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一九八七年省城大众池室的浴池里一片面汤似的混浊。泡在同一池混水中的钱惠人、赵安邦和马达，隔着一层白蒙蒙的水雾，还天各一方，尚未相会相知。如果那天赵安邦硬是不让钱惠人帮着搓背，二人提前离去了，真理和真理的历史性会晤就将失之交臂。事后回忆起来，钱惠人还想，创造历史有时是必然的，比如由刘集镇分地引发的三十年不变；有时却具有偶然性，比如发生在省城的伟大的洗澡。
那时真苦啊，赵安邦带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到文山地区最穷的农业县白山子做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这明显是不受重用。几个副县长中，农业县长排名第一，排第二的是政法县长，赵安邦竟排在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之后。这个排法也不是没道理，南部各市县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时，白山子还在以粮为纲哩！县办工业只有一个百十号人的编织厂、两家地方国营性质的小饭店和十几个集体所有的乡村合作社。赵安邦到任后转了两天，就把这点家底全摸清了：全县所有工业资产不足三百万，都不如南部市县一个自然村的家当多。他这才在县长办公会上提出：向南方学习，自费开发，上马搞工业园。钱惠人跑到白山子投奔赵安邦时，赵安邦很高兴，当即表态说，“好，好，胖子，那你就过来吧，我和县委组织部说说，马上商调！”
他正式调过来做县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时，工业园的地已圈下了，就在县城东面城关镇上。在赵安邦的坚持下，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了个工商强县的一九八七年第三号文件，规定：在自理口粮、自筹资金、自建住宅、自谋出路的前提下，欢迎农民到城关镇搞开发，可以在镇上建房，在工业园设店建厂。文件一公布，各乡农民纷纷涌进城，县工办一下子热闹起来，简陋的办公室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几天内就有上千户农民登记建房，三百多户准备在工业园设店建厂，押金收上来两千多万。
然而，白山子毕竟不是南部发达地区，底子太薄，老百姓太穷，最初的喧嚣热闹过后，他和赵安邦不无悲哀地发现：农民们向往的是城镇户口，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支撑起城关工业园这片新天地。除了工业园内的小商品市场，真正入园的正经工业企业几乎没有，规划中的工业区还种着庄稼。赵安邦坐不住了，自己带头跑项目，也赶着他和县工办的同志下去跑。跑的结果并不理想，那时的宁川、平州、省城都在大上工业园，有的还是国家级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都是文山比不了的。在省城大众池室碰见马达那晚，他和赵安邦又经历了两场艰苦而无效的谈判，厂房用地降到每亩三千元，倒贴七通一平的费用，人家都不愿来投资。
那晚，钱惠人见赵安邦身心交瘁，无精打采，要给赵安邦搓背，说是搓搓舒坦。一搓果然舒坦了，赵安邦搭拉着湿脑袋，坐在浴池边摇摇晃晃，差点儿睡着。
就在这时，钱惠人无意中听到了浴池另一角马达和一位姓李的副厂长的对话。
马达说：“平州没戏，我估计省城也没戏，谁也不敢违反国家户口政策啊！”
李厂长说：“省城不是还没回绝吗？能给二百个户口也成，你我解决了嘛！”
马达说：“老李，这梦你别做，要解决就得一起解决，当年咱3756厂是从省城迁到大西南的，要回得一起回，这四千多人都是我们汉江子弟啊！不能让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要想自己回来，我不是没门路，可我能这么走吗？不要脸啊！”
李厂长叹着气说：“马书记，这么说省城也没戏，谁敢收下咱四千多人啊！”
马达从浴池里站了起来，走到莲蓬头下淋浴，边淋边发狠说：“老李，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好的一个转产军工厂，还有四千万元的安置费，会在汉江省花不掉！”
天哪，还有这种事！一个转产的军工厂，带着四千万元的安置费，竟在汉江省找不到落脚的地方？这难道是上帝的声音吗？是的，是上帝的声音，上帝已经降福人间了！钱惠人顿时热血冲顶，一把推开昏昏欲睡的赵安邦，也不管赵安邦舒服不舒服了，嘴上喊着“马书记”，跌跌撞撞冲到莲蓬头下，准备实现和真理的会晤。
不料，因为太激动，钱惠人在距马达一步之遥的地方滑倒了，摔了个仰面朝天。
