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三个月把我真是憋坏了。”——肖*见我去了，一见面就这么说。
“哦，真对不起，这两三个月我有事出差去了，没有功夫来找你，听你的‘夜谭’，也没有给你打一个招呼。”我只好向肖*表示我的歉意。
“老兄误解了，我说的‘那两三个月’不是你说的‘这两三个月’。我是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的时候，有两三个月我的上级于同一直没有来和我联系，但是正是在这两三个月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报告。于同不来，我向谁说去？于同说他下乡去走一走就回来，然后就把我的关系移交给地方党川康特委，可是于同一去没见影子，川康特委也不见人来接关系，而于同还有重要文件托我保存在我的保险柜里呢。虽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去开那个保险柜，但是放久了，终不是好事。”
“后来于同来找你接上关系了吗？”我问。
“没有。”肖*说，“而且我当时就猜想，于同大概是永远不会来接关系的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当时我从《特情通报》中得知，川康边发现一支中共的游击队，在雪山下一带活动，十分猖獗，派去进剿的一连保安队，连同亲自去督阵的保安团团长黄某和大队长王某，一起被中共游击队设伏打死了。其中还提到先期打入游击队的军统特务冯羽飞，也被发现，连同他带进去的三个特务，全部遇害，不过共产党游击队喻政委已被冯羽飞杀死。从这个情报中，我很怀疑那个姓喻的政委便是于同。”
“于同牺牲了，那你后来怎么接上关系呢？”我问。
“后来是川康特委的老陈，他用于同留下的口号和接关系的办法，来和我接上了关系的。后来听老陈讲，为接我的关系，很费了一些周折。”
前面说过，于同下乡之前，曾找到川康特委老陈，传达上级指示，他要被调走，因此把他所联系的情报、军事和统战关系交给地方党委领导，但是要等于同下乡回来，离开成都以前办移交。谁知于同下乡一直无踪影。幸喜川康特委当时派去和于同建立交通关系的杜小山回来了。他向老陈报告说，于同已经英勇牺牲，临死前叫游击队通过小三回成都和川康特委联系。游击队把杜小三当作宝贝似的派武装护送出山，又派人护送他回了成都，通过杜小三，才使游击队和川康特委保持了联系。
杜小三回成都后，还对老陈说：“喻政委临终前，说了几个字：‘二〇一八号邮政信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老陈想起于同下乡前说过，有些特别机密的关系要交给他，这可能是和交关系的事有关。既然说了邮政信箱号码，应该去看看，看有什么名堂没有。过去用邮政局的信箱作为我们传递秘密文件的办法，也是用过的。邮政信箱是什么人都可以租用的。老陈到邮政总局去，查看了邮政信箱，有这么一个二〇一八信箱。可是他没有钥匙，打不开。他只好用高价去找一个会配万能钥匙的锁匠，配了一把万能钥匙，到底把这只邮箱打开了。里面果然有两本杂志和一本练习本，还有一封信件。老陈锁了箱子，把杂志练习本和信件拿回家里去研究。信封上写的是“面交李吉人亲启。”这个李吉人在哪里呢？怎么能交给他来亲启呢？他翻看那两本杂志，原来是当时流行的消遣杂志《谈天说地》。他把杂志翻遍了，没有发现什么秘密，骑缝也折开来看，还是没有一个字迹。他以为是密写，他用通常用的密与药水涂它一个遍，毫无文字的踪迹。这杂志有什么用？他又打开那本练习本看，那是小学生用的算术练习本，上面有一些算术演算题，全是数字，这却引起老陈的注意，很可能在这些数目字上有文章。这很可能是密码。但是于同事先没有把密码键告诉他，也是枉然。这种神仙数字怎么解破？老陈到底是老于此道的人。他把这些长短不等的数目字和杂志的页码、行数、字数连起来一想，试着找一找这些字，把这些字写下来一念，才试了五六个字就念通了。对了，天书读通了，神仙数字解开了。他到底把全部的密码猜了出来。这写下来的文字照一般的文字去读，还是莫名其妙。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寻人启事，文字是这样写的：
“寻人启事：兹于前日下午三时在花园坊茶社走失十二岁小孩一名，上穿英丹士林蓝布中式对襟上衣、下穿青色中式长裤，脚穿绿色胶鞋，蓄偏头发，浓眉直鼻，有拾到者请速送该茶社转交本人，备有厚酬，家长于大同白。”
老陈一看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个登报接关系的寻人启事。至于那一封信，显然就是接关系的信物了。
老陈想起来了，于同在下乡以前曾对他说过，他将要被调走，他所联系的一些统战关系，情报关系和军事关系，都交给川康特委来联系。依靠这个寻人启事，肯定可以接上一个人的关系，其余的如果接不上，只好放在那里，将来等上级派人来联系了。
这个接关系的寻人启事，登在什么报上呢？从留下的密件中看不出来，过去常常是在成都发行量最大的《新新新闻》上刊登广告的。把这个广告先拿到《新新新闻》去登三天看一看吧。
老陈到《新新新闻》广告门市部去登了三天寻人广告。第四天的下午三时，他准时到了西门外花园坊茶社去坐茶馆，他还没有找好坐位坐下，就在靠左窗边条桌上发现一个大约三十岁出头的人，长相和穿着和启事上的一模一样。他径直走过去，在这个人的桌边，伸手出去，亲热地说：
“李吉人兄，久违了，不想在这里碰到。”
“哦，大同兄，许久不见，你好吗？”那个人也热情地伸出手来。
“拿茶来。”李吉人叫。
茶倌端茶碗来泡好了茶，二人随便谈几句天气的话，老陈拿出那一封信来交给李吉人，李吉人打开一看，十分高兴。细声地说：
“我等了两三个月，等得好苦，到底把你们等来了。”
好。老陈说：“等一会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两个人坐着喝一会茶，老陈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可疑的，于是二人起身自由自在地走出茶社，径直往西走到茶店子，找一个清静的茶馆再坐下来。一路上老陈随便谈话和不引人注意地观察，没有什么人跟他们。这个李吉人想，他倒是行家呢。其实用不着这么办，他的身上带着特务的派司，怕什么，——原来这个李吉人就是肖*。
肖*从老陈的口中得知是于同把他的关系交给老陈的，老陈当然就是川康特委的负责人了。他可以把他这三个月所获得的重要情报，一五一十地告诉老陈了。
老陈从肖*的口中得知，肖*原来是这么一个十分机密，十分重要的党员关系。过去于同和他联系时，曾经告诉过他一些十分机密的情报，想必就是从肖*那里获得的。老陈自然而然对肖*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这样不计个人生死，深入魔窟和魔鬼打交道，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肖*对老陈说：“老陈，我想向你先报告一份情报，就是于同可能已经牺牲了。”肖*把他最近看到的一份情报的内容向老陈复述了一遍。最后补充说：
“从那份情报看，虽然于同牺牲了，可是他除掉了一个埋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一个凶恶的中统和军统的双料特务。”
