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艾好从合肥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艾好事先曾写过一封信回家，说了他们放寒假的日期，还说学校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各自回家的车票。从合肥到青阳，一票到底，用不着转车，那边由学校送到车站，这边家里去个人接站，很简单的事，我们谁都没有认为会出问题。
是艾早去接站的。艾忠义要上班，李素清还在忙着改考卷，填学生的成绩报告单，闲下来的只有艾早。
从下午三点钟艾早就等在了出站口。那是一条从停车场伸出来的窄窄的人行通道，北风打着旋儿贴地尖啸，地上的纸片啦，花生壳啦，甘蔗渣啦，鸡毛鸭毛啦，全都像长了脚一样，在风中忽儿往东，忽儿往西，忙个不停。从栅栏里出来的旅客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男人戴着有毛耳朵的帽子，女人扎着色彩单调的腈纶围巾，婴儿们被紫花布的披风包成了粽子，很累赘地抱在母亲怀中，露一张傻傻的脸，没有表情地东张西望。很多人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土产，从冻得硬邦邦的猪头，到咕咕哀叫的鸡，凡过年餐桌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偶尔也见到几个打扮洋气的人，穿墨绿色或者紫红色的毛呢短大衣，烫了头发，拎着标有“上海”字样的硬纸礼盒，鹤立鸡群地从人堆里不耐烦地挤出去，满脸都是对周遭环境的嫌恶。
艾早戴了一顶米色的毛线帽，脖子缩在艾忠义的一件老棉布大衣里，不停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搓揉脸颊，免得那儿冻得狠了要生冻疮。去年冬天她曾经生过一次，蚕豆大小，硬硬的，晚上一躺到被窝里就痒，春天冻疮消退之后，暗红色的疤痕到盛夏才平复如初。李艳华告诉她说，冻疮这玩意儿，只要生过一次，以后就要年年复发。艾早差不多从进入冬天就担心这事，她对冻疮尤其是冻疮留下的疤痕有一种恐惧。
旅客们络绎不绝地出站。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快要过年了，游子回乡的，走亲访友的，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急迫、喜庆，还有长途奔波的劳累。艾早一直到天黑透了也没有等到艾好。栅栏门已经关上了，她扑上去问那个负责查票的人，得知最后一班汽车已经进站下客。
艾早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窖里。她知道出大事了。艾好八岁被人带到南京时就失踪过一次，事隔多年旧戏重演。她飞奔回家，把凶讯告诉了正在炉子上煨鲫鱼汤等儿子的李素清。李素清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细瓷汤勺，猛一惊吓，汤勺掉在砖地上，碎成几段。她满脸煞白地望着地上的瓷片，很愚蠢地要蹲下身去拣。艾早一脚踢开那些瓷片，阻止了她。
接下来的事情，是艾忠义回到他的邮电局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给科技大学的校办公室打，给系办公室打，给合肥长途车站打。要一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艾忠义摇着电话机喊哑了声音。好不容易要通对方，可是已经到下班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艾忠义佝偻着腰背，话筒举在耳边，长时间地聆听里面的铃声，眼神空洞，表情茫然。
只有求张根本。这样的事情总是要找张根本。谁让他是公安局的人？谁让他是李素清的妹夫、艾好的姨夫？
张根本冷静分析情况，排除了艾好被人贩子拐走的可能。艾好是男孩，虚岁十五，又长得人高马大，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拐卖对象。劫杀之类事件更不会发生，谁会冒险去碰一个身上只带几毛钱坐车的人？那么，剩下的可能性便是，长途客车中途停下来吃饭上厕所时，艾好找不到他的车了，或者上错车了。找不到车没有关系，他会滞留在车站。上错车有点麻烦，但是问题也不大，汽车不比火车，走不多远，终点站总归是在附近百里之内，艾好到站后发现不对，也会老老实实呆着不动，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独自解决返程问题。
张根本这么说了之后，全家人稍觉安慰。但是想到漫漫长夜，寒风料峭，可怜的艾好饥寒交迫，心中恐惧，如何挨得过去？李素清又呜呜地哭成一个泪人。
赵三虎已经学会开车，拿到了驾照，自告奋勇连夜出发寻找艾好。邮电局的头儿不错，关键时刻肯伸援手，允许艾忠义借用局里的邮车。加上张根本自己开一辆车，三辆车分东路南路北路出发，沿途不放过每个车站。我、艾早、李素清、艾忠义，加上胡妈和她的几个儿女，我们分别跟车行动，任务是搜寻每个车站附近的饭店、旅店、小吃店，兼及可以容身的屋檐、窝棚、货栈。张根本有信心地说，这样撒网式的搜寻，不会无果而终。
