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夏天，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的岗位上，下放（这是一个在我们的官场中特有的政治名词，恰如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里的“谪贬”、“流放”、“编管”以致“充军”是差不多的意思）到南充作县委副书记，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中，我从担任生产大队“四清”工作组组长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直到担任一个区的“四清”工作团团长，天天就是搞阶级斗争，在基层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斗八斗，总想把“四不清”弄成“四清”，但是越想弄清，却越弄不清，而基层干部的心斗散了，社员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感到很苦恼，再这么斗下去，恐怕我就要从“不太受欢迎的人”变成“太不受欢迎的人”了。
我不知道到底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解放以后，搞了这么多年“运动”，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够。最近这些年来，还要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我们国家的头等大事，党的中心任务。我曾听说，我们党内正有一些理论家，创立了什么“革命中心东移论”，起劲儿地在树立所谓世界革命的“第三块里程碑”。并且自告奋勇地以我为中心，把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扛起来。又不知道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理论，说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革命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并且警告，***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而且认定，基层干部总是沿着“懒、馋、贪、占、变”的危险道路滑下去，有“变修”的危险。因此决定，首先在我国农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在全国调集了几百万干部，经过训练，浩浩荡荡地开到农村去，几乎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两个干部。我就是那时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在乡下跑，对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们热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过人的生活。当时为了把他们发动起来，和反动派进行斗争，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搞地下工作的，都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和他们一块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牺牲了无数的同志，才终于迎来了解放。当时我曾作过一首《归故园》的七律诗：
江湖浪迹十余年，
风雨黎明归故园。
壮志未酬悲白发，
河山零落哭黎元。
激昂鸡唱将明夜，
慷慨剑啸欲曙天。
七尺堂堂安所用，
誓将热血荐轩辕。
解放后我搞工业和科学工作，大半时间在城市里工作，下乡少了。这次我被下放当了县委副书记，下农村搞“四清”运动。我下去住在农家里，和农民（哦，自从公社化后，农民改叫社员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惊异于我们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幸福，干了这么十几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后来还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社员真可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坐车下来时，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服褴褛的农民。而我却穿着整齐的四个兜的官家制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着丰盛的伙食，很不是味。解放前农民所梦想的，我们对他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除开在政治上说是翻了身外，经济上的富裕生活并没有实现。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下放做一个县官，古话叫作“牧民官”，只有真心诚意地给他们作牛马，办点实事来报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心里才过得去。因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诗来表述我的心情：
欣闻放作牧民官，
得意春风马蹄欢。
路遇褴褛羞衮服，
野惊菜色耻丰餐。
早知厚禄当危惧，
岂得高官便苟安？
发奋从兹当牛马，
敢期父老尽开颜。
但是这回我们下来干什么呢？我们下来是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的。我们向社员宣传，社员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抓好，就是因为站在他们头上的基层干部，许多已经变坏了，简直成为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长了。因此我们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下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赶上楼”去，就是夺了他们的权，然后一个一个地清查，一个一个地“下楼”，宣布“解放”。这样的斗争，一搞就是几个月，真是斗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像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的基层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下不了台。我已经是努力对他们进行斗争了，可是开起汇报会来还说我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常常要准备接受“右倾”的批评。
就这么斗来斗去，搞了快两年，说的是只要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也许真是因为我抓革命没有抓好吧，生产总是没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爱的左邻右舍，好像也没有搞好生产。其实大家心里雪亮，由于基层干部许多还没有被“解放”，没有资格抓生产，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错误，也缩手缩脚，怕说是“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再抓生产。社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对于国家“修”不“修”，越来越不关心，甚至反感。他们率直地对我们说：“先把我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别的吧。”
我听信了社员的呼吁，先把生产抓上去，把他们的肚儿馈圆了再说。我从我原来主管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调几个农业专家来，一块下到东观区的乡下去蹲点，搞“科学种田”，他们准备作两年五熟的丰产田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