老陈说：“于同牺牲的详细经过，我们已经从这个游击队回来的交通员口中得知了。于同不仅除掉了凶恶的特务，除掉了叛徒冯羽飞，于同还领导游击队消灭了半个保安连，打死了一个保安团长和保安大队长，得到了许多好武器，为游击队以后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这是他立的最大的功劳。游击队的同志们都很崇敬和怀念他们的政委，把他在乡间安葬了。他们怕敌人的破坏，现在没有为他立碑。他的碑立在游击战士们和我们的心中。解放以后，是一定要为他立一块碑的。”
肖*问：“根据我和于同长期的交往，我看他是一位非常机智和勇敢的同志，不知道他怎么吃了这么大的亏？”
老陈说：“于同之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他没有料到冯羽飞这个叛徒缴了械以后，还在身上藏有一只钢笔手枪，一只看起来完全是黑杆钢笔样子的独子手枪。冯羽飞这个叛徒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抽出这只钢笔手枪来对他发射。这是无法防备的。”
肖*叹息：“唉，特务现在从外国的特务机关搞到了许多新的无声手枪之类的特务枪支，火器，刑具，通讯、侦察和审讯用的电子设备，我们还不大清楚，不当心就要吃亏。”
老陈说：“他们除开这些技术装备以外，还有从外国特务机关传来的一套心理作战，一套伪装潜入革命阵营来的阴谋诡计，更是值得注意。你在这方面要随时留心。”
肖*点一下头说：“我正是为了保卫党组织，防止叛徒、特务的混入而潜入到他们内部去的。”但是肖*没有对老陈说出，于同之所以能够发现冯羽飞是混入党内的特务，并且把冯羽飞弄到游击队去反钓鱼，消灭敌人保安连，正是从他掌握的特情档案中获得情报的。不然留下冯羽飞这个祸害，党组织还不知道要受到多严重的破坏呢。他没有对老陈说出这件事。他认为不必要。
肖*最后告诉老陈说：“于同还有一个秘密文件袋子，寄存在我的保险柜里呢。我把它拿出来交给你吧。”
“哦，原来是寄存在你那里。”老陈说。他这才恍然大悟，于同走以前说要交给川康特委一批特别关系，结果只交了肖*一个关系，原来其余的都藏在肖*的保险柜里。这真是太妙了。他对肖*说：
“当然，你拿出来交给我吧。”
现在我给你摆一个消胀化食的龙们阵吧。——吃罢午饭，肖*端起茶杯对我说。不等我说同意，他就摆起来。
有一回我从我的办公室回到我的家里。你知道，或者你不知道，我过去好象没有对你摆过，我一直是住在我的老丈人陆总舵爷的公馆里的。住在他那里比在外面单独租赁房子住好得多，倒不只是因为那公馆里房子很宽，吃住都不用交钱，只要过年过节或是老丈人生日买些丰厚礼物拿回去，给他们拜年或者拜寿就行了，而是因为那里便于我和党组织碰头谈工作。那个公馆成天有三教九流的人进进出出，鱼目可以混珠，而且那些进出的人里面不少是专会“扯把子”的歪人，【1】谁敢去动问？这样可以给我的活动提供很多方便。
且说这天我回到家里，才进我的房间，我的老婆陆淑芬便紧紧张张地对我说：“老太爷在上房大发脾气呢？”
“为什么？”我让老婆给我脱下制服，换上便服，顺口问她。
她说：“不知道。听那口气，好象和你们办的什么事情有关。”
我不知道这又是哪一河水发了？说实在的，干我这行，随时都准备着要“发大水”的，因此我并不惊诧。我们正说着话，陆总舵爷派管事请我来了。我跟他走到上屋，向老人家请了安后，坐在他的鸦片烟铺边的厢凳上，老人家正躺在床上由专给他烧鸦片烟的枪手掌着烟枪，就着烟灯，呼噜呼噜地吞云吐雾呢。一见我坐下了，便把烟枪一推，吐了口里的烟子，对我不客气地说：
“你到底是在吃哪一家的饭？是吃中统那一家的饭呢，还是吃我家的饭？”
这句话把我问懵了。我当然是在他家里吃饭，可是我在中统干特务工作，当然也吃特务的饭，不过我从来没有办一件冒犯他老人家的事情呀。我也还是他那总社下面的一个分社的舵爷，我也还是有空就和他们“社会上”“在字”的上上下下的人来往，酒肉不分家，你来我往，称兄道弟嘛。这一方面的活动也是我在省特委会里占有地位的支柱，我从来不敢懈怠。我有哪一点得罪了老丈入了呢？
我知道他们搞“社会”的人，哪有多少干净的？开茶楼、酒馆、旅社、书场、妓院、鸦片烟馆，赚黑心钱，这些我从来不过问，也从来不去分帐。我在中统还常常说服中统特务不要去和他们“社会上”的人作对，那不会有好处。那些掌红吃黑的人，是不怕事的，得罪了他们，说“黑办”就把你黑办了，不明不白，连尸首都找不到的。我一直也没有听说他们做了冒犯陆总舵爷的事呀。谁不知道他在成都是可以吃通街的权势人物？我当了他的上门女婿，沾了不少光，我在特务机关中活动，也靠他给我扎台子，我怎么敢去拆他的台呢？我问：
“老人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你们中统特务干的好事，你还有不知道的？为什么不给我通风报信？”他还在生气。
“到底是什么事，我还摸不着头脑，老大人说一说吧。”我请求。
老大人就滔滔不绝地连骂带说，口里带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把子”。他说：
“前两年中统特务把警备司令部魏司令私运鸦片的事，告到重庆***那里，结果把魏司令撤了差，换上中统的人不说，还假说把魏司令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去当他妈的啥子学员，结果不明不白地失了踪，说是争风吃醋，给人黑打了。魏司令是地方上的人，他运的土货是地方军的头头脑脑们都下了本钱的，一下都倒掉了，被中央禁烟总署吃掉了。其中还有我的份子呢，也跟着倒掉了。地方上对这件事早有意见。但是那一次失了水，人赃都被抓住，没有法子，只好捏住鼻子受了。他妈的×！”他端起茶碗喝一口茶，破口大骂起来：
“要说运鸦片烟赚钱，头一个大头就是***，他妈的那个禁烟总署，就是运烟总署，一家独吞。给地方部队的待遇和他妈的中央军两个样，是后娘生的。地方不搞点外水，大家咋个过日子？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只准他们运，不准我们运，哪个心服？眼看他们特务假公济私，大模大样地走私，地方上哪个看了不眼红？哪个不想也搞一点点好处，这一回大家又凑了份子，合伙做买卖，由我们“社会上”的人出面来搞一个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在各码头设立分局、分号，什么货都搞，当然也搞点黑货。这一回不知道从哪里又走了水，特务出头把我们设在成都的分局抄了，把我们的黑货拿走了，还把上下管事的人都扣起来，给他们戴上奸党分子的帽子。这他妈的欺人太甚了！”
我坐在那个厢凳上打了一个寒噤，吃惊得说不出一句话，身上不觉出了一身冷汗。只是我老丈人忙着骂人，没有注意我的神色，那屋里光线也很暗淡，看不清我的面孔。他说的这两件事，原来和我都有关系呢。
头一件那个姓魏的警备司令私运鸦片的事，是当时我在警备司令部工作的时候，亲自向中统密报了的。这是我的上级周武哲告诉我叫我这么办的，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在中统那里立功通过这次的密报，事实上我得到了中统的信任，为我进入中统内部铺平了道路。只是我不知道中统竟然把这件事密报到了***那里，使***找到了借口，把一直由地方势力把持的警备司令这个位子夺了过去，并且黑杀了魏司令，叫地方军阀恼了火。我当然更不知道魏司令他们做的鸦片烟生意里头，还有我老丈人的股份。幸喜我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在他面前透露过，也没有对我的老婆在枕头边谈过，如果我的老丈人知道是我密报的，不仅要招来我的老丈人和地方军阀的痛恨，说不定认为我吃里扒外，按袍哥的规矩，要叫我走不到路，甚至要在香堂里捅我三刀六个眼呢。现在我听起来，还忍不住直打寒噤。