我和李素清两个人跟的是张根本的警用吉普。我们两个人都裹着大衣围巾，还随身带了一件张根本借我们的军用大衣，防备找到艾好时他冻坏了。张根本开车很冲，吉普车在县级公路上大幅度地摇晃蹦跳，雪亮的灯光刺破黑暗，把前面的砂石路面晃得模糊一团。行道树、界石、坑洼的小泥塘、白天人们遗落在路上的垃圾，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在快要撞上车身的一刹那，飞速地退后。我们坐在后面，不时地被弹到半空，脑壳磕在车顶帆布上，又咚地一声落回到座位。我妈妈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仿佛这样就能够让她好受些。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求张根本把车速减慢，事实上，即便这辆车开得像鸟儿一样腾空飞起来，我们照样会一声不吭地咽下恐惧。
一路上我们找过了海安车站、泰州车站、江都车站。李素清还想在更小的像曲塘啊姜堰啊这些车站停一停，张根本认为没有必要，会耽搁时间。他说，合肥来的长途车只停大站，小站根本不会擦边。我们在海安、泰州、江都这些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李素清顶着呼呼的北风，像个村妇一样双手握在嘴边，哀哀高喊艾好的名字。空寂无人的路上，路灯昏昏地照着我们三个人的身影，李素清的喊声除了引出一连串的狗吠，没有任何回音。
张根本皱着眉头说：“小晚，你能不能让她别这么喊？深更半夜的，像什么话？”
可我不敢对李素清开口，怕说出这话之后她会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到达扬州车站时，天已经蒙蒙亮，城市在灰色曙光中将醒未醒，勤快的卖早点的摊贩刚刚在街边升起红红的炉火，把炉膛拍打得啪啪直响，把油锅烧得吱吱叫唤。张根本停了车，打开车门下去，准备买一些烧饼油条果腹。一夜折腾，我们都饿了，又冷又饿，面色青灰，眼角结屎，口舌生疮。李素清更是已经无法发声，跟我们对话全靠手势比划。
张根本买了三副大饼夹油条，左手抓着两副带给我们，右手抓着一副迫不及待往嘴巴里送，一口咬出一个月牙儿。忽然他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不动了，接着他的脖颈也僵直起来，眼睛盯住一个地方，脸上现出一种怪异的惊惧。然后，他忽然甩掉左右两只手里的东西，耸身一跳，山羊一般地蹦下路边，三步两步扑到一个小河沟里。
河沟里搁浅了一只小木船，很小很小的船，夏天人们采菱捞虾用的那种东西。船舱里堆了一些冬天牛羊吃的干草，还有些废纸破棉絮之类的垃圾。艾好缩在那堆破烂里睡觉，远看就像只肥羊，养得胖乎乎的、毛皮脏成了浅棕色的羊。
可怜的艾好，他倒不是因为下车之后认不得自己的车了，是他运气不好，坐的那辆车在中途出了故障，司机勉强把车开进扬州车站，然后赶人下车，换坐另一辆车继续往青阳。在这个乱哄哄的交接过程当中，茫然无措的艾好在车站进进出出的车辆之间搞昏了头，不知道哪一辆是自己该上的车。从合肥到扬州之间漫长的旅程中，他居然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同车人的面孔，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跟着谁走。
“那你同座的呢？同座的是什么人也没看清？”张根本皱着眉头问他。
艾好舔着肥嘟嘟的嘴唇：“是男的。”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艾好歪头想了好一会儿：“想不起来。我谁都没看。”
“那你上了车干什么？打瞌睡？”
艾好咧咧嘴，羞愧地笑一笑：“不，我在想一个公式的求证方法。”
“我的小祖宗！”张根本叹息。
幸好艾好不算娇气，糊里糊涂钻进船舱的草堆后，居然酣睡一晚没有冻僵，甚至没有感冒。他只是饿得狠了，一手抓一副大饼油条，眨眼工夫吃得精光。
从那之后，家里人再不放心让他独自乘车来回。寒假结束时艾忠义送他到学校。暑假开始，李素清和艾忠义都腾不出工夫，拜托赵三虎专程去接。李素清说，起码要接送他到十八岁。“我们要确保艾好不再有闪失。”她对全家人下令。她又说：“科学家是不跟常人一样的，搞‘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个陈景润，生活中一点不比艾好聪明。”
这话让我们心服口服。我们都看过了徐迟的那篇报告文学，都认为搞科学的人就应该那个样，如果正常了，那倒是不正常。
这个寒假，我和艾早几乎是家里最辛苦最操劳的人，因为还有半年时间我们就要考大学了。我们的弟弟艾好已经考上了那么出色的一所大学，做姐姐的差距不能太远，否则外人会看笑话，自己心理也不平衡。
这是李素清时常对我们耳提面命的一句话。她说，这是她的人生经验，肺腑之言，我们得听。
李素清给艾早制订了一个详细到“小时”的复习计划：寒假二十一天中，几点起床，几点到几点复习数学，几点到几点复习语文，然后依次是英语、历史、地理、政治……什么什么的。她把这份计划抄给我一份，让我回去也贴到床头，每晚睡觉之前看一眼。“艾晚，你也是我的女儿，我对你有责任。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别稀里糊涂。”
