术不算高明，但是办的是四川麻辣味，虽然不受在北京长大的小俩口儿的欢迎，我和肖*却很满意。酒醉饭饱，谈兴大发，我问贾云英：
“嫂夫人，你盛情款待我，是什么意思？”
“祝你们两个老而不死，谈兴不已嘛。”她笑着说。
我说：“我倒是想借花献佛，表我私忱，请大家都举起杯子来吧。”
大家都举杯站起来，望着我的醉眼，看我要说些什么。我说：
“我这是借花献佛，表达我的祝贺之忱。一祝两位老人‘推迟的婚礼’终于举行，有情人终成眷属；二祝两个年轻人少年恩爱，白头到老。”我向着小俩口儿说：“还感谢你们二人为你们的父母搭了鹊桥，这该传为佳话。三祝我们的“京华夜谭”善始善终。干杯！”
晚饭后，我把我写的《推迟的婚礼》给两个老人看了，他们一面看一面笑，最后贾云英说：“我真佩服你们文人的生花妙笔，没有钻进我们的心里去考察过，却编出这么一大套来。”
肖*却对贾云英说：“你别说他会编，他揣摩出来的却真是你我当时心里想的呢。你凭良心说，是不是？”
贾云英真诚地点一下头，同意老伴的话。
“这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我说，我的作品站得住脚，这多么叫人高兴。这大大提高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对肖*说：
“怎么样，老伙计，‘京华夜谭’又开始吧。”
“好。”他老是说这么一个字。
贾云英说：“你们不会拒绝我作为一个夜谈的旁听者吧？他离开延安以后的事，我真是一无所知噢。”
“我们也参加旁听。”小芬说：“爸爸从来不说他过去的事，害得造反派强迫我这个‘狗崽子’交代和检举的时候，对他们一点‘贡献’也没有，吃够了苦头，说我是顽固不化，诚心殉葬。”
肖*说：“那是作情报工作的人的习惯，不过现在我可以说了。”
于是他又开始了他的“夜谈”。
云英你还记得起来吧，一九三九年我给你写过一封长信，说的是我到前线去了。你大概以为我真的去了华北前线吧？其实不是，是调回四川了，当然，的确也是到了前线，不过不是炮火连天的那个前线，而是没有枪声的无形战线的那个前线。
那个时候，凡是到了延安的，哪个不是血性方刚的青年，一心想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到华北的烽火前线，在硝烟弹雨中为祖国、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在陕公高级研究班毕业后，想的也是这样。毕业的时候，我被领导叫去谈了一回话，领导问我：
“你知道你为什么进了高研班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不感觉在这里学的课程有一些与众不同吗？”
是这样，我们学的课程，有一些特别，但是我以为那些都是在敌占区活动用得着的，当然该学习。
领导开导我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是要坚持的，但是国民党里很有一些顽固派，抱定宗旨，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们在大后方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学的德国法西斯格杀打扑那一套，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破坏抗战。反共高潮现在又起来了，必须打退他们的逆流，因此需要一些同志去专门和他们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这就是你的任务。”
我当然知道国统区有特务组织的活动，在川大的时候，“民先”就很为特务的捣乱而头痛，所以组织上专门要我混进他们办的“学生生活社”去打听消息，但是我再也不想干这种事了。我找理由说：
“但是我并不懂得怎样和他们进行斗争呀。”
领导说：“不懂可以学嘛，在斗争中学习嘛。我们选中你不是没道理的。从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适合干这一行。同时你在四川大学干过一阵隐蔽斗争，干得还比较好，介绍你的电报我们看到了。同时你带几个人到延安来，一路上也应付自如，很不错嘛。”
我辩解说：“那是因为我们披着国民党的老虎皮，手里捏着他们的公文嘛。”
“但是你把和你不相干的贾云英很巧妙地抢救出来，护送她到了延安呢。”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呀。不过我想大概是贾云英在延安谈她怎么到的延安，很表扬了我的机智和勇敢。云英，你笑什么？你当时不是这样吗？
总之，我说不过他们，只好服从分配，同意回四川。我问：“回四川干什么具体工作呢？”
“你先到重庆，去南方局报到，具体的他们谈，就是他们提出要人的。不过我现在可要提醒你，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从现在起”他强调--下说，“我说的是从现在这一分钟开始，你的行踪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贾云英在内。只准你写一封信给她，说你到前线去了，以后你再也不能来信。这是纪律。”
领导上这么约束我，你说吧，云英，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给你写一封我上前线去了的信，而且以后我再也无法给你写信。我知道你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我何尝不是一样？甚至比你遇到了更难堪的事。这些事过去了四十几年，不说了。
于是我又改名换姓，也就是用我原来在四川时的姓名，回到了四川。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重庆。我立刻到南方局去报到。董老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
董老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正在等你来，电报已经来了。”他从一本书里抽出一张条子来看了一下。我瞟了一眼，上面写的是“杜惟平”，我就说：
“我在延安叫李唯平，不叫杜惟平呀，电报上写错了。”
董老笑一笑说：“没有错，这就是李唯平。”他马上擦一根火柴把那纸条烧了。
哦，我明白了，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连电报上的名字都是改了的，这是用的暗语。
董老对我说：“你的工作，由组织部和你细谈。大体上说，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却又是我们的前线，情况很复杂，你是本地人，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到职业，站稳脚跟，再逐步开展工作，不能急。至于下一步工作，就更需要你动脑筋，下功夫了。”什么叫“下一步工作”，董老没有说。
董老指一指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她是刚才带我进来的，对我说：“以后你同她联系，你们去谈吧。”
这个女同志就是南方局组织部的廖大姐，不过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廖大姐把我引到一个房间里去，和我细谈起来。
廖大姐说：“首先我要对你说的是，你在这里不要和别人往来，就是认识的人也不要打招呼。绝对不可以说你才从延安回来。你的李唯平这个名字和你去过延安的这一段经历，从现在起就消失了。你原来在四川的名字叫什么？”
我说：“李亨。”
“好，李亨同志，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回到你的老家去，找个社会职业，充分利用你家父亲在那里的地位，站稳脚跟，别的以后再说。”她说的“别的”是指什么，也没有说。
我在延安的时候，领导和我谈话，说要调我回川，是南方局要的。大概是回来和在大后方肆虐残害我党的国民党特务进行隐蔽斗争，现在廖大姐却没有这么说呀。但是我也不好再问。
“人家要问你这一年多到哪里去了，你怎么回答？”廖大姐问我。
我没有想过，答不上来。
廖大姐说：“你要造一段履历，你说你到河南前线，后来到了鄂西北，你们的部队被打垮了，你才回家的。你要穿一套国民党的军官制服回家。这个我们已经给你准备了。”
她真想得周到呀。
“但是我的爸爸知道我去了延安，我回去对他怎么说？”我提出一个新问题。
廖大姐考虑了一下，说：“还是不告诉你父亲你去过延安的好，就说到了西安，路被封锁住了，去不了延安，因此你们去了河南洛阳。”
“好。”廖大姐的点子真多呀。
廖大姐拿出一张名片，是重庆农场场长罗世光的名片，交到我的手里说：“以后你不要到这里来了，有事可以写信寄重庆农场罗世光收。但是你不要去那里找他，那里根本没有这个人。”
廖大姐越说越叫我不明白，那里没有这个人，却叫我寄信到那里，但是我相信不会有错的。这里面大有学问，我还要好好学习。
廖大姐最后对我说：“这里也不是你久留之地，你明天就出去，准备回家。国民党的军官制服明天早上我给你。”
第二天早上，廖大姐拿来一套国民党的军官制服，并且给我一些钱。我说：“制服我要，钱我不用了。我知道组织上经济很困难，我还剩得有钱。我已经回到四川，怎么说我也能混回老家去。”
廖大姐点头同意，把钱收回去了。
廖大姐和我约好今后接关系的口号以后，我告辞走了，临出门，廖大姐又说：“门外野狗很多，谨防遭狗咬，出门以后多留心。”
我当然知道廖大姐说的野狗是指的什么。廖大姐什么都想到了，而我却真没有想到呢。
我出得曾家岩“周公馆”的门，很小心地观察一下，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放心地走到大街上去。我再仔细看一下，还是没有发现有人盯我的梢。我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思谋着我怎么回到我的老家去。
我想我现在穿在身上是国民党军队上尉衔的军官制服，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重庆的大街上，而且可以去拜访我爸爸在重庆的好朋友、和他结拜过兄弟的龙大伯了。龙大伯宫讳大泽，是一个舵把子，照四川袍哥中的行话说，他是重庆“海”开了的，是一个总舵把子，自己开了山堂，名叫宏泽社，下面在各处设了支社，占了不少“码头”，抹干吃净，兄弟伙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凭龙大舵把子的一张名片就可以走通三江四海。就是掌握着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和警察、宪兵和特务，也要和他“联络，联络”，不敢拿大架子的。我这一趟回家，就想去找他讨一张名片，还要一点盘缠钱，凭他和我爸爸的关系，这一点想来是不在话下的。
三年以前，我到重庆，曾经到他的公馆里去亲候过他老人家，地址我不用打听。我径直走到临江门他的公馆里去。在门口通报一声，马上有管事出来“请”。我到了里屋，按规定向龙老伯叩了头，请了安。看来他的气色很好，情绪也不错，看我穿着军装，十分气派，着实把我夸奖了一番：“你真是越长越英俊，越象你爸，李云根老弟真好福气，生了龙子了。”接着他问：“令尊大人近来可安泰？”
我说：“多承老伯下问，可惜愚姪才从鄂北回来，没有回家，还不知情。这一趟是路过重庆，特来向老伯叩安的。”
“哦，你去鄂北干什么去了？”龙老伯问。