第二件事虽说不是我作的主，可是我是做了煽风点火的功夫的。我没有想到又惹到了地方军阀们的头上，而且直接敲到我的老丈人的头上。说实在的，我们党当时的政策是拉拢地方势力，打击中央反动势力，谁知道这两件事偏偏都是把矛头对着了地方势力，还对着我的袍哥老丈人，我在这里安身立命的一个靠山。
陆总舵爷见我不说话，问我：“你在他们那里干，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吗？”
我象惊醒一般地赶快找话来对付他：“愚婿的确不知情，如果听到什么和你老人家有关的事，我还有不回来说的吗？”
他相信我这个女婿。他给我布置任务：“你在中统打听打听。这中华共和企业公司的事，他们到底想怎么了结？”
“是，是，我一定去打听。干这些方面的活动，十有九成是军统和宪兵、警察系统干的，不是中统干的。不过我一定去搞清楚，尽力维持一下。”
我从我的老丈人的烟铺边退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里，想起来才真有点后怕，如果他要发现我在这两件案子里使过法，他是会六亲不认，敢对我下毒手的，这许多年，我听说他在黑社会里黑办过的人不知有多少，他就是靠这一手来打击敌人和在他自己的内部维持他的权威的。
这第二件事，就是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这件公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听我在下面细细给你摆出来。
有一次省特委会的汇报会上，军统来参加汇报的人说：“共产党的组织很严密，不容易打进去，连它的外围组织民盟（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和民协（就是民主青年协会，这的确是我们党当时的外围组织）都不容易搞进去。原来搞进去的又被识破了（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个军校的“红旗”特务冯羽飞）。现在新找到的两个线索，是原来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送报纸的报童。《新华日报》被查封后，他们失了业，我们‘在字的’（就是参加了袍哥的军统特务）人收买了他们。我们给他们弄到一些上海出的奸伪刊物报纸，是我们从邮电检查所没收得来的，叫他们拿去向他们原来送《新华日报》的老订户兜售，这样可以从那些奸伪嫌疑分子口中探听一些消息。”
我听他汇报这种阴险的做法后，自然是要表扬一番的。不过我心里却暗忖，这件事倒要引起老陈他们的注意才好。后来我把这件事向老陈汇报了。老陈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件事，不过那两个报童本来就不可靠，所以《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被查封以后，有意把他们甩了的。特务想来玩这个花样，正好，反倒可以利用他们，从他们那里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正是大家一直想看的，向上海订了却总是收不到。
我一听灵感就来了。既然在这里有一个向军统送情报的口子，为什么不可以从这个口子塞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进去。让他们自乱阵脚，叫他们劳而无功呢？这样分散了他们的注意方向，浪费了他们的精力，不是对保护我们组织有利吗？我把这个意思对老陈说了，老陈很赞成。只是他问我：
“你看有什么可以引起他们兴趣的情报呢？”
我说：“这个好办。我回去找一个有点线索的情报，把它编得圆一些，再拿出去，设法透到那两个报童之口传到军统特务耳朵里去，事情就好办了。”
“好，你就去编一个来，我们负责透出去。”老陈说。
我补充说：“要叫他们相信，最好先透一两件虽然不关紧要，却是经得起他们核查的真情报。让他们先吃到甜头，然后再把我们编的假情报放出去，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老陈认为我到底是“老情报”，事情想得周到一些。他说：“这个也不难，我们负责提供。”
我又进一步补充说：“还有，为了投其所好，我们编的这个情报，要搞得隐隐伏伏的，好象是一个大案，这样才能叫他们搞得热火朝天，最后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老陈觉得我这个点子也很好。
事情便这么说定了。
我回去以后，我从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中去选取一个看来容易引起轰动的情报。我终于从中统埋伏在地方势力中一个“特情”人员报来的情报中，得知长顺街绿影巷十号一个张公馆里正在搞些什么鬼名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都有，还有军人、师爷和作买卖，跑单帮的人在进出。据情报报告，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什么中华共和企业公司，搞批发业务，这里是总公司，全国各大码头都设了分号，在成都还另设有成都批发总站和成都交通分局，顾名思义，总站管批发，分局管货物的交通运输。这个企业公司的背景不知道，看来是搞投机倒把活动的。但是据“特情”分析：如果是搞经济上的投机倒把，倒也罢了，这样的投机公司多的是，叫人奇怪的是这里面的规矩很严，进公司的人都有区别，这个公馆里有两个院子是不准外人进去的，有便衣带着手枪守着。不知道里面是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神秘得很。
我看了这份情报，想了一下，这个中华共和企业公司很可能是一个搞投机倒把的集团，但是从他们的诡秘性和设立了专门管交通运输的机构，很可能他们在搞另外一种买卖，就是搞走私鸦片烟的买卖。那两个院子很可能是储藏黑货的所在，或者是把鸦片烟制成吗啡、白面的地下工厂。各大码头的分号除开适应投机倒把要及时报行市的需要外，说不定也是鸦片制品的秘密转运和分销站。
我自信我这个分析是可靠的，但是我现在决不作这样的分析，并且把我这个情报分析送给上级去，我只把它作为一个一般的经济情报，淹没进那些情报的汪洋大海里去。我把卷宗夹关起来，自言自语：“好，就是这一件。”因为这个公司的神秘性和公司的名称，都是可以启发神经过敏的人的奇妙的联想的，这是很有趣味的事。
不过我暂时还不着急，我还要等下一回和老陈碰头的时候，问他通过那两个报童送两件真情报的事办了没有。这件事办了，报到省特委会来，又经过核查了，我才能把我的设计告诉老陈，请他依计而行。