李素清经常会请几个教高中毕业班的同事回家吃饭，“顺便”对艾早点拨和指导。有时候我也会去听。但是我和艾早要考的学科不一样，复习内容也就有偏差，他们谈论得眉飞色舞的那些题目，对我不全有用。
艾早考文科，我考理科，这是一年之前李素清跟我们两个人的班主任反复商量之后，拍板确定下来的事。总的来说艾早功课比我好，作文写得尤其好，碰上拿手的题目，也许能够拿高分，上重点线。我的各科成绩平均，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像我这样的情况，考理科更占优势，因为理科招生人数多，上不了重点，还有非重点，总之逮住一个学校是不成问题的。
这事得跟李艳华和张根本商量。好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无所谓。李艳华说：“你上哪个学校都行，就是不能考不上，让艾早比下去，要那样的话，你们那一家人还不知道会怎么笑话我。总不见得我看人的眼力那么差，当初领养了艾家最笨的一个孩子吧？”说这话时，她斜吊起一只眉梢看着我，像是玩笑又像是威胁，弄得我心里毛毛刺刺很不爽。张根本则认为我考上考不上大学都不是问题，考上了当然不错，考不上也不怕，他马上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读上四年大学，不也就是为了谋个将来吗？
李素清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她不放心寒假中我的复习情况，有时候会突然袭击，一个人悄不溜地走进艾家酱园，看看我在家里干什么。可是她很失望，每次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都是挽着袖子陀螺一样转着圈儿忙家务，不是洗菜淘米，就是洗衣扫地，有一次我双手泡在血水里洗女人的短裤和月经带，李素清一眼发现那不是我用的东西，她尖叫一声，痛苦得下巴颏儿一个劲打哆嗦，手指着那盆血水，一句话说不出来。
那天她坚持在堂屋里坐着等李艳华下班回家。她把李艳华拦在门口，悲愤无比：“艾晚是给你做女儿的，不是给你做仆人的！你连那种脏东西都让她洗，还算个什么当妈的？”
李艳华一屁股在门口的小竹椅上坐下来，把裤腿撸高，给李素清看她的脚踝：“我身体这么差还要上班，一天站下来脚肿成这样！小晚在家里没事干，帮我洗两条短裤又怎么啦？我在医院里还不是要帮病人洗这些东西吗？你不会认为艾家的人都尊贵，伺候人的事情不能做吧？可我养了小晚十几年，养儿养女就是要防老哎。”
她接着开始絮絮叨叨地咒骂张根本，一个一个地历数跟他勾搭成奸的女人，控诉他现在对她这个结发妻子不闻不问。“我要是哪天死在家里，恐怕他要拍巴掌笑倒！我保重自己还不是为小晚？我活一天，小晚的日子就能好过一天，这你还不懂吗？”
李素清张口结舌。她本意是要谴责李艳华，结果反过来听对方诉了一大通的苦，摆了一大堆让我做家务的理由。没有办法，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我已经姓了张，外人就没有资格说太多闲话。
李素清只好掏心掏肺地叮嘱我：“无论如何要考上大学！爬也要爬出你那个家！”
我很羡慕艾早，她有父母的关心，还有胡妈时不时地过来帮着做家务，让她一门心思地复习迎考，她的运气比我好。
有一天晚上，九点钟了，我在厨房里往一只医用盐水瓶里冲开水。李艳华十点钟值完小夜班回家，这之前我必须给她烧好洗脸洗脚的水，铺好床，被子里塞进这个当暖炉用的盐水瓶。那晚特别冷，厨房里的碗筷都结了冰，一壶水烧了很久才沸腾。我提着水壶往玻璃瓶子里灌开水时，不知道是瓶子里有了冰，还是因为瓶壁温差太低，总之一声“嘎”的闷响，瓶子炸开了，瓶底和瓶身齐刷刷地分开，灌进去的开水哗啦啦流了一地，如果不是我穿着厚棉鞋，我的一双脚就会烫成煨脚爪。
我愣了一会儿，收拾了残局，决定立刻赶到医院值班室，找李艳华再要一只瓶子回家。医院里盐水瓶多的是，可是如果李艳华上床之后发现被窝里冷得像冰，我这一夜不会有舒心日子过。
因为走得匆忙，我忘了扎上一条厚点的围巾，一路上觉得空气里全是碎玻璃一样的冰碴，被寒风吹着，唰啦啦地打在我脸上，脸颊刀割一样地疼。我先是把衣领竖起来，感觉还不行，又把辫子扯散，让头发披挂下来，好歹耳朵周边能够暖和些。我就这样用两只戴手套的手捂紧头发，埋头急匆匆地走。
过闸桥时，我听到前面有说话声，抬头看，迎面过来的居然是陈清风。他推着一辆自行车正在上坡，车龙头的镍钢在暗夜里闪着微光。他身上的大衣是深色的，脖间围着薄薄的领圈，头上戴一顶老棉帽，帽耳朵很可笑地耷拉着，下巴处没有扣上，走起路来扑扇扑扇，像村镇上走街串巷的货郎贩子。他旁边走着一个人，虽然整个头部被一条浅色大方巾包裹得严严实实，我还是一眼认出来，那是艾早。
艾早同时也看见了我，她把头巾扒开，露出热气腾腾的脸，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怎么连条围巾都没戴，我说了盐水瓶的事。艾早很生气地责备我：“你真把她当皇后伺候啊？一个人晚上在街上走，也不怕遇上坏人？”她不由分说地把头巾摘下来，裹在我脖子上，又回头对陈清风：“我陪艾晚去一趟，你走吧。”
