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一口深潭，站到潭边，低下头去，穿过漆黑的潭水，不要用你的眼睛，用脑子去看，用前额正中的第三只眼，时光之眼，直抵深处。你会发现，从前经历过的一切：城镇，街道，房屋，树木，水井，甚至曾经用过的一只绑了铅丝的淘米箩，一条趴在屋顶瓦楞草中的脊背灰黄的猫，它们都还存在，无声地静立在潭底，被穿过水面的光线折射，发出幽幽的微光。如果风吹潭水，水波荡漾，潭底的风景会跟着摇曳生姿，有了声色气味，炊烟尘土，城镇和街道仿佛活起来了一样。

有一年我和艾早站在青阳城南那座三孔的闸桥上，手里各抓一把甜芦秆，一边嚼，一边噗噗地往桥下水流里吐废渣。那些被我们吸干水分又吐出去的废渣轻飘飘地毫无分量，在半空中飞过去一段短短的距离，摇摇晃晃落进水中，努力挣扎了一下，终于站不住脚，很被动地跟着水流远去。

我们努力地鼓起肚子，比赛谁能把甜芦渣吐得更远。这不光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要用上舌尖的爆发力，弹射力。还有，如果不把芦秆里的水分吸干，废渣分量重一些，相比而言就容易吐出速度，让它们在空中逗留的时间更长，飞行距离更远。这是我在仔细观察艾早的动作后得出的结论。她总以为我不够聪明，可我的优点是善于学习，我会不声不响把别人弄明白的东西拿过来，变成我自己的。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会越来越多地得到彰显。

艾早很快玩厌了游戏，歪头看着我：“你信不信？一个人要是跳进水中，有本事逆着水流一直上，一直上，终归有一天能够回到清朝、明朝、唐朝，能看见匈奴人骑马打仗的样子。你信不信？”

我目瞪口呆地盯住她的嘴巴。她的嘴周一圈被甜芦秆戳得微微发红，嘴角的某一处还破了口子，渗出血丝。这使我恍惚觉得她的话中有血腥味。

我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她的思路呢？她是一只蹦跳的青蛙，行进过程呈现点状的痕迹。而我，我是爬行动物，身后拖着蜿蜒的细线，不间断，也没有超越。

那一年我们上小学四年级，刚开始学历史，开始背朝代、历史年表、农民起义大事记。

我记得艾早穿着一件深绿和淡绿交织的粗格子布衣服，翻领，两个贴袋塞得鼓鼓囊囊，里面有橡皮筋、弹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还有路上拣到的玻璃糖纸。她的下身是一条草绿色的回纺布裤子，裤裆肥大，裤管挽了一道边，膝盖处两个鼓鼓的包，而且往两边撇着，看上去好像长在她身上的是一双古里古怪的罗圈腿。

她在桥上站着，绿色的，纤细的，又是迷狂和兴奋的，被芦秆戳红的嘴巴像绿树上开出来的一朵红花。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往前倒数二十年，艾家开着青阳城里最大的一家酱园。起码有半个城的人家，早晚饭吃的都是艾家酱园里腌出来的甜瓜和萝卜头。我妈妈李素清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酱园里跟伙伴们捉迷藏。她们屏住呼吸，掩身在一人多高的酱缸后面，发现有人找过来了，一闪身就扑到另一口酱缸后，根本不担心对方在那个迷魂阵一样的园子里能够抓到人。

酱园的空气咸得叫人喉头发紧，打喷嚏，流眼泪。酱园出来的人皮肤都黑，吃东西口重，而且不言不语，像我爸爸艾忠义那样。我妈妈说，那是他们习惯了闭着嘴巴做事，因为园子里苍蝇太多，嗡嗡地在人脸面前乱飞乱撞，张嘴的时候不留神，苍蝇就飞进嘴巴去了，再不留神的话，还会咽进肚子，叫人拉稀。苍蝇多脏啊！

我妈妈说这番话，其实有贬低酱园家族的意思，可我和艾早却对那样的生活羡慕不已，原因就是自从我们上了小学之后，老师号召“除四害”，每年九月开学的一天，交学杂费、领取新书本的同时，每人要交上一百只装进火柴盒的死苍蝇，算是暑假中做的一项作业。一百只苍蝇很难打，如果不是胡妈帮我们的忙，我们就会像那些交不出苍蝇的女孩儿一样，开学第一天眼泪汪汪地竖在黑板下罚站。所以我们就想，要是爷爷的酱园还在，堂屋里院子里苍蝇翻飞，伸手就能逮住一把，那多开心！