果然，过不多久，在汇报会上军统的人汇报说，那两个报童报告了两件情报，第一件是四川大学的“奸伪分子”要开一个秘密的时事座谈会，请了几位进步教授参加，时间地点都探明了。对这一件情报的处理是准时派外勤特务混进去参加。经过核实，果然如此，虽然那些教授和学生的发言不过是天天听惯了的“骂政府”的话，没有什么希奇，记上一笔帐就是了。第二件是拿到了一份“奸伪”印的油印战报，上面报道了华北解放区打了胜仗的事，说是在川大印的。我一看这倒是货真价实的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电稿。老陈送来给我看过，是川康特委专门组织收听和油印的，倒不是川大的“奸伪”分子印的。不管怎样，这用不着去检查，可以证明这个报童真正拿到了共产党印的油印件，他和共产党的确挂上勾了。这个关系非同小可。在汇报会上，中统方面坚持四川大学这种文教单位的情报收集工作，是中统的工作范围，理应把这两个情报关系交出来，由中统来联系，以便在川大统一行动。我极力支持中统这个建议，军统也说不出别的道理来，再说他们以为这种情报的价值也并不很大，于是同意把这两个报童的情报关系交给中统的外勤去联系。条件是中统今后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重要情报，理应让军统知道。
“这个是自然的，我们不是在定期开汇报会吗？”我向他们保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新的演出可以出台了。我和老陈见面的时候，把我对这一台戏的设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请他依计而行。不过我最后对他提出建议：
“这个情报除开漏给那两个报童外，还要从别的渠道漏出去，中统能从不同的来源获得同样可疑的情报，便更能惊动他们。”
老陈当然同意我的这个看法，这样可以做得更巴实一点，但是他一时却想不起来从什么别的渠道，可以把这个情报透到特务机关里去。
我想了一下，提醒他：“那个通达银行的吴达非，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老陈说：“从于同移交给我们的材料看，这家伙是一个‘特情’，很不可靠，虽然民主党派里还和他有联系，但是我们不想再和他直接见面了。”
“不，应该和他再见一次面，突然去找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向他透露说：共产党的南方局搬到南京组织的南京局已经被迫撤退回延安了，在重庆组织的四川省委也被迫撤退回延安了。共产党为了加强大后方工作，加强和民主党派、地方势力的联系，可能要建立一个成都分局。只告诉他这么一点就行了。”
老陈的眼睛发亮了，他马上理解这么作有什么妙处。他说：“好，我们就去和他见一回面给他透一透这个消息。”
事情果然照我们设计的一件一件出现了。省特委会的情报组，从两个不同的渠道获得互相有关联的两条重要情报。头一条是中统的外勤报告，那两个报童报来了情报说，四川大学里那个给这两个报童看秘密油印小报的人，要替他们送一卷东西到长顺街绿影巷十号张公馆里去，交给张总经理。据他们猜想，这卷着的一卷东西很可能是给他们看过的秘密油印小报，又据他们报告，他们送去的时候，叫他们说是新康泰银行的刘总经理叫送给张总经理的，这样才让进去。他们送进去，到了里面一看，院子很深，还有一重院子，有便衣守在院门口。那里还有一个门房，不叫他们进去。叫他们把小卷留在那里。那里面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第二条情报是据某“特情”报告，中共和他有联系的人告诉他，中共为了加强四川工作，有可能在成都建立中共成都分局云云。
省特委会的汇报会还没有开会以前，中统省调统室管情报的廖科长先来了。我们过去是熟人，现在来往联系也最多，他一来便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闲谈一会后，我把这两条情报拿出来，给他过目，他看了一下，说：
“我看到过了”。
他似乎还看不出这两条情报有什么关联，只是对于中共可能建成都分局的事，比较关注。但又说：“只说是可能，谁知道中共成都分局是不是真建？建在哪里？谁来建？”
我象忽然想起来似地对他说：“嗯，我想起不久以前，“特情”报来的一个情报，好象也是说的长顺什么巷的什么公馆里，人员复杂，进出神秘。我找出来对一对看。”
我不用费很大力气从卷宗里找了出来。我把这三条情报摆在廖科长面前，告诉他：“老兄，你看看。”
他把这几条情报凑在一起反复看了一会，忽然拍案而起，眼睛闪出凶光来，说：
“哈，老兄比我先一步看出门道来了。”
于是他用红铅笔在那几条情报上有的字句下，重重地划了红杠，使人一看，一目了然。
他说：“这个绿影巷十号张公馆办的中华共和企业公司，恐怕还不只是搞投机倒把的，恐怕和那个中共成都分局还有什么瓜葛呢。”
“高明之见。”我说。
汇报会开起来了，用不着我说，廖科长把他的大发现抢先说出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廖科长的高明在特委会里是出名的，大家洗耳恭听，他把这三份他用红铅笔划着杠子的情报稿放到大家面前，把我们都当着小学生似的教诲起来。
“你们看，这一份情报上说，中共将在成都建立分局。这另一份情报说，长顺街绿影巷十号这座张家大公馆里开了一个不明来历十分神秘的企业总公司，这个总公司打出来的招牌是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其下还建有批发总站和运输分局。这第三份情报上说，确证曾经给伪奸分子送《新华日报》的报童送来情报说，他们奉命送一卷据估计是奸伪印的油印小报，叫他们送去的地方正是这个开着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的长顺街绿影巷十号张公馆。而且在前后的情报中，都发现这个张公馆里有严密看守着的后院，有神秘人物进进出出。这种种迹象很能说明问题，有可能是奸伪分子假借企业公司的招牌，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秘密机关。既然叫总公司，说不定还是一个高级的秘密机关。你们再看看。”廖科长用手指又指着他划红杠杠的地方说：
“这个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的名字和下属成都运输分局的名字合起来，不是隐藏着‘中共成都分局’几个字吗？你们说，从这几份情报合起来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他故意卖关子，不说出来，其实谁也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我到了为他效力的时候了，用商讨的口气替他的话作注解说：“老兄的意思是说，中共成都分局建立的秘密机关可能就在长顺街绿影巷十号张公馆里吗？”
他把眼睛笑得溜圆，却不回答。
“高见，高见！”许多人为廖科长这个伟大发现赞叹不已，虽然我也发现有几个人对于这种算命先生搞的拆字法不那么欣赏，有的还微微皱起眉头来，可是谁也不说什么。
于是根据廖科长的提议，大家“一致”同意，列出一个重大专案来进行侦察，专案的名字是：《中共成都分局案》。并且作出分头进行侦破的方案，立即执行。
可是在如何进行侦察和破获上，却发生了严重的争议，说穿了就是中统、军统、宪兵、警察都以为这是一块肥肉，都想捞到自己手里，独占这一份眼看可以到手的功劳。如果独占不到，至少要插手，将来分奖金的时候大家有份。在会上吵过来吵过去，最后占上风的当然是以廖科长为代表的中统，他的理由很叫得响，是中统提供的情报，又是经过他亲自分析出来的，我极力支持他的主张。可是军统的人不服气，当然还有军统御用的宪兵团的人也不服气，支持军统。军统的人说：