我说：“我前几年随川军出川去河南前线参加抗战，在鄂北襄河前线打了几年仗，这才请假回家省亲，路过重庆的。”
“哦，少年报国，志向可嘉，你旅途劳顿，就在我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家吧。”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当然同意。我知道照“码头”的规矩，我走以前，他会给我路费的。我在龙公馆里闲呆着，浑身不舒服，我就走出公馆，上街去闲逛。我闲逛到民生路的时候，从《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口过路，脚痒痒地很想走进去看一看。正想举步，廖大姐的话在耳朵边响了：“你从此不能和任何过去的进步朋友往来，不和任何进步的东西沾边。”我举步走了过去，连门口贴报牌上新贴的《新华日报》，很想去看一看大标题也没有勇气了。纪律，铁的纪律！我悻悻地在街上走着，百无聊赖，钻到国泰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解一解闷。
下午回去的时候，在龙公馆的会客室里，龙老伯正在接待客人，看到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说什么，见我走进花厅，望了我一眼。我不在意，径直回到后厅小客房里去。这个小客房和会客厅只一墙之隔，是镶缝的木板装的，约略可以听到那边谈话的声音。龙老伯似乎在发脾气：“胡说八道！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人。告诉他们，敢到我的门口来鬼头鬼脑的，不跟我打招呼，小心叫他们好看。”
接着听到来访的客人在不断地赔小心，一会就退出去了。
吃过晚饭，管事到我的客房来闲聊，想必是他见龙头大爷这么待我好，有意想来买我的好。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和龙头大爷过去的拜把兄弟，现在又是在我们那个县份里很吃得开的“舵爷”，对我加倍地敬重，象讲一个笑话似地告诉我说：
“真是笑话，总舵爷手下在军统特务那里混事的两个兄弟伙今天回来报告，说你李大少爷是从共产党的办事处走出来，到了这里来的，所以托他们回来跟总舵爷打个照会。被总舵爷臭训了一顿，他们回去了。”
啊，我大为吃惊，我怎么也不能想象，我从曾家岩出来以后，竟然没有发现我被特务盯了梢，一直盯到龙公馆里来。怪不得刚才我过客厅的时候，看到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来找龙头大爷在说什么，我在客房里又听到龙头大爷发脾气说的一句话。
好危险，我白天出街，要是进了《新华日报》营业部里去再走出来，说不定就要被他们盘查，那可就麻烦了。幸喜想起了廖大姐的话，我没有犯纪律。看起来我才到大后方第一天就差一点吃了败仗，一点的疏忽便可以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后来我和廖大姐接头的时候，向她报告了这件事。廖大姐才告诉我：“不要以为身后没有人，便判断没有被盯梢。他们不仅在‘周公馆’对面埋了监视哨，还在远远的街头开了商店，特务从那里钻出来暗暗盯你，是不容易察觉的。”这是后话。当时我来不及自己责备自己的疏忽，装得若无其事地淡然回答管事：
“我看他们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真无聊。”
“是呀，是呀。总舵爷开导了他们，他们再也不敢来胡闹了。”管事附和着说。
我害怕事久有变，还是赶快离开重庆，回家乡去的好。只要到了家乡的地界，不管你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瞒不过我家老太爷的眼睛的。他算不得我们县里的第一块金字招牌，总算得第二块、第三块，我还怕什么呢？
第二天，我向龙头大爷辞行，我说我想早点回家省亲，以慰高堂悬念。龙头大爷说：“难得你这份孝心，不留你了。回去给你爸代我问声好吧。”
果然他叫管事去账房取了一叠钞票来，连同他的一张名片，交到我手里，不准我数钱的数目，说“反正够你回家就是。”
我说：“只要老伯这一张名片，我就可以走遍天下，还要这么多的钱干什么？”
他听了这话十分高兴，这样地刷他的浆糊，说他的势力大，能够吃够半边天，还有不高兴的？他笑一笑说：“你带在身上，作零花吧。”
于是我买好汽车票，丄车回安乐县去了。他的名片我一次也没有用，因为一天就到了家，中间没有必要停留。
我在县城下车之后，立刻步行到城郊我的老家去。我越是走近我的故乡，心里确有“近乡情更怯”的味道。几年不见，山还是这么青，水还是这么绿，在石拱桥头的石头小土地庙也没有变，小溪边有牧童牵着水牯牛在吃草，那么悠闲自在。这儿那儿的竹篱茅舍点缀在绿油油的稻田中间。一弯溪水的后边，靠着一个小山丘，有一片树林，白粉墙和石头台阶掩映其间，那便是我家的老屋了。我顺着溪边石板路向那石头台阶走去，那里是我家的八字大朝门。
在池塘边有一个丫头模样的女娃在石头上捶洗衣服。她抬头看了我一下，忽然站起来向朝门跑过去，嘴里叫着：“三少爷回来了。”哦，这原来是我家的那个小丫头桂花，不想才过几年，便长得这么高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走上台阶，从朝门里已经涌出几个人来。为首的当然是去报信的桂花，接着是我家大嫂子和我的妈妈。一直是在笑眯眯的大哥跟在后边。他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说：“飞三，你回来了。”
他还叫我的浑名“飞三”。我在家排行老三，二哥小的时候害病死了。我从小在家里就很不落教，就得了这个“飞三”的浑名我的一家人和亲戚长辈都这么叫我。我已经是嘴上长毛的人了，可是大哥叫我飞三，我还感到很亲切。我也趋前笑着说：“大哥，你辛苦了。”
这个感激话，我是非说不可的。大哥是一个厚道人，爸爸一直在县城里操袍哥，忙进忙出，家务事完全由大哥操持，的确辛苦。上次出川的路费就是他为我操办的。我向大哥问了好以后，才向我的年老妈妈问好，向大嫂问好。妈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擦着老泪，惊奇地看着我穿的这一身颇为标致的军服。
我问：“爸爸呢？还有小妹呢？”
“爸爸还是在城里忙，小妹在城里上中学，大概也该回来了。”大哥说罢，引我进朝门，桂花一把把我的小提箱抓过去，走在前边，我还没有给桂花问好，我拍她的肩头说：“桂花，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高了。你不要替我提箱子了，你还有衣服放在池塘边呢。”
“管它呢。”桂花笑一笑，还是提着箱子在前边开路，走进我原来住惯了的西厢房去。
我一歇下来，就是想着怎么回答家里人和亲朋要向我提出的问题：“你这几年到哪里去了？”说来也简单，就说我随川军出去抗战，当了一个上尉参谋，这几年一直在鄂北前线一带活动。这样说，谁也不会不相信。但是对我爸爸可不能这么说，对哥哥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去延安以前，向爸爸讨介绍信和向哥哥要路费的时候，爸爸已经猜中我的去向了。
这个问题，在重庆南方局和廖大姐一块研究的时候，我提起过。廖大姐的意思，为了我今后的活动方便，还是装得灰色和落后一点的好。对我的爸爸不说去过延安恐怕不行，说一直在延安现在才回来，恐怕也不好，要随机应变，说活动些。
不到天黑，我的小妹回来了，好不亲热。没有想到她对抗战那么关心，老问我前线的情况，害得我不得不对她瞎编一些故事。她却半信半疑地问：“国民党军队真是那么努力抗战，他们现在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我很吃惊，我随便应付小妹的话，倒被她捉住了。她竟然明白当前抗战的实情。我问她：“你怎么晓得这些的？”
她回答得很随便：“在四川谁不知道，《新华日报》天天在说。”
她居然在看《新华日报》，更叫我惊异，看来她们学校有进步分子在活动，说不定还有党的组织在活动呢。这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对她说：“这种话你可不能在外边随便乱说哟。”
“我知道。”小妹说了，神秘地笑了一下。
这小家伙倒诡得很，真有意思。
晚上，爸爸从城里回来了，见了我当然也很高兴，可是他却没有问东问西。直到吃罢晚饭，他睡上他的大烟铺，慢腾腾地打烟泡子，吞云吐雾的时候，我坐在床边，他才小声问我：
“你是从延安回来的？”
“不。”我回答，“我从鄂北襄河前线川军部队那里回来的。”
“你不是到延安去了吗？”他量定了我的去向。
“去了。”我淡然地说：“不过马上又出来了，那里生活太苦，我们这种人家的人，很难有多大出息，我就出来到川军中去混了几年。”
爸爸相信我说的道理，说：“我晓得你吃不得那份苦。他们北上的时候吃过草根树皮，你受得了？”
“在延安倒没有吃草根树皮，不过国民党封锁得紧，生活是苦一些。”我认为应该作点解释。
“那么，你在川军里混事，现在回来干什么？”爸爸又问。
“前线老打败仗，也很危险，搞了几年，才混上一个上尉，也没有什么出息，所以请长假回来，不干了。”我回答。
“回来也好。我老了，我这些事也要有人来接手。你哥哥是本份人，‘海不动’，你来接吧。”爸爸说的那些事，我知道就是“海袍哥”，他是这个县城的总舵爷，他要把权力移交给我，正合我意。廖大姐也说了，事业的基础还是在本县打好才成。
我按我爸爸为我设计的生活道路开步走了。他带我到他混得很熟的三教九流人物中去“拜老头子”，得到的反应都很好，认为我少年英俊，一表非凡，大有出息。我和县政府和县党部以及各种法团的头头脑脑们都有了往来。不是由于我领上挂的上尉牌子，而是由于我爸爸在县城里的声望。何况在“社会”中，那些袍哥大爷都看出来了，我的爸爸是有意思要把我推上去坐龙头交椅的呢！
过了几个月，在我爸爸的眼里，我的翅膀慢慢长硬梆了，能够独自起飞了，他下面那些得力的支社的大爷、管事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办。照“海”袍哥的正常程序，我这个根本没有“出身”的幺毛弟，是要从老幺开头，经过一蹬一蹬地往上爬，爬上管事，才有资格“海”大爷的。如果那样，搞几年也不一定有出息。于是大家向我爸爸提出，把我提为“一步登天”的大爷。乡里是有这样的规矩的。不过要多出钱，而且是“闲大爷”，有名声，没实权。我爸爸乐意出些钱财，叫下面的管事四处活动。我也大把洒钱，招揽兄弟伙，结纳袍哥，终于得到各社大爷的同意，我在香堂里砍了鸡头，喝了血酒，海成了一个“一步登天”的大爷。在我爸爸的势力的卵翼下，我这个小舵爷在县城里也慢慢吃得开了，可以坐茶馆“吃讲茶”，断公案了。
但是这只是在下流“社会”中挣得了一个地位，暗地里有了一些势力。在政权圈子里我却什么头衔都没有，还是一个白丁。经过我爸爸的努力，我这个上尉终于纳入到县的国民党兵团的建制，并且被委派到县立中学里去担任军事教官。由县党部推荐的训育主任和军事教官便是国民党控制学校的两根支柱，也是学生心目中不受欢迎的两个“讨人嫌”。
我在学校的活动中，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讨人嫌”，那就是特务系统派到学校里来暗地活动的特务爪牙。但是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我在上层社交活动中，认识了县党部的书记长，他叫许云寿。他是一个老穿着一套青色哔叽中山服、老是铁青着脸的“烟灰”，人家都说他的脸上可以刮得下几钱烟膏子来。这样越发叫人看起来是一个阴阳怪气的人。我还认识了一个多少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人，介绍时只知道他叫胡以德，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看来倒是不声不响的，和和气气的样子。后来我向我爸爸爸打听，爸爸说：