解放之后，酱园公私合营，后来完全收归国有。院子里数以百计的一人高的酱缸，统统搬到了城东酱菜厂里，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我爸爸一点都不伤心，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呆在这个家庭式的作坊中，跟着爷爷学做大酱。他脑子聪明，读书能读得进去，一心一意要考进清华，学电机。那时候电气化的工业革命刚刚进入青阳小城，爸爸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生活会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胶皮电线里传送过来的不仅仅是能量，还是梦想、传奇、色彩和诗篇。他好奇，激动，期待，想要把自己投身进电气化的革命当中，成为掌控世界的那一部分能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酱园消失之后，家中很快陷入贫困，他仅仅读到初中毕业。他十六岁进邮局做事，拿薪水养家，养我那个瘫痪在床的爷爷。二十五岁上，他熬到科长的职位，从此不再动窝。他的家庭出身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

然而我爸爸不是一个安于小城平凡生活的人，邮局职业开发出他的另一个爱好：集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集邮曾经成为一个疯狂挣钱的手段，如果手中碰巧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或者一张清代“龙票”，都可以在邮票市场上昂头挺胸地走上一遭，享受众目睽睽之下的艳羡和敬重。可是在这之前的六十年代，集邮还只是一个悄无声息又带着点奢侈的爱好，我爸爸不得不用每天早晨省下来的买烧饼钱，燕子衔泥一样点点滴滴丰富他的收藏。

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装备齐全的一套集邮工具：金属的镊子夹，带长柄的放大镜，多功能的量齿尺，各种胶水纸。我还见过他自制护邮袋：用一张玻璃纸和一张衬纸，裁出所需要的尺寸，将它们的底边粘合，再往衬纸背面刷上胶，晾干之后，便可使用。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几本集邮簿小心收到床后箱子里，挂上一把黄铜大锁，箱子外面还要遮上一层油布。在我们那儿，油布是公认为可以防潮的。可是胡妈背地里嘲笑他，说这叫“放屁拿手捂”，捂了以为人家闻不见，其实臭味照样扩散。胡妈的意思是，我们家的房子实在太老了，“三年困难”时期把地板和板壁都拆掉了换山芋干吃，房子里面就更加潮湿，地气没有了木板的阻隔，砖头地上永远都汪了薄薄的一层水，像是老房子永远都眼泪汪汪地悲哀着。这样的房间，遮一层油布管什么用？

下班之后，我爸爸会打开箱子，搬出集邮簿，再洗手，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本子里总是夹着一枚或者两枚崭新的邮票。他拿出小钢镊，小心地夹起邮票一角，屏住呼吸，把娇嫩的邮票从本子里转移到护邮袋中，再放进集邮簿。有时候，他还会拿量齿尺测量一下新邮票齿孔的度数，也会把集邮簿举起来，跟目光平齐，让窗外光线水一样地漫过册页，留心那些邮票表面是不是留下了污渍或指纹。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邮票，他也能同意。他会让我们在桌子对面站着，手背到身后，由他把集邮簿倒过去朝向我们，再轻轻翻动页面。每页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好像多一秒那些邮票就会氧化得快一些。我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一套“广播体操”的特种票，全套总共四十枚，整整齐齐排满了集邮簿的好几页。他还有几大张没有裁开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邮票，面值是八百元。我们都以为八百元是个大得吓死人的数字，可是爸爸说，这是旧币的标价，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八分钱。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尔逛进了一个邮票市场。他在市场里看到一张“集邮报”，报上的消息说，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票，拍卖价五点五万人民币。我爸爸当时就血压升高，头晕要吐，叫了出租车才勉强回到家。

原因是，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随着“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几大本集邮簿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宝贝。他一直怀疑是张根本暗中搞鬼，联手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扫荡了他的家。这样的怀疑不无道理。如果是张根本搞鬼的话，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邮簿藏匿在哪儿，因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邮票的影子。

我妈妈李素清说，张根本是当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东西，会让你看见？

绝对是这样。论心眼儿，我父母斗不过张根本。

我妈妈的家族历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种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实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带着更多的机缘和偶然，有着接近于民间传说的浓烈色彩。