“可是那两个《新华日报》的报童，是我们把他们抓到手的，没有他们提供的情报，没有他们亲自去送奸伪分子的信件，你们能肯定那里就是什么中共成都分局吗？大家如果问，我开一个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怎么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了？你拿什么去证明，所以关键材料还是我们提供的，应该由我们来顺藤摸瓜，动手破获。”
警察系统的省会警察局本来是一个大杂烩，军统、中统都有人插手其间，局长是一个两面沾边，两面吃糖的中间派，上一次省特委里中统和军统争权，闹得不开交，后来闹到重庆去，最高当局只好妥协，让这个省会警察局长许祖齐来兼任省特委会的主任秘书，实际上是第一把手。这个人和我的关系还不错。他们来的人既不主张中统霸占功劳，也不主张军统和宪兵团包干吃尽，他们还是照老章程，主张由省特委会来主事，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局长来主事。这个意见我当然也赞成，因为省特委会搞情报是我在主事。廖科长知道我是中统的“忠实同志”，当然也改变了态度，最后他说：
“我看大家莫争，都参加吧，这个案子要侦查明白，恐怕还要费一番手脚，共产党诡得很，你就是冲进去，也未必能拿到什么凭证。我看还是由省特委会来管总，大家都出力，至于将来要动手破案，那就当然要仰仗军统、宪兵团、警察局出力了。”
这个意见几方面都能接受，便这么定了下来。并且相约，这个案子绝对保密，也暂不向上报告，等到搞得差不多了，再上报请示，批准破案。这样做大家也没有意见，散会。
后来事实证明，大家口头说没有意见，其实一转身回去，都向自己的上级秘密汇报了。至少我知道中统是上报了的，廖科长回省调统室马上就向申雨峰主任报告了，申雨峰马上找我去，告诉我说，他已经报到重庆中统的总部去了，很受重视，一定要搞他一个水落石出，宁肯把别的案子放一放，也要把这个案子抓紧。我当然同意。
中统这方面布置了许多人作侦察工作，假如不能叫做倾巢出动，也算得并肩接踵了。可是他们发现军统出动的人更多。他们以找那个公司洽谈商业业务，以新闻记者去采访，以寻亲访友去找人，想办法去认识张总经理。还先把张公馆的电力进线偷偷剪断，然后以电灯公司名义进去查看电线故障，如此等等花样，进行得十分积极。毫无问题，他们一定是奉到重庆军统总部的命令，要他们的蓉站全力以赴，迅速破案，他们才这么卖力气的。军统历来对于中统办事有些按步就班、拖泥带水地办案子有意见，他们把中统丢在一边，自己动手大搞了。
我所在的省特委会这一边当然也用了不少的人去侦察。去查过户口，去检查过收音机（当时规定，凡是有收音机的，都要在警察局登记，然后统一把短波线圈剪掉，以免偷听延安和外国广播），当然也派人去和他们进行过业务接洽，弄来弄去，看不出一个明堂来。那后院的确是门虽设而常关，并且有人在暗地把守。但是没有理由进得去。这是一个高墙小院，在附近的公馆楼上望，也望不进去。人家说是住的内眷，你有什么理由估倒进去呢？
在省特委会联合汇报过两回，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现在大家的目标集中在那个高墙小院，还没有找到办法搞清楚它的内情。在张公馆进进出出的人是多，跟踪追查，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流氓地痞也有，妓院的人也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秘密机关？大家都不愿意放弃把他当一个奸伪领导机关“中共成都分局”来侦破，因为这种案子最吃香，侦破了得的奖金比什么案子都要多。只有我心里逐渐有了数，这里很可能是搞投机批发买卖，很可能同时偷偷在搞“黑色买卖”。甚至是以搞投机买卖为名，暗地里搞“黑色买卖”。
大家搞了几个月，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大家是真卖了力气的。中统和省特委会加上警察局派大量的便衣特务和警察对在张公馆进出的人，有重点地进行跟踪。军统和宪兵团采取夜间派能飞簷走壁的人，翻过高墙进小院去侦察；偷偷租用这个公馆隔壁老百姓的房子，从那里偷偷挖地道，钻到那小院的厢房的地板下去侦察，这样才算有了一个眉目。
从他们绘声绘色的汇报看起来，他们真是下了功夫的。据军统的人说，他们派武术高明的人，夜间从墙外搭软梯吊过墙，翻身下去，正要去有灯光的上房窗门偷看，却忽然听到狗叫起来，接着有人提枪出来查看，害得进去的人，只好爬到墙边一棵大树的浓荫里躲藏了半夜，天明前才偷偷翻墙出来跑掉了，犯了险却什么也没看成。他们租了公馆隔壁老百姓的房子，从那里偷挖地道，倒是钻进厢房的地板下面去了，偷听了几夜晚不得要领。想再往前挖，可是上房的廊沿是大石头砌的，挖不过去，看样子上房也是石头和砖铺地，这样的房子是挖不进去的。不过他们到底还是听到在厢房住的佣人们在说话，听不清楚，只大概听出这里是在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几个月来，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没有得到确实的情报。两个“统”的上级都催得紧，限定再过一个月，一定要破这个“中共成都分局”的案，要一网打尽。廖科长自告奋勇把这个案子搁在他的肩上，想在这个案子上立大功，为他打出一个锦绣前程来，结果却粘住了他的手脚，前进不得。他来找我商量，说只有采取撒大网的办法，对进出公馆的可疑分子进行紧逼盯梢，必要时可以突然截住搜身检查，看能搞出一点线索来不。他认为只要能查出那怕一卷共产党印的油印小报来，便可以作为根据，采取突然袭击，冲进去查个水落石出了。
我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中统、军统都派出一些特务去盯梢。结果真的查出了一点证据来。这样才使这桩案子急转直下。
听汇报说，有一天傍晚，中统一个特务在街头等着从那个公馆出来的人，他瞄准了一个流氓样的人出来，决定跟他。那人满不在乎的样子，手里提着象送礼物一样的装璜精美的一包东西，大摇大摆地走上大街，叫了一部黄包车走了。特务赶忙也叫一部黄包车跟了去。那个人坐车到天涯石一个亮着门灯的院子门口下车，提着礼物进去了。哦，这里原来是一个“台基”，也就是妓院。特务眼见那人进去以后，被一个姑娘接到楼上，安顿在一间房里，他从街边还可以看到那房间面街的窗子，听到他们有说有笑的，那个中统特务赶忙回去报告此事。廖科长当机立断，亲自出马，带着那个盯梢特务去那里逛窑子。
他们两个人进去，也有两个姑娘接着，他们专门要了那个人的隔壁的房间。廖科长故意寻衅，当他听隔壁打闹得厉害的时候，他带上那个特务推门进去，大喊大叫：
“你给老子们放小声点，闹得老子在隔壁不安逸。”
那个流氓看来也不是好惹的，马上回口：
“你到哪里来认老子？你要安逸，就回去抱倒你的老婆挺尸去，莫到这里来找清静！长不象东瓜，短不象葫芦，什么东西？”
