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种棉花的麻烦还没有完，我又碰上了四川水利方针的争论。我又受了夹磨，在第一把手的脑子里留下最恶劣的印象。
四川的农业生产一直不稳定，最根本的就是每年都要程度不同地受到旱涝之灾，特别是旱灾，比如川东川中一带的伏旱，几乎年年都有。因此兴修水利，是农业的头等大事，而采取一个什么水利方针，就成为我们科学技术部门最关切的事。我们曾经找专家作过一些调查，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派了许多科学家到四川来进行综合考察时，我请他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我陪他们在各地作了考察，开过许多专家和农民群众的座谈会。
这时我们的第一把手也在他亲自的考察下，提出一个“以机电提灌为主，提蓄结合”的水利方针，在全省雷厉风行地执行。于是把每年从中央要来的钱几乎都投入到购买机械提水设备上。钱花得十分可观了，许多地方都见到沟边田角安得有小水泵，许多地方都出现几级提水站。这当然也产生了许多效益，解决了部分问题。
但是中国科学院来的一些水利专家，在四川各地考察后，特别是我陪他们在容易闹旱灾的川北川中一带考察，并举行过许多次农民座谈会后，他们认为，要根本解决四川的水利问题，首先要大搞绿化，涵养水源。他们在考察中发现，四川的自然植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这自然是历史造成的，大办钢铁，四川不落人后，森林破坏得不少，这且不说。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要留得住水，必须大搞绿化，川中一带丘陵地区，要叫那些一座座小馒头山头，戴上“绿帽子”。
这时，他们发现四川正在学大寨的名义下，大搞改土，炸山头，造小平原，科学家们以为不可取。这把山头的绿帽子全炸掉了，水土流失更严重，炸出来的赤裸的石谷子地，没有多年的风化，也无法种植。所以他们提出给小山戴绿帽子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把手的创造，学大寨在四川的具体实践，在报上大肆吹嘘过的。当时我们有些农学家向我们科委反映，不以为然。但是学大寨那时在全国雷厉风行，是农村头等大事，而大寨那样流大汗，促大干，战天斗地，移山倒海，造小平原，丰衣足食的精神，我们正可以炸山头，造小平原来体现。我们哪敢去表示异议，这是学不学大寨的事，也就是革命不革命的事。这是当时普遍的说法。
陈永贵后来到四川来视察，我陪他坐车去视察学大寨的标兵重庆堡堂大队，在路上他也这么对我说过。在路上他指一指两边的小馒头山说：“你们喜欢吃馒头，我们喜欢吃烧饼。”我一时没有领会过来，他用两个手掌压一压的手势说：“你们把那些馒头压成烧饼嘛。”
哦，我明白了，他希望我们战天斗地，把那些馒头山都改造成小平原。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当时竟然对这位北京来的大人物说了一句顶牛的话：“大寨那些地方是土山，好压，我们这里是石头山，这馒头要压成烧饼，难呀。”他马上立起眼睛看了我一眼，说：“要革命，还怕难吗？”我再也不敢吱声，我知道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呢。
现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对于四川学大寨，揭绿帽子，炸小山头，造小平原表示异议，认为有问题。我们也知道有问题，但这是学不学大寨的问题，我们只好存而不论，还是说眼前水利怎么搞的问题吧。
这些专家就眼前四川的水利方针，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四川的水利方针应该是“以蓄为主，提蓄结合”。有的地方要安提水站，是永远必要的。不过就是水抽上去了，也要用水库塘埝把水蓄起来备用才好。因此他们认为搞水利的钱，不应该大量投入在机电提水设备上，而应该投在蓄水工程上。
我知道所谓四川的水利方针，其实就是第一把手首先提出来的方针。科学家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水利方针，其实就是和第一把手不同的水利方针。这使我很为难。两边无疑都具权威性，虽然权威的性质不同。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勿宁尊重科学家的权威性。因为水利问题是一个和自然打交道的技术问题，自然规律并不因为谁在政治上有权威性而屈从于谁，相反地，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你要不服从自然规律，你就要受到无情的惩罚，你想怎么发挥政治挂帅的威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在“大跃进”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这种惩罚（经济的严重衰退，普遍饿肚子招来人的大量死亡）是够惨重的了。我是搞科学的，不想再看到违反科学而受到自然惩罚的事。
而且我陪科学家在川中举行农民座谈的时候，我亲自听到农民对于“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不满意的说法。有的农民说：“你安一个抽水机在田坎上，天旱来了，田里没有水，沟里也没有水，你抽个球！”他们的意思，有没有抽水机不要紧，要紧的是叫沟里留得住水。有了水，用桶挑也可以挑到田里去。那个时候有抽水机当然更好。农民的一席话，简直就是给科学家们提出的“以蓄为主，提蓄结合”的水利方针，作了最形象的说明。群众观点不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吗？就群众观点来说，我也应该赞成科学家们的水利方针。
但是在我处的环境里，不承认政治上的权威性，就可能有现实的惩罚落到我的头上来。在种棉花的问题上，我已经尝到了苦头，不想再落入这样的怪圈里去。因此，——现在说来自己还脸红，也可以说我真是卑鄙！——我建议他们在报告中可以如实写，但是不要在口头汇报中说这个问题。他们考虑到我的难处，也这么办了。可是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通，结果还是让第一把手知道了。因为科学家们在学术界做学术报告时，还是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四川水利方针。通风报信的人总是有的，甚至我怀疑有以这为职业的人，很快就反映上去。而且立刻就反馈回来：这又是马识途在捣鬼，是我在顶着干。当然是分析和估计，因为在哪里也找不着我反对水利方针的话。