马达吓了一跳，抹去了脸上的水，低头看着钱惠人问：“哎，你认识我吗？”
钱惠人不顾屁股上的疼痛，爬起来，赔着笑脸道：“现在不就认识了吗？”
马达疑惑地审视着钱惠人，“哎，我说同志，你什么意思啊？”
钱惠人一把拉住马达的手，用力握着，“马书记，汉江人民欢迎你！”
马达甩开钱惠人热情的手，一脸嘲讽说：“老弟，你代表汉江人民？你？”
钱惠人这才发现自己口气太大了，忙喊赵安邦，“赵县长，来项目了！”
赵安邦那当儿还蒙眬着呢，坐在浴池边说：“胡说啥呀，快冲冲走吧！”
钱惠人硬把赵安邦拖到马达面前，这才让赵安邦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次光着屁股的历史性会晤，嗣后被马达说了多少年，一直说到今天。在马达嘴里，赵安邦省长和钱惠人市长当年落魄着呢，哪有今天这份威风？为把他和3756厂拉到文山，好话说尽，笑脸赔尽，连裤衩都没来得及穿，就坐在浴池旁和他谈判了。这种谈判在古今中外的商业谈判历史上前所未有！赵安邦却不承认，笑骂马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钱惠人后来见了马达，就敲打说，闭住你的臭嘴吧，都当上副市长了，还不知道为尊者讳？你狗东西少四处败坏安邦省长的光辉形象！
光辉是后来的事，一九八七年见到马达的时候，赵安邦的形象并不光辉，他的形象就更不光辉了，说落魄是客气的，落魄中还有份穷凶极恶。因为穷自然就凶了，拉项目，找投资弄得急红了眼，饿狼一般，岂有不恶的道理？他不止一次和赵安邦玩笑说，实在不行就绑两个大款过来，不在咱工业园投个千儿八百万就不放人！因此，马达和他们3756厂四千人的户口问题在省城、平州是难以解决的大麻烦，在他和赵安邦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事！他们连地都敢分敢卖，还怕违反户口政策？赵安邦在大会小会上不止一次说过，只要能把工业园搞上去，啥都能试！
然而，让他和赵安邦都没想到的是，马达也是个敢闯祸的祖宗。3756厂面临的不仅仅是四千人的户口问题，还有抗命的问题。在此之前，国家已将3756厂就地安置到大西南原厂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准备转产电视机，已经在盖厂房了。如果真把马达和3756厂拉到城关工业园，不但马达要倒霉，他和赵安邦也得受连累。
马达也不隐瞒，当晚和他们一起吃夜宵时，就实话实说了：“赵县长，钱主任，咱们是光着屁股见面的，没啥掖着藏着的！我抗命把这么大一个厂，四千人拉到文山落户，有相当风险。也许会惊动国家有关部委和两省领导层，我很可能被撤职开除党籍！可我认了，3756厂本来就是从汉江省迁到大西南去的，同志们想回迁汉江是一个原因，另外，目前所谓的就近选址也不科学，那鬼地方连火车都不通，将来怎么发展？我和李厂长还有党委反复研究了几次，最终决定冒险闯关！所以，也请你们想好了：你们是不是真敢冒这个险？其实你们没义务陪我们冒险！”
这可真是开玩笑：世上竟还有这种人，这种事！钱惠人当时就想，这项目只怕又黄了！一个四千人的大厂抗命不遵，自说自话跑到文山来了，大西南那边能不追查？能不找汉江省委、省政府？看来这不是上帝的声音，也许是魔鬼的声音。
赵安邦真够大胆的，明知此事不可为，仍于穷凶极恶中不愿放弃，继续与魔共舞，“马书记，我很敬佩你的道德勇气，就冲着你没扔下一厂职工自己调回来，我说啥也得成全你！咱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先到我们文山城关工业园实地看看，如果还满意的话，我们也派人去你们厂子考察一下，看看你这个厂是不是真的生产电视机？你要生产机枪、大炮啥的，我们就不敢要你了，我们工业园可不造军火！”
马达乐了，“赵县长，你放心，我们厂一直生产军工仪表，前年转民品了，上了生产线，试产电视机，现在电视机可是大热门啊，内部凭票供应！你们来吧，我用内部职工价一人卖给你们一台彩色电视机，别看还没牌号，质量好着呢！”
相互考察都很满意。城关镇虽说不在文山市内，可距文山城区并没多远，只半小时车程，文山又在铁路线上，有个大火车站，四通八达，交通便利。赵安邦带着县工办的两个同志去了趟大西南，当真抱回来一台无牌号的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
指着那台彩电，赵安邦乐呵呵地说：“同志们，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从今开始，咱们文山要生产彩电了，而且就在咱们城关工业园生产！这才叫真正的大项目哩，这个大项目一上，就得上配套厂，比如，相关元件厂啊，纸箱厂啊，还有服务方面，一方水土就带活了！”说这话时，赵安邦分明已打定主意要冒险了。
