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生

最近，锦州文坛有点渐火，时有爆炸现象出现。一位出色的市计生委主任，竟然一股脑儿掏出三大本诗集，厚重得如同大师文选一般。似隔几日工夫，也是这位同样出色的女县官，本来日理万机的，却一不留神，又奉献出厚重的一大本小说集来。连连几个动作，着实将锦州文学界吓了一大跳！

其人就是李玉娇。

遵嘱拜读，深觉亦官亦诗亦文的李玉娇，整合得好。

收在集子里的六部中篇小说，选取的全是计划生育题材，可否看作是她几年来作为市计生委主任工作的文学总结？作者将本职工作、体验生活与文学创作得天独厚地作了一次亲密接触，且是很文学的辛勤纪录。做官之余，兼弄文学，既种瓜，偏得豆，两手皆硬，李玉娇智慧地把自己实现了一个双赢。

应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学视角。计划生育是中国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题材。从这个角度观察、体悟和表现中国当下的社会、人生、家庭、婚姻、爱情以及种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可谓人间万象，自有眼中丘壑，手下风云。在李玉娇之前，似乎还没有专以此为题的文学作品。偶见几个篇什，多属曲艺小品小戏之类，而且不乏图解政策的宣传品，文学格调似乎不高。严格说，这是一片未能大面积成功开发的文学处女地，同时也是一个蕴含深厚的文学富矿。以往我们见到的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大多缺乏美学意义的挖掘提炼，因此文学含量少，艺术品相差，很难说是“优生”、“优育”的文学精品。在这个意义上，理应感谢以小说作者身份出现的李玉娇，敢以探索的勇气和创造的睿智，在一片荒原上，点燃起第一把篝火，下力开掘了一个文学的深井。

在肯定李玉娇这种文学努力的同时，也感到她其实也是一次诗意的冒险。换句话说，这个题材领域也是一处险区。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本身所一直强调的政策性、宣传性、教育性和导向性等等特点，制约和局限着艺术想像力，一不小心，作者极易轻车熟路地陷入概念化、公式化和程式化的窠臼，将文学沦为以说教为本事、以演绎道理为旨归的宣传教育品。中国文学的实践证明，当宣传大于文学时，则必然激起人们艺术欣赏中的强烈的逆反抵触心理。倘若沿此思路再加深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是遭人攻击为违背基本人权的不人道行为，如何以艺术回答这一恶意发难，以文学实践表明中国的先进的人口文化观念，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那么，李玉娇所努力开掘的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题材，则不能不说是一次诗意的冒险。

我们欣喜地看到，聪慧的写手李玉娇，曲径通幽地走人这一题材，且又驾轻就熟超拔了这一题材。作者巧妙地回避政策宣教，从工具理性进入价值理性，采取“闪避”构思策略，挺进艺术审美视角的主体——人，这是写好这一题材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人的角度，以人性、人格、人权为支点，深化这一题材的高明之处。我国有历来看重文学题材的传统，尤其看重现实题材。但将选材的政治功利性与文学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完美结合，这一契合点就是回到人本身。李玉娇的全部作品都没有直接描写计划生育工作，也没有正面塑造一位计划生育工作者，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完全是不写之写。譬如，《迷失的季节》、《错错错》、《扭曲》、《狼孩》、《五朵金花的大院》和《代价》，作者都是把计划生育作为社会背景虚化处理，而将笔触逼近被几千年的生育观制约下的传统人格、人性、人心深处，重返民族文化空间，演绎出几部精彩的现代传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又从故事出发，尽写女性心理、私语、潜意识，力图打开女性的私人空间，多少染有女性文学味道，对现代人格充满深情的呼唤，对理想人生发出诗意的诉求。从而，使这几部作品有别于一般的传统叙事。

客观地说，几篇当中她开掘最深入、最有探索意义的，应是《迷失的季节》，尽管叙述仍然欠于老到圆熟，语言也伤于过分雕琢，情节走向也失于不够自然。但须看到，此篇中呈现出来作者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

对于现代人格的关注以及对传统病态人格的批判，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注意点。尤其对妇女人格独立的关注，更成为女性作家目光的聚焦点。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其自身的前提和归宿的，而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则是国民人格的现代转型。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女性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几千年宗法制度和专职文化形成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绝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兴亡而马上消亡。所以，我们从作品中既能看到自甘依附的传统妇女的人格悲剧，又能发现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的精神痛苦。作者站在时代高度，探究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潜流给女性人格留下的深深印记，以及女人为摆脱传统文化惰性和历史羁绊所经历的心灵煎熬与激荡。

从其作品不难看出：女性的人格独立，不仅要走出物质依附，同时也要走出精神依附，而更为艰难的是走出性别依附。尽管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毋庸讳言，在观念层面，在心灵深处，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男女依然不平等，因此，新时代的文学作者，特别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作者，更要以自己笔下的文学，为女性在这个人格意识淡漠的男性世界争取自身人格独立的天地。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崇高使命，也是我尤其看好这几篇作品的理由。

李玉娇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题材，包括计划生育，当文学艺术不能透过计划生育，（还有建设，还有战争，还有改革，还有工业、农业、教育乃至五讲四美等等）以表现人生，不能在千变万化的题材中揭示普遍共通却又永难捕捉的人生奥秘，那么，艺术就只能沦为实用的工具，而不能真正具备它所不可或缺的审美的价值。审美，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体验，就是以审美理想来重新衡量（而不是掩饰）人生的一切。

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人云亦云“人生是美好的”，却不习惯于对这种现成的结论作一番深入的反思和验证。其实，这结论背离了人生的基调，反映出了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人们认为：人生并非是完全美好的，但这沉重的不美好的人生中却存在着“美好的微光”。这“美好的微光”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而缓慢地扩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人化”的过程。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此——这便是人生的基调。当艺术从某一方面接近于这种真实的人生基调时，它也便获得了熠熠灼人的审美价值。

那么，能从一个局限的题材勇敢进行文学突围，从结撰故事出发，进而深人到人格人性层次，能有这样一位具备文学潜质的小说初恋者，在此让我借用一个计划生育的词儿，谁说我锦州文学无后？

2005年8月28日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