李家本来世代务农，养一头骡子，支一盘小磨，闲时做做豆腐挣几个铜板。可是有一年乡间土匪横行，官兵大肆围剿，眼见得包围圈越缩越小，土匪头子成了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那天夜里李家老爷子听见磨房里骡子把门板蹬得咚咚直响，他胆小，没敢出去查看。天亮后才发现骡子不见了，是被人割了缰绳强行牵走的。磨房草堆里却藏了一袋东西。他弯腰去拎，手里一沉，差点儿闪了老腰。打开看，光灿灿一袋金银珠宝。李老爷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头子用这袋财宝抵押，换走了逃命用的骡子。

老人家担心土匪报复，不敢报官，小心地挖个坑藏起钱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胡子都等得白了，取钱的人始终不来。他于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脑袋。藏在他家磨房里的宝贝，就这样成了无主之财。

李老爷子当然不够高尚，没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花掉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乡间买地，就背了钱袋进城，买房子，买店铺，买一堂又一堂的红木家具，买昂贵的古董字画。老爷子读过乡村私塾，颇识文墨，知道钱财要怎么花出去才有价值。李家境况最火时，城南绵延一条街都是他的房产。

然而俗话说得好，最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占领县城时，我舅舅才不过十五岁，却已经是青阳城里赫赫有名的败家子。他吃喝嫖赌不算，还抽大烟，卖空了家中一切，最后为了争一个窑子里的女人而当上汉奸。新四军打过来时，一颗子弹结束了我舅舅的小命。青阳城解放，李家的房屋店铺全部作为汉奸敌产没收，寡居的外婆只能带着我的妈妈李素清赁屋而住。我妈妈还有个表妹叫李艳华，自小父母皆亡，外婆好心收留她在身边，饭一口粥一口拉扯长大，我们称她做“小姨”。

我妈妈靠外婆变卖首饰一直读到师范毕业。李艳华的学历稍低，却也读完了小学。在当年的青阳城里，这已经是女孩子当中数得过来的文化人了。我妈妈毕业后在县中当老师，教历史。李艳华参加工作，当县医院的外科护士。

外婆死前曾经嘱咐我妈妈，李家就剩素清和艳华这一对表姐妹，无论什么时候两个人都要互相帮衬，同心协力地过好日子。所以，我妈妈嫁给艾忠义的同时，也给李艳华找到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刚从部队转业到青阳县公安局的科员张根本。

我妈妈和爸爸住在艾家从前的酱园里，酱园前面有三间门面房，让李艳华和张根本住着。五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单纯，对私有财产的厌恶远远超过渴望，房子给李艳华两口子住就住了，谁也没提过交房钱的事，更没有提过产权归属的问题。

张根本那时候赤贫。胡妈不止一次讲述给我们听：张根本头一次上我们家的门，穿着一件部队里穿旧的绗缝棉袄，棉袄的领口、袖管、前襟是成片的油渍，梆硬梆硬，凑近前都能闻到那股油哈喇味，脱下来随便一扔，棉袄支棱着都不带歪倒。胡妈嫌恶地说，他怎么就不洗一洗啊！他居然能穿得住啊！那身衣服能叫衣服？根本就是油坊里的抹布！

很久之后艾早跟张根本提这事，他嘿嘿笑着，解释说，就那么一件棉袄，罩子是它，里子也是它，怎么洗？洗湿了穿什么？

我妈妈当年没有以貌取人。李艳华也没有。她们都从这个嘿嘿干笑着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日后的能力和前程。我妈妈做主，把李艳华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没有如王洛宾的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妹妹和嫁妆，而是带上了三间修葺一新的青砖小瓦房。

艾家酱园的房屋格局是这样的：三间门面房临街，其中一扇后门通向大院。大院极深极阔，中间有石头砌出的一条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是一溜五间朝阳的正房。院子的左边还有三间厢房，比较破旧，没什么用处，平常就堆堆柴草杂货。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厢房里好像还养过一头母羊，我记得我曾经抓过门边的羊屎当玻璃球玩，被胡妈尖叫着扑上来打落了。她立刻把我揪到巷子里的水井边，打了一大桶水，用肥皂使劲洗我的那只手，还低下头闻我的指尖，确信没有羊屎味了，才放我走开。后来羊就不知道去了哪儿。院子的右边有两间厨房，那是胡妈的领地，得不到她的允许，连我妈妈都很少进去。院子的南边是大门，门开在状元巷的巷口，门楼极高，门扇也厚，门轴有一点紧，小孩子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开门和关门。有时候胡妈会拿个油瓶过来，把瓶里的油脚子滴上几滴在门轴上。木门再打开时，就滑溜了许多，发出令人愉悦的“咿呀”声。可是没几天灰尘又把门轴腻住了，厚厚的一层污垢巴在门窝里，门轴移动时重新“吱吱”地叫唤，比以前更加懈怠。