“那个人你却惹不起，大家都叫他‘惹不得’。”
我从我爸爸口里探到了这个“惹不得”的根底。他没有身份，也不挂牌子，名义上是县党部调查室主任，可是书记长管不了他，还要常常提防他。我知道他是直接受省里中统特务机关的指挥的。连县长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也要对他遮遮掩掩地，谨防他打小报告。他网罗了一些小渣滓，钻在㮟㮟角角里暗地作侦探，连我们的“社会”他们都想钻进来。他的手里拿着“红帽子”，爱扣给哪一个，哪个就喊脱不到手。因为他们能够打小报告，可以抓人捆人送成都。
哦，他原来是中统特务在县里的头子，这却真要留心才好。而且照廖大姐说的，我还得从他那里为我开一个门，为我搭一块垫脚石呢，因此我在社交场合中有意和他结识。只几个月，我们开始熟悉起来，我们可以天南地北的闲聊了。看起来我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构成一个印象：这位总舵把子的三少爷，年轻的军官，大学生，又是一步登天的大爷，在这个县的社会圈子里迟早是会发迹的。谁不知李总舵把子在基层社会中是一呼百应的权势人物，迟早会把班交给这位少爷。他以一个外来户，要想在这里站住脚，还是在我身上早投一点本钱的好。他就以到中学调查为名，有事没事来找我说闲话。从闲话中我听出来，他的前程上挡路的就是许云寿，那个阴阳怪气的县党部书记长，土生土长的党棍子。这一点当然引起我的特别关心。
胡以德发挥他的“调查癖”，很掌握了一些这个县的县太爷以及下面的一群魑魅魍魉人物的种种劣迹，他对他的名义上的顶头上司许书记长的污七八槽的勾当调查得特别热心，除开其他人的一般劣迹外，他对这位书记长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鸦片烟鬼特别关心，因为这是和一个县党部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的主任委员的名份是大不相称的。只要把他脚下这块虚石挖掉，他就会从书记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这正是胡以德日夜盼望的。胡以德不仅把官场中的种种“污糟”摆给我听，而且向我探口风，有没有可能得到我的父亲的支持，抽掉这个书记长脚下的那块垫脚石。
胡以德这个外乡人似乎还不知道每个县里都有一个结扎得相当牢固的权力网。县里的头面人物，各人在这个权力网上，党、政、财、文、军和绅粮、袍哥各方面占据什么位置，以取得县里的权力平衡，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党、政、财、文、军这是机关，县参议会和绅粮代表法团，袍哥势力代表民众，各人都有自己视为禁脔的势力范围，相安无事。除非上面加以外力。如派来新的县长，或在权势倾轧中以手枪暗杀，消灭了对方而引起一时的权力网倾斜外，一般是不容易挤进去的。我是作为权力网上一个支柱、代表民众一方面的袍哥总舵爷的接班人，被视为进入权力网的候补人的。胡以德虽然手里握有“红帽子”，可以随意抓人关人，然而在权力圈里的人们看来，他算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上面派来替他们看门的一条走狗罢了。他能指望爬上权力圈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取县党部书记长而代之。他朝思暮想的便是这个位置，他有意买好于我，也是为的实现他的这个梦想。
他认为向上级报告这个县里的权势人物的贪赃枉法、循私舞弊的种种劣迹，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国民党政权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至于这些当官的抽鸦片烟也是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交际行为，谁也不会见怪。虽然在县党部门口一直挂上一块禁烟委员会的招牌，但已被风雨剥蚀得几乎难以辨认，早已没有人看在眼里了。胡以德能拿得住的县党部书记长的短处，就是他是一个鸦片烟鬼。然而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抽，他只是在自己紧闭着的公馆里的一间密室里偷偷地抽，胡以德是不可能破门而入抓他的烟盘子的。
胡以德把这个难处向我透露了，我表示爱莫能助。但是我一定要把胡以德这块敲门砖抓在我的手里，而且我要借他的手把许云寿挤走。这个许云寿看来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里受过专门训练的一个老奸巨滑的党棍子，很可能在暗地里算计我。这是从我的在中学读书的小妹口中听到的一点消息。
有一天，我的小妹告诉我说：“有人说你暗地在支持黄校长，在和黄校长演双簧戏；还有人说你和胡以德是一丘之貉，你到底是个一面派，还是一个两面派？”
我对小妹这么一个高中学生，年轻女娃子，竟然说出一面派、两面派这样一些政治术语来，感到吃惊。平时我只知道她喜欢读小说，读《新华日报》（在这个县城里订《新华日报》的很少，谁不怕被戴上红帽子？可是我的小妹却打起我的父亲要看的旗号，在我父亲订的《中央日报》、《大公报》之外，又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胡以德不敢说什么），却不知道她在学校里有什么政治活动。她在家里却喜欢高谈阔论，批评时事，常常以“新华派”自居，和我父亲的“大公派”（这都是她自己划分的）展开辩论。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幺女，和她争辩不过，只好笑嘻嘻地以“你小心被赤*了”这样的话来收场。我的大哥照例不做声，也不参加说长道短。我这个“飞三”本来在几年以前和我的小妹居于同样的地位，爱和我父亲抬杠子，现在我也保持沉默了，虽然我打内心是赞成小妹的观点的。从她无头无脑地问我的这一句话，她很可能在学校里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而且是黄校长的拥护派。但是她并不了解我也是黄校长的拥护派，只知道我是这个学校里“讨人嫌”的军事教官。我只能在暗地里支持黄校长，表面上看来我是和胡以德一鼻孔出气的人。但是现在我的小妹竟说我是什么派的问题来，她是从哪里知道我是黄校长那一面的暗地拥护者呢？这个信息非同小可，会大大地影响我的前程呢！
黄校长是本地人，名叫黄明，和我有挂角的亲戚关系。他在四川大学上学时读教育系，和我先后参加了“民先”。他毕业后回到本县，卷进了本县的权力角逐中去。在我父亲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他当仁不让地当了中学校长。这倒不是由于他是在川大专攻教育学，有办学的经验，把这个中学办得相当出色，却大半是由于他的思想进步和为人正派，又聘来了几个过得硬的好教员。他摒弃国民党那套法西斯教育，在学生中形成一种民主的风气，好学的风气。不到一年，他便在这个中学里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地位来。胡以德虽然派得有“包打听”的教员和学生到学校里来，对于这样一个为学生和学生家长拥护的校长，也无可奈何。
我回到本县并且活动到中学里当军事教官后，他对我多少有些戒心。他虽然知道我也曾经在川大加入过“民先”，后来却到特务办的“学生生活社”里去活动去了，现在我又从国民党的军队里回来，到他的中学来当“讨人嫌”的军事教官，本来没有好感。他看我又喜欢和这个县的特务头子胡以德拉拉扯扯的，更是十分反感了。
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在暗地里支持他呢？即使我在公开的场合，不得不照一个军事教官的要求行事，可是在全国反共高潮汹汹涌来的时候，我却暗地当了闸门，把反共浪潮阻遏在校门之外，使黄校长和学生中的进步势力，没有一个受到胡以德的打击。胡以德派到中学来暗地活动的特务学生，都交给我联系，有的是装作进步学生的面目在活动，我都通过我的小妹向黄校长和进步同学透了气，大家知道怎么提防他们。这些特务学生打过不少小报告，都被我捏在手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给胡以德写一个综合情况汇报便完了。
这件事等我和我的小妹打通了关节以后，我在黄校长和进步同学中的形象，略微有些改善。然而正因为这样，我差点犯了一个错误，我的进身之阶差点被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挖掉了。要不是我的父亲能够当机立断，打出杀手锏去，连我的性命也说不一定早已报销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小妹不是以我父亲的名义订了一份《新华日报》吗？在反共高潮到来的时候，胡以德安在邮局里的邮电检查员把所有寄来的《新华日报》都扣了下来，惟独我父亲订的那一份，他们不敢扣。我的父亲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他总想知道在政坛上国民党、共产党和走中间路线的在说些什么，所以他订了《中央日报》、《大公报》之外，也容许我的小妹订一份《新华日报》。这份《新华日报》我父亲其实不看，只是过一些日子，他要问问小妹：“共产党又说些什么？”我小妹便热心地向他宣读起《新华日报》上的一些报道来，似乎并不害怕我小妹会被“赤*”。我一回家便抓紧读《新华日报》，几乎一篇文章也不漏，我在这偏僻的县份里，组织上不便派人来联系，这份报纸便成为我的指路明灯了。我这么专心读《新华日报》，并没有避讳我的小妹。我心想她的思想看来是进步的，又是我的亲妹妹，所以不在意。不知道我的小妹却老在暗地里留意我这种和一个反动的军事教官很不协调的活动，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我把胡以德交给我联系的特务学生的名单，特别是那个装成进步面目在我妹妹身边活动的小特务的名字吴尚荣透露给她的时候，她更是注意我的活动。这个小丫头，他竟然把侦察工作做到我的头上来了。后来她无意中问我到底是一面派还是两面派的时候，我更注意这决不是她能提出的看法，而是这学校，甚至这县城里有进步圈，说不定就有地下党的组织。对我是两面派还是一面派的疑问，大概就是什么秘密组织对我的一种分析吧。
我在家里反复想了一夜晚。我当然是两面派，表面干的是讨人嫌的军事教官，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是就党给我的任务来说，我在这里的活动只应该被别人看成是一面派，即反动派，一个讨人嫌的军事教官。因为这是我的进身之阶。我在南方局时，廖大姐就曾经和我研究过，廖大姐说：“你要做得别人看来，你只能是一个反动派。”然而现在透过我小妹的口，知道有人对我有两面派的看法，恐怕就是因为我害怕我的小妹吃亏，把在她身边活动的红旗特务吴尚荣透露给她，要她提防，她把这话透露到黄校长和进步圈子里去了。这种事我得对小妹打一个招呼，再不要传到进步圈子外边去才好。再传出去对我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这种看法，有根有据地传到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和特务头子胡以德的耳朵里去，那就更不妙了。