廖科长喊：“老子要你看看我是什么东西。”说时迟，那时快，冲进门和那个人打起来，那流氓平时也是把惹事生非，提劲打靶当干饭吃的，还怕你来打。于是三拳两掌地和廖科长打起来了。这时，跟去的那个特务，眼见那个流氓提进去的那包礼物放在梳妆台上，一手提起来就向那流氓头上砸去，包装散了，原来是用金线包起来的什么东西，他看明白了，那是鸦片烟土。那流氓有点发慌，妓院许多人进来劝架，好歹把他们拉开。并且乘廖科长还不注意的时候（其实他早注意到了，就是为这包礼物才来寻衅的），把打散的烟土拿开了。廖科长退出房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廖科长气哼哼地说：“老子不耍了。石头不转磨子转，等你转到老子面前来了再说。”
他摸出一点钱，丢在桌上，连骂带叫和他的跟班下楼去了。那流氓竟然一句话也不敢再还口。
廖科长第二天来找我，一见面就说：“搞清楚了。那流氓手里提的礼物是鸦片烟土，拿到妓院去搞转手买卖的。那个张公馆肯定是一个鸦片烟黑窝子。”
果如我所料，那是一个外挂企业招牌，内搞鸦片烟买卖的黑窝子。但是我不能说出我的观点。只是提醒他注意，我们是在查中共成都分局的案子呀。我就说：
“这样说来，和中共成都分局无关了。”
廖科长却不这样想，他说：“不，那里也可能是共产党的黑窝子。不然那两个报童为什么替奸伪分子送文件进去？”
“有道理。”我只能这样附会他说。
廖科长马上布置，再盯几个可疑分子的梢，并且突击搜身检查。结果又查到了身上带得有鸦片烟的人。
省特委会马上举行这个案子的汇报会。廖科长还是坚持他的看法，那里可能是奸伪的中共成都分局，同时又是运输鸦片烟的黑窝子。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最近在川康边境一带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就抢了不少烟帮的鸦片烟，他们就是靠出来卖鸦片烟搞钱搞枪嘛。同时，他还说，不是早看过延安在种鸦片烟运鸦片烟的情报吗？这里成都分局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干？不然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参加会的人大半表示同意，虽然也有抱一种怀疑的看法，也有完全不同意廖科长的论断的，认为共产党在成都公开扎起堂子卖鸦片烟，不大可能。虽然廖科长还拿出那两个《新华日报》报童曾经送过一卷东西去的事作为证据，有人也觉得不足为凭，因为他们两个并没有打开那卷东西来看过，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奸伪分子送的油印小报。
但是不管怎样，是共产党的“成都分局”也罢，是运销鸦片烟的黑窝子也罢，都可以实行突击检查了。等清查出什么证据来了再说。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这个案子既然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连上级领导也知道了，下令彻查，不查出一个结果来，怎么向上面交待？大家怎么下得了台？
中统、军统都向各自的上级请示了，因为搜到鸦片烟是确实的，请求批准对这个公馆进行突击检查，并且怕漏了消息，那公馆里的人溜掉了，把鸦片烟转移了，就更不好说。大家主张马上动手。
这时刚好老陈来我住的地方找我，我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和要马上突击检查的事，对他说了。他很高兴，利用敌人脆弱的神经，略施小计，闹得敌人天翻地覆，很划得来。他拿出一个小卷来对我说：
“这是才印出来的，我们打胜仗的战报，送给你看的，如果你能一块去参加检查，并且如此这般地悄悄动一动手脚，那后面的戏就更好看了。”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要我去参加检查，并且把这一卷油印件随手塞在公馆里什么地方，让它被特务查出来，这一台戏就可以演得更热闹了。这个主意倒好，可是我有自己的考虑，我亲自去进行这样的冒险行动，如果有一个三长两短，被敌人怀疑起来，不仅这个案子没有好戏看，还可能叫我白白辛苦这么多年，前功尽弃。这将造成多大损失？我的坐死是早已置之度外的，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却是对党的犯罪呀。
我想到这些，我以为我不可以在突击检查中去做这种冒险行动。但是老陈偏偏要叫我干，我不答应，会显得我贪生怕死。我的关系既然交给川康特委了，我不服从，就是纪律问题，我该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还是断然地告诉老陈：“我不能这样作。特务的鼻子嗅觉是灵敏的，眼睛是很尖的，稍一不慎，露了马脚，那后患不堪设想。……”
我还没有说完，老陈也似乎马上变得清醒起来，觉察到这一点，马上插话说：“对，对，你想的对。不能为了给这个案子凑热闹，去冒这样的险。”
他说了以后，当然又不胜惋惜地说：“可惜，可惜。”
是可惜，我也这样感觉，最后只搞成一个鸦片烟案，未免扫兴。我忽然想起，似乎还可以补救。我对老陈说：“这样办你看可以不可以？还是找那两个报童，使他们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突击检查张公馆，是定在大后天的凌晨，后天晚上把这卷东西交他们送进公馆，交给看门的大爷，请他转进去交给经理室。……”
“哦，哦，”我还未说完，老陈明白了，说：“好，好，就这么办。”
他告辞走了。
以突袭破获“中共成都分局”为目的的对长顺街绿影巷十号张公馆的搜查，按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可以说一下子全端回来了。我以在省特委会坐镇为名，没有去参加，听回来的人讲，真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进去，大小男女还都在梦中呢。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前面曾经在他们出街的人身上搜出过鸦片烟，因而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及时作了疏散，这么大一个院子，并没有抓到多少人，管事的不过几个人，其余是请来的“帮工匠”、看门人、跑腿的，还有几个妇人小孩。管事的几个人都被带回到省特委会关押起来，其余都被软禁在那个公馆里，还埋伏了几个特务在那里“钓鱼”。
搜查出来的东西，除开有些市场紧俏商品外，主要是抓到了一些鸦片烟土，和用鸦片烟土制造出来的白面和吗啡，以及制造白面和吗啡的工具，这些都是从紧锁密闭的后面高墙小院里搜查出来的，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走私运销鸦片烟土的黑公司。这些黑货数量虽然不多，可是很值钱。宪兵团、警察局都看红了眼，要想拿走。军统毫不含糊地提出来，谁也不要想私分，应该交到上面去，转到禁烟督察总署的。当然谁都知道，那个总署的署长是当今“圣上”兼着的，实际上是军统在当权，那就是说，这批黑货最后入了军统的黑帐上去了。