艾早的头巾带着她身上的热气，还有一股雅霜雪花膏的香味，让我立刻暖和起来，冻得凝固的血液都融化了一样。我忽然想起她把头巾给了我，自己就要受冻，坚持要解下来还给她。她眼睛亮亮地笑着：“我不冷。你摸摸我脖子里，还冒汗呢。”
一路上她告诉我，过了年，省教委要举办一次全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凡获奖的学生高考都有加分，所以县里组织各学校作文好的同学在文化馆集训，聘请陈清风当指导老师，刚刚他们就是在上辅导课。艾早说，陈清风是南师院中文系毕业生，写过通讯，写过报告文学，还写过诗歌散文，不过没怎么发表过。“他手里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回乡右派在村里办学的故事，好感人！不过他不让提前说出去。你要答应保密！”
我说我一定保密。但是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把右派写得那么好，能行吗？不反动吗？
艾早哈哈地笑：“艾晚你到底是考理科的，对政治一点儿不关心。陈清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了，现在是***的时代，右派很快就要平反，阶级斗争那一套全部都要丢进垃圾堆。陈清风的这个长篇写出来，肯定能一鸣惊人。陈清风今晚才给我们讲第一次课，全体学生都震了！艾晚我敢肯定，全县语文老师没有一个有陈清风这样的才华，要是不信，明天你可以去听一听。”
艾早那晚上一直很兴奋，我跟她走在一起，始终觉得她身上热气逼人。我不知道她是被高考加分的前景鼓舞了，还是因为陈清风的作文课讲得太好了，总之，她雄心勃勃，对前途期望很高，感觉上伸手就能抓住一颗太阳。
我很为艾早高兴，真的。我考大学仅仅为了离开家，她比我优秀，应该更有追求。
三月份，在堂屋里养了一个冬天的银芽柳已经开得衰败了，银白色的花苞变成了灰不溜秋的小球球，紫色芽衣掉了一地。李艳华让我把柳枝扔出去，花瓶洗干净收起来，明年再用。那只花瓶是彩色的，上面画着奇形怪状的人物，颜色有点俗。可是李艳华告诉我，这花瓶是古董，文革中抄家抄出来的。我问她，抄家抄出来的东西怎么会到了我们家？她就支支吾吾不肯多说。其实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张根本是造反派的头，他拿回家的东西不止这一件，有的还藏在他们房间里，有的已经托人卖到了南京的古董店。
艾家酱园的大院在这个春天变得很热闹。枇杷树长出一簇簇嫩白的新叶，远看像婴儿蜷起的拳头。墙角的迎春花黄灿灿晃人眼睛。几株山茶花刚刚落下一地的红，杜鹃就把装扮院子的活儿接过去，一茬催着一茬红火热烈。玉兰树对季节的反应稍稍迟钝一点，花苞冒出来没几天，形状如同毛笔，但是个头特别大，估计开出来的花朵不会小。一个冬天里我都在用鱼肚肠和淘米水滋补它，想来它也该好好地领我这份情。
更有趣的事情是，我房间外面的屋檐下忽然飞过来两只黑燕子，忙忙碌碌一段日子后，居然把一只燕子窝挂到了我窗前。那燕窝是灰色的，排球大小，外表毛毛刺刺很粗糙，往外侧倾斜着，大概是方便它们进出的缘故。可是窝造得那么浅，燕子趴在里面孵蛋时，会不会一不留神把蛋宝宝蹬掉在地上呢？我有点替它们担心。
李艳华说燕子筑窝是好兆头，这么多年都没有燕子造访我们家，今年突然就飞来了，而且把窝筑在我的房檐下，一定是报喜来的，我今年考大学必定能高中。我当然是不相信这些说法，可是李艳华的话仍然让我高兴。
青阳县的作文高手们意气风发去了南京，陈清风随队指导。青阳自古重教育，参赛队伍出发前，县里的一个分管领导亲自到场送行，说了很多鼓气的话，他给大家定的目标是：争取一个一等奖，确保一个二等奖，勇夺两到三个三等奖。这话说说容易，实现起来千难万险。想想全省有多少支参赛队伍，苏州南京那些大城市里又是怎样藏龙卧虎的地方，就知道陈清风肩上的担子不轻。
大赛是当场命题当场写作。出题的是大学教授，监考的是中学老师。题目其实有点刁：春风拂面。这里面藏着小小的陷阱，乍看是抒发春天万物苏醒之情，实际上出题的人是有感而发，因为改革开放的步子已经走近，敏感的人嗅到了它所带来的潮湿的咸腥的急不可耐的气味。
艾早一出考场就告诉陈清风，她感觉不错。女孩子大都对这种带政论色彩的文章并不擅长，可是艾早因为经常接触陈清风，听过他那些同学朋友的高谈阔论，不至于下笔无言。
“如果能得奖，我就能加分；如果能加分，我就能考上南师院。”这是一个圈圈套着圈圈的游戏，艾早确信她已经把第一个圈圈握在了手中。
第二天休息，陈清风带着青阳的学生们去爬紫金山，登天文台，还挖了不少野菜，可惜食堂不肯要，全部扔掉了。
第三天，大赛结果公布，艾早获得三等奖。同去的学生中有个男孩获了二等奖。总算对县领导有了交待。
艾早回来就把大红的获奖证书藏了起来，主要是不想让我看。她怕我心里不开心。其实我一点儿都没有。我料定艾早出手就能赢，这是跑不掉的事。七月份的高考，结果同样已经装进了她的口袋里。艾早一心要考南师院，志愿其实低了，她可以考得更好，可以考到北京去，考到上海去。
艾早给我看了她从紫金山上弄到的东西：一小团装在火柴盒里的松脂。她说紫金山的松树都是马尾松，大概生长得太幸福了，不肯多流泪，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团。松脂粘糊糊的，颜色像糖浆，摸上去像胶水。她问我，像这样的松脂能不能变成琥珀，在五千万年之后？我说不知道，大概不行，因为太软了，地壳运动一来，不就压得没了形？她说，那好，我们把它晒干了再说。
