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地，我独自一人飞往深圳。我愿意生命中永远持续这种飞翔，就像刘欢歌里唱的那样：千万次地……可惜再也不能，因为纪宏林律师打来电话，说艾早已经在看守所自杀。

……

不要哭。不要哭啊。这是迟早的事情，艾早已经抱定了死的念头，她就决不会让自己活下去。

只是，我没有想到她这么迫不及待，连最后的宣判结果都不想听到。她对她的生命厌倦至极，只想飞快地推开它，像撕一张过期发票一样地撕碎它。

领取艾早的尸体时，看守所管教交给我一些东西：一套崭新的运动服，一块女式“欧米茄”手表，一串房门钥匙，一部手机，一只钱夹，一些现金，还有一封信。衣服和现金都是我第一次去深圳时托纪律师带给她的。衣服她没有穿过。现金存在她的账上，管教说她只是买卫生用品花去了一点。手机里还有电，我试着打开，屏幕亮起来，地址簿里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艾晚。很奇怪，无论从关系的重要性，还是字母的排列，我在她手机里都是第一。

永远的第一，因为这只手机中从此不会再存入新的名字。

管教说：“还有一张照片，她放在身上，老看。我先以为照片上是她和她儿子，现在才知道那女人是你。你们两个长得真像。”

我问她：“照片呢？”

“哦，我扔了。浸透了血，污糟糟的。”

我想象我和艾飞的合影照饱浸鲜血的样子，想象我们的面孔在血中泡得肿胀，眉眼洇开，烂糟糟一团，被管教的两个指头捏在手中，滴落着暗红色的黏稠的液体……

管教提高声音：“嗨，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脸色不好。你得想开点儿。怎么都是个死。”

管教跟我讨论，艾早为什么要给她前夫下药？她又不是山沟沟里的愚昧妇女，肯定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她知道了还要下药，可见是男人太坏，伤她伤得太狠。“她活不下去了才这么做的。可怜的人！”管教叹息。她又去拿来一个塑料拎袋，帮我把衣服啦手机啦手表和钥匙什么的装进去。“手表挺贵的吧？当心别让袋子漏了。”她嘱咐。

这么看，管教是个心眼简单的善良女人，艾早的最后一段日子应该没受什么大罪。

我郑重其事地谢了她。

现在，我躺在艾早的床上。是用她留给我的钥匙打开的房间。她跟张根本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居住在这个安静的小区里。这么多年，我一次也没有来过，没有关心过她、看一看她一个人必须对付的生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对等，她习惯了照顾我，我习惯了被她照顾。

我已经很累了。料理后事是一件让人心力交瘁的苦活儿，你不仅要付出体力，还会悲伤，痛哭，回忆，陷在往事的泥淖中拔不出脚，结果就是筋疲力尽。

在殡仪馆的时候，看着装殓艾早的棺木缓缓滑入焚烧间的一刹那，我非常想放声大哭。奇怪的事情是，尽管我浑身颤抖，尽管我感觉脚下的地砖开裂，我比艾早更快地坠入地狱，被几千度高温的烈火焚烧，筋骨可怕地纠缩成一团，皮肤滋滋地冒出油泡，我的眼泪却顽固地拒绝出来。它被我体内的某种物质凝固了，结成琥珀那样的晶体，堵在泪腺的某一处，居心叵测地生长和膨胀。

我想，那些在葬礼上能够号啕大哭的亲人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得到了死者的特许，可以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尽情释放悲痛，把伤心秀给世人，得到同情，从而减缓压力。

可是艾早为什么要制止我的眼泪？她不希望我顺顺利利度过这个可怕的关口，而后一点点地忘记她，一天天地挣扎活下去？

她恨我，决心要在最后的时刻惩罚一下我？不，不是这样的，她留给我的信上不是这么写的。这封信，几天当中我已经读过无数遍，闭上眼睛都能看见信纸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用圆珠笔写上之后又划去的标点。

薄薄的、看守所小卖部里通常出售的普通信纸，没有任何抬头和标识，红色的双线条，因为纸质不佳和出墨不畅，有的地方线条断断续续，像一个口吃者在结结巴巴说话。与此相反，艾早所使用的圆珠笔又出油太猛，表现太过积极，几乎每写几个字就要留下一摊蓝色的油迹，仿佛一个偷懒的人在地里喷药水，只盼着三下五除二喷完拉倒，才不管药水是否均匀。断断续续的红色和淋漓不尽的蓝色，使艾早的遗书看上去异常寒酸，有一种弥漫纠结的悲苦。