使廖科长特别得意的是的确查到了一卷东西，正是一卷油印战报。这算得是铁打的“奸伪罪证”，证明他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这是共产党的机关，说不定就是他分析出来的那个“中共成都分局”。这可是最大的收获了。当时却没有人怀疑，为什么是外边的奸伪分子差遣那两个报童送去交到门房大爷那里，而不是从这里往外发送出去的呢？没有人穷根究底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只顾得上向廖科长庆贺胜利同时自我陶醉去了。要知道破坏一个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中共成都分局”，该是多大的功劳，该拿多少奖金呀！
廖科长来不及仔细核查这些材料，也还没有初步提审那些“要犯”，便一口咬定是破获了共产党机关，要省特委会写一份紧急报告向上级报去。而且公然要求写上这就是“中共成都分局”。
我说：“从搜查的材料中，还看不出这里就是中共成都分局呀，恐怕以暂时不写为宜。”
他却认为，不这么写，这个紧急报告就失去了光彩，从而也就失去了非凡的价值。后来他同意加上“可能”两字。说成破获的可能是中共成都分局这样的字样。我也只好这么妥协。他还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共产党从来没有在哪里挂上牌子嘛。‘中共成都分局’这几个字，只有在严刑逼供下，才能从犯人的口中吐出来。看来他是坚信不疑的。”于是在廖科长秉承申雨峰主任的意旨，和军统蓉站站长的催逼下，叫审讯组两个法官加紧审问，以便扩大线索，引来连锁的战果。廖科长为了抓到那个制造“铁证”的人，也就是那个给报童那卷油印战报的奸伪分子，立刻叫行动组按报童提供的线索去抓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漏了风，他们到川大去扑了一个空，那个奸伪分子早已逃之夭夭了。然而这更证明廖科长的推断是正确的。
审讯组的法官里面最得力的两员大将亲自出马来审讯“中共成都分局”的犯人。这两员大将都是顶顶大名的共产党的“转变分子”。一员大将是杜石，听说此人是共产党的一个师的参谋长，被俘投降叛变，捞了一个少将专员的衔头。另一员大将是杨以池，是曾经任过共青团省委副书记的，也是一个立过功的大叛徒。叫这两个大叛徒来审讯，当然厉害，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制度、规矩都很清楚，真的共产党，不管你认帐不认帐，是很难逃过他们的叛徒眼睛的。当然如果是假货色，也很容易被他们识破。他们抓被审者的漏洞，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都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很得特务头头们的欣赏，大案要案都请他们亲自出马审问。
他们两个在法堂上，在犯人面前，真可说是威风凛凛，可是在真资格的老牌特务面前，却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军统特务的面前更不值钱。中统还比较重用叛徒一些，省特委会各组都有一批中共“转变分子”，军统却不大用他们，瞧不起也不大信任这种软骨头。特别是那个原来是成都行辕调查科长的曾锡林，后来曾经调来省特委会任过主任秘书的军统特务，更是当面侮辱过叛徒，满不在乎。此人不学无术，只晓得“格杀打扑”那一套，张嘴胡说八道。有一回在总理纪念周会上，他不按规矩讲“总理遗教”，却在会上乱骂人，指桑骂槐地骂杜石是假货，烂眼，软骨头。他甚至在会上摆起“成都人请客”的笑话来。杜石就是成都人，他实在听不下去，叽咕了一句：“我是成都人，就没见过你说的那样嘛。”这一下惹毛了曾锡林，他指着杜石骂起来：“我说的就是你，又怎么样？你算什么东西，放下去没有八两，提起来没有半斤骨头的烂货。”
这一下把杜石骂惨了，气得他当场昏倒，近旁有的人还不敢去扶他。我对这种狗蠡不如的叛徒，本来也很痛恨，可是曾锡林这傢伙我也很恨他。我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并且想从杜石这些审问共产党的法官口中了解情况，要笼络他，我便当场劝解，对曾锡林说：“中央规定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总理遗教’，大家都是这样讲的，你一来就乱骂人，讲些成都人请客之类的笑话，这算什么‘总理遗教’呢？”
我这几句话硬是把他问住了。他只好支吾其辞，草草收场。他知道我是硬牌子，科班出身的特务，又是在省特委会代表中统一方的，在省特委会的人缘还不错，他是代表军统一方的，靠的拍马屁，没有多少本事，大家瞧不起他。他管不着我，把我莫奈何。
纪念周下来以后，杜石跑来找我表示感谢，对我说：“先生为我出了气，敢顶曾锡林，感激你。”说着说着竟然掉起眼泪来。我心里真想说：“活该，你这种叛徒。”但是没有这么说，却说：“我这还是对他客气呢，我还没有骂他放屁呢。”我又给他提劲说：“你是中统的，怕他军统什么？”
杜石诉苦说：“我是一个当过师参谋长转变过来的人，只给了我一个少将专员空名义，实际上只当了一个小小的法官，人家根本瞧不起。军统把我们这些转变分子压苦了。哪象你先生是科班出身，敢当面顶他。”
其实我心里在说：“谁叫你是可耻的叛徒呢？”
从这以后，省特委会里的几个叛徒转变成特务的人，对我特别尊敬，肯和我交往，我也就可以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审问共产党员的情况。
杜石开堂初审了抓来的几个人，什么明堂也问不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共成都分局是怎么一回事，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叫他们来制造白面的，送鸦片烟原料来和提货走，都是另外的人，他们也没有敢问。杜石问来问去，不得要领，只好还押听审。
杜石下来以后，跑过来找我，对我说：“这个案子是怎么搞的，我一看带上来的都是地痞流氓模样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气味嘛。”
我知道这案子是审不出明堂来的。我对他说：“老兄的本事都审不出明堂来，这案子就成问题了。不过，”我真心劝他：“这个案子要是审不出个明堂来，他们这些头头怎么向上面交得了差呀？”
“但是他们总要能够说点明堂出来才好写进记录嘛，我看他们对什么是共产党都是一□黑，想编都编不出几句的，这怎么审法呀。”他真的犯难了。
我说：“我们这边无能为力，请他们军统提过去审问嘛，他们的办法比我们多呀。”
我把这个情况对中统廖科长说了，我说恐怕不大好搞，还是请军统提过去审问吧。廖科长听了，简直发了懵，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我亲自来审一回。”
廖科长真的亲自审问了一回，什么喝、哄、骇、诈的话都说了，几个犯人始终说不出和共产党有丁点关系。他大概也看出，怎么抓来的竟是这么一些烂王形象，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气味？廖科长只得收场。
过了几天，他跑过来找我说，他赞成把这案子移送给军统去审问，因为贩毒禁毒案子历来不是由省特委会管，是军统、宪兵警察在管。从他的口风里，我听出来，这个案子看来有些棘手呢，说不定他已经向申雨峰汇报过，或者他在外边已经听到什么风声了。
