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谈的，你听了可能兴趣不那么大吧？我只摆了两三个零星小故事。这一回我要给你摆一个“大一点”的龙门阵，假如说不能算是“精采一点”的话，……。——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才踏进肖*家的客厅，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还没有开口，肖*张嘴就对我说了这么两句话。
“不。”我切断他的话说：“无论你谈的是什么，我都有兴趣。你那个时候过的最平淡的生活，在我看来也是最神奇的，何况古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你摆几个小插曲，调剂一下，也是必要的嘛。”
肖*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摆他自称是“大一点”的龙门阵。
我在省特务委员会工作的时候，读过我所能找到的介绍古今中外间谍活动的书，其中许多是指定要熟读的，那是充满智慧、谋略、机敏、阴险、奸诈、残毒的书，也是记述惨烈斗争和歌颂孤胆英雄的书。其中有一些书，描绘了欧美国家的间谍特务活动，描绘这些间谍特务在战争中，在倾覆别人的国家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据说一个人顶得上一个师、一个军以至一个国家的力量，甚至说一个间谍的活动可以改变历史行程。我看了这种种记述，也认为是精采的。然而把间谍特务活动说得可以倾人之军，倾人之国，就未免太夸张了，决定战争胜负或者国家兴亡的，显然不是靠一个人的偶然的一次行动，历史行程自有其遵循的必然的运动规律。英雄是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然而不能决定历史进程。但是在***看来，他的特务机关的活动，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加强对人民的特务统治，就可以使国民党政权免于灭亡。我是从来不相信的。不过特务们读了这些书，自然可以增长他们破坏共产党的才干，而且把这种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视为英雄行径，把绝灭人性的酷刑和屠杀视为自己取得快乐的源泉。
在这些真真假假，出生入死的间谍活动的阴谋诡计中，我以为最厉害的就是反间之计。这在我国古代大兵法家孙子的书里专门列了一篇——肖*摆到这里，起身去书架上取出一本《孙子兵法新注》来，翻到《用间篇》指给我看，——你看这上面说的：“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派出间谍深入到敌人内部去，这是破坏敌人最重要的方法。“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是斯大林说的吧？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但在省特委会的大小特务中，全都明白这个道理，信奉这条真理，他们要千方百计打入到共产党内部去，起反间的作用。搞成功一个，破坏共产党一大片，比一百个凶狠的特务从外部所起的破坏作用还大。这便是我们常常议论的课题。同时，任何时候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特务组织里来，这也是我们当时常常谈到的事情。我当然也积极地参加了所有这些议论。和大家保持同等的调门。我很想知道，他们对于我打进特务机关里来，到底有没有任何察觉，或者他们是不是要采取什么办法来进行清查。看起来他们所确认的一套清查办法，对于我可以说全然不适用。我出身于他们那最反动的地主袍哥营垒，又是特务科班训练出来的，我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来的，而且是受过暗地考察并且立过“功”，有案可查的。我随时都留心着是不是有人在暗算我；我注意喝酒要锻练得喝得多，似醉而实不醉，装着说胡话却从不漏嘴；我注意和他们过同等的腐化生活而决不堕落；我故意示形于他们，使他们有暗地考察我的机会而无懈可击。我对于同说过：如果外部没有突然出现暴露我的因素，我可以保证自己在特务机关里的安全。
但是我更为注意的是，他们既然那么看重反间之计，专门制订了一个叫“红旗政策”，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兴妖作怪的阴谋，并且还制定一个突击共产党员变节，然后不声不响地放回来给他们作暗探的所谓“两小时自首法”的诡计。我很想知道这些阴谋诡计，到底他们作得怎么样？是不是他们已经派了什么“红旗特务”成功地打进我们共产党的组织里来了？或者是不是有共产党员已经被他们秘密抓去，迫使迅速投降叛变，又派回潜伏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里来了？这是我非常关心的事，也是我的上级于同反复要我留心的事。
我留心了，我向于同汇报过，在某些大学的进步学生活动中的确混入得有特务学生，故意装得很激烈，思想很进步，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到底是特务，只要暗地留心考察，便不难发现他们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喜欢打听，行动诡秘的马脚来。有时我还把这样的学生的名字告诉了于同，这样更便于隔断他们或者反过来利用他们了。我向于同报告说：军统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就中统和省特委会这个范围来说，我还没有发现特务已经打进共产党内来的事实。
谁知我这个断言，很快为一个惊人的事实和一场险恶的斗争打破了。
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我们党有象我这样潜入到中统中去活动的同志，而且肯定有人潜入到军统里去活动的同志。敌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当然也会派人潜入到我们党组织里，进步团体里来活动。他们有长期利用叛徒破坏我党的经验。我们的组织遭受破坏，大半是由于叛徒投敌引起的。后来他们又用“红旗”政策，叫特务混进我们的组织里来，还用“两小时自首法”之类的办法，突然袭击我们中不坚定的党员，迫使迅速自首叛变，立刻放回来，照样在党内活动，向敌人提供情报。这是非常凶恶的。至于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里，他们更是容易打进去，也很容易把其中那些投机政客和失意军人收买过去，留在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里进行情报活动。
我刚才说的这个惊人事实就是这样。竟然有和我们党一直保持联系、却又已经变成中统和军统双料特务的共产党员。也有和我党一直保持联系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而骨子里却是中统的“特情”人员的。至于中统钻进军统，军统钻进中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保密，互相挖墙脚的事，那就更多了。
正因为这样互相渗透，勾心斗角，真真假假，尔虞我诈，各显其能，以我们党和民主党派、地方势力准备在***的大后方发动武装游击战，中统、军统和***的省政府想要扑灭这一场武装斗争为中心，一场险恶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大轴戏排练好了，各种人物登场演出，真是威武雄壮，很有看头。不过这一出戏，原来是由中统和军统各怀鬼胎，互不通气地在进行导演，后来由于我们暗地里揭开了掩盖着的帏幕，改由我们党来导演了，于同便是这一场大戏的执行导演。当然，我也参加了演出。不过戏是演出了，大打出手，我们并且终于取得了胜利，只是于同这个导演，却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老兄，你大张着眼睛望着我干什么？这的确是一场相当热闹的大戏。象我刚才这么扑朔迷离，藏头露尾地给你摆，恐怕你未必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也是事后才得知详情的。这纷繁的头绪和尔虞我诈的斗争，我实在也没有好的口才给你条理分明地说清楚。不久以前，我安居无事，又在大家鼓励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一场政治把戏，把它写了下来，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把它艺术化一番。可惜力不从心，我把写出来的东西看了一遍，不知道是写的回忆录呢，还是写的小说初稿，或者是电影电视草本，总之，四不象，我只得罢手。现在就把这些草稿当作素材交给你吧。你拿去艺术加工，真真假假地编一下，说不定能够编出一个好龙门阵来。
我把肖*给我的这一搭稿纸拿了回来，马上就在灯下草草看了一遍，竟使我兴奋得一夜失眠，要说文字功夫，他写的当然不怎么行，他所作过的“艺术化”的功夫看来也不很理想。但是他提供的情节和故事，却由于生活事实本身的丰富多采，读起来相当生动。因此我只要把他提供的稿本略加润色，也就是象他说的“艺术化”一下，说不定摆给别人听，不致于起催眠剂的作用，甚至还可以起消胀化食、醒酒提神的作用呢。我现在就把修改过了的草稿誊录在下面。次序和分节都尽量保持原状不动。
于同把报纸《新新新闻》照老习惯翻看一遍，特别注意广告栏的廉价“豆腐干”广告，他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寻人小广告上。上面印着：
“喻东兄：来蓉造访不见，请尅日至外西涤茗姑家找我。”
“弟飞。”
“哦，现在就得去。”于同看一看报头的日期，默算一下，又看一看手表，吃惊地自言自语。随即站起来，去衣架上取下一件干干净净的绿色军服来穿在身上，头上戴上一顶军帽，脚上穿一双光亮的浅统黑皮鞋，拿起镜子来自我欣赏一下，够资格是一个从国民党军队里退下来的闲散军官的模样了。他走出门去，锁上房门，走出巷口，叫一辆黄包车：“走，给我拉到老西门外，涤茗茶楼去。”
他坐在黄包车上听任这个老头车夫拉着缓缓前行，到老西门外不是一段短的路程，他无心观看街景，却想了许多事情。
刚才他看的报纸上的那块寻人小广告，是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任教官的单线联系党员冯羽飞刊登的。那是他上一次和冯羽飞接头后分手时，口头约好了的。只要在《新新新闻》广告栏里见到这样的广告，便须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下午三时到老西门外涤茗茶楼去相会。他翻看报纸，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时间也已快到下午两点钟，他必须马上赶到那里去。虽然事先约好，如果过了期没有碰上头，他还可以写信到中央军校去和他再约时间地点，但是总以不失约为好。
于同到成都来的使命，是作情报和统战工作。他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和地方的一些民主人士以及地方军阀中的开明人士建立联系，交换情报。同时还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地下党川康特委负责人也建立了联系。
但是于同到成都来更其重要的任务是作情报工作，他奉命和一些埋伏在敌人营垒里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这些特别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直是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直接联系，没有交给地方党组织川康特委。
对于这些特别党员，南方局不需要他们作公开的政治活动，也不要他们过党的组织生活，只要他们能平安地埋伏在那里，能提供可能范围内的情报就行了。因此，和他们的联系不能很多，也不定时，常常两三个月才能见一次面，有时一放下就是半年一年，没有找他们，也不奇怪。