亲爱的艾晚：

你永远都不会想到我曾经背着你做过一件卑鄙的事——我为艾飞做了亲子鉴定。

这是在去年，我们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记得我那次去青阳给他们送花旗参吗？就是我们公司在深圳代理的一种滋补冲剂？老两口无意间嘀咕的一句话让我悚然心惊，他们说：艾飞这孩子怎么越长越像一个人？我马上想起来，艾飞的确是像他，像陈清风。耳朵像，说话的腔调像，就连喜欢研究地图的脾性也像。我们的父母发现了，可我这么多年居然没有感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灯下黑。还有就是“旁观者清”。也可能是我的潜意识一直制止我朝这方面想。

那次路过南京时，我偷偷剪了艾飞的一撮头发带回深圳。你还记得你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和陈清风去爬紫金山，他抱着我摘树上的一团松脂，手被我的腰带扣划破了吗？包扎他伤口的那块手帕，很多年里我一直保存在身边。我把艾飞的头发和那块沾了血的手帕一并送到广州医学院的血液鉴定中心，结果就是这样：艾飞是陈清风的儿子。

我那时候就差点儿崩溃。我甚至已经上街买回一包刀片，想要割脉。可是我又想，我们的弟弟艾好刚刚去世，如果把年迈的父母扔给你一个人照顾，你的负担就太重了，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我不知道当年我决定嫁给张根本时，你曾经是怎么看我。父母是非常怨恨他的。作为他的养女，你一定也恨过他，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同情他吧，因为两家人很多的积怨其实是出于人的自私本性，是那个时代在纵容和催化一切。说来说去，他跟李艳华生活得并不幸福。我怎么会嫁给他的呢？陈清风那次在家乡打死了人，张根本答应暂时地压下案子，让他走，出国，永远都不要回来。张根本是公安局长，这事想做就能做到，当然条件也很苛刻：我必须跟他结婚，我们双双离开青阳。我用我的身体做了交易，他用他的局长位子完成了交易。

只有为陈清风，我才愿意牺牲一切，舍弃一切。我和他之间从没有任何交换。我的想法是，他活着我才能活着。与“活着”相比，我嫁给某个人又算什么呢？

张根本一直对我很好。他信任和倚重我，我们两个人几乎是白手创业，打下这片天地。如果我坚持不准他要孩子，他说不出半个“不”字。可是我觉得这么做有点残忍，我干吗要剥夺人家繁衍后代的权利呢？这么做对我有趣吗？所以我主动提出离婚，给他自由。我还有一个藏在心里的想法，那就是陈清风有一天会回来，他会找到我，我希望那时候我是干干净净一个人，他想怎么待我都行。

后来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陈清风突然去世。我们的父母煤气中毒也双双去世。张根本被确诊出不治之症。

万念俱灰之中，我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赌博。只有在赌场上我才能得到暂时的快乐，感觉我还活着，还能兴奋，还有欲望。我把公司清盘时分到的钱全部打在现金卡上，一次次地去到澳门，输了，又赢了，又输了，就这么没完没了地掠夺自己。

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卡上只剩最后的二十万。我只要再去一趟澳门，这笔钱一定是血本无归。那天夜里我睡着了又惊醒，耳朵里忽然听到艾飞婴儿时的哭声。我想，他是陈清风的孩子啊，他父亲死了，我有责任帮你抚养他呀。所以第二天我改去香港，拿这些钱在汇丰银行买了一份保险。

如果我活着，我必须每年往账户上打进二十万，十年后才能拿回全部的本钱加利息。那是三百万，足够艾飞读书和长大。可我再没有第二个二十万了，我也不想再活着了。天从人愿，张根本希望由我来安排他的死亡。他死了，我是杀人凶手，我也会死。我以为这种死是在保险范围之内，受益人艾飞能够得到我的惠与，所以我把那杯水送到张根本嘴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很平静，都很愉快，我们是互相借助……遗书到此结束，因为圆珠笔已经拉屎一样地把油墨在信纸上拉光了。

事情还得怪我：我冒充律师，告诉艾早说，因为杀人被判死刑也算是骗保，艾飞不会得到那笔保金，所以她在绝望之中做了一件最最愚蠢的事情。

我记得我说过这句话后，艾早面如死灰的神情。她一直在按照自己设计好的方向，一门心思地前行，以为自己会摸到一扇门壁，打开来就有她想要的结果。是我摧毁了她在世上的最后一点温情，最后一点点的欣慰。

