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机关的运动更深化了，我被隔离起来后不几天，就看到机关干部几乎人手一套我的作品翻印本，一共五册，这当然是作为大家批判我的资料。真可说是印刷精良，装订整齐，没有一个月能印得出来吗？可见早已作好批判我的准备了。只是叫我奇怪的是，好像常务书记事先并不知情，不然他不会在电话里同意我可以不回机关来。可见第一把手把我抛出来批判，未必得到了常务书记和那位好心的书记的认可。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第一把手的“我说了算”，一意孤行，本来是无人不知的。

对我的批判升级了，题目增多。特别是7月10日开始，在所有的大报上点名批判我，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大标题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出笼了。后来才知道，第一把手早就叫“文革小组”，调兵遣将，精心挑选一批“笔杆子”，住进高级宾馆，开着高级房间，吃着美味伙食，学习北京那根“金棍子”批《海瑞罢官》的标准笔法，养成从鸡蛋里也可以挑出骨头来的本事，从我的那些所谓“毒草”作品里找出靶子，专写对付我的大批判文章。我不知道他们写那些批判文章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那样地昧着良心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含血喷人，那样地强词夺理，造谣中伤，乱扣帽子，侮辱人格，真是一点也脸不红心不跳吗？但是后来一想，我不能怪他们，只觉得他们可怜。他们被人当枪来使，也是出于无奈。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不是挨整，就是当整人的工具。

批判我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在本机关里批，报纸上批，而且凡是我过去工作过的单位，都批。连我认为曾经给他们办过好事的蹲点大队也在批。不仅把我放在部里批，也弄回科学分院批，全西南局批。连与我毫无关系的单位也在批，甚至有的要来借我这个活靶子去批。满墙满壁的大字报在批，那就不用说了。其声势虽然看来浩大，但是我知道这都是由一个发动机在发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的。说穿了不过是体现第一把手的威风而已。

从此，我再也不信一切善意的恶意的、半真半假的劝勉、说服、教育的话了，那不过都是领导精心设计的圈套和陷阱。我再也不想反省，再也不考虑我的什么进一步深入检查了。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他们骂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你批来斗去，我自岿然不动。我已下了“且喜此头堪一割”、“抛却乌纱听杀头”的决心，看你几爷子能把我折腾成什么样子。

后来果然听说，我们的第一把手发下话来，他早已有了打算，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他当时把在学校和机关里开始造反的人，都定性为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虽然我知道真要弄到大凉山去开荒，我这把老骨头肯定要埋进那荒山野岭里了。然而我听了反倒高兴，我被荣封为二十万右派大军的草头司令，真是不胜光荣之至呢。

我这样的心理状态，对我来说，也许正是好事。以烂为烂，破罐子破摔，一切都不在乎。怎么批怎么斗，我都见惯不惊，处之泰然。由于我想得开，所以没有像后来运动深入发展，大火烧到那些权力在握一贯自以为正确的领导人的头上，他们突然被拉下马来，功名扫地以尽那样的难堪。或者像那些为人耿直、作风正派的人，由于无理遭到诬蔑和凌辱，难以忍受小丑跳梁的现实，便想不开，受不住，或者自残，或者自杀那样以悲剧告终。更不会像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忽然发现有机可投，于是去卖身投靠，戴上“加官”，上蹿下跳，结果北京“***”垮台，树倒猢狲散，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我呢，早已成为他们说的“死老虎”，批吧，我天天在恭候呢。

部里的和科学分院的批判会当然还是勒令我参加。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无限上纲，也是当然的事。只是日子拖了近一月，牛皮榨，榨牛皮，听得大家都觉得厌烦了，以致我看到有一个批判战士无聊得用笔在纸上画起人人来。我呢，起初因为要表示我的诚意，不得不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后来我也实在厌烦了，不想再记了。因为不做纪录，我又不想听，有时就打起盹来，批判战士们也不如过去那么声色俱厉地纠正我了。

起初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风闻“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