她把那个火柴盒搁在厨房窗口晒，然后又把这事忘到了脑后。过了几天想起来，急急忙忙去看时，火柴盒早已不见了踪影，不知道被风刮去了哪儿。
就到了七月，叫人爱恨不能的高考。
考前一天的下午，我和艾早一块儿去看考场。艾早因为有作文大赛的加分做保证，明显轻松，一直跟我在讲陈清风的那部长篇小说被退稿的事。她为他抱不平，因为小说写得比《伤痕》好，也比《班主任》好。“那个老右派死的时候，全村的孩子都去送他，很多考上了大学、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也回村送他，你想想，那是多动人的场面？”她又自言自语：“是不是因为他写了爱情，就不对了呢？有一个村里的寡妇爱上了老右派，夜里自己脱光了衣服……哎哟，不说了不说了。”艾早脸红起来，一个劲地摇头，还笑。
我叹了一口气。这部小说我已经听她说了几个月，可是一直没看到。陈清风为什么愿意让她看，不愿意让我看？就因为她的作文比我好？这不公平。
走进考场才发现，我们两人的座位不在一个教室里，她的在最东头，我的在最西头。艾早开玩笑说，要是打算敲墙壁给暗号的话，没门儿，因为中间隔了四个教室呢。
我佩服艾早，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她都能够轻轻松松应付自如。我不行，才不过隔着窗玻璃瞥一眼教室里森严以待的样子，我已经觉得肩部发紧，小腿肚子发僵，不自觉地要打寒战。我责备自己差劲，胆小如鼠，明天要还是这样的话，干脆就别进去丢人现眼了。
回去的时候，我妈妈李素清在门口等着我。她递给我一个手绢包，里面是一只绿油油的粽子，一块白生生的发糕。“明天早上，你就吃这个。记住，先吃糕，再吃粽，‘高中’！”
隔了手绢，摸到粽子和发糕还是热乎乎的，我的眼圈忍不住一红。
李素清拍拍我的手：“别紧张啊，明天正常发挥就行，不会做的难题绕开，能抓到的分数不要放，你没事。”
我没事。我没事。不就是一次考试吗？没事没事没事。临睡之前，我一直在默念这个词，诵经一样。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题目不怎么难，作文更简单：改写《陈伊玲的故事》。我明白，不难的考卷其实更难，里面肯定暗藏机锋，不然考生分数怎么拉开？学校怎么录取？
我交了卷子走出考场，艾早从走廊那一头飞奔过来，花布裙子鼓起了风，像只蝴蝶。
“艾晚，我没问题了！肯定能过了！肯定肯定！艾晚我太高兴了！”
她抓住我一只手，不由分说地拉起就走，冲下走廊，直奔校外。
“去哪儿啊？下午还要考政治呢。”我跌跌绊绊地被她拉着走，一边提醒她。
“去找陈清风，把作文题目告诉他，让他帮我估个分。艾晚你也可以说说，他估分很灵。”
这主意不错，花不了多少时间。谁不想早早地从别人嘴里吃到一颗定心丸？
我们手拉手地奔进县广播站。看门老头儿已经跟我们很熟了，摘下老花镜，从报纸上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进去。我从眼角瞥见他只穿一件汗背心，脖子和肩部的皮肤皱巴巴地像风干鸡。
陈清风的宿舍敞着门，门口一边一个倚了两个鼻涕娃。高的一个是女孩子，五岁还是六岁？稀疏的头发被牛皮筋绑得很紧，眼球都要勒出来了似的，绑出来的辫子又细又硬，分别朝两边翘着，活像戏台上武旦头上的翎。小的一个，男孩，鼻涕挂到了嘴边，光溜溜的脑袋上有几个生疮留下的疤，上身穿了一件带条纹的小背心，下面光着屁股，皮肤颜色和泥土相似，小鸡鸡上还沾着一些饼屑和石灰屑。门前不远处，我们曾经坐在那儿跟陈清风讨论各国风情民俗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妇女在洗衣服，用的是搓衣板，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遮住了差不多半个面孔，只看到一个发红的鼻尖，鼻尖下面粗糙发干的嘴唇。她身上穿了一件男人的汗衫，圆领，白色，但是已经洗得很薄，布缝里泛出带汗渍的黄，汗衫里面的内容几乎一览无遗。因为用力搓揉，她的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两只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活泼而又蠢笨。
“你是谁？”艾早迷茫地发问，鼻头和两眼间皱出一个蚕豆大的鼓包。她又抬眼望向门框里的两个孩子：“你们是谁？”
洗衣女人抬起头，手在搓板上停住不动，也同样茫然地望着我们。大概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所以没法回答。
“你们是谁啊？怎么会在这儿？”艾早忽然提高声音。她的脸已经开始发红，鼻孔翕开，眼神收缩变得尖利带刺，一触即发的那种紧张。
陈清风急急忙忙奔进院子。他左手拎着一捆干巴巴失了水分的芹菜，右手托着几块酱油豆腐干，胳膊肘里挂了一个网袋，里面有一块五花肉，几根茭白，还有两个可以当水果吃的碧绿的水瓜。
“艾早！我女人，我孩子。”陈清风来不及放下东西，用空着的那个胳膊肘指着他的女人孩子，笑得有点腼腆，好像是不好意思。
“你说他们是谁？”艾早又问了一遍。