钱惠人及时提醒说：“赵县长，你别光想着天上掉馅饼啊，咋就没想到犯错误？搞不好这可又是一次分地事件，也许比分地还严重，陈同和书记和省里饶不了咱们！”又建议说，“真要干，最好汇报一下，看看市里和省里是什么态度？”
赵安邦当场否决了，“汇报什么？这种事能汇报吗？一汇报准不成！”
这期间又出了点小插曲：马达一看赵安邦态度积极，骑在驴上又想找马了，厚颜无耻地提出，自己带过来的是个团级厂，窝在白山子县的城关镇太委屈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是进文山城发展，而且，文山市委还应该给他们相应的待遇。
赵安邦哭笑不得，还不敢发火，怕弄黄了这笔风险生意，只能报之苦笑，“马书记，我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你团级单位，我也县级单位，你这待遇我怎么给？让市委给？你觉得这事能向文山市委汇报吗？哪个傻爹敢收你这叛逃过来的野种？”
马达直乐，“你赵县长不就是个傻爹吗？你思想解放，你就收了啊！”
赵安邦道：“那我也告诉你，像我这样的傻瓜没几个，碰上我算你运气！”
马达叫道：“不也是你的运气吗？我拎着乌纱帽给你们带来个大项目！”
赵安邦笑了，“那你还惦记相应待遇？弄不好，咱们全下台滚蛋！”
马达很义气，“别，别，赵县长，这话我一直想和你说：这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反正我在劫难逃，犯不上再拖个垫背的！我要对得起四千汉江子弟，也得对得起你赵县长，不能让你办了好事还倒霉！你啥都不知道，是受蒙蔽的革命干部！”
这其实也是赵安邦想说而不好意思说的。多少年过后回忆起来，赵安邦还夸马达，说是那时的马达真不简单，有责任心，有道德感，还有押上身家性命的勇气！
于是，一场惊动国家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轩然大波平地而起……
二十一
马达此生经历的最悲壮的事件，就是一九八七年五月，从三千里外的大西南率着3756厂四千人进行大转移。动迁之前，一切都是严格保密的，除了厂党委成员和几个厂长，没人知道这次抗命迁厂的决策内幕和运作情况。为蒙住当地政府，五月一日夜间已要走了，马达和厂领导还陪着当地县长、书记喝了场酒。席间和主管县长大谈了一通新厂房建设的事，说是一定要在年底前把厂子从山窝里迁到县城。
喝罢酒，回到六里沟厂部，马达和厂党委连夜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宣布了迁厂决定，要求全厂干部职工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于五月五日之前离厂，五月十日前带着户口本到汉江省文山城关工业园报到，办理户口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国家部委拨下来的四千万元安置款已悄然转走，生产设备拆除打包，连山窝里的厂房、住房都找好了新主家，签了个连卖带送的协议。赵安邦和钱惠人那边十分积极，配合默契，在文山地区代为征集了八十多辆卡车，经三千里跋涉悄然开进了山，承担运载生产设备的任务。对职工的安排也是细致到位的，文山火车站和城关工业园都设了接待处，有专门的班子接待。这边头一批五十多辆卡车载着生产设备准备出山时，赵安邦的电话就过来了，说是已在恭候。
尽管没能如愿迁往省城、平州，而是迁往文山，可总算回到了汉江省，全厂干部群众还是很满意的。迁厂进行得十分顺利，五天之内四千人几乎全出了山，近千吨机器设备也一批批运了出去。因为设备太多，有些就先运到附近关系单位藏了起来。待当地政府有所察觉时，大山窝里的那个3756厂已是一片狼籍的废墟了。
大西南当地领导们几乎气疯了，跑去上级地委汇报。地委领导不敢轻信，调查属实之后，才向省委正式汇报。省委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么胆大包天的事情，又下去了解情况，了解清楚后，向国家部委紧急通报。尽管各级都抓得很紧，但还是晚了一步，国家部委有关部门打电话找到汉江省时，已是十二天零十一小时过去了。
这十二天全在马达和赵安邦事先的计算之中，他们要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在这短短十二天里，3756厂四千人在文山市白山子县以迅雷不及眼耳的速度落了户，国营山河电视机厂也在城关工业园正式挂了牌。挂牌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全出席了，赵安邦还把文山市委书记陈同和请了过来。陈同和挺高兴，在挂牌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山河电视机厂落户文山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然而，让陈同和没想到的是，出席挂牌仪式回来的当天下午，省政府办公厅的电话就打来了，追问陈同和和文山市委，知道不知道有家代号为3756的军工厂迁到文山来了？陈同和可不知道3756厂和山河电视机厂本是一回事，回答省政府办公厅说，没这回事。次日一早，省委办公厅又来了个电话，还发来了几份电传材料，其中有大西南那个兄弟省区的相关通报，3756厂的情况介绍，和国家部委调查3756厂去向的明码电报。陈同和看过这些材料才算弄明白，山河电视机厂落户城关工业园是怎么回事？！一怒之下，当即把马达和赵安邦同时叫到了市委。
