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的第二天一早，我到医院去看望妻子。她见我回来了，很高兴，知道我要调回来了，更高兴。我见她的病体好像有所好转，我也高兴。我把硬要调我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怀疑的事对她说了。她批评我，说我多疑，要我相信组织。我回到机关，却发现同事们对我打招呼时，似乎不那么热情，有的好像有意回避，我也没有在意，以为还是自己多心了。

第三天上午，我到西南局机关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到了那里，机关领导同志还笑着招呼我坐到前排，还是像往常一样，和部、委的头头们坐在一排，有说有笑的，我放心了。

动员大会开始，由秘书长作动员报告。谁知秘书长作动员报告时，却像一声霹雳落到我的头上，他在报告中，突然点我的名，说我是我们机关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当场就宣布对我停职反省。

我未回来时，虽然模糊地感到兆头不对，却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深沉，把我拉出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祭旗了。我没有想到，我在乡下捉一年多的走资派，最后却捉到我自己的头上来。昨天还是响当当的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今天忽然变成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马上就给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坐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几乎当场昏了过去。会开完了，我坐在那里站不起来。我们部的部长走到我的面前来，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好好检讨，脱裤子，割尾巴，坚决回头就是。”我知道他是第一把手的得意干将，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总派他去担负紧急任务。现在他又负责西南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还是“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去北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过“文革”的会，他说的话总是可信的吧。而且这也是我们党内搞运动的老章程嘛。

我决心就我在领导文艺工作和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部的学习会上进行深入的检查，一定要争取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相信我也回得来。

我回到家里，认真做了三天准备，写了一大摞稿子。我是诚心诚意作检查的，为了中国不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在中国防止修正主义，需要我做出为“文化大革命”祭旗这样的奉献，我义无反顾。我把我所有的工作都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挂钩，把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和修正主义思想接笼。越写我越觉得真是那么一回事的样子，我过去竟然没有察觉，我的觉悟竟是这样低，真是危险。

我写完我的长长的检查后，反倒觉得轻松了。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还做了一首七律诗，题目是《认罪书》，我是这样写的：

休夸发白为人民，

迟暮迷津耻圣明。

笔伐千张心顿重，

口诛百舌体如焚。

歧途回首惊皆负，

正道从头不畏零。

负罪如山朝北阙，

风风雨雨望前程。

这首诗是我真诚的感受。我过去总认为我是为人民工作的，我不失悔我的头发为此而发白了。谁知我到了老年还迷了路，真是愧对***呀。大家对我口诛笔伐，使我心情沉重。回头看看，我走错了路，背道而驰惊皆负。展望将来，我要走正道，从零开始。我负罪如山向着北京，走上我的风雨的前程。

这时，我得到领导的同意，每天下午到医院去看望我的妻子。我把我已经大祸临头的事掩盖起来，装着笑颜，鼓励她和疾病战斗下去。我和她计划着她出院后的种种养病的打算。回到家里，因为长久不在家，孩子们都来和我亲热，我不能不打起精神和他们欢笑打闹，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上正在流血？

我还偷偷给我那个在北京的大女儿写了一封表示诀别的信。她一生下来就和她的妈妈去坐牢，后来她的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我找了她二十年才找到。她是被一个工人收养的，成分很好，所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防部门工作。现在却不能不受到我这个“反革命”爸爸的牵累了。我向她表示歉意，我说：“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我找到她后，她一直住在北京，我在四川，相见不多，才过几年，我们此生大概就要诀别，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