有一天我在家里对小妹说：“小妹，我上一次告诉你要注意在你身边活动的那个吴尚荣，你是不是告诉了你们的朋友了？”
“我没有告诉他们，只是透露了一下。”小妹说。
“你说这消息是从我这里知道的吗？”我又问。
“没有，我说是我察觉到的。”小妹说。
但是她不用说是我告诉她的，十之八九别人也会猜想这情报是来自我这里，不然怎么会有两面派的议论？
我不放心，对小妹说：“你太天真了，我过去的事，你千万不可说出去，性命攸关哟。”
“我知道，我不是小孩了。”小妹坚定地说，而又神秘地笑了一下。
为什么要对小妹打这个招呼？因为我估计自己的真面目大概是被她猜出来了。有一回我正在看《新华日报》，我的小妹忽然问我：
“三哥，你为什么这么用心看《新华日报》？”
“知己知彼嘛。”我只能这样说。
“那么你到底是想知己，还是想知彼呢？”我小妹竟然问我这么一个刁钻的问题。我很不好回答，只好反问她：
“你说呢？”
“我说你是想知己。”小妹说出这么一句使我吃惊的话。
“你别瞎说。”
“算了吧，三哥，你把我还当一个黄毛丫头，什么都不懂？你的事大哥早告诉我了。”她又那么抹一下头发，诡秘地一笑。
“大哥？大哥告诉你什么了？”我问。
“大哥亲自给你们筹的路费，你们到那边去了。”她用手指一指北方，“还瞒着我呢。”
原来大哥已经把我去过延安的事透露给小妹了。我马上按我对我父亲讲的口径对小妹说：“去过，人家不要我们这种人，我出来到川军中干去了。我是从鄂北前线回来的。”
“嗯，我知道。”小妹还是那么调皮地说话，却未必相信。
“小妹，我去过那边的事，你千万莫说出去，那是掉脑壳的事哟。”
“我知道。”小妹很自然地说。
接着我又劝告小妹：“现在全国形势有大变化，你那么张牙舞爪的，当心胡以德给你‘取起’，叫你走不到路呵。”
“我知道。现在是长期埋伏的时候来了。”
小妹这一句话，使我更惊奇，她怎么知道我们党内的长期埋伏的指示呢？莫非？……
“你怎么知道什么长期埋伏？”我问。
“我知道。”接着又解释，“《新华日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吗？”
从小妹的一席话中，我猜想，南方局指示要长期埋伏来对付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看来已经传达到这个县里来了。这里学生和教员中的表面进步活动便逐渐隐蔽，黄校长也逐渐收敛，不再张扬，似乎在作有秩序的转变，以至胡以德领导的特务学生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这些迹象，使我明显看出，我们党在这个县里是有活动的，说不定我小妹便参加了，还说不一定黄校长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倒要特别留心，谨防有什么人在打他们的主意。虽然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在这里站稳脚跟，然后带着这个根底到成都大地方去发迹，不过我既然和胡以德拉扯上了，就有义务利用军事教官的身份，打听消息，把消息通过我的小妹传到进步圈里去，从那里通到这里的地下党里去。不过要做得很漂亮，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以至坏了我的大事。正因为这样，有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结果却叫我发现了县党部书记长的阴谋诡计。
我平常回到家里，总要翻一翻我家里订的几种报纸。特别是《新华日报》，我要仔细阅读，那真叫字字珠玑，仿佛是黑暗中的明灯。在家里读《新华日报》是用不着避人的。这张报纸除开我小妹，没有人看。有一天，我正在客厅里躺椅上舒服地向窗外躺着看《新华日报》。我看得很认真，以至小妹带着一个同学进到客厅里来，我竟然没有察觉。
“三哥，你在看什么？”小妹一声唤，我回头看，她带进来的那个男同学已经站到我的背后了。我把《新华日报》很随便地放到茶桌上去，并且掩饰地拉过《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来，我很自然地回答：“翻一翻报纸。”
我的小妹给我介绍她带来的那位男同学：“他叫张一杰，同班同学。”看小妹那个神态，这个男同学和她比较熟悉，说不定就是小妹喜欢的人。
不过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一方面，而注意这个张一杰对于小桌上放的那张《新华日报》那么有兴趣，拿在手里溜眼看一下，却不是想看一个究竟。他象过去我看小妹读《新华日报》那样，似乎对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新华日报》，表现出某些惊诧。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感到他不那么自然。
张一杰到小妹书房里玩了一阵走了，我问小妹：“这个张一杰是你的好朋友吗？”
小妹的脸上泛出微红，拒绝地说：“哪里是好朋友，他是一个进步分子哩。”
哦，既然是一个进步分子，那就没有什么。
但是过了几天，我的小妹对我说：“张一杰问我，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思想怎么样。”
这一句话却马上引起我的联想。他明明知道我是学校的外号“讨人嫌”的军事教官，为什么还要问我思想怎么样，莫非他对于我这个反动派那么用心看《新华日报》，感到不解，因而这样发问吗？但是这和他这个进步学生的身份似乎又不相称。
我马上问我的小妹：“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你是川大学生，出去扛了几年枪，转回四川来的。”小妹说。
“但是你怎样回答他问的我的思想怎么样这个问题呢？”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小妹是怎么回答的。我很害怕我的小妹和他在感情上相好，又认定他的思想进步，便把我的老底翻了出去。
“你放心，我没有说啥子。我只说你这个人虽然是‘海’的大爷，为人还不孬。”小妹笑着说，自以为她很聪明。
“你怎么这么说？你说我这个人不孬，就是好嘛，一个好人怎么能当一个‘讨人嫌’呢？”
“你本来不讨人嫌嘛。”小妹还认为她说的有道理。
“哎，你呀。”我还能对她说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把张一杰找到我的教官办公室里来，有意诈他一下。我劈头就问他：
“你在这学校里搞些什么，我都清楚了。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小妹也带坏了。你说，你是不是异党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派你到这个学校里来捣乱的？是不是黄校长支持你们搞的？”
一串严厉的问题，把张一杰问得哑口无言。他大张着眼睛望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哼，你瞒得过我这个当教官的吗？早有人向我密报了你们的危险活动，我的小妹也说出实情来了，你还不老实呀？”我又逼他。
他的紧张神色变得和缓了，甚至还冷笑一下。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干的事没有一件对不起党国。”
哦，我到底把他诈出来了。他到我家里来那么诡秘的神色，我下意识感觉到的印象得到了证实，原来他是一个有来头的人呢。但是奇怪，胡以德交给我联系的几个特务学生和教员名单中，并没有张一杰这个人呀。就是胡以德安排的装出进步样子，想混进进步圈里去的那个假积极分子吴尚荣的名字，他也告诉我，我并且透露给小妹了。怎么这里又出了一杆“红旗”？我想问了胡以德再说。我只好对张一杰收场地说：
“你做的事对得起还是对不起党国，我们走着瞧。你想必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当心点就是了。”
张一杰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张一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的神态看，总不对劲，从他说的“没有对不起党国”这句标准的国民党语言来看，他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莫非胡以德一面把他的特务学生吴尚荣交我联系，一面却又在我的身边埋伏一条窥视我的毒蛇吗？这就太危险了。用江湖话来说，胡以德就太不“够朋友”了。我非清问他不可。
下一天，我约胡以德到一个茶馆的雅座里去喝茶，我单刀直入地问胡以德：
“胡兄大概知道我们江湖上交朋友要紧的是讲义气吧？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够朋友的可以为他两肋插刀，万死不眨眼；不够朋友的可以对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三刀六个眼，老兄知道不知道？”
胡以德愣了，看着我光眨眼睛，奇怪地问我：“老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对老兄是明人不做暗事，有哪一点不讲义气？”
我就明白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放一条毒蛇在我的身边？想咬我一口吗？”
胡以德更愣了：“哪有这样的事，我不是把他们都交给你联系了吗？连吴尚荣我也是告诉了你的呀。”
我看他不是玩花招的样子，便明白问他：“你晓得有一个叫张一杰的人吗？”
胡以德想了一下，似乎想起来了，说：“好象听说有这个人，但是那是伙倒一些学生在黄校长支持下，搞异党活动的危险分子嘛。我记得在哪一份密报里曾经提到过他。这哪里是我放的线？”
我趁势逼问：“我正是发现他是一个在学校里很活动的异党嫌疑分子，所以找他谈话，警告他，叫他放老实点，他才透露他是党国的人：不是你放的线还有谁？”
胡以德真的有点吃惊了。他肯切地说：“李兄，在真人面前不卖假药。我要在安乐县这个堂子里来混事，不诚心诚意结交几个朋友，我走得了路，行得了船吗？要说在这个县里交朋友，不结交李总舵把子手下的能人，象你这样接他香火的李舵爷，我还去结交谁？我要对你说假话，我可以点一炷香对天叩头，不得……。”
“算了，算了，不要言重了。”我切断他的话，不让他说出“不得好死”几个字，我用和他商量的口气问：“那么，他到底是哪一条线上的人？”
“啊，这个人要不是黄校长手下的危险分子，就肯定是许云寿放的烂药。”胡以德拍一下大腿，肯定地说。
我问：“这种事不是由老兄全权负责吗，怎么他许云寿又来插一条腿？他不给你打招呼吗？”
“没有。”他自言自语：“好呀，你个许云寿，倒不把我放在眼里，对我不信任，在我的脚底下安放起钉子来了。非去问个明白不可。”
过了几天，胡以德请我去喝茶，也是开门见山地说：“李兄，我去问了许云寿，起初他装聋作哑，硬不认帐，后来我顶出张一杰这个人来，说张一杰是一个嫌疑很大的异党分子，在黄校长下面活动，我要对他动手了。他忽然惊诧了。你猜他怎么说。”
我用询问的眼光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说，老兄千万莫动手。河水不犯井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