大门从前上的是黑漆，漆皮很厚，现在虽然剥落了，一道一道斑驳开裂，威严却仍然还在，邻居们推开大门进这院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还有一点肃然起敬。

没事干的时候，我喜欢用指甲抠东西。墙壁上的石灰啦，脚趾里的污垢啦，铅笔上的橡皮脑袋啦，砖缝里的泥土啦。抠东西的时候我很专心，精神集中，情绪安宁，目光深邃，完全是享受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我特别喜欢抠家里的那两扇黑漆大门，漆皮剥落后，门缝里的油泥干透了，变得生脆，用指甲去抠，喀嘣下来一块，喀嘣又下来一块，爽得不行，非常有成就感。还有，大门的木质天长日久之后已经松软得不堪一击，抠出来的木屑嵌在指甲缝缝里，闻上去有一种古老陈旧的气味，让我的脑袋瓜儿迷迷糊糊。

胡妈见不得我碰那两扇门，我只要一伸手，她就会大呼小叫地冲上来，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旁边扯。“你这个小把戏！”她恨恨地叫。她大概是扬州人，说话总有一点扬州腔，“好好的门都要被你抠出一个洞啦！贼要钻进来啦！要不要剁了你这双手？”

我赶快把两只手藏到背后，用劲地绞在一起，不让她看见。

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剥蚕豆，莫名其妙地想起什么，叹息一声：“门也跟人一样，老啦，要喂点好东西才行。”

我问她什么是“好东西”，门怎么会吃东西，她不耐烦地答：“桐油不是好东西吗？生漆不是好东西吗？人知道要吃好的，木头就不要吃？”

她在这样的事情上总是对我父母牢骚满腹，觉得这一对夫妇基本上是一副败家子的做派，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架势，什么都不肯爱惜。胡妈坚定地认为，家中的院子、大门、正屋和厢房，要是有个人好好照管，出出新，喂喂桐油生漆，不晓得要比现在派头多少。可是她不知道，正是如今这样的败落和破旧，艾家酱园才能够在解放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保全下来，成为我们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

胡妈对我和艾早的态度明显两样，因为艾早是她奶大的，我不是。我妈妈生下我们两个孩子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足，副食品少得可怜，妈妈奶水不够我们两个人抢，就把艾早寄放在胡妈家里养。艾早断奶之后，胡妈又跟着过来，带孩子，做家务，俨然成了一家之长。艾早小时候皮肤黄，眉眼也不如我清秀，我妈妈说，可能因为吃了胡妈的奶，多多少少有一点随胡妈。胡妈听了就高兴，嘿嘿地笑，想方设法把好吃的东西藏在厨房里，再偷着把艾早喊过去，一个劲地往她嘴里塞，还催着：“快吃！快吃！”

也不怕噎死了她的宝贝儿。

如果艾早用指甲抠门板，胡妈是肯定不会骂她的，最多把她拉到怀里，心疼地举起她的手指头看，怕她抠坏了那一片片粉白透明的指甲盖。

胡妈最看不入眼的人是张根本，提到他，她就要撇嘴，鼻子里重重地哼一声，表示这个人不值一说。

起因是张根本白住了艾家的门面房不算，几年之后，又不打招呼地占据了一角院子。

院子从前真的很大，几乎比半个足球场还大，因为艾家从前开酱园的时候，要在院里放置大大小小的酱缸。后来酱缸搬走了，地方就空出来了，就长树，长花，长草。胡妈总是向包买我们家粪水的吴麻子讨树苗。石榴，枇杷，泡桐，桔树，什么都要，甚至还要过一棵很稀罕的无花果树。

吴麻子的那些树苗，每一棵都用金黄色稻草绳仔细地捆好根须，显得贵重而矜持。他把它们从肩头卸下来，交到胡妈手上时，又心疼又不舍地说：“胡妈呀，树苗能卖到钱的哎！三角钱一棵要卖的！”

胡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朝他翻翻眼睛：“我们家的粪从来都不掺水。”

