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5月，有一天晚上，我从乡下回到县委，我得到了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要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想，丰产田的科学试验才取得了丰收的初步成绩，我不想离开。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我的理解，那不过是在文化界又搞什么“运动”的事。这样的“运动”，过去已经搞过不少次了，无非又是把知识分子拿出来梳理一下。比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拔白旗，捉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如此等等，所见多矣。现在在报纸上正在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不知吴晗撞在什么人的筋脉处，得罪了什么人，对他展开声势如此之大的批判，一定是大有来头的，不然怎么会有通知下来，一直到县上也要搞批判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发展成后来那样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想，这个“运动”既然在县上也要搞，我就留在县里参加好了，我已经下放在这个县里作县委副书记了嘛。

我当晚就打一个长途电话回去给我们西南局的常务书记。我说明理由后，他马上同意了。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又收到西南局办公厅来的电话，说仍然要我回西南局去参加。我说昨晚上常务书记不是同意我不回去了吗？回答的是：“政委说了，要你回来参加西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哦，作第二把手的常务书记说的话也是算不了数的，第一把手说的话才算数，历来如此。不过我还想抗旨，扳一下道理，我说：“我既然已经调到县上任县委副书记，组织关系也已从西南局转下来了，我已不是西南局党组织的党员，按照组织原则，我理应在县上参加嘛。”回答的还是：“政委说了，你是带职下放，一定要回来参加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你回来时，把你的党的关系也带回来。”哦，组织原则也算不了数了，政委说的就是金口玉言，就是组织决定。我知道这才是我们这里的常规，不能不服从的。

这晚上我想了一晚上，总想不通。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我回去？过去因我的妻子重病在北京住医院，我想暂时不到乡下来，并且经过书记处研究，排名单时也是把我排到下一年下乡的。可是不行，政委一句话，一定要我下去搞“四清”，我只得下去。到了那里，还是他的一句话，就把我下放到这个县里来当县委副书记。我下来了，把妻子从北京搬回成都住院，隔几个月我回去看看，我以为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得知后，也不满意，叫人带指示给我，加以纠正。后来我横下心来，什么也不管了，到基层搞科学种田，给社员办点好事吧。正办得有点眉目，现在却又叫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要我回去的时候，把组织关系也带回去，好像要把我调回去的样子，这是什么道理？我想了很久，没有想通。

快天亮了，我忽然想起，下放以来，我发现一些在我身上发生的令我不解的事情。比如我偶然发现我收到的信里的信纸是倒插进去的。这样的事，在解放前，是常事。那时偷偷检查信件的人总是从长型信封的下一头小心拆开，检查完信后，仍从这一头把信纸装进去，加以封好，寄发给收信人。当时我只要一看到这样的装法，就知道这封信是被检查过了的，仔细看看信封封口，果然发现拆过又封好的痕迹。我现在在乡下收信时，偶然发现同样的事。起初我不相信，这恐怕不过是我的多疑。但是后来发现在我身上发生不只一桩的怪事，传闻有人密告我有什么重大嫌疑。我终于想通了。大概是那些把阶级斗争的眼睛擦得雪亮的人们，在我的身上发现了什么，要趁这次搞“四清”运动的机会，把我也好好清一下吧。

这没有什么，解放后十几年，我已经经历过不少的“运动”，接受过不只一次的审查，身正不怕影子歪，再清查一回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想到，看样子我又要当“运动员”了，我想在乡下搞科学种田的愿望，大概没有可能实现了，感到十分抱憾。

我早上起来，马上把行李收拾干净，并且去拿我的党员关系。办事的干部们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把行李全收拾了，并且把党员的正式关系也拿走，难道你不想回来了吗？”

我说：“不是我不想回来，是我回不来了。”

大家莫名其妙，我不想再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坐上车，当天晚上回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