我心里踏实了，张一杰果然是一杆危险的“红旗”，是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亲自树立的一杆“红旗”。可怜我的小妹还和他要好呢。我心里马上又紧张起来，我想：不知道我小妹对他说过些什么关于我的话？我对胡以德说：
“这样说起来，张一杰真是许云寿这条线上的人了。但是许云寿又是哪一条线的人呢？”
胡以德知道他们特务的内情当然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他无保留地对我分析说：“照理说他是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应该是中央党部这一条线下来的，他应该是‘中统’。但是从他干的事来看，好象又不是我们这一‘统’，倒是另外一‘统’里的人。说不定他是脚踏两条船，吃里扒外的人呢。”
胡以德的话讲得很明白了，许云寿是国民党党部和“中统”这一个系统的人，但是他暗地里又是戴老板“军统”那一条线上的人，是一个军统特务。这样的事，在南方局的时候，廖大姐倒是向我介绍过，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是各行其是，又互相挖墙脚的，常常派人暗地打进对方的特务机关里去抓情报，这个许云寿看来就是一个军统特务分子而又钻进省党部系统里来活动，在这个县里来当县党部书记长的。好呀，我原来只想到，我从小妹这条线索中，发现张一杰这个行迹可疑的人，只要告诉小妹，叫她不要上当就行了。谁知道顺藤摸瓜，倒牵出许云寿是一个双料货、明中统暗军统。这一下在胡以德和许云寿两个的身上更好做文章了。
我装作莫名其妙的神情，问胡以德：“你说的这统那统，把我弄糊涂了。”
胡以德开导我说：“这和老兄‘海袍哥’差不多，各有各的字号，各有各的码头嘛。他干的看来是军统，我干的是中统，各有一统呀。”
我加一个楔子进去说：“我们袍哥里头可是不准乱扯旗号的，谁要敢吃里扒外，那就是三刀六个眼的事了。”
“哼，我正在找缝缝下蛆呢，不想找到了他这个坏蛋。”
我知道胡以德一直垂涎县党部书记长这个位置，想把许云寿挤垮后自己取而代之。胡以德想在许云寿暗地抽鸦片烟这个题目上做文章，可是国民党里抽鸦片烟的人多的是，连当今第一号人物***，明说是禁烟总办，其实是运烟总办呢。胡以德想，用许云寿抽鸦片烟，和一个县党部书记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照例是由县长兼）和禁烟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不相称的罪名来告发许云寿，是没有用处的。他告了他这么久也未见效果。现在可是找到好题目了，许云寿原来是明中统暗军统，吃里扒外的人，只要胡以德告到省党部中统室去，省党部很忌讳军统的人暗地钻进党部系统里来，不会不处置许云寿。胡以德现在坐在我的面前玄想，象是坐在云里做梦，飘飘然的样子。自言自语道：
“好，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我回家以后，马上找我的小妹来问：
“张一杰这个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的小妹脸上泛红，却一口咬定：“什么关系？同学关系嘛，朋友关系嘛，多管闲事。”小妹不高兴地又加上了一句。
我对于小妹个人私事，无意去干涉，我是想知道她的身边这条毒蛇张一杰到底钻得多深了。我严肃地问小妹。
“这个人的思想怎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回到家里来，难道还是你当那个军事教官的样子，管起我们学生来了吗？”
“他不是向你打听过我的思想怎么样吗？为什么我就不能打听他的思想怎么样？何况是你的朋友，又是你们那些人的朋友？”
小妹肯定回答：“他是一个进步分子，思想当然进步。他看《新华日报》和你一样认真。”
“他在你们那个进步圈里很活跃吗？”我问。
小妹肯定地点一下头。
我非寻根究底不可了，张一杰是不是已经钻进了这个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里去了？
“他是不是参加了你们的什么组织活动？”
“什么组织活动？我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我不知道。不过，他和黄校长的关系很不错。”
小妹的这几句话，使我大为不安，看起来小妹还没有参加到地下党里去，而张一杰说不定已经钻进去了。他和黄校长关系不错，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急不择言地问小妹：
“他们知道张一杰这个人的底细吗？”
“哪个他们？”小妹不知道我说的“他们”是指的黄校长他们地下党。
“就说你们吧。”我改口说：“你们清楚张一杰是什么人吗？你清楚吗？”
“那有什么？他是好人嘛。”小妹还糊涂呢。
“好人？谨防遭毒蛇咬了哟。”我不得不说了。
“什么毒蛇咬？”小妹脑子里还转不过圈儿来。
“张一杰，他是一条毒蛇！”我不得不明白无误地告诉她。
“你怎么知道的？”小妹吃惊地问。
“你说我还能不知道吗？他是一个军统特务，专门钻到你们中间来搞‘红旗’的。”
我的小妹天真幼稚，不知道什么叫“红旗”，竟然对我说：“他搞红旗，那不是很进步吗？”
我只好把“红旗”特务是怎么一回事告诉她，并且把张一杰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旗”特务的内情告诉她，只是没有说是谁在领导他。
我的小妹大张着眼睛，听得呆了，她万没有想到张一杰是一条埋在她身边的毒蛇。她不禁惊叹：“哎呀，他在我们学生里面表现得真进步呀，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哪里是表现得真进步？是表演得真出色，他把你们都麻倒了。”我纠正小妹的话，我想知道张一杰到底钻得多深，从小妹口里却得不到要领，因为她还没有参加地下党。我只能从表面现象来判断。我问小妹：
“你说张一杰和黄校长的关系很不错吗？”
“是不错。”小妹肯定地回答，她又补了一句：“他有时去黄校长家，不要我和他一起去。”
哦，这就很明显了。说不定张一杰已经混进黄校长他们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里去了。我很着急，但是却一时想不出如何妥善地通知黄校长的办法。我和地下党绝对不可以发生横的关系，这是廖大姐非常严厉地告诫过我的。
我还想知道，许云寿和张一杰这些特务对我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呢？我历来是谨慎的，除开在我家里私下和小妹谈过一些政治上的事，我没有和黄校长他们打过堆，也没有公开表示过什么政治言论。我只和挂牌中统特务胡以德常有往来，这是一个军事教官的应有之义。只有一次张一杰和小妹一同到我家，见我在认真读《新华日报》，曾引起他的“关心”，而我也正是从他那种“关心”中使我警觉起来。只是不知道我的小妹到底向他透露过什么没有。我不放心地再问小妹。
“小妹，你没有对他说过关于我的事情吗？”
“没有，他打听过你的过去，还问过你的思想怎么样，我只说你是川大学生，到前方去打过仗，为人还不孬。这些，上一回我告诉过你了。”
“别的没有问什么吗？”我还不放心。
小妹摇一摇头。
看起来张一杰还不知我的底细。只晓得我-是中统特务胡以德领导下的军事教官。参加了国民党，还是由胡以德介绍，许云寿亲自给我办的手续，一个军事教官是非入国民党不可的。我和胡以德交我联系的吴尚荣几个学生往来，张一杰大概也看出来了，那也没有什么。这一点叫我放了心。如果在这个小河沟里就翻了船，我怎么还能到大江大海去闹一番呢？
最难办的还是要及吋通知黄校长他们提高警惕，隔断张一杰。现在整个大后方的反共高潮掀起来了，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
突然事变果然就发生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反共高潮立刻涌向全国，到处都是刀光剑影，特务奉命在各地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乐县也立刻波及到了。春暖花开的春天，一下子陷入了充满杀气的严冬。
胡以德得到了命令，要抓共产党，可是抓什么人，似乎心中无数。不要说县城以外的四乡，就是本地绅粮和袍哥统治的地方，他也鞭长莫及，根本不敢到那些地方去舞刀弄枪，拿绳子捆人。就是这个县城里，他也只知道在我们这个中学里有一些学生娃儿在叫喊抗日什么的，谁是共产党，头上没有刻字，向哪一个开刀？过去他通过他放在学校里活动的几个特务学生，早已是过街老鼠，谁都不理会他们，他们哪儿去搜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就是那个假装进步的吴尚荣，也因为我给我的小妹点了水，大家对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也象迷在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虽然有些学生搞点办壁报宣传抗日，唱抗日歌曲，演抗战戏的活动，国民党不是高呼抗战吗？你能说他们喊抗日就是共产党？你能把那么多喊抗日的都抓起来？其中有好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本县有招牌的人物，没有证据你敢去他们的子弟头上动土？就说黄校长吧，虽说他很赞成学生宣传抗日、读书看报，可是他是大家公认的正派人，办学校办得很认真，算得是本县的一块招牌。没有真凭实据，随便动他，会在本县热心公益的地方绅粮和袍哥中引起震动，说不定惹怒了他们，动起刀枪来，你几个特务管什么用。
胡以德来找我商量了几次，始终拿不出一个异党分子名单。结论只能是共产党在这个边远县城里，没有什么活动，不能随便抓人。只有这样向上级报告上去了。
可是那个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却撇开了胡以德单独采取了行动。一下子把黄校长和一个教员、三个学生抓了起来，那三个学生中竟然有那个张一杰。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家忙着为我家老太爷办六十大寿，同时也是廖大姐派人来和我接头的时候，三件事情挤在一起，叫我忙得不开交。让我一头一头地摆给你听罢。
先从我家老太爷做六十大寿说起。我家的老太爷快满六十岁了，好几个月前他老人家就说，好容易年逢花甲，在江湖上也跑了几十年，上上下下的码头结识的人不少，就是大小官府和地方军队里也有好多的熟人，连那些运鸦片烟的，拉棚子“捉肥猪”的和三教九流的人，他也很有一些交情，可以说他年满六十，登上了他一身事业的顶点。他想好好做一回寿，借此会一会各路朋友，显一显他的势派，从此以后，他就准备“关山门”了。他的山堂不再收徒弟，他将要闭门谢客，养老归终了。他也很想借这次做寿，把我推出来亮一亮相，要我来承接他的香堂，赢得各码头的支持。
他对我说，这一回哪怕把田产卖脱一半，也要办得亮亮堂堂的。他估计，附近县份各码头的舵把子来给他祝寿，是没有问题的，片子发出去就行。但是要是能在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大码头请两块大招牌来，那才叫有面子呢。他瞄准了过去他在江湖上结交得好的两个总舵爷，一个是我在重庆去拜望过的龙大泽，一个是成都的陆开德。他在前几个月就派了得力的管事，采办了不知多少山珍海味和本地土特产，送到重庆和成都去拜会这两个老人，说请他们命驾到安乐县这个小地方来耍一耍。他还怕不牢靠，两个月以前，又亲自去重庆和成都走了一趟。两个总舵爷都赏了他的面子，愿意亲自来给他挂寿匾。