吴麻子于是无话可说。那时候，粪对于乡下人是很要紧的东西。

我们家的院子就在胡妈手里一天天的花红草绿。花是很俗气的花：白凤仙，紫鸡冠，鲜红耀眼的美人蕉。草更是叫不出名字的草，要是长在正经花园里，是要让花匠们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可是院子里有了这些泼皮的花花草草，就引来了蜂飞蝶舞，显得喧闹而热烈，红红火火过日子的模样。

张根本是这样占据院子的：他借口李艳华神经衰弱，怕吵，找人把门面房朝街的大门砌死了，改由后门进出。后门进出要借道我们家的院子和大门。两家人走一个门总是不方便，所以他在院墙上靠近他家那边重新开个洞，安上门。新门跟那扇黑漆大门并列，当中隔了十步距离。在这十步距离中，张根本再砌一道墙，拐一个直角的弯，连接到他的山墙上。酱园大院的四分之一，就这样被张根本活生生地切走。他的三间门面房转眼间改造成为一幢独门独院的舒适雅居。

“这人太不要脸！”胡妈忿忿地说，“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我把话说在这儿，姓张的就是一只喂不饱的狼！你们都看着吧。”

不识字的劳动妇女有时候就是厉害，胡妈提前看穿了张根本的狼性，也预言了我们家日后可能会有的灾难。

我爸爸当时坐在正房窗前，举着夹邮票的钢镊子，一脸的息事宁人：“圈就圈了吧，这院子本来也太大，打扫起来都不方便。”

我妈妈站在朝南的廊下，张开五指当梳子，拢了拢齐耳的短发，隔着窗户对他说：“至少他该先征求我们意见。”

爸爸嘿嘿一笑，从胸袋里掏出那个记事本，小心翻开，夹出里面的邮票，一边往他的集邮簿里倒腾，一边有口无心地替张根本辩护：“不就因为是亲戚嘛！如果拿我们当外人，他还真不会这么干。”

瞧，本来一桩很窝火的事，被我爸爸一说，倒变得美好起来，像馒头沾上一层糖汁一样，蜜意流淌。

但是好好的院子被切掉四分之一，就不成方圆了，看上去委实别扭。胡妈是这院子的热心经营者，她那样生气是有道理的。

在我和艾早两个人中间，小姨李艳华比较喜欢我，有时候她会把我叫到她房中，打开一个红色的玻璃糖缸，拿出一块上海软糖，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别告诉艾早，”她说，“昨天她对我吐唾沫了。以后小姨只给你一个人吃糖。”

我剥开糖纸，把淡棕色的奶糖咬下一半，剩下的仍旧包好。

李艳华笑得下巴直抖。“你这个小东西，还知道细水长流啊。”

其实我一回到家，就把那半块糖呈给了艾早。我习惯了有好东西跟她分享，她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没有欺骗和隐瞒。

我曾经在张根本的家里看见过他的一把枪。当时那把枪连同枪套摆在矮柜上，我走过去的时候，鼻尖刚好跟枪套平齐，于是闻到了一股奇怪的皮革味，还有夹杂在其中的铁器味和机油味。那些气味十分陌生也十分怪诞，浓烈熏人，闻过之后我觉得头晕想吐。

张根本出现在门口，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哈，这东西会咬人的，你可千万别碰。”

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蓝色的裤子里，一条褐色的皮带有我的手心那么宽。自从住进艾家之后，他变得讲究卫生了，衣服从来都穿得一丝不苟。在李艳华的督促下，他还习惯了回家洗手，习惯了把头发梳成三七分，再抹上一点点头油，不让那些发丝翘起来乱成喜鹊窝的模样。

我不能确信枪支是否真能咬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艾早。艾早的表情非常紧张，告诫我说：“枪不会咬人，可是那里面有子弹，会打死人的！”她说，电影里就是这样，坏人一放枪，“砰”地一响，好人就倒下，流出很多黑黑的血，牺牲了。

那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黑白电影，血在银幕上是黑色的。

问题是，艾早能看到坏人开枪打死好人的情节，我看不到。我总是在电影放到一半时歪在椅子里呼呼地睡成一只傻猪。

知道张根本的枪能把人打死之后，由枪及人，我对张根本有了一种畏惧。在我的眼睛里，张根本是掌握了别人性命的人，他让我们生就能生，让我们死就会死。这种神秘的力量藏在他的身体中，离我很近，时时刻刻窒息着我。