谈话是分开进行的。陈同和和赵安邦谈时，马达就在隔壁房间忐忑不安地坐着，思索对策。其实也没啥好对策，这场暴风雨本来就在预料之中，该死该活x朝上，反正四千人的户口落在文山了！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赵安邦，他根据干部职工的意愿和企业发展的考虑抗命迁厂蓄谋已久，赵安邦不是同谋，不该为他陪绑。
然而，陈同和不但把赵安邦看成了同谋，甚至把赵安邦当成了主谋，口气严厉地对赵安邦训个不停，声音一阵阵传到门外：“……你这个赵安邦，就是不接受教训！在古龙县管农业，你敢分地！到白山子管工业，你敢私自接收这么大一个军工企业！你说怎么办吧？国家部委和省委都追过来了，让我们文山市委怎么解释！”
赵安邦被训惨了，徒劳地辩解着什么，声音很小，马达支着耳朵也听不清。
后来，又听到陈同和高声说：“什么馅饼啊？这种馅饼不好吃，要噎死人的！这事和分地的性质虽然不同，可仍然是十分错误的！你赵安邦是党员干部啊，怎么能这么胡来呢？国家部委对3756厂的安置是否合理与你有什么关系？找死啊！”
赵安邦又解释起来，内容仍听不清，不过，马达能想像到赵安邦的狼狈。
陈同和最后说：“行了，这我知道，我也希望马达和他这个厂能留在文山，省里和北京的工作我和市委做做看吧！不过，你别再狡辩了，别说事先不知道！这么大一个厂子过来，能没手续吗？你就不问问那个马书记？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赵安邦灰头土脸出来后，马达才被叫进办公室，进去时，马达多少有些底了。
果然，陈同和对他很客气，“马达同志啊，说说吧，是怎么个事啊？现在国家部委四处发电报，找你们这个3756厂，你们敢和国家捉迷藏，我可不敢啊！”
马达便说了起来，只谈自己和厂党委的决定，绝口不谈省城的伟大洗澡以及和赵安邦、钱惠人私下进行的秘密谈判，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赵安邦是受了他的骗。
陈同和不信，讥讽说：“马达同志，你别替赵县长打掩护了，你胆子不小，我们这位赵县长胆子更大，要由着赵县长胡来，他能把联合国大厦都扛到文山来！”
马达壮着胆开玩笑道：“陈书记，那赵县长得算人才！赵安邦要真把联合国大厦给你扛到文山来，文山市委的办公条件就改善了，你干脆当联合国秘书长吧！”
陈同和被逗笑了，“马达同志，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咱们说正事！不管怎么说，厂子已经迁过来了，我们文山当然不能让你们走，该做的工作我们会积极做！但你也要有个思想准备，国家部委有关部门不会和你就这么算了，会处分你的！”
马达点头道：“陈书记，这我心里有数，了不起开除党籍，撤职罢官！”
陈同和想了想，含蓄地说：“也不要太担心，就算开除了党籍，也可以重新入党嘛！你们那边如果不把你和其他厂级干部的档案转来，我们可以重建档案！”
马达听到这话想：看来他死不了了，文山市委和陈同和有这个态度，事情就好办了，何况这次冒险迁厂是为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利益，得到了干部职工的真诚拥护。往好处想，风波过后自己这个厂党委书记也许还能干下去。往坏处想，文山市委也得给他碗粥喝，毕竟是他冒险抗命给文山带来了一个偌大的电视机制造企业。
可没想到后来事情的发展会这么严重。3756厂既已搬迁到文山，再回大西南原址是不可能了，汉江省委出面协调，陈同和代表市委三次赴京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动国家部委改变初衷，同意将3756厂安置到文山。可这一安置文件下达的同时，国家部委主管局的调查组也下来了，查处重点除了违令迁厂之外，竟还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据说山里那些连卖带送的厂房、住房，给国家造成了一千三百余万的巨大损失。调查组郑组长吓唬他说，马达同志，监狱的大门已对你打开了！