这些党员经常处于敌人的严密监视的环境中，是十分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重要情报要交给党，或者发现了什么险情，要及时向上级请示，因此每一次见面后都要约好下一次见面的便捷方法。按约好的名字和口号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便是通常的通知接头的办法。
于同这次到成都来一个重要任务是和埋伏在敌人的特务首脑机关省特委会的肖*建立联系。把原先和肖*建立联系的周武哲撤退回南方局去。因为肖*在特务机关里经常有一些重要情报要及时向党报告，要肖*用通常登报的方法，老去报馆登广告，会引起特务注意。因此于同就和肖*约好另外一种不易引起特务注意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叫肖*在他天天上班去的路上的一个公共厕所里一个坑位的水泥墙上作某种符号，比如画上一个没有尾巴，或者没有一条腿的乌龟，或者写一句什么“厕所文学”的诗，或一句什么小学生们互相讥骂的话。于同隔不几天总要到那里上公共厕所，看到这种符号，便可按约定的办法相见了。这是最方便不过的，虽然不免麻烦一点。
除开肖*之外，于同到成都来是和今天他将去碰头的军校教官冯羽飞建立联系。这个党员关系也很重要，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国民党某些军事情报。国民党反共越来越疯狂，内战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了解国民党军事动态十分重要。除开在重庆以及其他地方的其他来源获取军事情报外，在成都就只有军校教官冯羽飞这个线索了。他从南方局到成都来的时候，管军事和情报的领导同志告诉他，成都军校冯羽飞这个情报关系有很久没有人去找他联系过了。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不是很清楚的，因此要他去找冯羽飞联系时，谨慎小心，可联系就联系，不可联系就及时切断。
于同到成都来以后，先和肖*建立了可靠联系，又和地下党川康特委建立了联系，这些工作都做了以后，才和军校冯羽飞去接头。他为了和军人接头方便，特别去弄了一套国民党的军服来穿上。这种从军队上退下来的闲散军官多的是，老百姓骂他们“军官多如狗，无事满街走”。四川地方部队出去抗战被打垮了以后被遣散回来的军官更多，于同便是扮的这么一种川军的闲散军官。
他穿着军装，和冯羽飞见了面。军官和军官见面喝茶，是很自然的。在他们接头中，于同看得出来，冯羽飞有一年多没有和上级见面了，一下又联系上了，那种欣喜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毫无埋怨的神色，不断地说：“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呀。”“这一下好了，又联系上了。”一个地下党员和党的关系的确象儿子和母亲一样，儿子在这风风雨雨里进行斗争，却长期不能向母亲表白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一旦见到了，那种激动是很天真的。于同完全理解。
于同和冯羽飞交谈了一阵，看来这个党员谈吐不俗，很沉着和冷静，分析事理也很清晰。虽然有时不免显得有些过于谨慎，吞吞吐吐的，于同也能理解，处在军校这种危险环境里进行活动，难免疑虑多一些。最要紧的是要看他的忠诚程度，看他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和价值高低。于同把冯羽飞提供的军事情报报回南方局，据他回重庆汇报工作时，军事组的同志告诉他，看起来冯羽飞提供的情报是有相当价值的，虽然准确性上难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样，于同算放了心，冯羽飞这个党员看来是可靠的。
但是于同仍然坚守一个情报工作者必须遵守的纪律。他决不松懈对于冯羽飞的注意。他决不让冯羽飞知道他的住处和掩护职业。他每次去接头，都穿上军服，始终以川军中一个闲散军官的面目出现在冯羽飞面前。他也决不频繁地与冯羽飞接头，总是看到冯羽飞登出广告，他才去接头，每次接头必定要有情报的收获。于同还采取地下党碰头中以求万全的办法。他们碰头后，于同立刻带着冯羽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谈话。在途中总要经过一段可以供他考察的路程，证明他们的后面和前面，的确没有盯梢的，然后才走到一个便于谈话的茶馆、餐馆去，而且只准冯羽飞跟着他走，不准问起到底到哪里去谈话。冯羽飞也的确谨遵于同的安排，从来不问，只管跟着于同走。
今天于同看到冯羽飞在《新新新闻》登的广告后，立刻坐上黄包车到老西门外涤茗茶楼去和冯羽飞接头。他坐黄包车还没有到涤茗茶楼，便叫停下，下了车，给了车钱，走一段路才到涤茗。这也是他的职业习惯，他要凭他的锐敏的眼睛，考察一下涤茗茶楼外面的环境，直到他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异状，才走进茶楼去。他进去立刻看到冯羽飞坐在里边窗户边的一张茶桌上，正在细细品茶的样子。他用眼睛在茶桌间扫了一遍，他的眼光象梳子一样把茶客们梳了一遍，什么伪装高明的特务都逃不过他的这把眼光梳子。他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特殊人物，他才走了过去，到冯羽飞坐的桌子边。
“呵，喻兄，请坐，请坐。”冯羽飞看到了于同，兴奋地站起来打招呼。
“冯兄，”于同笑着和冯羽飞点头，坐下。
“拿茶来。”冯羽飞叫茶倌拿茶来。
“不用。”于同制止，随说：“冯兄，你怎么在这样的茶馆消遣，走，走，我正想来找你去沙利文吃点心去呢。”
“沙利文”是成都当时很阔气的茶座，连美国军官都常在这里出入、喝酒取乐，逗女招待。于同这么说，不过是叫茶客们听到，知道他们并非无事可作，只能在这种二三流大众茶楼里消遣混日子的闲散军官，而是高级茶座沙利文的顾客呢。冯羽飞当然不会说什么，起身跟着于同走出门。于同当然也不是真要把冯羽飞带到沙利文去。他们顺着西门外大街回头走不多远，便从一个小巷折向南去。那里有一片蔬菜园子，他们从田间小路，穿过蔬菜地，这里空旷无人，自然便于于同不起眼地随便观察，看是不是有什么人跟来了。于同确认没有人跟他们，才带着冯羽飞折向东，走到城边小街里去，找一个点心铺吃点心喝茶。
冯羽飞对于于同作这种工作的技术之娴熟，警惕性之高，目光之敏锐，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决不说一句不适当的奉承话。只是谨慎地看着于同的神色。
于同这时才小声地但不是鬼祟地对冯羽飞说：“现在形势变了，不能不小心谨慎。”
冯羽飞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于同和冯羽飞两个一边吃点心和品茶，一边很随便拉家常的样子，声音忽大忽小地说话。就在这忽大忽小的声音之间，他们认真地谈起工作来。
冯羽飞对于同说：“上次你要我搞的东西，我搞到手了。”
哦，于同想：“他所以要登报找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上一次于同和冯羽飞碰头的时候，曾经对冯羽飞分析过国内当前形势，他说，目前国内的形势紧张了，美帝正在帮助***用美械装备起来，成立若干机械化部队，美帝还用大量的美元来给***极端虚弱的政权输血，***又胆大气粗起来，又想继续他那“死不暝目”的反共事业，想借助美帝来消灭共产党。看来内战是迟早要爆发的。我们党向来主张团结抗战，然后和平建国。但是历史的行程不以我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决心反共，我们不能不作两手准备。如果***胆敢发动内战，我们在蒋管区展开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区，就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因此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和掌握战争物资和武器，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联合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内战，中立地方部队等等，这些都成为应该考虑的工作。我们搞情报的要在这些方面配合和支持党而努力。
于同对冯羽飞具体提出要求：“将来要打游击战，你要设法提供抓武器的门路。打仗要军事地图，你能搞到一套五万分之一的四川省军用地图，那就好了。”
今天冯羽飞对于同说的“搞到了”的东西，就是指的军用地图。于同不住点头说好。但是冯羽飞说：
“那么大一堆，怎么拿得出来？拿出来了，你怎么保存呢？”
于同想，冯羽飞说的也是，便说：“先搞四川周围山区地带的吧。特别四川西康两省接壤地带的山区地图，四川腹心地带暂时不弄来也可以。但是华蓥山一带山区的地图，能搞到也好。”
冯羽飞点头。他表示明白了，看来地下党如果要打游击的话，大概是在四川周围山区，特别是川康边境一带山区，也可能在川中华蓥山一带。但是他不应该去问这些，只是点头表示，他一定回去努力，先把川康边的军用地图搞到手。
于同对冯羽飞说：“到时候抓武器的门路，争取军事指挥人才，以至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都要特别留心。”
冯羽飞表示完全赞同，并且愿意去作努力。“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他最后说。
“这是自然的，任何时候你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地位，决不能有一点暴露，并且要有应变的措施准备。”于同谆谆嘱告冯羽飞。
冯羽飞以五体投地的佩服神色望着于同点头，表示一定照办。
他们再闲谈一会，便分手了。
于同今天要去联系的人，是南方局介绍给他的一个统战关系。这个人名叫吴达非，在一个私营通达银行里任经理。这个银行是以地方金融势力为背景的。说穿了就是四川的军阀把他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拿出一小部分来作为资本，凑成这么一个银行。吴达非毫无疑问也是以四川地方部队势力为靠山的了。于同从旁了解，吴达非木人也在四川地方部队里干过经理处长之类的后勤官儿。不过这个人和那些军阀不同，是上过大学，学过经济、颇有经济头脑，而且也喜欢搞点政治。他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有很好的关系，可以说他成了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交往的桥梁。因此在经济上很受地方军阀的赏识。他有本事在经济秩序极混乱，物价暴涨，投机很盛的市场上。跟重庆中央政府四大家族统治一切的经济势力进行抗衡，他善于在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运用自如，在夹缝中求生存，没有被重庆那些大鱼吃掉，甚至还可以为老板们捞一大笔钱。而且这些捞到的钱不是钞票，而是黄的（金）、白的（银）和花的（美钞）这种硬货，甚至还有黑的（鸦片烟土）。当然，他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队的掩护，比如走私鸦片、贩卖黄金、白银和美钞，没有枪杆子是行不通的。他当经理的这个通达银行真是又通又达，发了横财。
但是他是一个十分乖巧的人，他知道他依靠地方军阀的资本和人缘，还有枪杆子，使他在经济上站住了脚，把别的地方势力办的银行、票号、钱庄都吞没了或挤垮了，而且表面上为地方势力效了劳，立了功，其实他心里却在打更高级的算盘：这个天下终旧是蒋家的，蒋、宋、孔、陈几家财团到底财大气粗，比地方势力强十倍百倍。要是和这些财团硬去顶抗，是鸡蛋碰石滚。他已经发现，因为他依靠地方势力发迹后，在争钱夺利的市场上，已经和大财团发生了磨擦，并且听到对手的啧啧烦言。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要向他下战表，要和他决一死战了。不要说四个财团，就是一个财团，开动碾子，向他滚过来，他也只有变成齑粉。因此他不能不背着地方势力，对重庆的大财团暗送秋波，愿意把通达银行变成他们大银行财团的“子银行”，接受他们的统领。在经济活动中，即使大银行财团把鸡肉都捞光了，只要有鸡骨头让他啃，有鸡汤让他喝，总比自己的银行被他们一脚踢翻，连锅也端去的好，那样连骨头和汤也没有了。