也可以这么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与恐惧同在。

有一天，我和艾早在院子里疯，追一只俗名叫做“梁山伯”的黑底红纹大蝴蝶。我妈妈坐在婴儿艾好的木头推车旁，抓住他的小胖手，给他剪指甲。艾好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块小饼干，笨拙地往嘴里送，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流了一下巴涎水。

李艳华来借我妈妈的一本织毛衣的书，顺便在走廊上站了站。她的头发有一点自来鬈，蓬松着用一根发针别在脑后，看上去慵懒而俏丽，比我妈妈洋气得多。她个头小，皮肤白，眼梢是微微吊上去的，鼻头饱满，嘴唇也丰润，眼神里总有一种似醒非醒的倦怠，偶尔凝神看人时，却又有精光显露，变得凶狠和蛮横。那天她穿着一件蛋青色的开领毛线衣，脚上是一双方口带襻的布鞋，身上散发出一股医护人员特有的针剂和消毒水的味道。这种怪怪的味道让靠近她的艾好先是不断地皱着小鼻子，尔后哇地一声哭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不久前生病去医院打针的经历。这个刚满一岁的婴儿，对事物的记忆总是好得出奇。

我妈妈赶紧放下剪刀，把艾好抱在怀里哄。这家伙人小脾气倔，要么不哭，一哭能哭得嘴唇乌紫，背过气去，让大人慌作一团。

李艳华手握着那本《毛线织法一百种》，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里的这幅母子行乐图，羡慕不已：“姐呀，你有儿有女，真是好福气呀。”

李艳华结婚三年，没有生养。医院妇产科的同事给她做了检查，说她子宫的构造有点问题，怀孕可能性不大。

我妈妈怕她伤感，故意抱怨：“福气什么！一天到晚大的叫，小的闹，烦都要烦死了。”

李艳华笑眯眯地：“你要真嫌烦，给我一个算了，我替你养着。”

我妈妈顺嘴答：“好啊，艾早艾晚艾好，你看上谁，领过去就是。”

她当时认为是姐妹之间开开玩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妈妈这个人，工作上的事情死要强，除此之外的大事小事都粗疏，无可无不可。

李艳华眯缝起眼睛，看着草丛中满头大汗追赶蝴蝶的我和艾早。

那年是一九六六年，季节是仲春。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北京悄悄酝酿，天下大乱已经有了预兆，但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对此还没有丝毫察觉。青阳城平静地沐浴在扬子江边雾气蒙蒙的阳光中，桃花杏花把大街小巷点染出一派世俗的繁华。我妈妈刚给我们一人做了一条背带式的围兜，白色府绸的，有漂亮的皱摺和荷叶边，带子系在背后，胸前空出来的地方绣着我们的名字，用的是桃红色丝线。我们穿着它上街，手拉手，一般高矮，相同的眉眼和笑容，每一个看见我们走过去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凝视，脸上浮出一丝惊讶的笑。

李艳华自言自语着：“艾好是男孩，我不能断了你们艾家的后。艾早最大，长女，也不该送人。我就领艾晚吧，艾晚比艾早随和，跟我有缘分。”

我妈妈一下子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李艳华的目光此刻正盯在我的身上，那目光好像变成了两把长长的钩子，从走廊一直延伸到花丛中，灼热而且尖利。

我妈手一软，艾好的身子从她怀中滑出去，又从她的两腿间哧溜到脚背上，头撞上了木推车的一只轮子，瞬间大哭。

一个阳光灼人的午后，我妈妈把我和艾早并排夹在腿裆里，替我们梳头。我妈妈手很巧，她能够用一根塑料的扎辫绳在我们头上扎出十来种不同的花样，那些发式有的像花儿绽放，有的像蝴蝶翻飞，有的像弯弯的牛角，有的像画片里的古代丫环。她这回又换了一种花式：先在额前挑出少少的一绺，编成麻花，一路下去不停地把头发挑起来，加进去，麻花越编越粗，紧紧地贴着头皮，脑袋上像趴着两条黑色的蜈蚣。最后在蜈蚣的尾巴处扎起两条宽宽的发带，打结，用指尖理成玫瑰花结。艾早的是两朵黄玫瑰，我辫梢上的玫瑰是血红。