陈同和书记真是个敢担责任的大好人，并不像钱惠人形容的那样，是什么保守人物。陈同和得知这一严重情况后，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了，几次找到调查组，软硬兼施，向那位强硬的郑组长施加压力。陈同和说，马达同志造成了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啊？山沟里的那些破房子当真值那么多钱？卖给你，你要吗？再说，这些房子是协议卖给当地乡政府的，就算作价低了些，也是便宜了当地政府嘛！郑组长不买陈同和的账，要把他带回北京隔离审查。不料，就在要走的那天，两千多号干部职工陆续赶来，将调查组所住的宾馆围住了，吓得郑组长面无人色，向公安局告急。
公安局一个人没来，僵持半天之后，陈同和带着市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赶来了。
陈同和指着聚在楼下的黑压压的人群，语重心长地对郑组长说：“老郑啊，你看看，听说你们要带马达同志走，这么多干部群众来给马达送行，说明什么啊？”
郑组长可不糊涂，“陈书记，他们这不是送行，分明是聚众闹事！闹事！”
陈同和笑道：“作为文山市委书记，我没看到谁在闹事，倒是发现了一个好干部，这个好干部就是马达！你们培养了这么一位好干部，我要深深感谢你们啊！”
郑组长最终没能把他带走，而是被陈同和灌醉之后，由赵安邦陪同去了北京。到北京后，赵安邦通过陈同和的关系，请出了国家部委的一位老领导，老领导再次出面协调，最终将这事摆平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没再追究下去，档案也转了，只不过档案里多了个处分决定：撤销厂党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
陈同和和文山市委没把处分当回事，一九八七年底即下文任命他为文山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兼山河电视机厂厂长。隶属关系也变了，变成了市辖企业，厂子虽然还在城关工业园，但却不归县里管了，赵安邦、钱惠人算是白忙活一场。这个结果是赵安邦没想到的，据说赵安邦跑到市委找陈同和交涉过一次，问陈同和为什么？陈同和的回答很简单，只硬邦邦的一句话，“我的原则是，不能让违规者赚便宜！”
然而，陈同和心里还是很有数的，实际上让赵安邦占了便宜，次年二月县委班子调整，赵安邦由排末位的副县长一跃而成为县长兼县委副书记，钱惠人做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就在那时，于华北从古龙县委书记调任文山副市长，主管工业。
八十年代末的文山是令人难忘的。那时不是现在，啥都过剩，那年头除了人啥都紧缺，尤其是彩电，供不应求，次品处理都得凭关系。山河电视机厂真是一片红火啊，不但厂子效益好，也带活了文山一方经济。一直到今天，赵安邦都不能不承认：正是从3756厂落户城关工业园那天开始，文山才有了真正的电子工业企业。
白山子乡镇企业崛起的第一部发动机也是他带来的这个3756厂，当年的赵县长围绕山河牌电视机做了多少文章啊！电子元件厂、塑品厂、纸箱厂，几乎把生产山河电视机的所有可以外包的配套生产项目全包揽了。他一般来说还是支持的，能给赵安邦和县政府帮的忙都帮了，没啥对不起赵安邦的。当然，也得承认，他目光有些短浅，缺乏预见性，得到市委和陈同和书记的重用后，对赵安邦的态度有点小傲慢，觉得自己不但是厂长，还兼着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有时有点拿腔捏调。可这能怪他吗？当时谁能料到这位赵安邦县长后来会青云直上，官居省长高位呢？！
二十二
马达可不是有点小傲慢啊，该同志是一阔脸就变，得意忘形。得到陈同和的赏识，兼了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以后，马达就不知自己姓啥了，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说话的语调渐渐带上了拖腔，对他这个当初的盟友，在职县长不再主动热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让他握。赵安邦不止一次当面嘲弄马达说：“马局啊，你说我和钱主任拉你过来干啥？风险是我的，厂子归市里，我这不整个一大傻蛋吗？！”
马达打着标准的官腔说：“小赵县长啊，怎么能这么说呢？要顾全大局啊，同和书记不是一再说吗？要看到全市一盘棋，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听从党的安排啊！”
赵安邦哭笑不得，“马达啊马达，你还好意思说！党安排你们在大西南就地转产，你怎么跑到我们文山来了？我看你是有利就听党安排，无利谁的话都不听！”