“我女人我孩子啊！昨晚刚从老家来的。怎么样你们？语文考出来了？作文题目是什么？”陈清风放下东西之后，接过女人从洗衣盆里捞出来挤干的毛巾，擦汗。
艾早带着哭声：“陈清风，你为什么没有说过你有女人孩子？”
陈清风不知所措：“怎么啦？你没有问过我啊，这有关系吗？”
艾早呆呆地望着陈清风，脸色红得有些发亮，仿佛刚刚被蜜蜂蜇了一下，肿胀起来。她的额头上鼓出几条青筋，一跳一跳，眉梢处像蚯蚓一样打了个结，显得愤怒，又有点沮丧。
洗衣盆后的女人开始挺直身子，一声不响地紧盯艾早，手已经离开搓衣板，搁在盆沿上，随时准备站起来迎接一些情况。
我揽住艾早的肩，说：“走吧，回去看政治书，下午还要考。”说话的时候，我手里用了劲，要把艾早拖开。
艾早明白我的意思，她肩膀一缩，鱼一样从我手里滑脱，跑过去拣起地上的那捆芹菜，看了看陈清风，用劲地砸在洗衣盆里。“嘭”地一声闷响，灰白色的污水受惊溅起，子弹般四射，女人的头脸身子被扫个正着，头发湿答答滴水，肩胛上沾着污糟糟的肥皂沫。陈清风恰好站在盆边，裤子倒了霉，湿淋淋裹在腿上。夫妻两个都因为猝不及防，傻傻地张着嘴，半天没做出反应。
艾早回身就走。她把我扔在后面，肩膀端着，迈着大步，伤心欲绝的样子。
下午我去小偏院叫艾早，她已经先走了。李素清追出来问我：“到底怎么了？回家就绷着个脸，问什么都不说，好像还躲在房里哭了一场。是作文失了手？”
“不是。考完我没跟她对题，她生气了。”我撒了个小小的谎。
李素清有点怀疑，她知道我们之间从不为一点小事情小肚鸡肠。“看到艾早，跟她说，政治试卷答题不要啰嗦，一二三四写清爽，阅卷老师一目了然，不费劲，心情就好，容易给高分。你也是这样。别当耳边风啊。”
我答应了她，急急忙忙地往考场奔。可是艾早不在候场的人群中，操场、厕所，哪儿都没有。我妈的口信没法儿带给她了。
考完政治，我特意提前五分钟交卷，而后到走廊东头教室外等着她。她一出门就看见了我，因为没法再躲开，干脆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的钢笔尖毛了。有多余的吗？”
我赶快掏出备用的一杆笔，递过去。“感觉怎么样？还好吗？”
“就那样。”她淡淡地答。
“我有一道题没把握，就是倒数第二道，你答了哪几点？”
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一言不发地在前面走。走到闸桥，往东是广播站，往南是艾家酱园。她站着，愣了有半分钟的样子，下桥往南。
第二天，第三天，她不再躲我，但是始终沉默，不说她考得怎么样，也不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心里很急，不由得埋怨陈清风，之前不该把这么大的事情瞒着好朋友。可是话又说回来，陈清风把我们当好朋友了吗？也许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和他之间毕竟差了十多岁。再说，人家有女人孩子，凭什么就该报告艾早？艾早又凭什么去过问人家的婚姻家事？
考完之后的十多天，艾早每天睡觉，早晨十点多钟起床，吃过饭又哈欠连天地躺上床去。艾好放了暑假，赵三虎赶到合肥把他接回家，艾早没有如从前一样张罗着借书给他看，她依旧是躺着不动，睡意沉沉。胡妈来看了艾早好几次，心疼地念叨着，这孩子累坏了，考大学要考死人了。
终于熬到成绩出来。我的考分跟预估情况没有太大出入，艾早的分数却让大家目瞪口呆：比预考成绩少了差不多一百分。这样的分数，不说南师院，本地的师范专科都上不了。
李素清急火攻心，黑着眼圈站在艾早床边，一声接一声地问：“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会这样的！”
艾早坐在床沿，身子蜷起来，两条长腿交叉着摆来摆去，嘴巴里喀嘣喀嘣地咬指甲。她脸上非常平静，或者说是故意做出平静。我想她是早已经知道结果。那个下午考完政治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心中有数。
李素清去艾家酱园里找我，当着李艳华的面，逼我说出真相。我供出了陈清风。我想这事瞒不住李素清，她是当老师的，知道好学生不可能无缘无故考丢一百分，编什么理由都哄不过她。
李艳华惊讶得眼珠都要弹出来：“怪不得那年他忙前忙后采访我们家艾好，写什么报告文学，原来他早就盯上艾早了！吃着碗里想着锅里，这是个什么人啊！”她皱起鼻子，做出厌恶的模样。
我纠正她：“不是这样，艾早只是跟他谈得来。”
“那分数呢？分数呢？一百分丢哪儿了？”
我叹口气，不想再辩驳。对于一个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
第二天李素清是怎么找到陈清风的，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如何谈，我一点都不知道。艾忠义也许知道，可是艾忠义嘴巴严，从他嘴里不会透口风。
