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就说过，从曹丕到曹睿，曹魏帝国对曹家人一直采取严防死守的政策，几乎所有的曹氏亲王们，都被软禁在他们的封地里，没有皇帝的允许，他们绝对不能离开封地，彼此之间也不能有任何联系，更不能兼任任何官职，说的好听点儿，他们是皇室成员，说得不好听点儿，他们就是一帮吃得好、穿得好的高级囚犯。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原因，和曹操晚年确立继承人时的极端犹豫是分不开的。本来，曹操非常喜欢二儿子曹植，一直都想把他立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由于曹植本身过于狂傲放荡，而且曹操本人也害怕废长立幼会造成国家分裂，最终，他选择不太讨人喜欢、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沉稳的曹丕。曹丕即位以后，一方面为了报复，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就把除了太子以外的所有皇室成员，通通都赶出了洛阳，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封地，死也要死在那里。
曹丕的做法，确实完全避免了同族之间争夺皇位的情况出现，但一个极端的措施，往往会造成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出现。不用自家人，就得用外姓人，曹丕这么打压自家人，皇室成员是老实了，可是外姓家族却迅速的占据了曹魏帝国大量的高官要职。很多外姓家族的成员，爷孙三代人都做着官，既有人端坐朝中，又有人坐镇边疆，中央地方两头儿吃。
这些极为强大的家族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经常相互联姻，互相提拔，到了曹睿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封闭的外姓高官集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士族。和东汉时代不同的是，这些士族以外的人，再也不能向东汉时代那样，仅仅通过名声、能力就能平步青云、当上高官，在曹魏帝国的朝廷中，几乎所有的高官，都被这些家族或者说是士族把持，所有有前途、有潜力的官职，也几乎全被这些士族的儿子、孙子们占据。
司马家族现在无疑是曹魏帝国士族里最风光的家族了。在诸葛亮死后，司马懿又是太尉，又镇守大西北；他的弟弟司马孚则担任尚书右仆射（***副总理）；剩下的几个弟弟们，也都担任着大小不等的官职，或者享受着爵位。像其他家族一样，司马懿也利用自己国家重臣的身份，通过各种方法，编织了一张极为广阔的关系网，这张网，大得几乎把曹魏帝国里所有主要的高官家族一网打尽：
在婚姻方面，司马懿尽可能的和其他高官家族做亲家。拿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来说吧，他先后娶了三个老婆，没有一个老婆不是出自高官贵族。
司马师的第一个老婆，叫夏侯徽。她的老爸，就是曹魏帝国皇族、曹丕的老牌儿亲信夏侯尚，通过夏侯徽，司马懿和皇族结亲，成了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不过很可惜，结婚只有几年，夏侯徽就去世了。根据《晋书》记载，夏侯徽是发现了司马懿、司马师他们并不忠于曹魏帝国，所以才被司马师给毒死了。不过，从时间上来看，这项记载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夏侯徽死的时候，还是公元234年，那个时候，司马懿正在大西北和诸葛亮死磕，正受到曹睿的极度信任和重用，这个时候，无论从感情还是形势上来说，司马懿都不可能想要发动政变，而且夏侯徽是皇族成员，司马师公然毒死她还不被处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所以，夏侯徽只是个可怜的短命人，她是正常死亡的。
司马师的第二个老婆，是吴质的女儿。我们知道，吴质当初和司马懿一起伺候过还没有当皇帝的曹丕，是曹丕四大智囊之一，吴质最后也是做到了侍中（皇帝高级顾问）。不过，吴质本人出身低微，被当时大多数出身名门的高官们看不起，他的后代们也没有出人头地的，司马懿看出吴质一家没有前途，就让司马师和吴质的女儿离了婚。
司马师的第三个老婆，叫羊徽瑜，以家族的历史和当时人们的标准来说，她的出身，比曹魏皇族还要高贵。从羊徽瑜往上数九辈人，他的家族里一直都有人做官，而且大多数都是二千石（部长级）以上的大官，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这样的家族，就是曹魏皇族都想和他们攀亲家，司马师死了一个老婆、离了一个老婆，还能娶到羊徽瑜这样出身的女人，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司马家族当时的名望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而在官场里，司马懿就更注意拉关系了。在大西北，经过八年的时间，常年跟随他作战的将士们，已经把他奉若神明，而且司马懿先后利用大将军、太尉的身份，把很多高官家族的子弟、平民英雄聘为自己的属下，也推荐了很多人到别处去做官，很多都成为了曹魏帝国的名臣名将，比如说王昶、邓艾、州泰、鲁芝、王观这几个人，他们最后都成为了司马家族掌权后的曹魏帝国的重要将领。
后来司马懿发动了政变，架空了曹魏皇室，他好多的老属下和他们的后代，也都成为了司马家族的干将，因此传统观点就事后英明的认为，司马懿这么拼命的扩大自己的势力，是心怀叵测，为将来自己单干做准备。不过，人不是先知，包括司马懿在内，谁也无法预测，在十多年以后，司马家族会有掌控一个国家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时候的司马懿来说，他拼命的扩大自己的势力，绝对不可能是为了十多年后那个未知的机会去篡权，而是站在一个大臣的角度上，维持和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曹魏帝国所有的外姓高官家族，也全是这么做的，各大家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大多数在司马懿手下混过事儿的人，也同样和其他大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甚至还很深厚，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靠上了司马懿的人，就是他的死党，就会帮着他夺位篡权，这是两码事儿。