马达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没你里应外合我也过不来！”
每到这种时候，赵安邦总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给我一些彩电票！”
马达一开始还算不错，十张、二十张，多少总是给一些，赵安邦用这些彩电票做礼物，省内外拉了不少关系。后来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电视机厂，纷纷找马达要彩电。马达吃不消，汇报到市里，市里做了个决定，一个口子管理，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于华北批。赵安邦再找马达要彩电票，马达便公事公办了，让他找于华北批条。他火透了，授意变电站拉了电视机厂几次电。道理说得也很堂皇：彩电紧张，电力也紧张啊，农忙时节必须首先保证农业用电！马达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才老实了，被迫和县政府签了个协议，每年给县里一百台彩电指标。
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的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赵安邦记得，自己还被马达拉着，陪过他们一两回，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总觉得他们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后来没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书记的公子进去了。树倒猢狲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开发公司，凭京港开发的一千万港币起了家。待得赵安邦到宁川任职再次见到白原崴时，白原崴已经抖起来了，正张罗着在宁川海沧街十二号盖那座二十二层奶白色的伟业国际大厦。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始终生产单一的十四英寸彩电，连条十八英寸生产线都不愿上。结果九十年代初彩电业第一次洗牌时就败下阵来，想和国外合资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电生产线最终引进了一条，生产的彩电却卖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笔贷款至今还没还清。
就这样一个没市场概念的同志，却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一步步提起来了。先是转正做了电子工业局局长，接下来，又在于华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经委主任，待得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文山有马达这样的主管副市长，经济能上去就见鬼了。说到底马达只是经济紧缺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抗命迁厂时迸发出来的道德感，和搞经济没直接关系。再说，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对自己下属干部职工，对其他单位部门，对整个社会就不成立了。亚洲集团老总吴亚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马达，吴亚洲仍气不打一处来，吴亚洲当年差点死在马达手上。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吴亚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赔着笑脸，他不去不太好。再说，吴亚洲这个纸箱厂虽说很小，却是园区内第一家为国营大厂搞外包的私营企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去一下也为了表明县政府支持私企的态度。
不知吴亚洲使了什么招儿，把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马达那时就特抠门，请别人喝酒全是几块钱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净灌客人。这回却酒兴大发，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