我家老太爷回到家里，说起来连嘴都合不拢了。马上叫我们一家大小都投入做寿的准备工作中去。大哥管筹钱，我管交际，下面的管事们跑腿。大哥筹钱，很伤脑筋，现钱不够，抽卖了积谷还不行，把城里两家铺面也顶出去了，还把那些远山边角收租不便的田土，也卖了一些。大哥有点心痛，我父亲却满不在乎。他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祖辈传给我们的祖业并不多，这些产业都是我几十年挣来的，卖了也不算是败了祖业”。又说：“你们子孙自有子孙福，各人去挣自己的门面去。我给你们各人只留一点薄产，够温饱就行了。”我大哥自然也不说什么了。我更不消说是赞成大办的，这是光耀我家门庭的事。同时也是我借此“出山”的机会啊。
我们花了一个来月的准备，首先是把寿匾用好楠木做起来，长有一丈多，宽有四五尺，上了不知道多少道漆，镌刻上“花甲开泰”四个大字，贴上金，真够气派的。更叫父亲高兴是下款是用金字落的成都、重庆那两位总舵爷的名字，这才真是金字招牌。寿匾做好，立在堂屋里正中的屋梁上，用红绸子盖着，只等两位总舵爷他们来揭幕。
我们把四合大院收拾得一干二净，八字大朝门上挂上彩红。所有可以作客房用的房子都腾出来，安上床铺家俱。大朝门里的大厅和大石坝上都摆上席桌，有好几十桌，够一轮坐几百人上席了。用不着我们去请，城里的饭馆都派了上等厨师和好多打杂的人带着杯盘碗盏来，准备筵席和办招待。在石梯下的地台上修大灶，安上大锅，杀猪宰羊。照乡下开宴的标准格式，每桌席准备九盘九大碗和寿酒，招待客人。
我父亲作了规定，按照袍哥的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伙的规矩，不管三教九流的什么人，和尚娃子，打莲花落的，耍把戏的，讨口要饭的，凡是要来给我父亲拜寿的，他都亲自出来和他们行礼，真有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不管他们带来的大礼小礼，有礼无礼，一律都接待，请他们坐席，吃寿酒。只是招待下九流人物的席是摆在朝门外下石坝里，算是有一点区别。过去，我的父亲无论对本县那些码头上的什么人，他都结交。那些旅馆、茶楼、酒肆、餐厅、以至洗澡堂，理发店都有他的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真是无孔不入，什么消息都能得到，及时传送到我父亲的耳朵里去。他不仅有这么一些耳目，而一有事，只要他传话，都叫得动，而且肯赴汤蹈火地卖命。他的势力正就是建筑在这些能够出死力的三教九流的普通人身上。这就是他说的“社会”。
他在本县城里上上下下都有交情，从县太爷，县党部书记长，国民兵团团长，中学校长，县银行行长，法院院长，到各机关法团的局长、院长、校长、所长、镇长等等，估计都是要来给我父亲祝寿的。还有本城各码头上的大爷和兄弟伙也是要来给他老人家拜寿的。各机关法团的贵客们来祝寿，在西花厅喝了茶，吃了大宴，便回去了，不必准备客房。但是外地各码头上还有许多人要来，没有上等客房是不行的。他叫我们收拾了许多间上等客房，准备接待外地来的贵客。城里的旅馆听说我们在家里要准备客房，自动送了许多被盖和垫褥来。在后花园的西花厅有几间宽大的书房，十分幽静，这是准备迎接重庆、成都来的总舵爷们和他们的随从的。
一切都布置就绪了，我的父亲再上上下下亲自看一遍，对于自动上门来帮他的管事们和我们家里的人这么得力，安排得有条有理，是很满意的。对于我这个“总提调”提调有方，更是高兴。正式的寿辰还没有到，管事的，跑腿的，打杂的人已经不少，开饭都要坐十几桌了。一大院子的人进进出出，热热闹闹，我的父亲并不觉得厌烦，反倒高兴地不住地和大家打招呼，说几句“辛苦了”的问好话，我看得出来，他这次做寿，是对他在这个县里码头上的势力的检阅，也是对于他的能量的测验，同时也是为我的“出山”奠定基础。
寿辰的头一天晚上是家里的人向我父亲拜寿。他端坐在堂屋正中，几支红色大寿蜡，燃得红火闪闪。我们按辈分一批一批地进去给他老人家叩头，祝他长命万岁。
正式寿辰的那天，一大早晨，大朝门外，石梯边的布棚里，几拨吹鼓手和锣鼓，轮流地吹吹打打。不大一会就听到朝门一串鞭炮震天价响，吹鼓手使劲地□□啦啦地吹，这表明一拨祝寿的客人到来了。我们管接待的赶忙走出朝门去迎接。朝门里便是专收礼物的“礼房”，来客到礼房交了礼，礼房的管事便在大红礼簿上登记上，并且立刻在一张红纸条上写好礼品的种类和数目，贴到显眼的粉墙上去。那些不住翻飞的红纸条在粉墙上贴一大溜，这正是荣耀的记录。有的人是送的金银和钞票，登记上便行了；有的人是送的彩幛和喜对，还要打开来一幅幅地挂在四合院里四边的墙上。这些喜幛和喜对挂的位置还要有一个讲究，按送礼的客人的社会地位而依序从行礼的堂屋的两边大墙挂起，挂到上房外墙上，然后是两边厢房的墙上，然后是朝门内大厅的南墙上。上上下下，一片红光。那些喜幛和喜对上都是请秀才先生们做的和写的祝寿文章和对子。越是着不懂，越是唸不通，那就越好。
来的客人交了礼品，便由我引着到上面堂屋里去向我父亲祝寿。我的父亲早已得知来的是什么客人。有的是显贵的客人，他从堂屋出来，迎到大门口，客气地携手进堂屋，互相拜一拜，便由我们引到客房安顿去了。有的稍差一点的，他从堂屋出来，迎到石阶下，一同登阶进堂屋行礼，然后由我们接到客房安顿。有的则是一般的人来祝寿，他坐在堂屋里，客人进去，他站起来接受祝贺。至于晚辈和他的袍哥中的兄弟，便把他扶坐在中间，对他行叩拜礼。有的是一条腿下跪，有的是双膝下跪，有的是叩一个头，有的是二叩首，各有讲究不同。我父亲对他们有的站起来侧身让开，有的由他扶起，有的则是他端坐着接受叩拜，也是很有分寸的。我真是一点也闹不明白，昏头昏脑，只顾把客人按等级送到客房去安顿好。
祝寿这一天的最高潮是半上午请成都来的陆总舵把子挂寿匾。
我的父亲这次做寿，把他的最高荣誉放在能够请动成都和重庆的总舵把子到这里来为他挂寿匾，这是他的最大的面子，不仅可以赢得本县各码头的舵爷们的尊敬，也可以引起附近各州县水陆两路码头舵爷们的钦佩。谁敢不借祝寿这个机会，来我家府上亲候大码头来的总舵爷？前面说过，他先期派人送厚礼去敦请他们，后来又亲自去成都和重庆向陆总舵把子和龙总舵把子候教，面请他们，总算得到他们愿意来挂寿匾的许诺。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一定能够来的重庆的龙总舵把子却没有来。龙总舵把子是他在四川地方军界混事，他当团长时候的上级混成旅的旅长。关系一向不错，原来也是满口应承来看老朋友的。临时却来了一封电报，说是因病住医院，不能来了。我的父亲虽然把这封对他称兄道弟表示祝贺的电报，加了红纸框贴在挂礼单的墙上最显眼的地方，引为最大的荣耀，但是他心里，总是感到有点失望。他心里想，说好了来的不来，成都的陆总舵把子来的希望更渺茫了。
但是更出乎他的意料，几天前从成都来了电报，陆总舵把子要来挂寿匾。这真是喜出望外。我的父亲收到这封电报后，马上在县城大肆宣扬。振动波很快波及到上下水陆各码头。连本城的党政大人物也决定要趁祝寿的时候来我家府第亲候陆总舵爷。谁不知道陆总舵爷在成都上层军政各界和下层的三教九流，都是吃得通的人物。
陆总舵爷到的那天，父亲再三教我见面的礼节，要我在陆总舵爷的面前努力表现出年少英俊的丰姿和晚辈的谦恭礼貌。他亲自带我去迎接，我诚惶诚恐地照父亲教我的办，深怕失礼。还好，总算及了格。从我们前呼后拥地把他老人家接到西花厅安顿下来后，他对我的亲切询问就看得出来，这是我的父亲最高兴不过的事。其次高兴的事便是陪着陆总舵爷接见上下各码头来亲候他老人家的舵把子们，县城县太爷、书记长等等大人物也来亲候了。陆总舵爷看到来了这么多水陆码头的袍哥领袖给我父亲祝寿，认识到我父亲在这一带水陆码头上的势力，对我父亲也另眼相看，显得份外亲热起来。我父亲显得很有分寸，既不表现自己的得意，又不过于卑躬逢迎，大方而有礼貌。只有他退到他的私房里的时候，才看出他那笑得几乎合不拢嘴的得意神气。
寿辰的半上午，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地吹唢呐，放鞭炮，唱名道礼，到堂屋向我父亲祝寿，都算不了什么，最红火的是请陆总舵爷出堂主持挂寿匾的典礼。
当我的父亲陪着陆总舵爷走进堂屋正中，举手拉去盖在寿匾上的红绸，显出金光灿烂的四个大字和陆、龙两位总舵爷的名字的时候，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唢呐呜啦啦地吹个不停，堂屋里里外外一片欢呼声，我的父亲登上了光荣的顶点了。陆总舵爷做样子要给我父亲拜寿，我父亲哪里敢当，把陆总舵爷放在上座的左边，自己立在右边，相向拱手为礼。同时我们这些晚辈和各码头的舵把子们涌入堂屋，向坐在上首的陆总舵爷和我父亲行礼。我父亲满口说着“不敢当”的话站起来让开，陆总舵爷却是坐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受了礼。然后由父亲陪着退进西花厅里去了。
跟着陆总舵爷来的除开他的贴身的管事和挂枪的兄弟伙几个人以外，还有一个总不离身的三十开外的人。使我很惊奇的是，他竟是穿着西装，梳着偏头，仪表堂堂的样子，看岁数也不过三十几不到四十。我从跟陆总舵爷来的人口中探问，知道是陆总舵爷请来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实际上是给陆总舵爷担任交际秘书。看他不离左右，很得陆总舵爷赏识的样子。他的名字叫周武哲。更叫我奇怪的是，我们在花厅见了面，互报姓名以后，他对我特别亲热。我想大概因为都是大学生，比较谈得拢一些吧。我因为担任总管，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细细交谈。我的父亲却很精明，他看得出周武哲对陆总舵爷很贴近，很可能是总舵爷的“智多星”，怠慢不得的。父亲的年龄和文化水平都不可能和这个“智多星”多接近，而我和这个“智多星”年龄相去不算太远，更主要的都是大学生，谈得拢。我的父亲给我授意：
“你要放灵透一点，再怎么忙，也要去和周武哲这个人接近，说不定将来对你大有好处呢。”
我答应在做寿的高潮过去，客人们大半走了以后，再去和这个交际秘书攀谈。但是我还没有去找他，他却主动找我来了。
下午，我把一拨一拨的客人送走以后，感到很累，想到后花园西花厅外水榭边找个清静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走进去，却看到陆总舵爷的周秘书正坐在那水榭旁的栏杆边，欣赏池中的沉浮来去的金鱼作耍。我正想退出来另外找一个清静地方去闲散一下，周秘书却叫住了我。也好，我父亲正叫我去亲近他呢。我便留下，在栏杆边站着，准备和周武哲寒暄几句再离开。
周秘书问我：“你是李总舵爷家的三公子叫李亨的吗？”
“在下正是。”我谦逊地回答。
“好，好，请坐，请坐。”他拉我靠近他坐下了。
他看我穿一身军服，显得颇为气派的样子，笑着又说：“好，好。”
我不知道他老是说“好，好，”是什么意思。
“我有事正想找你呢。”他说。
我不知道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只是用询问的眼色望着他。
他微笑着问我：“你认识重庆农场的罗世光吗？”
罗世光？这几个字象惊雷一般在我耳际振动。这不是廖大姐和我约的接头暗号吗？怎么会让成都陆总舵爷手下的秘书知道了呢？我真不敢相信，愣着眼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亮给我看，说：“就是这个罗世光。”
没有错，这张罗世光的名片我见过，廖大姐还给了我一张，正是组织上和我接关系时的暗号。我说：“认识，认识，重庆农场的。”
“他说他见过你，还给过你一张名片，你记得起吗？”