由于他有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有碰见软的来硬的，碰见硬的来软的这种见风使舵的功夫，大银行财团也不再挤压他，说“吴达非”这个人真是“无大非”，“没有大的不是”，还“识相”（这是他们大财团老板们的下江话，按四川话说是“落教”），把他收买过去，明给地方势力当“管帐师爷”，暗里给中央财团当“跑街”，为他们的利益奔走。
经济上既然是这样了，在政治上自己也就不能不几面搭桥，和那一边的政治势力都挂上钩。他是地方势力大烟盘子边打烂条儿，出坏点子的师爷，又是掌红吃黑的袍哥舵把子的狗头军师，还是中央的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国民党那些经济机构的董事、委员之类。但是他还不只于此。地方势力由于利害关系，一直是反***那个中央的，于是自然而然地和要求民主、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民主党派容易合流，地方势力出钱，出材料，当老板，民主党派中有的是知识分子，出人才，出笔杆子，办报纸和杂志，举行这样那样名目的座谈会、垦谈会、纪念会，反正要和重庆唱点反调，叫***头疼。
吴达非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经常出面和地方民主党派的人物拉关系，当然就要随兴地“民主化”起来，成为地方的贤达。地方民主党派见他既有财力，又在地方上有声望，既和中央团财有瓜葛，又进入到地方势力的经济网络中去，本人又肯出钱办报纸、刊物和学校，以容纳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民主分子。慢慢地他给自己造成一个开明的民主人士的形象，于是被接纳进入民主党派。虽然这是秘密的，他总算又有一支可以由他来运用的势力了。吴达非搞了这么两年，他在民主党派中也成为举足轻重的活跃分子。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自然而然要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南方局也特别注意争取和团结这些同盟军，有人专门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吴达非既然是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和共产党的南方局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从此他又和共产党挂上了钩。这样一来，他真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了。他曾经私下里自夸：人说四川军阀中有两大“滑人”，一个叫水晶猴子，一个叫多宝道人，其实都不如他灵活。他到重庆总要设法和南方局的人见面谈一谈。南方局自然也乐于和他建立统战关系。
于同到成都来，就负有和吴达非建立联系的使命。他曾经去找过一回吴达非，吴达非知道于同是从南方局来的，自然很热情，但是于同和他谈了一阵，看不出这个人有多少政治见解和民主热情，谈一会他告辞出来了。他没有让吴达非知道他的住址和工作单位。“我以后找你来好了。”于同对他说。
“但是我有事怎么找你呢？”吴达非问。
“你有十分重要的事，去重庆南方局找人就行了。”于同坚持自己的做法。吴达非再也没有说什么。
今天于同又去找吴达非。这是他到成都以后的第二次。既然是和一个开着银行，拥有公馆的上层人物见面，自然要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他从柜子里找出许久不穿的灰哔叽西服和已经尘封的皮鞋。他细心地用湿帕子把西服上的褶纹压平，等看不见湿印了才穿在身上，他把皮鞋擦亮，穿在脚上，再把头发梳理一番，戴上呢帽。他在镜子面前一照，颇以自己摇身一变便成为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模样而得意。他走出巷口，走到街头，叫一辆黄包车拉着向吴公馆出发。
他到了吴公馆门口，拿出一张名片交给看门的，看门的不敢怠慢，赶快拿着名片到里边通报去了。吴达非正在，他拿起名片一看：上面印着“易东，重庆南方公司”，十分高兴，说：“请”，跟着出来迎接。于同跟着吴达非走进客厅里去。
例行的客套寒暄之后，于同很想从吴达非的口中得到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的情况和动向。但是奇怪的是吴达非泛泛地谈了一下，都是一般的，还不如于同和川康特委领导同志交换情报时向他提供的、从侧面了解到的情况多。如果不是吴达非有意不说，便是根本没有进行多少活动，因此孤陋寡闻。当于同用“这些情况我早已知道了”这样的话来轻微表示失望时，吴达非马上觉察了，立刻表示歉意地说：
“真抱歉，近来因为我的银行银根吃紧，日子难过，我不得不分心去奔走，真是燃眉之急呀。”
于同相信吴达非说的这个理由，他早听说由于重庆政府无限制地发行钞票，通货严重膨胀，中央财团的大亨们乘机捞硬货，坑了百姓，也挤了地方银行、商号，近来因此倒闭的不少，发生了信用危机，银根自然就吃紧了。因此，于同对吴达非说：
“也好，你把你银行的事忙过以后，多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接触，问一问他们对于当前国事的态度是什么，对于国民党坚持准备反共打内战的反应如何，对于我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赞同不赞同。”
吴达非满口应承。
于同这次来找吴达非，是奉命来向地方统战关系方面传达南方局最近送来的一个内部通报。这个通报的内容是，南方局将要搬到南京去，和已经还都南京的***政府继续打交道，在那里将建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对内便叫南京局。南方局搬走以后，在四川将建立一个四川省委，驻在重庆，由吴玉章老负责，参加省委负责的有王维舟、张友渔、于江震等同志。于同今天来找吴达非交换情报，吴达非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打内心里不愿意把南方局内部通报四川将建立省委的重大情报告诉吴达非。但是他还是按上级指示向他传达了，不过在传达后对吴达非说：
“关于建立四川省委，还没有成为协议，形成事实，人选也只是内定的，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情况只传达到少数几位上层人士。不可传开。”
吴达非听到了中共在大后方的内部组织上即将有重大变动的这个情报，当然很高兴。要他只传达给极少数头面人物，当然满口答应。这对于提高他在民主人士和地方势力中的地位，无疑大有好处。这种政治资本比一大笔经济资本还值钱。何况……，他没有说出口来，心里想都不要这么想，害怕被于同那双锐利的眼睛看透了。
“好，我一定照易先生说的那么办。”
吴达非为了弥补他没有给于同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召来于同的不满意，马上向于同许愿说：“易先生，我们再约一个见面的时间吧，我把传达后的反应向你报告。”
于同正在考虑和吴达非约时间再见面是否适当，或者还是象过去一样，采取突然找他的办法，这样更安全些。他还没有想定，自然没有马上回答吴达非。吴达非见于同没有马上回答他，便以为是于同对他不够信任，甚至还有些怀疑，他有理由这么猜测。于是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我很愿意作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我愿意给你们当一名情报员，向你们提供情报。”
在于同听来，这简直是多余的话。对吴达非说：“我们既然是朋友，朋友之间贵在相交以诚，我们都说心里话就行，说不上当情报员的事。”
“对，对，人之相交，贵在知心嘛。”吴达非赞成于同的话。又讨好地问：“易先生在成都活动有什么困难吗？比如经济上……”
于同说：“没有困难。有困难我会来找你的。”接着他又回答吴达非提出约时间再见面的事说：“我最近忙，可能离开成都，我回来再来找你吧。”
“好，好”。吴达非当然只能表示同意。
又过了半个月，于同决定再去找吴达非了解情况。上次对吴达非说的可能离开成都，只是推口的话，他其实并没有离开成都。这次他去找吴达非，决定不去他的公馆里找他，而到他办公的银行里去找他。
他还是穿上西装，打扮得衣冠楚楚，到了通达银行的门口，他没有马上进去，去通过守门的替他传达。他站在银行门口外边的街角上，在杂货摊边抽烟闲逛，不时用眼光瞟着银行大门。不多一会，吴达非坐着晶光锃亮的漂亮私人汽车到来了，在门口下了车，迳直走进银行去，有两个保镖的也跟了进去。
于同这才走到银行门口，他并不去守门人那里要求传达，大大方方地迳直走进银行。守门人看他那股子神气劲，没有敢拦他，说不定这是一个财神爷，不让他进去，把经理的财路断了，吃罪不起。况且进进出出业务往来的人也很多嘛。
于同迳直走过营业部，上了二楼，在二楼楼口碰见一个职员，他问：“经理来了没有？”
那个职员用手指二楼的东头，随口说：“来了，刚才过去。”
于同肯定经理室在二楼的东头，他不问任何人，迳直走过去，果然看到“经理室”的玻璃牌子。他正要敲门，一个职员推门出来，看到于同便问：“你找谁？”
“我找经理。”于同说。
“经理有事正忙着呢。你有什么事，先到楼下找有关业务的人谈吧。”那个人不让于同进去。于同说：“请你告诉他，就说重庆南方公司有人要找他谈点生意。”
那个人还是说：“不管南方公司，北方公司，你去楼下找人先谈了，再说见不见经理的话吧。”
“谁呀？”屋里有一个声音。
那个人只好退进房里去对吴达非说：“有个重庆南方公司的人迳直闯到这里来了。”
“哦，南方公司的。请进，请进。”
于同听到吴达非在里面说话的声音，接着门拉开了，吴达非笑容满面地和于同握手：“欢迎，欢迎。”把于同让进门去，并且一直带到套间的里间去。那个人见经理如此热情接待这么一个他从来未见过的人，感到惊奇，同时为刚才自己对客人的不够礼貌而惴惴不安。他赶忙跟进去，给尊贵的客人上茶。
“赵秘书，你出去吧，我这里有事。”吴达非说。这个赵秘书谦恭地向于同点一个头，表示歉意，便退了出去。不知道经理又要谈一笔什么大买卖。
“我正盼着易先生来呢。”吴达非替于同点上一支纸烟后说，“易先生才回成都吗？”
“嗯”。于同支吾着说，随即开门见山地问吴达非：“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是的。”吴达非说：“美国人又肯出钱，又肯出枪，看起来南京中央政府是下了决心要大打一场了。我们四川支持八年抗战，搞得民穷财尽，实在不想打。我接触到的地方势力都不愿去替中央卖命，只求自保，更不用说民主党派人士了。有见识的民主人士都反对打内战，反对开‘国大’。最近在成都开过几个国事座谈会，都是这个意见。可是国民党恨透了，派人破坏民主集会，连张老都挨了臭鸡蛋。”
于同听了，觉得这不过是一般的情报。至于开国事报告会，民盟的主席张表方老先生挨鸡蛋，更是报上登了的，并不新鲜。但是他耐心地听着，不插话，也不提问。
吴达非看到于同对于他说的似乎反应很冷淡，看来要敷衍是敷衍不过去的，于是说出一件有点份量的情报。他小声说：“据我了解，民主党派里有些人过去是在地方部队干过的，至于‘民革’，好些人都是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干过，不少的人是失意军人和政客。他们有些人在悄悄议论，不管是国民党当权，或是共产党得天下，说到底还是要有枪杆子，在他们面前才说得起话，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抓枪杆子弄权的大好机会。有的人主张民主党派和地方军队中的开明人士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民主联军’。凭大家在旧军队中的关系，搞枪、抓人、弄地盘，都没得问题。”