胡妈在厨房里把抹布摔得啪啪响，黄巴巴的瘦脸皱得像苦瓜。“没见过这样当爹妈的，”她恨恨地说，“一朵花儿样的小把戏，平白无故送给别人家养。”她又弯腰从水缸里舀水到木盆里，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浸饱水，涂上肥皂，在搓衣板上哗哗地用劲擦。“算她聪明，没打我们艾早的主意，否则我甩她个嘴巴子。”

我妈妈可怜巴巴地朝她抬起脸：“胡妈，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哪里想到她会当真呢？”

胡妈依旧愤怒：“那你说什么说？你装什么大方？大方也不能大方到拿孩子送人！”

我妈妈辩解：“不是送人，是让她领过去养着。自己的妹妹，想要个孩子，也怪可怜。再说，都在一个院里住着，早晚还能够看得见，没有什么的。”

“怎么没什么？艾晚一过去就不姓艾了，她要改姓张！”胡妈咄咄逼人，不依不饶。

我妈妈愣了一会儿，松开手里的头发，哭起来。大人的眼泪不像孩子那样成串成串地流，而是好半天流一颗，好半天又流一颗，每一颗都很大，沉甸甸的，浑浊得像米汤。

妈妈一哭，胡妈就不说话了，埋头嚓嚓地搓衣服，胸前挂着的乳房把衣襟顶得直晃荡。

我和艾早趁机互相扯对方小辫上的玫瑰结，把扎好的辫子又扯开了，头发散开披了满脸，像两个小疯子。

妈妈叹息一声，擦了眼泪，拣起梳子，重新替我们梳头发。她没有责怪我们一句。这要是在平时，我们的脑勺上肯定要一人挨一个毛栗子了。

之后，她走进厨房找了一块木炭，把我们的眉毛描了描，又拿出一片红纸，在手心里洇湿，把淡淡的红颜色涂在我们脸颊上，还让我们舔湿嘴唇，轮流在红纸上抿一抿。

我们奔进房间，挤在衣橱的镜子前。镜子里是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妖精，娥眉弯弯，面如鲜桃，唇色艳红。我们撅起嘴巴，彼此做着鬼脸，摆出各种怪异的姿态。

艾早说：“我是最漂亮的仙女。”

我说：“我是狐狸精。”

艾早指着我：“狐狸精是坏蛋。”

我不服气：“那你是坏仙女。”

艾早得意地摇头晃脑：“仙女不坏，王母娘娘才坏。”

我憋住一口气，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好了。自从我们两个人学会说话，开始斗嘴，我从来都没有赢过艾早。但是很奇怪，除了胡妈之外，所有的大人都喜欢我，对艾早却有一种本能的、小心翼翼的提防，仿佛一个人跨进雷区之前，身子会先感到发麻一样。这也正是李艳华选择了领养我而不是艾早的原因。即便艾早不是长女，她没有胡妈步步为营的护卫，李艳华还是会选择我，降服我，把我训练成她的小侍女，小跟班，小克格勃，或者是一块小甜饼，小饵食。

可是那一年我才五岁，快乐，单纯，娇憨，模仿着艾早的一言一行，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我完全不知道从一个家辗转到另外一个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改变。

一支小小的、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春日融融中往城中照相馆行进。

花蝴蝶一样的两个小女孩儿是我和艾早。这也是整支队伍中最亮的风景。我们的小辫子梳得别出心裁，辫梢上扎着漂亮的玫瑰花结，我的是红色，艾早的是黄色。与之相配，我穿着一件红白交色的毛衣，艾早的毛衣浅绿中夹着鹅黄。毛衣的质量很差，几乎有一半都是纱线，其余也是旧毛线染色而成。那时候毛线是紧俏物品，要凭票购买，再说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奢侈到可以有闲钱购买新毛线。但是，在很多时候，品位和情调不一定要靠铺张完成。

我妈妈抱着一周岁的艾好紧跟在我们身后。她高挑，严肃，嘴唇紧抿，目光中看不出是喜是忧。她穿着淡米色凡立丁裤子，裤边翻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作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的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惊奇。他的嘴巴还傻乎乎地张着，口水不断地流下来，把我妈妈的肩头洇湿了一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珠母样的光泽。我曾经听她告诉妈妈说，这毛衣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这件毛衣之外，她家里还有一些漂亮时髦的玩意儿：有一个带拉链的拎包，一个月亮形的发夹，甚至还有一对珍珠色耳环。但是耳环她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如果戴出去，就会被批评，还要写出书面检查，弄不好被扣工资，不合算。她不戴，但是不妨碍她经常拿出来，给我和艾早看看，摸一摸。她许诺说，我和艾早，谁先结婚，她就把耳环送给谁。为了这副漂亮的耳环，我希望我比艾早先结婚。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的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阴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莫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上，把艾好塞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屁股下垫一个方木块，以便在镜头中跟我们差不多高矮。我妈妈自己藏身在艾好背后，双手扶住他的腰，不让他滑掉下去。