“记得起，记得起。”我说着，从贴身摸出一个皮夹子，从皮夹子里取出廖大姐给我的罗世光的名片来，亮给他看。他把名片接过去看了一下，和自己手里的那一张拼着看一下，我才发现两张名片相接的地方，有一块淡淡的墨水痕迹，也对上了。这淡淡的墨痕却是我过去没有留意的。他展眉一笑，又说：“好，好。”
我禁不住抓住他的手，也不管礼貌了，我惊喜地说：“到底等到了，快一年了，廖大姐始终没有信息，我向重庆农场写过两封信，也不见回信，我好着急哟。”
“好吧。”他把名片还给我，说：“收藏好。你的信都收到了。不到时候，找你干什么？”他接着又说：“今天晚上你有功夫没有？到我住的房间里来，有要紧事商量。”
我高兴地点一下头，我万没有想到，他是上级派来接关系的人。
晚上，我按时到周武哲的房间里去了。关上门亲亲热热地谈起来。我向他汇报我回家近一年的情况。我告诉他，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已经成为一步登天的大爷了，不过是一个“闲大爷”，但是我在这个县城里也慢慢成为有一点份量的人了。我又告诉他，我在中学当军事教官和这个县的中统特务头子胡以德结交的情况。
“他没有吸收你参加他的特务组织吗？”老周问。——他关起门来就叫我喊他“老周”，不准我叫他“周秘书”。
“没有。只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他想靠我父亲在这个县里的招牌站住脚，和我相处得不坏，他把中学校里的特情关系都交我联系呢。”我回答。
“那么特务抓了中学校的黄校长他们几个人，你知道吗？”
我奇怪，老周远在成都，怎么知道黄校长被抓的事。可见黄校长他们肯定是地下党了。我说：“最近我忙着给我父亲做寿的事，没有去学校。几天以前，有人来告诉我说，黄校长、一个教员和三个学生被抓了。我还摸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黄校长他们是不是我们的人。”
“胡以德事先一点风都没有给你透露吗？”老周寻根究底地问，他竟然也知道胡以德。
“没有。”我说：“不过事后我去找过胡以德，他说连他也不知道，是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单独采取的行动。”
“难道这个书记长抓人，连给胡以德招呼都不打一个吗？”老周感到这件事有点怪，怎么抓共产党连这个县里的特务头子都不知道？
我解释说：“听胡以德讲，这个许云寿很可能是军统系统的，表面上挂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的牌子，干的是军统的事，胡以德是中统的，他们两家各干各的。听说这次抓人是上面来了人，拿着上面的命令叫许云寿干的，这个‘上面’肯定是指的军统了。”
“哦，原来是这样。”老周说。
我又把胡以德和许云寿的矛盾介绍一下，胡以德总想把许云寿拱走，取而代之。现在他找到了许云寿名是县党部和中统系统的人，暗地却是军统系统的人这个缝缝，他说他要“下蛆”了。我并且把我们发现一个由许云寿放进中学里来的“红旗”特务张一杰的事向老周作了汇报。
“哦，弄明白了，说不定就是这个混进来的‘红旗’特务向许云寿报告了，许云寿报告上去，军统才派人来下命令，叫他抓人的。”老周分析说。
“但是很怪，许云寿这一次连那个张一杰也抓了。”我说。
“这有什么怪？他们还想把这杆‘红旗’竖下去呀，说不定将来还要放他出来，或者让他逃跑出来哩，黄校长他们很可能至今不明底细。”老周果然比我看得深。而这个“红旗”特务似乎还想通过我的小妹来摸我的底呢。我把这个情况向老周也汇报后，老周突然把眉头皱了起来，很担心的样子问：“他摸到你的底了吗？”
“我想没有。不过他有一次来我家里找我小妹，曾发现我在认真读《新华日报》。”我向老周如实汇报，不漏掉每一个细节。
老周默想了一会，对我说：“现在的问题是要设法救出黄校长他们几个人，并且要把那杆‘红旗’砍倒。”
我们已经谈的时间不短了，我说：“今晚上你安歇了吧，明天我们找机会再谈。”
“好，”老周同意：“明天我们还有更要紧的要谈呢。”
有什么比救黄校长他们还更要紧的事呢？我回来在一路上想。
第二天，我找好一个机会去看望周武哲，他既然是同志，又是上级派来的，我往他那个院子的小房走去，心里乐滋滋的，就象是回自己的家，见自己娘。我一进门，两个人再不是主人和客人相见的样子，而是象兄弟一般，比兄弟还亲了。
我说：“这一年多，我真是想死了。象一个没有娘的孩子。我只管照着廖大姐教我的那一点本事在干，本事快使完了。”
老周笑着说：“难得你对党有这份深情。我到这里来，一直在留心打听，知道你在这里干得不坏，有了安身立命的地盘，还给你自己身上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给你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好基础。”
在南方局的时候，廖大姐只叫我回家来站稳脚跟，别的以后再说。现在我急于想知道我下一步干什么。因此我很有兴趣地问：“我下步工作到底是干什么？”
老周说：“组织上的意图是想要你打进反动派的核心组织特务机构里去，和他们进行隐蔽斗争，保护党的组织。但是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倩。上级要我先来了解一下，看你在这一年中是不是为自己打进去创造了条件了。从你现在的情况看，是有打入的可能的。”
“我和这个县的中统特务头子胡以德的关系搞得还不错，他什么都对我说。”我有几分得意。
老周知道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了，笑一笑说：“在这个小堂子里，即使你打进了胡以德那一伙里去，作用也不大。组织上是要你到成都去干大事业呢。你在这里不过是一个过度，要胡以德替你搭个进身的跳板。”
哦，原来是这样。要到成都大地方，钻进省级的特务机构，真是谈何容易。我不大相信我有这种能耐，我用诧异的眼光望着老周说：“恐怕我不行吧。”
老周断然地回答：“现在不是行不行的问题，是如何干的问题。要干成当然不容易，组织上也没有指望你马上就能钻进高级特务机构里去。但是从你现在的条件看，恐怕是最好不过的了。只要一步一步地爬上去，搞他几年，也许能行。这可是要作长期打算的事。”
既然组织上信任我，又认为我有条件，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老周和我仔细地研究下一步的作法。老周的意思是：我既然是一个总舵把子的少爷，本人又是一个“闲大爷”，还有着反动军事教官的身份，我的政治色彩是不会有人怀疑的。但是还不够，还必须把和胡以德的关系拉得更紧一些，打得火热，至低限度要他吸收我当特务的外围“通讯员”。有了这个头衔，才好去成都活动。老周还告诉我：
“那个县党部书记长许云寿看来是军统的人，这个人在这里，对你的活动不利，你要帮助胡以德把他挤走，让胡以德当书记长。你帮了他的大忙，他引荐你去成都，大有好处。你要明白，你的工作目标是在成都，但是你的工作基础是在安乐县。你在这里打不好基础，是不能到成都去的。”
他说的当然有道理。我自信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我到底已经在这个浑水塘子里混了一年多了。我说：
“我和胡以德混得更熟一些，并不难，也用不了多久时间。过去我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我不敢钻进特务内部去，现在你同意了，我可以要胡以德介绍我当中统的‘通讯员’。不过要挤走许云寿，还要下点功夫，因为他也是本地的一块牌子哩。”
老周说：“挤走许云寿，不是你的主要任务。不过许云寿这次引军统特务直接到这里来抓人，暴露了他的军统特务身份，可以鼓动胡以德报告国民党省党部中统室，省党部是容不得军统暗地钻进他们的党部系统里来的。同时他伙同军统抓了你们黄校长，在本地方也不得人心。要鼓动地方势力站出来反对军统抓黄校长。”
老周真灵，他才来这里几天，却把这个县的政治堂子摸得一清二楚了。我想大概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已经向他作了汇报了。
我同意他的分析，我说：“可以这么来搞他一下，借此援救黄校长。”
老周转到另一个题目上去。他说：“为了让你到成都去吃得开，你去成都以前，要借重你父亲在袍哥中的势力，把你引荐给陆总舵爷。陆总舵爷在成都的袍哥界里是有势力的人物，你靠上这一颗大树，就好乘凉了。这次他本来也不打算来的，后来是我给他出条儿，要他乘此机会，结纳好川中这一片的袍哥大爷，扩大他的势力，他才来了的。我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借你父亲把你引荐给陆舵爷，将来你去成都拜他的门，你在成都才能有根基。”
老周真算是深谋远虑。但是我的心里还没有底，要我父亲怎么引荐给陆总舵爷呢？
老周却早已胸有成竹地出了一个好点子，他说：“从这几天的活动来看，陆总舵爷对你父亲在这几个县的上下码头的势力，有相当深的印象，有意和你父亲拉好关系，你父亲看来对陆总舵爷也很尊重，你可以变成他们之间的纽带。”
“什么纽带？”我不明白地问。
“你拜在陆总舵爷的名下，请他收你为徒弟嘛。”
真是好主意！老周又说：“机会不可错过，就在这里拜门。你请你父亲去找陆总舵爷说说看，我也从旁帮一把手。”
我随即去找我的父亲说这件事。一说就准，他甚至对我想出这么一个结交陆总舵爷的办法而很欣赏我：“你这娃娃有出息。”
我父亲去找陆总舵爷一提这件事，陆总舵也是一说就准。其实也是他们两个都有这个需要，所以一拍就合。当然，我想老周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把我这个英俊青年在陆总舵爷面前少不得吹嘘一番。
我向陆总舵爷拜门当徒弟的仪式并不复杂。在西花厅里陆总舵爷坐在上首虎皮交椅里，我父亲在一旁站着，老周也笑嘻嘻地站在一边，我向陆总舵爷全身下地，向他老人家叩了三个响头，便算完成了。
陆总舵爷笑呵呵地挺高兴。说：“你这徒弟有出息，你是下过海的，以后该咋个办，规矩你是懂的。”
接着陆总舵爷叫他的跟班从他的提箱里取出一把摺扇来，他亲手交到我手里，我倒不是看重那把沉香木作骨子，绸子作扇面，上面的名画好字，多么讲究，而是知道那扇子上有他老人家的名讳，拿出这把扇子在江湖上作照会，便知道我是陆总舵爷的贴心人了，这才是最珍贵的。
我的父亲在一旁喜不自胜，不住地赞叹：“娃娃，你好福气，还不谢总爷。”
我急忙下跪接过扇子，又向他叩一个头。
拜门的仪式虽然简单，这消息却被我父亲大肆张扬地传出去了。少不得那些码头上的人又来给我父亲道喜，县城里更是传开了，要知道从此我是一个在上下码头上都“吃得开”的人了。
老周要跟陆总舵爷回成都去了，为了准备丰厚的礼物，送他们上路，又忙了好几天。老周对于我拜门的成功当然高兴，但是对于黄校长等人的被捕却一直揪心。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不是地下党员，但是可以猜出八九分，他要我去找胡以德，打听黄校长他们几个人被捕的原因和现在的情况。
我去找了胡以德。胡以德见到我很高兴，他早已得知我拜在陆总舵把子门下的事，一见面便向我道喜：“老兄找到这么一个靠山，将来不要忘了提携兄弟我一把哟。”
我向他打听黄校长他们的情况，一提起这件事，他就冒火。他说他去找过许云寿，对许云寿说：“要抓人也要由我这里出手来办嘛，怎么对我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就在我眼皮下抓人？你们眼里还有我胡以德这个人呀？”
许云寿却推说：“老兄，这可不关我的事，是军统派人直接来抓的。你不是不知道，戴老板手里有尚方宝剑，军统要抓哪一个就抓哪一个，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凭什么来这里抓人？”胡以德问。