于同对于吴达非提供的这个情报，倒是有兴趣。看起来有些地方政客和失意军人，想要组织第三种力量和第三支军队，来跟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三分天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幻想。国民党***决不会让他们长成气候。中国的民主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力量，不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统治，中国人民就会遭殃，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谁也莫想有出路。这本来是《新华日报》上反复讲过的道理，民主党派也是赞成的。现在却冒出这么一批自由主义分子和地方军阀残余勾结起来，想趁国共分裂，爆发内战，天下大乱之际，乘机打出一个自己的天下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只要他一动手，国民党特务机关不会不插手进来，不会让他们拉队伍，占地盘的。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收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当然，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和我们联合起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同进行反蒋游击战争。这样才合于潮流，顺乎民心，前途倒一定是光明的。
但是于同不想对吴达非讲这些大道理来说服他们之中想这么干的人。这要由他们内部能看清当前政治、审时度势的明白人来说服他们。他只冷冷地对吴达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在今天的中国想搞三分天下，只是幻想，连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分天下，搞南北朝，也不可能。最后的结局只可能是，或者国民党开明起来，组织各党派各方面势力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或者坚持反动，自趋灭亡，人民终于坐天下。他们如果不和共产党联合，接受共产党领导，共同反蒋，不会有出路。”
吴达非是一个十分乖巧的人，岂能听不出于同这些话的味道来。他马上顺着于同的说话路子说：
“是呀，易先生说的极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吴达非想试探于同的意图，又怕说得露了馅，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于同问。
“只是你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搞枪杆子，拉队伍，共产党在这里又没有队伍，你们怎么个领导法？”吴达非到底说出他想问的话。
于同笑一笑说：“如果***下决心大打内战，我们不会在他的大后方睡大觉的。”
吴达非完全听明白了，那就是说，只要内战爆发，共产党就要在大后方搞武装游击战争。但是于同没有明说，吴达非不好进一步探明这里共产党准备武装斗争的意图和斗争地区。他只能说：
“那好，让我们联合起来搞武装斗争吧，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领导。”
于同也听明白了，原来吴达非和那些搞三分天下的人是一个立场，说不定他正是其中穿针引线的组织者，不然他怎么前面说“他们”怎样怎样，后来却改口说成“我们”怎样怎样，而且提议和共产党联合搞武装呢？
于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谈，只用一句话结束：“到时候再说吧。”
“好，好。”吴达非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送客了。送于同出经理室门的时候，吴达非说：“易先生，希望我们多联系。随时恭候。”
于同走出银行，上了大街。他到这个商店那个公司钻进钻出，逛了一阵，再回家去。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职业的规矩，每次出家门，要留心观察周围环境有无异状，没有，才敢去找人。去找人的时候，一定先在外面观察，没有可疑现象，才能去接头。和人接头以后，回家以前，一定要在大街小巷走一阵，观察是不是有人在盯梢，如果发现有人盯梢，必须设法把“尾巴”丢掉了，才能回家。
今天他找了吴达非出来，在大街上照例转了一阵，他走进春熙路国货公司里面去逛了一会。他突然发现刚才在春熙路北段打过照面的人，在国货公司门口又出现了。虽然这两个人似乎根本没有看他，只顾自己看柜台上的货物，他也不能不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
于同走出国货公司，顺路从春熙北段到基督教青年会里去看看贴报牌上的报纸。他侧身向外瞟了一眼，又发现刚才在国货公司见到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在门口恍了一下。嗯，可能有问题。
于同决定再试一试。他转到科甲巷里去，那里比较僻静，便于观察。他走到科甲巷中间一个照像馆的橱窗跟前，从大玻璃的侧面反光中，果然发现远远的香烟铺门口，那个人在买香烟点火抽烟。这就完全肯定，他“长了尾巴”了。
他一点也不惊诧。在地下活动中，盯梢反盯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不够警觉的便被盯住了，过分紧张匆匆奔避的便暴露了自己。于同是老行家，他决定把盯梢的人丢掉而不露声色。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锦华馆后门口，一步踏进去，从锦华馆前门走到春熙路大街上，几步路就穿到对面的三益公巷子里去，从那里穿到北新街上去了。跟他的人就是看清他进了锦华馆后门，就是跟进去（一般不敢随便从店铺的后门进去的），走出锦华馆前门，可是眼前有四五条可能走的方向，向哪一条走去呢？
于同从北新街迅速走到小巷里去，他发现刚才跟他的人没有来，大概是丢掉了。不过他还不放心。他谨守自己的规定，没有走过三条自己任意选择的巷子而始终没有发现有人跟他以前，他就不回家。他照这样办了，没有人跟他，证明“尾巴”是确实砍掉了，他才慢步回家去。回到家的附近，他又作了仔细观察，没有异状，才跨进自己的家门。
他回到家里，一直不得安宁，他在思索为什么今天被盯了梢，这是他到成都来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他不认为是由于他本身的原因。只有一个可能，说不定吴达非已经被特务注意，正对他进行监视和观察，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民主党派，我们也有帮助保护的责任。因此他决定再找机会突然去拜访吴达非，告诉他这个新情况。
冯羽飞穿着毕挺的军装，走出成都军校，逍哉遥哉地在街上逛一阵，等约会的时间快到了，再去赴他的约会。他的心情很好，因为他获取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今天就去向他的上级报告。
他在大街逛了一会，看一看手表，约的时间快到了，他走近一个少城僻静小巷的一个公馆门口。他完全用不着左顾右盼，径直走进门房，他从军便服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在守门人的面前恍了一下。这是可以在这个公馆直进直出的派司，谁还敢挡。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升堂入室，到了客厅，才有一个穿军便服的年轻人出来接待：
“冯先生，来的好早。有事吗？”
“找李站长，昨天电话里约过的，有要紧事。”冯羽飞说。
“等一下，站长昨夜有事忙，现在大概起来了，我去请他。”
不多一会，一个穿着睡衣的趿着拖鞋的人出来了，这个人气色很好，瘦削的身材却很精神。
“李站长。”冯羽飞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
“哦，冯先生，请坐。”
“我有重要情报报告。”冯羽飞坐下又站起来说。
“请坐，请坐下说。”
接待冯羽飞的那个青年军官倒好茶，便自觉地退出去了，这是他们的规矩。没有得到李站长的允许，他一刻也不能停留。
哦，你或者要奇怪。冯羽飞有重要情报拿出来找他的上级，他的上级不是于同吗？他不是前几天还在大西门外的涤茗茶楼和于同见过面吗？怎么今天出来找的上级却住在这么一座漂亮的公馆里，他的上级却变成了军统站的李站长呢？这是怎么搞起的？
不用奇怪，世界上既然有这样的奇人，便会干出这样的怪事。冯羽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上级的确是于同。可是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务，他上级自然就是军统特务站长了。而且他的特务上级还不只一个，他还有一个中统省调统室的主任作他的上级呢，因为他还是中统特务呀。他是一身而三任，发了迹了。
但是到底他是什么人？共产党？军统特务？中统特务？
这得看一看他的历史。他曾经真正地参加过革命，英勇战斗，终于成为共产党员。可是后来在白色恐怖下，被中统特务抓去，软硬兼施，几小时便自首了，甘愿做了中统特务。他立刻被放了出来，成为一个混迹于革命阵营的中统特务。他却没有把他这一段污秽史向共产党坦白，共产党也没有发现他已经叛变了，还把他当一个特别党员，由于同来个别联系。后来中统想要到军统的势力范围内去搜集情报，派他到军校去工作，要他努力钻进军统特务里去替中统作特务工作。他发挥了他善于伪装的本领，居然悄悄地钻进军校的军统特务里去了。但是他在为中统搜集军统情报的时候，不小心被军统抓住了。在严刑拷打又高价收买的情况下，他向军统投降了，招出了他是具有中统特务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本来面目。军统认为这是一个奇货可居的人物，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便要他实实在在给军统干特务工作，把自己投降军统的事掩护起来，继续留在中统里面，并且继续和共产党保持联系。向军统提供中统和共产党的情报。从此冯羽飞一身具有三重身份。他起初以为可以用这三种身份，见人是人，见鬼是鬼，见魔是魔，三面吃糖，在三种势力之间周旋，玩弄三种势力于股掌之上，真可以算是“英雄好汉”了。其实不过是一条军统和中统都可以使唤，谁都瞧不起的癞皮狗。可怕的是共产党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是两统的双料特务。而于同当然也不知道他已经被捏在这个中统和军统特务手里，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现在之所以没有抓他，不过是中统和军统都考虑到，从于同和冯羽飞的联系中，还可以收集到共产党更多的情报，比如现在冯羽飞来找军统的李站长，正是为了送关于共产党的情报而来的。
冯羽飞向李站长报告说：“上次你叫我去和共产党联系，答应给他们军用地图，借此把他们的意图搞清楚。我登报和他联系，在指定的地点等了他三天，终于等来了那位喻先生。我说我已经把军用地图搞到了，喻先生很高兴，听他那口气，说内战肯定要打起来，他们肯定要在四川农村搞武装游击叛乱了。”
“你问他们打算在哪些地方搞叛乱吗？”李站长饶有兴味地问。
“我不好直接问他，怕漏馅，我转弯抹角地说，军用地图一大堆，不好拿出来。他说捡有用的拿，我问拿哪一些地区的，他说先拿四川周围山区地带和川中华蓥山地区的，最先只要川康边一带的，或者加上华蓥山的。”
“好、好。”李站长很欣赏这个共产党叛徒的机智。他分析说：“看起来他们是打算在边远山区搞武装叛乱，首先是川康边一带和华蓥山一带。这是一个重要情报。你搞得好。”
冯羽飞听了李站长对自己的夸奖，不敢在特务头子面前喜形于色，只是谨慎地微笑一下。接着说：“这个喻先生是很难缠的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行家。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马虎一点。”于是冯羽飞把他登报后三天才等到他来了，可能是这位喻先生先派人考察了他才亲自出面接头的，他们一见面喻先生便把他带过田野，证明没有人盯梢，才突然把他带到一个小地方去谈话的情况报告了。