更早一点，我用艾飞的出生和长大击垮了她的精神。精神先去，肉体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

手机响起来，嘟嘟的蜂鸣音，屏幕也一闪一闪。刹那间我产生了一个错觉：是艾早的手机在响，有人拨通了她的电话。我一骨碌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心脏猛跳，脑子晕眩，不知所措。

电话是李东打给我的。“你在哪儿呢？”他问我。

我告诉他艾早家的地址。

“等着，我马上就到。”他吩咐。

李东一进门就观察我的神情。他看上去比我第一眼见他的时候要老成一些，依然穿着他喜欢的黑色衣裤，只不过衬衫换成了翻领针织套衫，更显出精干和挺拔。他直截了当地看着我，确信我没有失常也没有痛不欲生，才放下心。

“我过来是想提醒你，应该把这间屋子到处看一看。也许艾早会留下一些什么东西。你们是姐妹，你一定想对她了解更多一点。”

李东到底有多大？我对他越熟悉，就越觉得他比我成熟，凡事都考虑得周到，而且行动果决，不拖泥带水。

我扮成律师去见艾早的那一次，她嘱咐过我一句话：保险柜在卧室里，号码艾晚知道。

不是李东的提醒，我失神落魄中根本就忘了有这回事。

我在卧室里找到了保险箱，它被艾早藏在壁橱的衣服中，那些衣服可能很长时间都不穿了，放了过多的樟脑精，有一股刺鼻的清凉油的气味。其中有一件米灰色束腰短风衣，是她早年为见陈清风特意去夫子庙买的，腰带上的金属扣曾经刮破了陈清风的手。还有一套也是我熟悉的：一九九四年我在深圳过春节时，她穿过的一套藏青色裙装，衣边镶着的仿水晶小钉子已经掉落了几颗，显出一种风光不再的寥落。

我还在她的壁橱中发现了另外的一些东西：老爸早年集邮用的一把小镊子，我妈给我们扎辫子用的发带，她小时候用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青蛙，这只红红的青蛙夹在艾好用过的一本《高等数学》书中。甚至我还找到了一块绣着“好宝宝”字样的粉红色婴儿小围嘴。这围嘴是我们的小弟弟艾多用过的，我记得那时候是鲜红色，年深月久褪色成了粉红。

所有的东西，带着陈旧的时光气味，被她宝贝一样地收藏在壁橱里。每样东西都是一段历史，艾早一直是带着这些历史生活，所以，看上去嘻嘻哈哈的她其实背负很重。

艾早说，保险柜号码我知道。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告诉过我。我猜测应该是我们两个人都熟知的一组数字。我按了我们两个的生日，号码锁沉默着不作反应。我又按了我的电话号码，还是不行。

“沉住气，想好了再按。”李东提醒我。

我站着，脑子里被樟脑味搅得有点乱。我飞快地想了几组数字，又飞快地排除。忽然我瞥见了放在她床头柜上的那本艾飞的《成长手册》。我试探着按下第三组数字，那是艾飞的生日。

号码锁发出“咯嗒”一声轻响，柜门弹开。

两层。上面一层放着一个厚纸套封，是香港“汇丰”银行的一本“人寿保险单”。保单的“受益人”一栏用英文字母拼写出“艾飞”的名字。“跟被保人的关系”一栏填写的是“侄子”。这份保单现在已经作废。下面一层只有一个做化学试验用的玻璃烧杯，里面放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乒乓球大小，看不出形状，陌生人完全猜不到是什么东西。

玻璃烧杯是艾早从我的大学宿舍里拿走的。黑乎乎的那团东西是松脂。

二十年前，在南京的紫金山，陈清风抱着艾早从高处取下这团松脂时，发生过小小的流血事件。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那天下午，在艾早睡过的床上，我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李东。

如果贾铭对我的选择感到愤怒，那就让他愤怒好了。我压抑了太多的哀伤，实在需要有一次肌肤之亲的安慰。我要从动作中，从快速的心跳和流汗中得到发泄，好让我借着一次大喊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从我的不能抑制的行为中我忽然发现，我、陈清风、艾早，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其实一直在错位：陈清风始终梦想着行走，他喜欢的却又是我这样坐得住的安静女孩；艾早浪迹天下，却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一个安定的家庭；而我，我貌似平和柔顺，心里却总是不断地翻江倒海，我的假象欺骗了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

回到南京，我应该怎么跟贾铭摊牌呢？我如何告诉他：我们两个并不合适，我想要的人远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