“听说是成都的共产党叛徒供出黄明来的。”
“他们打算怎么办？”胡以德问。
“他们正在请示，重的解往成都，轻的交县里就地发落。”
我把这个情况向老周汇报以后，老周说：
“是叛徒出卖的？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说不定黄明要被解到成都去。黄明到成都要是挺不住，这一带的党组织就要坏事。虽说这不是你的任务，但是在不暴露你的面目的条件下，要想办法救出他们来，并且把那杆混进来的‘红旗’拔掉。”
我想了一下，对老周说：“由地方绅粮出面保黄校长，如果他们不卖账，那就只有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
老周说：“我估计军统不会卖账。你考虑怎么个武力解决法？”
我笑一笑说：“在这个县里，我父亲要叫哪个走不到路，你是天王老子也莫想走脱。”
“但是那样搞，军统要来理抹你父亲，那不是扯到筋筋，带出绊绊，连累了你，坏了大事？”
我又笑一笑说：“哪能打起旗号去干？在这山旮旯里，土匪抢鸦片烟贩子，‘拉肥猪’的事多的是，他们到哪里去查去？”
老周明白了，点一下头。但是给我打招呼：“要干得干净利落。”
“这个我知道。”
老周他们明天上路，他走以前和我约了到成都去接头的办法。
我们把陆总舵爷和老周送上路以后，回到家里，我就把许云寿平白无故地带几个外来的人把我们的黄校长抓了的事，对我父亲讲了。父亲说：“你小妹早说了，城里的人也来告诉我了，说是抓的共产党呢。”
“根本不是那回事。”我断然地说：“要是共产党，胡以德放得有侦探在学校里，他怎么不知道？完全是许云寿和黄校长有仇，在外面裹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县里来逞凶，在你的眼皮下抓人，他们来这里抓人，也不来拜码头，跟你打个招呼，我们这个码头怎么还扎得起？”
这句话却说动了我父亲。是呀，不管你是吃枪子的还是屙瓦片的，三教九流，到我这个码头来办事，抓人，打人，杀人，连码头也不来拜，就动手了，这还了得？这个面子是不能丢的。于是我父亲去城里联络了一些绅粮，去找了县长，说黄校长办学校办得好，家长都满意，凭什么让许云寿带人来把这块招牌砸了？说他是共产党，有什么凭证？难道爱说几句抗日的话，就是共产党吗？连胡以德也冲着许云寿，出头对县长说：“我是专门干这行的，都没有发现，他许云寿凭什么发现了？”说得大家更有道理，都愿意出头给黄校长作保，要求释放。弄得县长也只好说和许云寿跟上面来的人商量了再说。
其实县长是两面吃糖，玩弄阴谋诡计，他是去跟许云寿和军统特务商量了，不是商量取保释放黄校长他们，却是怎么暗地里悄悄地把黄校长他们几个赶快押出县境到成都去，人不知鬼不觉地。
幸喜在县衙门里和县党部都有码头上的兄弟，他们想悄悄押走黄校长他们几个的阴谋，马上传到了我父亲的耳朵里来。胡以德当然也在县衙门和县党部安得有眼线，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偷偷地告诉了我。我对胡以德说：“许云寿想拿别人去邀功，这不是有意把你凉起来了吗？”
“哼，他冲倒我来，想叫我好看，让他去干吧。我还不是把他是军统分子混进我们中统里头来的事，伙同军统特务到这里乱抓人的事，告到上面去了。我肯信他的那把交椅坐得牢。”胡以德说出他的报复之计。
但是对我来说，许云寿垮台那是以后的事，这对目前救援黄校长，毫无帮助。我必须想别的办法。
我找来一个我的“贴心豆办”王云飞，给他如此这般地作了布置。王云飞是好枪把式，灵透得很，干这种事干得多，只要给他“点一下水”，他就会去办得巴巴实实的，完全信得过。不过他退出去的时候，我告诫他：“你不要对兄弟伙说是我叫你干的。你们发的横财都归你们自己分，我不提成。”
我布置了以后，就等王云飞的好消息，我决定事前事后都不告诉我父亲，免得他起疑心。王云飞去干事的渡口隔县城一百多里，我父亲也管不到那么远，那一带“山大王”多，谁知道是哪一股头干的？
过了五天，王云飞回来了，高兴得很的样子。向我报告说，他们干得利利爽爽的，都照我说的办了。他绘影形声地象给我摆一个有趣的龙门阵似地摆他们干事的过程，倒怪有意思的。
王云飞说，他去相约了三个平素相好的兄弟伙，告诉他们：“哥子们，我打听到了一笔送上门来的财喜，敢不敢去端回来？”大家听说有好枪好烟土，谁不想去干？出发之前，王云飞打发两个人到县政府去探明虚实。托人打探到了确实消息，确是有一部外边来的吉普车停在县衙门院子里。再和那个司机拉闲话，知道这部车的确是从成都来的，马上要开回成都去。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开。
不管它，王云飞带着人赶到木瓜渡去埋伏起来，那是去成都的汽车必经之路，那个渡口没有公路桥，只有人力撑过小河的汽车渡船。过渡的车都要在河边停下，等渡船过来，开上渡船，才能渡过河去。这里不是场镇，没有店铺，只有一两家卖瓜子花生的小摊摊，木瓜镇隔渡口还有两三里路呢。王云飞他们四个人扮成行商，住在小店里等两天，没有消息。他留一个人在镇上，自己带两个人到渡口去选地形，看在哪里下手为好。
第三天的天快黑的时候，开来一部吉普车，正是他们在县政府看到的那一部。王云飞放在场上作眼线的兄弟马上赶到木瓜渡来找到王云飞说：“来了，天快黑的时候才开来的。车上除前座一个司机，一个便衣外，后边坐得有几个人，看不清楚。大概今晚上要在镇上歇夜，明天白天来过渡。”
王云飞说：“好，我们到镇上去歇店，天不亮就到渡口上来等，不怕他飞了过去。”
王云飞正带着三个兄弟伙准备起身往场上走去，忽然听到有汽车开动的声音。啊，他们好诡。只在场上停一会，吃点东西，乘黑夜摸到河边过渡来了。如果王云飞他们赶到场上，那就会错过了。
“快，埋伏起来，听我的号令。”王云飞说，大家提着手枪在河坎边爬下来。
吉普车开到河边来了，车头灯照过河去，渡船停在对面，因为撑船的船夫住在对岸小房里，小房子里还有灯光在闪亮。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人，便衣装束，站在河坎边喊开渡：“撑渡船的，快把渡船撑过来。”
从对面小房子里走出一个人，边走边埋怨：“乌天黑地的，哪个这时候来过渡？明天早晨来吧。”
“撑过来，有紧要公事，多给酒钱。”那个人吆喝。
“等到起，”对面听到多给酒钱的话，就回答了。那个人回到吉普车去等渡船。
王云飞突然走近吉普车，其他三个弟兄也逼过去。王云飞问：“哪个深更半夜的到这里来过渡？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车上前座上的那个人问。
“我们是缉私队的，奉命检查过往行人，看夹带得有鸦片烟土没有。”王云飞把大号电筒照到对面人的脸上。
“我们是办公事的。检查什么？”那个人很不耐烦的样子。
“办公事的，怎么不明天来过渡，今晚上趁黑夜偷偷摸摸来过渡？”王云飞这句话问得倒很刁，对方没有马上回答。王云飞又补一句：“我们就是在这里等晚上偷偷走私的人。”
“我们是坐汽车来的，还会走私吗？”那个人说。
“那就难说。过去我们也捉到过坐小汽车走私的呢。下来，都下来！检查！”王云飞命令。他把电筒照进后边帆布篷里去，一眼就看到黄校长坐在中间。没错，就是这一部车。
“妈的，你检查到老子头上来了。”三个特务都从车上跳下来，要来理抹王云飞。
“我看你们是想抢人吧，土匪！”头一个特务要拔枪出来，那两个特务也伸手拔枪。
“你说抢人就抢人。”说时迟，那时快，头一个还没有拔出枪，王云飞一抬手就呯的一声把他敲掉了，倒在地上。几乎是同时，后边的两个特务才举枪打了一枪，便应声栽倒在地上。接着几声枪响，是王云飞叫补的枪。王云飞用电筒照一下，一个活的都没有了。真是做得干净利落。
“下来，都下来，检查！敢反抗的，他们就是样子。”王云飞叫。
那个汽车司机下来了，举起双手，不住发抖：“莫打我，我只管开车。”
黄校长和两个学生下来了，三个人是拴在两副手铐上的，一个也别想跑脱，唯独另一个是单独带一副手铐，站在一边。
“你们是干什么的？”王云飞问。
“我们是被他们绑架的。”黄校长回答。
“哦，你们是被他们拉的‘肥猪’呵。”王云飞故意说。
几个人没有敢肯定，也没有敢否定，不做声。
“你们把手铐砸了，滚你们的蛋吧。”王云飞命令。
几个囚徒就蹲在地上，用鹅卵石来砸。王云飞对那个单独戴一副手铐的人说：“你来，我帮你砸。”
他把那人带到水边，捡一块大鹅卵石替他砸。边砸边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
“我叫张一杰，城里人。”
“好，你叫张一杰。”王云飞举起鹅卵石趁砸手铐的时候，冷不防一鹅卵石砸在张一杰的头上，登时鲜血淋淋，叫都没有叫一声便倒向地上。王云飞趁势一推，滚进河里去了，连声音都没有听到一点。
王云飞走回到吉普车边，对那个司机说：“师傅，要委曲你一下，你坐进驾驶座位上去。”司机百依百顺，坐到车上。王云飞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去，用绳子捆起来，又套到驾驶盘上，还用衣服把他的头蒙起来。然后他们爬上吉普车去搜查，别的没有搜查到，却真的搜查到一包鸦片烟土。他叫：“真的见了财喜了，伙计们。”
他们把倒在地上的几具尸首翻了一遍，把钱和别的值钱的东西都搜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了。三支好手枪王云飞一支不要，送给三个兄弟伙。
王云飞又抽出匕首来，在四个轮胎上插了四刀，把气放光，轮胎马上蹩了。他做这一切都是那么麻利。
王云飞又叫兄弟伙把三个家伙拖到河边，掀进河里去，说：“让他们喂王八去吧。”
黄校长他们几个人站在黑地里，看着这几个奇怪的救命者干的一切，一动也不动，不知道要怎么发落他们。
“你们这几条‘肥猪’，我们不拉你们了，滚你们的蛋吧。”
王云飞说罢望一望对岸，那撑渡船的听到枪声，哪里还敢撑过渡船来。
“走。”王云飞命令，几个弟兄跟着他隐没在黑暗里去了。
王云飞对我摆得眉飞色舞，我也不住夸他：“好，干得漂亮。”
王云飞把那包烟土拿出来说：“枪我分给他们三个兄弟了，烟土我缴上来。”
“不用，你收了吧。或者给三个兄弟伙也分一点，叫他们见见财喜吧。”
过了几天，那个司机被送回城里来了。据他说，乌天黑地，是什么人干的，他一个也看不清楚。说不定是土匪抢人，听他们说话，是把捉在车上的人当作“肥猪”了。并且说是特务先开枪想打死土匪，土匪才开枪打死特务的。
黄校长他们几个人再也没有回到城里来，到底是被抢车的土匪当“肥猪”绑架走了呢，还是被杀了呢，谁也说不明白，只是在河边浅水处捞到了那个叫张一杰的囚犯的尸体，头被砸开了花，还带着手铐的。其余的几个人一具尸首也没有捞起来，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天，恐怕是黄校长他们尸体，早已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
又有传说是共产党派人来干的，但是谁也找不出确实的证明来。
又过了半个月，县党部的许云寿书记长到成都去了，一去两个月，再也没有见他回来。他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回来，也没有人知道。只有胡以德悄悄告诉我，他得到了上面来的消息，中统向军统办了交涉，许云寿已经被军统调回去了。省党部不久就会派来新的书记长。他没有说是谁。但是看他那得意的神气，我猜着了八九分。果然，不到一个月，他走马上任去当县党部书记长去了。而我也由他给我办了当中统“通讯员”的手续。“我们真的成了一家人了。”他对我说。
“可不是吗。”我欣然同意他的话。
这个县里的权力圈除开中学校长黄明下落不明，还待补充外，其他的都各安其位，权力圈复归于平衡。
我的政治基础已经在这里奠定，要飞到成都去闹腾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