李站长问：“他们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可疑吧？”
“没有。”冯羽飞肯定地说：“不过他们是很警惕的，一点也疏忽不得。”
“好。”李站长听到冯羽飞的估计，很高兴。只要共产党没有发现冯羽飞的真面目，就必须继续保持和共产党的联系，不要打乱。因此他下决心说：“这样吧，你还是谨慎小心地和他保持联系，不要轻易通知他。你们见面时，不准派人去监视他，或盯他的梢，以免引起他的怀疑。反正线头捏在你手里，还怕他飞了不成。以后你这个线索只有我一个人掌握，有事直接来找我。别的人找你，你一丝一毫也不要泄漏。”
冯羽飞点头。
李站长问：“你和共产党搭上线接上头的事，你没有对纯化街的人说吧？”
“没有。”冯羽飞说。他知道李站长所说的纯化街的人就是指的省党调统室中统的人。这是他们非常忌讳的。
李站长说：“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脚踏两条船，三心二意的，那是对你没有好处的哟。共产党那边我倒放心，你要对他们露一点风，他们是要杀你的头的。”
冯羽飞十分诚恳地回答：“那怎么会呢？我不想活了？”
李站长对冯羽飞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共产党打游击的计划搞清楚。你还听他们说些什么吗？”
“哦，他们还说他们很缺乏武器，很想搞到武器，要我留心搞武器的门路。他们还说缺乏军事指挥人才，要我物色。并且要我到时候策动部队譁变过去。”
“啊，这非常重要。”李站长说。他考虑了一会说：“你一定要满口答应他们。我们将来派人带些枪过去，你也亲自去帮助指挥。这一群麻雀就捏在我们手里了。”说罢，他开怀地笑了起来，用右手抓一把，紧紧地捏成拳头，似乎他已经把共产党的游击队完全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了。
李站长站起来，拍一下冯羽飞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干，我保举你。”
就是在李站长拍冯羽飞肩膀的时候，冯羽飞已经作了他自己的打算。他告辞出来，便踏入了另一个特务衙门里去了。不管李站长对冯羽飞怎么软硬兼施，威胁和利诱双管齐下。警告他不准他去向中统报告，他还是抱定他自己的不易之规，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好处，他就给谁效力。他偷偷摸摸地去向中统和他单线联系的三科科长叶成之报告。他也不能不去，因为他既然是中统高层人士直接掌握的“特情”，每过一些日子他就不能不去送点情报，领些赏。共产党的情报，军统的情报，军校的情报，都是很值钱的。同时，冯羽飞到底是在中统发的迹，是中统提拔他起来作了“特情”，把他打发到军校去的。他不能脱离中统这条线，他不能死心眼只靠一头。他知道两“统”之间是不会真心实意地通气的，只要做得干净，不会有风险。当然他还是知道分寸，多向着军统，因为那是大的一头，更有油水一些。
冯羽飞按照原来约好的办法，去找了叶成之，要他向中统头子申雨峰转报。他说他和中共的一位喻先生最近碰了头，探听到如果全国大打起来，共产党要在四川发动游击战。很有可能他们会和地方土著势力和民主党派勾结起来，在四川的山区搞武装叛乱。他并且说，他从军统方面获悉，军统也已经掌握这样的情报，正密切注意中。
叶成之听了冯羽飞送来的这个情报，十分高兴，他知道这个情报很重要。不久以前，中统总部通报，戡乱之战即将展开，估计大后方的共产党不会没有军事行动，地方势力中有些下野政客和失意军人，也有可能图谋不轨，和民主党派一起乘机在大后方捣乱，抓政治资本。这些力量如果被共产党抓了过去，搞在一起，那就祸害无穷了。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加以消灭。叶成之从冯羽飞这个高级“特情”送来的情报中，到底得到了中共的动向。叶成之告诉冯羽飞，他即向申雨峰报告。他对冯羽飞鼓励一番之后，叫他进一步注意共产党的动态和军统的对策。
冯羽飞告辞的时候，叶成之一再告诫他：“千万注意，不可打草惊蛇，叫那个喻先生警觉，突然溜掉了。在他的身上我们还要派大用场哩。”
冯羽飞听到了和他在军统站听到的同样的话，他们都想在这个共产党的身上大做文章。喻先生真是他抓在手里的摇钱树了。
叶成之等冯羽飞走后，当天下午就通知下面的人用高级轿车到通达银行把他直接领导的又一个“特情”接来，到约定的公馆里去见面。当叶成之手下的小特务打开公馆客厅大门，迎了客人进来，站在叶成之面前的客人却是那个在银行界有势力、在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中颇能周旋的吴达非！
你会奇怪吧？其实一点也不用奇怪，吴达非既然是一个自称比四川两个大“滑人”：水晶猴子和多宝道人还要道限大一些的能人，既然要八面玲珑，岂有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常常起重大作用的特务这一面不沾边的？他既然经济上背地投靠了重庆的“四大家族”，把自己的银行置于他们的“子银行”的地位，他在政治上岂能不投靠作为四大家族统治的重要支柱的特务组织？只是他的投靠不象那些被捕叛变转化为听人使唤的癞皮狗的小特务那样卑贱，而是被中统看待为高级“特情”人员和朋友的。他的哲学字典里并没有“气节”或是“道德”这样的字眼，也没有进步和反动的区别，只有“有奶便是娘”、“人人为我，我为自己”这样的格言。他给中统当“特情”，心安理得，向他们提供他觉得可以转换成价值的情报。他和那些民主人士和地方势力拉拉扯扯也和共产党保持统战关系，在他看来，这就象下棋放一颗冷子在棋盘角上，也许什么时候会对他产生意想不到的价值。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使他养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见了共产党派来的“人”，他是要说“人话”的。他对于同以及南方局的说出那么多令人信服的激烈言词，抨击国民党独裁反动，拥护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以至颇有统战和情报工作经验的于同，对他也有了较好的印象。同样的，他有时候被中统管“特情”的叶成之用高级轿车接去，在礼貌的接待，高级的享受，友善的言词和动人的许诺之下，他会把地方势力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不满议论以至不轨的图谋，一五一十地告诉叶成之，以至他不吝惜地把共产党派来和他联系的易先生的话，凡是可以变成情报的，都以情报的形式告诉了叶成之，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后来甚至发展到他想暗地里派手下人摸清楚于同的身份和住址。这倒不是他想表示他对中统的忠诚，而是想作为自己口袋里的一张王牌，必要的时候打出去。但是他绝不会轻易把这张王牌打出去，轻易地告诉叶成之。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很没有出息，盯于同的梢，不多一会，就被于同丢掉了。他觉得好笑的是于同竟然还突然来找他，要他注意，可能有特务在监视他，所以“传染”给于同，因而于同发现自己被盯过梢了，却一点也不知道就是他派手下人干的。他感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把戏，没有特务的本事，却对于同干特务盯梢的勾当，如果露了馅，对他是很不合算的。要知道于同对他的信任，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就会促进民主人士和地方势力对他信赖。因此他决定不再派人对于同作那种冒失的跟踪，还是按常规和于同接头吧，不再想去摸清于同的职业和住址了。
吴达非得意地坐在叶成之给他提供的高级轿车里，不一会就开进了一个公馆，叶成之已经很客气地在那里恭候。叶成之明明知道，这个吴达非不过是奉命单独联系许多“特情”中的一个，是由他在玩政治游戏的棋盘上拨弄的一颗棋子。
但是申雨峰对他特别交待过，吴达非这个人很有油水，价值较高，是一个和各方面都有来往的地头蛇，不可轻慢。所以客气地在那里迎接。
“啊，吴大经理，动了你的大驾了。”
“叶先生说那里话？我也正有事想来找你呢。”吴达非也懂得自己的身份，在这里应该客气一些。
他们进了客厅，递烟倒茶，寒暄片刻之后，叶成之的随从全都退出去了，他们两个坐在面对面的沙发上，膝头对膝头地谈了起来。
叶成之对吴达非通报了国民党下决心要进行全国全面戡乱的决心，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了的消息。他谈了国军已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的大力支援下，把用美械装备起来的铁杆部队送到华北和东北去了，一切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战争一触即发，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他把话题一转，说到四川后方的秩序，他说：“大战一开，必须保证有一个出粮出壮丁的可靠后方，四川历来就是这样的后方，因此四川的安定至关紧要，必须确保。但是”，他强调说：
“我们不仅估计到了，而且从一些迹象和可靠情报获悉，共产党将在四川后方捣乱，_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里恐怕也难免有下野政客和失意军人要乘机起哄，给我们找麻烦。如果被共产党利用了，那就更危险。”接着他问吴达非：
“吴经理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
吴达非早就料定，叶成之派高级轿车来接他，不是来吃喝玩乐的，必定要他交出一些“情报”来。他在车上一路想过，有些情报他可以说，有些情报他不能说，或者暂时还不想说。他表示同意叶成之的一般论点，前方大打起来，后方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共产党要动，地方势力乘机要动，民主党派要叫喊，都是想得到的。如果几方面勾在一起，动得会厉害一些。
叶成之不能满足于吴达非的一般时事评论，他要的是“干货”。他问：
“吴经理最近在他们之中听到他们有些什么活动打算吗？”
“有。”吴达非不迟疑地回答，以表示他早已打算来报告了。“据我了解，民主党派里还是极力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同时又认为大打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有的激进分子想和地方势力纠结起来，乘四川后方空虚的时候，打出一个自己的江山来，有了本钱，有了地盘，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讲得起话，可以要价钱了。”
“他们打算怎么搞？”叶成之问。
“他们正和一些地方势力中有枪杆子的或者有号召力的在野分子，和地方大袍哥拿言语，必要的时候，要打出‘民主联军’的旗号。不过一切都还在窃窃私议中，没有一个样子。”吴达非接着谈了几个地方势力中的人物，几个失意的四川军官的一些奔走活动。
叶成之对这些很有兴趣。他对另外一个题目更有兴趣，他问：“从共产党方面听到了什么？”
吴达非不想把从易先生口中听到的话，直接告诉叶成之，他怕被叶成之套上了，以后脱不到手。他甚至不说出他和中共有这样的统战关系。可是他要在叶成之面前显示他的价值，不得不把易先生告诉他的话，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来对他讲，他说：
“我从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中打听到，共产党向他们分析的国内形势和你们估计的完全不同，他们估计内战要大打起来，倒是和你们说的一样，但是对内战结果的分析却完全不同；他们说虽然很难苦，但是他们一定会胜利，几年功夫就会大变样。他们极力劝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不要跟国民党走。可是他们也不主张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自立门户，独立打个江山出来，他们说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