晚上，李素清主持召开家庭会议，不光邀请我参加，还请了李艳华和张根本。她在小偏院的堂屋里摆满一圈凳子，桌上摆了凉好的薄荷茶，一字排开的细瓷茶杯，把会场弄得很有仪式感。在场的所有人中，她的神情最严肃，打击沉重还挣扎着不倒的那副样子。艾忠义坐在暗处，目光不停地在妻子和女儿脸上逡巡，生怕她们谈不拢爆发冲突，时刻准备救场。艾好茫然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压根儿就不明白是什么事情。张根本刚刚从李艳华口中知道大致情况，他显得惊讶，歪头看着艾早的脸，明显是关注。可是艾早的脸上却是风平浪静，没法儿猜测出来她心里此刻想些什么。她双手合十，有点别扭地夹在腿间，眼皮低垂，发辫软软地垂在耳边，恰好遮盖了耳道，看上去便跟我们大家都隔着一段距离，一段无声无息遥不可及的距离。
李素清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她反复考虑好的几点意见：
暑假中艾早不准再去见陈清风，张小晚和艾好负责监督；
艾早不得再睡懒觉，早晨七点钟必须起床，一天不少于八小时复习功课，不会的地方问艾好；
开学之后上复读班，明年再考。
李素清朝艾早俯下身子：“你考成这样，出了大洋相，我和你爸爸一切都不再追究，只要你心思不再用到歪道上，明年好好考，你不会有问题。”
“歪道”？这个词我听上去有些别扭。跟陈清风交往不只艾早，也有我，我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歪道。
艾早头低着，有好长时间不动，也不发一言。艾早不作回应，别的人一时都不好插嘴，屋子里暂时寂静。
艾忠义大概觉得气氛太沉闷了，站起来端起茶壶：“有谁要喝茶？”
都摇头。谁也不要喝茶。艾忠义不无尴尬地笑笑，把茶壶放回桌上，又坐下去。
“艾早！小祖宗！”李素清开始气急败坏，“我本来不想伤你的心，可现在不能不告诉你，你为人家考丢一百分，太冤枉！你对人家牵心牵肺，人家对你根本没那个意思，他是个有家有室的人！”
艾早霍地站起来，把挡住她路的艾好往旁边一搡，绕过我和张根本，往门外走。
李素清大喝：“艾早，去哪儿？”
“我要找他。”
“不准你再去！”
艾早回头瞥她一眼，跨出了堂屋门。
李素清跳起来就追，在院子里抓住艾早，拉她回来。艾早用劲去掰李素清的手，脚蹬着地，屁股赖着，身子一点一点地往大门外移，两个人像拔河一样较着劲。
李艳华瞪大眼睛，手抚着胸口，不住声地嘟囔：“疯了，都疯了，都疯了。”
张根本这时候大步冲出去，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举动：他抬手甩了艾早一巴掌！
李艳华尖叫一声：“老张！”
我站在屋里，呼吸发紧，喉咙像是被人扼住一样，难受得想吐。我回头看艾好，可怜的男孩已经吓得眼泪汪汪。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父母干吗非逼着艾早考上大学不可？陈清风跟艾早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张根本又为什么出手打我姐姐？他自己在外面拈花惹草，却容不得艾早对别人付出感情？
我觉得这个世界都疯了，昏天黑地，混乱一团。
艾早不可能白白让张根本甩一巴掌，她急红了眼睛，像一头小母豹子一样回扑上去，抓住张根本的手，不管不顾就咬一口。血顷刻间流出来，把张根本的白色衬衫弄得花花点点。李艳华惊叫不停，在屋里找到一块干净毛巾，奔出去绕着那两个人团团转，要给张根本包扎。张根本甩了甩那只手，哭笑不得的样子，干脆使出他的擒拿格斗术，不费劲地把艾早拿住，一只大手卡着她的两个手腕，连拉带拖把她弄进房间里，扔到床上，随即退出来，砰一声关上房门。
“拿把锁，锁住她。”他朝李素清扬了扬下巴颏。
李素清赶快找锁，上去锁门。
房间里传出一声哀嚎，声音细长，夹着无尽的悲伤，让人头皮发麻。
李艳华已经找到了纱布碘酒，忙着给张根本清洗和包扎伤口。艾忠义在旁边看着，觉得不过意，结结巴巴解释：“她考砸了，这是发泄，这孩子从前不这样……”
张根本嫌李艳华动作慢，不耐烦地推开她，用牙齿咬着纱布，嗤地一声撕开，又用牙齿帮忙，自己给自己马马虎虎缠了个疙瘩。他回答艾忠义：“说这个干什么？我会跟她计较？”
第二天，李素清一天都没有给艾早开门。我去了好几次，每次都见艾好无可奈何地守在门口。艾好告诉我：“姐姐已经不哭了。”我问他：“妈妈呢？”他说：“不知道。不在家。”
我凑近门缝，喊艾早的名字。艾早在里面擤鼻子，不答腔。艾好提醒我说：“别喊了，她不会理我们。”
我一整天都在团团转，不知道干什么好。李艳华上白班，中午我应该给她送饭，可我把这事忘了，一直到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才想起来，急急忙忙烧了一个丝瓜鸡蛋汤，把前一天的冷饭用猪油和葱花炒了炒，盛到拎盒里，给她送过去。
“饭都馊了，你没闻出来吗？”李艳华骂了我一顿。
我只好又出门，给她另买一碗馄饨。
晚上，九点来钟的时候，张根本回了家。他脱下警服，换了家常的西装短裤和圆领汗衫，吩咐我：“小晚，去前面叫你妈过来一趟。”
我去小偏院叫来了李素清，很自觉地避让到自己的房间去。可我把门留了一条缝，能听见外屋的说话声。
张根本问我妈妈：“丫头怎么样了？”
“一天没吃饭。也不说话，犟着。”
李艳华插嘴：“艾早可不像我们小晚，主意大着呢。”
李素清叹口气。
张根本说：“我到广播站问了问陈清风的情况。这个人的确有点才，但是思想很激进，政治上不成熟，不属于培养对象。广播站的汪主任说，他还经常纠集一班人在宿舍里高谈阔论，像地下组织一样，很危险。”
李艳华夸张地惊叹：“天啊，这样的人！”