怎么办？有前例可缘，进行“学术争鸣”嘛。于是在党报上又大争大鸣起来。不过一仍旧贯，一面倒。一切争论文章都是说“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是多么正确，多么合于实际。因为提出这样的水利方针，是领导亲自做了大量调查才做出来，自然是多么正确和英明了。这种文章的谄媚，我现在是记不清楚了，但我当时读了感到的肉麻，却还有残余的记忆。这回争鸣中没有再点我的名，不胜感激。但是那字里行间有所指，还是看得出来。而且可以触发人的联想，指的是谁。我没有再理会，也无从理会，听之而已。
但是我怎么想息事宁人，想苟且免灾，也没有逃脱。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有一天，我们的部长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听那口气，我就心里发虚，不知道是“哪一河水又发”了。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才坐下，他就指着摊在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上的一篇长文，问我：“你看到这篇报道了吗？”
我一看，是一张最近的《人民日报》，题目是《南方水利方针座谈纪要》（大概是这样的，记不很准确了，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一定可以查到）。这篇大文登了半版，已经被部长在那上面用红笔划了许多红道道，有的大概认为很精彩，加画了圈圈，我一看，是说到四川的有关部分。我的确还没有看到，便率直地说：“我没有看到。”
“你看看。”他用命令的口吻。
我奉命读了。原来是一些农业和水利专家座谈南方农业和水利方针的一个《纪要》，我认为记得很好。其中谈到四川水利方针时，明确地提出“以蓄为主，提蓄结合”。大概这就是部长认为的文章的要害了。然而更关键的是文章的作者。作者不只一人，其中有一个是署的“张先婉”，名后注的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他指着名字问：“这个人是你们分院的吧，你认得吗？”
张先婉，我当然认得，是我们下面生物研究所的一个女研究员，工作很不错，经常在农村跑，吃得苦。我下去看，她打起光脚板，在田间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回答：“认得，生物所的骨干研究人员，很不错。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问：“她在这篇《纪要》中写到四川的水利方针，是经过你同意的吧？”
他一下就把矛头指到我的胸前了。他想一定是我在玩阴谋，指使专家故意这么写，来和第一把手顶着干的。其实是以他之心度我之腹，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情。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的这个学术座谈会，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如实回答。
他不大相信的样子，但是没有确实证据，不好硬说是我指使干的。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在背后已经研究过，一定以为是我在捣鬼，要理抹我。他一时没有办法，便说：“她是你们下面的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公开反对省委的水利方针，你不应该负责吗？”
我真不想负这个责，我说：“过去中国科学院没有这样的规定，研究专家参加学术会议，发什么言，要经过领导审查。这个会议，这篇文章，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真想补充说“要说负责，你是正院长，不是你首先要负责吗？”但是我不敢这么说，咽了回去。
他没辙了。过一会儿，他终于说了：“专家，她首先是共产党员，敢于公开反对省委（他绝不敢说是反对第一把手，其实明明是这个意思，不然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来清查这件事？）的方针政策，这是政治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你回去就组织这个批判。”
领导的指示，我不能表示反对，但是我要明确责任。我说：“好，我回去就说是奉你院长的命令，对她进行批判。”
他想不负责任，说：“怎么这么说？就是你们分院党委决定的嘛。”
我说：“那我回去还要开一次党委会才行，能不能通得过，我不能保证。”我的确没有把握说在院党委会上能通得过，因为党委的人都是多少具有科学知识的人。
“你是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保证？”他好像以为在我们那里也当然应该是“书记说了算”。
我说：“我尽力而为。”
临走时，我回过头去，对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追究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如果反映上去，那是什么问题，请你考虑。”我转身就走了。
我回去还没有召开党委会研究，第二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没有找到我，晚上打电话到我的家里，找到了我。他问我：“昨天说的批判会，还没有开吧？”
我说：“党委会还没有研究呢。”
他说：“不要开了，这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嘛，还是百家争鸣吧。”
“哦。”我哦了一声，他把电话挂断了。
到了第三天早上，他又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对我说：“昨天说的那个批判会，不要开了，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
我在琢磨，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打两次电话来，叫我不要开批判会呢？他一定是把我昨天对他最后说的那一句有分量的话，汇报上去了，上面的领导不会不想到，一个地方竟然批起《人民日报》的作者来，那不是在闹独立王国吗？风闻北京早有四川闹独立王国之说，这不是提供新的证据吗？所以打电话叫我不要批判了。大概还不放心，所以第二天又打一次电话来。
这真是有趣的事。
种棉花和水利方针的争论这两件事情，在领导的记忆里，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采取把我下放的动作后，大概还觉得不够过瘾，于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我拿回来祭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