“共产党是不是要在后方捣乱，搞暴动？”叶成之问。
“不了解，看样子和你们想的一样，是会在后方搞军事行动的，具体的不知道，只是听说……”吴达非□一□神秘的眼睛，没有说下去。
叶成之理解到，吴达非口里一定还有重要的话。他用鼓励的眼神望着吴达非问：“听说什么？”
“听说共产党的南方局要搬走，他们在四川将要建立四川省委，专门来抓四川的工作。是吴玉章当头，还有别的几个人是内定的。”他说出几个名字来，最后说：“可见他们要加强在四川后方的活动了。”
中共要成立四川省委，内定了名单，这当然是一个重要情报。叶成之沉吟一下，说：“他们要加强活动，肯定要搞军事活动，要搞农村暴动。吴经理，你多注意他们的这种活动吧。”
吴达非照例点一下头。
叶成之又说：“如果地方势力和共产党勾结起来，在农村搞暴动，那才是最麻烦的。吴经理你一定要运用你在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中的影响，第一是阻止他们搞，第二是防止他们和共产党勾结起来搞。”
吴达非又照例点一下头。
叶成之想一下，又说：“他们要搞，恐怕不是你挡得住的，不如你索性参加进他们搞武装的那些人里面去，抓领导权。”
这一回吴达非却没有照例顺从地点头。这个问题不简单，要考虑考虑。
叶成之却不理会，不管吴达非点不点头，只管补充说：“就这么办。我们通过你介绍两个军事人材钻进去，帮助你，你知道这样的妙用吗？孙子兵法上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呀。”
吴达非是什么人，岂有不懂这点道理的，与其拒之，不如用之，他到底点了一下头。
叶成之看到吴达非点了头，十分满意。他留下吴达非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才用车送吴达非回家。
“你为什么老不来，我正有事找你呢。”肖*在和于同约好的粉墙上贴好“小儿夜哭，请君唸读，小儿不哭，谢君万福”的红纸条，然后每天晚上在家里等他，等了三天，一直没有等来。往常只要按定地方作了规定记号后，几乎当天于同就会来找他。因为这种情报往往有时间的紧迫性，不及时见面就可能误事了。于同对肖*是绝对信任的，用不着象对军校的冯羽飞这样接头不久的那样，要先观察一两天，再相机去接头。这次为什么约了三天没有去接头呢？现在于同来了，一见面肖*自然要这样发问了。
“我昨天才回成都，最近事情忙一些。”于同解释，并且加了一句，“我也正有事要问你呢。”
“什么事？”肖*问。
“你先说你要说的事吧。”于同叫肖*先汇报。他想知道，肖*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报告，是不是有需要当机立断的事，有些事的确是一刻也不能耽误的呀。
肖*说：“我最近看到一份中统的情报，上面说，据特情报告，中共南方局将搬往南京，在重庆将建立省委，由吴玉章负责，内定了谁担任副书记，谁和谁当什么部的部长云云，我奇怪，我们党的组织作这么重大的调整，还没有公布，为什么事先让中统的特情探听到了，才内定的人选为什么被特务先就探知了？你一直也没有给我说过呀。”
于同一听，先是吃了一惊，继而沉思一下，口里不禁说出：“有鬼！”
“是有鬼。”肖*说，“有中统的‘特情’爬到我们身边来了。”
“啊，很可能是他！”于同的心里似乎开了一朵天窗，豁然开朗了。
“谁？”肖*问。
“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人能看到《中国国民党党员通信手册》？”于同问。
肖*说：“表面上看来，凡是国民党员都可以看这种手册，其实只有中统特务才能看到，当然中统的‘特情’也能看到。这是中统特务的一本基本读本和工作手册。”
于同为了把情况搞清楚，不得不把一些本来不想告诉肖*的事对肖强说了。他说：“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据我们在民主党派主办的《商业日报》社工作的一个秘密党员报告，他在他的一个亲戚——姑且就叫他某甲吧——家里偶然发现了这么一本《党员手册》，他翻了一下，原来是教怎么做特务工作的，他不敢再看，放回原处。这个某甲却是一个地方的头面人物，和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关系密切，和我们党也有较密切的统战关系。具体地说吧，就是由我在和他发生关系。怎么会在他的家里发现中统特务的手册呢？”
肖*推断说：“如果不是某甲的家里有人是特务，某甲就有可能是特务。如果某甲是头面人物，不好直接干特务工作，那就可能是中统的‘特情’。”
“可是这个某甲却是多年来在地方势力中很活跃的人物，和我们党也有较好的关系呢。”于同将信将疑地说。
“头面人物被中统收买了，给中统送情报的人不只一个，中统有人专管这个工作，叫做‘特情’。你说的那个某甲可能就是一个两面派，和我们党挂上了钩。两面吃糖。”
“啊。这却是一个危险信号。最近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些怀疑，有一次我去找了他出来以后，被人跟上了，我原以为是他已经被特务监视了，我去找过他，所以我也被盯住了。现在看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不过奇怪的是，我又一次去找他以后走出来，我留心观察，再没有发现我的后面有人盯梢了。”
“那也说不一定，说不定特务和你已经打了几个照面，已经把你挂上像了，不必老跟着，以免打草惊蛇。他们估计你不可能知道那个某甲是他们的‘特情’，只要你和某甲有联系，他们就放心了，不怕你跑了。”肖*替于同分析。接着劝告于同：“你既然被‘照了相’，你出去和别人往来，恐怕要化装一下才好，不仅是换衣服，包括头发、脸型、举止都得变一下。”
“你说的是。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弄清这个某甲的真实身份，如果他真是中统的‘特情’，不光是我的安全问题要考虑，还有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方面都得给他们打招呼，不能叫他们吃亏上当。”于同想的更多一些。
肖*说：“如果他是一个中统特务，我可以直接查清楚。如果是一个‘特情’，我却不好办，因为那些高级人士，头面人物，和中统挂了钩的，都不让我们管理，是中统头子申雨峰直接在管，由一个三科科长叶成之在帮助他具体联系，只对申雨峰负责，我们不好插手。”
“那你先查一查是不是特务吧。不是，你就要想办法把‘特情’名单看到，看这个人是不是‘特情’。这是关系重大的事。”于同说。
“我去努力试试，不一定有把握。”肖*回答。
“既然这样，我把这个某甲的名字告诉你，他叫吴达非，是通达银行的总经理。”于同写下吴达非的名字交给肖*。肖*看后便烧毁了。
肖*回到省特委会办公室，把他保存的特务花册查遍了，也查不到吴达非这个名字，可见这个吴达非不是一般的特务，很可能是申雨峰他们直接掌握的“特情”，这些“特情”人物只有叶成之才清楚。肖*明白，他想去从叶成之的口里探听吴达非，那是纪律所不容许的，而且反会引起叶成之的怀疑。要查清吴达非这个人是不是“特情”，恐怕还要很费一些手脚。
他和叶成之的私人关系是不坏的，可以说得上是酒肉朋友吧。他从来没有拒绝叶成之拉他去妓院里吃花酒打牌作乐。他们在酒桌上牌桌上也议论过特委会中一些人物的长短。但是叶成之从来不向他透露他掌握了一些什么“特情”人物，甚至连有“特情”这么一项工作也不肯告诉肖*。还是肖强在处理自己掌握的情报工作时，牵涉到“特情”关系，问到叶成之，叶成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有这么一回事。现在想从他口中挖出吴达非来，非得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不可。
“走，叶兄，出去闲散一下吧。”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肖*碰到叶成之，拉着他说。
“到哪里去？”叶成之对于夜间去“打野食”的生活，从来是兴趣盎然的。
“到老兄喜欢的老地方去，吃酒打小麻将如何。”肖*投其所好。
“好呀。”
他们叫黄包车拉到他们熟悉的小巷子，在一家门前停下，一直走进去。那个老鸨儿见老主顾来了，自然热烈欢迎。他们在酒醉饭饱之后，坐在小花厅里喝闲茶，肖*开口就说：
“老兄，这一回总应该归我来开销了吧。”
叶成之喝得醉糊糊的，没有说话，自然是同意了。肖*说：“不过，待一会打麻将，我凭本事捞了回来，你可不要说我是做假人情呀。”
“笑话。喝酒归喝酒，打牌归打牌。牌桌上打仗，只认输赢，不讲交情的。我们较量较量一下吧。”
叶成之的酒量比较大，和肖*不相上下。肖*不想把他灌醉，也不幻想能从他口中挖出什么东西来。肖*把话题转到喝酒吃菜开销大，物价涨得飞快，薪水不够开销，又找不到外水的题目上来。肖*说：“眼见全国要大打起来，物价恐怕还要涨，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叶成之打了一个嗝，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点头表示同意，却一言不发。
肖*又说：“前方大打起来，后方空虚，四川的地方势力恐怕不会那么皈依服法，共产党更要图谋不轨在乡下搞武装叛乱。如果他们勾结起来，那就更危险。我那里收到过一些零星情报，很不成形，老兄那里听到了什么情报吗？”
叶成之说：“我那里也没有听到什么，军事情报是军队在抓，我们不管。”
“我那里最近收到情报，说地方势力有一个头面人物在和地方上的下野军人拉关系，图谋不轨呢。”肖*故意把话引向他想打听的方面。
“有这样的事？”叶成之应付地问。
“有呀。我收到情报，说通达银行总经理吴达非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他鬼鬼祟祟地在和地方军阀官僚们鼓捣什么。”
肖*分明发觉，或者也可能是他的主观感觉，当他说到吴达非的时候，叶成之的眼睛注视了一下，注意听肖*的情报。随后大概没有听出什么紧要的情报，目光才松弛了，冷淡地说：“量他们鼓捣不出个什么来。”
话谈不下去了，肖*迅速把话转到打麻将这种题目上去。今晚上的麻将之战，肖*故意让叶成之赢他几把，把叶成之的兴趣提高了。约好过几天再来“决一死战”。不只是在牌桌上，还要在酒桌上。
过了两天，叶成之没有等到肖*来约他去老地方的麻将桌上决一死战，却提前到肖*的办公室里来找肖*来了。寒暄之后，肖*发现叶成之突然显得有一点消沉情绪。他们东拉西扯闲谈一阵之后，叶成之透露有的人在找个人出路，有的人在申调到台湾去。接着又扯到个人过河上坎的问题。肖*不明白这个铁杆特务为什么来向他说这么一番话，他不敢搭腔，要看看叶成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叶成之忽然问肖*：
“民政厅的罗主任秘书，听说你很熟？”
肖*把叶成之刚才说的那些话和他问民政厅主任秘书的事联系起来想一想，马上察觉叶成之有早点自谋出路的打算，因为民政厅是专管委派地方官吏的，而主任秘书在民政厅里是厅长的师爷，“观火匠”。现在民政厅的罗主任秘书，是他川大时的同学，由他介绍入了党网，两个人的关系不错，现在叶成之问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来，想必是有求于他吧。他马上想到：正好，他只要答应帮叶成之的忙，叶成之总要拿点什么来作报酬吧。他甚至想到，如果把叶成之挤走了，把三科管“特情”的事并到他的一科里来兼管，或者鼓动叶成之相机推荐他兼三科科长，那就得其所哉了。
肖*回答叶成之说：“哦，你说的是民政厅的老罗噢，我们的交情马马虎虎。”他故意把罗主任秘书说成老罗，以示他们的关系之深。
其实他和那个姓罗的虽然在川大是同学，却不算很熟，后来是姓罗的想在中统特务方面挂一条线，找到了肖*，由肖*发展他入了党网，并且由肖*和他联系，他们之间的往来才多起来的。不久以前，肖*的一科有一个小小的外勤干事，是一个积极的包打听，有时颇能组织一点有质量的情报回来，肖*很讨厌他。肖*久有意思想把他从一科挤走。还没有想到办法，这个干事却官瘾大发，想回他的家乡河口去捞油水，想活动到这个口岸码头去当区长。于是找门路找到肖*面前来了，希望肖*在民政厅罗主任秘书那里替他美言几句，让罗主任秘书给江油县长打个招呼，事情就好办了。肖*想正合心意，便满口答应，并且替他奔走，找了罗主任秘书，办成了这件事。他回家去当了区长，同时把中统党网关系也带回去，更有势了。这个干事十分感激肖*，便说了开去。不知道怎么地又传到了叶成之的耳朵里去。
“好，我们下一回去喝酒再说。”叶成之没有再说下去，告辞走了。