接下来张根本的声音低下去，我听得不是太清楚，依稀感觉是他要找人给陈清风调工作，弄到乡下去，到最远的江边小镇上。李素清问起那地方交通怎么样，张根本回答，没有通公路，来去都不方便。李素清说，这样最好。
李素清走了之后，张根本推开我的门。“都听见了吧？”他似笑非笑。
我涨红了脸，嗫嚅着说不出话。从小到大我都不敢在他面前说谎。
“听见了不怕，别说出去，尤其不能跟艾早说。她是你姐姐，无论如何我不会害她，这点你一定要明白。”
我明白。我不会说。我知道这是为艾早好，为了她好。她曾经受过一次伤害，不能再受第二次了。我不能说，为了艾早，为了艾早……
不久，我接到了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算太好的学校，可我非常满意。
李素清有点伤感，因为跟艾早同时参加作文大赛获二等奖的那个男孩，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李素清说，要不是出那个意外，艾早的南师院怎么跑得掉呢？
李艳华那段时间满脸放光，走路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我录取了，艾早还在家里呆着，这个结果让她万分满意。她在医院里慷慨请客，每人都发了糖。不是普通上海奶糖，更不是散装称斤两的本地糖块，是握在手中沉甸甸的金币巧克力。那时候，结婚办喜事的人家都舍不得买这种昂贵的奢侈品。李艳华真是花出血本了。
“我无所谓，只要你高兴。”李艳华讨好我。
我高兴吗？如果艾早同时录取了南师院，我会高兴，我们两个人又能在一起。可是我只能孤零零一个人去南京。我会高兴吗？
转户口，转粮油关系，准备行装，从蚊帐凉席操办起……去年曾经为艾好筹办的一切，今年又在我身上重复一次。一切驾轻就熟，但是一样一样办起来还是需要时间。暑假就在这些忙碌的琐碎的事情中过去了。
离开青阳前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像小时候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坐在巷子里公共厕所的厕位上，在“六六六”药粉的呛鼻芳香中，掏心窝子说话。
“艾晚，我不想考南师院了。”艾早眼睛睃着门外，心平气和地说，“我什么学校都不想考了。没那个劲儿了。”
我吃惊地劝阻她：“千万别那么想！你如果心里不想考，就真可能会考不上，很灵的！”
“考不上又怎么样？赵三虎连高中都没有读，一样活得快乐。”
“可你不是赵三虎，我妈也不是胡妈。”
“知道，我就是这么说说。”
她沉默着，眼睛往上看，盯住气窗上一只飞进飞出的苍蝇。这只苍蝇红头，绿翅膀，身体有点笨重，脑袋似乎也有点笨，明明已经飞出去了，却又忙不迭地钻回来。也许它不是笨，就是无聊，自己跟自己捉迷藏玩。
“陈清风为什么是结过婚的人？”艾早突然问我，眼睛仍然盯住苍蝇。
我张口结舌。陈清风为什么不是结过婚的人呢？他已经三十岁了，结婚不应该吗？
艾早终于把目光收回来，转到我身上，眯缝着，瞳仁缩在很深的水潭中，忧伤地打着旋。“我问你一句话，只一句话：人干吗都要结婚？”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能够答出这个问题。我是学理科的人，这问题稍稍复杂了。
我一点儿没想到，就连艾早自己也没想到，这句无意中说出来的话，会深深地影响了我。很多年之后，在我考虑跟贾铭的关系时，我仍然会轻声地问自己：人干吗要结婚？
之后，艾早连考两年，没有考上任何一个学校。总有这样那样的错位：分数差一点，志愿太高了，或者文科减少了招生数……那时候没有花钱上学的说法，所以考不上就是考不上，没有多话可讲。
艾好在读大三的那年退了学。学校专门派老师把他送回家，因为他精神有问题，自闭，整天自言自语背各种公式，上课也不能停止。
我的可怜的弟弟艾好，他终于用人类精心研究出来的公式把自己跟人类隔开。他不需要再面对长途坐车和铺床叠被这些烦恼的问题了，成千上万奥妙无穷的数理公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像婴儿一样飘浮在其中，平静，快乐。
我父母遭受的打击前所未有的巨大。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前途能不能辉煌的问题，而是生命以何种方式生存下去的问题。在艾好浑浑噩噩回到青阳之后，艾早的考学退居其次，变得无可无不可了。
那一年农村开始允许联产承包，市场经济开始显露苗头，青阳街上有不少年轻人结帮搭伙地去广东沿海批回夹克衫和牛仔裤，台湾走私的花雨伞，罐装啤酒，力士香皂，烫发用的药水和塑料卷发器，傍晚时候在桥头巷尾摆个摊，生意出奇好。艾早扔掉了高考复习资料，毅然决然地加入长途贩运大军，很快尝到甜头。她还说服赵三虎辞了职，跟她搭伙干。她出点子，三虎出力，一路上坐火车搭汽车，不怕遭抢遇劫。胡妈很满意儿子挣回家的钱，她甚至在过年的时候舍得花出十块人民币，给自己做了一件浅灰色的涤卡两用衫。
我父母默许了艾早的离经叛道，因为给艾好看病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不知道这些钱要花到何时为止。知识分子再要面子，到了这个分儿上，就只能听凭艾早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