赵安邦一听就不高兴了，讥讽说：“那是，我们全县都靠马厂长养着哩！”
马达不知谦虚，“小赵县长，你还真说对了，我们山河厂上交给市里的利润养你白山子一个县绰绰有余！”又对吴亚洲说，“跟着我好好干，你一步登天了！”
赵安邦出于一时气恼，回了一句，“小吴啊，没准你这一步就迈进了地狱！”
不料，这话还真让他说准了。吴亚洲的纸箱厂和山河电视机厂签下的外包合同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电视机厂收了货也从没按时付过款。吴亚洲还不敢催，生怕马达耍威风一脚将他和他的小纸箱厂踢开。于是，便忍气吞声，一次次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据说后来连住房都抵了出去。这种情况赵安邦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双方矛盾总爆发，吴亚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马达这个国营奸商的嘴脸。
矛盾爆发于当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滥，电视机厂局部被淹，二百多台电视机和刚收下来的五万只纸箱全泡到了水里。马达真心疼啊，先是跳脚在厂里厂外四处骂娘，继而，便想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坚决不认这五万只纸箱的账。该厮也做得出来，眼一闭，愣说这五万只纸箱接收前就是泡过水的，不但不给加工费，还要对吴亚洲罚款五万元。吴亚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闹大，低三下四求马大爷开恩。马大爷就是不改口，后来干脆不和吴亚洲见面了，让管外包的同志传话说，不干就滚蛋！
吴亚洲真是不想干了，流着泪找到县长办公室，对赵安邦说：“赵县长，我就是滚蛋，马厂长也得和我结结账吧？我不坑他国营大厂一分钱，他也不能这么坑我啊！十几万元在马厂长眼里是九牛一毛，在我这里就是巨款啊，我是小本生意啊！”
赵安邦气得不行，带着吴亚洲找马达交涉，以为马达总要给点面子。
马达却一点面子不给，口口声声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喊大叫说：“小赵县长，我劝你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啃国企行，我这里不行，我得对国家负责，就算这笔钱是九牛身上一根毛，这根毛我也得守好，不能让人拔了！”
赵安邦强压着恼怒问：“谁搞地方保护主义了？又有谁要拔你的毛了？你欠人家纸箱厂十几万是不是事实？小吴手上有你们的收货单，你凭什么不认账？！”
马达振振有词，“收货单能说明什么？我们收货人员失职，没准吃了回扣！”
赵安邦压抑不住了，桌子一拍，“那是你们内部的事，谁吃的回扣你找谁，吴亚洲纸箱厂的账你们必须结！马达同志，我把话和你说清楚：我们园区管委会不但只是收税收费，也必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请你今天就和纸箱厂结账！”
马达也火了，“小赵县长，你拍什么桌子？这账没什么好结的！泡水的五万只纸箱是次品，请小老板拉走，欠的四万多顶罚款了，差几千块我也不向他要了！”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钱也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赵安邦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然而，他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马达这类同志对社会信用、对经济秩序的责任意识。马达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他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得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极度漠视和轻蔑。在经济短缺时代能得逞一时，在经济过剩时就要吃大苦头了，决无成功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吴亚洲和亚洲集团到底还是在宁川崛起了，而马达和山河电视机厂则成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