叶成之走了以后，肖*十分高兴，以至回到家里还禁不住要笑起来。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正在为搞清楚吴达非是不是叶成之掌握的“特情”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甚至准备冒险去以求一逞的时候，叶成之主动上门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原本他上次和于同碰头，见于同想搞清吴达非的政治面目如此急切，一定是事关大局。因此他一定要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他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准备冒险去偷情报。他的设想是把他和叶成之的酒肉朋友关系，搞得热和起来，常常去菜馆和台基里去鬼混，把叶成之灌醉，必要的时候要偷偷在他的酒杯里加点麻药，使他沉睡不醒，摸到他经常挂在他腰上的保险柜的钥匙，按上模印，然后把叶成之再一次灌醉，乘机打开他的保险柜，拿出他的“特情”档案来翻看，看有没有吴达非这个“特情”。不过他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叶成之会不会让他灌得醉，会不会吃他的麻药酒，没有大的把握，能不能配得上合适的保险柜钥匙，也不是容易的事。更难的是去打开他的保险柜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意外呢？会不会有人在偷偷监视？会不会一插钥匙进保险柜钥匙孔，便接通了警铃的电路，警铃呜呜叫了起来？这些事他不能不事先作出周密的考虑，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他决不能为一个情报，使他丧失了得之不易的战斗岗位，甚至陷入死亡的陷井里去。他要作较长时间的调查和研究才敢动手。
现在却好了，这些偷偷摸摸的作法，可以不搞了，充分利用他的地位和活动能力，把叶成之挤走，并且把三科的领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来，一切目的都可以达到了，不费举手之劳。
这一回是叶成之请肖*到老台基去饮酒作乐，肖*当然乐意去。他们二人喝够玩够以后，叶成之自然把闲话扯到正题上来，这也正是肖*所希望的。
叶成之有几分感慨地说：“我在省党部这个衙门里工作的时间不算短了，总可以算得是一个忠实同志，申主任待我也不错，在这个清水衙门里把这碗清闲饭吃上一辈子也可以。可是我总觉得在这里也只能有这么一个出息了，再大的官也升不到申主任的头上去，要我在这里窝一辈子，总不甘心，我想找一个道路比较宽一些的地方去走一走，图个好前程，再说……”
叶成之没有再说下去，肖*却已经猜出下文。再说的下文不外说眼下时局也不那么安静，谁知道是个什么结局？许多同事都在找过河上坎的路，找个浑水塘子混一混，捞上一笔钱，准备走路了。……如此等等在同事中常常咶啦的话。肖*不想听这些，想听到的是叶成之到底想干什么，他能不能帮上忙，把他挤不挤得走，三科的机密他能不能染指。他插上话说：
“老兄说的也是，有出息的谁不想找个高枝儿攀一攀？不知道叶兄找到了什么门路？”
叶成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在省田粮处工作，听说田粮处长就要高升外放出去了，那里正缺一个处长……。”叶成之没有再说下去，潜台词我完全可以替他背出来：他想去当田粮处长。田粮处长这个官不算大，可是沾上“田粮”二字，油水却多得很，好些人在谋这个位子。我不说话，看他怎么说。他说：“我已经找到推荐我到田粮处去的门路，可是不打通粮食部督导处长这个关卡，就进不去。现在粮食部督导处长是由民政厅的主任秘书罗耀文兼着的，只要他肯出一把力，在粮食部长和省民政厅长面前帮我通一通，事情就差不多了。听说老兄和罗耀文是朋友，老兄能不能帮我去疏通一下关节？”
肖*听明白了，原来叶成之是想去田粮处大捞一把，然后洗手溜掉。说到罗耀文那里，肖*还说得起几句话，这个忙帮得上。但是他不能那么畅快地答应去帮忙，他要摸清楚叶成之准备拿什么好处来交换。他说：
“民政厅老罗那里，我倒还有些往来，替老兄说几句话倒也不难，不过他……”
肖*把话说到半句打住了。叶成之当然也知道下面肖*不想明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什么，罗耀文不是一个只吃素的人。叶成之马上接口说：“我到了田粮处，他是粮食部的督导处长，我知道怎么孝敬他的。至于老兄这边……”
“我这里好说，你我相交一回，这点干忙是愿意帮的。”肖*打断叶成之的话，不叫他把含在嘴的话说出来。他不是想收他的钱财包袱，他最关心的却是到底谁来接叶成之三科科长的事，他问叶成之：
“老兄要想出去，申主任会答应吗？你这三科可是申主任亲自抓的呀。”意思是说，你是申雨峰的心腹人，会放你走吗？
叶成之满有把握地说：“申主任好久以前就答应我了。只要我找到了好差事，他乐意放我走。他也知道我窝在这里的年头不短了，是该找个更有出息的地方。”
“但是你走了，这么重要的三科，谁来接手呀？”这才是肖*最为关切的事。他想从叶成之的口中探听明白，他才好下决心是不是帮叶成之的忙。如果找一个他不熟悉的不三不四的人来接管三科，还不如让叶成之占住这个位置，他还有下手的机会。他又有意加了一句暗示的话说：“这个科也是搞情报的，和我这一科的关系密切，希望能有象老兄这样和我合作得好的人来。”
叶成之也当然听出一点味道来了。他如果得到肖*的帮助，当成了田粮处长，给肖*回报一点好处是应该的。便试探地问：“老兄是不是对三科科长有兴趣？”
肖*当然有兴趣，但不便明说，便半推半就地说：“我这一科够我搞的了，我这个主任干事也还算称心。能和三科搞得密切一些，那工作效率一定会更高些。我早想提出一、三两科合并起来，由老兄来领班，那该多好。”
叶成之听出肖*想提升当三科科长，可是又不想放弃他的一科主任干事的职务，意思是把两科并到一起，由他来管。这件事他虽然作不得主，可是向申雨峰试探一下，还是可以的，他终于用一句话来收场：“我是想走了，不过一三两科合并的事，我可以向申主任说一说看。”
叶成之和肖*的这笔交易就这么做成了。肖*通过由他联系的党网分子民政厅的罗主任秘书替叶成之活动，由民政厅（当时官吏任命由民政厅主管）提请省政府任命为田粮处长，当然说好了叶成之每年名义上提交给粮食督导处粮食一千石，也就是说落到那位姓罗的粮食督导处长口袋里去一千石粮食，他就等于一下子成为拥有千石良田的富翁了，他何乐不为？叶成之也没有拉稀，给申雨峰建议把一、三两科合并起来由肖*来统管的事，虽然没有说成，但是申雨峰到底同意了在叶成之高升出去当田粮处长以后，一时没有找到接替他的人时，由肖*暂时代理三科科长。叶成之对肖*再三表示歉意，没有给肖*活动当成科长，但是肖*心里却乐开了花，他能作三科的代理科长一天，也就够了，他能把叶成之所保管的保险柜的钥匙拿到手，大模大样地打开保险柜，把那机密的文件夹看上一眼，也就行了。当然，他在叶成之面前表面上还是装出不胜惋惜的神情和轻度的不满，他对叶成之说：“我恐怕迟早也得走路。”
叶成之安慰肖*说：“听申主任的口气，对老兄还是蛮器重的。”
这一句话对肖*来说比叫他当科长还高兴，他从叶成之的口中到底摸到了中统特务头子对他的看法。
叶成之弄到了淌着油水的肥缺，精神爽快。为了图个吉利，上任以前他洗澡理发，把身体彻底洗刷一番，请几位熟识的中统朋友吃了一天花酒，庆贺一番。他当众宣布了申雨峰的决定，他走了以后，由肖*代理三科科长，同时把经常吊在他腰带上的保险柜的钥匙解下来，交给了肖*。肖*拿过手来，也学他一样谨慎，吊在自己的腰带上。叶成之悄悄对肖*说：“开的时候，要注意机关。我明天来当面移交。”
第二天一上班，肖*就抽功夫到三科去转了一下，叶成之还没有来。他和几个干事随便寒暄了几句。他走进科长室里去，一眼就看到屋角那个结实的保险柜，这是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使了这么多手脚，才走近了的保险柜，比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要壮实多了。
他从腰上解下钥匙来，走近保险柜，他想只要一插进去，便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记得清楚，这保险柜是有机关的，他早已料到，昨天叶成之已经明说过，机关在哪里？叶成之没有告诉他。他说今天来办移交，现在还没有来呢。他不能表现得过急，把钥匙吊回自己的腰带上，坐在那里随便翻一翻报纸。
过一会，听到脚步声进来，叶成之推开了门，高兴地向肖*问好，对肖*说：
“我现在来当面向老兄办移交。机要文件放在这个保险柜里，开保险柜除开要用我昨天交给你的那把钥匙以外，还要先按机关，解除警报。这警报开关我安在我的办公桌里。”叶成之说了，自己拿出钥匙来开了办公桌一个抽屉的锁，抽开抽屉，在抽屉底部拨开书刊，看到一个开关，他把开关扳了一下，他说：“这样就关断了警报。这个开关老兄你喜欢安在哪里就安在哪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肖*才发觉，叶成之做得很诡，他要不说，谁知道这警报开关安在哪里，不关掉警报开关，就是配好了保险柜的钥匙，一伸进去，警报呜呜响了，警卫室的红灯亮了，谁还跑得脱？
“唔。”肖*表示同意，他要自己另外找个机密地方安警报开关。
叶成之走近保险柜，伸手把保险柜暗锁上的字码盘拨过来拨过去，拨了几下，他说：“这字码盘由你自己另外编。别人不知道编号，钥匙伸进去也开不开。”叶成之伸手向肖*讨回钥匙，一伸孔锁动，保险柜门便拉开了。他双手伸进去，端出一个铁匣子，这又是一个保险匣，上面有号码锁，叶成之拨了几下，铁匣被打开了。里面现出一个文件袋。
叶成之对肖*说：“我要交给你的，就是这个。”他大声喊一声：“王干事，你进来一下。”
一个青年应声进来，叶成之才正二八经地对肖*说：“现在我正式给老兄办移交，看好，我们三头对六面，丁是丁，卯是卯，就是这个袋子。”他拿起那个文件袋来交给肖*。
肖*接过来，他多么想打开来看一眼呀。但是他不能这么急。他把文件袋又放回铁匣子，关了起来。
移交便这么办完了，叶成之起身告辞，王干事也退了出去。肖*还是决定不要马上抽出文件袋来翻看，明天再说吧。他把铁匣子的号码锁按自己编的的号码拨好，关了起来，放进保险柜，他把保险柜门关好，拨乱号码盘，用钥匙扭几下，确实关好了，他再把警报开关移到大抽屉的底部去。这一切他做得十分顺当，因为除开那个秘密的报警开关外，其余和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是一样的。
第二天上午，肖*上班以后，到了三科，径直走进科长室。他在办公室桌上随便翻一会报纸文件，便动手打开保险柜，拿出那个他久已渴望见到的文件袋来，抽出文件夹，翻开来看。上面记了许多的人名的专栏。在每一个人名的下面记着这个人的代名、号码、职务、住址和通信处以及接头办法等等。还记着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人送来了什么情报，情报内容作了摘要。
肖*匆匆翻了一下，使他大为惊异。他想不到竟然有这么一些头面人物和中统秘密地建立了情报联络关系，把他们在官场所见所闻，各种阴谋诡计，都探听到了，送到这里来。他更为吃惊的是，有的在外表上是记者、学者、教授、传教士，甚至有的是一些有名气的“进步”人士，竟然是送情报的两面派人物，其中有的还是他一科正在进行监视和侦察的对象呢。这真叫难以想象，真叫触目惊心！
肖*来不及细看，他要马上找一找这上面有没有吴达非其人。啊，果然吴达非榜上有名，通达银行总经理，一点也不错。在他的名下竟然记得有他最近探到的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中正在酝酿异动，组织地方军事活动的情况。这家伙真坏。毫无问题，吴达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特情”人物，应该赶快告诉于同，不要上当。和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来往的人中竟然有这样的危险人物，也要叫于同告诉他们才好。
他在眼皮下，突然还跳出另外一个他熟悉的名字：冯羽飞。他是军校教官，却没有参加由肖*联系的军校教官中的党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却成为更高级的“特情”人物，登到这个名单中来了。哦，原来他是中统派到军统特务组织里去作包打听的，这自然是一个极机密的差事，应该列进这个文件的名单中来的。……啊！这是怎么搞起的？怎么在冯羽飞的名下，记着冯羽飞最近送来的情报摘要中，明明写着：据中共喻某告诉他，中共将在四川展开农村游击战的事。还记着军统也已获得此项情报，正密切注意中。看来冯羽飞可能和我们党的某个姓喻的同志有关系。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他必须尽快告诉于同。