军统倒是不知好歹，一说就同意，犯人移送过去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个审问法，居然听说那几个犯人都招了，都画了口供，说是成都分局的共产党派他们来制造白面的。问共产党在哪里，他们说来了又走了，住在哪里不知道，有的乱说地方，一查不实，又翻了供。
我知道军统的刑法的厉害，这几个人一定是屈打成招，胡说一通。虽然可以应付上级于一时，终归是会翻供的。
这个时候，我的老丈人陆总舵爷把我喊到他的上房烟铺边去大训了一顿，我才明白了，原来这个运鸦片烟和制造白面的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就是他们开的。看来地方上很有几个头面人物也入了股，是想靠他们掌握的枪杆子和袍哥势力来经营这宗黑生意的。不想才开张就被破获了，还象我的老丈人说的那样，把人抓去了，烟土没收了，还硬给派上几顶红帽子来戴上。我的老丈人的思想逻辑很清楚，这是中央跟地方过不去，在斗法，***的特务垄断鸦片烟买卖，不准他们来染指，这就是他骂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知道这件案子会怎么了结。后来果不其然。我也给我老丈人点了水，告诉他根本问不出一个名堂来，军统弄过去胡整，也说得很玄乎，经不起推敲的。我告诉他，中统特务方面是想下台了，给他们搭个台阶就行，我暗示他去找一找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出面说几句，叫先把人放了，一切纠纷以后再来理顺。事情就这么了了。
但是我的老丈人问：“那么我们那些烟土就这么白送了？”
我说：“恐怕只有认了。中央禁烟条例，依法没收，他们吃进去了的，大概是不会吐出来的了。”
“没有那么便宜。”我的老丈大声叫喊。
我的老丈人去活动一下，果然把人都放出来了。鸦片烟呢，说已经交了公，送禁烟督察总署去了。这个事便这么算了。
“就这么算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大发脾气：“我跟他们没有完！”
果然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才上班，廖科长来了。他的神机妙算破了产，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腥，看来有点灰溜溜的样子。我装着不知道军统后来怎么弄的了，问廖科长：
“中共成都分局一案，到底军统接过去怎么了结的？”
廖科长说：“别提了，军统拿过去胡整蛮干，硬把几个造白面的地痞流氓当作奸伪分子来整，苦打成招，想麻麻扎扎地收场，谁知道这事惹动地方上的面子人物，也得罪了这里的几条地头蛇，袍哥大爷，这是他们捞钱的黑窝子，把他们上上下下那么多流氓地痞的饭碗端了，那还得了。他们放出话来说：‘要叫我们过不去，大家过不去，要整烂，大家整烂’。光说还不算数，他们从他们袍哥中参加军统的兄弟伙口里探明，是军统抓了他们的鸦片烟。用苦刑整了他们的人，还硬给戴上红帽子。他们也照样找了几个军统分子屁股上有屎的人，黑抓起来，狠狠地整了一顿，放回去传话：‘要整烂大家整烂，把成都闹翻天，看他几爷子怎么交差。’这还不说，地方上的面子人物也出马来说话了。‘都是一家人，都要吃饭走路，低头不见抬头见，为了维持地方的安宁，还是大家都高抬贵手吧。’军、警、特、宪几方面的头头碰到一起商量一下，认为这个案子烫手，地方势力和流氓头头是后台，惹不起，马上说好话放人。但是军统贪利，硬说缴获的鸦片烟土和白面制品，已经押解到重庆禁烟总署去了，收不回来了。其实还不是他们自己吃了。”
廖科长说到这里，十分气愤，把军统的底子端了出来：“他们这一点烟土还赔不出来吗？一路的交通检查站都是军统在掌权，他们军统运东西不受检查，他们不是常常运私货，也夹带运烟土吗？我晓得他们最近还有一批‘土’就要运走呢。”
廖科长说的这些情况，我从我的老丈人口中早已知道一个大概。我的老丈人依靠上有地方面子人物的掩护，下有各码头袍哥大爷的支持，他手下那无法无天的“天棒”多的是，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他不肯输这一口气，非把这批烟土追回来不可。他对我说：“这点烟土是小事，这口气却不能输给他们，他们不吐出来，这件事不能算了，好嘛，大家整烂了吃稀饭！”
我从老人家口里知道，他们正在找报复的门路。我就把廖科长透露给我的情报，军统最近还要运烟土走的事，告诉了他。他高兴得一手掌拍在烟铺上，把烟灯都震得跳了起来。他夸奖我说：
“好个半子，你给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我正在找缝缝给他们下蛆呢。这一回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他向我透露，军统上一回把警备司令部的魏司令黑打了，扳了地方军阀们的一个大指拇，他们还丢了不少财喜，早想报复。这一回又这么不给面子，抄了我们的公司，叫大家蚀了本，正在找办法‘捞桡’呢。我老丈人说，他们都愿意在后面给他“贴起”，叫他放手大胆干。他们分析***现在打内战正忙得屁滚尿流，他们仗打得卡了壳，顾不过来了。这个四川还应该是四川人的四川，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要知趣的话，早收摊子早走路吧。
我没有想到这一回只想导演一场闹剧的，谁知带来这么大的后果，在地方和中央，在袍哥和军统之间，撕裂开一个口子。正好，让他们再火併一场吧。
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省特委会打听，又在中统放在军统里去探听情况的“特情”那里打听，想搞清楚军统是不是最近有运鸦片烟土到重庆去的这回事，他们什么时候上路，怎么走法，我终于证实了廖科长透给我的消息，军统正在悄悄计划运烟土，连同从中华共和企业总公司没收的那一批烟土在内。
我回去向我老丈人透露了这个情报。我老丈人更是对我大加讚赏：“好儿娃子，你干的虽是特务工作，还是向着我们的。”他这一回由原来的“半子”升了格，改成“儿娃子”了。而且听得出，过去他未必对我这个干特务的女婿放心，现在我向他送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他才认定我是向着他们的了。
我老丈人的脚脚爪爪多得很，各方面摆的耳目也多。只要给了他一个风声，他是不难去探听出军统运烟土去重庆的细节的，我看他这几天忙着“走公馆”，正和地方上的面子人物们碰头，我知道一个重大的阴谋行动就要开始了。
果不其然，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从特务内部情报中得知，军统有两部运货卡车在龙泉驿出去的山路上翻了车，死伤几个武装人员，没有死的也被趁火打劫的土匪打死了。货物全被抢光。现在正在现场勘察中。在货物中当然没有提到有鸦片烟土。
其实昨天我从我的老丈人脸上的气色，已经看出几分了。他老是笑迷迷的合不拢嘴，但是他却不向我透露任何一点情节。真是干得漂亮，而且守口如瓶，果然是一个有能耐的总舵爷。最可笑的是军统，专门搞阴谋活动起家的，这一回却在自己的家门口的阳沟里翻了船了。而且吃了大亏，却屁都不敢放一个，捏着鼻子受了。
【1】歪人：四川俗话。即很凶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