但是对于当初建国时候局势就不是很稳、建国时间也并不很长的曹魏帝国来说，出现这么多势力庞大的士族，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加上曹丕、曹睿又一直对曹魏皇室拼命压制，因此到了曹睿时代的中后期，曹魏皇室的势力已经明显比不过士族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很多皇室成员和忠于曹家的大臣们的警惕。
早在公元231年，司马懿还在大西北和诸葛亮艰苦奋战的时候，已经在封地被软禁十年的曹植，就已经给曹睿写信大倒苦水，抱怨曹魏帝国过于压制皇室成员，希望出来从小官做起，为国家效力。在信里，曹植说了这么一段话：“使天下瞩目的人，一定是掌握大权，对上可以篡位，对下可以使人服从。在一个国家里，说了算的不一定是皇亲国戚，只要他手中有权，即使和皇家毫无血缘关系，也照样可以举足轻重；而皇室如果没有权力，就是血缘再亲，说话也没有一点儿分量。”这段话，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平衡理论，那就是：皇族和异姓的势力要平衡，特别重用谁，都是要出问题的。
可惜的是，曹植以前和曹丕争夺过继承人的位置，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曹丕的儿子曹睿也不可能听他的话，曹植不久就郁闷的死掉了，曹家人仍然被全力压制，丝毫看不到任何为国家效力的希望。有一天，曹睿和从曹操时代就加入曹家的老臣陈矫聊天儿，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司马懿，曹睿说：“司马懿忠心不二，算不算是国家栋梁？”陈矫却说：“全国上下都对他非常景仰，但国家能不能依靠他，我就不知道了。”从史书上来看，陈矫是第一个说司马懿坏话的人，结合他一生的作为，我们不能说他是心胸狭窄，那么这样的人在司马懿威名正盛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恐怕就不只是嫉妒那么简单了，我认为，他是在警告曹睿，国家大事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完全交给任何一个人，国家要安定，就必须要保持政治力量的平衡。
到了曹睿大造宫殿的时候，很多大臣都上书反对，但他们大多都站在不可滥用民力的角度上来进行批判，第一个明确警告曹睿要注意手握兵权的异姓将领的人，是当时的中书侍郎（皇帝办公室主任）王基。王基在劝阻曹睿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敌国还没有消灭，勇猛的将领一个个手握重兵，加以限制就没法对付敌人，但手握兵权太久，一定尾大不掉，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现在，正是国家全盛的时期，不去全力除掉内部的灾祸，将来如果后世的皇帝软弱无能，恐怕国家要出大事。”
如果说曹植、陈矫这些人，还是在隐蔽的警告曹睿要注意极度压制皇室所带来的巨大危险，那么王基就把这个问题完全挑明了。不久，在重建崇华殿凌霄阁的时候，刚刚搭好脚手架，就发现喜鹊在架子上面搭窝筑巢，古人都非常迷信，曹睿不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意思，就找到一个叫高堂隆的大臣，问他这是什么征兆。
高堂隆曾经当过曹操的军议掾（军事参谋），他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可以说，他是绝对忠于曹家的。高堂隆其实也已经深刻意识到曹魏帝国严重压制皇室所带来的隐患，曹睿一问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利用这次机会警告曹睿。高堂隆说：“《诗经》里曾经说过，喜鹊筑巢，斑鸠占据。如今大建宫殿，更建造凌霄阁，而喜鹊在上面筑巢，应该是宫殿无法完成，不能住进去的预兆。老天爷就是在警告说，宫殿没有完成之前，就落到异姓人的手里。这是上天的警告。”曹睿看到信以后虽然万分感动，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异姓人，像司马懿，仍然或者手握重兵，皇室的力量仍然极度衰弱。
两年之后的公元237年，高堂隆病危，临死前，他再次让人代笔给曹睿写信，劝他幡然悔悟、不要只顾享乐。在信里，他有这么一段话：“先帝爷刚刚建国的时候，传说皇宫里有一只燕子生出一只口爪全红的老鹰。这个预兆是说，应该严防带领重兵的将领在内部发难。我建议，最好让所有的亲王，都在他们的封国里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来保护首都和皇帝。”曹睿虽然亲手写下诏书慰问高堂隆，但是直到高堂隆死的那一天，都没能在加强皇族力量的问题上做任何部署。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时代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臣，像陈群、陈矫、高堂隆等等，一个接一个的去世了，司马懿不仅官位第一，资历也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
公元238年1月，曹睿把镇守西北的司马懿调回洛阳，让他消灭盘踞东北半个多世纪的公孙家族，司马懿长途奔袭，利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中国北方最后一个不服从中央的割据势力，使得魏国的实际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司马懿的威望和功绩，也随着曹魏帝国的鼎盛而达到顶峰，很多人都认为，在司马懿的守护下，曹魏帝国的全盛时期就要到来了。
然而，一个消息，很快把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打得粉碎，因为就在司马懿消灭公孙渊的同时，曹魏帝国的皇帝曹睿，在仅有34岁的时候，却一病不起了，其实一病不起还不打紧，关键是他的后事还没有托付，因为他还没有亲生的儿子，曹魏帝国的继承人，这个时候还并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确定是谁。
曹魏帝国的命运，也随着曹睿的病重，又一次陷入了扑朔迷离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