我这才知道，需要照相的是我们三个孩子，姐弟三个人合影。我不知道的是，照完这张相片之后我就要跟李艳华回家，成为李艳华和张根本的女儿。

因为面对镜头的紧张，我和艾早都有点过于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艾好则对钻在黑布下面的摄影师发生了兴趣，他以为那人在跟他捉迷藏，于是眯缝着眼睛咯咯地笑。可是摄影师钻出布笼，捏下橡皮球的瞬间，灯光骤然一亮，艾好吓得一愣，紧跟着哇地大哭，身体用劲地往后仰倒，我妈妈赶紧把他抱了下去。

照片洗出来之后，艾好圆睁的眼睛里全都是吃惊和惶惑。他仿佛对这个世界很不适应，恐惧无比，无路可逃，一副欲哭未哭的沮丧。

那天晚上，在张根本家里吃完了一大碗蒸鸡蛋拌饭，我就开始闹着回家。我扔掉了张根本特地买给我的一个花皮球，使劲掰开他的手，哭得声音嘶哑，几近昏厥。我并不明白领养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本能地感觉到我妈妈把我抛弃了，我被我的家人排除在外，遗弃在外。他们谁都不再爱我。我再也不能跟艾早一起玩耍，也不能揪艾好的腮帮子，更不能抠大门上的木屑，而后等着胡妈的一声呵斥。我害怕，惊恐，绝望，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恐惧。我只有用哭声来表达我的抗议和愤慨。

张根本先是盯着我笑，后来就开始五心烦躁，他吼了我一句：“你嚎丧啊！”

我不理他，依旧撕心裂肺地哭，一边哭一边扒他顶在门边的腿，要从门缝里挤出去，回家。张根本回头望着李艳华，有一点幸灾乐祸：“我说吧，这孩子太大了，养不熟的。”

李艳华在厨房里慢腾腾地洗碗。她十分沉着，甚至有几分冷峻，瞥了我一眼，说：“过了这一夜就会没事了。抱只小狗回家还要叫唤几天呢。”

实际上我嚎哭了不是一夜，而是整整一个星期。张根本被我哭得没有办法，跑到我家里，把艾早接过来，陪我睡觉。我每天晚上都是拉着艾早的手，一直哭到睡着。睡着之后我还紧抓她的手不放。我死死地攥住她，指甲掐进她的皮肉，把她的手背掐到青紫。或者我抱住她的一只胳膊，压在身子下面，不让她动，一动我就会惊醒，更坚决地把她的胳膊搂住，藏在怀中。

那段时间，艾早无师自通地长大了，成了我的名符其实的姐姐。她知道要迁就我，怜惜我，礼让我。她伸出小小的手，让我紧紧抓住，如果我不让她动，她就憋住不动。她说：“艾晚，你不要哭啊，我不会走开的。”

可是小孩子都是没记性的东西，仅仅十来天之后，我就习惯了自己身份的改变。我学会了一个人在单独的房间里睡觉。我平心静气地坐在李艳华和张根本的身边吃饭。如果李艳华不准我出门跟艾早玩，我就乖乖地趴在窗台上，往那个凤仙花和鸡冠花次第开放的院子里看。我听到别人叫我“张小晚”这三个字后，不再傻愣着朝别人瞪眼，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名字，是我的称呼，从此之后我做人的标识。

李艳华松了一口气。她开始训练我做家务，从扫地练起。她站着，手里抱着一个茶杯，很有耐心地指点着我：先扫四边，再往中间；先扫床底桌下，再扫走路的过道。扫帚头往前挥，别往自己脚上扫。腰弯下去，两只手要抓住扫帚柄的顶端和中端，松松地抓，否则扫起来不顺畅。

她跑到我妈妈面前报喜讯：小晚都学会扫地了！小孩子要让她劳动锻炼，思想才不会变修。艾早也该学学小晚的样，别让胡妈惯得太厉害。

我妈妈看了看在院子里奔跑着捉瓢虫的艾早，一声也不响。也许她心里舍不得我，可是她什么都不能说。