肖*不想再看别的人的事了。他把文件收拾起来，放进保险柜关好，回到一科去办公。他的心里一直是呯呯地跳个不停。两个危险人物探知了我们党的一些情报，其中吴达非是和于同有来往的，于同告诉过他了，而于同竟然还不知道。那个军校的冯羽飞也和我们党的一个姓喻的人有联系，这也要赶快告诉于同。
肖*到和于同约定作紧急通知符号的地方作了符号。第二天于同就找他来了。显然作符号的地方一定是于同经常经过的地方。肖*一见面就说：
“搞清楚了，我看了‘特情’名单，果然有吴达非。”
“啊？吴达非是中统‘特情’特务？”于同大为吃惊。
肖*把吴达非最近报了一些什么情报，对于同说了，特别提到他听到的中共四川省委的建立和人员内定名单，原来就是从吴达非报的情报中知道的，记在吴达非报的情报摘要里面。于同听了，更是吃惊，说：“真没有想到，这些话就是我对他说过的呀。”
于同怎么能想得到呢？吴达非是南方局上级交给他进行联系的进步关系，又是民主派党里的活跃分子，而且和地方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谁也不会怀疑他已经投靠了中统特务。于同考虑，这件事必须尽快告诉上级领导，特别是作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同时还要考虑怎么样把吴达非的真实面目透露给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方面，引起他们注意。同时又要做得天衣无缝，绝对不能让中统怀疑是从他们内部得到的情报。肖*的安全必须绝对保证。他想了一下，他第二次去通知吴达非说有特务盯他的梢，要吴达非留心，后来于同发现，再也没有人盯他的梢了。这个事实可以证明，中统和吴达非以为于同一直还蒙在鼓里，一点也没有怀疑吴达非。因此中统让吴达非继续和于同保持联系，可以从于同口中获得更多的情报，显然比马上把于同抓起来，更为有利。等到将来于同到了没有价值可以利用的时候，再抓他也不过是举手之劳。因此于同估计，只要他小心从事，那怕今后和吴达非继续联系，特务也是不会马上抓他的。
于同又问肖*：“你从内部情报上看得出吴达非已经报告了我的名字了吗？”
肖*断然否定地说：“没有，没有于同这个名字进入情报。”
“不，不是于同，是易先生，我和吴达非联系用的是易先生这个名字。”于同解释说。
“没有。”肖*说：“甚至连有中共的人和吴达非保持联系的记载都没有。我当时看了也奇怪，既然在吴达非的名字下记载了他报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的情报，为什么却没有记载他和共产党里的谁有联系呢？”
于同想了一下说：“这样看来，吴达非或者过去已经报过，所以没有再记，或者吴达非没有把共产党和他有联系的事老实地报告给中统，因此中统还不知道我和吴达非往来的事。”
肖*说：“这种事也是有的，有的特务报情报，打了一些埋伏，化整为零的分批报告，想多得奖赏，但是为什么你说你找了吴达非以后，出来在街上被特务盯了梢呢？”
这一点，于同确实不能解释。他在想，看来还是要假定吴达非已经向中统报告了有共产党在和他联系这样来分析情况才好，这样才比较安全。不过他可以断定，中统和吴达非至今不可能察觉到于同已经知道了吴达非的“特情”面目，因此只要他装着还蒙在鼓里，大胆地和吴达非继续保持联系，自己目前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肖*不管于同正在低头思索问题，说了这么一句话，引起了于同的注意，抬头望着肖*。
“什么更为惊人的发现？”于同问。
“我从‘特情’中发现，还有一个特务正在和我们的党员发生关系，从这个党员口中已经探听到许多重要情报。”肖*说。
“哪个党员在和特务发生关系？”于同奇怪。
“一个姓喻的党员，没有名字。”
“这个姓喻的和哪个特务发生了关系？”于同有些吃惊了。
“这个特务是成都军校的，名叫冯羽飞。”
“啊，冯羽飞是特务？”于同失声地叫了。
“是特务，不仅是中统的‘特情’特务，同时也是军统的特务，双料货。”肖*有把握地说。
虽然从刚才于同失声叫的“冯羽飞是特务？”这句话中，肖*已经有所猜测，于同还是决定不把内情告诉肖*。不告诉他这个冯羽飞并且还是个共产党员，更不告诉肖*，这个和冯羽飞发生关系的姓喻的党员便是于同他自己。他只是问肖*：
“这个冯羽飞从共产党员那里探听到了什么重要情报了？”
肖*回答：“他探知我们党将要在农村展开武装游击战争。”
“哦。”于同再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和肖*告别的时候，他对肖*说：
“这个冯羽飞，还有那个吴达非，以后向中统报了关于我们党的什么情报，都要及时告诉我，不能拖延。”
“嗯。”肖*点头，他心里也多少有数了。
于同回去以后，一夜晚没有睡好觉，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到成都来负责单线联系的情报关系和统战关系中，竟然有两个是特务。其中冯羽飞还是党员哩。然而，他在和他们的接头中，竟然一直没有察觉出来。除开他和吴达非联系时，曾经发现被盯过梢这种非常现象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出来。特别是那个冯羽飞，很象一个颇为忠诚的党员，沉着、冷静、老实。对上级真是言听计从而又不失时机地提供一些好点子。于同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难怪上级把他当一个重要的情报关系交给他来成都和他进行个别联系。谁知道他竟是一个双料特务！
他知道他已经陷入敌人所设置的看不见的罗网里了。他的确已经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立即和他们切断联系，从危险圈里脱逃，这自然最简单，对他来说也最安全。但是这样一来，会马上引起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务机关会检查他们内部从什么地方走漏消息了。这两个人都是‘特情’，显然会怀疑到才接管三科工作的肖*头上去。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怕就是受到一点嫌疑，也会使我们党处心积虑干了这么多年的潜入工作，弄得前功尽弃。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呢，可以避免特务机关的怀疑，会对他采取放长线吊大鱼的办法。但是却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他下手，特别是那个冯羽飞，还是军统特务，肖*也无法得知军统的阴谋诡计呀。
于同想了又想，他以为只要他沉着应战，不露声色，不骤然改变和他们联系的时期和热情程度，特务不可能察觉他们的画皮已经被我们揭穿。因此不到时候，特务决不愿把这一条通向共产党秘密组织的线索打断，而要继续保持联络，甚至希望冯羽飞继续深钻进党里来，发挥更大的破坏作用。“我目前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于同作出这样的结论来。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一个更大的事件，于同决定马上赶回重庆去向上级领导汇报，请求指示。于同去汽车站买到重庆去的班车票，却只见排着长长的队，他去问一下，这还是买三天以后的票呢。如此说来，他在一个星期内赶到重庆去的希望也没有了。事情偏偏又这么紧迫，怎么办呢？
于同忽然想到肖*，也许他那里有办法。于同找到肖*的家里去，对他说买不到到重庆去的汽车票的事。
肖*想了一下，说：“这个事本来不难，弄一张汽车票，小事一桩。只是有一点，你要扮成特务的角色上路，一路上人家要把你当特务来看待，你愿意吗？”
于同说：“冒充一下倒可以，但是没有特务和我同行吧？”
“你如果要一个特务随行，给你保镖也可以，我派一个小特务出差就是了。这样包你一路平安，在重庆也可以住好旅馆，没有人来打扰你，你怎么活动也不会有人来注意你。”
肖*说的倒是一个诱人的好主意，但是他终于拒绝这么办，他想，他在冯羽飞和吴达非面前是暴露了身份的，如果阴差阳错，传到他们耳朵里去了，特务机关不是会以为我想溜，要动手抓我吗？而且那还将危及肖*的地位。他对肖*说：“不。我还是一个人走，要紧的是你要替我马上搞到一张汽车票。”
肖*说：“这个好办。从成都到重庆的班机和邮车，每天都给省特委会留得有专门的位子，作为特务机要交通人员和特别出差人员使用。这个位子和买这个位子票的代号姓名，都由省特委会规定，通知了航空检查所和交通检查站。这种代号并且时常改变，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刚好是由我在掌握。你如果要这个位子的票，只要用约好的姓名，用电话和检查站联系一下，票马上就留下了。开车以前你去售票处报名字取票就是了。坐在这个位子上，检查站的人不敢来查问的。你到底是坐飞机还是坐邮车呢？”
“还是坐邮车吧，坐飞机太显眼，那上面坐的都是高级人士呀。”于同说。
“那好，后天早上在开车以前，你到牛市口车站售票处取票就是了，用这个名字，回成都也是一样。”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来，交给于同。又问：
“你看是不是要开一个临时用的派司给你？你到重庆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活动，没有人来打扰你了。”
于同想了一下说：“办一个也好，你不会有困难吗？”
“这个容易，临时的派司不用贴照片按钢印，有效时期你拿去自己填上吧。你明天晚上来取。”
于同带着省特委会的临时派司，到牛市口车站售票处窗口一说约好的那个名字，一张车票便送出来了。他上车后坐在那个位子上，泰然自若。
于同才发现，现在行路这么难，旅客上了车，被检查站的特务翻箱倒柜地检查，叫人够受的了。于同只带一个提包，坐在那里不理不睬，根本没人来过问。车开出牛市口走了一段到了宪兵检查站停下，又上来两个宪兵和一个特务模样的人，叫大家把身份证都拿出来检查。一张一张地看，一个一个地问，但是于同坐在那里不动，那个特务没敢问他要身份证，还微笑着向他点一下头，于同没有理会。于同不知道一路上检查站这么多，特别是快到重庆时过青木关，更是一个大关口，检查得特别苛刻，拉下两个人去盘问去了。但是谁也不问于同。
他到了重庆，和上级按规定的联系办法很快联系上了。上级派来的人听取于同汇报了他面临的紧急情况以后，沉默了好一阵。显然的，他也面临了一个重大的选择。最后对于同说：
“这样吧，让我们研究一下，有的还要请示。你等三天以后，我们还是在这个公园茶座里见面，反正你身上有派司，等几天不要紧嘛。”
于同回到旅馆里干等了三天，除开逛街、吃饭，无事可做，真有点发急了。他当然不知道上级正在紧张地研究这个棘手的问题，更不知道还有电波飞向远方，期待远方从空中的回答，三天也是很短促的呀。
三天以后，于同到了公园茶座老地方泡上清茶，剥着瓜子等待。那天谈话的人准时来了，看他脸色开朗，笑容可掬，和上次离开时那种阴沉的脸色大不相同。他走到于同身边，打了招呼，坐了下来。于同叫来茶倌再泡一杯清茶。
他说：“我们喝一会茶以后，到冠生园去吃一餐便饭吧。”看来他的心情挺不错，一定是从远方获得了十分满意的指示。
他们两人在茶座上谈，接着又到冠生园的单间雅座里去边吃边谈。他慷慨地叫了好几个菜，还买了一瓶好酒，慢慢地喝，细细地谈。两个人都谈得眉飞色舞的样子。
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外人自然是无从知道的，不过他们将要分手的时候，他对于同交待说：“你把这件事办完了，马上撤回重庆，准备回北方老家去吧。”
于同听了很高兴，他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危险情报战线上出生入死地干了很多年了。当他调到大后方来的时候，已经下定了牺牲的决心，在敌人的心脏上战斗一生。现在忽然听到上级告诉他，要把他撤退回老家去，真感到意外。然而他是高兴的。要回延安去了，谁不高兴？
不过在回老家之前，他还得回成都去导演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